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也是幸福过的。或者说，是极近似于幸福的一种状态。

有一次，在忘了因为什么理由庆祝而导致的醺然醉意中，苏昂坐在那张他们一起去宜家买回来的红色沙发上，平川躺着，头枕着她的大腿。宜家的茶几上放着宜家的红酒杯。那时他们已经同居一年多——认识三个月后，他们就搬到一起住了——但仍有种热恋之中的晕眩感，简直不合情理。他们以前都恋爱过——不止一次，当然——可这次感觉很不一样，这次像是……像是来真的。

她轻轻抚摸平川的脸，手指滑过他的额头、鬓角和下巴。“你是什么时候知道的？”她带着醉意，问出那个她一直想知道的问题。

“知道什么？”

“知道你爱我啊。”她哧哧地笑，又吻他一下。

“从一开始啊，”平川说，“第一眼看到你就知道。”

“我说的是爱，love，”她用英文强调，“你说的是喜欢。不一样。”

平川闭上眼睛，眼球在眼皮下微微颤动。“你还记得那次你回国唱K吗？”他忽然笑了，仍闭着眼，“还打电话给我？”

她当然记得。她回国度假，和老同学一起去唱卡拉OK，点了一首甲壳虫乐队的In My Life。然后，生活中那个永恒的小讽刺又来了——在家中浴室里你是帕瓦罗蒂，但总是忘了歌词；而唱起卡拉OK时，看着屏幕上的歌词，你却又忘了调子。还有一首歌就轮到她的时候，苏昂的大脑一片空白。当下她不知怎的，立刻拿出手机打电话给平川求助——不顾那是国际长途，也忘了他们之间隔着八小时的时差。

中国的晚上是英国的下午，平川还在上班。可是他只犹豫了两秒钟，就轻声在越洋电话的另一头唱了起来：

There are places I'll remember

All my life， though some have changed

Some forever， not for better

Some have gone and some remain

“你知道吗？我对着电话唱歌的时候，办公室里特别安静，我那些同事们全都在旁边鬼头鬼脑地笑。”他笑着，微微皱起眉头。自那以后这还是他第一次提起卡拉OK事件，“后来，我挂掉电话的时候，Thomas就过来拍我的肩膀。他说：‘You are in such deep trouble， mate.’然后，办公室里的每个人都在点头。”

苏昂也笑了。那的确不是平川的一贯作风。

“可是我居然也没觉得不好意思，”他睁开眼睛看她，“所以我就知道自己完蛋了。应该就是在那一天吧，我就知道了……”

他把她拉向他，手搭在她的后颈上，使劲吻了她。那感觉美妙至极。

而她又是什么时候真正爱上他的呢？平川从没问过这种问题，但苏昂知道答案——不是某时某刻的电光石火，而是点点滴滴日复一日汇聚而成。她爱他的得体和诚实，他与世无争的气质，拍照时脸上别扭的笑容，沉默时那种独特的魅力；她爱他毫不费力却挑不出错的穿衣品位，衬衫和毛衣永远色彩和谐，连牛仔裤裤脚的卷边长短都恰到好处；她爱他在博物方面的知识——能够叫出公园里所有花草树木的名字，而且聊得那么兴致盎然，光是听他的语气就已心神摇荡；她爱他身上那股温和的阳刚气质，修水管、换轮胎、组装家具样样在行，一眼就能看出哪堵是承重墙，家里永远有足够的工具、电池和药品；她爱他的踏实可靠，总是提前很久就开始规划假期和旅行，尽心尽力将他们两人的银行账户、保险和退休金打理得井井有条；她爱他无微不至的细心——每天早上第一件事就是给她煮咖啡，吃外卖时所有的餐具都帮她拆开放好，记得她最喜欢什么食物、书籍、花草，甚至是某种口味的润唇膏；她爱他对她的宽容，宽容她在烹饪上的笨拙，宽容她积在排水孔中的头发、泡在水池里的碗碟、从不清理的烟灰缸、从冰箱里拿出来却总忘了放回去的食物，宽容她可怕的懒惰、无可救药的方向感和爱迟到的坏毛病……

当然啦，其实她也并非那么一无是处。苏昂相信自己也有让平川欣赏佩服的地方，比如说，审美情趣和艺术欣赏水平——很大程度上源自她曾经的十年油画学习经历，尽管后来放弃了，却也足以令这个理工男肃然起敬。她给他讲她读过的书和看过的电影，她逮着机会就放她喜欢的波普爵士和摩城唱片给他听，他们手拉着手去博物馆和美术馆，周末和节假日跑到欧洲看展览，她用她脑海中储存的大量艺术家八卦和传奇故事令他哈哈大笑并五体投地……

有一次，苏昂在网上找出清代任颐的《三友图》，告诉平川自己一早发现的“惊天大秘密”：这幅作于清光绪年间的水墨画，从左到右，难道不正是李连杰、甄子丹和洪金宝吗？她说，这分明是《武坛三友》嘛！平川惊呆了，差一点信以为真。那时他看她的眼神，就像珠宝鉴定师刚刚发现了一颗价值连城的宝石。

她对他进行了相当宏大的“精神文明建设”。他们一起度过了许多聪明、时髦和值得回味的时光。说句公道话，很多文化活动他还是挺喜欢的。平川一直都很愿意学习——或者说，他是那种绝不甘心浪费门票的人，就算是再不对胃口的展览，他也会皱着眉头看完每一幅画和它们的介绍。他能够理解看到一件东西画得栩栩如生时那种肤浅的快感，愿意去了解画作的社会和历史背景，以及是什么让这幅画值这么多钱；但他不明白为什么一个签了名的小便池也能被称为艺术品，不明白蒙德里安那些齐整的原色方块到底是想表达什么，不明白为什么一个人不停地撕纸也可以被称作行为艺术……

在巴黎的蓬皮杜艺术中心，面对着伊夫·克莱因那涂满整个画板的蓝色，他整个人仿佛被闪电击中。苏昂记得他缓慢地转过身来，“好看是好看，”微妙的、蓝色的不忿潜伏在他的眼睛里，“但这样的画我一天能刷二十幅啊！”

在奥赛美术馆里他要自在得多。苏昂听着他如释重负地说“我还是喜欢印象派”，头一回没有泛起翻白眼的冲动——她一直觉得一个人宣称自己喜欢印象派，就像在说诗人里最喜欢李白、歌曲里最喜欢《月亮代表我的心》，只不过是最方便且安全的答案。但平川不一样——反正从她那初堕爱河的眼光看来不一样——他的艺术品位或许相当浅白，但至少是经过了解和选择之后的真诚。

在苏昂推荐给他的画家当中，平川最喜欢的是埃舍尔，那位最擅长制造和呈现空间悖论的荷兰大师。从《手画手》里那相互画出彼此、但无法区分究竟是谁先画出了谁的两只手开始，他沉迷于埃舍尔所构建的那些自相矛盾、无限循环、违背现实规律却又无比严谨自然的奇异空间。这是一个非常“平川”的喜好，苏昂忍俊不禁地想，因为埃舍尔的作品里充满了分形、对称、双曲几何、多面体等数学概念的形象表达。事实上，他喜欢的不一定是埃舍尔，而是数学与逻辑之美。

“但埃舍尔承认自己其实不懂数学。”她告诉他。

“男人天生数学思维好，”他无比确定地说，“他那是一种数学直觉。”

她常发觉自己很羡慕他。人能活得自洽并不容易，但对平川来说似乎毫不费力。他一早就知道自己喜欢什么、想要什么，也从未幻想过自己是别的什么人、在别的任何地方、以别的任何方式长大——就像一条生活在海里的鱼，从不会为陆地和天空而分心。和苏昂不同，他热爱自己的工作，而他的工作与他这个人本身也完美契合。编程于他不仅仅是一种爱好或职业，而是一种生活方式。苏昂经常能在他的日常生活中看到编程的效果，比如用最少的水和洗洁精洗碗，却又能达到最高的清洁度，比如用修复bug的专注和耐心来烹饪、打扫、修理家电，比如用数字和逻辑把复杂的决定变得非常简单……

有些时候，她也会对编程塑造他思维方式的事实感到厌烦。他的思想是一曲充满斜杠、点号、算术运算符和逻辑运算符的交响乐，每当他们就某个问题产生分歧，平川总会运用一套令人讨厌的、条理分明的、滴水不漏的逻辑，提出最为“理性客观”的论点。

“这不符合逻辑。”他总是这样说，然后列出要点一二三四五。

“但我们是人，不是代码！”她会这样抱怨，但内心可能已经妥协了。

她崇拜他，也因此信任他的“理性”。要到很久以后，苏昂才会开始反思，她对他的崇拜和信任有多少是因为他本人的说服力，又有多少源自那些根深蒂固的笃信。它并非发生在某个明确的时刻，而是一个缓慢渗透的过程。比如说吧，她从小被灌输理性是好的，非理性是坏的；科学才是第一生产力，文人只会无病呻吟。所有人都默认理科天然比文科优越——“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除了就业前（钱）景更为光明，就连智力上都存在着鄙视链；与此同时，所有人也都默认女生的智力和理科天赋不如男生——“你们只擅长死记硬背，别看现在成绩比男同学好，”老师和家长都会这么说，“他们后劲足啊，一发力就轻轻松松超过你们。”她甚至从小被父母教育要带着学习的心态跟男生交朋友，因为“你们女孩事儿太多，喜欢说三道四搞小圈子，男孩子心胸宽广知识面开阔”……在成长过程中，尽管她和妈妈的关系非常亲密，但很长时间里她都更崇拜爸爸——他是不容置疑的“一家之主”，在社会意义上更为“成功”。妈妈的角色则是温柔而平庸的奉献者，用劳动、爱和母性来服务家庭，为家人的理想作嫁衣裳。妈妈很辛苦，为这个家牺牲很多，爸爸会这么告诉她，然后推开碗碟站起来，直接跨过掉落地上的纸巾盒。

她从生活的无数缝隙里窥见那种奇怪的笃信。它显露在妈妈征询爸爸意见的眼神之中，显露在物理老师提起文科生的语气之中，显露在周围的人对“女司机”“女博士”“女强人”的调侃之中，显露在整个法律圈“男性俱乐部”的氛围之中。

还记得大三大四和同学去法院旁听庭审时，苏昂无法不注意到那几乎是一个男人的世界——法官是男性，书记员是男性，出庭律师也大多是男性。她观察着那些“硕果仅存”的女律师，在心里默默做着笔记：中长发或长发最好——但也不能太长；高跟鞋和裙装是首选，但鞋跟不能太高，裙子也不能太短；需要表现得自信，但绝不可咄咄逼人；需要尽可能多地微笑，但切忌“卖弄风情”；愤怒时必须控制自己的动作和语调，以免显得过于情绪化——尽管男律师的情绪化反倒更容易赢得陪审团的心；哦对了，整个庭审过程中还得说上无数次的“谢谢”和“对不起”……女律师总是面临着双重标准和双重约束，如果说男性对手的进攻方式是近身肉搏，她们的战术则更像是击剑。法学院有位女教授曾特地用一堂课的时间提醒所有女生：她们的外表和举止将受到来自法庭每个角落的无情审视，所以必须密切注意自己的穿着、语言和行为方式。“记住，”教授用一种冷静得近乎冷酷的语气说，“要做法庭上每个人都喜欢的人。”

也许这就是为什么她早早打消了成为一名出庭律师的念头——她消化不了这些现实，也无力质疑那种笃信。初入律所时她留心四周，发现工作环境相比法庭的确更可接受。但有些过于强大的事物不会凭空消失，它们只是潜伏在折缝和阴影里，以更微妙的形式呈现。起初是发现没有足够的女性mentor（导师）可供选择，继而意识到身居高层的女性榜样本来就少得可怜。律师事务所的合伙制结构助长了“男性俱乐部”的风气，如果你不打高尔夫球，你天然就处于劣势。苏昂的女同事中只有极少数人有孩子，这一事实令她察觉到家庭与事业绝无可能兼容。即使你下午5点半下班去学校接孩子，然后晚上在家干上四个小时的活儿，你仍然会被认为“没有尽到本分”，或是“自动放弃了晋升的机会”——在这种情况下你根本就接不到大案子，自然也就没法向律所证明你的价值。于是许多女同事“自动”选择了离开，当起了全职妈妈，或是转行去做时间更灵活的工作。但与此同时，她从未听说有哪位男同事为了家庭而离开律所。无数次地，她从他们发号施令的神态、他们相互拍打肩膀的姿势、他们对她们说话的语气中看到那种笃信。“别浪费时间了，”他们仿佛在说，“这终归是一个男人的世界。”

渐渐地，她学会了适应那种笃信。当平川开车时调侃起路边正在倒车的“女司机”，她也和他一起露出心照不宣的微笑；外出开会时遇见挺着孕肚的女律师，她会忍不住在心中嘀咕“你为什么不待在家里”；已为人母的女同事转行去做公司法务，她不仅认为那是明智的选择，还会由此构想自己未来的职业路径……现在想来，其实她们一直被禁锢在一种伪造的生存经验里，以至于自身真正的天赋和潜能已无法被界定与辨识。诱惑是那些难以兑现的承诺——感恩的丈夫、懂事的孩子、幸福的家庭、被照顾的舒适、被认可的尊严、被保护的安全感……但这一切都是海市蜃楼，它们其实并不存在，但当你发现时可能已经太晚了，你已经在走向礁石，再也没法改变方向了。

如今她已能看出自己在多大程度上被海市蜃楼所愚弄和削弱，但在头脑中充满粉色泡泡的曾经，苏昂十分珍惜她与平川之间的差异：男人和女人、科学和艺术、理性与感性……她把他当作学习的对象，迫切地想要自己变得更“好”——比如，更加冷静务实，不那么容易被情绪控制和陷入自我怀疑……随着时间流逝，他们共同塑造一生的习惯和口头禅，兴趣爱好也逐渐融合。她开始喜欢这种井井有条的新生活，把从前那个懒散、混乱、不切实际、常活在幻想之中的自我一点点抛到身后。

遇见平川的那个晚上他们聊了很多，但她从未告诉他，那时她生活得很不开心。工作的繁重只是冰山一角，更大的阴影来自她对自己职业生涯的怀疑。很久很久以前，她曾想过报考艺术院校，但遭到了所有人的反对。所有人都告诉她，只有学习不好的学生才会去上艺术院校，而艺术是付不起房贷的。搞艺术的人是被诅咒的人，他们多半无法养活自己，注定要过着妖怪般的异类人生。作为一个好学生，她理应走上一条更为光明和平稳的道路。于是她再次屈服于那种笃信——公平地说，她也从未抗争过。在那个年代，在她成长的那个地方，视野有限，信息闭塞，成年人的话都如警世恒言。他们所公认的最好的人生就是出国留学，读个能挣钱的专业，毕业后找到工作留下来，然后在当地成家立业，孩子在一望无际的草地上奔跑，制作甜饼干，过圣诞节，去欧洲度假，花大价钱保养牙齿，冬天铲掉门前车道上的雪……

在咨询了几位海外亲友的建议之后，她糊里糊涂地选择了法律专业，心中怀着一丝对港剧中飒爽英姿的律师美好而模糊的幻想。但这幻想在上学期间，尤其是在工作之后就分崩离析了——她发觉自己怎么也没办法喜欢上这一行，尽管出于一个华裔学霸的本能，她能够把不喜欢的事情做到最好；再加上一点点演技，她能够在同事和客户面前扮演一个足以令他们信服的专业人士。这令她处于一场与自己的本性进行的永恒战斗之中。她觉得自己分裂出了两个人格，它们水火不容，彼此痛恨，其结果就是她对自己感觉无比糟糕。她在客户面前微笑着，但她知道自己连灵魂都皱着眉头。

但那都是过去的事了。遇见平川以后，心口一个空虚的大洞被填满，就像某种使人身体衰竭的病症被治愈。情感生活的充实令无趣的工作变得可堪忍受，平川所构建的那个充满理性、秩序和效率的世界为她提供了一种既新鲜又可靠的生活方式，而且与她的职业性质有某种惊人的和谐。渐渐地，她开始接受，甚至开始欣赏自己的“专业人士”身份。有时被人评论说她的工作风格像个男律师，她会将其视为一种赞美，心中暗暗得意。我要更大声，更自信，更能熬夜，更咄咄逼人，她想，我要证明我也能像男人一样，甚至比他们做得更好。

有时她甚至怀疑，过去那场与自己的本性进行的战斗究竟有无意义——一个人的本性显然有很多层面，而既然我们每个人都是好几个人，那个“认识你自己”的追问又怎会有一个确定的答案？

曾经的很多个深夜里，苏昂的大脑一直燃烧着一个疯狂的想法：辞掉工作，用所有的积蓄重回大学读个美术史或艺术品管理之类的学位，然后从零开始，与法律生涯一刀两断，走上一条也许万劫不复的岔路。然而，自从她的两个人格开始合二为一，她就逐渐打消了这个念头，回归旧日自我的最后一座桥终于坍塌，坠入永恒的深谷。渐渐地，她连素描都懒得画了——她早就不画油画了，但旅行、坐车或等待时偶尔还会在小本子上随手勾勒风景或人物肖像来打发时间——只剩下缝制布包这唯一勉强与艺术或审美沾边的爱好，因为还具有一丝实用的目的，得以保留下来，幸存至今。

从前的苏昂也许更像艾伦，如今的她却周身笼罩着平川的影子。某种意义上他重新改造了她，令她变成了一个自己都不大认识的人。她学会了控制情绪，安于现实，不再费心追逐生活之外的东西。她在他的劝说下戒掉了香烟，能做几个拿手菜，打开过的食品袋会用塑料夹子夹住封口，也不再把外套随手扔在地上。她仍然喜欢喝酒，但几乎再也没有宿醉，没有断片儿，没有赶不上最后一班地铁的懊悔。艺术仍能给她带来乐趣和满足，但那不再是求而不得的狂热梦想，而是枯燥工作的一种调剂。就算有时还是会觉得少了点什么，可是——哪里会有完美的人生呢？大家不都是这样吗？

当平川也同意生活中似乎少了点什么的时候，他们做出了回国的决定，认为那是最合乎逻辑的选择——平川一向很擅长将自己的困惑合理化。我们本来就没打算在国外待一辈子，他又开始列举要点，一来父母都在国内，也没有意愿去国外养老；二来英国的生活一眼可以看到尽头，透过在英国的华人朋友的生活，仿佛可以看到自己未来几乎没有差别的人生路径。我们还是想要更多的可能性，对吧？而眼下的中国热闹、蓬勃、一切皆有可能。不是吗？所有的人都在往回走。

现在想来，在英国的那些年月犹如一段漫长的真空期——知道自己不会永居异乡，却尚未决定归期；过着稳定的生活，却从未认真考虑买房、生育、自我实现等“真实”而沉重的人生议题。他们半心半意地飘浮于生活的表层，并不在意命运的暗流将把他们带向何处。那时她还没有意识到：缺乏梦想和目的地的生活，意味着你会抓住任何一根朝你飞来的稻草。别说回国了，就算平川提议他们搬到火星，她也会不假思索地跟着他走。

刚搬回北京时，生活新鲜、忙碌，充满小震惊和小挑战，令人应接不暇。可是，当他们完全安顿下来，一切各就各位，最初的兴奋渐渐褪去，生活又回复了平淡的忙碌。他们仍干着老本行，常常加班，周末和朋友聚餐，传说中各种令人振奋的可能性统统与他们无关，所有的社会角色依然如迪士尼的旋转茶杯一般在原地打转。琐屑的小疑心开始悄悄钻进苏昂的知觉：如果生活并没有实质的改变，他们到底为什么回来？她很少抱怨什么，但她的确常常在心底里怀念伦敦的大片草地和长椅、丰富多样而质量极高的文艺活动、不以金钱衡量成功与否的多元价值观……当她身在其中时，总觉得命运的大幕尚未拉开，真正的好戏还没上演。如今回头看，才发觉那或许才是他们人生最精彩、最快乐的华章，而它已然一去不返。

渐渐地，她能感到心口的那个大洞又开始显露轮廓，嘶嘶冒着凉气，而这一回它很难再被爱的激情填满，因为那激情已不复存在——如今他俩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很难再对彼此保持好奇。在很多时候，当她在思索时来回微微咬着下唇，或是不自觉地开始挤压手指关节，会突然意识到，这个动作是从平川那里学来的……随着她自己的放弃，他对她艺术天赋的欣赏似乎也被消磨殆尽。一起吃晚餐的时候，她甚至常常要绞尽脑汁地从最近的新闻里挖掘话题，否则他们之间往往只剩下勺子碰撞碗碟发出的锵锵声。多么天真，多么可笑啊——他在越洋电话里给她唱In My Life的时候，他带着醉意躺在她大腿上的那个夜晚，他拿出戒指向她求婚的那一瞬间，她还以为这种事情永远不会发生在他们身上！

接着就发生了意外怀孕事件。另一个大洞出现了，沸腾着生活中所有的不安。他们选择用指责对方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不安，于是便再也无法听见彼此的不安。然后，一切都不可遏制地往更坏的方向飞驰而去。

此刻，当她一个人躺在曼谷的深夜里，以一种“后见之明”的超然视角重新审视他们的过往，看那些共同分享的岁月漫步而过，苏昂发现自己第一次看到许多事物的本来面目。她开始直面那些曾被刻意忽略和隐藏的感受，也能够更加真切地看清导致他们走到今天的每一步，就像是沿着龟裂的土地走到了干旱的源头。怀孕流产只是个导火索，更多的伏笔早就埋下了。她曾经相信，命运让我们和某人相遇，是为了从那个人身上寻求圆满。但回忆如一口深井，从幽暗深处发出了回音：你不能只以半个人走入婚姻，怀着对完美另一半的笃信和依赖，幻想红毯那端的人手里握着全部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