做精神科医生这么多年，我发现这个职业注定与世俗的“正义”背道而驰。当舆论高喊“杀人偿命，欠账还钱”时，我们却要用脑电波图谱和症状量表，为暴行寻找生物学病因的注脚。看起来我们好像是在为罪恶开脱。

但这不是开脱，而是我们见过太多杏仁核扫描图上炸开的红点，也见过5 -羟色胺（又称“血清素”）浓度低到几乎测不出来。当一个人的前额叶皮质锈迹斑斑，锈渣堵死了理性咬合的齿轮，情绪就像失控的火车，在神经回路的岔道上横冲直撞。而精神科医生的工作，就是要给失控的火车踩刹车——只不过这列火车可能已经撞穿了好几堵墙，而我们还得先判断司机是故意撞的，还是根本没意识到自己在驾驶。

“高能人”的情况就是这样。他患的是双相障碍快速循环型，是双相障碍的临床亚型，表现为抑郁与躁狂状态的快速交替出现，以情绪状态转换异常频繁为核心特征。它如同一个诡异的情绪跷跷板，在高涨（躁狂）和低落（抑郁）中来回摆动，而患者自身往往难以察觉，更无法控制。

追溯病史，他的病症早在两年前就有了迹象。据他妻子回忆，老高曾有大半年时间感觉浑身没劲儿，上课也提不起精神，整个人不想动。这种情况出现过不止一次，而是有四五次。然而一次次的信号都被他们忽略了。在四五次抑郁发作后，他转向了轻躁狂到躁狂，变得精力充沛、雄心勃勃，也就有了后边一系列的疯狂举动。

如果早些干预，哪怕早几个月，或许就能避免这场悲剧的发生。轻躁狂往往表现出高涨的情绪，精力异常旺盛，思维活跃，对日常事务过度热情，自我评价过高，反常的言行高调，行为冲动冒险。但现实是，没有谁会在一个人“精力充沛、雄心勃勃”时怀疑他生病了，大家只会觉得他“有本事”“有干劲”“能折腾”。

从医学角度看，“高能人”的诈骗行为并非精心策划的犯罪，而是躁狂发作的副产品——思维奔逸让他坚信自己具备改造沙漠的能力，情绪高涨让他对风险毫无感知，睡眠剥夺则进一步放大了他的偏执。根据警察掌握的证据，很奇怪，老高筹集的那些钱并没有装入个人腰包，而是去向五花八门，捐给了各种他认为的“伟大事业”。这种病态的“使命感”，与唯利是图的普通骗子似乎有着天壤之别。

可从司法的角度看，立案标准只看行为与结果——他骗了钱，害了人，就得承担责任。

那么，到底怎么判断一个人的行为是病理所致还是自主选择？如何平衡科学和正义？这个问题像根鱼刺卡在医学的咽喉里，也扎进法律的瞳孔中。

司法精神病学便由此诞生。它要求医生以手术刀般的精准剖析犯罪者的脑回路，剖开他们混沌的精神世界。但公众对“精神病脱罪”有着强烈的抵触情绪，就像那位警察说的：“他有病就能随便害人？！”

这些年，每次去监狱出诊时，这个问题总会在我脑海里打转。

我曾见过一个清秀的小伙子，因杀嫂被判无期徒刑。因为在狱中“畏罪自杀”，被叫了精神科会诊。他见人时缩着脖子，手铐磨出的红色痕迹像套了圈橡皮筋。我问他为什么自杀，他说：“觉得自己很没用。”他从小父母双亡，跟着哥哥生活，一直被嫂子嫌弃是“拖油瓶”。那天因为他没把冰箱门及时关严，嫂子又骂他是“没用的东西”。常年压抑的情绪突然爆发，他眼前一黑，抄起菜刀看都没看，一刀抡在了嫂子的颈动脉上，血喷得满屋都是。那年他20岁。根据他的描述，能判断他的抑郁症已有五六年。

还有个纵火烧山的老汉，入狱后每天黎明前准时面壁跪着，说是在“审判影子”。狱警起初以为他装神弄鬼，直到某天发现他对着空墙咆哮：“你凭啥说我闺女被山鬼抓走了？放屁！”后来调档案才知道，他女儿10年前在山里失踪，再也没回来过。他的病历本上写着“关系妄想伴被害妄想”，但刑期照旧。

我们将妄想发作期的烧山行为判定为“放火罪”，却习惯性地把抑郁期的自毁倾向简单归为“畏罪自杀”。这种割裂式的判断，就像把台风中的海浪单独定罪，却拒绝承认气象系统的存在。

更无奈的是，医生往往在悲剧发生后才介入。就像“高能人”，抑郁时没人带他看病，案发后才被送来，而这时医学能做的，不过是给一场已经烧光的山火写个起火点分析报告。

然而，目前警方最需要的不是我们的“分析报告”，而是需要我们交人。

那几天，护士站的电话响个不停：公安局催进度，家属问病情，还有债主们不知怎么得到的消息，打过来讨说法。唯独“高能人”一直安静地躺着，仿佛这一切都跟他无关。护工一边给他翻身拍背，一边咂嘴：“治病的和抓人的都急，就病人自个儿不急。”

走廊尽头烟灰缸里的烟头越堆越高，警察的耐心也随之一点点耗尽。第五天他们下了“最后通牒”：“姜主任，明天我们必须把他带走了。”

那晚查房，月光透过窗户，在“高能人”脸上投下阴影。他的呼吸浅得几乎看不见胸廓起伏，唯有监护仪上微弱跳动的绿光，证明这具躯体尚未放弃生存需求。

经过医院伦理委员会的紧急磋商，在确保基本医疗监护条件的前提下，我们最终签署了转交文件。

交接时，“高能人”仍像块冻硬的腊肉，直挺挺地戳在病床上。护工给他脱下了病号服，换上了入院时穿的衬衫西裤。他胳膊僵成直角，肘关节卡在衬衫袖口，活像个木偶。两名警察一左一右，将他从床上抬到移动病床，并把他的两只手并拢在腹部，“咔嗒”一声戴上了手铐。

就在手铐锁上的一刹那，老高一直僵直的身体猛然抽搐起来，像生锈的机器突然通了电一样。等我们按住他，发现他刚换好的衣服的后背已被汗水浸透了。

“装得还挺像。”我听见有人嘀咕。

“高能人”就这样被推了出去。走廊里挤满看热闹的患者。有个老头儿突然拍手唱起《送战友》，跑调跑到西伯利亚，被护士哄着拖走。老高的妻子没哭没闹，只把一条蓝围巾塞进他的外套口袋。围巾角绣着一个“高”字，线头早散了，像团被雨泡烂的蒲公英。

警车卷着尘土开远了。女人拖着沉重的脚步，回到病房收拾东西，帆布包敞着口摊在床头柜上，如同她此刻空荡荡的神情。她把搪瓷缸、半管牙膏和丈夫的几件衣服胡乱塞进包里，最后是那副裂了一片镜片的黑框眼镜。老高木僵的这几天，它一直被搁在床头，偶尔被护士调整角度，仿佛在替主人窥探这个不再需要他的世界。

警察找来后，老高妻子曾跟我坦白，她就是想带老高来医院躲一躲的，没想到还是躲不过去。

“他不是坏人，”她摩挲着眼镜腿上泛黄的胶布，“他就是魔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