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需要意象。比如我的小说《平原上的摩西》里出现的烟还有雕塑，作为意象它们是比较一般的，姑且以此举例吧。

这两样东西都是真实存在的，沈阳确实有个巨大的毛泽东像，在医大一院的旁边，南京街上。想到烟盒是因为我小时候就收集烟盒，我爸小时候也喜欢搜集烟盒，传染给了我，我小时候特别爱捡烟盒，捡了好多烟盒拆散摊平夹在书里，搞得好几本书像肉夹馍。现在这种爱好我想基本上消失了，因为确实不太卫生。“平原烟”的名字是我自己虚构的。

这些东西是我占有的素材，那怎么调动出来，让它成为一个意象？越真实，才越会成为某种意象，特别虚假的东西成为不了意象，一下就被人戳破了或者它的意义实在指向性太强，也没意思。比如说毛主席像，我会尽量写清楚它底下有多少人在保卫着它，写得越精确，它的意味越深长。有些东西当你写得越毛发毕现，它看起来越不真实，现实之外的东西就会溢出来。

比如说一把椅子你要把它单拎出来，不停地写这把椅子，长宽高，质地，颜色，坐上去舒服不舒服，四条腿平不平，它就会怪怪的，产生别样的意义。雪莱说过一句很妙的话：“去想象我们所知之物。”既然已所知，何必要想象呢？因为很多我们自以为的所知，其实掺杂了想象。在古希腊的时候，有人把历史当做一种修辞，所以说人类社会的真实是一个很复杂很模糊的概念。当你去写作的时候，就没有所谓的写实了，实在的东西已经不存在了，已经通过你大脑过滤了，唯心的东西对于写作还是必要的，你脑海里那把椅子，当你把它写出来的时候已经属于另一个世界，小说世界里所有东西其实都是带有某种精神性的东西，就是你自己看怎么操作，这个之前也说过。

我们都知道意象是有所指的东西，但当你打算去写一个意象的时候，不要将它太概念化了，不要太虚假了，也就是所谓的符号化，比如说上帝就代表命运的力量，风代表自由，这种东西太简单了，也不独属于你。任何一个东西都可以是你的意象，它是随手拿来的一个工具，但是最好独特一点。我一直说文学需要自由，另一个重要的点就是独特，追求独特的过程无须太刻意，但是可以动动脑筋。

具体一点来说，比如当你想在作品中表现一种无法掌控的力量的时候，你最好不要把它具体为一个叫做“上帝”的东西。上帝本身是特别滥俗的一个意象，因为我们对上帝有共同认知的形象，一看到上帝，大家就会想到同一个东西，同一种力量，这个是没意思的。也许你可以首先想到他是你哥们儿，他具有着某种神力，或者他是你的男朋友，某一天不知道被什么玩意儿开了光，这都是有可能的，他是你身边的人，将意象与人物连接起来。他甚至可以是一只青蛙，一只刺猬，甚至只是一个声音，这才是小说的思维方式，如果大家读过《大师与玛格丽特》，关于这个问题我想就会有很深的体会，不用我多说。

再比如火车这个意象，有很多人特别迷恋火车，我也是，当然现在的火车声音噪音都很小，我特别迷恋那种噪音“哐哐哐哐”的老式火车。世界上第一部电影就是卢米埃尔拍的《火车进站》，人类对火车的迷恋持续时间是很长的，估计从火车这种东西诞生的第一天就开始了。

在我的小说里，应该是《光明堂》吧，火车穿过了艳粉街，它代表外来的一个东西，代表着远方，但是它其实是个过客，里面的人兀自吃喝，谈天，睡觉，外面的人站着看，被它震撼，目瞪口呆，它从陌生之处来又到陌生之处去，只是经过此地的这么一个东西。

这东西就很有意思，大家对它有向往，但也有一些恐惧，也许它就象征着时间，奔流不息，逝者如斯夫，或者它象征着小说里某一个人的命运，庞大、呼啸而来的命运。在《跛人》这个小说里，火车可能象征通往成人世界的一个隧道，像哆啦A梦的时光机一样。

电影里火车的意象也很多，比如侯孝贤很多电影一开场“哇”一个火车从那隧道里驶出来了，就像海水涌出来一样，时间澎湃而过，不等待任何人，有点从时间隧道“咣”的奔涌而出的感觉。

好的短篇小说经常会出现好的意象，比如福楼拜《一颗纯朴的心》中的鹦鹉，一会是圣灵，一会是标本，持续地折射着女主人公的精神世界。比较奇妙的是，在小说中，鹦鹉本身就经历了一个意象化的过程：开始的时候鹦鹉就是鹦鹉，“它叫琭琭。身子是绿颜色，翅膀的尖尖是玫瑰红，蓝额头，金脖子”。之后，鹦鹉变成了“有点分量”的东西，全福以为琭琭丢了，失心疯了，这时就觉得一个有点分量的东西，轻轻落在她的肩上，“原来是琭琭！它干什么去了？或许在邻近散步来着！”再之后，琭琭死了，“在笼子当中，头朝下，爪子在铁丝的空当”。全福把它制成了标本，这小段的描述很厉害，“它终于来了，神气得很……侧着头，咬住一颗核桃。做标本的爱装潢，还给核桃镀了金”。全福把它“藏”在她的屋里，注意这个动词，非常准确，好像我们看到了全福的神态动作，小心翼翼地近乎一种失常。自从琭琭成了标本，全福“想起过去的年月、无足轻重的动作，一直想到它们的细微末节，不但不痛苦，反而充满平静”。鹦鹉的象征性逐渐代替了那个活的鹦鹉，之后福楼拜直抒胸臆，把这件事情说清楚了，“由于和圣灵这种联系，鹦鹉神圣化了，同时在她看来，也就变得更生动、更容易理解了”。这个“更生动、更容易理解”是非常高超的洞察，同时几乎可以用于理解从物件到意象的转换的奥秘。最后全福“养成崇拜偶像的习惯，跪到鹦鹉面前祷告”。

说完意象的重要性，还是要指出来有时意象丛生的小说并不一定是特别高级的，要看情况，没有明显意象的小说也可以很好看，比如《妻妾成群》这个小说里是没有大红灯笼这个特别强烈的意象，但是它的象征无处不在；在电影《大红灯笼高高挂》里提炼出了“大红灯笼”这个意象，使其很显眼，哪一个更高超一些，大家会有自己的判断。

汪曾祺在1940年代的时候曾经写过一些意象型的、比较现代派的小说，他当时写过一个小说叫《复仇》，讲述了一少年为父亲去复仇的故事，有许多意象的流动，等到后来80年代汪曾祺复出的时候，他完全放弃了这些意象化的东西，主要写自己熟悉的民国小镇里的人情，一段已经消逝的人情社会。

有时候提炼意象的动作会破坏小说，“提炼”两个字本身就有点工业化。他的那个世界本身就很动人，不需要去象征什么。《受戒》里讲一个小孩去当和尚，遇到英子，俩人划着桨，英子问“我给你当老婆，你要不要”，和尚说，“嗯”，英子说，“什么叫‘嗯’呀！要不要，要不要”，和尚说，“要”，惊起了一只水鸟，擦着芦穗，扑鲁鲁鲁飞远了。这里面没有什么意象，也许水鸟是？我觉得不是，但它本身很动人就可以了。

汪曾祺的师傅沈从文，他的《边城》虽然写的也是湘西的乡村图景，但这个名字还是有一定的象征意义，跟都市相比较而言，它还是一个世外桃源啊，包含真善美啊，当然沈从文写的这个农村也有很多残忍的东西，但是主要还是有一种缅怀的角度。

到汪曾祺手里的时候，沈从文写《边城》时那种略带了一些象征的感觉已经变得很弱了，汪曾祺想要去象征什么的小说，通常都写得不好。比如他有一篇叫《徙》的小说，讲的是一代宗师谈甓渔有个门生高北溟，他一直想像北海之鹏一样展翅高飞，虽然天资不高，但为人勤奋，考中了秀才，但是因为时代发生了变化，废科举，兴学校，他只能考师范去教书。然而教书的路也不平坦，他和周围的同事不和，去理想的学校教书的机会也落空了，一生之中最大的两个愿望——为恩师刻印文稿，送女儿去读大学，最终都失败了，随着女儿、女婿的死，终于承受不住打击，郁郁而终。

这个小说象征意味还是比较明显，但不是汪曾祺最好的那一类小说。他可能更适合写世态人情的一个社会，写两三个他心有戚戚焉的人物，写得非常圆熟，包含了大千世界的喜悦和哀伤。

意象这东西对于初学者来说比较好用，就是你先去抓这意象，这个抓手可能会带着你飞驰起来，但如果你把这个抓手做得太明显、太刻意，当你到了这个程度的时候，这个意象就变得越来越虚假，就像电影里的威亚，后期没有擦掉，一下就穿帮了；有的时候它可能比较做作或者太文学化了，无法做到润物细无声。也不能说当小说彻底文学化的时候，它就向诗靠近了，诗和世界的关系也没有这么简单，所以说写短篇小说要有写诗的雄心，不只是指意象这个层面。

那么我再分享几个意象强烈的小说。比如梅尔维尔的《白鲸》。《白鲸》是个典型的意象明显的小说。白鲸大概代表了信仰，也许代表了上帝，也许代表人类无法摆脱的命运，无论如何它是典型的一个意象型的小说，你总是觉得白鲸象征了什么。它的开头第一句是“你就叫我以实玛利吧”，似乎他本不叫这个名字，请读者暂且以此称呼他，可以说，这个小说从开篇就建立了一种真和假、事实和隐喻之间的关系。

海明威的《老人与海》看似写得很实在，写的是捕鱼小镇的日常，比如说洋流怎么流动，这个季节会有什么样的鱼出现，事无巨细，其实无处不洋溢着象征，尽管海明威很反对象征主义，但我认为《老人与海》还是一个象征意味很浓的小说，而且跟《白鲸》有承继的关系。

你很难说这些日常的描写是不是意象，具体象征了什么东西，有批评家去解读这些细节，他们说这些内容都跟《圣经》是暗合的。当然这是批评家自己分析的，海明威并不承认，但我觉得海明威有可能是在这个作品里成套地设置了一个意象系统，他当成寓言故事在写，只是他自己不承认而已。

意象有时候不需要这么强烈的指代，当你写得比较纯熟一点的时候，一把手枪，或者是一个早晨，或者一个吻，或者一个破旧的沙发都可以作为意象，它的指代性不那么明显，不要让它只代表了某个概念，你会感受到它属于你这个小说，它应该在此出现，某种程度上说，这就是小说的味道。

如果你连意象都没有掌握，你还不知道意象是什么东西，你写出来都是散碎的、没有指向的东西，那是另一码事。如果你很了解意象指代什么东西，你很清楚自己写一篇小说的意图，你其实就要着手减少意象的使用，使小说走向更复杂、更多面的这么一个方向，换句话说，你这么思考的时候，你的小说的意图也在向宽阔发展。

契诃夫的《套中人》，写一个小城的中学古希腊文教员别里科夫，他在晴天也穿着雨鞋、带着雨伞出门，习惯把一切日常用具装在套子里面，好比一个装在套子里的人。他与世隔绝，却喜欢到处告密，长期危害这个小城居民的自由，小城的生活因为他这种人的存在变得死气沉沉。

这个主角一直生活在套子里，他的象征就蛮明显的，是保守、守旧，死气沉沉的一个感觉。在契诃夫的整个小说序列里，这个小说肯定不是最好的，他更好的一些作品都是难以琢磨的，说不清楚到底象征着什么，但是又意味深长，那些作品是超越了《套中人》的，包括他的戏剧，《樱桃园》等等，“樱桃园”本身也是一个意蕴复杂的意象，你可以从契诃夫的创作路程里感觉到意象怎么使用会更高明，他大量的中短篇小说里确实包含了五花八门的意象。

之前提过《醋栗》这个小说，《套中人》《醋栗》《论爱情》都是契诃夫晚期的作品，合称小三部曲，相比较而言，我觉得《醋栗》的指代性可能稍微复杂些。《醋栗》的主人公尼古拉·伊万内奇是一个省税务局的公务员，也是个没落的小贵族，他的理想是买下一个庄园，回到乡下去生活，有自己的仆人，他对拥有一个乡下庄园的执着越来越具体，他每次就想象，庄园里一定要有醋栗，等到他真的买下一个庄园的时候，他第一件事情就是去种植醋栗，尽管种出来的醋栗很酸，他还是不停地要吃，吃到嘴里去，吃很多，晚上就搁那儿一直吃，你说醋栗象征啥呢？不可抑制的庸俗的理想？眼前事？我也不知道，醋栗这个东西本身它不具备意义，这个人物不停地追寻它，不停地想要得到这个东西，使得醋栗这个平平无奇的东西产生了意义。就像我们之前说的，意象一定是具体的，不是符号的，醋栗在这个作品中肯定是有所指射的，这种指射也不是很复杂，你可以感受它，从它的名字中，从它的酸味中，很多读者一定感受到了醋栗的象征意义，因此也进入到了这个小说的内部，它并不是含糊的，不可解的，故弄玄虚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