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新京报》写，后来未用。而后来读《金庸年谱简编》和《金庸识小录》，才知晚年金庸，也就是我们这代人熟悉的金庸形象，和中年金庸、青年金庸、少年金庸，有一以贯之处，亦有区别。1950年二十六岁的查良镛曾赴北京外交部谋职，因出身和家庭背景未能成功。1964年四十岁的金庸因为核爆问题与左派报纸笔战。1999年，七十五岁的金庸在《新闻记者》第十二期发表《两种社会中的新闻工作——在新闻业机制改革与管理研讨会上的发言》，其中提到“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新闻自由其实是新闻事业老板所享受的自由……我在香港做了四十年以上的新闻工作，十分明白所谓‘新闻自由’的真相”。

《金庸作品集》对于中文世界的意义，已经超越了文学作品，成为每一个中国人都可以投射自己的中华文化百科全书，甚至可以说，这套书对于万千读者的影响到了有教无类的程度，我们在里面不但领略了虚构的人事，多样的心灵，也潜移默化地了解了部分历史，即使这历史已经化妆打扮，被金庸重新定义。《金庸作品集》作为看似独立，实则充满了内在联系，并且在儒释道各个方面都有所化用的文学作品，衍生出不可想象的大量其他文化产品，这些文化产品看似由其他创作者制作，实则都跳不出金庸画下的圈子，是携带着强烈金庸印记的众多触角，在各个方面影响中国人的思维和生活。如果说在十几年前，金庸是否是一位伟大的作家还有一些争论，到了今天，金庸和《金庸作品集》的地位似乎不再受到质疑，金庸的小说伴随着改革开放而来，魔力与日俱增，中国四十年的发展似乎是金庸小说的注释，使其常看常新，被金庸教化的一代人，现在已经是各行各业的中流砥柱，正在深刻地改变这个世界。从这一点上来说，金庸不但是一位文学巨匠，更是一个用笔影响中国的文化奇迹的缔造者。

---2018年9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