俘获现象涵盖了广泛的心理概念，如注意、学习、记忆、触发物、敏感化、强化（即突出的刺激激发了重复的念头和行为）、强迫、动机、童年经历的持久效应、依恋1，以及或许最重要的是情绪和心境。

与俘获有关的感受有很多表现形式，同时在强度、持续时间和性质上有所不同。有时候，被引发的心理骚动仅仅持续片刻。但俘获的强度也能不断增加，产生旷日持久的影响。这种影响会变成某些类似“一根筋”的顽固之物，改变了人们的感受方式，也限制了人们的世界观。

因为被俘获，人们采取的行动也有很大不同。俘获的效应可能是暂时的，对行为只有轻微的影响；但也可能是深远的，甚至彻底改变某个人的生命轨迹。而且，这一过程开始时，人通常觉察不到。当俘获逐渐扎根，限制了注意时，人们就会觉得思想好像不受自己控制一样，这种感觉很可能会导致恐惧甚至惊恐情绪。然而，俘获也可能带来心流体验，让人感觉所有的意识都被导入某个单一方向，能不受干扰地产生积极影响。

下面的故事描写了人类的众多体验，包括浪漫的渴望、成瘾、艺术激情和绝望。有些故事展示出某一个简单想法或观念往往会以很普通的方式抓住人们，但会导致强烈的知觉上的改变。还有一些故事则描述了僵化的思维模式如何导致种种毁灭性的行为，令人痛苦。第一个故事是虚构的，来自某个小说人物——伊迪丝·华顿（Edith Wharton）笔下的达罗。这虽然是个虚构的故事，但华顿对达罗突然被俘获的描述，与大多数人息息相关。在这个故事中，你会看到，艺术通常诞生于俘获。可以说，艺术就是尝试把人们从俘获的控制下释放出来的有效表现。

爱人的拒绝

达罗迫不及待地想见到心爱的安娜。这时，他收到了一封电报：

我遇到了意想不到的麻烦。这个月30日之前请不要过来。安娜。

没有解释，没有什么借口或遗憾，正如华顿在1912年的小说《暗礁》（The Reef）中所写，安娜把达罗期待已久的相聚推迟了两个星期。火车驶离车站时，这封电报被达罗扔在了车厢里。他本来打算搭上火车，期待美妙的故事发生——他打算向安娜求婚。但现在，达罗觉得自己被耍了，他的世界突然坍塌了。他心烦意乱，无法想其他事情。

“从查令十字街到多佛尔的路上，电报上的每个字都在敲打乔治·达罗的耳膜。”华顿写道。火车到站时，达罗想着是否要留在火车上，一直坐到法国，而身体不听他的话。“现在，他从车厢里出来，站在海风吹拂的站台上，面向翻腾的大海，感到安娜的话好像被波浪送到了自己身旁，带着被人嘲弄的愤怒，刺痛他，蒙蔽他。”

显然，达罗被愚弄了，竟然以为安娜会嫁给他。不然，他怎么解释安娜的这道“指令”？

昔日记忆突然涌来，那是三个月前，达罗在伦敦的宴会上再次遇到了安娜。此时的他依然能感受到当初的惊喜，在安娜那双灰色的眼睛里，他能辨认出每一条小小的曲线和阴影，就像他小时候曾在一个房间里玩耍，过了半辈子以后他还记得房间里的细节……所有这一切以及她的微笑都在告诉达罗，不是“我还记得”，而是“我还记得你所记得的一切”。

二人曾在12年前短暂地相爱过。他们飞快地发觉被彼此吸引，难以否认，但他们还是太年轻，谁都没能意识到这种感情是多么罕见。安娜逃走了——达罗是这样认为的，他很难理解安娜为什么这么做。

12年后，他们再一次相遇，彼此都还单身——安娜成了寡妇，而达罗一直未婚。他们觉得命运不可思议，好像给了他们第二次机会。达罗被他视作命运的东西所怂恿，得出了结论：她就是自己命中注定的女人，达罗想和她安定下来，共度余生。

不过，收到电报后，达罗在头脑中重播了这段回忆，以批判的目光审视它，想知道他为什么会失算。或许，他特别需要，也特别想在安娜的人生“画布”上作画，但安娜仅允许他涂上几笔。或许，安娜从来没有体会过他体会到的那种强烈的感情，而他一直以为他们二人都有这种感受。

现在，一切都得重新解释。

最后，达罗的整个世界变得沉默、模糊，没有了色彩。路过的风景模糊成了彩色的条纹，而传入他耳朵里的谈话声变得难以理解。他焦躁不安，火车驶过的响声让他怒不可遏。任何与安娜无关的东西都让他恼火。

爱人的拒绝所带给达罗的刺痛让他对世界充满了敌意。现在，在耳边呼呼的风声中，达罗还是能听到安娜在电报中的嘲弄：“你是我意想不到的麻烦。”走到外面的码头上时，达罗被周围的人推来搡去。嘲弄的合唱声在他耳边回荡：“她不想要你，不想要你，不想要你。”过路人的雨伞和手肘似乎也都在这么说着。

然而，在达罗内心深处的某个角落，他知道，这封电报可能并非一口回绝，它有无数种可能的解释，而这些解释都是善意的，能解释安娜为什么突然推迟会面。即便如此，他还是无法平息脑海中回荡的“请不要来了”。

华顿对达罗的描写揭示了一种格外真实的现象：寥寥几句态度不明的话语，也会让人产生痛苦的情绪。

残暴的父亲

大人的世界看起来野蛮、荒谬而残忍。当儿童试图理解这样的世界时，他们格外容易被“绑架”。童年的回忆或任何具体的经历都能生出根来，留下深刻的印象给一个人带来极大的影响。

1919年，卡夫卡在写给年迈父亲的一封信中，回顾了他早年充满畏怯、恐惧和混乱的感受，对童年时期的卡夫卡来说，父亲对他咆哮的每一句话，都像上帝的律法一样。然而，发命令的这个男人一点儿也不神圣，父亲坐在扶手椅上，统治全世界。父亲的意见就是对的，而其他人都是疯狂、野蛮、无理、变态的。即便长大成人，这位作家还是被与父亲相关的记忆困扰着，无法逃离自己童年情感的束缚。他坦言道：“我的写作就与你有关。我所写的全部是那些无法伏在你肩头诉说的悲伤。”

卡夫卡是由一个粗壮、霸道、魁梧的男人养大的，年轻时的他痛苦地意识到自己的身材是多么瘦小。他的每一次失误都让父亲失望，他无法变得像父亲一样那么有男子气概。“我其实已与你保持了一点点独立的距离，”卡夫卡写道，“即使如此，我还是像条蠕虫，尾巴被某个人的脚踩在地板上，似乎快与前部肢体断开了，然后扭动着向一侧爬去。”卡夫卡给父亲写信，想解释自己为什么一辈子都在压抑对父亲的怨恨。信中记录了一系列痛苦的回忆，家庭生活中的每一件琐事都渗透了父亲的“暴政”和卡夫卡难以抗拒的无助与绝望。

卡夫卡的父亲制定了很多餐桌规矩。第一，在吃饭时，不许讲话，不许有鸡骨头裂开的声音；但他父亲公然无视自己的“诏书”，像原始人一样撕扯鸡肉，在餐桌上剪指甲，用牙签掏耳朵。第二，醋要优雅地只啜几口；但他父亲会咕噜咕噜地一阵猛灌，贪婪又放纵。第三，面包要切得横平竖直，干净利落；但他父亲会在面包上锯来锯去，刀子上沾满肉汁。第四，不要把废物丢在地板上；但用餐结束后，在这位“酋长”的椅子旁都会有一堆东西，异常醒目。第五，也是最重要的，每一餐的最后一口都要吃掉；可是，为什么他父亲会把母亲做的饭菜称为“猪食”，指责母亲是“野兽”，破坏了一顿完美的大餐？

年轻的卡夫卡还想起来，他曾在冬天的一个晚上，耗了几小时讨要一杯水，这样做既是想调皮捣蛋、惹人生气，也是想逗自己开心。这个小男孩不停哭闹，父亲就把他从床上拎了下去，把穿着棉睡衣的他扔到了公寓的阳台上，还把门锁上了。卡夫卡被关在自家门外，冻得直打哆嗦，他突然觉得自己在家中是可有可无的。“多年以后，这件事还在折磨我。这个壮硕的男人随时可以进出我的房间，不需要任何理由就可以把我从床上扔出去，这意味着我对他而言什么都不是。”

随着卡夫卡慢慢长大，这种感觉越发强烈。童年的记忆不仅影响了卡夫卡小说中阴暗的超现实景象，还影响了他对自己作为一个作家有何价值的初步认识。卡夫卡在现实中取得了种种成功，但从青春到成年，父母一直都在批评他：

当我因某件事而高兴，深受其鼓舞，回到家和你谈论它时，而你的反应就是带有讽刺意味的叹息，不停摇晃脑袋，手指在桌子上敲打着说：“这就是你做的事？”或：“我也想有这种烦恼！”或：“竟然有人有时间想这些！”或：“多么无聊的废话啊！”

卡夫卡的信件诉说的全是屈辱，是他在一位可怕父亲的“统治”下经历的一切。这个男人暴躁、苛刻，有时还吹毛求疵。尽管卡夫卡承认，父亲几乎没有真正打过他，但他带着恐惧，想起了并未实现的暴力威胁：“然而，你的咆哮，涨红的面孔，以及匆忙解下背带并把它搭到椅背上的动作，对我来说都是雪上加霜。”

家庭冲突的场景在卡夫卡的叙述中很快产生了变形，几乎像炼金术产生的变化一样，变成了绞刑的场景：

好像有人就要被施以绞刑了。如果他真的被绞死了，一切就都结束了。但如果他经过了所有绞刑前的步骤，直到绞索在他眼前晃动时才得知自己获得了缓刑，那么他的余生都将受其影响。

一瞬间宣判死亡总之要好于无穷无尽地被人羞辱。就这样，卡夫卡大部分的成年生活都被即将到来的痛苦所笼罩。这不但会影响当下，还会影响未来的整个人生。就像他的短篇小说《在流放地》（In the Penal Colony）中的死刑犯一样，卡夫卡本人也生活在一种悬而未决的永恒状态中，好像在等待行刑一样。

卡夫卡虽然是一名成功的作家，但依然受制于自己的父亲。父亲从来都看不起他的抱负，老卡夫卡似乎成了卡夫卡一切无法弥补的缺陷的化身。最终，这位年轻的作家发现，他甚至无法从父亲那里得到一星半点的恭维，即便父子二人的观点偶尔一模一样，老卡夫卡也会习惯性地羞辱儿子。随着岁月的流逝，卡夫卡改写了自己的人生故事，挣扎着要从暴政下获得自由。

童年时的形象，成了这位作家全部苦难的缩影。卡夫卡在父亲的影子下抬不起头——“我骨瘦如柴、苍白虚弱，而你强壮、高大、结实”。年幼的卡夫卡为自己感到羞愧和痛苦，他领悟到：“在这样的时刻，过去所有的失败都会跑回来纠缠我。”

迷人的酒精

“我爱饮酒带给我的感觉，爱它特殊的魔力，它能转移我的注意，让我不再紧盯自己。”卡罗琳·克纳普（Caroline Knapp）在1996年的回忆录《饮酒：一场爱情故事》（Drinking: A Love Story）中这样写道。

对克纳普的某些读者来说，“冰块撞击玻璃杯时的咔嗒声”这种描述完全唤醒了他们。克纳普描述的场景中有一种强烈的体验感——对饮酒的期待。这种期待能引发兴趣，吸引注意，点燃欲望。克纳普写道：“直到今天，我还是不明白这种渴望到底是源于家庭内部，还是与生俱来的一种东西。”

事实上，俘获是学习与记忆导致的结果。如果这些线索与过去的经验毫无关联，那么它们本身就不重要。如果一个人从来都不是烟民，那么烟纸的起皱、喉咙的刮擦、袅袅的青烟、骆驼或牛仔的形象都无法引起共鸣，自然也不会突然让这个人心血来潮，想抽一支。

自己是什么时候爱上了饮酒的呢？克纳普回答了这个问题。这不是单纯的“一见钟情”。她形象地形容自己与酒精的关系不断发展，经过了很多年的悲欢离合。

亲爱的父亲：

你死的那晚我喝醉了。你下葬的那一晚我也喝醉了。葬礼后的第二晚，以及之后的每一晚，一年十个月又十三天，我都喝得酩酊大醉。

我们从来没谈过喝酒的事，至少没直接谈过：你喝酒，我喝酒，我们喝酒，这一切都以一种微妙而诱人的方式纠缠在一起。所以，我宁愿说出来。你是一名精神病医生，一名精神分析师，无论在家里还是在外头，你都应该做好心理准备，以备随时有人戳破这个秘密，因为这看起来很不体面：精神分析师的女儿是个酒鬼。

这让你感觉不舒服，不是吗？让你感觉难受。但你很清楚表象会如何欺骗人，即便在最可爱的外表下也会有骚动，会有喧闹，你也很清楚活着、尝试去爱别人、应对各种棘手的难题是多么复杂。

我记不清自己什么时候第一次喝酒了，但我怀疑是跟你一起喝的。我们总会坐在客厅里，而你和妈妈每晚都喝鸡尾酒……很长一段时间，我都爱喝酒。我爱喝酒爱到极点，甚至都可以为它死，真的……我从你这里学会了喝酒，我观察你、模仿你。我发现，你下班后回来会搅拌倒满了马提尼的杯子，而且我还看到你的紧张感如何在喝下第一杯后慢慢消失……你总是处于悲伤之中。

克纳普找出了成瘾的核心原理，一位成瘾者也只能做到这种程度了。成瘾是一种强烈的、确信的需要，不可否认，这难以改变。这种“我需要它”的感觉受某些刺激的暗示而产生，注意从而被转移，像受重力影响一样滑翔，最终落入酒杯。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不是那个物质本身俘获了我们，而是这些物质产生的感受窄化了我们的注意，让注意完全被对这种物质的渴望所占据。正如克纳普所言：“我有时回想，酒鬼已把对酒的这种需求上升到了艺术或宗教的境界，需要用饮酒来填补空虚，一杯干了又来一杯，有时候就是在竭力自杀。他们可能会戒酒，但这种对酒精的追求很难停下来。”

酒鬼像宗教徒般对平静的索求，被克纳普拿来与童年时的诸多执着渴求进行了对比。她想要一双完美的漆皮宴会鞋，或者上一堂马术课，还有及膝马靴和适合骑马的黑天鹅绒帽子，或者最高的圣诞树。每一种情况背后都有一种特殊的欲望，渴求的不是表面对象，而是答应满足欲望的承诺，哪怕这种承诺是虚幻的。对克纳普来说，总是有某些能抚慰精神的诱饵被挂在棍子上，承诺带给人舒适和放松。

令人专注的疼痛

整个青春期，卡罗琳·凯特威尔（Caroline Kettlewell）都在持刀自残。在《骗局》（Skin Game）这本书中，她试图理解自己在20多岁时为什么经常自残。“当我动手时……我不知所措，真的，为什么我要割伤自己？我只知道必须这么做，虽然我也知道拿刀割自己很不可理喻。”这个貌似正常的青少年身边被焦虑和恐惧的阴影笼罩着，虽然每一天都是正常的起床、上学、吃饭、做功课、走路、谈话，但每一天她都感到越来越不受自己控制，“就好像我与那个卡罗琳之间只有最微弱的联系”。

凯特威尔这样描述她自残前的时刻：“可怕、浑身发痒、躁动不安。”这种不安逐渐变成一种难以忍受的紧张，就像有什么东西在身上爬，而她想把它们抖下去，就像马抖掉苍蝇一样。她坐在床上，用自己的手指甲抠脸，想把这层皮扯掉。有这样的想法能怎么办？

经历了这些事之后，卡罗琳试图弄明白，一个正常人该如何停止这种行为，这样做不只是自我毁灭，也完全让人无法理解。到底是什么在驱使她伤害自己？在卡罗琳十几岁时发生的“微不足道的小事”中，没有一件能给出充分的解释：“有多少麻烦才能为自我伤害找到一条合适的理由？”她列举了很多可能的原因：家族里的怪人，包括酗酒者、抑郁者和自杀者；极度想家，甚至近乎疯狂；夜晚的恐惧；梦魇。但任何一个解释看起来都不充分，也不像是她自残的真正原因。她所知道的，就是她必须想办法满足自己的需求，而当她持刀自残时，焦躁不安的感受就消失了。只有划伤自己，她才能熬过这一天，才能做好功课。

我让剃刀边缘轻触了一下左手肘附近的苍白皮肤，接着慢慢划了起来，非常慢，我能感觉到刀片遇到的最轻微的切割阻力，也能感觉到之后手臂上的肌肉突然给刀片让路。这是一种非常精致而优雅的疼痛，几乎不疼，就像一滴热蜡迅速烧掉一样。剃刀割过后，皮肤裂开了，露出乳白色的皮下组织，然后，珠串状的深红色血液从3厘米长的切口渗透出来。接着，血液涌了出来，开始破坏我精心打造的纯净而朴实的伤口边缘。我头脑中的混乱变成了彻底的沉默，把自己的注意力都放在了眼前的手、刀、血和肉之中。

当卡罗琳感到挫败、屈辱、不安、负疚或孤独时，就会用刀割自己。“我就想为了割而割，”她解释说，“为毛细血管的细腻裂口而割，为凸出的静脉而割。我需要割，这种感觉就像一口气游到了水下，而肺需要空气那样迫切。”

卡罗琳对自残动机的寻找最终走入了死胡同。她一度希望找到的线索，如某些最初的情感负荷或记忆情境，从来没出现过。她渴望释放情绪，在“优雅的疼痛”时刻解开某些看不见的结，但这些感觉里似乎没有任何可理解的含义，除了那一刻充实的感觉之外，什么也没有。

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卡罗琳发现了一种办法，把她的注意从使她分心或烦恼的事情上转移到自己可以控制的时刻。恰恰是这种控制“绑架”了她，形成了一种很难打破的反馈回路。理解这种行为的一个困难之处就在于我们很难判断它到底是原因还是结果。卡罗琳是因为自残而被“绑架”，因而在不适或焦虑时被这种行为吸引？抑或自残仅仅是被焦虑“绑架”后寻求解脱的一个结果？事实上，“绑架”能导致“俘获”。

童年创伤

诺拉的童年一直生活在困惑和恐惧中。因为她家人呈现的表象和她所经历的现实很不一样，这使她很难在关爱和供给、安全和危险、理性和混乱之间做出本质的区分。她推测所有家庭都有协议，有精心设计出来的体系，目的就是制造幻觉，掩盖真相。

长期以来，在家庭生活中，诺拉都与恐惧为伴。“在我最早的一段记忆中，”她说，“我坐在餐桌旁吐了。我们家的餐桌上铺着亚麻布，大人常在桌旁谈话，我们还讲究餐桌礼仪。我不知道自己那时是恶心还是紧张，我茫然无绪，但我吐得到处都是。在我记忆中的这个时刻，一切都是无声的，母亲的嘴张开又闭上，她大喊大叫，但我充耳不闻。我从餐桌旁跑开，而母亲则冲向我——现在我也能像看到慢镜头一样回忆起这幅场景。就在离餐桌几米远的地方，母亲追了上来，抓住了我。她强迫我吃掉自己吐出来的那些东西。我吓得尿了出来，湿了一身。而那之后的事情，我一点儿都想不起来了。”

这样的事多年来不断发生，有很多戏剧性的场景。比如，诺拉的母亲对着她骂了好几天，最后还把她锁在房间里，半夜把她从床上叫起来进行批评教育，命令她为一件从未发生过的事道歉，责备她把自己的生活搞得一团糟。

多年以后，诺拉把这些创伤经历和自己成年后不断出现的惊恐情绪联系了起来。她还记得自己盯着母亲时的想象：“如果我能把自己变得足够小，那么你就再也碰不到我了。”

到了青春期，诺拉发现，某些行为能给她带来暂时的放松，让她不必陷入难以抗拒的焦虑中。在过去的10年里，她持续地用一种强迫行为取代另一种，以此创造一个自己能掌控的世界。

“香烟能帮我做任何事，”诺拉说，“让我早晨起床，带我走出屋子，协助我跟人打交道。吸烟是最好的伪装，所有需要用手做的动作都可以用吸烟来掩饰。我感觉受到了保护。我可以抽出一支烟，吸上一口，就利用这么一分钟的时间整理思路，然后对别人做出反应。”

吸烟给了诺拉逃避他人的庇护所，而后来的药物给了她逃离自我的出口。

不久后，厌食又为诺拉提供了一条彻底逃离现实的路。这是一种克制又精准的极端行为，而诺拉在这么做时带着十二分的虔诚。她这样描述自己20多岁时的状态：“我喜欢计数。你能把一个苹果切成多少块？我在计数时感到自己做了一件道德上正确的事，觉得其他人都是错的。我喜欢无论何时都能感受到一点疼痛，我认为疼痛把我净化了。”

这个自我制造的宇宙如此满足诺拉的情感需求，她忽视了其他所有的一切：“虽然我的体重只有30千克，瘦到需要买童装，例假也不来了，但我还是非常乐观，觉得自己是世界上最健康的人，因为我将自己控制得很完美。”

然而，诺拉一次又一次地意识到，这些行为最终只能让她变得更脆弱，而不是更安全。因此，诺拉与这些行为一一划清了界限。诺拉不再吸烟，当她躺在医院，因为担心静脉输液会使过多热量进入体内而想要拔掉点滴时，她与厌食也一拍两散了。

诺拉承认，这些行为并不能让她长久地平复，也不能让她从头脑中不断出现的恐慌中逃离出去。

“我觉得自己变得支离破碎，我没有足够的力量建立防御机制以避开外界。任何请求或要求都会吓到我，”诺拉解释道，“比如去药店，也许会一切顺利，也许不会。而如果有一次不顺利——因为被吓着了而没有排队，那么有相当一段时间我就不会再去药店了。”

“你为什么害怕排队？”我问。

“我恐怕无法应付一大群人，我可能会当场出丑。我总是担心出问题，因此我总是在监控周围环境。”诺拉年轻时会开车去某个地方，如干洗店，但到了后来就一直坐在车里，不能出去。“出去的话，我就得说话，”她说，“这对我来说太难了。”

做任何事之前，诺拉都会耗费不可思议的精力来评估自己和周围的情况，这种“自我调节”已经无数次拖了诺拉的后腿。“在某种意义上，我感觉自己浪费了太多的生命，就只是为了保持现状，”她承认，“我一直都在挣扎，想要平息那些‘噪声’，平息那些焦虑、内在的自我厌恶和恐惧导致的干扰。我总是觉得，即使是状态最好的时候，我也是像耍杂技一样应付着各种干扰。”

诺拉就是通过控制来“保持现状”的。哪怕是控制某件无关紧要的小事，也会使她感到平静，让她感觉更好。她越是能控制自己周围的东西，她就越感到安全。但这些施加控制的冲动也是自由的障碍，她对控制的需求变成了自身的牢笼，让诺拉陷入了永无止境的循环中。我问她，是否觉得自己能忽视这种时刻控制自身的冲动？如果能的话，会怎么样？

“我无法想象自己不去严格控制。”诺拉立刻回答道。

我认为诺拉的厌食症就是一种类似的自我调节练习，她最终成功地停止了厌食，解放了自己，尽管当她决定结束这种行为时感到非常失落。

“我人生的早期，任何事情都不受我控制。这就是重点所在，我没有权力，”诺拉反思道，“因此，我现在认为控制自己就是我的权力。这似乎是能让我活下去的唯一方式。我猜，正因为如此，我才不在乎自己控制的是多么细微的小事，比如盒子里棉签的排列方式，因为我掌控了棉签，这才是重要的。”

诺拉承认，如果放松控制，她会过得更开心。她也感觉到，不断努力地掌控自我让她心力交瘁。但如果不数棉签，她要把精力用到哪里呢？在她看来，她创造了一种精致而成功的仪式，能抵御一种源自童年的严重恐慌。

盲目的爱情

“我没有一天不在想他。”杰姬说道。她是一名成功的图书编辑，现年40多岁，住在纽约。

杰姬知道我想跟她聊一聊，因为她需要谈谈那个“他”。虽然杰姬在个人的职业生涯中非常成功，但她与一个已婚的罪犯的风流韵事把她推向了情绪崩溃的边缘，让她很容易就被其他消极行为“绑架”，比如酗酒和强迫性爱。

杰姬看了看四周，说：“我没意识到身在餐厅会让我这么焦虑。旁边放着装满诱人美酒的玻璃杯。”

大概10年前，杰姬年轻的妹妹劳拉，一位俄克拉何马州的律师，请她和一位名叫保罗的客户聊一聊，他在金融方面很有天赋，且是石油公司高管。保罗那时受到指控，有可能要服刑30年。同时，他还在对另一项指控提起上诉。劳拉很喜欢保罗和他妻子格洛丽亚，因此她很愤慨，要为自己的客户伸张正义，还说任何了解这个案子的人都会认为那些指控是夸大其词。保罗有兴趣写一本书，谈谈他在司法系统的经历。那么，杰姬会不会愿意跟保罗见面，分享她在出版界的心得呢？

2005年10月，杰姬与保罗见面了。保罗人到中年，身材魁梧，西装笔挺，杰姬承认，她立刻就喜欢上了对方：“他是被判了刑的罪犯，而且已婚，但是他看我的样子、对我微笑的表情，让我感觉整个宇宙都颤动了。”

杰姬从未如此掏心掏肺地介绍过自己。她的脸色绯红，周围的噪声全部消失，再也听不到了。尽管如此，杰姬依然表现得平静而干练。她为保罗提供了与写书有关的建议：如何设计结构，如何寻找代理。接着，他们就分别了。之后，他们通过电子邮件联系了几回，语气带点调情的意味，但杰姬本就性格温柔、和善，对她来说，这挺正常的。然后，她从妹妹那里听说保罗已被定罪，关到了一所中等戒备的监狱里。

讲这个故事时，杰姬很兴奋，滔滔不绝。她讲得很快，时不时要插入自己遗漏的细节。当我提到她明显很兴奋时，杰姬说她喜欢谈论保罗，这让她觉得自己朝气蓬勃。

他们第一次见面后什么都没发生。保罗不久就在监狱里开始了13个月的服刑期。出狱后，他又找机会跟杰姬见了一面，因为他又对写自己的故事有了兴趣。再一次看到他的脸时，杰姬感到一阵久违的兴奋。这一次，她立马就答应了保罗的写书计划。他们约好那天晚上讨论写书的事，在格林威治村找了一家餐馆，边吃边聊。那个夜晚的细节，杰姬记得再清楚不过了，那个夜晚比随后三年与保罗相处中的任何一个时刻都令她难忘。

那顿晚饭吃了好几个小时。随后，保罗提出送杰姬回公寓。当出租车驶进住宅区时，他把自己的手放在了杰姬套着长袜的大腿上。“他没有抓我的大腿。只是用手抚摸，徘徊在那里。那感觉像是三个小时，但实际上最长也就十分钟。”杰姬说在这个时刻，“门被打开了”。恐惧和欲望折磨着她，她知道自己的欲望是不合伦理的，而她害怕这种欲望将得到满足。

那顿晚餐后，保罗开始更频繁地给杰姬发邮件。而对杰姬来说，一开始令人困惑的吸引慢慢地变成了一种深层的需求。不久，除了保罗，她就不再想其他事了。当某位文稿代理人拒绝参与保罗的项目后，杰姬对保罗和他还没写的书产生了一种莫名其妙的义务感。“我知道写这本书对他有多重要。我觉得发生在这个男人身上的事太不公平，而我必须帮助他。我的想法是：我们必须写这本书，我必须这么做，这是我欠他的。”在杰姬看来，救赎保罗的唯一希望就在于讲出他的故事，而她是唯一能在出版方面给予保罗支持的人。保罗开始陆续把书稿寄给她，还说透露给她的某些内容甚至都不曾告诉过自己的妻子。而杰姬则着手编辑他的书，然后花几个小时打电话，跟保罗讨论这个项目。

“这本书给我的世界带来了意义，”杰姬说，“我完全陷入了保罗的故事里，而这个故事和这个男人是完全纠缠在一起的。”

在几周的时间里，他们打电话的时间变得越来越长，讨论的主题也从书变成了别的事。最终，保罗向杰姬吐露心声，说自己爱上了她。尽管杰姬也被保罗吸引，但她愤怒地做出了回应，提醒保罗他有家庭，而她也在和一位年轻的律师谈恋爱。杰姬的抗拒，用她自己的话说，部分是因为以前曾与一个已婚男人陷入过一段伤痕累累的关系。但保罗不为所动。“他直截了当地说，他爱上了我。我去了一家百货商店，思绪混乱地飘来飘去。”当商店里放的一首歌让杰姬想起了保罗时，她哭了起来，给妹妹打电话寻求建议。劳拉告诉杰姬，尽管她确信一旦案子结束，保罗就会与妻子离婚，但杰姬不该与保罗牵扯在一起。劳拉说杰姬一定是疯了，心智不清。当时，杰姬也同意这一点。

随后，保罗有所缓和，但马上又加强了求爱攻势。“这时，他开始给我发消息，说他是多么爱我，甚至爱我的手，爱我的手指。”杰姬回忆道。不久，保罗告诉她，他正在收集他们的邮件，有一天给他们未来的孩子看。他坚持说，他跟妻子已结束关系，而杰姬就是他想要的女人。最终，杰姬屈服了。她描述说，这个决定让她解脱了。“我终于投降了，”她说，“我再也受不了了。”

他们两个深陷爱河，也继续一起合作出书，这是一个方便的借口。他们醒着的每一分钟几乎都在交流，通过电话、即时消息和电子邮件。每次杰姬的手机铃声响起时，她都会下意识地跳起来，希望这是来自保罗的。保罗恳求她，不要在极为艰难的日子里离开他。他不停地说，等时机一到，他就会离开自己的家庭，与杰姬组建新家庭。“这将是最艰难的日子，”保罗说，“你不能离开我。”

对保罗的依赖让杰姬兴奋。她迷恋对方的身高、雀斑和自信。保罗似乎也彻底迷上了杰姬，这也让她欢喜。对杰姬来说，这是一种新体验，她被当成一个真正的美人来对待，而不仅仅是一个性感尤物。保罗的职业成就也令杰姬心动，有一部分原因是，财富对她来说一直是高不可攀的。杰姬的母亲是一名酒吧侍者，父亲是一名电工。而保罗这个男人英俊、富有，对她来说像个难以实现的梦。

他们背着别人偷偷约会了一年左右。这时，杰姬和保罗收到了晴天霹雳般的消息。2008年11月，保罗的上诉被宣布无效，他很快就要重返监狱。杰姬说，在保罗把消息告诉她很早之前，她就有不好的预感：“那时我感觉自己就像被黑暗的能量吞噬了。”保罗把消息告诉杰姬之后，两个人去了附近的教堂祈祷。但他们的祈祷无人回应。就在2009年的新年，保罗被送回了监狱。

“就在那时，我对他的病态而执着、狂热的爱正像野草一样疯长，”杰姬说，“我靠每周的两通电话活着。”杰姬感觉到自己的朋友对此并不同情，于是她把自己孤立起来，只跟她的知己约翰神父交流。她会给保罗写很长的信，每晚都喝酒。只要有可能，她就坐飞机到保罗所在的监狱去探望。杰姬与其他来探望爱人的女人熟悉了起来，但她认为，自己跟这些人到底是不一样的。在杰姬的合理化解读下，保罗并没有犯暴力罪或卖毒品，而这里的很多囚犯都是因此而入狱的。保罗被一名心怀恶意的法官陷害，这名法官做出了“极不公平”的判决。杰姬自然也是这个不公平判决的受害者。“这个判决阻止我拥有自己的人生，”她解释说，“阻止我拥有自己的孩子。”追求保罗的自由变成了她生活的全部，成了一项她献身其中的事业。

杰姬欣然承认，遇到困难时，她不会手足无措，这些年来无一例外。从保罗被遣回监狱时起，她就联系了自己认识的每一位政界要人，也向所有可能愿意曝光这个案件的媒体人求助。她甚至让一个朋友接近一名国会议员，找一位有同情心的美国联邦检察官尽快确认这个案子，以便取消对保罗的指控。

那年5月，约翰神父邀请杰姬一起去以色列朝圣，她欣然接受了。杰姬在那里恳求上帝保佑保罗，获得了无数的念珠和其他图腾物，要带给保罗。参观一所监狱时她的情绪特别激动，因为据说耶稣在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前一晚就关在这里。一想到两个男人都深受冤屈，杰姬就会陷入悲痛之中。自始至终，她都能获得安慰：“我觉得沉重，但我也感到自己正在做正确的事，我所有的祈祷和努力都会让我更接近胜利。”

保罗在当年秋天才获得假释。他先被转移到了一处过渡教习所，几个月后获准回家，但要携带监控设备。最终，保罗得到消息，一位新上任的美国联邦检察官，就是曾跟杰姬的朋友有联络的那位，撤销了这个案子。目前仍然不清楚这背后是否有杰姬的推动。

然而，就在收到这个好消息后不久，保罗开始出尔反尔，翻脸不认他在两人发生关系之初许下的承诺。他推迟了针对妻子的离婚诉讼，他的妻子当时也已经发现了他跟杰姬的风流韵事。此外，虽然保罗正在看纽约的房子，但他告诉杰姬，他并不希望两个人立刻搬到一起住。杰姬感觉被保罗甩了。一天晚上，杰姬一边喝酒，一边尖锐地评论了保罗的妻子。结果，两个人吵了一架。她提出分手，保罗答应了，然后她彻底崩溃了。

“我几乎无法呼吸，”杰姬回忆道，“我的心不停地剧烈跳动，身体很不舒服。”

杰姬描述自己在两人分手后失魂落魄的样子，就“像个僵尸”。在办公室里，她总是不由自主地去看电脑上保罗的照片，这让她又会去阅读旧邮件，看到啜泣。“工作时我不得不关上门，摇头叹气。”她说。她无时无刻不哭：在工作中，在地铁上，在家里，在晚上听与保罗相爱时一起听过的歌时。医生让她吃药，因为她一直哭，不停地哭。

之后，杰姬开始酗酒。她依赖酒精以平复心情，紧张时就喝酒，她现在的酒量“一飞冲天”。整个假期里她喝了无数瓶酒，然后在除夕夜酗酒一晚之后，杰姬脸朝下摔倒在公寓前的人行道上，被送入急诊室。但这次意外并没有吓住她，她对自己的疼痛无动于衷。她只希望自己能更独特一些就好了，更漂亮、更自信，或者随便哪方面更出众，想着若能更努力地追求保罗就好了。“我觉得自己的损失太大了，”她解释道，“也只有哭泣和让自己彻底憔悴才能纪念这次经历。”

在随后的四年里，杰姬继续酗酒，希望借此抹掉对保罗的记忆。但很快她就发现，她只是在用酒精麻痹自己，想忘掉被拒绝的痛苦。“我就想通过不负责任的行为来报复这个世界。”

最后，杰姬决定要清醒过来。现在她和保罗已多年没见了，她戒酒也有一年了，但对保罗的思念还是会像不速之客一样闯入脑海。“我依然会坐在地铁里幻想某些可怕的事发生在我身上，而保罗则会在他的余生中深感愧疚。”

让人放松的赌场

口袋里只有5～10个金路易(5)，而费奥多尔·陀思妥耶夫斯基直奔赌场。几个小时后，这位小说家闷闷不乐地回到家，身无分文，恳求妻子安娜原谅他这种“可鄙的冲动”。

安娜每夜在日记中都记录了丈夫的恳求：“他可怜巴巴地说，他为自己的软弱而责备自己。他说他爱我，我是他的漂亮妻子，而他配不上我。”

“接着，”安娜补充道，“他让我再给他一点儿钱。”

这一套路重复使用了很多年，直到家庭资金几乎为零。每天晚上的捶胸顿足和痛心忏悔只会导致进一步的鲁莽冲动：“陀思妥耶夫斯基央求我再给他至少两个金路易，这样他就能去赌桌上放松一把。”安娜从来就没把丈夫的赌博归咎于缺乏意志力，相反，她认为即便是一个意志坚强的人也难以抵抗这种诱惑。这是某种不能称之为病，但无药可治的东西。

每隔一段时间，陀思妥耶夫斯基都会兴冲冲地奔回家。为了取悦妻子，他急不可耐地聊在赌桌上赢钱的事。安娜也希望这些罕见的头奖能帮助丈夫的文学事业，可这点儿收入很快就被花光。一旦赢的头奖再次流回赌桌，陀思妥耶夫斯基就得跑去典当行，当掉妻子的冬大衣、靴子，甚至他们的结婚戒指。

安娜千方百计想要引导丈夫远离这种自我毁灭的习惯，但“恶魔般的赌博”把陀思妥耶夫斯基变成了奴隶。在一封写给他哥哥米哈伊尔的信中，陀思妥耶夫斯基描述了这些年的经济动荡：“不到15分钟，我就赢了600法郎。这勾起了我的贪欲。但是，我突然就开始失利，失去了一切……我冒险赌了35个拿破仑金币，结果输光了。我还剩6个拿破仑金币，还得付房租、买车票。于是在日内瓦，我当掉了自己的手表。”

这种兴奋和绝望的循环，不仅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婚姻中留下了印记，也影响了他的写作。在他的职业生涯早期，为了避免被债主送进监狱，陀思妥耶夫斯基和一个俄国出版商签订了一份极不寻常的合同。合同约定如果这位作家不能在这一年的11月1日交出一本小说，出版商将有权在9年内出版所有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而不必补偿他。陀思妥耶夫斯基慌了神，他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就完成了一部半自传体小说《赌徒》（The Gambler），献给安娜。

《赌徒》以虚构的德国温泉小镇罗勒登堡（Roulettenburg）为背景，叙述了阿列克谢·伊万诺维奇（Alexei Ivanovich）的种种不幸遭遇。阿列克谢是一名年轻的教师，痴迷于赌博，无论在赌桌上还是在爱情中皆是如此。每一次轮盘转动时，阿列克谢都想借此把自己从各种痛苦中解脱出来，特别是当他没有赢得美丽而高傲的波林娜·苏斯洛娃（Polina Suslova）的感情时。每晚当阿列克谢考虑他的第一个赌注时，整个世界都消失了，时间放慢了，变得像一条闪闪发亮的带子。陀思妥耶夫斯基写道：“赌徒可以在牌桌旁坐上几乎一天一夜，甚至不朝左右看一眼。”小说中的许多赌徒都渴望这种吸鸦片似的投入。当另一名女赌徒安东尼达·瓦西列娃（Antonida Vasileva）看到一辆华丽的马车驶过时，她敷衍地抬起头来问：“那是什么？那是谁的？”

“但是，”阿列克谢叹了一口气，“我相信瓦西列娃根本没听我的回答。”

随着阿列克谢在情场的胜率不断减小，赌桌对阿列克谢的吸引力越来越强了。他不再考虑钱，相反，他仅仅为了赌博的快感而赌博。“那是多么奇怪的感觉！我记得很清楚，突然之间，一种对冒险的可怖渴望攫住了我，胜过任何虚荣心的刺激。可能是因为在体验了这么多种感受以后，我的心灵不再容易感到满足，只会被这种感觉刺激，而且希望这种感觉能更多、更强烈，直到我彻底筋疲力尽为止。”

在小说的高潮部分，这种极乐的状态被打断了，因为阿列克谢听到其他玩家惊叹他赢了那么多钱。他后来承认，那珍贵的几个小时里，他一次也没想过苏斯洛娃：“我当时感到无与伦比的快乐。堆在我面前的钞票太多了，简直像一座小山，到处都是，花花绿绿的。”

“这些赌徒无法让自己的手指离开屏幕。”娜塔莎·舒尔（Natasha Schull）解释道。舒尔是一名研究强迫性赌博的人类学家，她的研究对象是视频扑克的赌徒。

舒尔的所有被试都描述了一种醉人的放松状态，在这样一种状态下，他们觉得自己不再有社会身份，时间也不再存在，所有这些概念都烟消云散，时间、金钱、空间以及其他人的存在全都不见了。唯一存在的就是持续的牌局。

对这些赌徒来说，玩牌的目的就是淹没他们对其他一切事物的注意。舒尔的被试把自身的渴望比喻成一种磁力，这种磁力无情地牵引、拉扯着他们。当他们坐在扑克机前面时，时间好像停止了，他们很快就精神恍惚，像在自动驾驶飞机。他们会想尽办法待在这种另类的心理状态中，也就是待在这种彻底的沉迷、对现实的麻木中，能待多久就待多久。许多人可以傻坐着待上好几个小时。虽然舒尔的被试来自各个阶层，但文化背景和社会经济地位的不同对他们在扑克机前的体验没多少影响。对这些赌徒来说，最重要的就是要各就各位，保持节奏。

这种从痛苦的、熟悉的或令人失望的日常生活中逃脱的渴望是强迫性赌博的关键。对许多人来说，输钱的感受很容易就能忘记，但是在赌场里的感觉不会轻易消失。因此，输赢无关紧要，重要的是完全沉浸于赌博中的感觉。正如舒尔解释的那样，视频扑克机的制造者太清楚赌徒的这种心理了。这种游戏的设计要求就是保证平稳，不让任何东西阻挡玩家的心流，使他们停下来。

“他们说自己的身体消失在屏幕里了，”舒尔回忆道，“他们说‘我不在场，我不见了’。”

对身体的过度觉察

当人无法停止在意自身的脆弱时，这种俘获就会导致疑病症。这种心理煎熬来自对身体的过度觉察。

田纳西·威廉斯（Tennessee Williams）在写短篇小说《到来的脚步声》（The Accent of a Coming Foot）的高潮场面时，他突然听到了自己的心跳。他确信，心在怦怦地剧烈跳动。他的手边没有任何镇静剂，甚至没有一杯酒，他在日记里写道，他从打字机前跳了起来，冲向门外，跑到了圣路易斯街上：

我走得越来越快，好像通过这种方式，就能摆脱这种感受。我沿着圣路易斯街从大学城一直走到联盟大道，觉得自己每走一步都将倒地而死。这是一种动物本能般的反应，就像猫或狗被汽车撞时疯狂地到处乱跑，直到崩溃；或者一只要被杀掉的鸡扑扇翅膀，惊恐乱窜。这是在3月中旬，街道两边的树正在发芽。不知怎的，我一路疾行时抬头看到春天来临的迹象，逐渐让自己平静了下来。于是我掉头往回走，心悸的感觉消退了。

威廉斯把类似这种经历叫作“心脏神经症”，这种身体症状似乎源于恐惧和恐慌，却又能缓解威廉斯的焦虑。1936年3月29日，星期日，威廉斯在日记中写道：“我度过了怎样的一周啊！星期三，我获得了诗歌奖，那没有我想的那么难。事实上，那对我来说简直再容易不过了。颁奖时没有舞台，也没有演讲，只有一屋子疲惫而优雅的老妇人、两三个牧师，还有一些格外年轻的诗人。那是个温暖的地方，阳光充足。不过我还是心悸了大概五分钟。后来我喝了茶，跟别人聊了聊天。”

几年之后，在写一部戏剧时，威廉斯写道：“不一会儿我的神经就开始兴奋，心脏神经症这周出现了。就在昨晚，虽然之前也发作过几次，虽然我睡得很香，但今天早上我觉得很虚弱，很不舒服。我再一次感到被逼到墙角，无处可逃，不知如何才能杀出一条血路，我必须依靠一些外部力量把自己拽出泥潭。但那是什么呢？”

虽然一直在不停地寻找直接原因，但在某种程度上，威廉斯似乎了解了什么：“让这一切显得很愚蠢的就是，恐惧本身比令我恐惧的东西还要可怕……正是恐惧带来了这些随之而生的痛苦：可怕的紧张、广场恐惧症及幽闭恐惧症、神经性消化不良，还有肚子胀气。”

威廉斯后来依靠酒精和镇静剂对抗这些令人不安的身体感觉：“刚才，我的心痛苦地跳了一下。我拿了一瓶苏格兰威士忌……我想，总体上我相当平静。我服了一粒速可眠，又喝了一杯酒……还有唯一的一件事要做，那就是忘掉这次心悸，过完这一晚，就当它没发生过。”

频繁心悸和焦虑发作最终让威廉斯不管走到哪里，都得带瓶威士忌。医生也几乎不能提供什么帮助。

某年夏天，在孟菲斯（Memphis），威廉斯被一名年轻女性吸引住了。在酒店与这位新欢吃晚餐时，威廉斯又一次犯了病。他觉得恐慌，于是叫了医生：“那是一位医术很糟的女医生。她给了我一些镇静剂，沮丧地告诉我，我的症状其实特别严重。‘你无论做什么事都要小心、缓慢。’这个丧门星说。她告诉我，如果我能听她的话，就能活到40岁！”

数十年之后，《纽约时报》上威廉斯的讣告中写道：“田纳西·威廉斯于昨日去世，享年71岁。他以其戏剧创新和抒情意识著称，是美国戏剧界的主要人物。威廉斯于上午10点45分被发现死于东54街爱丽舍酒店的套房内。官方报道称，这是自然死亡，他身患心脏病多年，一直在接受治疗。”讣告称威廉斯是一名极端的疑病症患者，他痴迷于疾病、失败和死亡。有好几次，他都认为自己失明了，还做了四次白内障手术。他经常认为自己的心脏随时会停止跳动。无奈之下，他只好肆无忌惮地酗酒和吃药。

正如威廉斯预测的那样，恐惧本身比令他恐惧的东西还要危险。他死后6个月，纽约市首席验尸官报告说：“威廉斯明显是尝试摄取巴比妥类的催眠药物，结果被塑料瓶盖卡住喉咙窒息而死的。”根据埃利奥特·格罗斯（Elliott Gross）医生的说法，死亡的原因是窒息。那个使威廉斯窒息而死的瓶盖应该是用来装巴比妥类药物的。

完成艺术创作的信念

美国艺术家杰伊·德费奥（Jay DeFeo）花8年时间创作了一件杰作《玫瑰》（The Rose）。在此期间，一个想法一直盘旋在她心中：绘画必须有一个“中心”。

德费奥在画板上抹上一层又一层的颜料，又多次把颜料刮下来，有时候甚至把整层的颜料从画板上全部清除。据她的朋友布鲁斯·康纳（Bruce Conner）说，那幅画慢慢地占满了德费奥在旧金山的整间公寓：起初画布由凸窗框住，楔形硬线条从画面中央向四周辐射。当颜料越抹越多，整幅画变得很厚重，德费奥意识到画面需要超越窗口的边缘，向外延伸；这幅画继续变大，变成圆形，接着又变成方形。

这幅画最厚的部分近30厘米，成了一幅像雕塑一样的绘画，或者也可以说它是很多幅画，一张铺在另一张上面。德费奥在压钻机上打磨画刀，不断切削、修理表面，以实现这种效果。最后，这幅画大概3.4米高、2.4米宽，画布上的颜料大概有839千克重。

德费奥更强调在每个阶段创作这件作品的过程，而非最后的成品：“我认为，它经历了自己的一生，包括许多不同阶段。”起初可以说是婴儿期，然后是一个几何图形的阶段，作品变成了结晶状的，没有任何曲线。接着，它变得更有组织、有特点，最终非常具有“超级巴洛克”的特点。“我实在不知道它怎么变得那么浮夸，”德费奥解释道，“有一天，我走进工作室，整幅画似乎已完全失控。我觉得需要把它往回调，调回到某种更经典的样子。”

这幅画似乎永远都不会完成。“那个房间本身就是作品。”康纳解释说。德费奥公寓的地板上覆盖着“一块块血肉一般的颜料”，都是她从画板上刮下来的。进入这间到处散布着颜料的房间，康纳说那感觉就像走进了一座神庙。而这幅画还在“生长”，颜料飞溅在墙壁、天花板以及地板上。随着时间的流逝，《玫瑰》慢慢变成了德费奥与外部现实的唯一联系。艺术家、艺术品和工作室的边界开始变得模糊。越来越清楚的是，只有被一个来自外部世界的干扰物暴力中断，这幅作品才得以完成。

《华盛顿邮报》的艺术评论家玛莎·谢里尔（Martha Sherrill）这样描述德费奥：“《玫瑰》恢宏的‘生长’过程似乎耗尽了她的精力。这幅作品好像产生了奇怪的磁场，把任何东西都吸向它，包括人、颜料、工作室里圣诞树上的针叶，以及拒绝罢休的艺术家本人。大家开玩笑说，这幅作品只有艺术家死了才能称得上完成，德费奥和《玫瑰》的故事成了一段神话，艺术家表现出来的不仅是一种强迫行为、一种上瘾症，还有对作品注入的难以置信的、永无止境的爱。”

在德费奥创作《玫瑰》的第七年，她和丈夫被赶出了公寓，他们必须把画移走。因为这幅画太大了，搬家工人拆掉了公寓的一部分，以便把画运到博物馆，颜料块在这个过程中掉了不少。离开公寓以后，德费奥又继续在画板上工作了很长时间。只有在其他人开始对《玫瑰》产生兴趣，认识到这是一件真正具有历史意义的作品、给予其关注后，德费奥才如释重负。

23岁时，德费奥从佛罗伦萨寄给母亲一封信，信中写道：“只有在我挥动画笔时，我才真正感到幸福，感到自己是活着的，是完整的2。我绝不能离开绘画。”

对德费奥来说，创作的冲动来自内心的不安。她承认在她看来，绘画的体验（而非画作本身）是扣人心弦的，这是一种能让时间停下来的方式。而要完成这一庞大、耀眼、沉重的工作，就要有一种内在的信念，那就是不知道这件作品最后会变成什么样子，只是凭着直觉不断创作。

对自杀的沉迷

对大多数选择自杀的人来说，这是拒绝再忍受痛苦的最终手段。对大卫·福斯特·华莱士来说，自杀提供了逃离痛苦难耐的世界的出口。而对美国诗人安妮·塞克斯顿（Anne Sexton）来说，与对死亡本身的迷恋（其实是一种强迫观念）比起来，痛苦的体验也黯然失色。许多人都把死亡看作逃离俘获的唯一出口，但塞克斯顿被死亡本身俘获了。

就像有些人无法解释为什么自己想吸毒一样，心灵被绑架真的没有什么理由。安妮·塞克斯顿这样向她的咨询师马丁·奥恩（Martin Orne）医生解释。

“总是有理由的：毒品让人上瘾。”奥恩医生说。

“自杀也让人上瘾。”塞克斯顿打趣道。

塞克斯顿的密友、诗人西尔维娅·普拉斯（Sylvia Plath）也一样，长期痴迷于死亡。想到普拉斯的死，塞克斯顿说：“她心里一直有自杀的念头。和我一样，和我们中的许多人一样。但如果幸运的话，我们不会就那么想自杀了，某些事、某些人会迫使我们活下去。”

在给密友安妮·怀尔德（Anne Wilder）的一封信中，塞克斯顿描述了彻底疏离世界的感受：“听我说，生活是可爱，但我过不下去……要活下去，是的，活下去，但我无法活下去。这真的很困难。我活得就像块石头一样……被锁在现实外面……你知道这种感觉吗？你能理解我说的吗？？？我希望，自己的死因明确，这样我就能变得勇敢，但如果没有死……要站在一堵墙后面，看着每个人都从容自在，而我做不到，要在一堵灰色雾墙后说话，要活下去但冲不出这片雾，或到错误的地方去……然后把一切都彻底搞糟……你能相信我吗……我想有个归属。我像是一个身处错误国度的犹太人。”

塞克斯顿有20多首诗都明确谈到了对死的渴望。许多评论家批评塞克斯顿的诗歌把20世纪中叶美国诗人爱好自由的风气表现得过于直接，她的诗读起来就像诗人在与她的心理医生谈话。《想死》（Wanting to Die）就采取了给奥恩医生写信的形式，塞克斯顿在这首诗里尝试解释藏匿于日常生活表面之下的最阴暗的冥思。这位医生质疑她的绝望，徒劳地想要恢复她的求生意志，而塞克斯顿的回应则是对自杀欲望的追溯：

诗里，欲望的韵律与可预见的起落，变成了塞克斯顿内心想死冲动的一种隐喻。

一颗心如此彻底地被自身的痛苦所消耗，对这颗心来说，“为何”这一问题的重要性要逊于“如何”。在《想死》这首诗中，塞克斯顿坚持自杀“有自身独特的语言，就像木匠一样，他们想知道有哪些工具，而从来不问为什么敲打”。

塞克斯顿对死亡机制的痴迷围绕着生命的重负溶解为虚无的那一刻：

当情绪上的痛苦大到不可承受时，自杀就会成为一种一意孤行的理性选择。但塞克斯顿如何被锁进了这所“糟糕的监狱”？为什么非理性在这里看起来会这么吸引人？

医生和普通人都经常使用“崩溃”这个词来描述一种长期且严重的精神或情感痛苦。可以说在某个重要意义上，它暗示人就像一辆摩托车或一台洗衣机：零件会磨损或生锈，保险丝会烧断。不过，这些经历了崩溃的人与机械装置一样，至少从理论上说能被修好。

然而，对塞克斯顿来说，可以修复的承诺被证明是空洞无用的。虽然早在青春期，塞克斯顿就经历了躁狂和抑郁，但她第一次彻底崩溃似乎是被照料年幼孩子的寻常要求引发的。女儿患哮喘时，塞克斯顿整个晚上都睡不着，担心孩子就要死了。对孩子安全的担心，不久就发展成了她可能会伤害孩子的担心。在之后的岁月里，日益加剧的情绪波动让她深受其苦，在文学创作的间隙，塞克斯顿在精神病院里待了很长时间。

这一时期，塞克斯顿的日记显示，她几乎每天都会坠入痛苦的深渊：“没什么东西有价值。我从一个房间走到另一房间，尝试想做点事情，有一段时间我会做点什么，做饼干或清理浴室，铺床，回电话，但一直以来，我身上总有这种可怕的能量……我坐在椅子上想阅读一本杂志，我抓自己的头发，直到它们乱糟糟地缠在一起，接着我路过一面镜子，从里面看到自己的样子，用梳子把头发梳好……然后我在房间里进进出出，来来回回，兜兜转转，我觉得自己就是一只笼中虎。”

开始时，塞克斯顿只是精神萎靡、混乱，然后这种状态逐渐积聚了可怕的力量，直到她的心灵完全转向了自己，外部世界的饼干、电话和杂志对她而言都不复存在。最后，她的心灵稳定下来，这让塞克斯顿能以幽默掩饰她的痛苦：“好吧，我不想在医生的办公室里自杀，不想在他漂亮的地板上干这件事。”

时间一天天过去，自杀变成了一种自我改造的极端方式，也是塞克斯顿从她疯狂的心灵那里夺回控制权的唯一方式：“看起来就像我要杀死某个人，但这个人就是我自己。”当塞克斯顿的心理医生问她死是什么感觉时，她描述了一个充满田园风情的场景：“春天、温暖、树叶。”

然而，对塞克斯顿而言，不是所有死亡方式都一样。奥恩医生惊讶地发现，她对飞行，特别是喷气式引擎有一种极强的恐惧。为什么有人如此想要杀死自己，却会这么害怕死于一场飞机失事？塞克斯顿嗓音沙哑地描述了她对某些东西的病态迷恋：“那些强大的巨型发动机，它们能载着不可思议的重物飞离地面，悬在空中。”

塞克斯顿提高了音量：“这种重物只能被某种强大的力量提升起来，而那种力量如果出问题的话……”

奥恩医生困惑不解地说：“你一遍又一遍告诉我，说你想死。”

“不是那样。”只有通过掌控自己的死亡，掌控死亡的时机、方式，塞克斯顿才认为在某种程度上掌控了自己的生命。

“为什么你害怕死于飞机失事？你服安眠药也一样会死。”

这时，塞克斯顿的注意已从咨询室中转移到了空中：“我们就要起飞了……我听到了马达停止的声音。我们陷入了静默之中。”

幻想出的威胁

“我永远都不会承认，刚开始教书时，我害怕自己的学生。”夏洛特这样告诉我。我们在谈论她的第一份工作。当时，她刚从大学毕业一个月，就当了教师，在一所高中给高三学生教美国文学。这让她痛苦不堪。于是，她决定改教英语。夏洛特希望当学生们在阅读和分析小说中的人物时，自己能帮助他们思考个人的生活。即使到了现在，作为一个教了15年书的老教师，夏洛特还是很享受自己工作的这一方面。

然而，夏洛特还是担心，要成为受人尊敬的教师，她还缺少智慧，或者说缺少威信。她相信很多年轻同事都有她第一次教课时的顾虑：学生可能嘲笑年轻老师缺少经验，不够权威。毕竟这些年轻老师比高三学生大不了几岁。

在开始自己第一份工作的五个月前，两名高中生在科罗拉多州的科伦拜中学开了枪。“那时我在读大四，正参加教学实习，这件事把我们都吓坏了，”夏洛特说，“我记得后来几天，当我在电视转播上看到艾米·格兰特（Amy Grant）在追悼会上演唱时，我哭了，但那时我不担心某个类似的暴力事件将来会发生在我身上。这可能是因为学校的教学要求占据了我的精力，也可能是因为在那时，科伦拜枪击案对我们来说就像是新一代的事，与自己这一代人无关。读高中时，我曾看过有人打架，但没见过更吓人的。”

虽然夏洛特也为科伦拜惨案中的受害者难过，但她还是沿着自己选定的专业道路往前走。在最初的几年里，夏洛特把她的头发盘起，把隐形眼镜换成普通眼镜，在梅西百货的清仓货架上挑选套装。她避免自己与学生的关系过近。学生如果问她多大，夏洛特就会多说几岁，说自己已经27岁了。这个年龄听上去比较合适也成熟。

真正到了27岁时，夏洛特的确觉得对自己的工作更有自信了。她把头发放了下来，开始以一种更随性的方式工作，当学生问起她的情况时，夏洛特也会如实回答。每一年开学时她还是会焦虑，但多年的经验也让夏洛特学会了比盘头发、戴眼镜更有效的应对策略：幽默感。她发现，要改变学生的态度，运用智慧比课后留校更有用。

夏洛特现在表示，倘若她那时没有意识到自己的专业身份，悲剧发生时她会更手足无措。

“2007年4月16日，我刚在下午4点钟离校，”夏特洛回忆道，“当我驾车驶出主干道时，听到了电台的每小时新闻。在弗吉尼亚理工大学的教室里，一名枪手朝众人开枪。”

“我没有去过弗吉尼亚理工大学，也不知道有谁去了那所大学，”夏洛特解释说，“但我的心跳停止了。我觉得寒冷、无助、害怕，我的手颤抖起来。我直接开车回了家，收听更多消息。我想知道有多少人死了，想知道为什么那个枪手瞄准了大学校园，为什么没有人阻止他。”

回到家里，夏洛特出门沿河边的跑道跑了起来。中途，她感觉自己的喉咙被堵住了，于是不得不停了下来，站在原地不动。她回忆道：“我气喘吁吁，担心我的喉咙会卡住。我拿一只手捏住喉咙，又继续往前走。我想回家。我怀疑自己是不是过敏了。我想，这像是被什么虫子咬了一口的反应。”

丈夫下班回家后，夏洛特告诉他自己跑步时发生的事。丈夫问她是否听说了弗吉尼亚理工大学枪击案，但夏洛特不想谈这件事。

“我们看了晚间新闻。我很早就上了床，但睡不着。我担心自己会在睡梦中呼吸困难，甚至窒息。”夏洛特说。

第二天，夏洛特照旧去上班。有些学生想聊聊弗吉尼亚理工大学发生的事，她鼓励学生在笔记本上写下他们对这一消息的感受。夏洛特记不起来她对有些分享了自己感受的学生说了什么，但她记得自己尽量避免在办公室与人讨论枪击案。

那天下午，夏洛特去跑步，又一次经历了气短。这一次气短时，她正在想弗吉尼亚理工大学的事。夏洛特担心假如有人在她跑步的路上掏出枪，她该怎么办。她扫视了路况，寻找藏身之处，想象躲避子弹的情形。这些念头一直等她回到家才消退。夜里晚些时候，夏洛特又开始心悸，于是她坐下来，用手撑住地板，试着喘气。

“丈夫回到家，我告诉他我需要去医院。我跑到外面，他跟在后面打了报警电话。我告诉他，自己好点了。走到外边让我稍微平静了些，也放松了下来。我让他挂断电话。这时候，我们两个都意识到，我可能经历了惊恐发作。”

梦魇从那晚开始了。夏洛特反复梦到这样的情形：她在一间满是学生的教室里站着，而一个枪手正要闯进来。他手里端着步枪，命令夏洛特挑些学生，他要朝他们开枪。如果夏洛特拒绝，枪手就会杀死所有人，包括夏洛特在内。

这些梦有的长有的短，但总是包括同样的最后通牒。“有时候，我目睹学生被枪杀，”夏洛特说，“这些学生里有我认识的，也有我不认识的。有一个女孩，她又瘦又高，棕色头发，穿着一件漂亮的上衣，望着我，泪流满面。”

在弗吉尼亚理工大学枪击案过后的几个月里，夏洛特不断做有关校园枪击的噩梦，备受困扰。“在我驾车去学校的路上，上课时，下午散步时（我的身体状况不允许我再跑步了），这个场景都在纠缠着我。”夏洛特说，“我没去想要挑哪些学生，把他们交出去，而是在想我怎么才能在类似的情形下打败枪手。我想着在每一次上课时，把教室的门锁上。接着我会意识到，把学生锁在教室里也可能导致更多人被害。我是从一位退休的老教师手里接过这个班的，她和其他老师曾把一根高尔夫球杆藏在墙上的橱柜里。我想把高尔夫球杆拿到讲台旁，这样我就能拿它当武器，但我不知道怎么把它藏起来。”

虽然焦虑有很多形式，但凸显刺激在各种焦虑中的表现都很活跃。这些凸显刺激几乎总是焦虑者感知到的某种威胁。换句话说，焦虑是一种歪曲的选择性注意，是提醒人们留意危险的求生机制。和许多焦虑者一样，夏洛特经常处于一种过度警戒的状态：她保持高度警惕，认为随时可能出现危险信号。她时刻检查着周遭环境，以发现威胁或任何预示威胁的线索，这使她提高了感知危险的敏感度，也使她变得更加脆弱。

夏洛特来自一个中产阶层家庭，受过良好教育，家人关系和睦，一家人常常因为父亲的工作而搬家。夏洛特并不介意转校，但她格外清楚其他孩子会怎么看她。

“我记得，自己一次又一次地观察身旁同学们幸福的样子。我也善于假装自己很幸福。我不想看起来不正常，也不想让父母担心。在我的童年时代，父母都干着不止一份工作，”夏洛特回忆道，“我没有不开心，但总是觉得有点儿难过。我最喜欢阴雨天，因为这样人们就有借口不出门了。其他孩子会抱怨，说这鬼天气妨碍休假，但我更喜欢室内活动，如棋类游戏和看电影，而不是捉迷藏或玩绳球。”

“我过去不喜欢睡觉。但与其说我害怕睡觉，不如说我害怕给自己安排的许多睡前任务。我会把卧室的灯点亮又关闭一定的次数，然后从卧室门口走固定的步数到床上。接着我就跪在床边，为家中的每个人尽快从1数到500，包括我的父母、两个兄弟，还有爷爷奶奶。我担心，倘若我不这么做，就会有坏事降临到我头上。”

夏洛特厌倦了这套仪式。于是有一天晚上，她哭着祈祷自己能获得帮助。据她说，这些任务在那次祈祷之后确实变得不那么沉重了。

有时候，夏洛特想知道自己为什么这么爱数数：在医生的办公室里，她会数天花板上有多少个裂缝；在她家院子里的小篮球场上，她会数瓦片上有多少条裂缝；在阳台上，她会数护墙板上有多少条线。

“我不喜欢数数。当我发现自己在数数时，我就想要停下来，”夏洛特说，“我也试图停下其他的事情。比如在8年级时，我学会了打字。我会把对话中的台词记下来，在想象中把它们打出来，看着它们出现在我脑中的‘屏幕’上。有时我能让自己停下这种重复式的行为。”

不久，夏洛特被诊断患了强迫症。对强迫症患者来说，日常生活的常规特征会产生惊人的影响：感觉现象导致患者变得格外容易被看到、感到或听到的不对劲儿的东西搅得心烦意乱，如衣架转向了不同方向、大大小小的碗碟杂乱无章地放在架子上，或者书籍没有按高度统一排放。

纠正那些不对劲儿的东西，如把鞋子摆成指向同一个方向，或者暂且容忍这种不对劲儿的感觉，都能暂时地缓解不适，但这种轻松感持续不了多久。很快，长期建立起来的线索又会引发行动的冲动，而这种冲动联合了大脑中与动机和动作有关的回路，导致了重复式行为，而且让这种行为越发难以抵抗。

夏洛特对于数数的迫切需要最终消退了。但在整个童年期间，她还是反复遭受着梦魇的折磨。“我记得第一次做噩梦是发生在8岁之前。我梦到一群猫正在抓我们家的纱门，想要闯进屋内，扑到我身上，”夏洛特回忆道，“噩梦的内容随着我长大也变得越发成熟：我的父母死了一次又一次，一个巫师在停车场里追赶我，走过公园时我遭到一群心怀恶意的男学生追赶。即使是现在，我还是会祈祷，当我休息时，神灵能把我心灵中的梦魇除掉。”

“我想过与学校的心理咨询师或社会工作者谈谈自己的恐惧，”夏洛特继续回忆道，“但被自身的幻象严重困扰时，我不想告诉任何人。说到底，我也没有因此丧失行动能力。每天，我都能起床上班，做自己的工作。我只是不能控制自己的念头。我想要帮助，但我不知道谁能理解我的幻觉有多严重，那就像是一种挥之不去的疼痛，可我又不打算去看医生。”

虽然夏洛特从宗教中找到了些许慰藉，但她发现，助长她的恐惧更能带给自己安慰，即便很短暂：“我的脑子里不停地想着暴力场景，而我也越发依赖它们，把它们当作现实。我意识到自己在观察两个自我：其中一个参与现实生活，而更警觉的另一个，则经常为某些难以避免的事做准备。”

被控制的瘾君子

认识约翰·贝鲁西（John Belushi）的人都清楚，毒品把他毁了。大西洋唱片公司的迈克尔·克伦夫纳（Michael Klenfner）签了贝鲁西和丹·艾克罗伊德（Dan Aykroyd）参演《福禄双霸天》（The Blues Brothers）。“我一直都很喜欢贝鲁西，”克伦夫纳说道，“当他清醒时，他是这个世上我见过的最了不起的人。但当他堕落的时候，他能给你带来巨大的麻烦。”朋友们根本无法理解贝鲁西的自我毁灭。贝鲁西自己也挣扎着想搞明白，为什么他就不能放弃那些慢慢杀死自己的毒品。

鲍勃·伍德沃德（Bob Woodward）写了一本书，名为《连线：约翰·贝鲁西的短暂一生和成名时代》（Wired: The Short Life and Fast Times of John Belushi），书中按时间记录了导致贝鲁西死亡的诸多事件。在芝加哥参加拍摄《福禄双霸天》的最后一天，贝鲁西拒绝走出房车拍摄下一个场景。曾拍摄过贝鲁西参演的电影《动物屋》（Animal House）的导演约翰·兰迪斯（John Landis）打算与他谈谈他的反常表现。兰迪斯进了房车，发现贝鲁西蓬头垢面、头脑混乱，看上去就像现实版的布鲁托，这是贝鲁西在《动物屋》中扮演的角色，这个角色宣称“我给你的建议就是开始酗酒”。贝鲁西的桌子上摆着毒品，旁边就是瓶白兰地，酒溅得到处都是，一泡尿撒在地板上。

“你这是在自杀，”兰迪斯说，“这可行不通。别这么对待我的电影。”

贝鲁西几乎没能力开口回答，只是简单地点头。

“不要这么对我！不要这么对你自己！”兰迪斯吼了起来，威胁说要找一个摄影师进来拍照，这样贝鲁西就能看到自己现在有多可悲。但贝鲁西不太可能被吓住，他之前为了远离毒品专门雇过保镖。

兰迪斯把桌上的毒品拿起来，扔到马桶里冲掉了。贝鲁西朝他挥了一拳，兰迪斯回敬了一拳。结果贝鲁西摔倒在地板上，泣不成声。

“我太丢人了，太、太丢人了，”贝鲁西哭喊着，“请你理解。”

兰迪斯问贝鲁西为什么会吸毒。

“我需要它，我需要它，”贝鲁西回答道，“你不可能明白。”

就在同一年的早些时候，贝鲁西给妻子朱迪写信：

贝鲁西也向另一个女人提出了类似的绝望恳求，她就是女演员凯丽·费雪（Carrie Fisher）。她与贝鲁西同样在《福禄双霸天》中出演，但她很快与这部电影中的另一名男主演丹·艾克罗伊德（Dan Aykroyd）订了婚。费雪讲了一个故事。她和贝鲁西去了西好莱坞的一家俱乐部。“有一阵，我找不到约翰，然后他惊慌地找到我，说：‘哦，我的天哪，我刚才吸食了一点可卡因。’我说：‘约翰，我们现在就走。现在就走的话，不会有问题的。’”费雪回忆道，“而他呢，以非常恐惧的神情瞪了我一眼，说‘我做不到’。”

贝鲁西的嗜好以及他的强迫行为都是无意识的：毒瘾已经极为阴险且极为彻底地霸占了他的注意，以至于他无法思考其他的东西。

毒瘾的力量在于，它接管了大脑中的奖赏回路。每当人们遇到一个凸显刺激时，神经反应就会促使人们产生条件反应，一次次地做出同样的回应。每注射一次毒品，奖赏就会越发不可磨灭地编码在贝鲁西的记忆里。而对瘾君子来说，毒品与一套更广泛、更深层的神经网络联系在了一起。这些联系不可避免地和对自己是谁的理解交织起来。贝鲁西的自我意识无法和毒品诱发的感觉分离：他陷入了一个负反馈回路中，而这个神经回路只会随着他屈服于自身嗜好而不断强化。

“这是个典型事例，”《动物屋》的另一个导演哈罗德·拉米斯（Harold Ramis）这样评论贝鲁西的毒瘾，“人就是这样上瘾的，你以为自己再吸一点儿就够了，但你最终会越界，想要寻求某种长久的满足。”

和大多数人一样，贝鲁西最初只是尝试性地吸毒。他认为，这只是一种用来提供能量、激发创意的方式。当然，这种创意的一时爆发不过是昙花一现。

朱迪知道，很多线索都会刺激丈夫，让他想要狂嗨一番。比如，贝鲁西很想去《周六夜现场》（Saturday Night Live），但节目组并没有请他，这就会刺激贝鲁西；或者贝鲁西在某件事上大获成功，过于开心，也会让他产生吸毒的想法。

而贝鲁西只会给出这样的解释：“我必须这么做。”

吃还是不吃？

弗朗西斯是一名成功的作家，现居纽约。在读大二那一年的5月，她要参加印度文明这门课的考试。

“我不能很好地集中精力，总是想睡觉，而且我真的不怎么在乎分数，这让我感觉羞愧。我看着自己的两个朋友在疯狂地背诵印度各邦的名称，就开始恨起自己来，我怎么这么散漫啊！”弗朗西斯对我说。

而且第二天，弗朗西斯还有一门英国现代文学的考试。“从凌晨上床开始，我就一直昏昏欲睡。我从一个朋友那里找了一粒阿德拉（Adderall）(6)，考试前把它吃了。”几个小时后，弗朗西斯变得精力充沛。

“我没有食欲，但还是从塑料盒里挑了几粒风干的蔓越莓，我很高兴自己对吃的不怎么在乎。我回想起那样一段日子：我的身体总是感觉轻飘飘的，如此无足轻重。我怀疑，或许我不应该只轻度节食。”

“当然，我可不想像读高中时那样失控。但说实话，那时是我自己想要失控。我一直在进行一种消极的、妄想的反叛，希望其他人会留意到我纤细的手腕，或者伤痕累累的胳膊，把它们当作我绝望的声明。”

但弗朗西斯相信，她已经超越了这一切。“我告诉自己，这只是为了身体舒适和健康。对，为了健康。”

这学期结束后，弗朗西斯回家待了两个星期。她的父母都是全职工，所以她独自待在家的期间很开心。

“在某种程度上，我觉得自己那时并没有因食物感到焦虑。我那时以为自己有能力保持偏轻的体重。大多数晚上我吃圆面饼，吃鹰嘴豆泥，把它们当晚饭，但不久我开始担心起来。当我直接从塑料杯里吃鹰嘴豆泥时，我就忍不住会想自己是不是吃得有点多了。我想我吃的远超过普通一份的量了，我告诉自己应该用汤匙来吃，否则最好永远别吃鹰嘴豆泥。我开始每晚都测量鹰嘴豆泥的量，记下自己每次吃了多少。但这些规则还是感觉太模糊，因此我给自己定了鹰嘴豆泥的热量摄入。不久，我认为有必要记录自己整体的热量摄入状况。于是，我找了个蓝色的活页笔记本，随身携带。”

那一年7月，弗朗西斯搬回学校附近住，找了个很大的旧房子，这里离曼哈顿也足够近，她在那边参加暑期实习。她对自己体重的关注不断增强，虽然她顽强地暗示自己，她能控制局面，但这种关注还是近乎失控。晚餐变成了一道惩罚性地计算热量的程序。她吃得艰难而缓慢，每一口都细嚼慢咽，以免贪吃。

“晚餐我经常吃冻酸奶。我很害怕比萨，因为我特别喜欢它，怕自己吃上一口就再也控制不住。哪怕只是经过当地的比萨店，融化的奶酪气味也让我馋得不行，甚至有点儿头晕目眩。”

在周末，弗朗西斯会给自己派一些去市中心的差事，让自己有理由去那里一趟。搭乘地铁时，哪怕旁边有座位，她也会站着，因为她知道，站着比坐着更容易消耗热量，而且她还会设法拉着扶杆进行锻炼。周六下午，弗朗西斯会花几个小时逛菜市场，但其实她很少买东西。

暑假即将结束时，弗朗西斯在开学前几周回了趟家，发现母亲经常会打量自己的身材。“有一两次，她说我看起来瘦了，她的声音有点尖。我主动回避了这个话题。我告诉母亲，我正在出差，但事实上，我在当地的大百货商场里花了几小时试衣服，我认为这会有助于我变成自己想要的模样：优雅而整洁，纤美但又并非弱不禁风。我买了薄的纯棉针织衫、复古风格的宽松T恤，以及纤细合身的裤子。我买的都不是太暴露的衣服，我想，等我减掉了足够的重量，就能舒服地袒露自己的身体，不过大多数上衣的领口都很低，这样就能显出我的锁骨，我喜欢每天检查一番锁骨。”

弗朗西斯提前一周回到了学校，以摆脱父母的怀疑。“这没什么作用，因为我在学校的朋友也警觉地发现，我看起来骨架越来越细长。他们和我拥抱着打招呼时，我都能觉察到他们的手戳到了我的背，以感受我的肩胛骨有多突出。我穿了两条牛仔裤，以便让自己的腿看起来丰满一点，有时候里面还会穿一条紧身连裤袜。整个夏天，我只允许自己每天吃几粒冰糖，如泡泡糖或曼妥思。但当体重不再下降后，我认为有必要消灭这最后的恶习。于是，我就训练自己，每当我想要吃糖时，就会想象自己牙齿蛀烂的惨状。”

从最简单的层面上说，进食障碍3来自对食物相关刺激的选择性过度关注。厌食者被控制饮食的希望所俘获。事实上，许多人只能看到两个极端：完全控制饮食，或完全丧失控制。厌食症患者通常被认为有“完美主义”倾向，但这或许是在表明，他们在以刻板的方式应对失控导致的潜在焦虑。对饮食的控制变成了一种成就和安全的标志。撤销这种控制，他们就会不安，且通常极为担心；他们的饮食可能会变得混乱不堪，开始饕餮无度，暴饮暴食。厌食症很难治疗，因为这些患者的意志在控制饮食摄入方面极为坚定，拒绝做出改变。

对于有进食障碍的人来说，食物线索变得格外突出。高热量或垃圾食品被看成是特别危险的刺激。他们形成了针对这些线索的注意偏向，把这些刺激识别为对控制自己体重和身材的一大威胁。他们回避这些刺激，以减少恐惧和其他负面感受。限制食物摄入，成了让他们感觉良好的方式。

然而，这些痛苦会不可避免地反扑，导致一些人在面对食物线索时反而放纵自己。放纵饮食与限制饮食一样，也会减少糟糕的感受，虽然效果很短暂。在放纵地进食时，暴食者会完全把注意放在吃东西这件事上，从而排除了其他刺激。不久后，暴饮暴食对他们来说就成了避免糟糕心情的一种做法。但这样问题就会变得更严峻，因为暴食会导致羞耻感和厌恶感，这让人感觉糟糕。为了重获控制，暴食者又会采取种种厌食的做法。

开始读大三时，弗朗西斯就发现，自己更关心吃东西而不是做作业。“我的蓝色笔记本已经彻底变成了热量记录手册，里面偶尔还会提醒自己我很贪吃，是个胖子。我几乎从不外出。有几次我和几个朋友去了餐厅，我挑衅般地点了烤鱼或蛋清煎饼，看他们敢不敢提出异议。我每天都锻炼，虽然不像我希望的那样频繁。我经常爬楼梯回宿舍，每天至少两次，这可算是一项壮举，因为我住在13楼。”

秋天来临时，弗朗西斯的行为变得更糟了。她看了心理咨询师，还绝望地想要吃得好一点，但总是失败。“即便在思考关于吃饭的问题时，思考吃什么、什么时候吃、怎么吃，对我来说都成了折磨。我常常都计划好了，但我得挖空心思才能执行它。我对自己说：‘你应该做的是完全不吃东西，但你现在太虚弱了，不得不吃。’通常我会吃一根能量棒、一些奶酪，或随便什么东西。举个例子，假设晚上要吃一根能量棒，我会给自己定一个固定的时间。错过了这个时间，就只能怪我运气不好了。我必须在9点前吃晚餐，因此我会在8点左右就开始思考吃的问题。每天晚上，我都会来回踱步，与自己争辩吃能量棒有什么利弊。我会把外包装撕开，把能量棒放在那儿，再次踱来踱去。然后走到能量棒跟前，用指尖挖下来一小片，一边踱步一边吃掉它，就这么重复、重复、重复。25分钟后，能量棒终于吃完了。接着，我会坐下来，筹划自己第二天要怎么过。”

抑郁的黑狗

“请你描述一下，那是什么感觉？”我问道。

韦斯沉思了很长时间。

他终于开口，谨慎地描述了自己的抑郁引发了怎样的身体感受：“那是一种使人虚弱的不安和焦虑，几乎到了令人反感的地步。当我尝试理解它时，它就成了一把来回拉扯的锯。这是一种焦虑，但我又没有因为某样具体的东西而焦虑。假如你找不到自己的孩子，肚子上就会出现一个坑，身体会告诉你一些事，而你会自动知道需要做什么。但如果那个坑是你的整个身体毫无理由地压着你所造成的，那该怎么办？什么都没发生，至少你没感觉到任何事情发生。这种时候，你无法主动做任何事让它停下来。”

“哪个先出现？”我问，“思维过程还是感受？”

“我尝试找出答案，但这个过程太快，”韦斯回答道，“我很难分辨。”

在我们的谈话中，韦斯描述了自己的体验，同时，他也尝试理解抑郁如何俘获了他：“你不能简单地为了改变而行动。你在告诉自己，假如某些东西在日复一日的生活中一直不改变，保持原样，你就无法摆脱这种情形。但你也无法促使这一过程发生有利的变化，因为你无法把注意放在其他任何东西上。”

我要求韦斯详细说一说这一点，告诉我当他有这种感受时，脑子里发生了什么；那些侵扰他的、阻止他专注于其他东西的念头，到底是什么。但韦斯没回答这个问题，他不认为自己要以这样的方式抗争。他解释说，自己被他的思考方式，而不是某个具体而重复的恐惧或怀疑的念头所“绑架”了。

“它不是某件事或某几件事，它就是它自己。它不是某个我尝试停止的念头，它是这个过程。它不是‘我不喜欢自己’的念头，而是生活品质和它给我的感觉都不是我想要的。”

韦斯解释说，他总有一种消极的基线感受，那就是每天早晨刚醒过来时的状态，而他也努力改变他的生活，尝试提高这种基线水平。韦斯说：“我对自己的医生和咨询师描述过目前的状态，我目前的状态是个零，我已经让自己从负的状态变为了零。从零开始比从负数开始更容易，但之所以说零是好事，也仅仅是因为它不是负数，并非因为零本身有什么好的。”

通常，引发情感脆弱的原始触发物会从记忆中淡出，但韦斯的情形似乎不是这样。他并不认为存在某种如早年创伤、自我妨碍的念头或艰难遭遇等东西引发了他的抑郁。“它开始于意识，开始于思考，开始于自我的形成，”他斩钉截铁地回答，“存在性强迫思维开始于我最早有记忆的时候。”

虽然韦斯能想到这个思维过程引发的某些感受，但他还是认为，这些情绪并不是他不幸的根源。“‘孤独’是一个错误的字眼，因为有一些事我喜欢一个人做，‘孤独’是对一个活动的某种评价。”当我让他描述某些使他不舒服的事情时，韦斯谈论道，“如果你享受做任何事时都是单独一个人，没有人知道发生了什么，这些事还重要吗？”

研究人员还不知道导致抑郁的主要原因是强调消极面还是忽视积极面，但很明显两种过程都参与其中。现在的技术已允许研究者高度精确地研究人类的情绪反应。有的工具可直接追踪眼球的运动，从而揭示人们到底把注意集中在哪里了。同样，医学成像设备也允许研究者观察大脑，看它如何对刺激做出反应。这些成像结果提供的证据表明，抑郁者大脑的某些区域活动增强，如杏仁核、海马体以及前额叶，但在其他一些区域则活动性较弱。

对抑郁者来说，消极刺激不仅比积极刺激更容易引起反应，也更容易被锁定在记忆中。即便是一种客观上被认为是中性刺激，如某位同事的表情，也会被抑郁者以消极的角度看待、以扭曲的思维分析。

抑郁还有一个典型特征，就是会过度地总结自己的一些经历，也就是会强调以往的消极经历，还认为它们代表某种必然。比如有一位抑郁者，尽管自己的职业生涯很成功，但一度被上司责骂的经历仍让他内化类似这样的观念：“大家都不喜欢我。”某篇文章被编辑拒稿、某段关系结束了，甚至某个店员无心说出的某个字眼，在抑郁者眼里都不是孤立的事件，而是对他们自我价值的贬损。

抑郁的一个典型特征是反刍思维，即不断地、不由自主地甚至是强迫性地回到某个念头上。对于抑郁者来说，这些念头都是聚焦于自我的消极想法。如“我是个糟糕透顶的家伙”“我把所有的事都搞砸了”“我不配得到幸福”。抑郁和反刍思维之间存在双向的影响：有反刍思维的人抑郁发作和复发的频率更高，持续时间也更久，而反刍思维本身也是与抑郁有关的“俘获”过程的副产物。

抑郁的典型特征包括无用感和绝望感，它们会导致自我毁灭的行为，如从社会交往中退缩出来、暴饮暴食，或沉迷于酒精或其他药物以进行自我治疗。这些感受也会引发如失眠等身体反应，还会强化和夸大抑郁中的种种偏差。这种疾病将慢慢变成一种自我喂养的反馈环路，难以被打破。

当然，谁都可能抑郁。压力事件可能对每一个人来说都是凸显的，以前的压力源会让人们应对某个生活事件时更容易产生压力。某些人会比其他人做出更激烈的反应，而他们的敏感也会使自己更容易陷入抑郁4。也许只有追踪某个人一生的遭遇，检验某次经历如何影响了随后的反应，人们才能揭示这种消极的凸显刺激为何会令某些人束手无策，而对其他人没有影响。

韦斯沉默了很长一段时间，才向我解释：“害怕退步的感觉最糟了，害怕又退回到零以下的负数状态。即便这种感受能暂时缓和，但还会经常出现在我的头脑中。”我让他举个例子时，沉默的时间更长了。“达到稳定的状态是不可能的。因为这种恐惧，路上的一点儿颠簸都会带来灾难性的感觉。根本没有产生积极情绪的基础。”

韦斯说抑郁从他身上夺走了很多东西，让他觉得很遗憾。他说：“我经常想那些失去的时光，被浪费的好多年。那真的是相当长的时间。突然之间，好多年就过去了，而我的感受还是一样，没什么变化。”

韦斯的内心满是浓重的悲伤，他对此也承认。先是对他的生活状态感觉不满，接着因为这种感受而浪费时间，最后又为此而失落。这样的循环导致他被抑郁“绑架”。

躁狂发作

用罗伯特·洛厄尔（Robert Lowell）自己的话说，1949年，他遭遇了“一种病态狂热的袭击”。当时，有人看到这位诗人在印第安纳州布卢明顿（Bloomington）的街上一路疯跑，还大声咒骂着魔鬼和同性恋。

虽然洛厄尔被公认为是美国20世纪最伟大的诗人之一，但不可否认，他成年后的大多数时间里都在同躁郁症斗争，还经常陷入躁狂状态。

洛厄尔出生于波士顿最古老、最显赫的家族之一，他们的血统可以追溯到五月花号。(7)洛厄尔第一次把自己想象成拿破仑时才7岁。那时他就愤怒而狂躁，强迫性地记住了200名法国将军的名字。他在1936年写给埃兹拉·庞德（Ezra Pound）的一封信中表明，在洛厄尔的大部分青年时期，他很容易出现躁狂发作。“根据正常标准来看，我这一辈子都很古怪，”他甚至有点骄傲地承认道，“我有各式各样的狂热追求，通常表现为收集行为，我收集工具、鸟类的名字、弹珠、蝴蝶、蛇类、乌龟等，还买与拿破仑有关的书。”但这些收藏品很快就被遗弃了，因为洛厄尔总是三分钟热度，很快就去收集别的了，他在信中写道：“我更感兴趣的是收集更多的东西，而不是针对某一样。我抓过30只乌龟，把它们都放到井里，结果因为缺少食物，它们都饿死了。我在学校里赢的玛瑙石和弹珠比其他人都多，还慢慢地收集了数百个兵人雕像，但最后还是把他们放在够不到的架子上了。”虽然他在回忆中清楚地了解自己的古怪行为，但还是请求庞德收他做门徒：“我再一次恳请你留下我。我不会让你难过，我会带来铁与火，我不是在演戏，我的生活很清醒，我没有过分夸张。”

事实上，洛厄尔的生活一点儿也不清醒。在大学期间，他把孩提时的收藏热情转化为一系列对自己人生使命的强烈信念。洛厄尔脑中的自己有多种形象，有时候他会同时把自己看作一名英语诗歌的传承者、一名精神的先知、一名政治改革家，以及一位热情澎湃的情种，随时准备为了理想而离开这个世界。他曾经是“基督、撒旦、亚哈(8)、白鲸、美国和上帝”，任何违背他的事情都会使他无比愤怒。当他的父亲罗伯特·洛厄尔三世（Robert Lowell Ⅲ）司令官，得知自己儿子的女朋友曾私自进入其房间时，怒气冲天的司令官立刻给这位女孩的父亲写了一封信。而洛厄尔的复仇也来得迅速又惊人。他开车带女朋友去他家，把她留在车里，接着冲进屋子，挥拳把自己的父亲打倒在地。

洛厄尔对美国诗歌的评价，反映了自己生命中躁狂和抑郁的跌宕起伏：“对那些日常生活中平淡无奇的俗物，我们都有些不耐烦，其他国家才可能对它们有奇怪的耐心。琐碎无聊确实是令人难以忍受的痛苦。我们只为了崇高之事而飞跃。”洛厄尔飞跃了一次又一次，从一个崇高飞跃到下一个。1936年，洛厄尔第一次亲吻女朋友安妮后，他立刻宣称这是他永恒的爱。这一吻变成了天然磁石，让洛厄尔的整个人生围绕它进行重组。对洛厄尔来说，这意味着他们已彻底而坚定地走在了一起，跟结婚差不多。他把祖父的腕表给了安妮，庆祝他们的结合。

虽然他们很快就解除了婚约，但洛厄尔继续观察周遭环境，寻找跟他命运有关的隐含线索，他常常能在每一天的无常变幻中找到意义。雅都（Yaddo）是纽约北部的一处艺术家聚集地。当洛厄尔在这里闲逛时，两名联邦调查局特工来到这里调查那些同情政治犯的人。当时，洛厄尔相信雅都的高官伊丽莎白·艾姆斯（Elizabeth Ames）秘密且深入地参与了关于政治犯的政治活动。他很快发起了一场运动，打算把艾姆斯除名。洛厄尔组织了一次董事会议，他担任首席顾问，严加盘问目击者。洛厄尔对董事会宣布：“假如董事会不采取我们认为充分的举措，我打算找纽约的人协商，还会立马召集一次更大的会议，请雅都曾经的政要人士都参加。在那场会议上，我们将再次详细讨论这件事。”

最后，董事会发现，整个案件纯粹就是洛厄尔的道听途说。他们因为洛厄尔无凭无据就给人乱扣帽子而指责了他。

这场运动失败后，洛厄尔宣布打算重回教堂。他的朋友罗伯特·菲茨杰拉德（Robert Fitzgerald）记得，洛厄尔慢慢陷入了躁狂：“那天早晨，洛厄尔往浴缸里放了冷水，他先把手和膝盖放进去，接着弓起背，大口呼吸。他所有的动作都是严谨而精细的，而且他觉得像是有一根钢针进入了他的身体，让他走起路来直挺挺的。”几个星期后，有人发现洛厄尔在布卢明顿的街上乱跑。不久，他就被送进了马萨诸塞州东北部的一家私人精神病院。在一封写给乔治·桑塔亚纳（George Santayana）的信中，洛厄尔说自己有相当丰富的体验。在给威廉·卡洛斯·威廉斯（William Carlos Williams）的信中，他说医生学的东西跟他一样多。而在另一封信中，他声称“我要去另一座雅都，但这次我将大获全胜”。

洛厄尔在余生不时地经历躁狂发作。1958年，在写给庞德的一封信中，他说：“你认为，像我这样经常发疯的一个人能参加并赢得竞选吗？我心里惦记着国家参议院的职位。”

奖赏性刺激，比如成就和好评，对于像洛厄尔一样容易躁狂发作的人来说格外凸显。躁郁症患者会以不正常的积极情绪期待或回应奖赏。自然，每个人都喜欢被赞美，但如果你告诉一个躁狂者，说他们在某件事上表现卓越，他们的快乐通常要比其他人持续得更长久。

于是，躁狂者很有动力追求成就，而随之而来的鼓励又会增强他们的动机。很多事在他们眼里都可能具有特殊意义，如在考试中拿了高分，或受到朋友和同事的恭维，然后他们就会下结论认为自己拥有某种罕见的天赋。洛厄尔也经常这样。而这种结论就会变成一种自我实现的预言，因为躁狂者会仔细观察他周遭的环境，寻求证明他们天赋异禀的迹象。渐渐地，他们整合了各种此类线索，利用风马牛不相及的东西编造各种难以置信的故事，这使患者彻底与现实脱节，从而产生妄想甚至幻觉。

对大多数躁郁症患者来说，躁狂与抑郁结合在一起，他们的情绪常常剧烈波动。躁郁症患者同时被积极刺激和消极刺激所俘获，但躁狂是这一病症的典型特征。

惨遭背叛

1950年，十七八岁的诗人西尔维娅·普拉斯在日记里写道：“我很沮丧吗？是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不可能成为神明，成为普世皆知的人，或成为其他类似的人……我想尽可能充分地表达我的存在，因为我偶然想到，这样我就可以证明自己存在的合理性。”虽然年纪那么小，但普拉斯还是毫不掩饰地描述了一位雄心勃勃的女性在这个时代面临的挑战——社会对女性的双重标准、不得不在职业和婚姻之间进行选择的沮丧，更不用说两者兼得看起来毫无可能。普拉斯有足够的天赋和动机，她的远大追求一点儿也不像是妄想。

然而，普拉斯也备受折磨，她8岁那年父亲去世的经历，使她心里总是有一种深深的被遗弃感。这影响了普拉斯和母亲的关系，她甚至认为母亲要为父亲的死负部分责任。这也影响了她与英国诗人特德·休斯（Ted Hughes）的婚姻。普拉斯后来这么描述休斯：“他弥补了我因丧父而产生的巨大悲伤。”

普拉斯对被遗弃的强烈恐惧，也导致了她对背叛的担忧。她于1958年写道：“休斯对女人不忠的情形唤起了我的恐惧，这种恐惧与我对父母和死亡女神的关系的恐惧是相同的。”这种不信任持续地召唤她，让她回到父亲死后的空虚中，从而造成了一种矛盾：即使普拉斯正在坚决地依靠写作开辟一条新路，但她还是冒险把自己的身份界定为一位妻子。

1956年，普拉斯获得了富布赖特奖学金（Fulbright Scholarship），进入了剑桥大学，在这里遇到了特德·休斯。他们在几个月后结了婚。这时，除了被认为是该校最有魅力的性感男人外，休斯已作为一名诗人崭露头角。休斯后来成为英国的桂冠诗人，但在与普拉斯结婚的最初几年，休斯在伦敦的文学圈里就已享有一定的权力和名声。普拉斯渴望与丈夫一起写作，分享田园诗般的时光，但她不是在忙着打字录入丈夫的手稿、当他的代理人，就是照顾孩子，不过她仍觉得丈夫是个天才，为了他，无论如何牺牲自己的时间、花费自己的精力，在普拉斯看来都是有价值的事。

1961年8月底，这对夫妇离开了他们在伦敦的狭窄公寓，搬到了德文郡（Devon）北部一个老镇子，离喧闹的伦敦有四个小时的车程。即便对逃离都市生活有所怀疑，普拉斯还是义无反顾地投身于努力打造完美人生的劳动中：装修房屋、修理草坪、结识邻里，同时还生了第二个孩子。

最重要的是，这是普拉斯有生以来第一次拥有私人空间写东西，她有了一张宽大的办公桌。普拉斯开始在这里写她到当时为止最复杂的诗，准备把它们结集出版，还给杂志写短篇小说，同时还在编辑她第一本小说的手稿。这本小说名为《钟形罩》（The Bell Jar），取材于她的大学往事：当时，普拉斯自杀未遂，在精神病院里待了一段时间。从那时开始，虽然普拉斯对大大小小的挫折和快乐还是极为敏感，但是她的精神状态开始变得相对稳定。她曾在日记中如此写道：“就像我的生命被两股奇特的电流控制着：欢乐的正电流和绝望的负电流。无论哪一股正在流动，都会占据我当下的生活，像洪水一样淹没它。”她的诗里也充满了这种界限不明的敏感。一方面，普拉斯敏锐地观察外部世界；另一方面，她内心的世界充满了情感和想象的张力。内外两个世界的边界在她那里相互渗透，变得格外模糊。她就一直生活在这种状态中。

次年5月的一个周末，续租了普拉斯伦敦公寓的年轻夫妇杰克和阿西娅来普拉斯家里拜访。休斯与阿西娅的绯闻也很快传到了普拉斯的耳朵里。

这种感觉出现在普拉斯在他们拜访的第二天写的一首诗里：

然而，当普拉斯的母亲（有什么问题时，普拉斯通常都会向母亲坦白）不久后来看她时，她还在坚持描述某种幸福的错觉：“我拥有了自己生活中想要拥有的一切：一个杰出的丈夫、两个可爱的孩子、一个温暖的家，我还能写作。”

在这对夫妇第一次拜访的6周后，普拉斯仍然被自己的猜疑搅得心烦意乱。一天下午，买完东西回到家，她听到了电话铃响，虽然休斯很快跑下楼，努力想第一个冲到电话旁，但她赶在丈夫拦住她之前抢到了听筒。普拉斯听出了电话里伪装的女声，对方要找休斯。两个人心怀鬼胎地聊了几句，对话极为简短，而普拉斯的内心震惊不已。

那些绯闻看来是真的。挂掉电话后，普拉斯把电话线拽断了。让她一直担心的情感破裂就这样发生了。这种背叛可以说摧毁了她的身份认同。普拉斯被激怒了。她为休斯牺牲了那么多，但他不仅与另外一个女人背叛了她，还在他们两人同居的事上向她撒谎。普拉斯对朋友伊丽莎白·西格蒙德（Elizabeth Sigmund）描述她的痛苦：“你把自己的心全部给了一个人，而他不想要它时，你就无法把心拿回来了，它永远地丢失了。”

从这时起，在普拉斯的日记、信件和诗歌中，她开始经常详述自己受到的公开羞辱，无论是八卦的村民提出的窥探性问题，还是伦敦文学圈的冷嘲热讽。她预见到休斯的名气将会在余生中折磨她，她将永远不可避免地听到休斯的新作品、新得的奖，以及新收获的声誉。“我现在认为，我生了孩子，写了小说，这吓坏了他。他想要的就是个不能生育的女人，像他妹妹和那个女人一样，不写东西，只是崇拜他。”普拉斯这样自我安慰地写道。

普拉斯与休斯发生了激烈的冲突，而普拉斯决心与对方一争高下，绝不妥协。“休斯也许是个天才，”她写道，“但我也有智慧，他无法阻止我。”普拉斯开始以安眠药来对抗失眠，但在凌晨时分，药丸的作用会消退，这时她就开始写作。在普拉斯的描述中，这个时间也是一天里她感到最抑郁的时期。她的医生建议她可以利用这段时间，这时孩子还在睡梦中，她可以写点东西，而不是翻来覆去地折腾。于是，普拉斯开始一天写一首诗，那段时间她写出了自己最好的作品。

到了1962年10月，普拉斯居然已写了25首诗。她还向朋友描述，说自己的灵感突然爆发，一口气完成了它们。她在无数的信件中解释说，她一直都相信自己需要一种稳定和安心的家庭生活以便写作，但现在所有的一切都陷入了混乱，“就好像家庭生活扼杀了我”。

然而，这种顺利的写作期并没有持续很久。在普拉斯生命的最后几周，这种创造性的能量不再爆发，而一场风暴让她的生活完全陷入了黑暗。普拉斯想要进一步释放自己，远离休斯，于是她尝试与某个密友开始一段浪漫关系，此人是一位很有影响力的编辑，但他拒绝了普拉斯，这让她万念俱灰。《钟形罩》于1963年1月在英国出版，但在美国没能引起出版商的兴趣。同样，普拉斯在美国出版的第一部诗集问世之后也是反响平平。她的诗作被一位又一位编辑拒绝，许多人认为它们令人担忧。同时，伦敦的天气前所未有得寒冷，疾病肆虐。普拉斯和她的孩子不断患流感，而休斯频繁地来看孩子，这严重干扰了她，让她无法写作。

在生命的最后几天里，普拉斯的心情明显改变了。她与家里的女佣吵架，与休斯的关系也越发紧张，对方威胁要诉诸法律，告她诽谤。普拉斯刚从一场严重的呼吸道感染中恢复过来，两个孩子又患上了流感。2月初，医生诊断说她得了病理性抑郁症，希望通过抗抑郁药治好她。阿西娅那时也怀孕了，尽管她会在几周后打掉胎儿，但现在不清楚的是，普拉斯在死前是否知道这次怀孕的事。

在普拉斯临死前写的一首诗中，她这样描述了不久后的自杀：

我很快就要疯了

最终俘获弗吉尼亚·伍尔夫的是她的恐惧。1941年，伍尔夫自杀身亡，时年59岁。根据她的侄子、传记作家昆廷·贝尔（Quentin Bell）的说法，在此之前，伍尔夫至少两次自杀未遂。恐惧伴随了伍尔夫几十年，至少从她13岁时就已出现了。当时她母亲死了，那是她第一次情绪严重崩溃。昆廷写道：“从这时开始，她就知道自己疯了，而且还会再次发疯。”之后几年，伍尔夫又经历了几次疾病发作，一位神经科专家诊断她神经衰弱。伍尔夫有很多焦虑症和抑郁症的典型表现：忧虑、失眠、易怒、易兴奋、头痛、刺痛感、头晕，对失败感到痛苦、羞耻和内疚，以及对未来的绝望。她还有其他常见的症状，如讨厌自己的身体、不想吃东西、偏执妄想，以及偶尔对他人抱有敌意。她的丈夫伦纳德·伍尔夫（Leonard Woolf）相信，妻子患有躁郁症，昆廷也同意这一点。

虽然伍尔夫的状态多次都很糟糕，有几次时间还很长，但在大部分时间里，伍尔夫既不抑郁也不躁狂。她的信件和日记，她的小说和散文，她的大量阅读和众多评论，她的同事、熟人和朋友都可以证明伍尔夫充沛的能量、乐观的精神，以及高尚的职业道德。这些都表明，长期以来，伍尔夫很健康，她有才华，甚至可以说她是个天才，她很容易快乐起来、喜欢社交、有幽默感、充满魅力。她的朋友、作家里顿·斯特拉奇（Lytton Strachey）曾经说（抛开当时两人之间的爱情），伍尔夫是任何人都想拜访的那种人。然而，即便状态很好，伍尔夫还是对某些刺激很敏感，比如噪声；生病时，她也经常被头痛、失眠、兴奋和注意涣散所困扰。伦纳德相信，这些症状是潜在危险的迹象。伍尔夫的创造力和幻觉之间的界限，以及社交热情和不可控制的喋喋不休之间的界限，并不总是那么清晰。

伦纳德经常认为，伍尔夫要么对刺激过于敏感，要么过于劳累。甚至在他们结婚之前，伦纳德就发现她的病情很重。随后几年里，伍尔夫的病情变得更糟糕。伦纳德知道，伍尔夫的思绪会迅速而彻底地陷入混乱，变得不理性、危险和病态。伦纳德说，为了避免崩溃，伍尔夫需要立刻退缩到一个“安静的茧”里，进入一种接近冬眠的状态。他对生活的坚持、他想要的乐趣和自由，都因伍尔夫而止步不前。害怕失眠也是导致伍尔夫焦虑的一个原因，她害怕自己变得不可控制。所有针对她的无伤大雅的批评和玩笑，都会在伍尔夫心中回响，她也明白，自己的情绪反应太夸张了。“我把鸡毛蒜皮的小事带回家，到了半夜，它们就会放大，变为赫然裂开的伤口。”她写道。

伍尔夫十分沉迷于这种通过写作表达自己的本能，以及这样做所带来的快乐。她的日记中书写了很多文学作品、形而上学、政治观点和个人的关切，显示出她不断变化的心境。先是抑郁：“陷在椅子里，几乎不能坐起来。一切都平淡无奇、无味、无色。休息的欲望十分强烈……只想一个人在户外待着……我的写作能力像某种不可思议的东西，属于别人，我再也不会拥有它。头脑一片空白……了无生趣；但感觉似乎更习惯于存在了。弗吉尼亚·伍尔夫的性格和气质完全沉没了……难以思考要说什么。自动阅读，就像一头牛在反刍。睡在椅子上。”

慢慢地，伍尔夫的心情好转了：“身体感觉疲劳，但脑子稍微能运作一下了。开始注意……更清晰、更轻快。我原以为自己可以写作，但还是抗拒或发现这不可能。想要读为星期五准备的诗，这让我感觉自己的个性又回来了。读了一些但丁和布里奇斯（Bridges）的作品，理解起来没有困难，主要是乐在其中。现在我打算写笔记，但不想写小说。”

然后，伍尔夫记录了心情和感受明显变好的过程：“每幅景象、每个单词的提示力量都大大增强了。”几个星期后，伍尔夫就预感到痛苦要卷土重来，也感受到了它的存在：“哦，它开始了，它又来了——恐慌——身上感觉像一阵疼痛的波浪淹没了心脏——折腾我。我不高兴，不高兴！感到失落——天哪，我只愿自己死掉……我希望自己只有几年活头。我再也不能面对这种恐怖了——其波浪扩散到我全身。它持续下去；好几次，带着各种恐慌……为什么我这么无能为力？它不可信，也不可爱。我的生命为何会有如此多的废物和痛苦，它就是原因。”

伍尔夫如此总结这种恐惧：“我希望它能在我的脑子里生活一周。它受到极其狂暴的情感波浪的冲击。怎么回事？我不知道。它从我清醒时开始出现，而我从来都不知所措——我该高兴吗？我该痛苦吗？”

伍尔夫的日记和她的某些信件都给人一种感觉：她对自己的性格和脆弱有一种复杂的感受。比如，伍尔夫明显懂得，她的疯狂有相当高的文学价值：“我敢向你保证，发疯这种体验很吓人，别人不能嗤之以鼻；但在发疯的过程中，我依然能找到可写的大部分东西。”这样的场景就是“我该怎么表达它？它有神秘之处，有些事发生在我心中，但它没有留下印象。它把自己封闭起来，变成了虫茧”。

伍尔夫看不起迁延时日的休养治疗法，这是医生针对她的病情给出的方案。她觉得，月复一月地过度进食以及强制身心不活动很不人道，特别是有时她觉得自己可以读书写作，却不能这么做。“没有什么比这更悲惨……我不指望医生倾听或理解。”有一阵子她这么写道。治疗只会让她对自己的症状更为困惑，也更害怕，因为它们的发作预示着会有一种更糟糕的治疗过程，在伍尔夫看来，这比症状本身还吓人。在治疗进行到第八个月时，她这么写道：“我觉得我实在不能继续忍受这种折磨了，我的意思是，很快我就会跳下窗去。”

前后算起来，伍尔夫在崩溃和恢复之间徘徊长达几十年，但她非同寻常的创造力也伴随了她多年。考虑到这一点，我们有充分的理由推测，她也许同样能从最后一次病情发作中复原。但这次发作为何会有所不同呢？自然，当时的世道格外艰难、晦暗和不祥，即将到来的厄运可能恶化了伍尔夫的精神状态，也似乎是她内心状态的一种写照。1941年，伍尔夫面临的问题不只是担心自己会发疯，她（以及整个世界）还担心纳粹德国即将入侵。她和伦纳德以及其他许多人，都在讨论万一德国人入侵，他们具体该怎样自杀，他们已经认定自己无论如何都会死。1941年3月初，伍尔夫给一位朋友写信，说“你是否像我一样觉得……现在就是最糟糕的时期？我的确这么想。我对伦纳德说，我们没有未来”。

然而，最终让伍尔夫难以承受的显然是她内心的混乱，而非整个世界的混乱，内心的混乱最终从伍尔夫那里夺走了任何可能复原的信心。治疗她的医生在3月12日这天写道，伍尔夫承认她感到绝望，沮丧到了谷底。她常有这种感受，但眼下的这次尤其令人感到无力。3月21日，伍尔夫告诉医生，她的传记作品是“失败之作”，她说自己失去了这门技巧，还承认当无法写作时，她就开始擦地板。她那时可能很激动，无法入眠也无法思考。在伦纳德的催促下，3月27日，伍尔夫最后一次去看了医生。尽管伍尔夫承认，她害怕自己会失去写作的能力，但这次会面没什么效果。伍尔夫宣称自己没什么问题了，完全没必要接受咨询。当然，她也不会回答任何问题。第二天，伍尔夫就自杀身亡了。

伍尔夫留下了三本自杀笔记，两本给了伦纳德，最后一本给了她姐姐瓦妮莎·贝尔（Vanessa Bell）。这最后一本最能让世人理解伍尔夫的内心，她这样写给瓦妮莎：“我现在肯定，我很快就要疯了。这次和第一次发作时一样。我总是听到各种声音，而且我知道，我这次无法熬过去……我再也不能清醒地思考了……我曾跟它抗争，但我再也做不到了。”

不堪重负

这是一个医生所能犯的最令人痛心的错误。他错误评估了风险，损失也难以挽回。

梅奥诊所的精神病科主任霍华德·罗梅（Howard Rome）医生，与患者详细讨论了自杀这个话题。他们谈到了患者父亲的自杀，患者自己的自杀“冥想”，甚至他以前对自杀的尝试。

1961年7月，就在罗梅医生把欧内斯特·海明威（Ernest Hemingway）从医院放出去几天后，这位作家用步枪射杀了自己。四个月之后，罗梅医生尝试回答一个问题，他已不止一次问自己这个问题。而现在，海明威的妻子直接向他发问：我们原本可以做些什么？

在写给海明威妻子的信中，罗梅医生认为海明威被自己可能再也无法工作的念头缠住了。罗梅医生从海明威身上观察到了激越性抑郁症的一些典型表现：丧失自尊和价值感，因为没有为家人、朋友以及无数依赖自己的人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而产生了一种焦灼的内疚感。这些症状最终促使罗梅医生采取了电休克治疗法。

海明威还表现出一种强烈的忧郁型执念。他无法信任自己的律师和财务顾问。罗梅医生在信中这样说：“好几个星期了，我们一直在谈论他毫无根据的坚持到底有何意义。他认为，倘若没有成为一名合法的爱达荷州居民，自己就会破产。我们的谈话不断地回到对未来的设想，比如说当爱达荷州的永久居民，与在欧洲甚至非洲的某个地方定居相比有何利弊。”

同时，海明威也开始密切留意自己的健康状况。他通常会仔细检查护士对他血压的测量记录，还会详细记下他的体重，以及踩在体重计上时他穿了什么衣服。

在和罗梅医生讨论时，海明威还主动提起了自杀这个话题。

我联系了海明威在最后几年中的一位亲密知己。“见到海明威时，我大吃一惊。从前，他性格活泼，对任何东西都有兴趣，总是吸引大家表达自己，而那段时间他并不忧郁。”瓦莱丽·海明威（Valerie Hemingway）说道。她第一次在西班牙见到海明威是在1959年，当时她19岁。不久之后，她就在海明威身边扮演了多重角色：女儿、缪斯和雇员。海明威死后，她嫁给了他的儿子格雷戈里。

瓦莱丽继续说：“我在西班牙过得很惬意，我们每天晚上11点才会坐到餐桌旁用晚餐，而离开餐桌通常是在凌晨两点，甚至可以聊到凌晨三点。在有些情况下，海明威要大家陪着自己谈笑风生还有一个明显的原因，那就是他不想上床睡觉。”

虽然海明威的写作生涯很成功，名声也很好，但他面临着诸多令人沮丧的挫折：他那时已是第四次结婚了；他在多次车祸和飞机意外中受了重伤；他的许多亲密朋友都死了。海明威亲身经历了抑郁症。不过，通过旅行，通过良好的社交，最重要的是通过写作，他常常能克服抑郁。

但是，在海明威离开西班牙之后，情况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瓦莱丽回忆道：“1960年1月，当我去古巴跟他待在一起时，我看到了一个完全不同的海明威。”正是在海明威的新家园古巴，他开始不堪重负。瓦莱丽说，这种不堪重负使海明威陷入更艰难的境地，而他挣扎着想要振作起来时也变得日益憔悴。

回到海明威在哈瓦那的心爱住所瞭望山庄（Firca Vigia）时，他发现自己陷入了一种糟糕的无望处境。美国驻古巴大使菲利普·邦斯尔（Philip Bonsal）于4月的一天晚上拜访了他。邦斯尔和海明威一家维持着多年的友情。“邦斯尔告诉海明威，他必须得离开古巴。”瓦莱丽回想起来，那时她跟这两个人坐在一桌，听他们交谈。海明威不想走，他说他住在古巴没有别的目的，而是因为这里是一个珍贵的家园，是他的写作圣地。邦斯尔走近一步，说了“叛徒”这个词。最后，邦斯尔再次强调：海明威必须马上离开。

海明威想着“叛徒”这个字眼，瓦莱丽说：“这让他担心不已，浮想联翩，他明白这个指控威力巨大……一旦某个词被广泛传播，它就会被人接受，变成一种定义标签。这令他格外不安。”

这种威胁也意味着海明威要放弃瞭望山庄。而就在这里，他有很多雇员，他将他们视作自己的亲密朋友，其中一些人与他一起工作了好几十年。这种威胁迅速颠覆了海明威的安定感。“一个一丝不苟的人对于意料之外的变数会非常困扰，”瓦莱丽·海明威说道，“我在海明威身上清楚地看到了这一点……失去瞭望山庄对他来说是一种真正的负担，因为在这里他有很多朋友。他总是喜欢有一群可靠的人聚在自己周围，与外面的世界隔离开。”

就在第二年春天，海明威又遭到了一次打击：他的视力开始下降。海明威以前几乎每周都读三本书，但是视力下降后，他就很难再读书了。此外，他每周两次的外出，他去皮拉尔（Pilar）钓鱼的事，以及对视力要求较高的事，如观察水中的游鱼和涟漪，也都不可能了。海明威过去所做的一切，也是他喜欢做的事，的确都要求他有良好的视力。

海明威确信自己的生活已变得岌岌可危，充满了不确定，他又把注意投向了一个焦虑了很久的老问题上：他的经济状况。早在1928年，恐惧的种子就在他心里种下了。当时，海明威目睹父亲因为一个糟糕的房产投资吞噬了家里的大部分积蓄而心情糟糕。不久，父亲就自杀身亡了。海明威不得不翻阅一大摞不平衡的支票簿、未收回的票据以及未付的退税，以确定父亲身后到底留了多大的烂摊子。现在，他对钱财的担忧加重了，因为他看似安全的经济状况突然之间被彻底颠覆了：在20世纪50年代，他的会计报告说没给海明威缴足税金，因此这位作家还需要向美国政府支付总共五万美元的欠款。事实证明，当年他写作和版税的收入比他想象的要少。海明威第一次发现自己被钱难住了。“海明威觉得自己很穷。他觉得不能信任周围的人，”瓦莱丽解释说，“某一年你觉得自己很富有，但下一年你就什么都没有了。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他开始习惯这一点。”

所有这些问题都加重了海明威的失眠，而晚上长时间不休息，只会让他第二天的写作计划泡汤。到了最后，无法写作成了海明威绝望的核心。“他酷爱写作。对他来说，写作比任何东西都重要，”瓦莱丽说，“他觉得，如果自己不能比以前写得更好，那么活着就没意思。在这个特殊的春天，当他起床打算写作时，他的确受了刺激。他的整个性格都变了，他变得暴躁而忧郁。”

海明威的恐惧很快开始加剧：他担心其他人会暗害他，担心妻子会离开他，担心他的律师没有汇报赌博赢了的4 000美元，担心他因为在《生活》杂志（Life）的一篇小说中对一位著名的西班牙斗牛士的描写而遭受强烈指责。

1960年夏天，当瓦莱丽第二次去西班牙看海明威时，她看到的是一个憔悴的、像被遗弃的人，就像是一年前她见过的那个人的鬼魂。“我觉得那个人已不在那里了，”她说，“我根本无法以任何方式让他敞开心扉。”

事实上，海明威的某些偏执念头是源于现实的。从20世纪40年代开始，美国联邦调查局就在追踪他的行动。当时的联邦调查局局长埃德加·胡佛（Edgar Hoover）决定，密切关注海明威在古巴的活动。但聚焦于他的脆弱，只不过是放大了海明威的偏执罢了。曾帮助海明威克服恐惧的创造性，以及写作时的想象力，已调转矛头攻击他自己了。

的相同机制

驱车回家的那天晚上，拉尔夫·霍夫曼（Ralph Hoffman）买了一份外卖放在后座上，那是一份热气腾腾的咖喱饭。他留意到，一路到家所经过的每个路口，交通灯居然都是绿色的。

一开始，霍夫曼还没意识到这一连串的巧合，直到第四个路口，他突然发现自己马上经过第五个绿灯。这种情况非常罕见。“我忽然觉得不可思议。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是什么力量在控制绿灯？于是，转瞬之间，我有了一个偏执的幻想——我确信，某种外部力量正在控制交通灯。”

霍夫曼是耶鲁大学精神病研究所的专家兼主任，他通过这件事描述了精神病患者的体验，他们通常能从日常巧合中发现隐秘的含义。“如果我当时有精神病倾向，”霍夫曼说，“我一定会抓住这个惊人的巧合。”

我把自己的俘获理论讲给霍夫曼时，他意识到，我不仅描述了大多数精神病患者的体验，也描述了他那晚的状态。他认为，俘获已不可避免地在人们的生活中引发了连锁反应：人们赋予某些刺激意义，使自己的注意逐渐偏离，并观察周围环境以寻找相似的刺激。霍夫曼认为，这是一个自动化过程。一旦注意被某种刺激吸引，人们就会在所处环境中发现以往没有发现的刺激，以及意义的来源，而这只会令人更加过度警觉。或者用霍夫曼的话说，患者“想寻找那些驱使他们发疯的东西”。

注意窄化的循环很可怕。因此，精神病学家很想知道，为什么有些患者最终会康复。怎么做才能打破这一循环？

霍夫曼提出，精神病可以从俘获的角度来理解。有研究发现，总人口中约70%的人在隐隐约约睡着之前都听到过某种声音（该研究还表明，长期缺乏睡眠会让人们很容易就产生这类体验）。这种“正常”的体验与精神分裂症5患者体验到的强烈幻觉和妄想有什么区别？霍夫曼解释道，对容易患有精神病的人而言，入睡前听到的某种声响具有不可抗拒的权威，它是凸显的6。说到底，如果一个精神病患者没被他的妄想俘获，他就不可能继续妄想下去。霍夫曼说：“这是一个最重要的指标，它能告诉我们患者是否正逐渐康复。如果他能够忽视这些声音，那么它们可能很快就会消失得无影无踪。”

在霍夫曼看来，躁郁症就是对某种情绪状态的成瘾7，带有高度的强迫性和激励性。躁郁症患者被他们自身的特殊感俘获了8，接着又被任何能支持这种感觉的证据再次俘获。躁郁症的躁狂阶段特点是，一系列高度凸显的线索能强化个体非凡的自我价值感。与此同时，躁郁症患者通常会忽视某些潜在的驳斥这种自我价值感的相关证据。这种注意偏差将会导致患者相信，他们拥有某种罕见的天赋9，比如能洞察人类的起源，或与天神有格外紧密的联系。因为狂热的信念获得了支撑，就像罗伯特·洛厄尔突然相信他被赋予了某种特殊使命那样，任何可能打破这种确信感的线索都会很快被忽视或消除。

无论是精神病还是躁郁症，主要的药物治疗（也就是所谓的第二代抗精神病药）都是针对凸显的神经回路，这毫不奇怪。通过抑制人们对某些凸显刺激的投入，这些药物允许患者在某种程度上再次控制他们的注意。不幸的是，患者常常发现这些药物削弱了他们所有的反应，让他们的情感世界变得平淡无味，让他们的日子变得索然无趣。

抑郁症患者的心理过程与躁郁症患者的恰好相反。他们对环境中的另一套线索变得过于警觉：“我让父亲失望了。我是个糟糕的失败者。没有人会爱上我。我将永远孤独下去。”或者，他们可能将自己对这些线索的解释向外投射，认为世界是冷漠无情、缺乏公正的：“为什么坏事总是发生在我身上？”为了缓解这种令人窒息的自我厌恶感，抑郁者经常从药物、酒精或食物中寻求安慰，而这些东西只会令他们更缺乏价值感。

当我们讨论这些情形时，霍夫曼医生一次又一次地谈到一个关键的悖论。我们都很容易被俘获，都需要在朝自己狂轰滥炸的随机刺激中寻找意义。然而，对大多数人来说，这种敏感性被抵消了：我们有能力重新定向自己的注意，不让它到处乱逛。霍夫曼坚持认为，正是这种反抗力把很多患者从“被绑架”的深洞里拽了出来。毕竟，他在自己患者身上看到过这种能力。

不过，这场战斗就像是在爬坡。霍夫曼也承认，大脑发现凸显刺激的驱动力，可能与寻找快乐或奖赏的驱动力一样强大。他说：“人们通过体验来寻找凸显刺激，要么通过感官，要么通过内心的状态，如信念、意象和记忆。当大脑被这些高度凸显的体验绊住，从而无法继续进行日常的心理活动时，就会产生精神疾病。”

俘获会在没有任何精神疾病症状的健康个体身上起作用，也会在被精神痛苦麻痹的个体身上起作用。俘获的过程不是精神病理的同义词，它也绝不是导致精神疾病的唯一力量。相反，它是一种普遍机制。通过它，我们能更好地理解从日常生活到极端案例中的一系列精神痛苦。

这种貌似不相关的各种经验背后的相似性将会促使人们重新思考目前对精神痛苦的理解。在过去的35年里，精神病学诊断的标准是患者的症状。随着时间的推移，贴给一系列症状的名称标签被人们接受，被当成了引发患者痛苦的原因。结果，这些标签，比如“躁郁症”和“抑郁症”，就被认为是解释而非描述。悲剧的是，这种混淆导致了注意的偏离，大家已不再关注精神痛苦与大脑机能之间的核心关联。

不过，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在貌似不同的精神状况背后存在一种普遍机制。比如，有研究证明，五花八门的精神治疗，无论是药物治疗还是心理治疗，对一系列精神障碍都是有效的。几种精神类药物治疗焦虑和抑郁症的效果良好。左洛复和百忧解等抗抑郁药被批准用于很多精神疾病的治疗，如重度抑郁症、强迫症、惊恐障碍、创伤后应激障碍、经前焦虑症以及社交焦虑症。同样，所有这些疾病的共同特点都是凸显刺激激活了关键的神经回路。不断有研究显示，抗抑郁药正是通过减少对这些刺激的情绪反应而起作用的，从本质上说，这些药物有助于抑制俘获引发的激活。

长期以来，人们忽视了关于在各种精神痛苦背后，甚至在艺术和精神超脱中存在一种普遍的神经机制的研究发现。我希望，通过检验俘获在个体身上的影响，人们将理解某些刺激如何以及为何会霸占自身的注意。只有这样，人们才能找到更有效、更安全的策略，以便治疗种种极易令人衰弱的俘获模式。

知识延伸

1. 英国心理学家约翰·鲍尔比（John Bowlby）在整个职业生涯中都在研究依恋，这是类之间形成的一种独特的情感联系。鲍尔比由一个保姆抚养长大，在他四岁那年，对方离开了他们家。在他母亲看来，这很危险，因为孩子总是不断要求得到关心和疼爱。在他七岁那年，鲍尔比被送进了寄宿学校。多年以后，他谈到了自己早年的学校生活：“不快乐的情绪在一个孩子身上不断积累，因为他在黑暗的隧道里看不到尽头。一个学期的13个星期就像13年那么长。”

拿到医学学位之后，鲍尔比决定接受培训，成为一名精神分析学家。但不久，他就发现自己卷入了儿童精神分析不同派别的斗争之中；尽管他最终选择了著名精神分析学家梅兰妮·克莱因（Melanie Klein）作为导师，但鲍尔比无法接受克莱因的观点，即行为主要受到内驱力的激励。相反，鲍尔比坚持认为，环境、孩子对周围世界的感受和体验，将塑造他们的内心生活。

到了最后，克莱因的“客体”概念赢得了鲍尔比的认同。客体可以是一个人、一个东西或一个观念，它们被心灵赋予了某种象征意义。很快，鲍尔比就把客体重新命名为“依恋对象”。他将把自己职业生涯大多数的时间投入到构成依恋对象的人类经验中。在生活的各个阶段中，它们都是人类经验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与特定个体建立强烈情感联系的倾向是人性的基本成分。”早期童年依恋特别重要，因为它们影响个体的心理发育，以及成年后的精神健康。

鲍尔比确信，依恋的生物学根植于人类的进化史中。依恋增加了后代存活和繁荣的可能性；它推动了强烈情感联系和社会纽带的建立。不过，鲍尔比的许多问题仍然有待回答，比如，形成依恋关系的神经学基础是什么？为什么它们有时候会失效？

2. 杰伊·德费奥觉得，她真正的自我在形状和绘画里。15岁那年，苏珊·桑塔格（Susan Sontag）被文字迷住了。在语言中，她发现了一种适合了解自身欲望的形式：在青春期和成年初期的日记中，她通过一系列的捕捉来记录辨别自己身份的过程。

1948年5月26日，桑塔格在日记中写道：“孤独永远存在，不可改变。奇怪的是，我觉得自己的意识变得更敏锐了，那是一种疯狂而饱受挫折的、想要彻底坦白出来的渴望。天哪，我永远都不会说我真正的感受是什么！”

然而，这种渴望与现实相抵牾——“周围的一切会把我淹没”，“真正的‘我’”被掩埋在“平庸之徒的大部队里，有一种被活埋在山底下的感觉”。对年轻的桑塔格来说，寻找真正的“我”等于永无止境地创造自我。她把自己建构成一种由俘获她的碎片做成的东西；这是一个开始，它将在永恒的重塑状态中逐渐变成一座大厦。

“在那些转瞬而过的时刻中，它们过去得太快了，就像我确定今天是圣诞节，而我此时正幻想在一个悬崖上蹒跚而行。”1948年12月25日，她如是写道。维瓦尔第的B小调协奏曲滑过这位早熟的15岁少女心头：“我用自己的身体去倾听，作为回应这种激情和悲伤，我的身体开始疼痛……肉体上的‘我’感觉到了难以忍受的痛苦，然后是一种沉闷的焦躁。这时，在旋律中营造的世界突然闪烁，又突然没了光芒。”

这种音乐所带来的感官上的和完全抽象的体验，唤醒了桑塔格体内一种纯粹可能性的意识，把她送到了一个远离父母期望和社会习俗的领域中：“我千万别想太阳系——别想横跨数不清的光年的无数的银河系——别想无限的宇宙。”

随着音乐逐渐走向尾声，日记开始转向内心，在犹豫和兴奋之间找到平衡。“我问，什么让我如此混乱？我怎么才能诊断自己？”慢慢地意识到了她自己性别的存在，桑塔格写道：“我的性取向令我不安。我现在感觉我有同性恋倾向，写下这一句时我很不情愿。”这样的声明在20世纪40年代的美国可谓激进，因为当时的女人被期望升华她们的性欲望，而同性恋在那时被认为是一种病。

当1949年年初进入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时，桑塔格的欲望被束缚住了。她写道：“我在爱，就是在爱！”回想起她第一次与一个女人发生性关系，这位年轻的作家描绘了一种纯粹释放的时刻：“一切都如此紧张，我的心头受了伤，但在面对她的紧张中，在她的身体压在我身上时，在她的嘴和手的爱抚下，这一切都消失了。”

“我该怎么办？”桑塔格问道，随后只是给了一个含糊的回答，“当然是，自由自在。”对桑塔格来说，自由自在最终意味着不受限制地追求性快乐，无论是与男人还是与女人。“我从来没有真正理解，你能活在你的身体里，而不做任何可怕的二分法！”这位作家拒绝双性恋，因为它就像“我同学和老师的好听恭维话，或者我在家里听到的陈词滥调”。

桑塔格不仅被对自己性取向的日益觉醒所俘获，也被作为艺术家的激进自主性所俘获。她在自己的语言实验中和在波希米亚式生活方式中，都发现了一种令人兴奋的自由。她不再受环境的约束，不再被围绕她的“可怕的二分法”限制。在求爱、婚姻、生子和抚养方面，性甚至爱突然从中脱离了束缚。抛开她往昔的雄心壮志，如读研、进入学术界等，十几岁的桑塔格转而投身于一种高度理智化的乐观主义：“我打算做任何事……要有一种评估经验的方式，不管它令我快乐还是痛苦，我会非常谨慎，力避痛苦。我将期待快乐无处不在，因为它的确到处都存在！”

3. 除了食物线索之外，关于体重和身材的线索也会对有进食障碍的人变得高度突出。与积极词汇相比，有进食障碍的人会更注意与体重和身材有关的消极词汇（如“胖”），对此也会记得更好。比如，他们更关注自认为身体“丑陋”的一面，同时更关注别人身体“美丽”的一面。这种选择性注意导致对身体不满的加剧，又会进一步导致身体检查，比如强迫性地称重，或者经常照镜子。如果对检查结果满意，他们会继续强化这些行为；如果不满意，他们就会采取催吐、过度锻炼或者节食等错误方法。

4. 这种对压力增强的敏感性因为下述事实而加剧，即抑郁会让人获得新的压力源。比如，压力可能导致精力衰减，导致自我孤立的冲动，这些又会影响工作表现，导致经济上的困难，从而诱发更多压力。

5. 实证数据表明，精神分裂症的许多症状来自对环境中异常的凸显刺激分配，而在同样的场景下，正常的大脑会把它当成无关因素。比如，在2009年的一项研究中，研究人员要求精神分裂症患者和正常人学习某一刺激的两个维度与奖赏概率的联系，以便在一个考验反应时间的游戏中赚钱。在这个任务中，该刺激会在两个视觉维度上变化，即颜色和形状，但只有其中一个与奖赏概率有关。结果发现，与正常人相比，精神分裂症患者不太可能认识到这一关联。妄想症患者更可能把异常突出（aberrant salience）(9)归为与奖赏无关的维度，而这种异常突出归因模式也与阴性精神症状有关。

在2006年的另一项研究中，研究人员向被试展示正性、负性和中性词，这些被试由精神分裂症患者（其中有些有妄想症）和正常人组成。研究人员发现，妄想症患者更倾向把中性词汇归类为负性词，他们在将中性词汇正确归类时也花费了更长的时间。研究人员把这一现象解读为，中性刺激的错误归因，这一点在有妄想症的精神分裂症患者身上最明显。

有些理论试图解释这种异常突出分配与精神分裂症症状之间的推定关系。2009年，研究人员提出了一个注意和突出归因的贝叶斯模型。在这个模型中，与多巴胺神经传递有关的预测误差信号传导的中断，导致了违反预期的错误信号出现。而违反预期又意味着对此分配更多的注意和突出归因事件，这可能会让个体感知环境的变化，因此，他们需要更新自己目前的信念。通过这种方式，嘈杂的预测误差信号将导致患者把突出和意义归因于偶然的刺激上，他们因此就会基于看似不重要或不确定的信息而采纳妄想信念。在两篇理论性的论文中，几位作者提出了一个类似的模型，其中高多巴胺能状态导致把突出性异常归之于一个人的经验元素。他们进一步提出，幻觉是这种异常突出内部表征的经验反映，而妄想则代表了个体的认知努力，这些人试图使这些看起来突出的经验富有意义。在这一框架的基础上，他们提出，抗精神病药物的作用机制是“抑制这些经验中的突出”以便缓解症状。

电生理学研究也开始揭示精神分裂症中异常突出分配的神经机制，特别是在早期的感觉门控因素对突出归因的背景下。这类研究的一致发现是某种迟钝的“错配消极性”（mismatch negativity，MMN），它是一种事件相关电位（ERP），标志着环境中的变化，被认为是一种预测误差的信号。这种缺陷被解释为反映了在预测误差产生过程中受到的损害，或新异刺激的突出归因。电生理学研究聚焦于早期知觉过程和感觉门控的异常，它们可能会导致精神分裂症中有偏差的注意分配。比如，一项研究发现，在刺激处理的不同阶段中，与健康人相比，精神分裂症患者在凸显与非凸显刺激之间的电生理反应差异更小，研究人员认为这代表了一种突出信息在选择性“输入”方面的失败。在另一项研究中，精神分裂症患者和正常人被要求聆听一系列音调，然后在某一个音调出现时按某个特定的按钮。研究人员发现，在多个方面，患者对突出音调的反应减弱，比如在对目标音调进行响应时，参与做决策的P300波潜伏期延长了。这些结果被解读为反映了多种注意缺陷，他们在选择性聆听策略上的计划与实际执行并不匹配。

神经影像学研究发现，精神分裂症患者与注意和突出有关的区域的结构和功能都出现了异常，研究者甚至还发现了这些神经影像学测量与歪曲的现实感知之间的具体关联。比如，2011年，研究人员报告说，精神分裂症患者的前扣带皮层和腹侧脑岛的体积缩小，还发现大脑右半球这些部位的体积缩小与患者歪曲现实的严重性有直接关系。这一发现表明了在精神分裂症患者的大脑中，与幻觉和妄想有关的一个重要机制关联的灰质区域存在缺陷。还有一项研究使用了金钱激励延迟任务来探讨精神分裂症患者的奖赏加工。结果发现，面对最突出的呈现（忽视或接受奖赏相对于中性结果）时，尽管正常人在右外侧前额叶皮层表现出最高的激活水平，但精神分裂症患者并没有表现出这种基于突出激活的区分模式。后来，一项研究重复了这一发现，还发现在正常人中，前扣带皮层的活动性随着奖赏的增加会出现一种线性增强的模式，但这一模式在精神分裂症患者中并不存在。

另一项研究检查了双侧岛叶和前扣带皮层之间的功能关联，构成“突出网络”的区域被认为在利用相关脑区处理感觉信息时很重要。在这项研究中，精神分裂症患者和正常人在fMRI扫描时右手食指会被施加某些触觉刺激。结果显示，与对照组相比，精神分裂症患者在这一突出网络中的关联减弱，从而证明了患有这种疾病的患者存在某种分配异常突出的潜在机制。

6. 精神病已被概念化为一种对突出异常归因的状态，主要是由对日常生活中观察到的各种刺激（或事物，比如霍夫曼医生经历的交通灯案例）赋予了错误的意义所驱动。

7. 许多躁郁症患者将躁狂状态描述得相当愉快。在《不安的心灵：心境与疯狂回忆录》（An Unquiet Mind: A Memoir of Moods and Madness）这本书中，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精神病学教授凯·贾米森（Kay Jamison）描述了她的躁狂体验：

当你兴奋时，它无与伦比。观念和感受快速且频繁地出现，犹如流星，你一直追随着它们，直到你找到了那颗更漂亮的流星。你不再羞怯，那些自认为正确的话语和手势频频而出，那种自信感吸引着他人。在无趣的人身上也能发现有趣之处。欲望无处不在，且十分强烈。感到放松、热烈、幸福和无限力量，以及深入骨髓的欣喜若狂。

或许令人惊讶的是，某些躁郁症患者会拒绝治疗，他们希望还能继续体会这种欢快的状态。2010年，曾有研究人员为临床医生提供建议，以帮助自己的躁郁症患者克服对治疗的抗拒情绪。

8. 在取得成功或实现目标后，躁郁症患者更可能把这些结果扩大化，相信这是他们某些积极特征的反映。比如，在一项研究中，研究人员使用了轻躁狂人格量表以及一个测量积极扩大化的量表，该量表测量的是把某个积极结果扩大化为自我意识的倾向。结果表明，躁狂风险较高的人更可能进行积极扩大化，表明这种对成功的反应与躁狂风险有独特的联系。

9. 在躁狂症的精神症状中，夸大妄想是最主要的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