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跛人》所写创作谈。那一年《收获》组织了一次青年作家专号，分两期共发表二十一篇小说，其中包括我在内的十六位青年作家都是首次在《收获》发表作品。《跛人》发表于当年第四期，为首期专号八篇小说里的第八篇。

在很久之前，好像是上初中的时候，我曾经从图书馆借出一本书，叫做《枕边的辉煌》，副标题是“苏童选：影响我的十部短篇小说”。这套书有好几本，我当时问了管理员，为什么其他几本空有条目而没有图书，她指了指身后墙上的石英钟，时间是差一刻五点，她要下班了。我带着这本书回家，看了几遍，有的篇目完全没有看懂，里面有篇卡佛的《马辔头》，译者是主万，我特意查了一下“辔”字的读音，用铅笔写在旁边，但是并没能帮助我理解卡佛的世界。但是不知为啥，这本书我就是不想还回去，即使是不懂的篇章也看了多遍，张爱玲的《鸿鸾禧》还抄了一部分，她那种冷峻的妙喻，过了多年我还记得，“玉清是银幕上最后映出的雪白耀眼的‘完’字，而她们则是精彩的下期佳片预告”。里面最奇妙的一篇叫做《阿拉比》，每次看都好像跟着那少年走了一趟寥落的夜市，虽然心里知道，这篇小说绝不像我理解得那样简单，可那种少年的孤独和当时的心境贴在一起，觉得每一笔都好像在写我，我住在都柏林的北理奇蒙德街上，为了一个长我几岁的女孩儿，走到一个陌生的世界里去。

2011年我尚在单位任职，白天上班，夜里写小说，抽掉了一箱“中南海”，写了一部长篇小说寄给《收获》。一个月之后，编辑走走给我打来电话，问我是谁，在做什么，小说先留在那里，保持联系。放下电话，我跑去公司浴室冲了一个澡，唱了半小时歌，隔壁女浴室的人听得真切，以为公司混进了疯子，赶紧擦干自己走掉。后来那部小说没能在《收获》发表。第二年夏天，夜里睡不着，想了想村上春树，喜欢爵士乐的村上春树，一直在跑步的村上春树，黄牛一样写小说的村上春树，又想了想一年前和走走通过的电话，第二天一早就去辞职，然后回家开始写小说。我觉得，我应该可以写小说，那就写小说好了，别的事情，也想了一些，但是后来都忘记了。

实话说，我是抱着希望能在《收获》发表小说的态度在写小说。文学的境界浩渺无际，我的境界很低，有很长一段时间，我仅是想证明自己是能写的，我干过很多事情，但是我最应该写小说，这是我唯一需要的证明。一年过去，我没有发表过任何东西。我时常想起《阿拉比》，那枚少年紧紧攥在手心的银币。

2013年11月，我有几天没怎么睡觉，儿子出生，家里乱做一团，想起尿不湿的价格，实在不容易入睡。未来就像一条幽暗的隧道，时有微光闪过，但是看不清隧道那头是啥东西。我整三十岁，感到恐惧。我忽然明白了《阿拉比》写的是什么，就在那缺少睡眠忐忑不安的亢奋中，我明白了《阿拉比》，那是一个少年站在如丛林一样的成人世界前，感到的孤独和战栗。我比那孩子大很多，但是我和他一样。于是我关上门，开始写一篇叫做《跛人》的小说，两天时间就写好，通常我对修改是不厌其烦的，但是《跛人》几乎没有怎么更动。我让他们走上绿皮火车，自己就跟着登上了那列火车，男孩儿退却的时候，我为他和自己感到羞耻，刘一朵消失的时候，我就站在庸常而平静的成人生活里想念她。

后来听说这篇小说可以在《收获》上发表，我很开心。一年多的时间过去，我的想法变了很多，只是希望自己能一直写下去，并且写得好些。一年里我写了十几个中短篇小说，每篇都不太一样，我不太喜欢“风格”这个词，觉得风格就是约束。风格应该像呼吸一样，是自然发生的，无论你做什么都会发生，我努力乱写，罔顾风格，并从中得到快乐。我看重语言，极端看重。语言是小说的源头，也许现实是另一个源头，但是我总觉得语言是一个更重要的源头，因为语言本身即有虚构性，当你叙述的时候，必然和现实分离。纳博科夫发现了这点，他认为小说是和现实世界比肩而立的另一个世界，现实世界仅提供材料，小说即神话。我觉得这一切的基础，是语言的虚构属性，好的小说家通常不自觉地掌握了这种属性，顺利地完成了从现实到小说的跨越，掌握语言的秘密是小说的开始和小说的终点。我喜欢故事，故事并非故事性，而是故事本身，小说不是哲学或者社会学的分支，“小说家并不是人类思想巨轮上的一个小小齿轮，而是想象文学的巨轮的一个小小齿轮”（菲利普·罗斯语）。小说当中存在思想，但不是思想的奴隶，故事和想象才是小说的命脉，急于倾诉想法的小说在我看来是无机物，而饱含着故事智慧的小说才具有有机性。

当年那张图书卡是父亲帮我办的，他热爱读书，不求甚解，有趣或者无聊是他的标准。十几年过去，那张图书卡已不知所终，我也失去了许多其他的东西。我竟成了一个写作者，准备一直这么写小说。每想起这件事，我就想起了所有的事，他给了我手中的银币，我去阿拉比，或者不是阿拉比，那里一枚银币就富可敌国，永远不会打烊。

我就这样怀着恐惧和期待，去找我自己的东西。

---2014年7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