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琦：在牛津您是通过教学、研究和聊天来汲取养分，在新加坡个人主要的工作是什么？

项飙：开会，有很多学术活动。在新加坡期间是我人生中最快乐的一年之一，完全没有负担，因为我是一个不被世界知道的人。博士论文已经做完了，准备出版。同时了解了很多新鲜的东南亚的事情，因为我们和东南亚靠得比较近，觉得很亲切，容易理解。新加坡的物质条件也很好，请了很多有名的访问学者，访问学者当然都很友好，因为在自己老家的系里有矛盾，出来做客人，没有利益之争，纯粹是思想上的交流。特别是杜赞奇在的时候，有很多讨论非常有意思，和生活融合在一起，去游泳去吃饭，就开始讨论。我几乎有一种启蒙的感觉，一下子把学术和政治的问题打通了。如果没有新加坡的经历，我可能写不出来《世界、学理与自我》[项飙：《世界、学理与自我：一个中国人类学者的海外探险》，作为《全球“猎身”》的序言收入书中。] 那样的文章。我开始进一步理解到学术作为人类实践的意义，比方说像瓦妮这样的人，她让我理解到电影、诗歌、艺术、民谣其实和学术一样，都是人类自我表达的方式。你想多可怕，我要等到那个时候才理解到学术是人的一种实践，到了三十多岁才启蒙，在牛津都没有理解到。因为从小到大，学习是天职，从来不问为什么学习，没有想过学术和寓言其实是一回事，跟唱歌是一回事。

吴琦：您说几乎是一种启蒙，还挺令人惊讶的，从北大到牛津，都是接受世界上最好学校的教育，同时遇到的是一个以启蒙与开放为名的大时代，却要等到毕业后在新加坡这样一个相对小的集体里，才找到这种感觉。

项飙：是，这个是我的幸运，也是因为我做博士后比较放松，终于有一点做人的感觉，之前都是要把博士论文完成。同时，在城市生活、经济方面，新加坡的排位非常高，教育也非常好，国民对艺术等领域了解蛮深。瓦妮的父亲今年（2019）刚刚去世，九十三岁，他是新加坡国立大学医学院的第一任院长，传染病专家，他能够把莎士比亚全集背下来，当然这个和他所受的英国殖民教育也有关系。

我们讲到中心和边缘，大有大的难处，而因为小，能看到的东西就多。这个话听起来很奇怪，大的东西内在不是更多吗？是，中国很复杂，但中国中心的任务往往是消解这些复杂性，把它简单化、统一化，因为它怕这个复杂。但在新加坡这样的小地方，政治上当然要统一，但文化上要生存，唯一的办法就是要强调多样性。

新加坡不可能有一个确定的自我，因为它的自我总是被别人所定义，所以要时刻观察全球的、地区的局势，让新加坡成为一个重要的中介国家（brokerage state）。李光耀，那么小的一个国家的领导人（新加坡比温州还小，温州有九百多万人口，新加坡只有五百万），能够在国际上有这样的地位，被世界所认可，和当时的其他元首关系非常紧密。李光耀的夫人去世以后，基辛格每周要跟他通一次电话。李光耀很清楚新加坡是什么，这么小的国家没人理，所以要观察大的世界，从周边的世界开始：和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的关系，作为远东的一部分，从英国的角度看，从美国的角度看，和中国大陆还有台湾的关系，不断扮演中间人的角色去调和。光讲自己怎么样没有用，重要的是对局势的分析。新加坡这么小，但它有高度的智慧，small but smart，不断去观察别人，把自己嵌入，因为总是怕自己被别人抛弃。而“大”就总是从自己出发，觉得别人不能定义我，我要定义别人，不是去观察，而是去定义，动不动就反对这个宣扬那个，智慧程度反而慢慢降低了。

你的这个问题提得很好，为什么会在一个小地方受启蒙。正是因为把我原来那些大的象征性、符号性、固定性的思维，那种自大解放出来了。瓦妮老笑我，她一下子就能把我看清楚，估计她经常见我们这样的人。她说印度尼西亚学者也有这个问题，被国族的自我论述淹没，动不动就要讲大的东西，在不理解、不懂的情况下，把国族放到很高的层次上。新加坡就不能那么讲，它也没有自己的历史，就是一个小岛，1899年开埠，然后英国人殖民，后来又归了日本人。这样一段很短的历史，没有统一的语言，没有统一的文化，是一个本不应该存在的国家。到现在为止，他们心理上的出发点还是这样，“我们的存在，其实违反了历史的自然规律”，所以要不断努力，要走在历史前头。这个意思很深，但这正是我们生存的意义所在，永远不能把任何东西认为是自然而然的。

对很多老百姓来讲，新加坡政府不断搞那个改这个，这很累，新加坡是极其清晰地自我认识到了“边缘”，化边缘为动力，而不是被边缘所诅咒。在小的地方，更清楚地看到人的世界。东南亚很有趣，你看国家很小很弱，但生活也可以很好，不在世界中心就没有意义了？

吴琦：作为对照的话，香港的确是有那种非常自觉地具有中心感的城市。

项飙：是，它是优越感比较强，这是一个问题。它也缺乏政治性格，觉得自己是一个天然的世界港口，好像是别人给了一个空间去享受，它没有形成对自我非常清晰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