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席”讲稿，实际所讲与此出入很大，演讲前一天一夜没睡，因为广州大雨，飞机晚点，落地已是凌晨，洗把脸就去彩排了，下午讲时基本上是梦游状态。后来没再参加过类似这种演讲，一是太累，二是所讲的东西也不一定是真的。

大家下午好，我是双雪涛，是个写小说的，沈阳人。今天讲的题目叫《冬天的骨头》，其实这个演讲的题目憋了我很久，导致我一直悔恨答应了这么一个事儿，一个写小说的人应该躲起来才好，源源不断地制造幻觉和梦，自己躲在这些梦的后面，这是恰当的自闭，也是恰当的自由。当然大家知道有个叫塞林格的作家，写了几部好小说之后躲了几十年，但是这几十年他也没写什么东西，如同在闭关修炼绝世武功，但是一直没有出关，所以这种方式可能也有些问题，自闭的程度也得找好。另一方面，咱们一席的老师告诉我，可以说东北话，也可以讲故事，这给了我挺大的信心，因为我不太会讲什么大道理，只能讲些故事，从小就比较爱讲故事，但是这些故事如果不用东北话讲出来，就不能称之为我的故事，上述种种，使我今天忐忑地站在这里，觍着脸与大家见面。今年讲的题目叫《冬天的骨头》，大家知道，在2010年，有这么一部美国电影，叫这个名字，根据同名小说改编，是后面名声大噪的詹妮弗·劳伦斯演的，讲的是一个找父亲的故事，而且事实上，她的父亲是个毒贩，已经死了，她也逐渐清楚，所以就变成了找她的父亲的尸骨的故事，电影的结尾她终于找到了，尸骨冻得邦邦硬，沉在水里，从水里捞上来，我记得是在夜晚，夕光已逝，一叶小舟凝在河面，她的一个长辈从河里将尸骨提上来，将手锯掉，她拿在手里，电影也就结束了。

我今天要讲的故事，可以说和这个电影既有关系也没关系，到底是什么样的关系，我自己可能搞不太清楚，可能需要大家回去帮我想想，我先讲我想讲的关于骨头的故事。我是个东北人，在东北生活了三十几年，已经无法变成另一种人，而我想大家对东北人的想象有很多是从各种各样的公共界面来的，比如赵本山的小品，比如人参、鹿茸、乌拉草；有些人也认为东北人可能从早到晚就在做两件事，唱二人转和打架，也不能说完全不对，但是简化性的思考其实是非常恐怖的事情，历史上很多的灾难都是从简化性地思考一撮人开始的，具体例子我就不列举了，省得引起不必要的争论，而争论很难产生真理，鲁迅先生一辈子都在争论，可真理还是被其他人搅浑了。我对东北的感觉，首先是冬天，从某种程度上说，冬天是东北的灵魂。我小时候，冬天是非常冷的，每到冬天，那种漫天大雪，雪花扑得人无法睁眼，是经常有的。有时候雪下一夜，第二天一早，雪停了，世界像一枚悬停的琥珀。那时候住平房，我住在艳粉街，一片巨大的棚户区，布满了社会上不需要的人，残疾人、刑满释放人员、妓女、流氓。房子的质量都很差，地基通常下陷，我家就是，门槛要比地平线低一块。所以整夜的雪下完，早上门是推不开的，我和我爸就拎着铁锹从窗户跳出来，把门口的雪铲到路边。等我们俩干完活，我妈的面条已经煮好了，头顶冒着热气，好像内力非常强的样子，其实是热汗引起的雾。进屋吃面条，他们俩上班，我放寒假，就跟一些同龄的伙伴在雪里玩，雪堆得高到一定程度，是可以挖成宫殿的，宫殿和宫殿连接，玩地道战。还有抽冰尜，冰尜就是一种陀螺，底下是一个钢珠，主体是木制的，像是倒扣过来的钟。冰尜做工各有不同，最好的是用一种密度非常高的木头车的，我到现在也不知道那是一种什么木头，据说是垫在火车铁轨底下的木头，转起来极快，好像要钻到地里头。鞭子也是自己做的，绳子上系个扣，这样能更好地带动冰尜。我有个邻居，叫老李，是个老实人，平时就在艳粉街修自行车。住的离我家也就隔一条街。他能做特别好的冰尜，但是他独居，据说女儿在国外，这在我们那儿是非常传奇的事儿：一个修自行车的，女儿在国外读书，至于在哪里读书，他总是含糊不清。他平时话很少，穿个破棉袄，叼一支烟在路边给人粘车带，所以他的冰尜都是做给别的孩子，我忘记了我是否央他做过，我可能是没有成功，我的冰尜一直不太出类拔萃。

我们那里的孩子都比较彪悍，比较野，我有个邻居是个女孩，没有母亲，父亲老打她，使得她较早地积累了很多战斗经验，在街面上相当有威望。有一次我跟她打架，把她的头发薅下来一撮，晚上在家睡觉，感觉怎么这么冷啊，我爸我妈也说冷，下炕一看，门让人卸下去了，就是这个女孩，连夜把我们家门卸走了。门就是个铁皮，不太保暖，但是也得有啊，第二天我去负荆请罪，让她给了我两下，才把门要回来。这个女孩，经常跟老李玩，老李给她做冰尜，我不知道她现在在哪里，是不是还记得这件事情，老李给她做的冰尜还有没有。

1997年左右吧，我们这片街区来了几个陌生人，打听老李住哪儿，老李当时正坐在灶台边吃饭，他们几个进去，问了老李一句话，具体是什么，不知道，应该就是分散注意力用的，可能问了一个人名吧，然后就把他按倒在灶台上。之后就是搜查，问他钱放在哪儿了，他就是沉默，后来在他家的房梁上，方方正正好多牛皮纸包着，都是钞票。原来这位李师傅就是我们东北那几年非常著名的三八大案的制造者之一。他之所以落网，是因为另一个修自行车的师傅，这位师傅有个本领，对人脸过目不忘，所以把他认出来了。老李在团伙里负责蹲点，而他的女儿也确实在国外，在日本学法律，他出事之后还回来为他奔走辩护过，终于还是失败了。这件事发生在我十五六的时候，对我有很大的震动，在我眼里他是个非常正常的人，不酗酒，也没有什么麻烦事，怎么搞出个这么大的事情，人的生活，人的面目，关起门来，是什么样子，非常难以确定。我们能看见人的肉身，看不见人的骨头，而到底哪个是真的，很难说清楚。他是个下岗工人，他后来接受采访也说，觉得迟早要被抓到，也许是在等待这么一天。让他最后给女儿留几句话，他想了想说，没有必要，我女儿是个独立的个体。有着健全的人格。这里头有一种越想越令人难过的悲剧性，还有那些被他们杀掉的人，这里头没有什么大时代的借口，这是冷血动物的所作所为。但是人又是复杂的，残忍杀害同类的事情在人类社会屡见不鲜。从那时起，我对人类社会的认知发生了一些变化，这个世界表面平滑地在运转，但是内里有好多暴虐的事情，就像骨头长在身体里，碎掉了，表面是看不见的，但是事情发生之后又被一些程序性的东西磨平了。就像一场大雪一样，盖住了很多东西。所以写作，对于我来说，就是提供那些个体的命运，而不是一个整体的什么东西，不是总结性的，不是抹平，不是笼统，不是一般性，而是个别性。一个人的命运，哪怕是非常普通的人，对于文学来说，一点不比提供一个似是而非的真理次要，一个人的命运是非常值得反复琢磨的。一人一世界，一花一菩提，是一切文学的基础。这是我要讲的关于冬天的骨头的第一个故事。

下面我来讲第二个故事。这里的骨头可能有了点象征性。我上初中的时候，曾经有一个朋友，姓霍，我们姑且叫他小霍。我和他小学的时候就认识，一个学校不一个班，那时候我们打乒乓球，都是水泥的台子，我们还因为水泥台子的使用权打过架，把我的脑壳敲出血来。在初中的时候，碰巧又在一个班级，开始是没什么交集的，因为都比较孤僻。孤僻的原因有不同，我是因为住的地方和大家都不一样，我住在艳粉街，上学的时候考进市中心的一所学校，行事和思考方式都和别人不一样，比较没规矩，也比较穷，到毕业，我也没有完全融入那个集体；小霍是性格问题，他的性格属于看上去比较腼腆，吞吞吐吐，实际上十分刚硬，有原则，周遭世界对于他不是一个混沌的所在，而是颜色的问题，是黑与白的问题。我们那个学校是传统的精英学校，学习压力非常大，我比较偏文科，成绩一般，考试不太灵，但是私下里愿意读一些书，愿意自己瞎琢磨。我们俩因为踢足球成了朋友，都是非常疯狂的球迷，我以前都没见过足球，上初中之后才踢球，小霍是过去踢过一点，初中陷入疯狂。那时候学校不让踢大球，逮着就拿钉子给扎漏，我们就踢小网球，扎也扎不动，没收了也不心疼，这种球踢到裆部非常疼，我被踢过，人都团在了一块。我踢前锋，他踢后卫，非常默契，他一脚长传，我停下来就可以得分，踢到后来，五个脚趾都可以感应球的。后来我家搬家，从艳粉街搬到市区，恰巧就搬到他家旁边，走路五分钟，所以基本上就成了最好的朋友。我这个人性格表面上比较孤傲，其实很注重世俗的承认，虚荣心非常强，所以特别想在学业上证明自己，但是因为那种考试我确实不擅长，导致梦想和现实有差距，自己给自己的压力特别大，到了初三就开始失眠，每到睡觉的时候就特别紧张，比考试还紧张。小霍呢，是根本不在乎这些，睡得很香，每天净研究些宇宙大爆炸、霍金的理论啥的。我们俩都属于成绩不太好，但是又看上去不应该这么差的学生，到了初三就终于都被老师放弃了。每到周末，别人去上补课班，我们俩就骑自行车去郊外看火车，晚上就去他们家看足球转播，因为我们家没有有线电视，他家的条件比我好些。他是阿森纳的球迷，我也成了阿森纳的球迷，那时候正是阿森纳如日中天，49场不败，我们就一场一场看，49场基本都见证了。他父亲是个很奇怪的人，好像在什么粮食局工作，最大的爱好就是羞辱他，他母亲呢，是个没心没肺的人，乐天派，宠他宠得很厉害，所以一个家里有三个党派，气氛非常紧张，我这个党外人士倒是受到优待，就像他们家的另一个孩子，也有点像陪审团。这种感觉我这一辈子都没有过，所以特别爱去他家。

到了初三上学期发生了一件大事，就是期中考试的第一名可以保送去新加坡的高中，然后升入新加坡的大学，这对我们来说就像一个梦一样，新加坡三个字就好像是伊甸园的同义词。结果那次，我和小霍的另一个好朋友，考了个第一名。那个孩子也是极度偏科的人，这真是个冷门，学校迟迟不发榜。我和小霍那阵子每天都又兴奋又悲伤，一方面为他高兴，一方面好友之间就要分别。结果发榜之后，第一名是另一个人，这就非常蹊跷，具体怎么回事，那时候年纪小，也不知道里面的内情，他就是非常沮丧，一下子蒙了，因为这很可能是他改变命运的唯一机会。但是他们家都认命了，他的母亲是个基督徒，父亲常年卧病在床，老天爷发什么牌，就打什么牌，不会去想为什么别人的牌好，我的牌烂。小霍，干了一个什么事儿呢？他去校长室门口贴了一个大字报。炮打司令部，直指这里面有暗箱操作，这在当时是不敢想象的，而且我也都不知道他竟然熟悉那种措辞，写得有板有眼，我坚决拥护三个代表什么的，但是去新加坡的应该是某某某云云。当时我一方面是非常惊讶非常感动，一方面是有点害怕，怕连累自己，我去不了新加坡，还得在学校混呢。这件事造成非常坏的后果，小霍虽然没有被开除，但是在校期间被百般刁难，父母也不止一次在家长会的时候被老师羞辱，我倒没什么事儿，因为我一直保持沉默，这次造反没有丝毫的效果。那个孩子也保持沉默，后来还是考去了清华大学，非常顺利。只有小霍的人生转弯了，后来他就去了一个不怎么好的高中，就一直往下坠，变成了一个怪人。

初中毕业之后，我们还是非常要好的朋友，周末还经常去看火车，我记得中考发榜之后，我们都考得很差，他一直觉得我有文学天赋，但是我的语文考得特别差，他不能够相信，就带我去查分数，这是他的一贯思维，对体制极其不信任。那个部门非常远，可能是故意的，我们就骑了非常久的车，累了就在路边吃了一个西瓜，两人买了一个西瓜吃，一人一半，吃完继续骑。我现在都忘了，具体查没查到，那是十七八年前的事儿了，好像是人家下班了，要不就用一个理由搪塞我们，没有查，我就记得那个西瓜，非常大，非常绿，非常甜。我们一直是很好的朋友，但是后来他的父亲得了膀胱癌，家道中落了，他大学毕业之后，没有工作，一直在家待业，变得越来越孤僻，越来越不爱和人接触，成了啃老族，我有阵子劝他去肯德基什么的打工，他都找各种理由不去，也就不了了之了。我后来在银行工作，接触的人变了，思维方式也在变化，和他见面越来越少。他老穿着初中时候的校服，背着初中时候的书包，可能那是他最好的时光吧，但是每次他这样和我走在一起，我都觉得有点丢脸。

2008年，我父亲去世。我父亲生前很喜欢他，老跟我说，有这么一个朋友很好，小霍是个好孩子，变成这样可惜了。他不懂什么叫妥协，我刚才提到塞林格，塞林格在《麦田里的守望者》里头写，不要让我消失啊，不要让我消失啊。这个“我”，就是那个童贞，天真，那个不妥协于成人世界的我。小霍一直没有消失，一直是一个有骨头的人，但是他却在另一个层面被世界抹去了。我父亲去世当天晚上，他就赶到我家，还是那身行头，那时候非常忙乱，我是个独生子，都是朋友帮忙忙活，他来了，我给他一个活儿，就是扎一点出殡用的白花。我有个小房间，一张床，一个书桌，他就坐在床上扎白花。等我忙到快天亮，打开门，发现他已经扎了一整床的白花，而且还在扎。我的眼泪一下子冒出来了。我父亲朋友非常少，不需要那么多的白花。

讲到这里，我忽然想到，我从小到大，一路走过来，从学生，到职员，到作家，身边走失的人太多了，有些是没办法，像我父亲，生了病，一点办法没有，有些是自己眼睛盯着前路，没有看旁边的人，就这么失去了。再后来，他家搬了家，他得了抑郁症，就失去联系了。后来有一天我妈在路上看见他妈，回来跟我讲他的境遇，非常不好，我当时沉迷于写作，没有特别在意，下意识可能还是跟小时候一样，怕麻烦吧，我能帮他什么呢？生活不都是自己过的吗？现在想起来特别后悔，可能我是个没骨头的人吧，我一直在变，在谋求肯定，在向往更上一层楼，我真的失去了很多东西，现在拥有的东西很多都是一个空样子，我唯一能做的，可能就是使用自己这点手艺把这些记忆，某些痛苦，某些失去变成某种能读的东西，留下一点心灵的轨迹。人都很难改变自己，可能我就是这种命运，这种命运也非常痛苦，是一种分裂症，但是我只能接受，或者说只能生活在这种幻觉里，不断地丢失，不断地激励自己，形塑自己，往前走去。从另一个方面想，不可能每个真心的朋友都能一起走一辈子，人也确实没有这个能力，如果没有更迭，人生实在太过肿胀，这可能是人生的达尔文论，是每个人都要面对的事情。我希望在座的各位不要像我一样，应该面对点点滴滴真切的感情，并且勇于付出，不要去盯着别人的不好，不要轻易相互遗忘。

关于冬天的骨头，关于这个题目，我最后想说的是，世界上的很多事情，不是我们所能控制的，就像冬天会来临，在我们东北，一下子就接近四个月，我们有句老话，叫三九四九，棒打不走。这完全不受控制，但是我们可能选择多长一点骨头，内心里某种坚硬的东西，即使在雪面上奔跑，摔两次也没事，不会骨折爬不起来。说实话，我一直不觉得，世界有什么完美的生活，人这种东西，很难如意，但是底线是绝不能散架，不要虚无，虚无真的比痛苦更没出息。对于我来说，这个骨头就是我的工作，我所收获和付出的爱，这些东西支撑着我，赋予我生活的基本形状。对于大家，我觉得因人而异，应该都能找得到，然后扣紧扣子去穿过风雪和寒冬。我就讲到这里，感谢大家。

---2017年3月1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