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世纪西班牙著名的圣女德肋撒（St. Teresa of Avila）曾说过，因为不了解自己的本性，人们经受了多么可怕的审判，对许多人来说，这就是痛苦的根源。

数千年来，祭司和哲学家都曾被视为人类心灵的医生。为了探索人类心灵的奥秘，希腊人用在神话中发现的一套解释来解读那些令人费解的现象。如果痛苦或神经错乱确实是邪恶的诸神导致的结果，那么通过祭司的干预，人们就能驯服它们。同样，情绪爆发也可归因于报复心重或变幻无常的神，而诸神的愤怒也可通过献祭或祷告得以平息。通过把导致个体疯狂的力量置于个体之外，希腊人创造了一个诊断、治疗和了解精神疾病，以及各种怪异行为的庞大体系，而这也是一个为某些不可言喻的东西命名的过程。

在古希腊，宗教信仰大多数时候都和解剖学搅和在一起。希腊诸神的可视性以及他们在人们日常生活中扮演的重要角色，模糊了神学与生物学之间的界限。当诸神受到冒犯时，他们会将不可见的流体注入冒犯者的灵魂中，从而掌控人类的心灵（这么说很直白）。

事实上，恶魔的残余势力在现代社会依然存在，很多人仍相信外部力量能占据人类的心灵。美国心理学家罗洛·梅（Rollo May）认为，现代心理治疗都是骗人的，所有的动机最终不是会归因于“恶魔”，就是会归因于爱欲、愤怒或权力欲。然而，这个恶魔并不一定会带来破坏，它也可以带来一种深刻的创造力。它最容易出现在不可抗拒的性诱惑中，以及诗人、艺术家和宗教领域貌似超人的创造过程中。按照罗洛·梅的说法，这个恶魔甚至已经潜入了我们最深处的思想和行动中，它构成了我们关系的基础，也构成了许多创造性尝试的基础。对于歌德而言，它是“自然的力量”；对于叶芝来说，它是“在我心中……恶魔与诸神之间”发生的“永恒的斗争”。

到了18世纪，以前被人们接受的权威解释开始遭到自然哲学的挑战。一种研究心灵的新学派诞生了，它蹒跚起步，试图通过逻辑思辨和科学推理的方式找到精神痛苦的原因。其中，最有影响的一个人是苏格兰的启蒙思想家大卫·休谟。他宣称，我们的理智永远在为激情服务。在这种情况下，理性纯粹是无足轻重的。因此，道德的条例并不完全是理性的产物。推理和论辩的冷静其实仅仅是一种不带感情的冷静：在最好的情况下，我们的理智能激发促使我们行动的热情。

在西方心理学的发展史上，启蒙运动是一道分水岭，因为当时的科学家第一次明确提出基于认知的人类行为模型。然而，情感还是作为一个早期现代科学脆弱基础的代表，因为根据定义，情感只是短暂而弥散的心理状态，没有任何已知的解剖和构造基础。即便如此，苏格兰医生亚历山大·克赖顿（Alexander Crichton）仍坚持认为，在不断科学认知人类心理的过程中，激情应该得到适当的关注：

从医学角度来看，激情被认为是我们性格的一部分，但这还需要博物学家的眼光和哲学家不偏不倚的精神来加以检验。认定激情是自然的还是非自然的，是道德的还是不道德的，这并不重要。激情只不过是一种能对我们的肉体不断产生影响，并改变我们健康状态的现象罢了，而真正导致它们产生的生理原因还需要探讨。

对克赖顿医生来说，所有的精神痛苦都可以追溯到神经系统的某种“过敏性”。焦虑、悲痛、愤怒和快乐，都有相应的生理基础，即便这些基础的确切性质还不清楚。

对克赖顿而言，所有情绪都以个体对某一客体的心理印象为开端，比如看到一棵开花的树、一张人脸、一个抽象的概念后所产生的感受。不管是内在的还是外在的，这些客体都能点燃我们的激情，指引我们的行为。随着科学界慢慢接受了这些观念，意识也逐渐丧失了其曾拥有的神圣且神秘的光环：一旦那些未知和不可知的种种力量运作起来，我们的情感生活就会变成生理作用的结果。

威廉·詹姆斯的注意研究

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既是哲学家，又是心理学家，他写过一本经久不衰的畅销书《宗教经验之种种》（Varieties of Religious Experience），在书里他指出了俘获现象中的一个关键问题：“为什么某些观念会如此强大？”这是他曾在一份讲演笔记上匆匆记下以提示自己关注的话。

詹姆斯的理智驱使他不只为自己，也为不断增加的观众去理解这个世界。和华莱士一样，詹姆斯理解人类体验的需要也是受到他自己情感痛苦的驱策。他不断陷入自我厌恶和惊恐发作的漩涡中。詹姆斯在20岁出头时告诉一位朋友，他正不断徘徊在自杀的边缘，而当时他经历了长达数月的生理和心理的双重痛苦（对他来说，这两样东西经常交织在一起）。“我经常抱怨自己身体的各个方面都在持续稳定地恶化。”几年后，他在写给也是著名小说家的弟弟亨利的信中这样说。尽管詹姆斯在事业上取得了成功，结了婚（他把婚姻描述为让自己重获新生的契机）。此外，他还在哈佛大学任教了数十年，并受人爱戴，但他发现自己还是要不断与内心的“魔鬼”搏斗。而且詹姆斯总能想办法努力前行，以自身的抗争为基础，在个人生活和哲学研究上不断突破。

在早年生涯中，詹姆斯对艺术情有独钟，他曾是一名天才画家，在艺术家威廉·莫里斯·亨特（William Morris Hunt）的工作室里当过学徒，该工作室坐落于罗得岛州的纽波特市（Newport）。詹姆斯那时就发觉，艺术不仅能给他提供创意，还能为他打开一扇窗，让他看到自然以及万物生长的循环。对风景画的兴趣也让他慢慢对自然界背后的规律产生了好奇，并对科学有了好感。

詹姆斯于1869年拿到了医学博士学位，但他从来没正经八百地当过医生。“就在几个月前，我进入了医学这一行。但我的第一印象是这一行里到处都是骗子，除了外科，因为动手术有时也会带来好结果。医生与患者和家属面对面沟通时对后者产生的影响比其他任何都大，”他在给母亲写的一封信里这样说，末尾还加了一句嘲讽，“医生居然还从患者身上捞钱。”詹姆斯曾对一个朋友说过，他的性格其实不像其他人那样适合做一名科学工作者，但他唯一的理想便是过一种科学的生活。

詹姆斯对生理学和心理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而在当时，这两个学科还被认为是哲学的分支。到了1870年，两个意外发生了：詹姆斯的背部出了问题，严重影响了他的日常生活；同时，他心爱的表妹也离世了。这些都让他的心情急剧恶化。

不久之后，詹姆斯又经历了一场危机。“在哲学上持悲观立场，因自己的前途而精神抑郁，”詹姆斯写道，“在这样的情形下，有一天傍晚，我在暮色中走进了一家服装店，打算挑几件衣服。这时，一种骇人的、仿佛关乎我自身存在的恐惧突然袭来，没有任何预兆，它就一下子从黑暗中闯了进来。”

詹姆斯面前突然出现了一个癫痫患者，他在学医时遇到过这种人，那是一个黑头发、皮肤发绿的年轻人。这个男孩也许一整天都坐在长椅上，或待在靠墙的货架上。他的膝盖弯曲，顶住下巴。他身上唯一的衣服是一件粗糙的灰汗衫，盖住了他的整个身体。

30多年后，当詹姆斯再次回想起这个故事时，他把这个男孩当作一个虚构的法国人写在了《宗教经验之种种》中，并将该书的副标题定为“人性的研究”。詹姆斯后来承认，这来自他的亲身经历，而这个角色正是他精神衰退的化身。

这幅画面中这个安静却不幸的孩子，给詹姆斯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他极为惊恐，而我自己也意识到，我跟他只不过是一时的差异。那时，我心中的一些以往牢不可破的东西仿佛突然垮塌了，只剩下了战栗和恐惧……这一经历让我从此对别人的糟糕感受更有同情心了。”

詹姆斯努力寻找着某种足够强大的心灵启示，以便把自己从痛苦的深渊中拯救出来，直到他读了查尔斯·勒努维耶（Charles Renouvier）的作品。这位法国哲学家在后来的岁月里对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但一开始詹姆斯是通过反对勒努维耶才重新站稳脚跟并振作起来的。

“我读完了勒努维耶《随笔集》（Essais）的第一部分，但实在无法苟同他对自由意志的界定，即在可能有另外想法的情况下，因为个人选择而只维系一种想法。这简直等同于对某种幻觉的界定。无论如何，至少我可以假设从现在到明年，我的自由意志并不是什么幻觉。我的第一个自由行动，就是相信自由意志。”

詹姆斯不同意勒努维耶的观点，即当我们相信自己有能力掌控心灵时，我们不过是在欺骗自己。自此，詹姆斯触及了他心智和情感生活的一块基石。他要对抗自己思想中的逆流，并采取措施，重获对自己内心的控制。

无论这个信念是对还是错，它都刺激了詹姆斯。他很快就意识到，仅仅强硬地表明立场还远远不够，他需要有实际行动。要靠自己的意志再往前走一步，不仅要与意志一起行动，还要学会相信自我是真实存在并具有创造潜力的。

詹姆斯的精神开始好转了，他又试探性地再前进一步，宣称他已放弃认为心理障碍有生理基础的念头。父亲问詹姆斯是如何从抑郁到“情感大爆发”的，詹姆斯回答说，在某种程度上，他发现，心理活动不顾物质的强迫而自行其是，也因而能够被优先处理，这一认识对促进他的身体恢复健康极为有利。詹姆斯认为，像抑郁症或疑病症（这是他自己要对抗的两大病症）之类的心理疾病，绝非不可逆转的生理遗传，事实上，它们也能被有意地避免。

在对此进行研究的过程中，以及在詹姆斯的生活和在严谨的心理学研究中，他不仅获得了坚定的信念，还感受到了随之而来的积极的情感转变，这也使他得以从痛苦的魔爪中暂时挣脱出来。这一胜利奠定了詹姆斯职业生涯的基调。在30多年后的一场讲演中，他向观众讲述了这样的观点：绝望让大多数人一蹶不振，但也能让另一些人彻底奋起。

人们是如何丧失或恢复对自己思想和行动的主宰权的？毫无疑问，詹姆斯不是第一个提出该问题的人。早在古希腊时代，古希腊人便试图从超自然或宇宙论的角度来解读人类行为的秘密。在《伊利亚特》中，希腊联军统帅阿伽门农王（King Agamemnon）曾向诸神抱怨，他因言行不当而被迫向手下最英勇的战士道歉。“那件事不是我做的。那天我们集结时，宙斯、命运女神和复仇女神从黑暗中走了出来，是他们把我逼疯，促使我把本属于阿喀琉斯（Achilles）的荣誉抢走的，我又能怎么办？”他无奈地说1。

随后的一个世纪，影响极为深远的三位古希腊哲学巨擘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2，不再讨论这样的神秘思想，而是把话题转向对人类行为更敏锐的觉察和判断上。通过对人类冲动的考察，他们试图解读人们的行为是如何受内心指引的。当然，这些古希腊哲学家并不会在心理学的框架下思考这个问题。他们诉诸伦理学，从渴求社会公正的视角，努力解读着人类的精神世界。

苏格拉底认为，人类追求理性的动机高于一切。这从本质上暗示，人们之所以会做错事，只是因为人们不知道这件事就是错的。他的门生柏拉图提出了一种更复杂的观点。柏拉图认为，心灵由三股力量掌控，即理性、欲望和情志，并且每一种都有自身的需要。理性热爱学习和智慧，情志渴望名声和卓越，而欲望则追求身体的快乐。对于一个有德之人而言，这三种因素是和谐共存的，且理性会控制着欲望和情志。但对其他人而言，这些冲动之间的不断冲突却会导致内心动荡，甚至还会在心灵引发一场内战。

通过这个观念，柏拉图不仅把斗争的场所转移到了心灵本身，还把心灵当作一个存在多种对抗力量的充满活力的系统。

詹姆斯借用了柏拉图的观念，建立了一个理解人类行为的心理框架。然而，在古希腊哲学家中，与詹姆斯的思想最契合的前辈其实是亚里士多德。在亚里士多德看来，知觉不是我们了解世界的一种被动状态，而是我们的一种主动选择。他认为，有德之人会把注意放在最重要的东西上，持续不断地进行有意义的思考。于是，行为取代理性成为事情的焦点，比如，对痛苦的仔细观察将激发人类的同情心，而对美丽的沉思也将激发创造的冲动。

詹姆斯也得到了类似的结论，但他立论的角度不同。他把意识理解为一条汇集思想和观念的河流，这条河流不断流淌、稍纵即逝、离经叛道，而里面的元素通常也是非理性的、无关联的3。然而，意识依然能对生活形成连续的印象。詹姆斯从进化论的角度考察了意识：为什么人类的意识从一开始便会作为必不可少的一部分被进化出来？

通过扩充亚里士多德的观点，詹姆斯同样得出结论：答案正存在于我们的注意之中。在任何一个特定的时刻，意识不仅能让我们头脑清晰且谨慎地关注周围无数事项中的一项、两项甚至十项，还能让我们选择性地忽视一些东西。他解释说，人类的心智和其他东西不一样，它格外特殊。当数以百万计的外界刺激呈现给人类的感官时，它们并没能全部成为人们经验的一部分。为什么？因为它们没能引发人们的兴趣，而只有那些被人们留意的东西才能塑造人们的心智。倘若没有兴趣这个筛选器，那么经验定会乱成一锅粥。

那个被詹姆斯称为“兴趣”的东西，即我们每个人都会选择去注意的东西，同样也可被称为投入或关心。这一过程是如何创造出一个个性化的世界的？詹姆斯为此做了进一步的解释，而这要追溯到他作为一名画家的岁月。他认为，从一个易于理解的角度来说，兴趣本身便能突出重点，能将明亮面与阴暗面、背景与前景对比出来。

1890年，詹姆斯的第一本书《心理学原理》（The Principles of Psychology）出版，这本书主要阐述了他的意识理论。此后，詹姆斯就把关注点转向了对精神疾病的研究。在1896年举行的一场讲演中，他描述了一系列的极端情况：盗窃癖、酗酒、性冲动、纵火癖、自杀以及谋杀。他说，这其中的每一种极端情况都来源于日常的焦虑和冲动。比如，当我们正本分地在收银台为自己的货品付账时，小偷小摸的想法就有可能会在此时进入我们的内心。同样，一定程度的偏执和恐惧也能从日常活动中体现：确保门锁好了，确保天然气关了，确保没有人躲在床底下。根据詹姆斯的理解，无法抵抗这种倾向的人会反过来将其放大，并会因为丧失了对注意的控制而痛苦不堪。詹姆斯从精神疾病的一些极端行为表现找到了理解日常生活中推动注意的关键力量。基于19世纪时法国心理学家西奥多·里博（Théodule Ribot）提出的“偏执思维”（或直译为“固定观念”）概念，詹姆斯建构了一套有关心理疾病的理论4。

在里博看来，答案正存在于激情之中，这是心灵的某种悬置状态，介于情感的瞬间和永恒的疯狂之间。他所说的心灵谱系，其中一端是日常的情绪状态，如惊奇、妒忌和无聊，而另一端则是不断使人麻痹、游离的抑郁症和精神错乱。当一种情感持续的时间超过了它的自然限度时，它在心灵中便会转化为“成见”，并在谱系上移动，从可识别的人类经验转向精神疾病。

里博相信，在这样一种过程背后一定存在某种单一的机制。某个瞬间的感受在丧失直接引起这种刺激（一朵盛开的花、爱人的死、一个笑话）联系的情况下，如何以及为何会逐渐在心灵中生根？

和很多19世纪的心理学家和医生一样，里博认为，我们的精神生活并不受任何非物质力量的左右；相反，它是依据严格的机械原理运作的。简而言之，人类的心灵就是一台复杂的机器，类似于日益复杂的工厂设备。而在19世纪，正是机器大大改变了欧洲的社会。因此，里博试图从机械运动的角度来解读人类激情的产生：某些人之所以会做出一些令人百思不解的行为，在他看来是因为他们的大脑内部出现了异常。

在固定观念中，里博发现了一个能解读心灵固有的非理性状态的模型。固定观念会在患者病症的潜伏期扎根，患者在这段时期往往会开始出现种种症状，如一般性的躁动或精神痛苦。偏执思维会逐渐钝化健康心灵的正常运作，让理性思维的“齿轮”和“杠杆”变慢，以致最终停下来。一旦被某种偏执念头束缚，充满激情的大脑就会重新进行调整，它此时极有可能会把所有精力从目标导向的任务中撤离，转而投向冲动行为。随着偏执狂患者病情的恶化，医生只会变成一个无力的目击者，去亲眼见证感性和理性的激烈斗争，以及“征服的冲动与拥有耀眼权力的意志”之间的猛烈搏杀。

尽管里博无法通过医学影像或脑波检测来证明自己的假设，但他相信，所有的狂热或固定观念都来自某一群独立的、过于敏感的大脑细胞。后来，法国心理学家皮埃尔·让内（Pierre Janet）提炼了这一概念。他用固定观念这个术语去描述某种从日常烦恼反应所带来的焦点中衍生出来的强迫行为，而不是去描述某种少见的病理状况。

詹姆斯后来将他对极端偏执的研究，扩展到多位热衷于社会或政治事业的公共人物身上。这些人包括：多萝西·迪克斯（Dorothy Dix），一位对那一时代的性别歧视观点发出质疑的女性作家；创立了保护动物协会的亨利·伯格（Henry Bergh）；以及单枪匹马与纽约的有组织犯罪和政治腐败作斗争的亨利·帕克赫斯特（Henry Parkhurst）。为了他们自身始终不变的初心，即便自己已离成功不远，这些人也选择牺牲小我交出了他们自己。就像詹姆斯描述的那样，他们的激情是“显微镜下的人性表演”。

詹姆斯发现，无论是深受强迫症折磨的患者，还是那些一味沉湎于外部刺激的个体，所有人都需要从意识的“热点”（hot place）中完成个人转变。他甚至把这种需要当作宗教狂热背后的一大驱动力。

“高尚和卑微的情感，正确和错误的冲动，一开始都是以相对混乱的状态存在于我们身上。”詹姆斯在《宗教经验之种种》一书中这样写道。这本著作包括了他在1901—1902年发表的关于宗教本质的所有讲演。在詹姆斯看来，宗教就是一个人在他孤独时的体验、行为以及经历，只要这个人认为自己此时正跟他眼中的神圣有关系就成。詹姆斯在这里说的不是机构信条，也不是在某些人看来仅仅是一种沉闷的宗教仪式。他在这里是指部分人的信仰体验，这些人将信仰当作自己内心的堡垒。“记住，”他写道，“关键就在于真正相信。”相信信仰比信仰本身更为重要。

然而，詹姆斯自己也明白，心灵的煎熬不是那么容易就能被宗教经验所取代的。单纯有信仰还不够，伴随这一信仰的情感负荷也同样重要。为了实现这一超越，他认为，信仰需要有足够强大的吸引力，以同化不那么强烈的情感倾向；信仰必须带给人一种像接触了具有强大威力的爆炸物一样的感觉。

詹姆斯补充说，有意义的宗教经验包括“潜意识、非理性、直觉……基本需要以及神秘的过度信仰的推动”5。他是第一位把心灵与宗教体验联系起来的学者。他认为，我们自身拥有一种使我们与体外某种力量产生联结的潜力。

詹姆斯还提到了当圣·奥古斯丁（St. Augustine）发现自己过于脆弱、不堪一击时说的话，奥古斯丁称这是一种尚未被征服的高级欲望：“我所拥有的新意志没有强大到能克服其他不良意志。因此，这样两个一旧一新、一世俗一高尚的意志，彼此对抗着，搅得我心烦意乱……我自己其实一直都置身于这两个意志中，然而更多的自我还是在我所认可的那个意志里。不过，一些不良嗜好恰恰还是通过我自己占据了我的身体，像个作威作福的主人一样……我又另外试着与之战斗了一次，几乎就要成功了，但最终还是失败了，我没能抓住它们。”詹姆斯声称，皈依是人找到自身幸福的一种方式，正如圣·奥古斯丁最后所做的那样。

但詹姆斯继续劝慰说，宗教仅仅是实现联合的诸多方式之一，而弥补内在的不完整以及减少内在的不和谐，其实都涉及同样的心理过程。无论心理构造再怎么不同，这一过程也都是一样的。比如，新生儿可能会走向自我怀疑；也可能从小心翼翼变得更崇尚自由；同时，也可能陷入生活中不断出现的某些新刺激所带来的激情，如爱情、野心、贪婪、复仇或爱国精神。

对詹姆斯来说，彻底转变观点，是摆脱不断攫取我们注意的俘获过程的唯一方法。然而，就像亚里士多德和柏拉图一样，詹姆斯也无法用病理生理学来解释俘获。为什么一个简单的念头能不知不觉抓住我们的注意，并在脑海里深深扎根？这一过程到底是如何发生的？

弗洛伊德的内驱力概念与汤姆金斯的情感研究

我们为何会做自己不愿做的，想自己不愿想的，感受自己不愿感受的？要想基于史实对这一问题进行讨论，无论如何都绕不开弗洛伊德的著作。弗洛伊德理论的核心是他提出的内驱力概念：一种刺激或压力来源，一种基于心灵运作内容所产生的要求。弗洛伊德眼中的内驱力就像是一种物理作用力，由一定数量的能量发动，并受到反向作用力的制衡。作为一个研究心理的神经学家，弗洛伊德假设，所有内驱力背后都存在两种生理因素：处于兴奋状态的神经元以及“心流”，后者是能量的一种非特异性表现。这个概念之所以会相对模糊，是因为在他所处的时代，只用科学术语解释精神痛苦还面临着不少困难。正如弗洛伊德自己所说，他是在医学和哲学之间，以及心理和生理之间寻求人类行为问题的答案的。

弗洛伊德需要一个理论，以解释人为什么会以某种方式行动、思考和感受。弗洛伊德曾是维也纳心理学家约瑟夫·布罗伊尔（Josef Breuer）的追随者，因此，他很早就接触过布罗伊尔的一个患者，正是这个人的奇怪症状对弗洛伊德的心灵理论产生了深远影响。这位患者不敢喝任何玻璃杯里的液体。在治疗过程中，她回想起来，这缘于自己在家庭教师的家里，她曾看见一只狗喝了玻璃杯中的水，这让她感到一阵强烈的厌恶。患者对这一令人不安的现象的记忆，尽管没有进入意识层面，但从青春期一直保持到了成年期。因此，弗洛伊德假设，源自经验的情感状态能一直幸存下来，并隐藏于无意识的深处。

在弗洛伊德看来，类似这样被压抑的记忆，是几乎所有人类痛苦的根源。即便它们已漂过了意识的边界，但其中对某些客体或事件的心理表征还是能持续引发精神痛苦。被压抑的记忆以及它们所附带的情绪，因此而作为一种能引发某种特定行为的无意识动机。令弗洛伊德特别感兴趣的是一些当下需求与这些早期记忆之间所发生的无法避免的冲突。

弗洛伊德对无意识的探索让他得到了这样的结论，即从童年开始，人类的内驱力就遭到了社会规范系统性的压抑。因此，无意识的领域变得极为宽广，其中不只有思想和记忆，还包括内驱力本身，即基本的生物需要和冲动。它们之中最主要的是“力比多”（Libido）(1)或性驱力，以及死亡驱力，而这正是导致人类具有攻击性的主要根源。死亡驱力的目的就是要狂暴地毁灭世界，包括毁灭自我。对弗洛伊德而言，所有精神活动的目的都是释放心理压力，缓解这些由被忽视的内驱力所积累起来的紧张情绪。而这种需求往往表现为愿望和迫切的希望，只要能减少心理压力，我们都会因此而感受到快乐。由此可见，并不只有痛苦的记忆被分流到了无意识领域，那些被我们扼杀于早年的大多数基本内驱力，也在很大程度上占据着这个看不见的地方。

弗洛伊德理论的核心是：无意识是由经验形成的一套复杂的符号语言，它掩盖了我们内驱力中社会层面所无法接受的内容6。这种“精神炼金术”（psychic alchemy）涉及把被压抑或未实现的内驱力转化为恐惧症、强迫症或其他神经症。当无意识的心灵把日常生活中的元素重塑为经过编码的欲望表征时，梦的超现实场景就成了这些转化发生的主要场所。弗洛伊德的理论借鉴了英国心理学界功能主义和联结主义学派的观点，即经验能使欢乐和痛苦与特定的现象产生关联。对弗洛伊德来说，正是被压抑的内驱力最终导致了这些关联，它们共同产生了某种情感或情绪滤镜，使得一个人能以特定的方式看待这个世界7。此外，这些关联全都被嵌入了一个复杂的意义之网。随着时间的推移，某些刺激也许会与其他刺激关联起来，而原先附着于某个客体或观念的情感也会逐渐转移到另一种客体或观念上。

弗洛伊德针对动机是否同时与生理和心理存在着关联投入巨大的心力。他说对了，无论是外在的还是内在的刺激，都能引发情感反应，而这一过程也能引发强烈的痛苦，不过我们行为背后的动机性力量并不一定总是明显的。总而言之，他认识到心理健康和心理扭曲的分界是飘忽不定的。构成弗洛伊德“无意识”的因素并非被埋没的想法，或者一些时不时地便会浮到意识表面的记忆。在弗洛伊德看来，这些都属于“前意识”（preconscious）(2)。相反，无意识有它自身的结构、规则和动力，它们围绕着远离意识的那些内容。弗洛伊德提出假设，即内驱力一直存在于无意识中，因为它们的内容恰恰与文化的基础相对立。他把压抑欲望的力量比作“传说中的提坦巨人，他们自从洪荒时代起就承受着由战胜他们的诸神压在他们身上的巨大山峰所带来的重量，而这些山峰甚至至今还在震动”。

直到后半生，弗洛伊德才完整地阐述了他的心理结构模型。在这个模型中，本我是攻击和性欲内驱力产生的根源，就像一口沸腾着开水的大锅。本我是没有组织、没有集体意志的，其只会遵循快乐的原则，不断追求本能所需要的满足。这些不断扩散的能量会升华进入自我意识，成为一种更成熟、更综合的自我概念。

几乎没有什么经验证据能支持弗洛伊德的假设。弗洛伊德能找到的与无意识稍有关联的唯一证据便是记忆：如果在两个不同的时间点，我们都能想起同一件东西或事情，那么这个记忆必然存在于大脑中的某个中转站。此外，任何有关精神分析临床效果的研究必然最终都会超出我们的控制。正如许多作者所指出的那样，弗洛伊德的临床研究策略通常就是将各种证据纳入一种有组织、可理解、有说服力的整体中。心理学家爱德华·铁钦纳（Edward Titchener）在1910年写道：“当我们用某种无意识来赋予意识连贯性和连续性时，我们就自愿离开了事实的范围而走向了虚构的领地。”

即便将对心理的研究从道德和理性层面转向了具有易变性的欲望层面，弗洛伊德还是推动了心理学的发展，使后人对人类的思想和行为有了更透彻的理解。

但同时，连弗洛伊德自己的门徒都在哀叹，说弗洛伊德没有给予情感问题以足够的关注。正如研究弗洛伊德的一位学者所言：“对于情感，我们没有基于精神分析理论做出系统性的描述。”另一位研究者则将弗洛伊德的情感理论描述为“断断续续”和“没有重点”。选择将无意识界定为所有内驱力的来源，最终被证明不过是一场徒劳：通过聚焦于意识的特殊状态，比如催眠和梦，弗洛伊德未能证明他的理论与日常的精神生活有何联系。到了20世纪末，正统弗洛伊德主义的支持者，只剩下了一群人数日益减少的临床医生和理论家，并且这一学说的影响也日益式微。

弗洛伊德的衰落不仅是因为他的理论带有幻想性，把所有的内驱力都简化为性和攻击性，还因为他试图用以根除精神病理现象的精神分析法或谈话疗法，最后的临床实践均以失败告终。随着学者日益批判弗洛伊德式精神分析，精神分析的内容也逐渐开始被视作治疗师的内心投射。毕竟，弗洛伊德拒绝了这样的可能性，即患者也能从有意识的精神活动中获得真知灼见。通过巧妙地植入暗示，治疗师可以说服患者，让他们相信自己所幻想的某个故事不但有可能发生，还一定是真的。按照一个学者的观点，这一过程更像是在创作戏剧脚本或指南而不是在进行科学研究。这并不是说治疗本身就没有价值，除了不断完善某个既定的故事，治疗师还可以和患者合作，开发出一套新的戏剧脚本。我们所有的经历和对未来的焦虑都会始终决定着自身思考、感受和行为的内容和方式，但这些具有强烈个人特质的东西总能被识别出来，或者可以从一个更美好的角度来看待。

弗洛伊德学说有一个最重要的继承人，他长期默默无闻，最初只是一个空有抱负的剧作家，直到后来才成了心理学家，他就是西尔万·汤姆金斯（Silvan Tomkins）。汤姆金斯像弗洛伊德一样看重知识的原创性，拒绝让自己的理论屈服于已被广泛接受的科学教条。然而，他几乎没有对精神病学界产生任何影响。

尽管汤姆金斯同意弗洛伊德的说法，即精神疾病的本质最终都是情绪上的问题（一种感知障碍），但他还是认为弗洛伊德不合时宜地将此与内驱力理论扯在了一起。从创伤性记忆的不断重现中，弗洛伊德看到了一种渴望重生并期待能再次获得救赎的隐秘愿望。陷于创伤不能自拔的患者总是会以“如果……就好了”的句式将懊悔表达出来，比如：如果我躲开那个子弹就好了，如果我救了那个孩子就好了。

然而，对汤姆金斯来说，比内驱力或满足愿望更重要的是，这些想法为何会占据主导地位，我们为何无法摆脱它们的控制？比如，从士兵被战争中的创伤性记忆不断折磨的情况中，汤姆金斯就没看到有什么愿望实现在起作用：这种创伤的反复发作到底会带来什么结果？不再为湮没或隐藏的欲望设定完整的故事，汤姆金斯把他的注意转向了能重新激活这些创伤性记忆的力量，并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去研究它们。

汤姆金斯在意识，或者说在注意中发现了答案的雏形。在过去的60年里，认知科学的研究重点又逐渐回到了这些基本问题上：我们的大脑如何表征周围的世界（声音、气味、图像和思想）？信息在神经元和神经突触中传导时是如何进行处理和转换的？摒除了认为“只有观察到的行为才能被研究”的教条思想，认知科学缓慢而坚定地重新开启了对人类经验的探讨。当科学家把他们的关注焦点从行为转向意识时，信息的获得、加工、储存和转换就成了重要的研究主题。

然而，这种研究思路还是没能尝试理解主观经验现象，即我们在感受、思考和生存的过程中到底得到了什么。对弗洛伊德来说，理解心灵的核心在于内驱力，而非经验。情感则仅仅是一种有意识的知觉，其根源还是欲望，比如性驱力或死亡驱力。而汤姆金斯则把情感视作一个类似于内驱力、知觉、记忆和认知的独立的研究对象。如果说内驱力代表生物性的需要，那么情感则是我们对环境的一种内在反应，它可能会强化内驱力，也可能会抑制它：汤姆金斯认为，当兴奋性情感缺席时，性驱力将会变得软弱无力。汤姆金斯通过毕生研究最终确定了9种基本情感，其中包括兴趣、恐惧、痛苦、愤怒和屈辱。尽管这些情感能激发思想和欲望，但这一过程本身是自发且几乎难以被人察觉的。

很多与汤姆金斯同时代的人通常都会忽视主观体验，而偏爱客观的、可观察到的行为。心智是一个信息加工系统：作为思想的发源地，它到底是如何感受的，科学界对此并没有提供什么说法。然而对汤姆金斯来说，情感是一个极为重要的视角，我们通过它能认识世界。我们的精神生活并不由知觉（我们听到、触到、尝到或想到的东西）来界定，相反，恰恰是这些知觉带来的情感状态决定了这一点。在20世纪的整整100年里，汤姆金斯的主张慢慢获得了科学界的认可：经验主义者开始在心理治疗中强调感受的作用，而认知主义者如艾伦·贝克（Aaron Beck）和阿尔伯特·埃利斯（Albert Ellis），也都开始把情感纳入了他们的心理病理学模型中。

埃利斯把斯多葛学派的理念运用于临床实践中。他认为，“错误”信念是导致人产生痛苦感受的根源。痛苦是由功能失调性信念或扭曲的世界观所导致的副产物，如果将这种信念和世界观植入正在进行信息处理的系统中，也会产生如信息技术顾问所说的系统性错误。根据埃利斯的理论，贝克指出，仅仅屏蔽或忽略这些令人痛苦的思想是行不通的，因为它们在功能上带有自发性。他的策略是，让痛苦背后错误的逻辑以及荒谬的想法主动浮出水面。认知行为疗法正是以这个理论为前提：如果我的功能失调性信念被揭示出来不合逻辑，那么我就会意识到自己误读了某一情境。这样，假以时日，我就能重塑自己的知觉。

然而，如果我知道自己的世界观发生了功能性失调，却发现我无力改变，那么该怎么办呢？

俘获背后的神经科学

从亚里士多德到詹姆斯，许多人都曾尝试过解读为什么我们会以特定的方式去感受、思考和行动，而他们通常都从哲学的角度来研究人类的心灵，并据此得到一系列的答案。这些思想家虽然承认，控制思考、感受和行动很困难，但他们明显未能从科学研究的角度来检验各自的结论。而今天，基于人类大脑研究方面的进步，我们得以实现从科学研究的角度来解读这些理论。

诚然，科学的进步让我们能更清晰地观察大脑，但如果仅用单一的神经生物学原理或功能来解读我们的情感生活，还是远远不够的。大脑以及它在主观经验中扮演的角色，都彰显了它的复杂性，根本不可能把主观经验简化为几条神经生物学原理。大脑让我们有能力学习、推理、感受和记忆，而神经生物学不能直接揭示我们生命中这些层面的奥秘。没有任何研究能找寻到那些足以影响我们一生的无数刺激、唤醒和生理改变的踪迹，更不用提伴随着这些的学习和记忆，以及面对种种变数时我们可能产生的无数种反应了。我们对大脑的了解，还是处于并将一直处于不断变化和发展的过程中。

然而，尽管存在这些限制，但是如果一种有关心理疾病的理论能以神经生物学的证据为基础，那么它就会更可靠、更牢固。通过将主观体验与生理学相结合，我们可以看到，俘获过程是如何与当前的科学框架相匹配的。

俘获源于大脑内庞大而复杂的神经回路。大脑由负责通过电信号或化学信号来传递信息的神经元组成，这些神经元分布于不同的层次、网络和区域中。每当我们体验到新的东西时，一种神经模式（连接大脑不同区域的微型回路）就会被相应地建立起来。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神经模式也会与任何能引发这一体验的刺激建立联系。比如，大海的声音、脚踩在沙子上的感觉、头顶的艳阳，这都是我们童年时的海滩之行所留下的标记。每当我们回想起这次经历或与它有关的东西时，甚至是做了某些能唤起与这次经历有关的想法或感受的事情时，这些神经模式就会被重新激活。

大脑通过精细的事件序列创造了这些神经模式。当我们遇到一个刺激，无论是一个物体，一个想法，一个声音，还是一种气味，我们的神经元都会被激活。当神经元被激活时，它们会传递某些能绑定并刺激相邻神经元的化学物质，进而打开允许正电荷进出细胞的通道。伴随着这种电流的变化，临近的神经元也会开始变得不稳定起来。等达到一定程度时，它也会跟着被激活，并开始传递自身的电信号。因此，神经激活是一种连锁反应，第一个被激活的神经元在很大程度上会依次触发链条中的其他神经元。此外，通常来说，最初的刺激越强烈，神经元被依次激活的速度就越快。

神经元种类众多，而每一种单独的神经元都具有高度的选择性，只会对某一类刺激产生反应。比如，我们的感觉神经元与生俱来就会被一些具有特定特征的刺激激活。某些感觉神经元会探测疼痛和温度，而另一些则会探测位置、振动或轻微的触碰。只有当某个水平线条穿过我们的视野时，我们视觉系统内的某些神经元才会被激活，而这一系统内的其他神经元则只对垂直的线条做出反应。不同的神经元也有着不同的反应偏好，有的喜欢粗线条，有的喜欢细线条，有的对于快速闪烁的灯光很敏感，而有的则恰恰相反。

个体的感觉神经元有助于我们感知某个刺激，同时大脑中还分布一些高度相连、堪称“枢纽”的神经元，这些神经元从其他神经组织那里接收输入信号。此外，大脑中还有很多相互协调、能同时对一个刺激做出反应的神经元集群，它们作为一个整体时被激活的频率和强度比单独作为个体时的要强得多。

因此，大脑对刺激的反应从根本上来说就是集体作用的结果。不同的神经元不仅会被不同种类的感觉输入激活，还会因不同神经元网络的相互激活而被激活。越是被频繁地共同激活，这些神经元彼此之间的联系也会越强烈。这也是赫布法则（Hebb’s rule）的核心，即一起被激活的神经元会彼此连接。

同样，当我们反复地暴露于某个能触发特定神经元的刺激下时，这个神经元所做出的反应也会越来越强烈。而这里的刺激可以是一种药、一首歌，也可以是某个同事嘲弄的目光。如果某个刺激的两种特征同时呈现，比如视觉线索和相关记忆，那么对一个特征产生反应的神经元也可能会逐步调整自己，从而对另一个刺激也做出反应。

一旦两个或两组神经元之间建立了连接，其中一个或一组就能启动另一个或另一组。因此，当一组神经元对某个刺激做出反应时，另一组神经元也很有可能会做出响应。大脑中处理不同感觉源信息的区域也有着与之类似的联结过程。比如，一个位于视觉皮层、能对红色做出反应的神经元可能会与一个位于听觉皮层、能对某种音调做出反应的神经元，在前额叶这个被认为是思想和决策发源地的区域建立联结。其实只用把这两种感觉输入跟你对救护车的记忆绑定在一起，你就会对赫布法则有清晰的理解了。

尽管某些神经元会激活其他神经元，但大概有一半的神经元在干着相反的事，即它们始终抑制着彼此。这些神经元不会把正电荷传递给另一个细胞，而是会把负电荷传递出去，从而抵消来自其他神经元的任何可能的反应。而那些能够同时强化或弱化神经反应的化学物质包括多巴胺、血清素和去甲肾上腺素，它们同时也被称为神经调质。

大批神经元聚集在一起形成神经网络或神经模式。这些网络可以被同时或相继激活，并且它们还能在不同的脑区之间传递信号。有些神经网络的分支会延伸到很远，从而与其他神经网络连接起来，而这些网络同样也会被神经调质激活或抑制。每一种互联的神经网络都有特定的功能，比如在体内触发运动或刺激感知。这些皮质神经元网络是相互关联的，它们从来不独自运作。

不同脑区神经元的振荡频率也不同。而这些动作与不同的唤醒状态相关，比如行走时或睡眠时。振荡可以允许或阻止不同神经元之间的信息传递。这些复杂的信息交互过程决定了神经元对不同刺激所做出的反应，同时也受到网络内或跨网络振荡的时间和频率的影响。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选择性注意会利用这些振荡以放大相关的信息，抑制无关和干扰的信息。

从生物学层面来说，神经模式是被创造出来以应对诸多经验的，而俘获正是由神经模式所导致的结果。做任何事的第一次经历都可以促使与特定感受和行为相关联的某种独特神经网络的形成，并且这类神经网络反过来还会引发情绪和生理反应。神经反应和神经模式的逐步建立，并非是一个静止不变的过程。神经元可基于经验调整它们的振荡频率，若进入某个神经元的信息发生了变化，那么神经元的反应也会发生变化，继而掌握新知识。这也通常被称为神经可塑性，它在很大程度上推翻了曾广为流传的“成人大脑已定型，无法改变”的旧观念。

被俘获与否取决于我们选择性注意特定刺激的能力。当某些东西吸引了我们的注意时，比如布鲁斯·斯普林斯汀（Bruce Springsteen）在演唱会上说完自己的开场白“为跑而生”后，灯光亮起来的那一刻。我们的神经元就会以更活跃的方式对这一特定的刺激做出反应，而对周围拥挤的人群或剧场的热闹气氛无动于衷；当斯普林斯汀开始唱歌时，我们就会专注于特定的声音刺激，让我们产生意识、理解世界的神经元并不会对周围的所有事物都做出同样的反应。相反，在任何时刻，它们都要求我们区分什么重要、什么不重要、什么不合适、什么有威胁，以把我们的注意引往正确的方向。这就是选择性注意，它是一扇通向认知的大门。

然而，即便我们没有下意识地注意刺激，神经元依然会对它们产生反应。比如，只要我们睁开眼睛，受视觉刺激影响的神经元就会持续做出响应8：即便大脑已不再理解手里的书，但我们还会继续看到眼前书页上的文字。有太多的物体会落入视野，我们无法同时处理那么多东西，因此总是有太多的刺激相互竞争，争夺我们的注意。这时，我们使用选择性注意这样一个机制来放大神经信号，使得某些刺激变得更突出，或者抑制某些我们不需要考虑的信号。

触发神经反应的并不仅仅是感觉刺激或外部刺激，想法或感受都可以激活神经反应。不同的神经网络对外部和内部刺激9做出反应，通过适当的控制，我们可以把注意从一个刺激转向另一个。

控制注意有两种截然不同的却关系密切的方式，一种叫自上而下加工，一种叫自下而上加工，每一种加工都有属于自己的神经网络10。自上而下加工控制注意的过程发生于大脑中与感觉输入有关的脑区，以及已学会对任务做出响应的脑区，此类加工通常在决策中扮演重要角色。大部分的脑区都会参与到某种自上而下加工的过程中。

自下而上加工可被理解成无意识的、自动化的，用于探测和将注意集中于意想不到的刺激上。就像身体的免疫系统会持续扫描身体以找出微生物入侵者一样，自下而上的大脑网络也经常监控环境，留意其中的紧急信号，在发现信号时重新调整我们的注意，允许我们迅速记录当前的刺激。因此，我们才能发现有人在车前跑，哪怕我们还没能有意识地觉察到这个人。

在选择性注意的过程中，记忆也很重要。大脑以两种不同的方式处理记忆，其一是工作记忆。工作记忆基本上是这样一种机制：它能存储刚刚学习或经历的信息。伴随某次经历中最初的感觉刺激消失后，工作记忆依然可以把信息存放很久：在没有看到、闻到、尝到、摸到或听到任何刺激时，我们依然能从中提取出记忆。一部分工作记忆存在于大脑的下部，这里负责保存信息，而大脑上部则负责操纵和更新保存的内容。当前存储在工作记忆中的信息决定了人们正在注意的东西。

工作记忆对学习很重要。比如，第一次学开车时，你需要努力协调所有的步骤，因为它们对安全行车都很重要。你需要主动思考自己正在做什么，这一过程就涉及操纵信息，因为这是一个新的挑战。然而，当你成了一名成熟的司机，开车就不需要那么多积极的心理操纵，对工作记忆的要求也降低了。事实上，一旦你学会了开车，这一过程就会实际自动化，而这时你想教其他人如何开车就成了挑战。

注意与工作记忆之间有密切的联系：注意允许我们使相关信息凸显出来，而工作记忆允许我们使用这些信息。两个过程都是选择性的，我们的神经元响应内部或外部刺激的活跃程度将影响这两个过程。当我们注意某样东西时，它更可能留在工作记忆中。而反过来说，如果某样东西留在工作记忆中，它也更可能被注意到11。注意也允许我们控制工作记忆内容的相关性。如果我们向一个人展示一个红色物体和一个黄色物体，再把它们拿走，然后要求这个人只去想红色的物体。此时，对红色起反应的神经元就会更快地被激活。这时，两个物体都还存储在工作记忆中12，但这个人注意的红色物体在大脑回路内引发了更多的神经活动。

集中注意也是保持记忆的途径。如果某个事件、感受或想法因为总是吸引我们的注意，停留在工作记忆的时间足够长，那么它就会被存储在长时记忆中，由负责长时记忆的脑区处理13。这一通路也可以反向运作，工作记忆也能从长时记忆中提取内容，从而被积极地利用。

无论我们注意什么，不管是食物等外部刺激，还是自我怀疑或后悔等内部刺激，最初的信息都存在于工作记忆中。随着时间的推移，如果没有别的目标转移注意，那么我们对最初信息的反应就会慢慢变成一种本能，大脑不再做出不同的反应。这种反应变成了自动行为，而当我们的反应与自己有意识的想法不一致时，我们就会觉得自己失去了控制。而这种失控是俘获的一个关键特征。

很显然，有些刺激会俘获我们的注意14，比如当一只熊走过来时，我们很难不专心注意它。与之类似的是斯普林斯汀的演唱会。但我们并不总能觉察到哪个刺激“绑架”了自己的注意，最后左右了自己的思想、态度、感受和行为。很多新的学习行为是内隐的、微妙的，意识无法察觉到。如果你每次准备公开发言时都会陷入自我怀疑，那么这种焦虑很可能是基于之前对类似经历的反应。以后的相关经验，或与这种经验有关的想法和感受会逐渐强化这一习得的反应。因此，我们会发展出某类行为或情绪反应模式，甚至都没有意识到自己已经被它们控制了。

内隐学习的核心是不同神经网络对刺激做出反应时形成的连接。当两个刺激很突出时，它们之间的连接就最牢固，也就是说，这两个刺激拥有从所处环境中凸显出来的特点15。即便是貌似中性的刺激16，一旦与某个凸显刺激建立连接，也能引发强烈的神经反应。

作为引出凸显刺激的线索17，中性刺激使其自身也变得凸显起来18。当我们遇到这类中性刺激时，就会产生强烈的想法、冲动和欲望，却不清楚它们来自何处。某些人仅仅看到酒吧门口的霓虹灯，就会产生喝完酒后醉醺醺的快感，这类反应并不是刻意而为的19。毫不奇怪的是，大脑中记录凸显刺激的区域20也记录如心跳加快、皮肤升温等生理变化21，或者与记录生理变化的区域相连接。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我们每次遇到一个凸显刺激都会心跳加快。

不过，对我们来说，一个刺激是如何变得凸显的呢？从最简单的层面来说，亮度、颜色、形状、运动和新鲜感都能让一个物体凸显22。这些感觉属性是关键因素，比如黑白背景上的一抹鲜艳的颜色，或蓝色天空里的红气球，它们都是凸显的形象。因此，当某个物体与周围物体不同时，它就会凸显出来。与把炒锅放在炉子上相比，当研究者把打印机放在炉子上时，观察者盯着这个场景的时间更长，因为意料之外的东西总是俘获我们的注意。

强烈的欲望23、短期或长期的目标、对逆境或机遇24的态度25，以及主要的生活事件26同样会凸显。一种刺激和我们的情绪状态27或个人经历28是否关系密切，在很大程度上会影响这种刺激的凸显。同样的刺激，可能对这个人而言是凸显的，而对另一个人不产生任何影响。每天开车上下班的人经常会过一座桥，这仅仅是日常琐事的一部分，但过桥的场景会令少数人恐惧不安，不停出汗。有时候，同样的刺激对两个人而言都高度凸显，但作用是相反的，这取决于他们过去的学习、经验和记忆29。比如，搭飞机回到自己的故乡，或仅仅想到要登上飞机30，可能很容易在一个人身上引发积极效价31，而在另一个人身上引发消极效价(3)。尽管人们加工刺激的方式不一样，但在评估刺激时有很多共性。比方说，暴力或危险的刺激32，以及引发性欲的刺激，对很多人而言都是凸显的。

最为凸显的刺激最能俘获我们的注意33，这通常是那些与过去的情感事件有关的刺激。发生这种情况时，我们就会对其他刺激关注得越来越少34，它们也就慢慢不再影响我们的情绪，即便它们仍清晰地停留在工作记忆中35。俘获就是这样改变了我们的感受，进而影响了我们在未来对环境做出的反应。

尽管我们大脑的精确回路尚有待明确的描绘，研究人员已确认，在处理情绪刺激时，许多相互关联的神经通路起着主要作用36。这些通路中的一个基本组成部分是杏仁核，它是位于大脑颞叶的一个类似杏仁状的部位。杏仁核在唤起恐惧、兴奋等多种情绪方面都发挥着作用，但它也能用来创建一种独立的“相关性检测”37过程，通过这样一个单独过程，我们就能评估一个发生于意识之外的刺激是否有意义。杏仁核的某一部分也参与对注意的调整38，其他部分则参与在某个凸显刺激与记忆之间39建立关联的过程。因此，杏仁核充当了一个重要的神经通路枢纽，会对意识觉知进行优先排序40。反过来说，情绪回路会把杏仁核与其他激发学习41、记忆、习惯、动机42和决策43的神经网络连在一起。

这一交易让我们把对刺激的密切注意与过去的情绪事件联系起来，而这在俘获的神经生物学过程中非常关键。不管是前任的嗓音、父母的笔记，还是印象深刻的餐厅，这些凸显刺激都会俘获我们的注意，引发某种情绪反应44，激活大脑中负责动机和行为的神经回路45。每当某个刺激引发了特定神经元的激活，某种神经模式就会出现46。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一模式会逐渐巩固。随着神经元激活强度在整个网络中不断提高，我们的注意就会更加强烈地被某个声音、某段笔记或某家餐厅所吸引47。随后，我们的注意48和行为也会得到强化49。

对俘获而言，同样重要的还包括一项前馈机制。前馈回路50是工程学和物理学中的一项基本元素，指某一过程的输出变成了下一阶段的输入，由此决定过程中的下一个阶段。对大卫·福斯特·华莱士来说，这个前馈机制是他不断感到懊悔的来源：感觉糟糕，然后冷静地从自己的心理中寻找缺陷，找到了它，却发现依然无力解决问题，于是陷入消极思想和情绪的循环。

知识延伸

1. 在《希波吕托斯》（Hippolytus）中，古希腊剧作家欧里庇得斯探讨了诸神在操纵人类心灵中扮演的角色。菲德拉（Phaedra）突然被一种对继子的贪欲所吞噬，似乎丧失了对自己心灵的控制。在欧里庇得斯的戏剧中，以下合唱就像一个精神病医生对菲德拉的心理状态提出了一系列可能的解释：

是潘神（Pan）的狂怒占有了你

还是赫卡忒（Hecate）的疯狂附了身，姑娘？

难道是神圣的克吕班特斯（Corybantes）

或是强大的司掌山脉的母亲：

你被消耗在这样的痛苦中，是因为

你对猎人的女王迪特提娜（Dictynna）犯了罪？

你可能不够虔诚，没有从

选定的受害者中向她献上牺牲品？

唱词中透露的都是诸神的愤怒，对此梳理的解释其实就是菲德拉得罪了某个神。在每一种可能的情况下，愤怒导致某个神“绑架”了某个凡人的心灵，剥夺了他们理性的力量。

2. 在古希腊哲学家中，亚里士多德给出了对人类动机最微妙和最灵活（只用一个词的话，就是“最现代”）的理解。与柏拉图一样，亚里士多德也挑战了苏格拉底的概念：对一个真正有美德的人来说，所有的动机必然出于理性。“这有问题，”亚里士多德写道，“有些人理解正确但缺乏自控力，这怎么解释？”换句话说，完全理性的人通常行事冲动，并很快就会对自己的行为感到后悔，对此我们不可能总把他们的行为归因于判断错误。根据亚里士多德的说法，在这些时候，我们的冲动“事实上改变了身体状态，有些人甚至会产生疯狂的反应”。亚里士多德把这种现象称为意志薄弱。在这里，亚里士多德对苏格拉底式的冲动或非理性行为进行了探讨。意志薄弱不是错误判断所导致的结果，而是“类似于肢体被麻痹，当肢体的主人想把它们移动到适当之处时，它们却移向错误的方向……心灵同样也会如此”。

这种描述可能听起来就像柏拉图关于分裂灵魂的理论。但与柏拉图不一样，亚里士多德寻求在心理学语境中理解人类的动机，而非在形而上学的语境中。事实上，对亚里士多德而言，伦理学首先是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在《伦理学》一书中，他指出，我们感知周遭环境的模式决定了如何在这样的环境下行动，也决定了我们与环境的关系。换句话说，注意决定了行动。因此，注意也决定了机械记忆与沉思的性质差异，或与朋友之间展开哲学对话的乐趣的差异。在机械记忆的情况下，注意会自动进行；然而，在沉思或哲学对话中，注意变得高度策略化，甚至需要编排。同样，勇敢或正义之人“关注与他人交往中的正确方面”，比如情感和知识而非外表，然后相应地做出反应。

亚里士多德对正义或美德行为的理解，可以被重新描述为某种刺激或促进或阻碍的注意。比如，某种感官快乐“抓住自身的注意，从而以一定的方式行动，而这种方式与这种感官快乐自身有关”。换句话说，注意绝不只是一种被动的接受状态，而是一种主动的选择：我选择的不只是我注意的对象，还包括我如何注意它们。通过一种持续和冷静的沉思过程，美德之人把注意指向最值得关注的对象。

对亚里士多德来说，人类的心灵不是由分离的、对立的官能组成的，而是由多种形式的注意构成的。智力、情感、感性等意图对象有不同的方式来“影响我们，促使我们行动”。美德就是要关注正确的对象，或者对某一对象采取最适当的关注形式。对真正有美德的人而言，自我和它感知到的形形色色的对象之间并没有明确的区分，因为美德之人内在的接收器已完美地适应了外界信号，因此他们无法区分赋予其生命的人物、书籍、图像和观念。对亚里士多德而言，美德甚至正义主要是感知而非理性的问题。对痛苦的关切将激发自身的慷慨，就像对美的沉思将激发创造的欲望一样。

3. 对威廉·詹姆斯来说，意识的主要特点就是一种思想和知觉的流动，那是短暂的、特殊的，通常是非理性的，彼此也没什么关联，然而它们凝聚成了完整的生活。这一心理分析模型影响了数代人，不仅包括科学家和心理学家，还包括小说家、诗人以及画家。詹姆斯·乔伊斯（James Joyce）、马塞尔·普鲁斯特（Marcel Proust）、弗吉尼亚·伍尔夫（Virginia Woolf）和T. S.艾略特（T. S. Eliot）的艺术作品，都明确带有詹姆斯思想的印记。乔伊斯有名的难读的小说《尤利西斯》就是一个例子，这本书记录了思想模糊而忙碌的片段，从一个对象跳到另一个对象时，思维通常是由松散的关联而非逻辑链条推动的。

同时，詹姆斯相信，人类心灵服从某些自然法则，就像氧气分子的重量或重力加速度一样，可通过反复观察而被揭示出来。詹姆斯的欧洲和美国前辈也有类似的渴望，他们想把心理学变成像牛顿物理学或伽利略天文学那样科学、严谨。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他们开发了一整套研究心理反应的工具，尽管他们的测试结果通常都更让人困惑，而不是更明白。人类的心智看起来更多的是不相似，而不是相似。然而，这些科学家设法得出结论，即刺激引发了神经系统的生理变化，特别是大脑的变化；紧接着，这些变化导致了思想、感受和行动。换句话说，我们想到、感到或做到的任何事物，都是与周围世界发生生理反应的结果。

反之，这一理论为19世纪的科学带来了一系列哲学和实践层面的问题。用托马斯·赫胥黎（Thomas Huxley）的话来说，倘若人类“仅仅是机器或自动机”，那么怎能对自身的行动负责任？人类难道只是神经化学戏剧中没有拿剧本的演员吗？因此，詹姆斯面临的挑战就是在解释意识以及相应的觉察的同时，承认我们的精神生活带有非理性、不可控甚至随机的特征。对詹姆斯来说，理解产生意识的神经过程，并不意味着将人降级至与某种自动机同等的地位。

像达尔文的学生一样，詹姆斯开始以进化论的观点来研究他的问题：神经系统拥有了意识，有何用处？为什么意识会在第一时间被进化出来？詹姆斯总结道，它的目的就是允许我们在任意给定时刻、心灵可能面临的无数刺激序列中选择性地注意其中一两个或十个，而且同样重要的是，我们还要忽略余下的刺激。因此，理解意识的关键就是“兴趣引导和选择性注意”。将人类思维与自动机区分开的便是这种独特性，即有能力在某个给定时刻，从呈现给心灵的主要经验中选择某个项目予以特别强调……从最简单的形式到最复杂的形式，心灵在不停地努力发挥这一功能。

心灵以怎样的原则做出了这样的选择？这一过程发生时，我们通常甚至都没有察觉，但詹姆斯坚持说它依然发生了。詹姆斯把它称作“兴趣”，这一原则指导着选择性注意，它也可以叫作“投入”或“关注”。对詹姆斯来说，意志不过就是注意。生活就是一出戏，取决于把多少注意分配给了某个既定对象；我们每个人其实都在选择，通过注意事物的方式来选择居于怎样的宇宙。

不过，兴趣的确切性质或指导注意的原则依然模糊不清：为什么我会投入于某个刺激而不是另一个刺激？如果我的经历都是经过我同意而发生的，那么人们就会想象出一个与我们已知世界大为迥异的世界，其中人类的注意常常偏离最紧迫的事情，甚至以看起来武断或弄巧成拙的方式做事。这位伟大的美国哲学家和心理学家努力解释这个看似矛盾的现象，最终承认“心理学的最后一个词就是‘无知’”。

4. 在发展“固定观念”这一模型时，里博依赖的是法国早期心理学家菲利普·皮内尔（Philippe Pinel）和让-艾蒂安·埃斯基罗尔（Jean-Etienne Ésquirol）的理论。18世纪末，皮内尔把激情界定为长期的情感过程；换句话说，情绪则是“心灵突然而剧烈的运动”，有明确的开始和结束。对皮内尔来说，激情也就是超出其自然持续时间的情绪，不可避免地围绕着固定思想而形成，或者叫核心强迫（core obsession）。皮内尔的一个学生，也是现代精神病学第一本教科书的作者埃斯基罗尔从他导师的理论中推出了一个符合逻辑的结论，他认为几乎所有形式的精神痛苦都是轻躁狂的结果。埃斯基罗尔把各种各样的精神状况归因于“固定观念”，轻躁狂被看作一种精神错乱的表现，或者叫意志的“部分损伤”；这一损伤很快就会变成“磁芯”，可以吸引注意并指引行为。患者会抓住一个错误的原则，不屈不挠地追求它，尽管这样做并没有偏离基本逻辑：虽然患了病，但他们可以从自己的偏执以及与个人幻想最接近的领域之外推断合理的结论，从而正常地行动、思考和推理。

埃斯基罗尔把令人难以置信的诸多精神状态，如偏执狂、色欲狂、自杀、醉酒、纵火狂以及杀人都归入狂热，尽管他也把这些固定观念划分为不同的子类别。比如，在抑郁症患者内心中，悲伤和沮丧的想法变成了唯一的关注对象，逐渐扭曲了心灵与现实之间的关系。患者不断退向自己，最终彻底生活在自己心灵的回声室里。相比之下，其他形式的狂热包括强迫和冲动。比如，对火车时刻表的强迫、对长寿策略的强迫、对家谱的强迫或对追求财富的强迫。在所有这些情况下，注意变得高度集中，并逐渐无法转移，它不能轻易地从一个对象转向另一个对象。

T女士是最令埃斯基罗尔博士头痛的一位患者，她当时40岁。她在16岁时就患有轻微的抑郁症。在她的第一个孩子出生9个月后，她再次陷入抑郁，甚至考虑杀掉她的孩子。每当婴儿入睡后，T女士就有一种杀死孩子的强烈欲望。她被这个想法深深地困扰着，害怕自己可能把它付诸实施，于是这位女士向埃斯基罗尔求救：“最好让我现在死掉，而不是让这个可爱的无辜者受害。”

就在他们会面一个月后，T女士被发现躺在卧室里，企图烧炭自杀。患者描述自己面对抑郁症时格外无助的心情：“我能说服自己生病了吗？我不能，我是一个可怜的母亲。”住院后，埃斯基罗尔博士最终成功地说服了T女士，解释她的恐惧是生病导致的。之后，她的状况慢慢好转了。可是，离开埃斯基罗尔的照料后回到家，她的杀婴想法又慢慢复燃了。

埃斯基罗尔认识到，T女士的痛苦和其他患者症状之间存在某种值得深究的关联。在埃斯基罗尔博士发表了对这一案例的解读100年后，美国精神病学协会（American Psychiatric Association）询问其成员，从那以后精神病学有多少进展。得到的回应是：“我们确实没有一点吹牛的资本。”

随着科学家继续探讨这样的精神问题，作家和人文主义者使用了不同的方法来解读同样的现象。然而，散文和诗歌并没有受到和19世纪的科学遭受的同样限制；事实上，文学通常更成功地捕捉到了人类的非理性激情和强迫思维的感受。埃斯基罗尔博士甚至引用塞万提斯的流浪汉小说名作《堂吉诃德》作为对固定观念的主要描述。在这部小说中主人公堂吉诃德生活在偏执狂的咒语下，痴迷于中世纪几乎盛行于整个欧洲的骑士精神。

作为一种精神病学诊断，偏执狂注定得不到想要的结果。在某个时间点，法国精神病院的患者多达20%被诊断为偏执狂。著名作家柯南·道尔认识到，埃斯基罗尔的理论拥有无限的弹性，因而只有很少的用途：“一个仔细了解过拿破仑的人，或任何在这场伟大战争中患有某些遗传性家族疾病的人，可能都会形成这样一种固定观念，并在其影响下产生各种幻想的暴怒。”其他人在批判这一概念时更慎重。对身为图书管理员和作家的查尔斯·诺迪埃（Charles Nodier）来说，偏执狂分为两类：一类无恶意，一类好战。诺迪埃观察到，埃斯基罗尔的诊断不准确，因为患者经常被发现拥有不止一个固定观念。多个固定观念会同时运作这一概念看起来是个悖论：如果大脑能从其中一个跳到另一个，那么还能说某个固定观念是“固定”的吗？精神病学家很快就认识到，他们无法确定激情、偏执狂和疯狂的实际界限。

因此，偏执狂很容易被人嘲笑。在诺迪埃于1831年出版的小说《藏书癖》（The Bibliomaniac）中，某个医生描述了一位有藏书癖的患者：一个狂热的藏书家相信某个手持尖锐剪刀的怪物正在有条不紊地减去他最珍视的书籍的边缘。后来，患者在恐慌中意识到，他珍藏的维吉尔的书被剪去了三分之一。“‘三分之一长！’他重复着，对着天空猛挥拳头，就像埃阿斯（Ajax）和卡帕纽斯（Capaneus）(4)一样。”诺迪埃忍不住讽刺精神病院，因为它带着所有伪科学的神圣气派。或许并不令人惊讶的是，这位患者陷入了深深的抑郁。“痛苦是穷人生命中的一切。当他咬了自己的手时，他只会时不时地重复：‘三分之一长！’”对此，医院给出的诊断是“因书而病”。

然而，这些反例没有降低埃斯基罗尔有趣的精神观察的重要性，即人们心灵中的某种力量能抵抗意识的控制，重新引导注意和行为。对心理学家皮埃尔·让内来说，这股力量绝不只是少见的病理现象；相反，它还是日常生活中的一部分。

让内得到了一个与偏执狂有关的重要结论：固定观念首先是一个与注意相关的问题。他推断，在任何时候，我们都只能意识到对大脑狂轰滥炸的无数刺激中的一小部分；正常人很容易就能从一个刺激转向另一个，但偏执狂的注意伴随着越来越强烈的执念而集中于某个刺激上。在这些患者中，根据让内的说法，某些观念或认知“内核”将与正常的意识脱落或分离。这些分离出来的观念将是简单的想法或者完全成形的独立个性。在让内的理论中，这些分离的片段并不由更高级的推理形式掌控，它们控制着日常行为，因为它们发生于直接的意识域之外：“这个想法像病毒一样，在无法触及的个性角落里发展，下意识地运作，并导致患者歇斯底里、精神错乱。”换句话说，固定观念被界定为注意的缺失：无法让自己从当下脱离，无法让自己理性地看待一个人的想法。

1889年，让内写了《自动化的心理》（L'Automatisme psychologique）。他在其中提到，他所接触的患者的固定观念完全被潜意识的力量控制着，它们的形成是响应遥远过去创伤事件的回忆的结果。这本书极富先见之明：在许多方面，它提前说出了精神分析的核心看法。让内认为，固定观念虽然隐藏于意识之外，却偷偷地影响一个人的思想、感受和行为。

1896年，在美国洛厄尔（Lowell）发表的演讲中，威廉·詹姆斯采纳了让内和本尼迪克特·奥古斯丁·莫雷尔（Bénédict Augustin Morel）的观点，即所有精神疾病，从神经过敏到精神分裂，都表现出相似的特征。患有精神疾病的人有恐惧、愤怒、怜悯、流泪和昏厥的症状；反应过度，过于敏感，并受冲动、强迫思维及恐惧症的影响。当既定的心理功能完全失效时，医生一眼就能识破是什么问题，因此也能阐明更常见的精神疾病症状。举个例子，詹姆斯讨论了日常生活中的焦虑：确保锁门了，关了煤气，或没有人躲在床底下。在每一种情况下，任何一个心理意象都会引发怀疑，这反过来又会导致缓解最初疑虑的行动发生。这一循环中不带有任何内在的危险性或病理性，但詹姆斯能理解，在某些患者身上，这些怀疑将导致不可控的焦虑或今天被称为强迫症的行为。在这样的“病态状况”中，无论阀门拧得多紧，也不管检查了多少次床底，最初的怀疑总是不断地出现。这些为了确保放心的举动不再能让人放松，因为一种强大的想象阻碍了批判性推理的能力。

为了阐明这一过程，詹姆斯介绍了当时欧洲和美国文学中的诸多案例。其中一个案例是，一个年轻的男人痴迷于数餐桌上的每样东西，如勺子、吃了多少口饭、苹果核。最后，他开始害怕吃饭的每一个动作，以及宣告进餐时间的每一次铃声。

一个60岁的男人会情不自禁地探查他所见过的女演员的私生活。这种强迫给他带来了诸多痛苦，最终他不再去剧院看演出。但另一个类似的强迫冲动很快就取代了前者，他会被迫使去询问见过的每一个漂亮女人的私生活。每次在街上见到一个长得好看的女人，他都会焦虑，除非别人告诉他这个女人事实上无法生育，否则他的这个固定观念就无法消退。

一个40岁的男人从童年时期就为某些东西或手势附加了预示意义。一条特殊的项链会带来幸福；没有触摸某块石头会导致厄运；不读某一行或没有以某种方式写信，就会招致灾难。这个男人连续20年每个星期日都会去火车站，对着某根特定的柱子踢三次。

在所有这些强迫行为中，詹姆斯留意到有一种“陷入一般性焦虑忧郁”的倾向。为了描述这一倾向，他使用了一个德文（Grübelsucht，意为“沉迷于思考”）来界定这种询问和质疑的惯常冲动，而这最终导致了“由无意义的质疑构成的无穷网络”。但这样一个无穷网络可能会告诉我们一些东西，从而理解我们所有人在日常生活都会遭遇的有意义的问题所构成的有限网络。

5. 在这样的精神体验中，詹姆斯发现了在心理学著作中没有发现的东西。谈到宗教，詹姆斯说的并不是制度化的宗教，他也不认为对信徒来说，这仅仅是一种“清规戒律”；相反，这个词指代的是作为“内心深处堡垒”的宗教经验，它是一座反对日常谬误和变迁的城堡。詹姆斯写道“关键在于真正相信”；它是对信仰的信念，或者说是对信念的可行性和重要性的信念。对于自愿选择信仰宗教的人而言，宗教把原本隐藏在心灵里的东西带向了意识生活的表面：“非理性的部分……核心的需要和神秘的过度信仰。”

6. 精神科医生卡尔·荣格对这个奇怪的事太熟悉了。与无数个梦魇般的幻象斗争了数年之后，荣格于1913年辞掉了教授职务。他脑海中的图像和声音让他崩溃了。“一切，这场在他体内发生的震颤和精神爆发毁灭了一切。”一个同事回忆说。

事实上，这些幻象和荣格的精神病患者定期报告的妄想和幻觉极为相似。当“奇怪的反应”开始搅乱他的写作时，荣格学会了“区分自己和这一干扰”。只要一个粗俗或平庸的幻象打断了思路，他就平静地提醒自己：“在某个时候或其他时候，我的确以这种愚蠢的方式思考过这些幻象，但我现在没必要这么做了。我不能接受这种愚蠢的行为。”

很快，这些侵入性刺激变得更可怕了。然而，荣格没有抗拒它们的诅咒，而是逐渐把这些图像视为承载着某种意义。“我尽了全力，”荣格后来回忆道，“我没有惊慌失措，而是想找到一些门路去理解这些奇怪的东西。我无助地站在一个陌生的世界面前，这个世界的一切看起来都难以理解。我一直生活在一种持续的紧张状态中；我常常感觉好像有巨大的石块压在我的身上，雷雨一场接着另一场。”

两周后，这一幻象又出现了，荣格如此描述：“它比以前更狂暴，我跟它展开搏斗，但它把我抓得更牢了。”

在1925年的讲座中，荣格描述了困扰自己、让人不安的那种不可避免的疏离感。他解释道：“当一个人开始注意他的心灵，或观察自己在其中作为旁观者，甚至受害者的自主现象时，这就像一个人走出保护他的屋子，进入一片古老的森林，遭遇了栖居其中的怪物……它就像一个人放弃了自己的意志自由。”

这片古老森林中的动物成了荣格关于无意识的立论基础。他曾经说过：“我追求自己内心意象的那些年，在我的生命中无比重要。身在其中，一切重要之物都做了决定。”

荣格最初想要把这些意象内容“拷贝”出去，每当这种热情消退，荣格就不得不问自己：“我在做什么？它显然不是科学，那它是什么？”“是艺术。”一个声音回答道。

这是什么声音？荣格说：“我认为它一定是原始意义上的灵魂。”他描述了这个对话者如何进入了自己的精神生活：“就像是一个人进入房间之后，感觉到有一种无形的存在。”不久后，荣格开始想象自己钻进了一个洞，就像在洞穴里一样，他在寻找这些神秘意象的来源。他积极地寻找这些白日梦的痕迹，而没有试图控制自己的心灵，最终彻底地陷入了一种幻想，认为这样能让自己找到更多幻想。他做得越多，就越深入心灵的内部。

荣格幻想背后的驱动力是什么？他写道：“从一开始，我就构想了我与无意识的自发对抗是一项科学实验，我本人投入其中，而结果令我极感兴趣。现在，我也可以说，这是一项在我身上进行的实验。”在任何既定的时刻，实验的结果看起来都不明朗，而在他的生活中，荣格始终受到一个不断演变的神秘幻象的困扰：“我发现自己又一次行走在荒原之中，周围一片荒凉。在这个场景下，一个孤独的人行走在漫长的路上。那里潜伏着看不见的强盗、刺客以及毒箭。”

荣格深信某种至高的意义隐藏在他的想象背后，他花了好几年试图破译自己的幻象。荣格承认，这些年里，自己看起来就像一直生活在亲手建造的精神病院里。他的专业实践没有体现出苏黎世的一个好公民形象，而是表现为人面马身的怪物、仙女、男神和女神，就像它们是患者，而自己在分析它们一样。

但是，荣格不仅被这些幻象俘获了，还训练自己聚焦于艺术，自问为什么某些审美体验能如此强烈地震撼心灵。荣格解释道：“阐释原始意象的方法有一千种。艺术家追逐并降服这些原始意象，同时把他想要表达的一个转瞬即逝的想法升华为具有永恒的意义。”在这个共享意象中进行交易的艺术家就是这样改变了我们的个人命运。

多年以后，当幻象在荣格那里开始消退时，腓利门（Philemon）突然出现了：“腓利门和我幻想中的其他人物让我深刻地认识到，心灵中有我未曾创造的东西，是它们创造了自己的生命……腓利门就是代表。在我的幻想中，我与他对话，而他说的内容都是我的意识里没有的东西。”

很快，荣格转为研究他的心理学理论中的历史先例，特别是诺斯替主义，诺斯替主义者相信，心灵被困在了人体里，它是物质掩藏下的核心“火花”。对荣格来说，诺斯替主义貌似很早便对人类心理学有了这样一种理解，即我们需要超越世俗存在的事实，而不是完全抛开这种存在本身。

在荣格生命的最后几十年，他改变了方向，对炼金术展开研究，他还把这视作诺斯替主义的延伸。诺斯替主义试图让心灵从物质的囚禁下解放出来，而炼金术士则承诺能把废铜烂铁化为黄金。这两种领域都强调了两种因素的相互作用：一边是具体的、熟悉的世界，一边是超自然的领域；像诺斯替主义者一样，炼金术士在日常生活中寻找某种隐秘的崇高。荣格写道：“炼金术士的经验在某种意义上就是我的经验，而他们的世界就是我的世界。”他认为，神秘的图像、符号和神话超越历史的魅力根植于一个人类心灵是基本事实。在追踪某些形象在他心灵中形成的过程里，荣格很快就发现自己正处于一种无限的倒退中，而这是大卫·福斯特·华莱士所熟悉的。虽然荣格发明了一套完整的词汇来描述这一过程，如情结、原型、幽灵、灵魂，但他一次又一次地回到人类行为的潜在特征上。倘若我们总是不能控制自己的思想、感受和行为，那么作为个体意味着什么呢？这种控制力的本质是什么？

作为一名咨询师，荣格尝试培养患者在意识和无意识之间进行对话的能力。他的目标之一就是整合这两种感知和理解的模式，以便自我能对它们一视同仁。对荣格来说，仅仅是让无意识服从理性的控制只能加重病情，因为超自然是人类经验的组成部分。荣格式心理分析因此剥离了教条的宗教，留下了背后超然存在的欲望，事实上，这也是有必要的。所以，咨询师就是灵魂的教育者；其主要任务就是向患者展示“通向最原始经验之路，它最可能降临在圣保罗……去大马士革的路上”。

在1916年夏天的一个明媚的周日下午，荣格家的门铃响了起来，声音很大。荣格和两个管家去开门，却发现门口没有人。然而，门铃还是在响。“于是，我知道某些事情发生了，”荣格后来回忆说，“整个屋子都被填满了，好像有一群人在场，满是精灵。它们拥挤在门口，空气似乎都被堵住了，让人几乎无法呼吸。它们在大声喊叫：‘我们从耶路撒冷回来，我们在那里没找到要找的东西。’”

7. 弗洛伊德与法国散文家罗曼·罗兰是彼此的朋友。罗兰尝试向弗洛伊德解释，所有宗教的核心都是让信徒有一种迷失在无限浩瀚中的感觉。1929年，弗洛伊德出版了一部重要著作《文明及其不满》（Civilization and Its Discontents）。他在书中以粗糙的精神分析术语解读了这种神秘的感觉，称之为“母亲和婴儿之间最原始的自恋结合”。换句话说，神圣的体验仅仅是一种向孩童状态的回归。

弗洛伊德此前的书信表明，他与罗兰两人在世界观方面有较大差异：一边是身为信徒的好友和知己对宗教的理解必然强调感觉经验，另一边则是自己的精神分析理论，弗洛伊德把所有形式的宗教都看作被压抑的性冲动和幼稚欲望的表现。然而，弗洛伊德还是尊重罗兰的看法，并试图增进对方对精神体验的理解。

弗洛伊德之前曾把于1927年出版的一本书《一个幻觉的未来》（The Future of an Illusion）送给罗兰。在这本书中，他从精神分析的角度探讨了宗教的起源。而他的这位朋友对此持保留态度：“你对宗教的分析很到位。但我更希望看到你分析自发产生的宗教感受，或更准确地说，宗教感觉。”对罗兰来说，这种感觉与教条、制度或经文，甚至和道德都没什么关系；相反，它包含了“所有永恒的感受”，也可能并不是永恒，简单地说就是没有界限，就像漂浮在汪洋大海上一样。弗洛伊德错失了良机：他将宗教理解为社会力量的产物，而不是一种深刻的个人经验。罗兰补充说，无限浩瀚的感受是主观的，因此精神理论家应该会对此大感兴趣。

罗兰很快就承认，他对这种无限浩瀚的感受相当熟悉。“在我的生活中，我一直都有这种感受；而我总是发现，它是我恢复活力的重要来源。”事实上，罗兰看不出宗教与精神生活有何冲突。尽管他不认可特定的教派或制度化的信条，他还是把自己描述为“极为虔诚的教徒”，还把他非常特别的神圣感受比作“一个地下的河床，我感觉正漂浮在树皮之下”。此外，这种无限浩瀚的感受与来世无关。罗兰写道：“就个人而言，我渴望得到永恒的休息，生存对我没有什么吸引力，但我体验到的这种感受，是施加于我的一个事实。它对我而言是一个熟人。”

给罗兰回信之前，弗洛伊德踌躇了大概18个月。他最终向这位朋友承认：“你所描述的无限浩瀚的感受让我无法平静。”事实上，他会把罗兰的描述作为《文明及其不满》一书的起点，开始重写（如果不是完全抛弃的话）自己对宗教的早期解读。尽管他对神秘体验产生了新的兴趣，弗洛伊德依然坚持性心理冲突是宗教情感的真正来源，它只是超我压抑、自我厌恶的外在表现。

弗洛伊德把罗兰无限浩瀚的感受，比作“面临死亡时，一个剧作家为他的主人公提供的一种古老而有些怪异的慰藉”。在致命打击发生的前一刻，这位主人公放心了：“我们不会远离这个世界。”随着死亡的迫近，出现了一种与外部世界合为一体、不可分割的感受。鉴于不能在自己身上找到任何这种无限浩瀚的感受，弗洛伊德把这种神秘结合归入防御机制的范畴，这一机制试图掩盖人们最终的悲惨命运，掩盖人们终将面对孤独的可怕真相。弗洛伊德经常探测自己的心灵深处以解读人类的痛苦，即便如此，他也没能解释为什么无法体会到这种感受。

实际上，体会不到这种感受并不奇怪：弗洛伊德对他自己的人类发展理论过于自信，他必然会把宗教经验作为自己世界观的另一个延伸。对他来说，宗教只是人类长长的怪癖清单中的一项，起源于内心的无意识冲突。始终保持怀疑的态度，同时又强烈地肯定着，弗洛伊德分析了人类思想和行为的方方面面，这就使得他只能把心灵的体验看作弗洛伊德式的存在，而没有其他办法。

8. 这一说法也得到了许多研究结果的支持，比如动物被麻醉后，它们的视皮层神经元仍然有反应。

9. 倘若“内部刺激”说的是重新激活过去刺激的记忆或想象，那么相同的系统控制着对外部和内部刺激的反应。倘若“内部刺激”说的是针对他人的特定的思想和感受，那么这就可能受到了内侧前额叶和默认模式网络（default mode network）的控制。这种默认模式系统与前面讨论的注意系统不同。

10. 这两个系统相互作用，事实上，两者之间的区别在某些情况下不是很明显。

11. 这两个概念可能是同一个东西。一种观点认为，选择性注意就是项目保持在工作记忆中的时间，或在其中激活的时间。

12. 只有与目前行为相关的对象、概念等才会被保留在工作记忆中。

13. 工作记忆就是把长时记忆中的东西取出来并积极用的机制。

14. 凸显刺激能俘获注意，进而觉醒。情绪凸显刺激更容易在阈值条件和空间区域下被检测，它们甚至能扰乱一个人在当前任务上所投入的注意。情绪凸显刺激能导致心率加快、皮肤电反应增强，以及强化对情绪反应的主观评价。

15. 指的是某个刺激与环境中的其他刺激相比所凸显出来的那块。

16. 认识两个刺激之间的关联能突出中性刺激。关于条件恐惧的大量研究表明，感觉皮层有很强的可塑性。所谓的条件作用，就是把非条件刺激（自身能引发有机体厌恶的某种刺激）与条件刺激（表明非条件刺激存在的某种信号）搭配起来，这样条件刺激最终能够像非条件刺激一样引发相同的反应。

17. 预测凸显刺激到来的线索本身也能变成凸显刺激，这就是经典的条件作用。

18. 烟民发现与吸烟相关的线索很突出。很多文献表明，在药物和酒精成瘾中存在注意偏差。在某些情况下，线索可被作为激励，以强化新行为，这和奖赏刺激的方式相同。

19. 凸显刺激俘获注意时，我们的感受会受影响，而这一过程感觉就像是自发的或不可控的。凸显刺激能引起快速而自发的定向反应。想把注意从凸显刺激上撤离出来是很困难的。

20. 涉及凸显刺激的大脑区域通过脑岛、下丘脑和脑干彼此联结。这些脑区有助于调节荷尔蒙，导致心率和皮肤电反应的自主性增强。脑干桥体部分的蓝斑与涉及情感突出的若干区域相连，比如眶额叶皮层、前扣带皮层和杏仁核。脑岛与杏仁核、前扣带皮层彼此连接。下丘脑与杏仁核有很强的关联。脑干和下丘脑是自主神经调节的一部分，它们负责反射行为、唤醒和定向。

21. 刺激能引发情感反应。情绪凸显刺激就是能导致情绪反应的刺激，包括生理变化，以及主观感受的改变。接触积极的和消极的唤醒刺激会导致交感神经系统的激活，其表现就是心跳加快、皮电反应增强，以及瞳孔扩张。

22. 突出可以指物体的物理特征，如明暗度、颜色、形状、运动轨迹、新颖度，或与其他物体存在明显差异的性质，也可以指感知者的态度、观念、目标、需求和欲望。自下而上的突出与刺激固有的低级特征有关，通过从周围环境中凸显出来而俘获我们的注意。在“弹出式”视觉搜索任务中，某个因颜色、大小、形状或方向而与众不同的刺激可以不受干扰物数量的影响而很快被发现。

23. 有特定目标的感知者，比如寻找手机，或观察房门，会把注意集中在与该目标有关的特征上。在大脑层面，前额叶系统调节视皮层激活，以便增强目标相关特征在感觉皮层区域的激活，降低为竞争刺激编码的相关区域的激活。凸显刺激也包括能改变我们感受方式的刺激。这些刺激能激发情绪，也能增强感知处理。

24. 奖赏和惩罚都是凸显刺激。对猴子进行研究后发现，与某一刺激相关的奖赏价值能预测初级视皮层区域的激活。对视皮层神经元影响的时长和幅度，也与选择性注意很像。被剥夺了食物的个体对食物相关刺激的选择性注意增强，超重或肥胖的个体对食物的注意偏差则会加大。

25. 凸显刺激也指情绪或情感方面的刺激。这些刺激具有或正或负的效价。情绪凸显刺激导致感觉皮层的激活，从而增强注意处理过程。

26. 与主要生活事件有关的刺激会变得突出。比如，患有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的人在处理与创伤有关的刺激时，表现出了注意偏差，他们的杏仁核反应性也增强了。研究者做了斯特鲁普实验，以观察个体对某些刺激的选择性注意。在斯特鲁普实验中，被试被要求命名某个词的颜色，同时忽略这个词的意思。在该实验中，被试之所以发现他们对凸显刺激的反应时较慢，是因为注意受到了词汇颜色的干扰。患有创伤后应激障碍的个体，比如有人曾出过车祸，那他在处理与事故有关的词汇时就会受到选择性的干扰。

27. 凸显刺激能影响心境，而心境也能影响刺激的突出性。在对亚临床抑郁症患者进行研究后发现，抑郁心境与注意涣散有关，也与注意框架过大有关，患者会对无关刺激表现出更强烈的反应。压力诱发的消极心境与对消极刺激转移或取消注意有关。有证据表明，积极心境能扩大注意范围。也有证据表明，凸显刺激不仅会更有效地竞争注意资源，还会更有效地激活唤醒网络。受到凸显刺激后会导致压力荷尔蒙的释放，以及交感神经系统的激活。这个唤醒网络包括蓝斑和去甲肾上腺素系统，它会调节视皮层的激活、提高对凸显刺激的感知能力。蓝斑的神经元会加快处理动机相关的刺激，压抑对无关刺激的反应。蓝斑被认为会增强对情绪刺激的注意和记忆，而这主要是通过调节视皮层的激活以及释放杏仁核中去甲肾上腺素来实现。

28. 当个体没有关注外部世界时，另一套系统则处于被激活的状态。这套系统被称为默认模式网络，包括内侧前额叶皮层、后扣带皮层，以及内侧颞叶区。1997年，两位研究人员发现在处理目标导向的任务时，大脑中有一些脑区是不怎么活动的，而它们在任务停滞时或休息时则比较活跃。研究人员认为，默认模式网络在休息时比较活跃，这反映了这一区域的固有或默认功能，即它们在目标导向的任务中受到了抑制。

人们认为，默认模式网络会进行自我参照加工。当默认模式网络处于激活状态时，许多与任务无关的想法出现了，它们都是与近期或过去自我参照有关的念头。默认模式网络与较差的记忆编码相关，除非任务涉及情景记忆，因为这时该系统的运转会产生有利影响。某些默认模式网络的区域，包括内侧前额叶皮层、内侧和外侧颞叶皮层，以及后扣带皮层，会积极响应情景记忆或其他自传体记忆。

某种刺激的突出性会受到它与自我关系的密切程度的影响，做出这一判断主要由内侧前额叶皮层来负责。几项研究发现，自我参照的刺激比其他刺激更容易俘获注意。自我参照效应通常发生在注意低负载的情况下，很少发生在实验中。内侧前额叶皮层面对自我相关信息的反应是活跃的，它们包括自传体记忆、人格特质、价值观、情绪状态以及身体特征。

29. 每个人关注的焦点都不一样。比如，高度焦虑的个体难以把注意从威胁性刺激上转移开。

30. 思想就是人们表征世界的方式。心理表征包括对获得的信息进行“编码”。每个人的经验可以同时产生多重编码，但什么会被编码？单词和符号可以被编码，同样，声音、物体、颜色、价值、空间结构和运动都可以被编码。单词“水”可以被编码为某种透明液体的视像或概念，由两个氢原子结合一个氧原子的分子结构，也可以与“解渴”这个概念一起编码。

当老师在海伦·凯勒的手掌上拼写出“水”这个单词，而海伦的另一只手放在水龙头下面时，海伦是如何编码的呢？首先，老师解释说：“这天上午当海伦洗手时，她想知道‘水’怎么拼，于是我拼写出w-a-t-e-r。吃完早餐后，我们去了水泵房，我让海伦捧着她的杯子放在水龙头下面，然后我开始抽水。冷水涌出来流到了杯子里，我这时在海伦的手心里拼写了w-a-t-e-r。这个单词与冷水冲刷她手掌的感受如此贴切，她看起来吓了一跳。她放下杯子，站在一边，看上去很开心。她拼写了‘水’好几次……一路回来，她因为学会了触碰的那个东西的名字而感到非常兴奋。几个小时后，海伦所掌握的词汇新增了30个……第二天早上，海伦起床时容光焕发。她开始摆弄每一件物品并问它们的名字……每样东西现在都有名字了。”

海伦讲述了同样的场景：“当清凉的水流冲过我的手时，她拼写出‘水’这个单词，一开始很慢，接着就快了起来。我静静地站着，把全部注意都聚焦于老师移动的手指。突然，我对某些被遗忘的东西有了模糊的意识，就像再次拥有了获取知识的能力，不知何故，语言的奥秘开始在我面前一一展现。我知道水意味着某种流淌在我手上的神奇而清凉的东西。这个活生生的单词唤醒了我的心灵，带给了它光明和希望，以及使它快乐的自由……我们回到屋子里，我触摸的每一样东西似乎都因为生命而颤动。这是因为，我开始以一种新奇的视角看待身边的每一样东西。”

与“水”有关的编码涉及感受也涉及信息。每个心理表征都可以编码为信息或情绪层面。某些信息被编码时不带感受，而其他一些信息被编码时伴随着消极或积极的情绪。当感受被附加在信息中时，编码就有了效价。

重要的是，一旦信息和感受被编码，它们就联系在了一起。在日后的生活中，它们之间的关系会得到强化。

31. 杏仁核和眶额叶皮层在表征刺激的效价时至关重要，无论这一刺激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眶额叶皮层会对某一刺激的奖赏价值进行编码。在各种状态下，包括味觉、体感、听觉、嗅觉和视觉中，眶额叶皮层中的神经元都更多地响应奖赏刺激而非中性刺激。杏仁核对刺激的效价比较敏感，能基于感知者的目标而选择性地做出反应。2003年，研究人员尝试通过匹配气味的刺激强度同时来区分大脑中哪些部位与强度编码有关，哪些与效价编码有关。他们发现，眶额叶皮层为刺激效价编码，其中内侧眶额叶皮层对积极效价响应，而外侧眶额叶皮层则对消极效价响应。此外，杏仁核的激活与被试对强度的评价有关，但与效价无关。

32. 情感偏差注意的研究包括对图像在极端效价和唤醒状态时的一致性评价。

33. 注意受凸显刺激的影响，反之亦然。当意识阈限内存在许多相互竞争的刺激时，情绪凸显刺激更容易俘获注意。注意也影响凸显刺激的处理过程。对干扰物进行研究发现，做些转移注意的事情能缓解主观上的痛苦，也将降低参与疼痛处理的大脑区域的活动性。我们都很容易把注意集中在最凸显的刺激上。视觉处理系统倾向于来自感受野和大脑各个系统的某些刺激，如新颖的刺激、情绪凸显刺激。

34. 我们更容易因凸显刺激而分心。

35. 凸显刺激回忆起来更生动。若干研究证实，与中性刺激相比，人们对情绪刺激的记忆更好。根据几位研究人员提出的调节假设，对情绪刺激记得更清楚是调节最初记忆编码和长期巩固记忆巩固的结果。2002年，研究人员发现，刺激物的情绪凸显性及其感知的生动性与在记忆中形象的生动性有直接关系。

36. 这些大脑区域包括凸显网络或奖赏网络。凸显网络会对诸多事物做出响应，包括疼痛、快乐、社交反馈以及面部表情。大脑中对凸显刺激进行评估和对凸显刺激进行初步加工的区域是不同的。刺激加工发生在感觉皮层，比如，位于枕叶的视皮层。另外，评估情绪凸显网络中情绪刺激，则涉及杏仁核、眶额叶皮层以及蓝斑。注意的自上而下加工发生在额顶区域，而对视觉凸显刺激的自下而上的注意加工则发生于颞顶额叶皮层，以及腹侧额叶皮层。

37. 杏仁核对刺激的情感特征很敏感。2010年，研究人员认为，杏仁核是高级视皮层通过基底外侧核接收物体信息的“汇聚区”。

38. 杏仁核可以调节视皮层的激活程度，进而增强情绪凸显刺激的活力。杏仁核受损而视皮层完好的患者，缺乏对情绪凸显刺激的视皮层激活。

39. 杏仁核影响情绪刺激的记忆。我们获得和处理信息时涉及“内隐学习”这一概念，即在没有意识到加工过程时，就处理了周遭环境中的复杂信息和刺激。杏仁核能自动处理刺激，从而让恐惧条件作用的内隐学习成为可能。我们通过内隐学习而得到的信息也存储在“内隐记忆”中，且我们通常不会觉察这一过程。我们能以内隐方式学会新的行为模式和情绪反应。

40. 注意通过内隐学习所获得的信息而被引导着进行调度。恐惧条件刺激能自发指引注意。而且，在环境中内隐学习模式也能通过被称为“上下文提示”（contextual cueing）的现象指引视觉搜索。

41. 杏仁核和眶额叶皮层的激活与凸显刺激相关的感受（愉悦、厌恶、恐惧）相关联。其中，杏仁核参与条件作用。眶额叶皮层中的神经元会对某些线索做出响应，这些线索表明了初级奖赏的出现，如固有的奖赏性刺激。眶额叶皮层对于学习新的线索奖赏关联是有必要的，这在动物实验中得到了证明。动物实验表明，蓝斑会对强化刺激以及奖赏条件的改变做出响应。

情绪注意系统的激活是情绪调节过程的一部分。去甲肾上腺素和其他诱发压力的神经调质导致的唤醒与情绪唤醒相关联。这会导致一系列生理变化，比如心跳加快等。

大脑的这些部分之所以很重要，不仅是因为它们为凸显刺激编码，还因为它们参与了把凸显刺激与其他刺激配对的过程，从而使得后者成为“线索”。

42. 非人灵长类动物实验发现，猴子眶额叶皮层中的神经元对预期的奖赏值进行编码，其活跃度与它们获得的果汁数量有直接联系。眶额叶皮层与其他脑区以某种方式进行关联，从而使得它能决定显著性。它从所有感觉模块中接收输入信息，与包括杏仁核和扣带回在内的边缘系统紧密相连。有研究使用金钱来进行奖励与惩罚，发现眶额叶皮层的活跃度和奖赏与惩罚的力度有关。

43. 眶额叶皮层似乎整合了奖赏的各种特征，以决定它对有机体的价值，从而帮助我们基于某一刺激的情感意义来做决定。人们认为眶额叶皮层会将刺激与愉快体验结合起来。

与凸显刺激相连的线索自身也会变成凸显刺激。2007年，研究人员做了一个非常出色的研究。其结果表明，即便缺少内在的奖赏特征，金钱依然有凸显性和奖赏性，容易引发情绪反应。通过经典条件作用，以前的一个中性刺激可以使视皮层反应增强，这与固有的情绪凸显刺激起作用的方式一样。此外，杏仁核或眶额叶皮层的病变会抑制动物通过次级强化物来学习新行为的能力，这表明杏仁核与眶额叶皮层对于学习奖赏条件和新的情绪凸显信息都很重要。

线索指引着注意资源的投放。线索物体更容易被检测。暗示某个凸显刺激存在的线索调节着注意。

这些系统中某些存在个体差异。比如，涉及去甲肾上腺素受体的遗传缺失变异会引发受体脱敏的丧失，导致某些个体的去甲肾上腺素水平升高，以及对凸显刺激产生更强烈的反应。携带ADRA2b变异基因的个体在回忆情绪刺激时的反应更强烈。在一个自由回忆任务的实验中，看过中性或情绪凸显刺激后，所有被试虽然都能更好地回忆起情绪图片，但携带这种基因的被试对于这些情绪图片的记忆强度更高。在消极唤醒刺激的感知中，这些被试的杏仁核活跃度更高。

去甲肾上腺系统的遗传变异与编码情绪记忆时的杏仁核激活水平差异有关。携带变异基因的人似乎也具有更大的杏仁核激活范围。在2010年的一项研究中，被试首先观看一段暴力电影（压力条件）或一段中性电影（非压力条件），接着完成第二项任务，即观看时而恐惧时而高兴的动态变化的情绪面孔。非携带变异基因者的杏仁核只在非压力条件下发生刺激反应，而携带变异基因者在两种条件下都表现出增强效应。因此研究人员指出，携带变异基因者的杏仁核激活范围更大，而在本研究中非携带变异基因者杏仁核的激活水平已达最高程度，无法继续提升。

44. 最有效的刺激就是那些能改变人们感受的刺激。情绪凸显刺激因为能提高激活水平而变得突出，被感知得更生动。有证据表明，人们更容易记住情绪凸显刺激，而且也记得更多细节。

45. 凸显刺激引发了大脑中与动机有关的神经回路。凸显刺激会激活自主神经系统，也会激活边缘系统，包括杏仁核，它对动机格外重要。动机回路让我们根据凸显刺激的性质来决定行动与否，并影响内分泌和自主神经系统对凸显刺激的反应。这一回路包括杏仁核，它从丘脑和海马体接收信息，并投射到负责调节人体行为的纹状体。大量研究表明，从丘脑到杏仁核的投射负责启动针对威胁性刺激的防御反应。杏仁核也投射到外侧下丘脑，这是负责自主神经和运动系统的脑区。凸显刺激会激活丘脑—垂体—肾上腺轴（HPA），这一内分泌系统控制着应激反应。动机回路决定了我们是否采取行动。响应凸显刺激时，内分泌系统释放压力荷尔蒙，这会促使运动神经元为身体行动做准备。

46. 神经元可以选择性地对凸显刺激做出响应。单细胞生理学的研究已证明，在视皮层中存在刺激表征之间的竞争。当两种刺激同时位于神经元的感受野时，神经元的反应不是它对每个刺激的反应之和，而是对那两种响应的加权平均。这样一种抑制性交互作用表明，刺激为了神经表征而相互竞争。在对猴子的单细胞研究中，当一只猴子注意到神经元射频中的两种刺激之一时，在V2、V4和MT等脑区对刺激的反应与这种刺激单独呈现时的反应相似。

对凸显刺激做出响应的神经元也会对这一刺激的特征做出反应。视皮层中的细胞会对诸如形状、颜色和运动之类的刺激特征做出反应。

响应凸显刺激时激活的神经元会对与这个刺激有关的某个模式、某种特征结合做出反应。关于物体知觉的理论各有不同，但所有理论都试图解释人们怎么从呈现的视觉模式中识别对象。

模式识别是层次化的。模式是更高层次模式的组成部分：从线条到字母到单词。视皮层处理始于简单和复杂的细胞。层次较高的神经元拥有更大的感受野，也会对日益复杂的刺激特征做出反应。

47. 响应凸显刺激的神经元，在处理与该刺激有关的模式时反应性会增强。情绪凸显系统倾向于感觉皮层的活动性，因此对凸显刺激的响应会被强化，而对不相关刺激的响应则被抑制。这种现象背后的一个机制可能是细胞外去甲肾上腺素增加，这会降低感觉神经元的自发响应率，但依然保持对感官刺激的响应。

与凸显刺激相关的模式将导致对这些刺激响应的神经元做出反应。

48. 人们能选择性地注意与凸显刺激有关的外部和内部模式，能够根据特定目标将注意指向特定的刺激。比如，如果我正在寻找一辆绿色的汽车，那么我的视觉处理会倾向注意环境中的绿色物体。人们还可以选择性地注意那些本身就很突出的图案，比如与周围物体形成强烈对比的颜色。如果我身在绿色的田野，那么我的视觉系统就会偏向于注意地上的红花。

与凸显刺激特征相关的模式会被选择性关注。凸显刺激激活自下而上的注意系统，该系统以右侧颞顶叶和腹侧额叶皮层为中心。情感凸显刺激涉及“前情感系统”，该系统包括眶额叶皮层、杏仁核以及蓝斑。

与凸显刺激相关的模式识别能够自发引导选择性注意和外部意识。甚至当被试被要求忽视它们时，对情感凸显刺激的偏见依然不可避免。早在刺激出现50毫秒后，V1区的处理偏向于情绪凸显刺激。注意眨眼效应说的是在一系列快速呈现的刺激中，被试通常在第一个对象呈现后的500毫秒内都无法检测第二个对象，但这对情绪凸显刺激不适用。

如果没有其他更能引起注意的刺激的话，人们会选择性地注意新颖或意想不到的事物。单个神经元的感受野内存在刺激之间的处理竞争。新颖和意想不到的刺激在竞争中更容易获得青睐。某些刺激能改变我们的感受，让它变好或变坏，与这些刺激关联的模式会得到选择性的关注。目标导向的注意会青睐竞争中的相关刺激。

49. 与凸显刺激关联的模式会和与这种凸显刺激关联的感受（愉快、厌恶、恐惧）联系起来。通过与愉快或厌恶的事关联起来，刺激获得了情感意义。

人们的世界观是过去经历中凸显刺激的产物。注意过滤器会随时间而变化，也存在个体差异。注意过滤器受情感唤醒经验的影响。

人们关注的焦点会受到创伤的影响。比如，在2003年的一项研究中，受虐待的儿童表现出对愤怒面孔的注意偏向。

注意偏向可以被训练出来。研究者发现，使用一种被称为注意偏向调整（attentional bias modification，ABM）的方法，他们能减弱被试对消极刺激的注意偏向。ABM是一种线索任务，对象会在中性刺激区域而非消极刺激区域出现得更频繁。尽管这一研究尚未成熟，但它被发现能降低临床和非临床人群的焦虑程度。

这些表征反过来又决定了人们看待周围环境和解读刺激的方式。注意过滤器可被反射性地运用，从而影响人们注意什么刺激、如何注意刺激，以及影响人们的情感体验。

50. 强烈的凸显刺激的感受本身也会变得强烈。这一过程反过来又会强化突出编码和选择性注意，使得神经回路自行反馈。

刺激的突出性取决于个体对世界的表征，而这反过来又取决于先前接触的显著刺激和对凸显刺激的敏感性。2005年，一项研究指出情绪和认知过程之间存在双向关联，研究人员用一种动态系统模型的方法解读了这一关系。1993年，研究人员检验了抑郁情绪与认知的关系，留意到抑郁的想法可以同时是抑郁情绪的前因和后因。抑郁情绪使得某些思维模式从记忆和过去的经验（因人而异）中被提取出来，从而导致人们以一种消极的态度解读当下的经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