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12月，当约翰·达尔文走进伦敦的一家警察局，他立刻就成为当年的新闻人物。这位英国男子声称自己患了失忆症，不记得五年前划独木舟独自出海后失踪至今的全部经历。此前达尔文已被正式宣告死亡，妻子安妮对他奇迹般的归来表现得欣喜若狂。但很快安妮就受到警方调查，因为夫妻俩在巴拿马与一位房产中介的合影意外遭到曝光。几天后，他们诈死骗保的故事传遍天下。

苏昂对这个案子印象深刻。那时她和平川还住在英国，媒体整天打了鸡血般大肆报道，新闻几乎不间断地滚动轰炸，人人都在谈论这件奇事。她和同事也每天津津有味地八卦，因为不断有新的案件细节被曝出，而且往往超出了普罗大众的想象力。比如说吧，达尔文“失踪”几周后被妻子接回家中，就住在和她一墙之隔的小屋里。他蓄起长须，装瘸拄拐，平日出行自由无人起疑，就连与自己的父亲擦肩而过都没被认出来。再比如，拿到保险赔偿后，他以假名申请到一本护照，飞到巴拿马大肆购置房产，为退休做准备。更夸张的是，他们的两个儿子对父母的骗局一无所知，真心以为父亲已死，得知真相后困惑愤怒，宣布要与他们断绝关系……

艾伦的文章以臭名昭著的约翰·达尔文保险诈骗案开头，渐渐引出正题：假死骗保的可操作性，尤其是近年来高发的海外死亡欺诈。

艾伦采访了几位为保险公司提供调查与咨询服务的调查员和私家侦探，他们每个人都调查过至少上百宗海外死亡欺诈案。按照这些人的说法，与达尔文那类在西方国家假死的中产白人不同，他们调查的诈骗嫌疑人往往符合某种特定的特征：大多来自第三世界国家（或者与这些国家有关联），在西方（通常是美国）生活了若干年，买了大额人寿保险（有时甚至用假名投保），决定回老家探亲访友。然后，在回乡期间，灾难发生，受益人提出保险索赔。

“死”在第三世界国家比在美国容易得多。在这里，你可以贿赂那些薪水极低的政府官员，欺诈可以成为一门合法的生意，甚至是一桩大买卖——不仅对索赔人来说如此，对当地经济也是如此。只要有一点钱和关系，很容易就能搞到死亡证明，以及警方和医院出具的虚假报告。“我已经在5个不同的国家被宣告死亡了，”一位私家侦探对艾伦说，“只是为了向客户展示这有多容易办到。”

美国领事馆也很少会仔细查验当地死亡证明的真实性，而只是机械地签发一份《美国公民海外死亡报告》。私家侦探们抱怨说，他们见过太多此类未经验证的死亡报告。

紧接着，艾伦在文中详细描述了一桩假死骗保案：一对名叫Kongsiri的泰国夫妇移民美国，成为美国公民。和很多新移民一样，天堂的生活并不如他们想象中那般美好。于是他们想到了“经典”的人寿保险诈骗。他们给妻子买了保险，在一次回泰国探亲时伪造了她的死亡。美国领事馆签发了《美国公民海外死亡报告》，保险公司支付了赔偿金。他们一击即中。

Kongsiri女士随后改换名字，在一年后用另一个美国签证回到了美国，并又一次和Kongsiri先生结婚，自称是他的第二任妻子，住在一个新的地方。他们已经大捞一笔，本应金盆洗手，谨慎度日，然而人的贪念永无止境——若干年后，丈夫竟故技重施，这回换成他自己在泰国“死去”，由他的第一任同时也是第二任妻子向九家保险公司申请赔偿。但这次有点麻烦，一家保险公司的调查员发现了一盘在曼谷国际机场拍摄的录影带，Kongsiri先生赫然入镜，而那时他本来应该已经死了。一环接一环，最后几家保险公司全部开始调查——有些已经支付了赔偿金，有些还没有。Kongsiri夫妇终被抓获并被引渡到美国。由于追诉时效已过，第一起假死骗保案不会被起诉，他们最终因第二起案件被判处有期徒刑7到14年。

苏昂盯着屏幕，一口接一口地啜着热茶。有些东西显然一直就在眼前，她只是视而不见。真相开始以一种支离破碎的方式呈现出来，之前曾留意到但不明白含义的细节重又浮现。此刻她竟也失去了惊讶的感觉，但令她自己都感到难以置信的是，她的胃里竟翻涌着某种期待——某种危险业力即将来临的美妙预感。她继续读下去。

泰国一向是骗子们青睐的“死亡”与“轮回”之地，艾伦写道，腐败导致了混乱和无法无天，再加上不爱多管闲事的本地人和街道上成千上万张外国面孔，这个国家俨然是骗子和逃犯的天堂。但泰国在保险诈骗这一领域并无垄断地位，海地、尼日利亚、哥斯达黎加、印度、柬埔寨、缅甸都各具吸引力，而真正的“假死之国”当属菲律宾。

菲律宾有一个蓬勃发展的产业链，专门为客户提供“死亡工具包”，其中包括死亡证明、医院报告、警方报告、目击者证词、尸检报告（如果有“尸体”的话）、埋葬许可证、殡仪馆账单，甚至还可以制作葬礼的视频，或者组织一支假冒的送葬队伍哭号着走在大街上……也就是说，他们提供一条龙全包服务。

在大多数情况下，假死骗保往往是通过伪造文件来进行的，但如果没有尸体，大部分保险公司会等上七年才发放赔偿金。所以，你若想尽快得到大笔现金，就需要一具尸体来加快整个理赔过程。这就是为什么菲律宾在这一行有着无可比拟的优势——你可以在这个国家的私人停尸房里买到无人认领的尸体，方便快捷，物美价廉；你也很容易找到腐败的交通警察并贿赂他们，于是当他们在车祸事故现场遇到一具大致符合客户特征的尸体时，就会神不知鬼不觉地把客户的身份证件放在死人的口袋里。然后尸体顺理成章地被确认为被保险人，死亡报告被签发，索赔开始运转。当然，那个真正的死者的家人会疑惑他为何消失不见，并向警察局报告失踪人口，但这样的案子往往永远得不到解决，因为死者正躺在别人的棺材里。最终他的家人也许会认为他只是单纯地跑掉了——拥有7000多个岛屿的菲律宾是最适合“消失”的地方。

人寿保险诈骗的吸引力一直长盛不衰，艾伦在文中感叹，想想看吧，一个银行抢劫犯，平均只能抢到5000美金，这些钞票会被GPS追踪，然后他的脸会被枪指着，接着被判入狱；然而在保险诈骗中，你可能不会被逮住，没有人会用枪指着你的脸，也许你还可以获得从10万到100万美金不等的“收益”！

如果买的保险低于一个门槛，你很可能不会被追查，尤其是发生在海外的死亡索赔，保险公司往往倾向于与索赔人达成和解，以避免高昂的诉讼费用。只有当超过一定数额的可疑死亡索赔被归档时，调查员或私家侦探们才会跳上飞机，长途跋涉到犯罪现场，想方设法证明当事人其实并没有死。这些人要么极其容易被找到，要么根本找不到，没有中间地带——几乎所有的调查员们都如是说。

所以有些人真的消失了，苏昂的心停跳一拍，他们真的拿到了钱。

当然，在很多情况下，假死的当事人被找到，诈骗案被成功破解，但更多案件从未被起诉。对于保险公司来说，只要没有支付赔偿金，公司就没有遭受任何经济损失。他们不想在这个人身上花更多的钱，也不想将案件细节公之于世，给后来者犯罪灵感。至于执法部门，跨国调查取证是个非常昂贵和耗时的过程，他们通常没有充足的理由去追究“未遂”的欺诈案件。之前提到的Kongsiri夫妇骗保案，只不过是用来“杀鸡吓猴”的少数案例之一。

如此说来，如果你有意伪造自己的死亡来赚上一笔，也许唯一的惩罚仅仅是索赔被拒？苏昂觉得匪夷所思。

显然艾伦也有同样的疑惑，但调查员们对此惊人一致地不以为然。他们告诉艾伦，真正的惩罚来自你“新生”的每一天。消失意味着与你此前的生活切断所有联系，你必须致力于保持隐身状态，就像一份终身的工作。一旦“死去”，你就再也不能使用信用卡，不能给家人打电话，不能毫无顾忌地走在街头，也不能使用过去的从业资格来赚钱谋生。带着现金过境将是一件伤脑筋的事情，机场安检将是一场严峻的考验，而你的亲密关系不得不从头开始。从社会意义上说，你真的死了。你失去了你的身份、你的家人、你的朋友。你必须适应这一事实。这就是为什么假死很难成功——我们就是无法切断与过往生活的联系，就像一个人很难挥刀砍断自己的手臂。

看看约翰·达尔文，他成功地导演了自己的死亡，在巴拿马“转世”，过着衣食无忧的退休生活。然而对两个儿子的思念迫使他飞回英国自投罗网——心思缜密的他当然明白“失忆”是个拙劣的借口，只不过仍抱着侥幸之心；再看看Kongsiri夫妇，他们不但始终住在一起，还明目张胆地去机场迎接亲戚，并最终因为亲戚拍摄的录影带而败露被捕；还有更多不成功的案例，当事人往往“假死”不到一个月就自动放弃了，因为他们无法忍受孤绝的状态，没有计划好“转世”之后的人生……

“归根结底，我们就是我们。”艾伦总结道，“即使我们幻想离开自己，我们也不知道该如何成为别人。”

苏昂的目光长久地停留在这几行字上。她的思绪飘散出去，落在苏梅岛上的那间小旅馆。Joy当初是怀着怎样的心情操作自己的死亡？她有没有改头换面？是否整天如履薄冰？她的家人是否知情？她成功了，对吧？但她是否如愿以偿地重塑了自己的人生？她如今究竟人在何处？

是的，Alex，Joy，他们是同谋，是骗子，是投机者，是冒险家。但苏昂的愤怒渐渐退去，一丝微妙的理解浮上心头。不只是因为她理解了Alex难以向她言明的苦衷，更因为她无法否认自己也有过同样疯狂放纵的幻想。或许这正是为什么艾伦会写这篇文章，不是吗？消失，然后重新开始——也许顺便捞到一笔钱——这个想法有某种令人不寒而栗的美与诱惑。为什么媒体和大众对达尔文的案件如此痴迷？为什么有那么多人坚信戴安娜王妃、猫王和迈克尔·杰克逊依然活在人世？难道不是因为我们在他们身上寄托了自己内心幽暗深处的渴望？

许多人都有同一个幻想：搬到另一个地方，人生就会变好。现居地的大环境很糟糕，所以如果我搬到新西兰，问题就解决了。我们在网上看着别人晒出来的美好生活，幻想自己身在别处，过着另一种人生。苏昂自己就常在Airbnb上搜寻那些漂亮的外国公寓——在伦敦、在巴黎、在纽约、在佛罗伦萨、在菲斯、在里斯本……她会打开谷歌地图，长时间地端详附近的街道和建筑，想象着自己出现在那里。

然后，当生活压得你不堪重负，当猝不及防的危机发生，不切实际的幻想总会悄然而生。债务负担、恋情破裂、家庭压力、牢狱之灾……每个人的故事远比这些词语具体而复杂。“这人生是一所医院，”波德莱尔曾写道，“里头每个病患都渴望换张病床。”绝望会把一个人推向极端，一个念头开始无限膨胀：假如我能放弃一切，卸下肩头的重负，删除此前的错误，那么，或许，我可以作为另一个人重新开始，像明天的日出一般纯洁无瑕。

当然，绝大多数人会很快回归理性，摆脱此类幻想，但每年总会有那么几千个人决定付诸行动。他们在某一天走出家门，从此一去不返，像一滴水消失于沧海之中。

出乎苏昂意料的是，艾伦也决定付诸行动——不过，是从一个记者的角度出发，看看整个过程究竟如何运作。她飞到菲律宾，待了一个星期，通过线人找到两位当地“行家”，他们从一位在政府机构工作的“内奸”那里搞到了她的死亡证明。

根据警方报告，某年某月某日，在马尼拉一条繁忙的街道上，几位路人目睹了艾伦租来的红色大众高尔夫与另一辆黑色本田思域相撞，两辆车都严重受损，司机被紧急送往最近的医院。英国白人女性Ellen Tufts到达时即被宣告死亡。

而事实上，这起致命的交通事故并未发生，所有目击者证词和医院报告都是假的，这份死亡证明打折后要价8000比索，约合150美元。

艾伦背着自己的死亡证明飞回泰国。过境时她有些忐忑，但最终什么也没有发生。她把整个过程描绘得详细而生动，令苏昂见识到了她的文字功底。当然，这只是个实验，她并没有让人把死亡证明带到英国驻马尼拉大使馆进行认证，所以她的实验并不完整，算不上是真正意义上的成功。

但问题依然存在：在21世纪的今天，在搜索历史、购买记录、数据统计和监控摄像头的天罗地网之下，假死——或者假死骗保——是否依然可能成功？艾伦承认她只接触到了追踪者而非躲藏者，而有记载的先例们都被抓住了，或者自首了。达尔文和Kongsiri夫妇侥幸逃脱了，但只逃脱了几年。可是，艾伦大胆地推测：既然调查员们都曾有过从未开启调查的案子和从未找到的“死者”，那就说明一定有人已经成功地把一段生命抛在了身后。

“尽管我很乐意想象自己成功逃脱，”艾伦写道，“但我心里清楚，我最终会像那些被调查的人一样，因为无法适应自己的新身份而被捕。当然，我会乔装打扮，把头发染成金色，或者放任自己胖上30磅。但很有可能，我在去超市买染发剂，或是在海滩上点第一杯啤酒之前就已经被逮个正着。是的，我们大多数人永远无法摆脱自己的过去，它像会说话的影子一样紧紧跟着我们，时刻提醒我们是什么样的人，直到我们死去为止。

“但奇怪的是，自从拿到死亡证明的那一刻起，我开始时常化名外出，告诉那些在酒吧或俱乐部里遇见的陌生人，我的名字是Alice Jones，在一家新加坡公司做财务分析。其实我也可以说我是瑞典公主，而他们眼睛都不会眨一下。这种乔装游戏很好玩，但让我有些不安的是，它也会令人上瘾。你所扮演的人格与真实人格之间的落差带来潜在的不稳定性，却也显然唤起了某种兴奋。这种兴奋，在内心深处，并不是因为赚了非法的钱，而是因为你知道自己也许真的可以变成另一个人。”

文章戛然而止。

苏昂把整篇文章重读了一遍，然后合上电脑，走到阳台上。不远处的运河在月色之下波光粼粼，她忽然觉得有点头晕，就像喝了太多的酒。如果现在走出门去，她晕晕乎乎地想，我也可以在人群中消失，融化在热带的潮湿空气里。至少，她可以成为一个29岁的单身女郎，剃光头，刺花臂，来自伦敦，不会说中文。没有人会深挖她的过去，这就是这座城市的本质：表面即一切。

面对生活突然呈现出来的暧昧与深邃，至少在纸面上，她头一次意识到自身的存在之轻。晚风阵阵，她觉得自己好像能被它吹走，进入一个没人认识她、她可以成为任何人的世界，等待疯狂，让生命放任自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