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琦：有机会在牛津谈话，让我对您在这边的工作和生活环境有了直观的感受，整体上非常规律、清净、远离“中心”，没什么人打扰，学院和家离得这么近，走几步就能去田野散步，这个环境和国内完全不同。在这边具体工作是怎样展开的？

项飙：我在这里和几个同事主持一个迁移研究硕士点，这是我的小自留地。教学任务确实比较轻，大半时间是自己研究。第二个就是搞硕士点的教学，也带少数几个本科论文和博士。牛津给我很多时间，给三年的研究假，所以我前三年都在日本。如果没有那样的自由时间，我就不能突然跑去香港，思考民族问题，做这些事情。我的工作形态大部分时间就是挣扎，但是没有这么多自由时间你都没有条件挣扎。我爱人经常说我太空闲，她就没有时间去挣扎，每天都要完成任务。

牛津也很想看到成果，它强调社会影响力。国内学者要抓住“社会影响力”这个概念，官方也在提议，把学术从狭窄的技术化、专业化中解脱出来。提高社会影响力，关键之一是要抓住公共话语，给它们新的定义，确实能够打动普通读者的心，改变他们的思考方式，能够形成新的运动或策略。怎么给出新的定义？这就需要系统的材料、严格的论证。

吴琦：在牛津，科研和教学各是什么形态？您在牛津给学生上哪几门课？教学的过程对自己的研究有什么启发吗？

项飙：我主要教两门课，一门叫“关键词”，分析比如“人口”这样的概念。我们做迁移研究，“人口”是大家都用的一个词，但世界上没有人口这个东西，一个人就是一个人，怎么会有人口这样群体性、总体性的概念？人口里还有自己的结构、死亡率、生育率等等，什么时候出现这个概念，怎么发展起来的？这背后是和政治学直接有关系，也牵扯到统计学、数学的发展，放在一起其实是一种对社会的想象。现在的人口都是以国家为单位，又和国家体制联系在一起。还有“市场”的概念，“人民”的概念，“安全”的概念，现在中国经常提国家安全，以前不太提的，这是怎么回事？现在在欧洲，非法移民也被认为是一个安全问题，怎么理解？都是媒体上见得比较多的关键词，来看它们的历史。

第二，我上选修课，关于国家和流动的问题。流动是有趣的问题，我们都认为流动和权力结构还有体制是对立的，但流动其实也是某一种权力体系建立的重要基础。比方说天主教系统，主教在不同教区的流动很重要。大英帝国在殖民主义时期，殖民官在不同殖民地间的流动也很重要。中国历史上的改土归流，原来对少数民族的统治用土著，就是认可地方社会的自治性，流官就意味着中央集权。费孝通提到“社会流失” [相关内容可以参看《江村经济：中国农民的生活》，该书是费孝通1938年在英国伦敦大学学习时撰写的博士论文，论文的依据是作者在江苏省吴江县开弦弓村的调查资料，最初以英文发表，题为《开弦弓，一个中国农村的经济生活》，1939年在英国出版，作者将开弦弓取名为江村，书名为Peasant Life in China: A Field Study of Country Life in the Yangtze Valley 。1986年，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中文本时沿用原书扉页上的《江村经济》一名。] ，他指的就是江苏那些人都跑到上海去读书，乡绅跑了就是社会流失，这种流动成了中国农村社会瓦解的开始，所以梁漱溟他们对现代性很警惕。这些都可以从“流动”这个角度打开来看。

把上课的东西和我自己的研究、社会介入结合在一起，这不是很容易。一方面也是因为我们学生太多元，学生的兴趣、背景主要还是以欧美为主，很少有发展中国家的，因为我们奖学金不够，这是很大的问题，所以我在这里的讨论不如在新加坡有趣。我们人类学系也比较学者化。我完全不像韦伯说的，当代社会一切都祛魅了，所以就把学术当作天职 [马克斯·韦伯：《学术作为一种志业》，见《学术与政治》，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9月版。] 。对我来讲，学术不是天职，还是工具，是我介入社会、介入世界的一种途径。

吴琦：您说自己开始用双语式的工作方式，是怎样的？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项飙：是这两年新的工作方式。如果有一个想法是从中文先发展出来的，我会用英语再表达一下，在英语表达的过程当中，就会发现原来很多想法不严密，有很多东西需要解释，一解释的话，就会发现所用的概念和所指的现象之间的联系并不自明。用了一个比较模糊的词，究竟对应什么具体现象，有时候对应不上。倒过来，如果用英文形成的想法，用中文去表达之后，也会发现很多问题。比如自己以为有一定创新意义的说法，用中文一说，发现其实没什么意思，没有新的见地在里头，敏锐性不够，杀伤力不足。所以中文可以检测出内容上究竟有多少新意，英文检测论证过程、定义是不是基本清楚，如果这两个都通过了，我就比较自信。

当你和外国学者解释一个问题的时候，如果解释不清楚，就说明我们自己了解得不清楚。社会科学研究无非就是要把事情讲清楚。这是很不容易的事情。讲事情无非是两种讲法。一种是大量地简化，简化到一个已经成型的模子里面，这样就把这个事情安定下来，放到盒子里，看起来很清楚。另外一种讲法是把内部的复杂性都讲出来，那就成了没底的事，因为要在比较有限的时间和空间里把事情讲出来，别人会越听越糊涂，因为细节都是绕的，整个盒子倒在桌上，不成系统。所以要提纲挈领。要讲故事，只有对大的问题有关怀，知道背后的基本问题指向在哪里，才能把复杂性带出来。打个比方，在日常生活里有很多矛盾搞来搞去，很纠结，它们不一定是钱多钱少的问题，也不一定是自由不自由的问题，什么算是有足够的自由这都是讲不清楚的事，真正引发矛盾的可能是一个具体的尊严问题，有的时候是面子，有的时候是所谓的人格，这也是老百姓经常用的话语。抓准了这个基本指向，细节都会有它的意义。

英文有一个词很简单，叫作“about”（关于）。我指导学生的时候也跟他们说，你一定要讲清楚这个研究是about什么。做农民工研究或者做大学生的研究，这个是“on”，是另外一回事，真正的about是一种问题意识，是关于劳工关系、关于空间布局的权力关系，还是关于性别关系，这个一定要拎出来。不把这个拎出来，别人不知道你要往哪里说，交流的效果就不太好。这就是把我前面提到的“跨语言的自我”，翻译成为一种思想方法，朋友之间的交流也可以是一个方法，很重要的功能是逼着你去想这个about。有些学术会议没意思的地方也是因为听不出来这个about，没有那种刺激。可能有两个原因，一个是大家有很强的同质性，互相好像都能懂，懂了就懂了，没人逼问，没有更加细化和具体化的动力，互相成了一种社交性的分享。第二，about是在开放、丰富的材料的基础上，提出鲜明的主题，但很多会议有点倒过来，主题已经先定了，拿材料过来讲一讲。这里就有三重转译，语言之间的转译，朋友、同事之间的转译，材料和观点之间的转译，如果没有这些转译，或者转译得太平滑太随便，学术活动很难开展的，日常观察也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