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琦：您在新加坡的日常生活是怎么样的？

项飙：爱德华·萨义德 [爱德华·萨义德（Edward Said，1935—2003），当今世界极具影响力的文学理论家与文化批评家之一，后殖民理论的创始人，并以知识分子的身份积极参与巴勒斯坦的政治运动。同时他也是一位乐评家、歌剧学者和钢琴家。] 说过一句很有意思的话，他虽然反战，反对美国在中东的军事行为，但他说他非常喜欢军队的生活，日常生活都被照顾得好好的，吃饭什么的都不用发愁，可以专心做自己的事情。这就是过去的单位制。新加坡当时有一点那样的味道。我们住在宿舍，生活和工作完全融合在一起，作为博士后又没有什么工作压力，没有上课任务，没有行政事务，是非常愉快的事情。开会都是在比较好的饭店，听到的内容也很有意思，所以那段时间进展非常快。我觉得工作最好的状态是不用计划，想写的时候就写，不写的时候一天两天不用管。同时又有一个环境给你兜着，在你懒散的时候，旁边也有嗡嗡作响的思想，给你托着，大家一起进步。当时亚洲研究所达到了这个程度，有很好的结合，有像安东尼·瑞德、杜赞奇这样思想性、理论性很强的人，又有一批新加坡本地的学者埋头苦干，在行政上、事务上安排得很好。

建设小世界，是要投入的，不是整天喝喝酒、说说话就可以，需要有细致的行动计划、目标、资源，又不能太多。有很多协调工作去做。比方说大家组织了很多读书小组，就要借书复印，这是有人投入才能达到的。这就是生态，一定要结合，既要有明星式的人物，也一定有托底式的人物，但明星和托底的人一定要感觉到他们是平等的，没有上下级关系。所以我说大学吃大锅饭是有道理的，因为有的人写东西写得不太好，但上课上得好，那就没有必要让大家都写东西，所以需要生态、共同体。太个体化就做不下去。

澄清一下，亚洲研究所也是比较特殊的生态系统，很多都是访问学者、博士后，特别强调国际交流，它不代表新加坡主流。新加坡最大的问题是从总体上不太鼓励生态多样性，每个人一定要发表论文著作，一定要拿终身教职，各个系的主流是这样，所以造成了他们一般院系里面的研究没有太大意思，产量很高，但没有太大的突破和亮点。

吴琦：当时和您一起在亚洲研究所的其他博士后、访问学者，现在在做哪方面的工作？

项飙：还有联系，成了私人朋友，大家还是在做各种各样的亚洲研究。我们希望哪天会有合作，关于再生产流动和生命经济。这个课题背后的想法是，现在越来越多的人流动，不是作为生产性的劳动力，生产性劳动力就是指在工厂打工，到农场做活。现在很多人流动是作为保姆、护理人员、学生、病人、退休者，或者去生小孩，这些流动都是为了对生命本身的维持和延续。我们把这些放在一块来看看世界是不是发生了变化。为什么“人的再生产”，而不是物的再生产，变得越来越重要？在流动的过程中，是不是告诉我们一种新的全球范围内的政治经济学关系？物的生产的重要性减弱了，人的生产的重要性上升了。生产出多少辆车，做多少双鞋，其实赚不了多少钱，不如好的大学、好的医疗技术、好的养老环境重要。“人的再生产”现在已经成为很重要的财富积累和价值的来源。背后的意思是，在国际格局中，谈中国崛起、亚洲崛起，如果只是追求物的生产，那肯定永远追不上。因为你在做太阳能板的时候，别人在新的“生活方式”上下功夫，而生活方式是赚钱的来源。

吴琦：大家各自回国之后，还是形成了一个可以持续交流的小的共同体，可以这么说吗？

项飙：我觉得是的，但不是刻意的，是很自然的。真正的纽带一个是共同的研究兴趣；再一个是个人关系，就是友情；第三是异质性，我们每个人不一样，我的研究想得比较大、比较空，但有的人就做得很细，有互补性。也有国度上的异质性，有的人做泰国研究，有的人做日本，有的人做中国。团体内部一定要有异质性，而且这个异质性要比较大，如果大家都是做中国某一件事的研究，那在一起能说什么呢？关系也变得紧张，到最后还有知识产权、署名权问题。案例不一样，视角不一样，甚至有的时候在一些根本问题上不一样，也没有关系，可能有的人觉得我这种做法太空，不可能实现，但也可以聊，这种“空”可能对他也有启发性，有想象力。国内的主要问题还是异质性不够，纯粹的同质性的合作关系，深化不下去。

吴琦：是不是这种理想的学术共同体在任何单一的国家都很难实现，反而是要跨越一些国家、民族、机构之类的界限之后，超越具体的工作和利益关系，才能形成这种纽带？

项飙：绝对的，所以说学术机构的体制化一定会带来限制，我们需要大量的“盘根”，通过个人自由地去发展自己的伙伴，形成自己学术的思想生命。如果一定要把它们都体制化，体制就是等级性的，像塔一样，那就完蛋了。盘根这个隐喻很好，是横向的、开放的、盘错的，每个方向都可以生长，到最后互补，互相汲取营养。

吴琦：新加坡、中国香港，北大、牛津，您亲身经历了几种不同的学术组织的方式和机构，能不能做一个比较？

项飙：这个很难说哪个好，因为每个人的历史太不一样，所以关键要看是谁在做这个比较。如果你从牛津出发，就一定要学新加坡，比如说行政人员的效率应该提高。如果是中国的大学，可能就要先学新加坡那种低姿态、无趣、扎实地建设基础性的制度。

吴琦：在您做个人选择的时候，优先级会是怎样的？什么是您对一个学术机构或者体制最重要的评判标准？

项飙：我个人感觉是综合性的生存状态最重要，在那里的生活每天是什么样的，跟谁聊天，基本要完成什么任务，我会考虑得非常具体，这种具体会给我一个总体的感受。为什么要具体，因为具体才可以感受得到，不仅在脑子里，也在心里，然后形成判断。具体的感受当然和制度设计有关系，但没有很强的一对一的因果关系。有的制度设计非常不合理、荒谬，但下面的空间也不小，也可以生存，这个就要智慧地去把握。比方在中国的机构，和现实矛盾的切近性很强，这方面的刺激非常多，而牛津这个地方距离感很强，也能带来思考。不过我现在最大的焦虑是关于我自己，做不出东西来，自己很紧张，换来换去都做不出来，也没有意义。

对一般读者来说，这一定要以“我”为主去判断，看能不能在机构里面创造出自己的空间。和同事之外的人合作，发展出自己的盘根，自己的小宇宙、小环境、小世界，这可能是最重要的。

吴琦：在北京的访谈中，您说到自己对共同体的感觉比较弱，那么对于一个学者来说，拥有一个或大或小的学术共同体到底有什么意义？

项飙：我觉得学术共同体非常重要。现在我们中国的学术共同体相当弱，因为学科体制化、符号化。你想象一下，比方说教育部要搞什么改革，不可能形成一种公共性的反对意见，在这个意义上基本没有共同体可言。虽然思想上也有碰撞，但我感觉比较弱，那种1+1＞2的合作比较少。我上次说自己没有共同体感，这是客观事实，但这并不应该。正是因为这样，我们要去构建共同体。共同体永远要在构建当中才存在，即使是原来非常合理的共同体，停滞之后也没有意思，就变成了协会、学会。在构建的过程当中，要对社会事实、学术研究、思想理论和方法的现状都有一定的讨论和共识，然后形成我们的策略。中国非常需要建设这样分散的无形的学术共同体。

吴琦：您自己也要参与到这个建构的过程当中去？

项飙：对，不参与就不可能有共同体感，那么共同体感就是假的，就是一种符号认同，对学术建设来讲，更没有意义，因为把很多真实的问题在共同的符号假象下消解掉了。

吴琦：具体是怎样参与呢？已经开始了吗？

项飙：刚刚开始。一个是我希望跟艺术界的朋友多联系，回到前面，共同体需要异质性，其实搞研究的和搞文艺的人可能更能建构共同体，因为有异质性，互相可以学到东西，有吸引，有碰撞。

第二个就是我们在中央民族大学、北京大学都在推进海外民族志研究，这是中国人类学一个很大的短板，这一块要是不起来，中国的社会科学以及整个中国的国力都是不够的，对世界的了解停滞在贸易、军事和国际关系的情报上，这方面我们也希望建立一个共同体。能不能给政府提供决策，是我们完全不能掌握的事情，也不应该太考虑，我们的目标是培养一种大众之间的世界性的共鸣。当年轻人背包旅行的时候，怎么样去看待那些让自己不适应的情况，通过对别人的观察，去理解，把自己问题化，重新定义现存的社会问题。我们就国内研究做国内研究，提出的很多问题都已经被界定了，往往提不出新问题，老问题也用老套路解释，走出去则可能给我们刺激。另外，也能培养一些外交人才，确实能对当地的文化习俗有了解，会讲那里的语言，去过这些地方，知道车怎么坐，知道他们的教育制度是怎么回事，这些积累都非常重要。英国这个帝国为什么实证主义那么强，跟欧洲大陆不太一样，和这个也有关系。靠这种实证的材料，本身也不一定有什么深刻的意义，但材料积累起来，就看出一个样式，不是推演式的，而是归纳式的。这算是建设第二个共同体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