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小说月报》所写创作谈。《聋哑时代》最早连载于文学期刊《鸭绿江》，后单独成书于2016年，由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封面由颜禾设计。新版《聋哑时代》由理想国出版，2020年上市，增补首版认为不恰当文字几千字，其实影响不大，因为无论增减这个小说都不算精当。新版封面设计者为陆智昌。

《聋哑时代》动笔于四年前的这个时候，初春，大风，树枝上没有花朵，还是起劲地摇摆。我从台湾领了一个小说奖回来，自我感觉很好。走进台北的小巷，看见一家二手书店的玻璃上写着：在这样的时代，我没有饿死已经是万幸——殷海光。地上湿漉漉的，好像刚下过雨，朋友用他的徕卡相机给我拍了一张相，我背着挎包，坐在廊下，手里夹着烟，若有所思，当时我在想什么，早已经忘记，包里装着我的奖杯。但是那段时间一直萦绕在我脑海的一件事情，大概是，我想吃写作这碗饭，赴汤蹈火，写出牛逼的小说，还有，尽量不要饿死。如此一想，整个人都显出另样的气度，朋友后来说我洗出的照片像奔赴刑场前的匪谍。不过从桃园机场起飞，香港中转，夹在人流里等着误点的航班，便知现实世界从未退却，在自信满满地等你。九个小时飞机没到，无处可坐，吐了两次高粱酒，终于挨上飞机。飞临东北领空，顿觉两腿发凉，管空姐要了一条毛毯。走出沈阳桃仙机场，大风涌荡，一位妙龄女郎把一口浓痰吐在面前的柏油路上，然后打了一辆黑车驶向市区。打开手机，无数条短信，基本上是询问档案放在哪里，新做的表格在哪个文件夹，还有，银监局马上就到，赶紧整理一下材料，不要给领导打脸。我终于想起，我是一名银行职员，就职于一家省级银行，红白喜事从未缺席，擅长用快捷键操作表格，还有，每个月工资卡都有入账，那个余额变动的短信音乐是——《加州旅馆》。

于是我把奖杯放进房间的高低柜，跟儿时穿过的旧衣服放在一起，换上白衬衫，系上皮带，坐公交车继续上班。同时我偷偷地建了一个文件夹，起名叫“聋哑时代”，每天下班就写，第二天早上忘光，回来再写，周六周日写两个白天。之前我吸烟，但是不规律，有时跟人蹭一棵，从不自备。“聋哑时代”开始后，我买了几条中南海，因为实在写得艰难：一是时间上不太宽裕，写着写着就已经夜深，抽烟提神；二是，小说本身，是压抑了我十几年的故事，就像是中了玄冥神掌，虽然没死，不过寒毒在身，时不时就要发作，写作的过程如同练习一种内家心法，这是不宜为外人道的战斗，数次周身笼上寒霜，看那烟头的火苗，一点点视觉的温暖也是好的。不得不承认，当时我怀着巨大的野心，不单为自己，也为如自己一样的人们做传，我无法估量自己到底写得好不好，因为孤身一人，评价体系只有自己，况且，写得好不好在这个时候已非第一要务。但是我确信，我拿出了真心，那时我二十八岁，能喝小一斤白酒，跟客户吹起牛逼也从不觉得可耻，但是我明白自己没有改变过，还是初中时候那个怯懦的孩子，极为贪恋夸奖，承载父母期望，可是一切到头来都是失败，中考失利几乎使我丧失了一切存在的必要，曾经聪敏的少年弓着腰，深一脚浅一脚向前走去，可是什么目标也没有。我曾经试图跟某个巨兽搏斗，那个东西就在我眼前，可是伸手去打，又发现它高高在上，回头想逃，却被一脚踢翻，翻身坐起，发现它已踪迹不见，原来已经进到心里，拔除不去。

一个玩具损坏了，只要不去动它，看上去还是好的。但是我还是决定动它一动，即使碎了，碎片也是我自己。旧衣服里的奖杯，可能某种程度上给了我一些力量，还有台湾那永不止息的暖风，不易觉察的小雨，把我当成努力写作者的人们。我觉得自己是可以写的，即使身边无人知晓，即使整理一盒档案也经常丢三落四，不过我觉得自己可以写，就让写这件事占据自己，引领自己，治愈自己或者摧毁自己，就把自己交给写，好像从这个念头出现的时候就已经别无选择。

写了六个月，改了三稿，标点也都花了心思，还傻逼呵呵地加了注释。瘦了五六斤，中途基本上戒了酒，酗烟，一切交际都停止了，写完那天，打开窗子，发现窗户这么轻，路上的人都穿着短袖，太阳酷烈，已经是夏天了，我身上也穿着夏天的衣服，可是完全没有意识到。我知道自己再也写不了这样的东西，可能我成了另一个人，从那时开始，我就要作为另一个人活着。

无人出版，也没能发表，就一直放在电脑的D盘里。第二年辞职，专心写作，写了一年，未发表一个字，全都在电脑的D盘里。收入当然没有，但是开心异常，看看手掌，掌纹复为肉色，往事都说进了树洞里，泥巴封好。虽然还是弓着腰走路，但是借着天光，能看清脚前的一块路，迈一步过去，就向前走了一点。有时想起叫殷海光的那个人，觉得很好，他是我的朋友吧。

如今这个东西终于要拿出给人看，从内心上，我是惶恐的，因为太疼，就有点不好意思。但是从另一个层面，我是坦然的。如果有人承认我现在是一个说得过去的写作者，那恐怕也得承认我四年前也是，从那时候开始，关于一切痛苦和欢悦，我都准备好了。

---2015年4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