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犹他州回来后不久，杰西卡就像着了魔似的要看北极光，她这几年一直在念叨北极光，但现在开始变得喋喋不休，她告诉我朋友中有谁去看了北极光，那成了他们“终生难忘的经历”。即使她说着其他的事，最终也会说到北极光，说她有多想去看。有一次，她甚至说我们可能是这世界上仅有的没看过北极光的人，她不明白我为什么不带她去看。我说我也想去看，但就是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有机会去。

“我们可以八月份去。”她说。

“这一定是人说过的最愚蠢的话了吧。”我说。当然，我也会说蠢话，事实上，我们会相互怂恿对方，看谁能说出最愚蠢的话，所以我这话其实算是一种恭维。“你得冬天去，”我说，“趁着天黑的时候去，夏天的时候，那里就是午夜太阳极昼之地，这就是那老一套的克尔凯郭尔式‘非此即彼’[指克尔凯郭尔的哲学名著《非此即彼》所述的理论。——译者注]，要么北极光，要么午夜太阳，不可能两者兼得。”

“哦，我明白了，我们不能两者兼得，所以我们就什么都得不到了，你这话可真蠢。”

“这完全是一个毫无逻辑概念的人说的蠢话。”我说。

这是在五月的时候。我们实际上对体验极昼没什么兴趣，但却很喜欢听我们那个住在雷克雅未克的朋友松描述这一景象。

“小的时候，我夏天睡不着觉，”在伦敦的一家印度餐厅用餐的时候，他告诉我们，“到了二十几岁，我和朋友彻夜狂欢，现在，我拉上了很厚的窗帘。”

时间一月一月地过去，日子变得越来越长，然后，就当它长到不能再长时，它又开始变短了，直到一天只有半天的光阴，今年变成去年，明年变成今年，一晃就到了我们这段婚姻的第五个年头，杰西卡曾对松说过，这是一段“基本见不到阳光的婚姻”。这一年，伦敦迎来了一百多年来天气最恶劣的十二月，雪下得很早，造成了公路和铁路系统的交通混乱，希思罗机场招架不住，航班纷纷被取消；但此刻，我们正舒舒服服地窝在家里吃着饼干，透过没有帘子遮挡的窗户，看着大雪飘零，或者看着电视上的新闻，庆幸自己不用像难民一样在希思罗机场露宿，不用苦等积压的航班一架架地起飞，也不用缠着航空公司的工作人员索要按规定应该享有的餐饮券。然后，到了一月，积雪被清除了，整个国家的交通恢复了正常运行。这时候，我们来到了希思罗机场，我们在等飞机，等着它带我们一路向北到奥斯陆，然后再向北到特罗姆瑟，深深地扎进北极圈，最后到达斯瓦巴德群岛。

由于我们一开始就是奔着北极光而不是午夜太阳来的，这儿从早黑到晚的现实也令我们有更多的机会体验北极光。我们可以一天二十四小时看着北极光，享受北极光体验，但首先我们在奥斯陆遭遇了费用体验。你住在这里，出去旅游，去伦敦、东京，甚至帕皮提，看到那里的物价便宜到让你大跌眼镜，这种感觉一定很爽！搭乘火车从机场到市中心花掉了一大笔钱，然后，我们走出昂贵的酒店，穿过这冰冻的城市，经过结了冰的池塘或是溜冰场，看到每个人都在娴熟地溜冰，接下来，我们在全世界最贵的餐厅吃了顿饭，然而按照奥斯陆的标准，这根本算不上贵。这里的严寒和物价让我们感到震惊，但是，我们却一点都不后悔来到这个又冷又黑还贵得要命的国家，这一点倒是没有让我们感到震惊。

第二天早上，我们又花了巨额路费返回机场，在那里搭乘飞机前往特罗姆瑟和斯瓦巴德群岛。我们正赶上一场暴风雪，这样的暴风雪会让英国瘫痪六个月，甚至还有可能进入紧急状态，实施戒严；而在奥斯陆，挪威人应付得相当从容。我们在飞机上落座后，看着机翼上的冰被除去，我心里在猜想，那顿饭之所以那么贵，部分原因一定是因为所含的税得用来保证交通系统能在暴风雪和极寒条件下正常运行，像这样的恶劣天气在这里是常态，我们起飞的时间也只被耽误了五分钟而已。

我们起飞的时候还是白天，几个小时后，我们抵达朗伊尔城的时候，已经是晚上了，但就算是在起飞时间着陆，朗伊尔城也还是一片夜色。之前的六个星期里，我们不管在什么时间来，迎接我们的都会是沉沉的黑夜，和现在一样冷，这里比我去过的任何地方都要冷，比任何一个神志清醒的人会去的任何地方都要冷和黑。我们才刚刚下飞机，正在朝航站楼走去，这时候杰西卡一语道出了我的心声：

“我们为什么要来这鬼地方？”

“因为你想看北极光啊。”我说。然而那时候除了北极黑根本没东西可看，到处都是黑的，没有一丝光。

一辆沉闷的大巴把我们从航站楼载到了市区，这里真是乏味至极，根本没东西可看，除了夜色中闪耀的灯光呈现出让你难以置信的一幕：工人们正在户外建造大楼，在这样的条件下，建造所需的任何工具及手段在这不可思议的严寒中必定都无法派上用场。

贝斯坎普酒店刻意装修得很粗糙，虽然很舒服，但是十足一副临时落脚地的样子，让人置身于这个冰冻的荒原，有一丝沙克尔顿[指欧内斯特·沙克尔顿（Ernest Shackleton，1874—1922），英国南极探险家。]的感觉。早餐厅的墙上挂着一张北极熊的皮毛，就像拉杰虎竖过来的样子。最棒的是，酒店有个地方装着玻璃天花板，你在这里可以优哉游哉地看北极光看到爽。这个小角落真是太有吸引力了，因为虽然我们在朗伊尔城只待了短短十来分钟，但光这点时间就足够让我们领悟到我们自己国家刚经历了一场严冬的这个想法是多么荒谬。说实在的，我们其实是来自一个气候温和的小岛，那里物价便宜得出奇，冬季温和怡人，尽显地中海气候特征。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做了一件到一个欧洲城市度假通常会做的事：出去走走。这是我们经历过的最恐怖的“走走”。挪威语的“散步”应该翻译成“严酷的生存之战”：影片《大北极》[《大北极》（Ice Station Zebra）是由美国导演约翰·斯特奇斯（John Sturges，1910—1992）执导的一部动作剧情片，讲述了美国的一艘核动力潜艇开赴北极途中发生的一连串不可思议的意外事件。该片于1968年上映。]那样的情形，还带着莫斯科大撤退的感觉。时下气温仿佛到了零下一千华氏度，这还没算上风寒指数，风裹挟着雪，形成一股股急流，冲过黑暗的街道，就像是在逃命，一心想要甩开后面的追兵。我们一路跋涉来到了超市，这里的灯光亮得刺眼，我们买了些啤酒，回到酒店房间后，坐在床上，一言不发。我感到在这里做爱的概率就像这气温一样，是个大大的负值。我们在这里只待了一个小时多一点，情绪就已经明显比在奥斯陆时低落了很多，更不用说在伦敦的时候了，想起伦敦，此刻有一种“能活在那个黎明实属幸福”的乡愁。

那一夜，我们到的那一夜，北极光没有出现。我说“那一夜”，其实这里是无休止的夜，这蕴含挪威灵魂的沉沉黑夜至少还将持续一个月。酒店前台的那些兴高采烈的女孩想在我们出发去吃晚饭前跟我们说明一下情况，其中一人告诉我们，每年的这个时候，北极光随时都有可能突然出现，因此，必须时刻保持警惕，不过，她也承认，如果按1到9来打分的话，明天出现北极光的概率只有2分，但后天就会升到3分。况且，北极光也不是城里唯一的消遣，我们也许是冲着北极光才大老远地跑到杰西卡口中这个“冻死人的鬼地方”的，但我们也可以做些其他的事，比如说一早我们还要去体验狗拉雪橇。在这里，你看天色根本分不清是早上、晚上，还是下午。

去过超市之后，我们又出门去吃饭，这一路就像是在攀登K2峰。要玩一个上午的雪橇，就得套上更实用的装备：三双袜子、保暖内衣裤、两件T恤、一件粗制休闲衬衣、一件袖口很应景地绣着挪威国旗的厚毛衣、一顶羊毛帽、一副手套，和一件奇大无比的派克大衣，所有这些还只是我的打底装束。一辆面包车从酒店接了我们，穿越沉沉黑暗送我们来到规模庞大的探险中心总部。我们在这里套上了风雪衣、巴拉克拉瓦盔式帽、滑雪护目镜、雪地靴和连指手套。这样全副武装后，又套上笨重的靴子，整个人简直无法动弹。我们又回到车上，奔赴下一个目的地——雪橇犬基地。我们有六个人：我和杰西卡、一对移民到丹麦的罗马尼亚夫妇，以及我们的两个导游——比吉特和夜帝。

“夜帝[夜帝（Yeti），即Abominable Snowman，字面含义为狰狞的雪人，指的是雪怪。——译者注]？”我说，“好狰狞的名字！”

基地的入口处装饰着几块海豹皮，它们被挂在一个三角形的架子上，就像结了霜的棚屋框架造型的现代艺术作品。这里有九十条狗，九十条拴着链子的阿拉斯加雪橇犬在又是屎又是尿的冰上狂吠。灯光、围栏和雪都让我们觉得好像一头撞进了犬类的集中营，倒不是说这些狗狗不开心或者缺乏关爱。它们用力扯着皮带，急着想要挣脱束缚往外奔去。谁都有走运的一天，这些狂吠的主都希望这次轮到自己走运了，但事实不完全是这样，虽然很难让人相信，在这冰天雪地的环境中，母狗居然还在发情，公狗则急着想把爪子搭到母狗身上去。在我们看来，这是它们友好的表现，可不是因为性欲冲动在发狂，它们可爱极了，但这些吠嚎听起来就像是狗噩梦中的配乐。这些狗有着好听的名字，选出来的幸运儿里有朱尼尔、五十、艾弗里、玛拉、育康，还有丹碧丝（这个也许是我弄错了）。它们将在这个白天和我们一起外出，说是白天，其实和深夜没有任何区别。虽然天很黑，我还是能够看到这些雪橇犬的眼睛，它们的眼睛很奇怪，淡淡的，透着一种乳白的清澈，似乎脱离了所属的身体独立存在，像飘浮在狗形宇宙里的星辰。大概这样的眼睛具有夜视功能，即便在最深的黑夜，也能看得很远。我被这样的眼睛包围着，它们冷冰冰地闪着清澈的光，这种清澈似乎毫无灵性甚至生命力。我们的部分任务，也是他们宣传的这个白天的乐趣之一，就是牵着这些选出来的狗，给它们套上挽具，再把挽具固定到雪橇上，每架雪橇要拴上六条狗，就如同这白天其实就是深夜，这所谓的乐趣纯粹就是苦役。我快被狗叫声逼疯了，脚趾也已经冻得完全麻木了。我一直在担心冻麻了的脚趾，而且我还在反复检查全身上下每一寸肌肤是不是都包裹得够严实，因此没有仔细去听怎么套挽具，反正我也听不清，我被派克大衣和风雪衣的帽兜包裹着，满脑子回荡着九十条阿拉斯加雪橇犬的狂吠。一半的狗在发情，所有的狗都疯狂地想要出去跑一圈，或者操一顿，或者两样都想。套挽具的时候，这些狗抬起前爪来配合我，这可不是件轻松的活，这就像把婴儿的腿塞进连体裤里那样，只不过这个婴儿与生俱来就知道如何为北极冰原雪橇探险做准备，在这方面拥有一生的经验。给这三组狗上鞍花了老半天的时间，部分原因是风雪衣下塞了这么多层衣服，你行动起来只能像个深海潜水员那么缓慢。我个头高，套了这么多衣服，就像伫立在这极地之夜里的阴森的死神。死神，你莫骄傲！一时间，我被挽具和绳子各种数不清的、莫名其妙的部位缠住，狗儿们都在蹦着要越过对方，搞得我人仰马翻，重重地往后一栽，倒在了坚硬的冰面上，隔着这么多层衣物充当的肥膘，感觉就像落在涂满了尿渍的海绵蛋糕上。由此，我发现了一个事实：即便是极致的黑夜与严寒，也扑不灭人类对嬉闹的需求。

最后，总算都搞定了，可以出发了。我们每次租车，都由杰西卡把车从停车场开出来，先试着跑上几英里，这时候我们对车子的操作系统还不熟悉，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最高的。然而，这一次是我在驾驶，我让她来驾驶，但她坚持称这是我作为男人的特权，然后自己一屁股就坐在了雪橇上一块看起来很舒服的蓝色毡毯上。过了一会儿，我们就出发了，没有听到发令号，但我们还是出发了。第一组先跑了，第二组也跑了，我们殿后，在后面全速追赶。这些雪橇犬可是来真的，这点毫无疑问。我手里还握着雪橇的锚，挣扎着想要把它挂到雪橇边上去，以免它刺穿杰西卡的头，就像鱼钩戳进一条巨大的人形鱼的面颊一样。猛然间，速度完全不受控制地蹿了上去，我们正在沿着斜坡往山下冲，为了避免翻车，我们只得向后仰着身去迎合坡度。隔着帽兜，我还是能够听到狗叫声，其实到这时候，我的脑袋里已经灌满了这种声音，这也可能是之前在雪橇犬基地听到的叫声仍萦留在我耳边，而不是这群在北极的黑暗中撒足狂奔的雪橇犬发出的兴奋的狂吠。驾驶雪橇很吃力，吃力到让我出了汗。身体能热起来当然感觉很好，但出汗就不好了，因为我记得在《无尽之夜》（Night Without End）里读到过，运动一结束，汗水就会结冰。阿利斯泰尔·麦克林[阿利斯泰尔·斯图尔特·麦克林（Alistair Stuart MacLean，1922—1987），英国小说家。《无尽之夜》是他于1959年出版的一部惊悚小说，讲述了一架客机坠毁后，幸存的六男四女找寻坠机真相的故事。]的这部小说，书名真是起得贴切。我们飞驰着，沿着斜坡往下冲，突然间，雪橇失去了控制（其实说真的，我从一开始就无法操控它，根本谈不上控制），我从雪橇上跌了下去，深深地栽进厚厚的雪里，雪橇翻了出去，但这时候应该充当刹车的锚并没有派上用场，雪橇犬还在往前蹿，它们好不容易获得解放可不是为了就这样草草结束这场外出旅行的。隔着帽兜，我还是能够听到杰西卡在大声喊着“停下！”，她被缠在雪橇下面拖行了五十米，说不定，锚已经扎进了她的头盖骨。我在后面追着跑的时候，满脑子想的只有她的安危，心里在默默地说：“我就说嘛，应该先由你来驾驶的。”其他组跑得比我们还快，因此过了很久，他们才注意到我们。最后，比吉特和夜帝赶了回来，把雪橇从杰西卡身上拉开。她没有受伤，但着实受了惊吓，不愿意再继续跑下去了。说实话，我还是挺享受从雪橇上翻出去的感觉的，这和我几年前在赞比西河玩激流划艇时从橡皮艇上翻下去的感觉一样刺激，只不过那次的天气和现在这包裹着北极灵魂的沉沉黑夜是截然相反的。我们站在一起，忙着把乱成一团的缰绳和狗解开，这简直是史上最离谱的乱结。在头灯的照射下，我们的呼吸搅起了一阵阵小型的暴风雪。虽然我说的是“我们”，但其实我就站在那里，什么都没做，不停地出汗，喘着粗气，担心自己再用力，就会像科学怪人那样被埋进汗水结成的冰川里。事实上，我的确想要做点什么，我想要给这个“事故地点”拍几张照片，但我的相机冻住了。这里完全不适合摄影、居住、旅行，也与快乐无缘。杰西卡已经受够了，在劝说下，她才答应继续玩下去，但必须由比吉特或者夜帝——而不是“那个蠢货”——来驾驶她的那架雪橇。

“她吓坏了，”我说，“她不知道自己在说些什么。”反正我也不想再驾驶了，于是我们俩索性都当了乘客，各自坐上了导游驾驶的雪橇。这样一来，跑得顺多了。

这时候，我发现天色并不是一片漆黑。昏暗的光勾勒出不知道是山还是什么东西的黑魆魆的轮廓，还有些微弱的星光在隐隐闪烁着，但总体给人一个无法抗拒的印象：眼前什么都没有。我的脚趾还是麻的，尽管担心汗水结冰，我却感到出奇的暖和，而且我还发现杰西卡坐过的蓝色毡毯原来是个迷你睡袋，这样我就能够再加一道保温隔热层了。这样包裹得像个冰冻的木乃伊，在贫瘠的荒原上疾驰，实在是件很有趣的事。我脑海里只有一个想法：这要是在二月的神秘暮光下，该多好啊！那时候，你就能清楚地看到自己所在的地方，但话又说回来，至少现在天空中还隐约透着点光，虽然按正常的定义，也还得算是漆黑一片。哎呀，我真是爱上这些雪橇犬了。不管从事什么工作，不管是人还是动物，只要能把自己的工作做好，我都喜欢。这些雪橇犬的工作是拉雪橇，对此，它们完全是不遗余力，兢兢业业。我在阿蒙森南极探险的文章里读到过，在艰难的环境中，雪橇犬会沦为同伴口中的食物。夜帝一路高唱着指令和鼓励，抑扬顿挫，煞是好听，说不定这样是在不断地提醒这些狗，弱者会沦为强者口中的食物。一直以来都是这样，将来也不会有丝毫改变！既然她在唱，我也唱了起来，唱的是电影《全金属外壳》[《全金属外壳》（Full Metal Jacket），是美国导演斯坦利·库布里克（Stanley Kubrick，1928—1999）执导的战争电影，讲述了美国海军陆战队在越南战争中的故事。该片于1987年在美国上映。]里的其中一首操练军歌：“我本不知道，但据说……我本不知道，但据说……爱斯基摩女人的屄超级冷。”然后，我想起了电影《冰原快跑人》[《冰原快跑人》（The Fast Runner），是加拿大导演扎克拉尔斯·库纳克（Zacharias Kunuk，1957—）执导的电影，讲述因纽特人被传说中的邪灵入侵而发生分裂的故事。]，除了不少可圈可点的精彩之处，它还激烈地反驳了这种论调。我的脑子在神游，但它不断地被拽回当前的现实——我们暴露在户外，天色漆黑，地平线上那点昏暗的天光早已消失，微弱的光明转眼已成过眼云烟，在这冻死人的环境中，北极光还是无处可见。

我们花了一个小时才回到基地，迎接我们的又是这吵翻天的狗叫声，虽然吵，但其实还挺可爱的，这些已经出去跑过一圈、走了好运的狗儿们和它们那些还没出去过、满怀希望盼着出头之日的小伙伴们一起狂吠着。我们得把挽具卸下来，把这些狗还回狗圈，但我连装装样子的帮忙都没有做，我就站在边上，脑子里想着冰冷的双脚，任导游去做这些苦差事，反正她们也是拿了钱的。要在挪威过日子，支付严苛的生活成本，她们拿的钱当然不会是个小数目，即使这意味着她们拿的只是最低工资，这最低工资也一定有差不多十万美元一年。狗回圈后，我们迈着沉重的步子来到了温暖舒适的猎人的小屋。就像天空中所谓的“光”其实与黑暗无异，按任何正常的标准来判断，这小屋里面其实冷得要命，但相对于这里的环境而言，它已经算得上暖和了。我们喝着热咖啡，聊着关于冻伤的话题：要是脸上冻伤了，你就把手放在那里，不要揉，就用带着体温的手捂着脸颊，当然，前提是你的手还没有冻成一块硬邦邦的血冰坨。比吉特和夜帝都是二十出头的年纪，两人都很喜欢这里的冬天。

“为什么？”我问。很显然，虽然没有说出声，但其实在我心里还有“到底”两个字，连起来就像这句话——“到底为什么会有人想要待在这样的鬼地方？”好吧，她们喜欢这里的社交生活，喜欢天亮得迟，而且对于她们来说，今天过得很愉快。此前，比吉特去外地度假，离开了十天，在她最近一次离开的这段时间里，这里根本没有一丝自然光，今天倒还有点微光，这样看来，这极夜虽然还是铺天盖地，但已经在慢慢消退，毕竟每一条隧道的尽头都有光明。

“我还是搞不懂，”杰西卡后来说，“为什么会有人选择住在隧道里？”

在所谓的“下午”那段时间里，我们就窝在房间里。杰西卡说起了她正在读的安妮·迪拉德[安妮·迪拉德（Annie Dillard，1945—），美国作家、诗人。]的文章，里面论及极地探险者和记录他们探险之旅的散文肃穆严谨的文风。迪拉德想知道这是不是选择过程的一个阶段，“还是说某些维多利亚时代的名人检视着他们自己的散文风格，意识到这个也许令他们沮丧的现实——看起来，他们也不得不加入极地探险了”。我还记得，当时我在脑子里给自己提了个醒——“不要走肃穆华丽的路线。”我不知道在这之后自己做了什么，我想我一定是脑子里长了冻疮或是得了什么毛病，因为我就坐在那里，像化冻一样让自己缓过来，脑子里一片空白，直到是时候出发去附近的雷迪森酒店的酒吧吃晚饭。在平常的地方，这也就只是步行十分钟的路程，但这时候在我们的头脑中，要说在一个地方，“出门”这一简单的行为不需要认真的筹备和计划，这样的念头已经有了一种古雅趣致，令人难以置信。这是这个星球上，也可能是所有星球上有史以来最冷、最黑的夜。我不时抬头看看，生怕会错过北极光，但在绝大部分时间里，我都紧盯着地面，生怕自己滑倒。

雷迪森酒店的酒吧里充斥着各种关于北极光的消息和传闻，游客和本地人都有自己的一套说法。北极光随时都有可能出现，但最有可能是在夜晚，六点以后，也有人说十一点以后活跃的概率大些。我喜欢“活跃”这个词，带着点超自然的意味，但主要还是因为这是在餐厅里听到的。然后，又有人说我们所在的这个地方太靠北了，是看不到北极光的。我们听得云里雾里，非常沮丧，所以这时候听到酒吧男招待宣布大屏幕上会有英超联赛直播，我们着实感到欣慰。阿森纳对曼城！让北极光见鬼去吧！不按计划来，没准还只是个传说。这场灯火通明的赛事可是按计划进行的，很准时，就跟宣传的一样。酒吧里挤满了人。下半场比赛进行到一半的时候，刚才匆匆跑出去抽烟的女招待回来告诉我们，北极光出现了。我们嗖的一下就蹿了出去。眼前是茫茫夜色，微微幽光，但是这座小城的光污染令我们几乎什么都看不到。于是，我们又回到室内继续观看比赛，不确定应该为回到室内、逃离了严寒而感到安心，还是应该感到沮丧，因为我们可以想什么时候看联赛就什么时候看，但这可是体验北极光千载难逢的唯一机会。

到了所谓的“早上”，贝斯坎普酒店前台那个兴高采烈的女孩问我们前一天晚上有没有看到北极光。

“没有，可是我们球赛是看到了呀！”当然，我只是开玩笑而已，尽管从严格意义上来说，我没有开玩笑。实际上，我失望得很，但事情来了个北欧式的怪异反转，我们倒成了让接待我们的主人失望的罪魁祸首。这里面的含义很明显：没看到北极光不是因为它不出现，而是因为我们的过失，悟性和态度上的过失。这我可有点接受不了，说出这样的论断令我“心生愤懑”，虽然我通常不会用这个词。其实用大白话展开来说就是，“姑娘，你要是跟我玩挪威神秘主义这一套，那我就用英国中产阶级游客的那一套来对付你”，即使这意味着我们摆出一副萎靡不振的沮丧模样杵在那里。我们是想看北极光的，我们大老远地跑到这个遭了罪的破地方来看北极光，还偏偏选了一个无论从其他哪个角度来看都极糟糕的时间，但是，北极光看似没有那么醒目，也没有那种令人惊叹的气势，这可不是照片上那些旋转的、泉涌的、光怪陆离的绿光给你留下的印象。有时候，它是那样难以捕捉，以至于你只有把眼睛和心态都调整到位才能看到。俗语说眼见为实，看到了才能相信，而另一方面，你只要相信了，也就等于看到了。一旦你看到之后，一旦知道了自己在找寻什么，你就会相信自己还能再看到。这一点倒是令我想起了我一开始从大麻中体验快感的那几次尝试（这又令我想起有一种很有名的纯印度大麻就叫北极光）。那时候还没有效力超强的臭鼬大麻，你还没有体验过那种明明白白地知道自己的脑袋瓜被爆开的感觉，所以你只有知道了嗨起来是什么样的，才能体验到嗨的感觉。我原以为对这个地方来说，在这个季节，北极光是标准配置，但这个话题聊得越多，北极光就越具有一种无法验证的光环，就好像尼斯湖水怪或是喜马拉雅山雪人那样。

我们的心情变得更糟了，天空中活跃性的缺失和我们自己越来越不活跃的现状之间似乎存在着一定的关联。我们潜伏在房间里，渐渐地变得越来越灰心，越来越沮丧。这也许可以说是因为我们还不能适应这里极度严寒的天气和没完没了的夜晚，然而事实却恰恰相反，很多游客虽然觉得难以置信，居然有人能长年累月待在这里，但他们似乎很喜欢这种新奇的感觉——连着三天的北极之夜。我们对斯瓦巴德群岛的反应如此强烈，以至于直接跳过了这段蜜月期，把这三天熬成了三年，我们一头栽进沉沉昏暗中郁郁不振，这种昏暗和忧郁会持续不断地蚕食长年待在这里的人。到了第三天还是第四天的早上，于我们而言，倒不妨说是第三十天或第四十天的早上，夜帝来敲房门，通知我们做好准备去玩摩托雪橇，我们在之前就报了名要参加这个项目。我从床上下来，打开一道门缝，告诉她我们不打算去了。

这有什么意思呢？这话是我当天在前台再次看到她的时候对她说的。之前玩狗拉雪橇的那段悲惨经历都已经体验过了，一样的严寒，一样的黑暗，什么都看不见。“不了，非常感谢。”说完这话，我就转过身，一步步挪回床上。窝在房间里的确很可悲，但总好过不在房间里待着。

“北极光可能会来敲门，”我和杰西卡说，“但我也懒得搭理它了。”

整个所谓的“白天”，我们都窝在房间里，无精打采，到了所谓的“晚上”，才逼着自己起身出门，走进冰冷的寒夜里。我们在严寒和漆黑中举步维艰地向市区边上的餐厅走去。这一带有北极熊出没，但据说只要沿着路走，就不会有危险，在某种程度上，提防北极熊是我们眼下最不操心的事。我们一路上很自然地保持警醒，不仅是为了提防北极熊，也是为了留意北极光，我们在看，我们已经准备好了去相信、去看。一方面，我们保持着一种让自己去相信的包容力；另一方面，在内心深处，我们开始相信，就算真的有北极光，我们也是看不到的。嚼完了驯鹿肉排，我们又艰难地在这冰冷的夜色中冒着严寒往回跋涉。没什么东西可看，我们走这段路唯一的意义在于熬完这段路后知道自己没有因此死掉，逃过一劫，能活下来讲述悲惨的经历，这段故事最后变成了你在看的这个故事。

次日，我们就离开了，两手空空，两眼空空。与贝斯坎普酒店工作人员的关系变得有点冷冰冰的。我拿夜帝的名字开的玩笑变得朗朗上口，以至于后来我和杰西卡提到她就只把她叫作“狰狞的夜帝”，但这玩笑并没有使我们博得她的好感，的确也没有发生什么事能让她对我们青眼相加，反而是一连串的事，尤其是我唱的电影《全金属外壳》里的那首歌，让关系变得越来越冰冷。我们就像卢尔德的虔诚信众中的怀疑论者，他们巴不得我们离开；这无所谓，因为我们也巴不得离开这个地方，我们已经习惯称它为“这个恐怖的地方”或者“这个他妈的鬼地方”了，后来“狰狞”成了我们最喜欢的形容词，被保留下来。我们已经拥有了这段终生难忘的经历，但它并不是我们期待的那样；它就像是把一生的失望都浓缩进了不到一星期的时间里，而这一星期感觉像是占了我们一生中大部分的时光，而这“大部分”恰恰也是最坏的。

沉闷的巴士载着我们穿过这狰狞的城市来到了机场，来到了航站楼。我原本以为这段经历也许会让我们的夫妻关系变得紧张，但是感受了如此放肆的萎靡和沮丧后，我们的心反而更贴近了，即便这在旁人眼里并没有那么明显，因为我们就这样一言不发地坐在令人郁闷的航站楼里等飞机——值得表扬的是，它是准点起飞的，一刻都没有耽搁。飞机在特罗姆瑟落地后，我们在雷迪森的酒吧里遇到的一对英国夫妇问我们：“你们看到北极光了吗？”据说，北极光在我们飞行的时候以特约嘉宾的姿态闪现了片刻——但偏偏是在飞机的另一边。我们的头顶好像总是罩着一片乌云。尽管我觉得情绪已经跌到了谷底，但它还是变得更低落了。后来，我们在奥斯陆再次转机后，情绪又再度下沉。虽然他们向我保证过会给我应急出口位，但我还是发现自己被夹在一个狭窄得令人难以置信的座位上，完全伸不开腿。一个五十来岁的挪威空姐过来问我们需要些什么，这个昔日的金发尤物指的是食物和饮料，但在朗伊尔城的酒店房间里受过囚禁之苦后，我开始大声抱怨这座位，这“狰狞”的座位不给我任何可以伸腿的空间，我就像一只得了深静脉血栓的鸡一样被困在笼子里。杰西卡已经陷入了一种紧张症的状态，她一句话都没有说；我却像被冰冻后正在痛苦地复苏的一条胳膊或腿，这些天来头一回从愤怒中找到了活力。不像狰狞的夜帝和贝斯坎普酒店的其他女孩子那样，因为我们态度不好就不待见我们，这个空姐非常同情我，她也觉得对一个像我这么高的男人来说，这座位确实窄得令人无法忍受。她给我拿了点橙汁。免费的！我终于平静下来，尽管脑子里还在继续表达愤怒，控诉受到的不公正待遇。然后，就在飞机要准备下降停靠希思罗机场的时候，一件令人意想不到的事发生了。那个空姐又走了过来，她在走道里跪了下来，一只手搭在我的膝盖上，她注视着我那沮丧的、没有看到北极光的双眼，再次强调我该有多难受，她有多抱歉，她说终有一天，我会得到应该属于我的座位。她目不转睛地看着我，她说这话的时候，我真的就这样相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