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民治·新城市文学》写的创作谈。这个刊物是民刊，主编为裴亚红老师。所谓民刊，即没有刊号，也不许售卖的文学刊物，只能在小圈子内流通。不过《民·新》一直办得很好，所采用的稿件品质很高，那阵子只要寄到，我都会马上打开看。《民·新》的稿酬也较一般期刊为高，且不耽误在其他地方发表，等于是像我这种自由写作者的额外收入。这个刊物现在换了主编，据说也发旧体诗了，我再没收到过。

这两篇小说，写作时间相距很远，大概两年，现在回头去看，好像左手和右手写出来的区别。《安娜》写于2011年，我二十八岁，在小说上刚刚有点企图心，憋口气写了个长篇，九个人物从四面八方走来，又向着四面八方失散。《安娜》是其中一个，写得最快，几乎没改，就去写一个人。过了一年，翻出旧稿来改，发现当时确实真心想要写好，所以写得不好。改来改去，只有《安娜》改得最少，发觉这是一个短篇，于是从中拎出来，当做短篇来改，才终于改了几遍，成了现在的模样。我爱安娜，她由我臆造，可是吸纳了我真挚的爱情，她是我写过的一些女性人物的胚子，好像酒的原浆，用一口大缸埋在地里，回头在上面盖了一座酒厂。我还没有信仰，常感宇宙之残暴，恶的毒液注进人的身体，有人试图用一生去挤，有人把它聚在舌尖，给挚爱的人深情一吻。在有毒的土壤里，在恶的浊水旁，也可长出小花，那花如果有那么一点美丽，就值得去写一写。证明在黑暗里穿行的人们曾经有过几刻的闪耀，用得上文学。

《大师》写于2013年，我三十岁，希望能一直写小说，事情就有些棘手，人生大事的钱东挪西凑，总算有了着落，每个细节也都敲定，一块石头落了地，至少能够看上去体面一些，有的时候体面是一种苦刑，也是一种福祉。在大事的前几天，我一口气把《大师》写完，有人说阿城的《棋王》珠玉在前，棋的事儿也许不那么好写。我觉得虽有高峰耸立，到底是别人的高峰，自己在自家院子挖些土，堆一个土丘，到底是自己的土丘。《大师》写了一种生活，也许是献祭，或者是别的，总归是一种人的生活，不是大多数人的生活。我的父亲活得不算长，可是已经赢得了我的尊敬和思念，他极聪明，也极傻，一生匆匆而过，干了不少蠢事，也被少数几个人真正爱着。没有人知道他。《大师》不是为他做传，因为完全不是他的故事，但是《大师》某种程度上是我的决心，我希望能把在他那儿继承下的东西写在纸上，如果我和他一样，无声无息地做着自己的事，然后结束，那也不错。只是曾经抵达过的灵魂的某个地方和为此流过的血，自己不应当忘记。

想起抗战时期日本人打进某城的时候，有一群伶人穿着戏服，扮成秦琼关公骑着战马去抵抗，真是滑稽的人。我希望我们都来做滑稽的人，那也许同时也是一件相当牛逼的事。

---2014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