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妻子驾车沿着54号公路从阿拉莫戈多一路向南赶往埃尔帕索。我们在白沙公园待了一下午，那耀眼的白光此刻还在灼烧着我的大脑，我担心它甚至已经对我的眼睛造成了永久性的伤害。这些沙子是由石膏形成的，不管是什么东西，总之明亮得如同刚刚落下的雪，实际上比雪还要亮，亮得不可思议。白沙，这是个非常好的名字，尽管一开始我们还觉得这地方有点让人失望。一开始，沙子的颜色不纯，看上去不是十分白，然后，再往前，我们发现沙子开始爬到路面上，颜色也白了些，接着很快，一切都变白了，连路都是白的，再后来，路不见了，只留下这耀眼的白。我们停好车，走了进去，走进了这片白色世界。太不可思议了，居然真的有这样的地方存在。天空是一片纯净的湛蓝，但必须强调的是这沙子的颜色已经白到了极致。要是不赶时间，我们很乐意在这片纯净的旷野上再待上一会儿，但我们当晚必须赶到埃尔帕索，于是就回头上了车，离开了这个公园。

杰西卡驾驶着车，傍晚时分，我们已经到了阿拉莫戈多以南六十英里的地方。天色渐渐暗下来，一列货运火车沿着与公路平行的轨道，也在一路向南跑。

“搭便车的！”我指着路边说，“我们要不要载上他？”

“要吗？”杰西卡放慢了车速，这下可以看得更清楚了，一个二十八九岁的黑人小伙子，干干净净的，看上去不像是疯子或者有什么难闻的气味。车子缓缓地向前爬着，我们仔细打量了他一番，他看上去没什么问题。我放下车窗，副驾驶座那侧的车窗。他笑起来的样子挺亲切的。

“你们去哪里？”他问。

“埃尔帕索。”我说。

“那太好了。”

“是啊，上来吧。”

他打开车门，钻进了后座。目光在后视镜里交会，杰西卡说：“嗨。”

“谢了。”他说。

“不客气。”杰西卡踩下油门，车速又飙回七十，不久我们就赶上了左边轨道上的火车，又与它保持并行了。

“你从哪里过来的？”我扭头问他。这时候我发现他也许没有我起先判断的那么年轻，他脸上有着深深的皱纹，但目光还是很友好，笑容还是很亲切。

“阿尔布开克。”他说。我有点吃惊——照道理来说，从阿尔布开克去埃尔帕索应该直接走I-25公路。“你们是从哪里来的？”他问。

“伦敦，英格兰。”我说。

“联合王国。”他说。

“对的。”我又把头转了回去，朝向正前方，因为我担心这样在座位上扭着头，脖子会抽筋，我的脖子是很容易抽筋的。

“我猜对了。我喜欢你的口音。”他说。

“那你呢？”

“原籍是阿肯色州。”

“我母亲就是从那里出来的，”杰西卡说，“阿肯色州的埃尔多拉多，后来她就去了英国。”

“我是从小石城出来的。”他说。

“和费拉·桑德斯[费拉·桑德斯（Pharoah Sanders，1940—），美国爵士乐手]一样。”我说了句毫无意义的话，但我喜欢炫耀，炫耀自己很博学，这一次是炫耀自己对爵士乐和黑人爵士乐手都很了解。这人显然不是爵士乐迷，他只是点了点头，没有接话。然后我们就准备陷入沉默，这种时不时被打破的沉默在这种情况下是最适用的。我们已经搞清楚了我们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车里洋溢着愉悦的气氛。然后，还不到一分钟，这种愉悦的气氛就因为一块告示牌而发生了彻底的变化：

告示

切勿让陌生人搭便车

附近有多家监狱

我看到了这块牌子，杰西卡看到了这块牌子，我们这个搭车的朋友也看到了这块牌子，我们都看到了，这块牌子完全颠覆了我们之间的关系。令我吃惊的是这复数：不是一家而是多家，有好几家啊。告示上并没有说明有几家，但显然不止一家。牌子上写的是“告示”，而不是“警告”，这多少让我获得了些安慰。我没有看杰西卡，她也没有看我，根本没有必要，因为在某种程度上，大家都在看对方。谁都没有去看对方，也没有说一句话。一直以来，我都相信有气场这一说：好的气场，坏的气场。我们看到牌子后，车里原本好好的气场就完全变了样，变得很糟糕。物理事实就是这样，不知怎的，车里的分子经历了一个化学变化的过程，这个空间已经不再是一分钟前的那个空间了。天色也比先前暗了些，这是另外一个因素。

我们很快就看到了两处这样的地方，毫无疑问，这设计就是用来关押人的，它们一左一右分踞公路两边，都和公路拉开了一段距离，都有高高的铁丝网围着，打着明亮的弧光灯。没有窗，它们迫切地一心想遏制住危害，于是干脆把窗都省了。与此同时，两个地方都有一种宜家的风格。我真希望这就是宜家，如果我们的搭车朋友说他是来买沙发或厨房用具的，他的车坏了，那该有多好，我们就可以体谅他的难处了。但事已至此，就这样，谁都没有说话。虽然谁都没有说话，但我知道自己心里在想些什么，我在想我还从来没有像现在这么迫切地想把时间往回拨一两分钟，我想把时间拨回去，和杰西卡说：“我们要不要载上他？”然后听到她回答：“不，不要。”车子快速地驶过去，任他留在原地。但今生你是别想把时间拨回去了，两秒钟都不行，事情发生就是发生了，一切都有后果。现在的后果是我们不能改变当初载他的事实，但我们能叫他下车。我可以说：“听着，哥们儿，我很抱歉，但既然这样，你能不能从车上给我滚下去？”我可以这么做，但我并没有做，这有几方面的原因：首先，我担心要是真的提出让他下车，他可能会勃然大怒，杀了我们；其次，我担心这样请——实际上是直接要求——他下车，会很不礼貌。因此，我们并没有叫他下车，而是在紧张沉默的气氛中继续开着车。车子跑得很快，慢下来也没什么意义。然而无论什么情况，总有它好的一面值得强调：眼下，交通状况倒是好得很。杰西卡紧紧地抓着方向盘。没有一个人说话，这沉默让人无法忍受，但又不可能去打破它。我不知道该做些什么，就打开了收音机，还是之前的古典摇滚乐电台，我们白天早些时候在抵达白沙公园之前一直在听。在新墨西哥州渐渐沉下来的天色里，收音机里的音乐一出来，我就从叮当叮当的钢琴声和嗖嗖声中听出了《暴风雨中的骑士》[《暴风雨中的骑士》（Riders on the Storm）是美国摇滚乐队大门乐队（The Doors）于1971年演唱的一首歌曲。]这首歌，我是大门乐队的忠实歌迷，但此刻我可不想听，难以置信吧。过了一会儿，我听到吉姆·莫里森在轻声吟唱：

路上有个杀手

他的脑子像蟾蜍般蠕动……

打开收音机迎来的是这么应景的灾难性结果，现在再想把它关掉，已经不太可能了。我们三个人就坐在那里，听着他唱：

如果你让他搭你的车，幸福家庭会遭殃……

吉姆·莫里森在其他歌里的忠告，杰西卡都是一一照办的。她双眼盯着路面，双手搭在方向盘上；我双眼盯着路面，双手搭在大腿上。天色还在继续向黑夜转化，迎面而来的车灯非常刺眼，令人有一种不祥的感觉。歌还在继续唱着，雷·曼札克[雷·曼札克（Ray Manzarek，1939—2013），“大门乐队”创始人之一，键盘手。]在表演爵士乐曲风的独奏，弹的不知道是电子琴还是别的什么。我心想，这完全是噩梦般的处境。听着歌里传来的雨声，我恍然间觉得这里——新墨西哥州晴朗的天空下，在阿拉莫戈多以南前往埃尔帕索去的路上——也在下着雨。我还没来得及继续想下去，后座那家伙突然清了清嗓子，这在车内紧张的气氛中听起来就像爆出了一声枪响。

“听着，哥们儿。”他说。

“怎么了？”我说。几乎在同时，杰西卡也说了声：“怎么了？”在同时迸发的绝望的礼貌驱使下，这两声脱口而出的询问就像是从双管枪里打出来的子弹。

“让我来解释一下。”

我们就想听解释，事已至此，我们唯一更想要的，就是他主动下车，自己去投案。

我在后视镜里看到了他的眼睛。这一幕你经常会在电影里看到：车上的人的双眼被框在后视镜里，后视镜又被框在挡风玻璃里，挡风玻璃又被框在电影屏幕里。基本上，这样的眼神看上去都不会是和善的，总是充满了不祥的预感。此刻，我看着他的眼睛，我们彼此看着对方，这些联想令我无法解读他的眼神。而且，我最近刚看了泰伦·西蒙[泰伦·西蒙（Taryn Simon，1975—），美国当代艺术家。]的摄影展《无辜者》（The Inno-cents），照片上的男男女女（黑人居多）都曾顶着可怕的罪名，其中一些人已经服刑二十年，他们的刑期长得不可思议（在有些案件中长达数百年），后来，在争取到DNA检验的权利之后，才终于得以翻案昭雪。这可不是因为还有疑点，也不是因为诉讼程序上的某个细节导致宣判存在争议（比如在某个案件中，警察知道嫌疑人有罪，但证据不足，于是伪造了证据），不是的，事实是法律判定的那些可怕的罪行根本不是他们犯下的。看着他们的脸，你想要判断这些人无辜还是有罪，这是行不通的。无辜的人可能看起来像有罪，而有罪的人也可能看起来很无辜，一个人看上去像什么都有可能，无辜还是有罪，从脸上是判断不出来的。很不幸，他们背负了这些可怕的罪名，而这些罪行其实是由某个人犯下的，甚至有可能是这样：这些人中的某些人之所以会被卷进这样的冤假错案，是因为这些罪行——这些可怕的罪行——是由坐在我们后座的这个家伙犯下的。此刻，他正缓缓说道：

“我猜那块牌子把你们吓坏了，是吧？”

“岂止，”我说，“而且，说实话，那首歌也确实让我们没法安心。”

“好吧，让我来告诉你们发生了什么事。”

“那太好了。”我说。有时候，我觉得人活在这个世界上，一辈子真正想要得到的就这点东西：一个解释。把问题说清楚，坦白事实，让我们了解情况，这样我们就可以做出基于事实的判断，决定下一步该怎么办。

“我以前是犯过事，坐过牢，服了刑。听到了吗？我一年多前就出来了，我现在只是要搭车，去我要去的地方。告诉你，哥们儿，我就只是想去埃尔帕索。”

“哦，既然这样，”我清了清嗓子，这种情况下，你不先清清嗓子就说不下去，“既然这样，我想把你放下来对谁都好。”

“是对你们好，不是对我。”

“好吧，我想你说得对，但是，既然这样……”除了不停地清嗓子，我还不断地说着“既然这样”。既然都已经这样了，这是无法避免的。“嗯，事实是，”我继续说，“我们希望能有一段愉快轻松的旅程，但现在看起来这是根本不可能的。既然这样，现在看来，其实已经完全没可能了。”

“你看，问题是，我不想下车。”必须强调的是，他说这话的时候完全不带一丝威胁的语气，他只是在陈述他的观点，但陈述这一特定的观点不可能不带一丝威胁。我担心他是那种情绪不稳定的人，情绪波动得很厉害。我自己也有这样的问题，但此刻，我的情绪波动没有下沉厉害，如果这样说得通的话，它是在朝一个方向波动。杰西卡紧紧地抓着方向盘，眼睛一直盯着路面。在某种程度上，我开始觉得我们之所以会陷入这样的处境，主要是由于她的过错。如果只有我们俩——我的意思是，如果我们陷入同样的处境（也就是说不会只有我们两个人），但反正就只有我们俩——我很可能已经控制不住脾气，并且向她发泄了出来。

“让我来解释一下。”他说。因为害怕脖子会抽筋，我没有转过头去，就这样直直地盯着前方，看着夜色中迎面而来的车灯以及前方车子的红色尾灯。他说他之前在一家超市买东西，他妻子和别人有奸情，而这个人的哥哥就在那家超市工作，有一天，他本来得去上班，但因为感冒就开溜了……

我看着对面驶过来的车，模模糊糊的车灯从眼前晃过，令人昏昏欲睡，我看着这些车、这些灯和漆黑的天空，心里在想什么时候才能到埃尔帕索……

然后，他又回到了超市……我意识到自己居然听到一半就打瞌睡了。其实，这不是一个有意思的故事，或者至少他不擅长讲故事，他不断地东拉西扯。我感兴趣的是他的故事，不是他讲故事的方式。几分钟前我还在担心他可能是个杀人犯，但现在我担心他会是个无趣的话唠，但也有可能他既是杀人犯又是无趣的话唠。近几年来，我一直有这种感觉——我集中注意力的能力在下降，越来越不善于倾听。可即便这样，我也从来没有像此刻这么心不在焉，而这一刻，偏偏又如此需要专注，显然，这才是对我最有利的做法。听他讲，专心地听他讲下去，集中注意力，这实在很重要，但我做不到，我想听，也应该听，但我做不到，我就是做不到。可能正因为有一些像我这样的人在担任陪审团成员，他们不能专心听别人说话，才有这么多的冤假错案，这么多的误判。我心里在想，不管我该想什么，该专注于什么，我总是在想别的，这别的无外乎就是我自己和我的问题。想到这，我发现他的声音消失了，他的故事讲完了，被告陈述完毕。

“我们得加油。”杰西卡说。

“她说的是汽油。”我说。几英里后，我们驶进了一个加油站，停了下来。我很讨厌给车加油，尤其是在美国，你得先付钱，很麻烦，而且好像总会把你弄得油乎乎的，但这次，我和杰西卡都想来操作，这样我们就不用单独和这家伙待在车里，但我们又不能两个人都下车，因为他也许会攀过车座，自己把车开走，只不过他开不了，因为我们得用钥匙开油箱盖；只不过这是在美国，这是辆租来的车，它没有油箱盖锁。这个搭车的家伙和这局面有关的一切让我的脑子有点短路。我和杰西卡都下了车。我来加的油，这活很简单。我看着加油泵上滚动的美元和加仑的数字，虽然眼下这些数字不是我最关心的问题，但不可能不注意到一个事实：美国的汽油价格竟然比英国便宜这么多。

这时候，我们的新朋友也下了车。他穿着黑色的牛仔裤和运动鞋，运动鞋不是黑色的，但非常旧。杰西卡回到了车上，我还在“泵油”，这是美国人的说法。他看着我。我们俩差不多高，他稍微矮一些。我们互相看着对方，之前还是在车子的后视镜里，这次是真的四目相对。在加油站霓虹灯的映照下，他的眼神可以做多种解读。我们就这样互相看着对方，两个男人，黑人和白人，英国人和美国人。

“我得去撒尿。”他说。

“好，去吧。”我尽可能让语气保持平静，确保自己的表情没有暴露出真实的想法，但又担心这样面无表情表现出来的面部僵硬实际上暴露了一切，于是我故作轻松地笑了笑。

“你们不会自己上车，就把我丢在这里吧？”他说。

“把你丢在这里？不，当然不会。”

“你确定吗，哥们儿？”

“我发誓。”我说。他点了点头，开始慢吞吞地朝洗手间走去，左腿有点不太利索，他不慌不忙，也没有回头看。我看着他走远，等他一进去，我就松开油管的扳柄，咔嗒一声把它从车上拔出来，砰地挂回到加油泵的金属托架上，不料它却重重地砸在了地上。

“你得把手柄往上推回去。”杰西卡说。我照她的话做了，我把手柄推了回去，重新把这难对付的油管嘴架了上去。

“快！”杰西卡说。我重新把油箱盖拧上，但因为太急了，没成功。“欲速则不达”这句老话真是太有道理了。最后我总算把油箱盖拧上了，然后跑着从车头绕过去。杰西卡点火启动车子，发动机咆哮着恢复了生机。

“走！走！走！”我一边喊着，一边爬进副驾驶座。杰西卡镇定又迅速地把车开动起来，轮胎都没有嘎吱一下。我关上了车门。

我们安全又顺利地驶出了加油站，转眼间就回到了公路上。一开始，我们俩都很兴奋能这样逃出来，还互相击了一下掌。哈哈！

“我说‘我发誓’的那个样子，喜欢吗？”我问。

“你简直是个天才！”杰西卡说。这种兴奋的状态只持续了一小会儿，我们马上就泄了气，因为虽然还是有点兴奋，但我们已经开始感到有点惭愧了，随后，兴奋感就一点点消散了。

“你车门没关好。”过了一会儿，杰西卡说。

“关了。”我说。

“不，没有关。”杰西卡说。我把门开了一道缝，又砰地拉上，比之前关得更紧了些。

“对不起，你说得对。”

“没关系。”杰西卡接着说，“我们刚才是不是做了件很不好的事情？”

“也许是吧。”

“你觉得这算是种族歧视吗？”

“我觉得就是有点不礼貌，武断，草率。”

“想想他从厕所出来会是什么感受，他会很失望，会觉得我们这样对他太过分了。”

车子继续往前跑着，眼前的景色还是一样，车子、灯光、几乎黑透了的夜色。我们安全了，但也许我们一直都是安全的；我们已经脱离了危险，那么也有可能危险从一开始就不存在。

“感觉好像他在考验我们。”杰西卡说。

“我知道，这种感觉从来都不好，考试没通过。”我说，“我还记得十七岁那年，考驾照考砸了的感觉。”

“什么感觉？”

“记不太清了，总之不好。你呢？你很可能一次就过了。”

“是的。”她说。可我们并没有刻意回避此刻真正的话题，过了一会儿，杰西卡说：“我们是不是该回去？”

“也许是的。”

“但我们不会回去，对吗？”

“绝对不回去。”我说。然后我们俩都笑了起来，车继续跑着，我们沉默了几分钟。兴奋感已经消失了，但车里的气场已经好转，虽然此刻我们还是觉得惭愧，既不觉得自己无辜，也不觉得自己有过错，对自己所做的事既感到安心，又觉得愧疚。

“你知道那些传闻吗？”杰西卡说。

“消失的搭车人？”

“是的，说不定后座上还有一把斧头。”

我扭过头去看，身上绑着安全带有点不太利索。后座上什么都没有，下面也什么都没有，除了两罐可乐和一个水瓶，都是空的，还有一张白沙公园的破地图。

“没东西。”我揉了揉脖子。车子继续往前跑，天色很暗，夜幕已经降临新墨西哥州。

仪表盘上的灯发着微光，燃油表显示油箱几乎是满的。

“好啦，”我说，“我们还是做了件好事的，至少带他离开了那个叫你别让人搭车的地方，他应该很感激了。”但是想象着他在那个地方，从洗手间出来，环顾一圈加油站的停车区，我知道这时候他脑子里想得最多的肯定不是感激。有很多车来来往往，但他心里一定很清楚，他想看到的，他希望还等在那里的那辆车早就已经没影了。我能想象他的感受，我很高兴自己不是他，不用去感受这些，我也很高兴现在又只剩下我们俩，平平安安地坐在我们的车里，作为夫妻结伴而行，向着埃尔帕索一路飞驰而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