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Sen》所写创作谈。

后来有朋友与我谈论《Sen》这篇小说，我本人谈不出什么东西，可说是欲辨已忘言。写作的中途，因为激动，也试图给一位朋友讲述这个故事，“有个英国人叫英千里，然后他……”讲得很不顺利，过去我是很能讲小说的，有时候通过讲，还可以修改自己的小说，这次不行，讲得毫无章法，中段已难以为继，终于没有讲完。我有点沮丧，但是我没再试图向谁讲这个故事，我慢慢把它写完了，然后休息几天，又修改了几稿，就放在那里了。之前我也是挺愿意写创作谈的，不觉得吃力，这次也感到颇为难办，我想作为一个作家，我与自己的关系已产生变化，这些变化的发生我没有知觉，是悄然发生的。我的颇为自负的性格一直是我的负担，如果想要使自己的自负不经常受伤，就需要小心地运用理性，而这种理性其实是没啥意思的事情，关于这点陀思妥耶夫斯基已经讲了很多。现代社会的节奏极快，无论是一个普通人还是一个作家都需要不停地做判断，做选择，以至于人生很多时候像一个智力游戏，二加二等于四不等于幸福啊，但是如果不依循二加二等于四的原则去思考，可能连最基本的生存也维持不了。这已经是一个属于聪明鬼和能干的恶棍的世界，这是我这段时间痛苦的发现。

作为一个作家，很难不被影响和规训，作为读者也同样如此，大家浮游在理性的营养液上，浮游在大众传媒和不见面孔的他人的视域里，格非引用的特里林解释萨特的话是最近最震动我的话：“所有的他人，那些在感受力和文化程度方面参差不齐的整个公众，构成了认可虚假、精于虚假的地域，他们使现代世界的芸芸众生化为乌有。他们就我们的处境责备我们，我们成了互相从属的成员。”

实话说我还是倾向于使用理性，大量的。世界不能只从属于欲望和意志，人世间有许多问题不能含混过去，需要通过思考订正，关键的是运用理性的出发点和方法，理性可以是计算器也可以是手术刀，这两者是很不一样的。在纳博科夫和陀思妥耶夫斯基之间，我可能会阅读纳博科夫更多些，可能跟我是个处女座，并且高中时没有放弃学习理科有关系。另一个层面，作为作家，我想一生都要和某种声势浩大的喊声搏斗，虽然力量悬殊，并且对方也不停地向你渗透，但是确实不能轻易放弃自己渺小的性格和思维。这就是我最近一直在想的两个问题，因为关于小说无法说出什么东西，只好就讲些这个了。

---2019年9月1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