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一测　关于俘获的知识，你了解多少？

3. 为了避免被送进监狱，陀思妥耶夫斯基创作了哪部著作？【单选】

A.《罪与罚》

B.《卡拉马佐夫兄弟》

C.《赌徒》

D.《白痴》

4. 大卫·福斯特·华莱士为何会陷入俘获的困局？【单选】

A. 长期否定自我

B. 给自己设定了过高的目标

C. 缺乏爱

D. 没有朋友

要理解俘获的全部影响，我们必须把它视为一个人一生经历的结果。大卫·福斯特·华莱士的人生提供了一个案例，它告诉我们，当俘获指向自我时会发生什么：极端的敏感变成了完美主义，进而变为无情的自我批评，而这种敏感又与无法正确分析自我联系在一起。华莱士就是陷入了这个循环，进而感到绝望，最终认为自己无法逃离这种绝望。

到了16岁，作为一个还有一年就要毕业的高中生，华莱士开始了一场保持自己情绪平衡的紧张战斗。孩提时，华莱士就特别害羞，在青少年时期，他更加苦恼。按照妹妹艾米·华莱士-黑文斯（Amy Wallace-Havens）的描述，他的冲动就是“认为世界和人类的行为都很荒谬可笑”。这并不是说华莱士心眼坏，她说这更像是表明华莱士或许来自别的星球，并且与自己的族人走散了。

华莱士也会去找自己的社交圈，而且还找到了。他加入了一支网球队。12岁时，他就开始上网球课，而且表现优秀，获得了参加区锦标赛的资格。在同一时期，华莱士还发现，吸大麻能缓解自己内心的狂热，于是他开始经常这么干。

打网球和抽大麻这两种活动能让华莱士感觉变好，但无法彻底消除他心中不断滋生的、要将他击垮的恐惧。华莱士曾告诉他的挚友马克·科斯特洛，说自己读高中时有过深深的无力感。他说，曾有一段时间，自己无法离开卧室，但他说不出因为什么而恐惧。他深受广场恐惧症和惊恐发作之苦，他父亲说华莱士曾“面色灰白、恶心、颤抖”。华莱士还受暴怒发作之苦。有一次，他做得很过分，跟妹妹在学校吵了一架之后，他拖着妹妹，让她沾了一身狗屎，为此两个人都被禁闭了一段时间。

“他在高中时就考虑过自杀，”华莱士的另一个大学朋友回忆道，“我们谈到了这个话题，因为我们一致认为自杀很诱人，坠入了地狱似乎不存在什么出路，自杀可能是唯一的解脱方式，它能让痛苦停止。”华莱士不是他们家族第一个考虑这种方式的人，他的叔祖父和姨妈都自杀了。

然而，在高中时期，华莱士依然格外依赖母亲。在每周六黎明来临时，母亲都会很早醒来，在网球赛季期间开车送华莱士去参赛。她每晚都去孩子们的卧室，与每个人谈谈彼此的生活。读大学时，华莱士经历了背井离乡之痛。艾米说，在很大程度上，这是因为他害怕在没有父母（特别是母亲）支持的情况下生活。

即便如此，当华莱士去阿默斯特学院上学时，他还是希望能改变自己，而且在一段时间里，他也经历了某种改变。根据大一室友的说法，华莱士有时候会在早上推开宿舍的窗户，大喊一声：“我爱这里！”

华莱士也找到了志趣相投的朋友，而这给了他慰藉。他很早就遇到了科斯特洛，他们住的地方很近。他还认识了科里·华盛顿（Corey Washington），一个与父母住在一起的15岁天才，因为当时学院认为科里年纪太小，不能独立住校。“出于自我保护的原因，他们在感情上很好。”阿默斯特学院的安德鲁·帕克（Andrew Parker）教授这么形容华莱士和他的两个朋友。

戴夫·科尔马（Dave Colmar）是华莱士后几年在阿默斯特学院结交的朋友。他回忆说：“我们肆无忌惮地谈论种种大多数人认为可笑的事情。我会说6种语言，当时正在撰写一篇涉及两门外语的论文。我真的对语言和语法的细节很感兴趣，华莱士也是。他不是为了争论而去争论分离不定式的用法，或他母亲对‘less’和‘fewer’两个词的看法。这些问题对他而言真的有其意义。我们分享的是语言本身的语言。不过，我们当时真正分享的是一种与孤独和疏离等有关的情谊。这是阴暗的一面。我们在一起吸了不少大麻。”

查理·麦克拉根（Charlie McLagan）是一位富有的芝加哥人，华莱士读大一时就遇到了他。他也提到了类似的阴暗面。“我们在一起嗑了很多药。”麦克拉根说道。华莱士第一年在阿默斯特学院时总是一成不变，每天总在下午4点整，与住在附近的一群人一起吸大麻。

有一个紧密联系的朋友圈在很多方面满足了华莱士与人交往的强烈欲望，这种欲望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他日后的写作。这个圈子也有助于缓解华莱士在大学里的不适感。早在高中时，他就强烈地体验到了这种感受。“有学生给他起外号，叫他‘脏脸’。他也有点儿超重，至少我不会认为他长得很有吸引力，”麦克拉根回忆道，“我觉得他不知道自己有这么一个绰号，但我肯定，他多少能感受到这些人的鄙视和厌弃。”

不过，最重要的也许还是在阿默斯特学院时，华莱士发现自己很聪明，这也得到了大家的公认。“他很快就引起了教授们的注意，”他的一个同学这样说，“教授们第一次看了华莱士的作品后，很快就挑战他，以激发出更卓越的表现。而华莱士也格外崇拜阿默斯特学院的教授们，他很卖力地想要取悦他们。”华莱士当时的成绩非常好，从来没有低于A-，甚至有一个学期全拿到了A+。

然而，即便取得了这么多成就，华莱士从来没有体验过持久的满足感。一开始，他面临着适应新环境的社交挑战，特别是这个环境和他家里的生活大相径庭。“大卫来自伊利诺伊州边远地区的公立学校，家里没钱，而周围的家伙们都来自私立学校，或者来自南方腹地、纽约和波士顿的贵族世家，也有人来自华盛顿特区的外交官家庭，”一位同学回忆道，“他们习惯了待在自己的小圈子里，深受女孩子的青睐，而且在大学这样的环境下如鱼得水，应对自如。但对大卫来说，情况大不相同。显然，大卫敏锐地觉察到了这种差异，虽然那些人肤浅轻薄，但他望尘莫及。我知道，这让他很不舒服。”

许多年后，在1999年接受阿默斯特学院的校报采访时，华莱士自己也承认了这些：“我当时没加入兄弟会，也不参加派对，而且大学生活并不丰富。我只有几个亲密的朋友，就这些。我总是在学习，所有时间都在学。我是那种直到图书馆闭馆了才走的学生，星期天吃过早餐后，我就会出现在图书馆的台阶上，等着开门。我之所以这样学习，背后有开心的理由，也有可悲的缘故。阿默斯特学院对学生期望很高，这里有著名的教授和让人想要自杀的学习任务，但我喜欢读书，喜欢写作，喜欢想东西。从很多方面来说，我在那里如鱼得水。但我总在担忧，阿默斯特学院的一些东西让我害怕：它的美丽、传统、精英主义，以及高昂的费用。”

如果单纯靠自己的话，很多大一新生会面临种种困难。虽然有一个崭新的开始预示着闪亮的前程，但华莱士还是被一种认识毁灭了：他不仅无法克服自己早年的脆弱，而且尽管他已强迫自己勇敢前行，前方仍有新的困难等着他。

无法解决的谜题

“我们两个小时候都没有蛀牙。直到华莱士读八年级时，他长了一颗蛀牙，他简直被吓坏了，”华莱士的妹妹回忆说，“我记得听到了他的吵闹声，他被吓着了，觉得恶心……我想，他就是想一切都尽可能达到完美。我认为，他喜欢把自己与其他人隔开，或与任何被认为是正常的东西隔开。这种倾向让他认为有一颗蛀牙是不可接受的事。大卫喜欢听人说他是多么奇特，无论是哪方面的奇特，包括牙医说的‘这就是那个惊人的男孩，他一颗蛀牙都没有’，还有在学校里取得最好的成绩。”

这是华莱士早年面临的困境：他设定了如此严苛的期望，最终注定会失败。他可能是为了向自己证明自己的卓越，却反过来引发了一种注定的内心悲剧，在他一生中反复重演：华莱士没有符合标准，他的生活是场骗局，他是一个失败者。这种极端的自我批评，在他的每一次成就背后叫嚣，持续不断地伤害他。

这种多愁善感也延伸进华莱士的个人生活。詹姆斯·华莱士解释说：“如果有人对大卫说‘我爱你’，大卫的反应就会是‘我又这样了，我欺骗了这个人，没让他发现自己糟糕的地方’。”

然而，尽管自己在诸多方面不认可自己，华莱士总是希望得到更多：更多的成就、更多的认可，以及更多的爱。

华莱士在很小的时候就一心想要给父母留下深刻印象。他的父母都是知识分子，而且评判标准严格。华莱士的父亲是一位敬业的学者，数十年来一直怀着深沉的热情探讨艰深的哲学问题。母亲萨莉则是伊利诺伊州一所社区大学的英语教授，在家里很有威严。她爱玩文字游戏，爱研究某些短语的发音，对语法也极有热情，还于1980年出版了一本书，名为《轻松学英语》（Practically Painless English），目的就是以轻松的方式教人学语法。萨莉与她的孩子分享这些兴趣，华莱士热情地做出了回应。他们两人会在私下彼此开玩笑，摆弄单词的意义和读音。“高中时，大卫放学回家后喜欢对我大喊：‘动物出生时带着的单薄覆盖物是什么？’我会回应：‘胎膜。’大概一直到华莱士读大学前，他都在玩这种游戏。”

“大卫真的很想让父母为他骄傲，”艾米这么说她哥哥，“他认为父母不明白他有多聪明。”

在新环境中，情况对华莱士而言会有所不同。但当华莱士在阿默斯特学院读大二时，这种使人振奋的希望就慢慢消退了。华莱士总是强大且忙碌的内心在读大一时多少已因为对生活的适应而平静了下来。1981年秋天，他回学校后不久，这颗心又开始不安起来。

“当你对大卫说话时，他会很敏感，既对你说的明面意思敏感，也对隐含的意思敏感。他会想你这么说的意图是什么，说这句话带有怎样的深层情绪，”阿默斯特学院的威廉·德弗里斯（William DeVries）教授解释说，“我认为，他在感觉上对自己所处的物理环境并没有多了解，但我相信，他对人类活动及环境和情感层面的东西很敏感……我不认为他仅凭想象得出那些认识，而是看到了这些更深的维度。就像我们看文字时看到的是有意义的语句，而非图像模式或像素一样，他同样直接看到了人类活动的社会意义和情感意义。”

抑或像华莱士的前室友描述的那样：“他有一颗极不安分的心，我在其他人身上从没看到过。跟其他人相比，华莱士的头脑运转起来要快5倍。而问题在于，这不是说效率是别人的5倍，只是速度比别人快。他的头脑绝对在超速运转。”

那些曾带给华莱士安慰和满足的老习惯，开始给他带来更多问题。比如，他喜欢吸大麻，正如他朋友科尔马所说，这种行为曾让他的过度警觉消失不见，让他舒适而自在，但现在让华莱士感觉失控。起初，华莱士相信自己找到了一种合理的办法，能安抚紧张不安的情绪；他甚至认为，他写出某些最好的作品（他在读大二时就开始尝试写小说）就是因为吸了大麻。“当然，这都是谎言，因为掌控感慢慢消失了，”华莱士后来在接受采访时说道，“情况不再是‘我想要做’，而变成了‘我觉得我需要做’。这是个巨大的转变。”

此外，华莱士想要打动父母的愿望，以及从教授那里得到赞扬，现在则造成了一种令人生畏的决定和对失败的恐惧。他告诉阿默斯特学院的一个朋友：“每次醒来时，我都执着于把事做好，努力做好。”

而且，跟以前一样，华莱士也未能实现自己设定的那些不可能的期望。“我觉得大卫不只是想得A，”另一个同学回忆说，“他不像是要努力在试卷上取得好成绩，然后进入下一阶段。他不一样。他努力奋斗，对抗他自己的标准，而这比阿默斯特学院设定的标准要严苛得多。他想解决一个问题，一个由他自己制造出来的谜题，一个某种程度上无法解决的谜题。”

充斥紧张与恐惧的循环

到了读大二那年的11月，华莱士遇到麻烦了。他的焦虑增强了，进而注意窄化，强迫性地留意貌似美好的东西。比如，他开始紧张兮兮，担心把最喜欢的钢笔弄丢。华莱士每晚都会在刚要睡着时下床，检查钢笔是不是还在书包里。就在那个时期，用科斯特洛的话说，华莱士在上床前会喝烈酒。“他使自己消除疑虑的能力受损了。”科斯特洛解释说。而且，这导致华莱士开始绝望地试图找到某些方式麻痹恐惧，以重获对自身的控制权。

“恐惧和紧张的循环，焦虑，无法享受生活，甚至无法看到东西或注意它们，这就是大卫当时表现出的症状，”科斯特洛解释道，“我认识一些抑郁症患者，他们就像失去了力量，每天起不了床。但是对大卫来说，抑郁就像一种负面的能量，循环地在脑中狂奔。大卫的头脑以超高速运转，他的情绪受到一种真正强大的、富有想象力的智慧驾驭。”

华莱士的另一个朋友评论道：“我都能‘闻’到他的恐惧，他把自己吓坏了。他感觉有一个怪物纠缠着他，这是一种自卑感。”

华莱士看清了自己会变成怎样的人，或许他一直以来都是这样的。“我想，他意识到自己可能以某种无法抵抗的方式失去对头脑的控制权，这对他来说是一件很吓人的事，”科斯特洛说道，“他有这样隐秘的倾向，好像会转错弯一样。他有策略来应付这种倾向，依然能去阿默斯特学院上学，还能表现得相当好，但他总是担心，这个怪物迟早会出现。”华莱士在余生中将与两个想法殊死搏斗：第一，他在根本上存在缺陷；第二，他应该向其他人隐藏自己的脆弱。

有一天晚上，就在华莱士开始仪式性地追踪那只“幸运钢笔”后不久，他把自己最爱的连帽衫弄丢了。那是一件破烂的、难闻的运动衫，华莱士每晚睡觉都穿着。他整个晚上都在找它。在这场疯狂的寻找中，他还找来科斯特洛帮忙。科斯特洛留意到，华莱士丧失了幽默感。往常在恐慌发生前，他会至少想办法表现出一本正经的滑稽，但现在，他纯粹是满怀恐惧地寻找运动衫。他跟科斯特洛回想在图书馆自习时的情形，但无济于事。这标志着华莱士状态的一个转折点。“我做不到，”他告诉科斯特洛，“我无法继续了。”

三天后，华莱士搬回了家里，搬到他的旧卧室里，就这样过完了剩下的学期和之后的夏天。在这期间，他读了书，偶尔也写作。春天里，他找了份短工，当了一段时间的公交司机。华莱士希望能再一次驯服这个隐秘的怪物。当他觉得自己的状态够稳定时，他回到了学校。

华莱士在1982年秋天回到大学，理论上来说他还是个大二学生。他选了威廉·肯尼克（William Kennick）的古代和中世纪哲学这门课程，跟着这位教授，华莱士将在阿默斯特学院度过他余下的学习时光。华莱士开始跟随肯尼克教授认真研究维特根斯坦的理论。此前，他已多少熟悉了这位哲学家的论点，事实上，维特根斯坦的一个弟子教过他父亲。维特根斯坦作品的主题从广义上来说，就是语言是否能提供一种孤立或共享的经验，这一点引起了华莱士的注意。

尽然这一年可能开始得并不顺利，但对华莱士而言结局很圆满：他在哲学系里找到了某种感觉，所有课都拿了A+，还和科斯特洛合办了一本杂志，名为《萨布里纳》（Sabrina），很多同学因此崇拜他们。更好的是，学校里有几个女孩也对华莱士投来了青睐的目光。他带着好心情回家了，希望自己能再一次大步向前。

但就在当年夏天，华莱士的父母在经过了一年的分居之后，告诉他们的孩子，他们正打算离婚。然而两周后，华莱士的母亲搬回了家里，与丈夫复合了。没有一个孩子要求他们解释，他们也没有给出解释。华莱士感觉到，令他担心的恐惧再一次降临，他开始频繁遭受焦虑的袭击。“大卫的确因为这件事受到了很可怕、很可怕的伤害，而我们完全没有意识到。”艾米这么描述哥哥当时的反应，“大卫总是认为，他了解自己的父母，可以信赖家庭的稳定性：我们是一个家庭，彼此诚实而友善。当时他觉得这种感觉被夺走了。”

问题不只是家庭的深刻变化，还有一种正在出现的身份危机。“在我大学生涯的大部分时间里，我都是一个语法高手，一个擅长数学和逻辑的哲学系学生。确切地说，我在这方面很出色，主要因为我把大部分的自由时间都用来进行这方面的学习了。不管我是不是高手，我正在追求一种特殊的忙碌，一种偶尔出现的特殊时刻，”在1993年接受采访时，华莱士对美国文学评论家拉里·麦卡弗里（Larry McCaffery）这么解释，“一位老师把这种时刻叫作‘数学体验’。我那时不知道的是，数学体验在本质上带有美学性质，就像乔伊斯所说的顿悟一样。这种时刻，是指完成证明或算法的时刻；或者你花很长时间解一个问题，突然想到了一个很简单的答案。叶芝称这种体验为‘精致的盒子发出的咔嗒声’，就是这样的东西。那时我非常擅长技术哲学，因此每个人，包括我自己，都期待我以后从事这个领域的工作。但我在大概20岁时抛弃了技术哲学。我厌倦了它，这让我心里发慌，因为我突然从一件本应乐在其中的事上得不到任何乐趣了，而我从前乐在其中也只是因为我擅长这件事，大家喜欢我在这件事上的卓越表现。”

1983年秋天，华莱士回到学校，他告诉科斯特洛，自己有了一套策略，能取得成功，这也许是因为他前一年的学业成就使他信心大增，但华莱士不久就认识到这是自欺欺人。在开学后不久，他搬回了家里，第二次从阿默斯特学院休学。

华莱士给科里·华盛顿写了一封信，认真、详细地说明了他离开之前的情况（在此之前，他只跟科斯特洛说过这些）：“从高中毕业后，我就深受很多神经症的折磨，其中一些科斯特洛知道，你可以问他。但在过去的几年里，我越来越多地受到某种类似于抑郁发作的影响，这种影响越发频繁，日益严重。我以为，如果我一个学期不上课，自由自在地在小树林中散步，把我下巴上的胡须刮干净，就会消除这一切。结果证明这种想法很愚蠢，我的抑郁发作变得越来越明显，这种情况以前没有，以后也不会好转。”他继续解释说，自己已找了一位精神科医生，但没告诉父母；医生给他开了抗抑郁药后发现，这种药反而使他的情况恶化了。到了夏末，华莱士写了一封信，说他的抑郁已变成了“我所经历过的最糟糕的事”，但还是认为大三的一年“看起来很幸福（这是一种要把溃烂的脓肿藏在我大脑中的疯狂欲望，这是一种顽疾）”。

然而，华莱士也不断热切地寻找自己的活力，那是一种他在窗边大喊“我爱这里”时体验到的感情。因此，即便他在那个夏天忙于与抑郁作战，也同时发掘了一种新的热情：写作。

华莱士在1997年的谈话节目中向主持人查理·罗斯（Charlie Rose）解释说：“可能大多数艺术都有这种神奇之处，有一阵子，我和这种艺术之间存在一种调和与交流，这种情况在其他时候都不曾有过。”不过，在1983年，他用一种更简单的说法向科斯特洛描述了自己的超然感受：“我在椅子上感觉不到自己的屁股。”对华莱士而言，写作提供了两种希望：一种是体验文学的美妙和非凡，另一种是缓解在日常生活中体会到的痛苦。

“那年秋天，我阅读、写作，在文学中也找到了成就感，”华莱士在麦卡弗里的采访中说道，“我的确很幸运，当我不再能从数理逻辑中得到成就感时，我开始从小说中得到它。”

第二次从阿默斯特学院休学回家时，华莱士写了一篇短篇小说，讲的是一个有心理疾病的学生从大学退学的故事，小说名叫《“吹拉风”星球及其与“坏东西”的关系》（The Planet Trillaphon as It Stands in Relation to the Bad Thing）。在小说中，一个匿名的叙述者遭遇了“坏东西”。华莱士会在自己的小说中反复探讨“坏东西”这个概念，这是他对抑郁症的通俗说法，表达了一种内心的沮丧，通过这样简单的命名，华莱士赋予了这种心境一种无聊乏味的概括性。

华莱士写道：“想要摆脱‘坏东西’或与之斗争的话，就要改变思维方式，与自己理论，要改变自己的感觉、直觉，以及处理事情的方式。但你需要自己的头脑来做这件事，你的大脑细胞、原子、心理能量，以及所有一切，你自己，而这些恰好就是‘坏东西’损害的部分，这使你过于虚弱，无法正常运作。”

向外界寻求帮助

意识到自己被困在了这种恶性循环中，华莱士小说中的叙事者问道：“坏东西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呢？”华莱士又写道：“你仔细思考了这件事，这是为你自己好——然后，你突然明白了……‘坏东西’能让你变成这样是因为你自己就是坏东西！‘坏东西’就是你。”

1984年1月，华莱士回学校不久，就在学生主编的《阿莫斯特评论》（Amherst Review）上发表了这篇小说。也就在那一年，写作成为华莱士消化和表达不安能量的主要方式，也是更有效的方式。

“华莱士会在课堂上讲一些事情，他陶醉于写稿子，当我写作时他会帮我，通过这三件事，我清楚地认识到，他如鱼得水、驾轻就熟，”科尔马解释道，“他有基础。但同时，他做这些事时也带着某种胆怯、某种腼腆——‘腼腆’可能是最合适的词。我不经常使用它，但这么说绝不是夸大其词。”

在阿默斯特学院的最后一年，华莱士下决心要成为一名作家，他开始写毕业论文，那是一篇小说，名为《系统的笤帚》（The Broom of the System）。故事中有一个名叫莉诺·斯通西弗·比兹曼（Lenore Stonecipher Beadsman）的年轻女人，她的祖父曾是维特根斯坦的学生，她宣称：“我的生活中只有那些可以言说的东西是真实存在的。”

《系统的笤帚》是华莱士对语言游戏的一次尝试，也是他在向维特根斯坦致敬1。维特根斯坦在《逻辑哲学论》（Tractatus）中提出了语言的图像理论，称词语就像小图像，一一对应每种经验。这种理论最终使人们陷入自己的私人世界，在这里，人们永远不能确定语言是在建一座桥，还是在建一座牢。简而言之，华莱士说：“你面对的是唯我论。”

华莱士对维特根斯坦的极大关注主要来自这样一个事实：这位哲学家认定自己不能忍受唯我论的结局，正如华莱士写的“他认识到，没有任何结论会比唯我论更可怕”。于是，维特根斯坦进行了一次大的转变，他在《哲学研究》（Philosophical Investigation）中提出，只有当语言是人际关系的一种功能，是依赖于人类社会的，语言才会成为可能。正如华莱士所言，这种思路依然没有解决问题，与他人谈话时，每个人无法知道与对方是否说的是同样的图像，尽管“我们此刻至少还在一起”。

华莱士还发现，“只存在自我，除此之外，没有什么能被认识或理解”是一种可怕的观念，无论从哲学上说，还是从个人角度来说。科斯特洛说：“大卫生活中产生的便是这种对唯我论的恐惧，这是一尊毁灭之神。唯我论更像是主角，仿佛病毒一样，不时地出现，有组织地发动袭击。大卫格外关心描绘这种情形可能会发生什么，当然，这种描绘的行为就是他的一种自卫反击。这是他的作品最令我感动的一个地方：描述行为本身，为了读者能得到启发而描述它，向读者伸出手……我认为在某些时候，他的写作带有一种自信的光亮，而我们会朝那光亮走去，胜利最终属于我们。但在其他时候，他又不是这样。不过毫无疑问，这是他试图克服的东西。”

华莱士凭借他的这篇论文，以最优成绩从阿默斯特学院毕业，《系统的笤帚》获得了A+的评价。

毕业后不久，华莱士就崩溃了，因为大学时的女友和他分手了。他满脑子想的都是她，无法忘怀，而他周围的人也留意到华莱士在面对他人时开始退缩。“他给人一种有点儿想要远离你的感觉。”科里·华盛顿描述道。华莱士的父母带着他去了当地医院的精神科，他在那里待了好几个星期。就是在那里，华莱士第一次因为抑郁服用了苯乙肼，这种药在他成年后的大多数时间里稳定了他的病情。

到了8月，华莱士的病情好了不少，已经能去亚利桑那大学读创意写作的艺术硕士课程了。“这里的诗歌课程简直棒极了。大多数学生都很好，他们的诗激荡人心，精彩绝伦。有的小说写得相当差，也有的写得实在是好，”到亚利桑那大学不久后，华莱士在给阿默斯特学院的朋友发去的一段录音里这么说道，“这里的某些人已经出版了很多作品，赢得了很多大奖，教授们总体来说也都很不错。所以我喜欢这里。”

然而，华莱士提到科里·华盛顿时淌下的眼泪或许更能表明他的心情。“是啊，伙计们，想到科里时，我哽咽了，”华莱士承认，“对我来说，谈论情感总是很难。”

事实上，华莱士在攻读硕士学位的过程中经历了极大的困难。“在他参加过的所有艺术硕士项目中，”妹妹艾米说，“亚利桑那大学的课程可能对他的写作风格产生了负面影响。”华莱士仅用了两年时间就修完了课程。

华莱士有一种倾向：离开某地后，他通常会把对那里的回忆浪漫化，即便他当时的经历令人沮丧。他有一种强大的迷信，那就是他有能力在某些环境下奋笔疾书，效率极高，这会掩盖他写作时产生的令人痛苦的情感挣扎。就这样，到了1987年，华莱士回到了阿默斯特学院，在那里教了一学期的课。“请，请带我离开这里，”他到了阿默斯特学院之后，在给出版代理人邦尼·纳德尔（Bonnie Nadell）的一封信中这么写道，“我忘了自己曾经多么仇恨阿默斯特学院……我还在这里上学时，这里的教授要么认为我是一个疯子，要么认为我是个麻烦制造者，或两者都是。现在他们一边拨弄我的头发，一边跟我谈论对教职的规划。”

华莱士在下一年回到了亚利桑那大学，教本科生一门课程。而在那里，他感觉越来越绝望，也害怕情绪再次崩溃，于是加入了一个康复小组，开始采用匿名戒酒会的12步戒酒法来戒酒。12步戒酒法中有一步要他给自己的前任教授威廉·肯尼克和戴尔·彼得森（Dale Peterson）写信，于是他写了，为自己曾使用二手来源的文献写论文等过失道歉。“我试图论证（但没怎么成功），认为‘心灵’是活着的并非不朽的观点，是基于一个似是而非的前提——是心灵让一个人活着，这种观念还不如‘使一个人生病的病毒本身就是病’的说法更真实。”华莱士在信中还不打自招，说他写的关于《斐多》（Phaedo）的论述不是他自己的想法，而是他父亲的，论述的内容来自与父亲的一场讨论。“我没有勇气去你的办公室向你承认这一点。”

华莱士也决定停止服用苯乙肼，因为他意识到在匿名戒酒会，这种药会被很多人当成麻醉剂。然而，一个月后，华莱士就给母亲打电话，让她来找他。尽管下了很大功夫调整自己，但华莱士还是陷入了人生中的第四次危机。他再次回到了家里，再次服用苯乙肼，与妹妹谈起了他经常对生活产生的恐惧：“就说最基本的问题吧，你怎么才能让自己早上起床，找到一个目标，并为实现这个目标，做你应该做的事？”

华莱士的父亲试图安慰他，让他远离绝望。父亲回忆道：“我带他出门去了公园，那里离家大概十几公里，非常漂亮。我们到处走，我尝试跟他聊聊，但我们之间就像隔了一堵墙。我只希望，我能用这次美好的户外体验，让他多少和我说一点东西，这或许会有帮助，但这没有打动他。他总是陷入困境，感到焦虑和恐慌，在阿默斯特学院发生了一些事，让他需要回家，需要远离那些使他感觉糟糕的事，等他从亚利桑那大学回来后他又是这样，我那时候真的担心他会自杀。”

在艾米打算开车回自己的住处的前一晚，华莱士恳求妹妹在父母家中多待一阵子。但艾米解释说，她必须回去，因为马上要上班了。

“当我回到自己的住处时，电话铃响了。是我妈妈，她告诉我大卫正在重症监护室，他试图自杀。”他服用了过量的安眠药。“听起来很奇怪，”艾米说，“但那一次经历带给我的痛苦，比我实际上得知大卫自杀身亡时的痛苦还要深重。”

《系统的笤帚》于1987年由维京出版社出版后好评如潮。角谷美智子（Michiko Kakutani）在《纽约时报》的书评中写道：“显然，华莱士极有天赋，对当代的习语信手拈来，又有讲故事的天赋。他似乎拥有无穷的创造力，以及绝不妥协的精神。”但为了获得认可，为了拥有稳定的收入，华莱士还得努力奋斗。

考虑到这些因素，以及想要获得更安全的生活的愿望，华莱士决定以威廉·加斯（William Gass）为职业榜样。那是一位令他钦佩的作家，加斯在成为一名学术哲学家的同时也创作了广受好评的后现代小说。华莱士认为，这种职业规划可以让他以学术为主业，同时也会迫使他写出更多的作品，因为他必须珍惜余下的时间。

1989年春天，华莱士与科斯特洛搬到了马萨诸塞州萨默维尔（Somerville）的一间公寓里（当时科斯特洛在波士顿做法务专员），准备开始在哈佛大学修读哲学博士课程。

尽管华莱士的心理状态已比较稳定，但他马上要进入一个以前并不喜欢的领域。“我从来没有听过他充满热情地谈论哲学，”科斯特洛这么评价朋友的决定，“他喜欢哲学，因为哲学很容易学，让他表现稳定、良好。但那只是工作，不是热情。”

“大卫发现自己是一个格格不入的哲学学生，”华莱士的父亲说道，“他有些天真地认为，老师和学生会以多少平等的学术身份彼此讨论。大卫从来都不怎么懂得服从权威。”

华莱士在哈佛大学过得并不顺利，他的家人和朋友对此不怎么惊讶，最终华莱士自己也不觉得奇怪了。科斯特洛回忆说：“我认为有些家伙很爱炫耀，自高自大。有些人还伤了大卫的虚荣心，他们对大卫在小说界取得的成就完全没有印象。但他难道还能期待别的吗？大卫很聪明。他在那里只待了6个星期，这6个星期里他的状态都不好。这不是哈佛大学的错。”

那个时候，华莱士已经放弃了他在亚利桑那大学学会的12步戒酒法，开始吸大麻、酗酒，比科斯特洛以前见过的还要放纵。

华莱士后来解释，自己更加依赖酒精和大麻是有意而为的，但他这么做的理由很不合逻辑。他写道：“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的大部分时间里，我‘戒’毒的方法就是从一段时间只吸毒变为一段时间只喝酒。然后，我再吸毒，以此‘戒’酒。”

科斯特洛回想起这段时间，华莱士像是陷入一种恶性循环：“我记得在萨默维尔，他变得越来越郁闷……他最关注的就是自己这种状况永远不会改变，永远不会变好。他认为，如果自己不再清醒，就会失去理智。但他已经陷入了这种失控的强迫性念头之中，不断地被这种念头抓住。”

华莱士告诉科斯特洛，他打算在通往哈佛大学哲学系的入口自杀，他想要“把自己吊死在哲学系的大厅里”。

然而，华莱士最终来到校医院，承认他有自杀倾向。学校工作人员坚持要华莱士到麦克莱恩（Mclean）医院就诊，那是一家位于马萨诸塞州贝尔蒙特（Belmont）的精神病院。华莱士在校医院的办公室给科斯特洛打电话，科斯特洛回忆说：“他解释了情况，他的声音听起来空虚而疏离。他要求我给他带些东西。他给了我一份清单，上面包括香烟、浴袍和笔记本。”

华莱士在麦克莱恩医院住了一个月，被诊断为抑郁症和酒精中毒。这些疾病当时深植于华莱士的身体里，就像是他自身的一部分。“‘坏东西’就是你。”这条他在第一篇小说里写的，此时依然能引起他的共鸣，他把成瘾的感觉描述为就像进入了他曾经待过的牢笼里。

1989年11月，华莱士搬进了格拉纳达（Granada）之家。这是一家小客栈，他开始参加那里的匿名戒酒会。这几乎是他最后的办法了，麦克莱恩的医生说得很清楚，华莱士最后也接受了，他必须停止吸毒和酗酒，否则就是死路一条。“没有人会为了戒酒就来这里，他们只是想进行日常社交，”华莱士后来会在《无尽的玩笑》中这样写匿名戒酒会，“每个来到这里的人，有着死气沉沉的眼神，脸几乎要埋到膝盖间。”

华莱士需要一段时间才能感到自己有能力好转。“一旦你被某种药物奴役，需要停止嗑药以挽救你的生命时，奴役药物对你来说已变得如此重要，当你离开它时，你甚至会精神错乱，”他在《无尽的玩笑》的另一个段落中如是写道，“或者有时候当你摆脱药物时，你开始希望自己精神错乱，你希望可以把自己的心用一张旧报纸或别的什么包起来，放在一个没有你的小路上，让它自行离开。”

华莱士早年对治疗的抵抗锻炼了他的智力，无论在上学时还是在写作时，华莱士都在进行这方面的练习。“我既想得到帮助也不想。我可以让别人很难帮助我。我可以在某一天去看精神病医生，一整天都流泪、绝望，接着在之后的两天里跟他争论荣格理论的细节，”他在一篇名为《从前一位住户的故事》（An Ex-Resident’s Story）的短文中这样写道，这篇短文被他匿名发表在了格拉纳达之家的网站上，“我可以跟药物顾问争论一个粗俗的实用谎言跟一个仅为美而说出的‘美丽’谎言之间的区别；我可以指出12步戒酒法中的明显错误，让其支持者大为困窘。”

然而，最后正是12步戒酒法的简洁性战胜了华莱士，让他卸下心防。当他来到匿名戒酒会认识他的同伴时，感觉这些人像是“由甘地和有文身的罗杰斯先生(10)组成的奇怪组合”，在《无尽的玩笑》中，他写到由一群小说人物组成的康复小组，“他们肝脏肿大，没有牙齿，他们曾殴打妻子、欺骗女儿，现在大讲特讲自己的排便过程”。但是，这些人也赢得了华莱士的羡慕和尊重，因为他们赢得了华莱士已失败了多年的一场战斗，于是他让步了。

“大卫必须找一个普通人去谈心，而不是某个知识分子，”了解华莱士的康复过程的一个亲密朋友这么说，“有一件事令他非常欣慰，那就是规则变了，他不再需要与最优秀的人去竞争。他的某些想法突然变得和普通人一样，他决定去做正确的事。”他能够不再带着以前的社交关系中经常出现的恐惧、评判和竞争心理与人交往。匿名戒酒会给了大卫一种舒服的感觉。

科斯特洛把这叫作有条件投降，因为华莱士不能再凭“聪明”继续生活，所以他不得不求助于其他的东西。

发表了《无尽的玩笑》之后，华莱士描述了他的感受和在小说中表达的心情，同时也成功避开探讨自己的内心体验：“这本书里谈到的悲伤，还有我那时正在经历的东西，是一种真切的悲伤。我是白人，属于中上阶层，浸淫于良好的教育之中，有很多职业选择，比我希望的还要多，但我随波逐流。我的很多朋友都是如此，有些人深陷毒瘾，有些人是难以置信的工作狂，有些人每晚都去单身酒吧。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生活方式，但归根究底又都差不多。我有一些朋友去了匿名戒酒会。我并没有打算写与匿名戒酒会有关的东西，但我知道我想写吸毒者，我也想开一家小客栈。我跟朋友参加了好几次匿名戒酒会，认为它效果惊人。我有了一种感觉，就是像我们这样的美国人，到了30岁，必须找到一种方式，不再做幼稚的事情，而是直面与灵性和价值观有关的东西。或许匿名戒酒会并非唯一选择，但它特别能带给我活力。”

在华莱士的余生中，他每天早晚各祈祷一次。在将近20年的时间里，不管去哪里旅行，他都会寻找当地的匿名戒酒会，并参加他们的聚会。在华莱士逐渐康复后，他在一本日记中列了一份名为“平衡是什么样子”的清单：

寄托于爱

到了28岁，华莱士变得头脑清醒了，他每周执行这份清单上的行为准则，开始写可以说是他最好的作品，他的一个朋友推测他“混迹于一群非知识分子之间，以获得安全感”。

然而，没有了酒精和大麻，华莱士的强迫性能量开始以新形式表现出来。一个朋友说：“他会感觉糟糕，于是不写，进而因为自己不写而自责。或者，他会感觉格外糟糕，于是跟他认为不应该与其上床的人上床，接着他就感觉更加糟糕……他滥交，利用性来攫取权力、享受快乐……他不该这样，因为他知道这会让他沉沦。但他还是那样做了，然后他暴食、催吐……”

尽管如此，华莱士仍然坚持清单上的行为准则，这是他在前方唯一能看到的灯塔。他在一次匿名戒酒会的聚会上认识了玛丽·卡尔（Mary Karr），他们以前在一次聚会上见过面。那时卡尔是一位小有名气的诗人，住在马萨诸塞州的贝尔蒙特，有丈夫和一个年幼的儿子。他们开始建立友谊，卡尔认为这是一种文学家之间的情谊，华莱士则认为这是一段潜在的浪漫爱情。1990年，华莱士开始作为兼职教授在爱默生学院（Emerson College）教书，这份工作是卡尔帮他找的。就在这一年里，两个人走得越来越近，华莱士也越发专注地追求卡尔。他开始告诉朋友们，他跟卡尔在一起了。他甚至还在自己的前臂上刺了带有卡尔名字的文身。然而，卡尔否认与他有任何牵扯。这一年年末，卡尔在位于锡拉丘兹（Syracuse）的雪城大学找到了一份工作，带着家人住到了那里。

华莱士痛苦不堪。他的一位朋友说：“我只是想，他有一种上瘾者的思维，他宁愿坐在那里忍受可能将他击垮的痛苦、他必须起床每天写东西的痛苦，或他要写什么东西的痛苦，他执迷不悟，作茧自缚，痴迷于逃避现实……他肯定痴迷于那个女人，非常痴迷。”

“华莱士似乎把她捧上了神坛，把她当成某种梦想，”另一位朋友说道，“她已婚，这整件事处理得很不成熟。他们交往的方式会让你以为他们还是高中生。他的情况当时正在好转，结果与一个有孩子的已婚人士闹出了婚外恋，这很令人不安。不知为何，他决定自己要写完这本书，以此得到她。”

华莱士心里想着卡尔，在一年的时间里没能完成一部小说，之后他开始认真地写小说，就是后来的《无尽的玩笑》。“1992年的关键在于马萨诸塞州的玛丽·卡尔，”华莱士在他自己一本书的边缘潦草地写道，“《无尽的玩笑》仅仅是一种赢得她的手段。”

到了1992年春天，华莱士把《无尽的玩笑》部分手稿寄给了他的代理人。同样是在那个春天，他听说卡尔的婚姻走到了尽头。5月，他搬到了锡拉丘兹。到了8月，他的坚持最终得到了回报，与卡尔在一起了。

然而，即便有卡尔在他身边，华莱士还要继续挣扎。为什么他必须如此努力？什么让他不成熟？为什么他持续不断地走偏？在匿名戒酒会的推动下，华莱士不断地寻找真相，寻找一个现成的答案，直到找到了他认为是导致他长期不安的根源。

“华莱士那时正在剖析自己的心理是怎样受影响的。在12步戒酒法中，如果你对自己和别人不诚实，那么你就会感到非常羞耻，而你要利用这种羞耻，”华莱士的一位前女友说道，“如果你有秘密，你也会利用它。这不是说你应该写一部小说，但你必须告诉你的某些支持者。因此，他就是从这个角度分析自己的。”

华莱士觉得这样做正在挽救他的生命，他的前女友说：“他知道，这是唯一的机会，他能因此成为自己想成为的人，成为一个更有责任心的人，成为一个诚实的人。”

华莱士已开始相信，他的母亲是一个不快乐的完美主义者，她过于远大的理想使她产生了一种强烈而无法表达的失望感。华莱士很快就相信，母亲养他是要把他作为自己的延伸。爱丽丝·米勒（Alice Miller）写了一本畅销书《天才儿童的传奇剧》（The Drama of the Gifted Child）。在这本书中题为“感受失落世界”的一章的书页边缘，华莱士写道：“成为自恋剥夺型母亲想要你成为的那种人——表演者。”

在小说里，华莱士也刻画了孩子对一位严苛的母亲的反应。这篇小说名为《自杀是一件礼物》（Suicide as a Sort of Present），收录在他的小说集《与丑陋之人的简短对谈》（Brief Interviews with Hideous Men）中。华莱士写道：“随着他慢慢长大，年幼的孩子对母亲的爱超过了世界上所有其他东西之和。如果孩子有能力以某种方式说出自己的想法，他会说，他觉得自己是一个恶劣而令人讨厌的孩子，但他拥有世界上最好的母亲，她有爱心和耐心，还十分美丽。”

然而，小说中的这位母亲充满了自我厌恶和绝望。她把自己孩子身上所有的不完美都埋在她自己的内心深处，承受着这一切，因此赦免了他，救赎了他，使他重新振作，同时增加了她自己内心的厌恶。

“当然，她无法表达这一点。而那个儿子跟所有孩子一样，渴望偿还这种只从母亲那里获得的完美的爱。于是，他为母亲说出了这一切。”

华莱士与卡尔的关系从一开始就不太和谐。卡尔有一个儿子，华莱士想与其争夺和卡尔在一起的时间，但卡尔觉得华莱士过于自我。华莱士向卡尔求婚，但卡尔拒绝了他。最终，在1993年春天，华莱士勉强接受了位于布卢明顿的伊利诺伊大学提供给他的教职，他意识到是时候放下这段恋情继续前进了。7月，他搬到了布卢明顿，新学期到来时开始教课。

同时，华莱士继续创作《无尽的玩笑》，他把部分手稿给了出版公司，写作进程很顺利。在布卢明顿待了一年多后，华莱士就把这本书写完了。

华莱士在这部小说中借用了自己的诸多经历，他带着残暴和幽默审视自己经历的每一件事，包括抑郁、学习电影理论、网球、药物滥用、康复项目，由此写出了史诗般的文本，模仿同时代作品，指出当时的社会追求娱乐性的强烈需求。

科斯特洛说：“在这本书中有很多大卫，那是他自己的不同版本。匿名戒酒会的战斗者大卫，我认为更像是唐·盖特利（Don Gately）；但是加入匿名戒酒会中之前的大卫，也就是那个病大卫，那个问题大卫，我认为更像是哈尔·因坎登扎（Hal Incandenza）。”

极度成功却带来极度痛苦

1996年，《无尽的玩笑》的出版给当时33岁的华莱士带来了他期待已久的特殊认可，评论家认为这本书极具价值，是部杰作，展示了极佳的风格和主题。并不是每个评论家都这样毫无节制地吹捧这本书，但几乎每个人都同意，这是一位杰出且慷慨的作家写出的作品。“华莱士是他这一代人中一位了不起的人才，一位看起来无所不能的作家，一位挑战极限的后现代主义者，他能够创造出有血有肉的人物和真实感人的情节。”角谷美智子在《纽约时报》上这样评价。然而，她随后的话就没有这么热情了：“随着读者在《无尽的玩笑》中艰难跋涉，明显可以看出，书中涉及盖特利、因坎登扎和加拿大恐怖分子的陪衬情节也提供了一个脆弱的支点，撑起华莱士先生不断增长的观察和冥想。事实上，整本小说看起来像是一个借口，华莱士先生仅仅是在炫耀他作为一名作家的杰出才能，清空他不安的内心。”

不管怎样，华莱士引起了人们的强烈关注。由此看来，他的巨大野心和不断付出是值得的。同时，华莱士曾梦想拥有的崇拜者似乎也突然出现了，好像现在就坐在他家门口，饥肠辘辘地等待着他的下一部天才之作。

名声又引起了华莱士的强迫性关注成了他无尽的恐惧和自我鄙视的另一个渠道。尽管这么多的公众赞赏和评论给予他肯定，他总是有一种强烈的不满足感，科斯特洛模仿华莱士的内心说：“我就是一只在演戏的猴子。我只是给众人他们想要的东西，那就是大卫·福斯特·华莱士这个角色，而我只不过是个卖艺人。我想写一些东西，在某种层面上要超越这些。”

这种“写作即表演”的感觉破坏了华莱士的创作，不仅使他“瘫痪”了，还剥夺了他以前认为“写作能把他从尘世的痛苦中解救出来”的想法。现在，写作让华莱士变得比以往更忧心忡忡了。

“我跟自己在玩无尽的游戏。自律是我生命中最后一块重要的领域，但我依然沉迷于自怜和仇恨，因为我觉得自己幼稚、挥霍无度、做了错事，”他在1997年给当时的导师唐·德利洛（Don DeLillo）的信中写道，“我不再像很久以前那样认为神经症很酷了。”

华莱士的成功还恶化了他内在的不诚实感，因为现在，数以万计的人在没有见过他的前提下就尊重他、钦佩他。事实上，许多崇拜者感谢他，也因为华莱士把他们从孤立无依的不幸中拯救了出来。“我经历了好几次抑郁，”其中一个粉丝在博客上写道，“知道小说中的凯特了解我的感受，我就觉得自己不那么孤独了。”

在公众期望的压力下，华莱士感到窒息。“但我又害怕这种期望。我现在回过头想，《无尽的玩笑》就是一个幸运儿。”他在小说出版后这么写道。他承认自己感到空虚，心如死水，没有任何东西值得他追求。他写道：“我现在就想跑掉，我不知道要做什么，打网球，看电影，坐下来放松？情况混乱而糟糕。恐惧、挫败感和自我怀疑充斥着我的内心。”

2000年，华莱士发表了两部作品集：《所谓好玩的事，我再也不做了》（A Supposedly Fun Thing I’ll Never Do Again）以及《与丑陋之人的简短对谈》，还拿了麦克阿瑟天才奖。名声带给他的危机已明显消退，他甚至开始着手写另一部小说。就在这一年，一直笔耕不辍的华莱士收到了一份来自加利福尼亚州克莱尔蒙特（Claremont）的波莫纳学院（Pomona College）的邮件，问他是否有兴趣在他们新开设的创意写作系任教。

一位匿名戒酒会的同伴回想华莱士在克莱尔蒙特的早年时光时说：“他在2002年秋天第一次来到这里，他的住处和我的住处相隔四个街区。我和他是在参加匿名戒酒会聚会的第二天认识的，我们一拍即合。那时候，我妻子快死了，我感到一种可怕而持续的恐惧。如果我那时要继续工作，就得找人来帮忙，陪在她身边。华莱士自愿提出帮我，那时我认识他大概有两三个月。他会带着自己的笔记本，在每个周二的早上陪我妻子上街散步，这样我就可以去上班了。”

华莱士很快在克莱尔蒙特的匿名戒酒会里找到了自我，把他在聚会上遇到的人都变成了自己的支持者和朋友。搬到那边不久，华莱士也遇到了一位名叫卡伦·格林（Karen Green）的视觉艺术家。格林在华莱士的允许下，为他于1998年发表的名为《抑郁的人》（The Depressed Person）的短篇小说创作了一幅版画。格林把自己的作品亲自送给华莱士，两个人很快建立了友谊，在格林婚姻破裂的几个月后，这种友谊变成了爱情。

2004年年底，华莱士与格林结婚了。这让华莱士获得了像普通人一样的满足感，这是他意想不到的。这对夫妇共同买了一座房子。他们到处旅游，去了夏威夷，圣诞节时与华莱士的父母一起去加利福尼亚州的斯汀森（Stinson）海滩，与他们的作家朋友乔纳森·弗兰岑（Jonathan Franzen）一起去了意大利卡普里（Capri）。他们还养了一条狗。

2005年，华莱士在凯尼恩学院的毕业典礼上做了演讲，演讲稿很快就在互联网上传播开来，后来被编成了一本小册子，名为《生命中最简单又最困难的事》（This Is Water: Some Thoughts, Delivered on a Significant Occasion, About Living a Compassionate Life）。在这本书里，华莱士文质彬彬，像一个有智慧的长者一样为听众（可能还有他自己）提供建议：“学习如何思考，就意味着控制你的想法，意味着有意识地选择你注意的对象，并选择从经验中建构意义的方式。成年后，如果你不能或不愿进行这种选择，你就会受到无尽的嘲笑。”

虽然华莱士又开始因为写作而痛苦，通常写不了几页纸，但在2007年2月，他还是在《纽约客》上发表了一部新小说的节选，名为《好人》（Good People）。这部新小说就是后来的《苍白的国王》。节选部分写了一位年轻人，他在与自己对怀孕女友的感情做斗争，女友告诉他，她会生下这个孩子，但他如果同意的话，她要一个人抚养孩子。这个故事关乎生命，也关乎信仰。年轻人在节选片段的末尾问自己：“如果他只是害怕，如果真相仅此而已，如果他祈祷的东西不是爱，而只是在她说话时直视她的双眼和相信他自己内心的勇气，那该怎么办？”

在克莱尔蒙特最初的几年里，“有一些时候华莱士会比较消沉，但这种状态持续的时间很短，”一位匿名戒酒会的同伴回忆道，“然而，随后他就开始变得孤僻，远离众人，这种状态持续的时间不断延长。在匿名戒酒会的聚会上，华莱士会放弃分享。当他感觉良好时，他从来不会这样。轮到他分享时他却放弃了，就表明他某些方面出了问题。2007年春天，华莱士变得越来越孤僻，每次持续的时间也变得越来越长。”

2007年夏季的某一天，华莱士在一家餐馆与父母一起吃饭。此时，他已跟母亲休战，两个人的关系再次变得亲密起来。于是，他的父母来到克莱尔蒙特看他。吃饭时，华莱士开始心悸，大量出汗。之后他去看了医生，医生建议他停用苯乙肼，换用另外一种新的抗抑郁药，新药的使用限制少，副作用也小。

最终的绝望

惊恐不安的华莱士就这样停止了药物治疗。他告诉朋友，他认为苯乙肼不再那么有用了，但苯乙肼也是他唯一知道的能稳定病情的药物。然而，在停用苯乙肼的最初几个星期里，华莱士感觉很不错，于是他决定不服用另一种抗抑郁药。到了秋末，华莱士因为重度抑郁而不得不住院接受治疗。医生给他开了新的抗抑郁药，但看起来都不起作用；或者华莱士不遵医嘱，较早地停止用药，然后迅速下定论说这种药使他焦虑，或一点帮助也没有。

就这样，华莱士脆弱的情绪遭到了破坏。到此时为止，他已挣扎了大半年，还没能推进要写的小说；他仍然继续在不再能当一名作家的想法中挣扎；他爱自己的妻子，但他是一个亲密度高、浪漫度低的伴侣；他在生活中的自我仇恨多过自信；他越来越多地关注自己的失败，又回到过去的糟糕状态，甚至比之前更为严重。

“他的想法是‘我就是坨狗屎’，”某个匿名戒酒会的会员，也是华莱士在克莱尔蒙特的朋友这么说道，“他认为‘我跟这位美丽的女士结婚了，但我无法成为合格的丈夫’。我认为他不知道如何成为一名丈夫，他觉得自己像是个失败者。他觉得自己在写作上取得了某些了不起的成就，但不能再写了。他喜欢教课，但也不得不罢手。‘我甚至都不能做我最爱做的事，因为我不知道会发生什么。’这种念头困扰着大卫。他觉得自己没有价值，没有做出任何贡献。大卫在匿名戒酒会帮助了很多不认识的人，而大卫看不到这一点。”

华莱士有时看起来比较稳定，这让人看到一些希望。“虽然心情低落，但他还是不停地参加聚会。只有极少的几次，他没有出现在聚会上。”匿名戒酒会的一个朋友回忆道，“他那时正接受治疗，同时接触心理学家和精神病学家。”

“有几次，他看起来就像是要彻底改变自己了，随后他就会变得乐观起来，”另一位朋友说，“这种状态很短暂，但确实存在过……他看起来和大家在一起很快乐。我们会散步、兜风、坐下来聊天，什么都聊，或什么都不聊。”

然而，在2008年的夏天，华莱士住进了一家汽车旅馆，在里面服了过量的安眠药。恢复意识后，华莱士给妻子打电话道歉，说他想要活下来。

“在那次失踪后他答应格林永远不会再这么做，”一位朋友回忆说，“这可能给他带来了沉重的压力，我不认为他从那以后再没考虑过自杀的事。”

当华莱士因为强迫行为（无论是建设性的还是破坏性的）向后退时，他的生命逐渐枯萎，而强迫行为曾是推动他向前的动力。他放弃了对母亲和忧郁童年的执念，他戒了毒瘾和酒瘾，但现在彻底变得清醒似乎已不可能。华莱士放弃了强烈的野心、他与名声的拉锯战、他意想不到的被人追捧的快乐、他对生命力困难重重的追求，他还放弃了自己的工作，这或许是最大的打击。

“他不再写任何东西了，”科斯特洛推测，“如果他不能写作的话，婚姻及良好的家庭关系都不再有意义。没有写作，他就没有足够的理由活下去。”

最终，华莱士只剩下了失败的感觉，但这种感觉也离他而去了：现在，他心情平静，缄默不语，不再因曾经苛刻的自我批评而起伏不定了。

“说实话，我认为大卫发现活着很艰难，格外令人沮丧，”华莱士的妹妹说道，“我认为大卫在很早的时候就意识到，人必须花大量的时间做不想做的事，比如去学校、打扫房间等。长大后找到一份工作，这就是每个人要做的事。大卫对这种简单而肤浅的生存方式非常沮丧，但我认为他内心有一部分愿意付出任何代价来追求这种简单的满足。我记得大卫在大概十四五岁时，对父母说‘为什么大家要生小孩？这很自私。我没有要求被生出来，现在，我就是我自己’。”

在华莱士存档的诸多手稿和笔记中，有一段手写的对话，上面有孩子和成年男人的笔迹。这是华莱士自己与更年幼自我的对话。

“我受伤了。你总是不听我的。”像孩子般潦草的笔迹写道。

“我怕了你，”华莱士对那个孩子写道，“你表现出一种上瘾的冲动、绝望和抑郁。”

虽然华莱士的故事是一个极端的悲剧，但他做出的战斗（尽管最终失败了）是很多人都熟悉的。在他的生命历程中，最初不安的自我意识慢慢变成了严苛的自我觉知，最终又转变为自我憎恨。这导致了他对释放、救赎和注意的渴望，虽然他在写作、毒品、酒精和人际关系中短暂地获得了这些，但这些欲望最终导致了他进一步的自我控诉。华莱士的焦点很少从他那些折磨人的想法中转移出来。他觉得自己像存在于一个“黑暗的世界中，被锁在里面，羞愧难当”。有些人可能认为艺术家寻求称赞和完美的痛苦是一种自恋行为，但在华莱士的例子中，这种痛苦应该更准确地被理解为一种压迫性的焦虑感和不快感。

在很多时候，华莱士也风趣、快乐、可爱。然而，他始终不能把自己的注意从令他感觉糟糕的东西上转移开，这种糟糕的感觉总是会持续一段时间。正如他曾经写的，在他眼中，任何人或任何事都无法独立于普遍的痛苦，一切都是问题的一部分，没有解决办法。

知识延伸

1. 大卫·福斯特·华莱士和维特根斯坦不仅拥有相同的哲学精神，在努力达到自己的严格要求时，他们的内心也经历了类似的挣扎。

与华莱士一样，维特根斯坦探讨了语言的自由和局限，这是一个与强烈的孤立感相伴而行的学术事业。两个男人都被某种完美主义吸引，它一边鼓励他们实现崇高的追求，一边又不断提出疑问折磨他们。维特根斯坦把他的不快乐描述为就像围绕着某个不确定的锚点而不停地搜索，并在他的日记中这样写道：“我焦躁不安地四处游荡，但我不知道应该围绕着什么样的平衡点，现在，我在不知道重心的情况下来回摇摆。”

维特根斯坦急切地想要找到一个新角度，以便更好地看待困扰他的情绪问题和哲学问题。慢慢地，他的目标不再是不停地寻找答案，而是重新整理问题本身，这并不是代表他生活方式的改变，而是代表他对生活的看法发生了改变。对维特根斯坦后来的职业生涯来说，《哲学研究》的出版是件大事，他在其中宣称“我们的参考轴必须旋转，但围绕的是我们真正需要的固定点”。正如哲学家理查德·埃尔德里奇（Richard Eldridge）所说，这位哲学家在呼吁“扭转灵魂”。

意志坚定且魅力非凡的维特根斯坦教导了一大批年轻人去质疑他们所了解的哲学学科。以严谨的态度，他把同样的怀疑论也应用于工作甚至生活中。在维特根斯坦的一生中，他拒绝了维也纳式的教养，拒绝了生于其中的宗教甚至性取向，拒绝了他的学术导师，拒绝了他早期的哲学研究，拒绝了他在剑桥大学的学术生涯，最后拒绝了哲学本身的合理性和目标。所有这一切都是在追求他从来没有实现过的情感自由和知识自由，正如他那句著名的话：“给苍蝇指出飞出捕蝇瓶的出路。”

这位哲学家后期的研究从分析哲学传统转向了神秘主义，同时，他也一直回应着困扰自己的痛苦。事实上，维特根斯坦最坚定的哲学本质就是承认哲学语言的局限性，这并不奇怪。他写道：“一幅图画把我们俘虏了，我们不可能解脱出来，因为它就在我们的语言中，而语言似乎执拗地要我们重复观察这幅画。”

1889年，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出生于奥地利，是欧洲当时最富有的一个家族中最小的儿子。他父亲名叫卡尔·维特根斯坦（Karl Wittgenstein），是一个白手起家的钢铁大王，路德维希童年时在维也纳的家可谓富丽堂皇，但它格外压抑。卡尔是一个严肃而刻板的家长，他以极严格的标准要求孩子们，还希望他们能继承家业。

孩子们大多数时间在家里接受教育，而不去学校，所以这个家在当时的维也纳也成为社会名流的聚集中心。作曲家阿诺尔德·勋伯格（Arnold Schöenberg）和约翰内斯·勃拉姆斯（Johannes Brahms）时常拜访他们家，并举办演奏会；罗丹的雕塑就矗立在大厅里。尽管有频繁的音乐活动，但卡尔的严厉让孩子们感到压抑，而他软弱的妻子也没给他们多少温暖。抑郁症似乎逐渐在这个家庭中蔓延开来。路德维希的四个兄弟中，三个最终都自杀身亡。除了他之外的另一个幸存者保罗，是与路德维希年龄相仿且最亲近的人，二人克服了种种精神痛苦。虽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丧失了一个手臂，但保罗最后成了著名的钢琴演奏家。这两个男孩很早就摸透了彼此的性情：一次在独自练习钢琴时，保罗跳了起来，对另一个屋子里的路德维希大吼：“你在屋子里时，我无法安心弹钢琴，感觉你对我的怀疑和否定从门下面钻到了我这里！”

从童年开始，维特根斯坦就遭受着正如他姐姐描述过的那种痛苦：“在任何与他格格不入的环境中，他都会感到近乎病态的痛苦。”维特根斯坦在剑桥大学时的一个朋友，法尼亚·帕斯卡尔（Fania Pascal），回忆说他是“总会以某种方式陷入绝望的人”。而根据他自己的说法：“我经常觉得我身体里有那么一块东西，它融化的话会让我哭泣，也许我会找到合适的字眼或者甚至是一个旋律。但在我看来，这样一个东西（它是心脏吗）就像皮革一样，不能融化。难道是因为我过于懦弱，温度升得不够高？”

这位年轻的哲学家确定自己用他的虚荣心玷污了一切，于是他开始痴迷于自己的臆断：“你带着自己的一切，颤巍巍地悬在深渊上，这是一件很可怕的事。”维特根斯坦无法摆脱自身的阴影，而他试图治愈自身焦虑所付出的努力最终是一场徒劳。他写道：“很难保持头脑清醒，我们发现，我们不得不用自己的手指去修复一张撕裂的蜘蛛网。”

然而，无论维特根斯坦如何努力地纠正自己的缺点，把生活中大量的时间和嗜好都消磨殆尽，一个挥之不去的疑问始终萦绕在这个年轻人的心头。在一封给他的密友保罗·恩格尔曼（Paul Engelmann）的信中，维特根斯坦写道：“我只需要切断一两只胳膊，身体其余部分就会更健康。”在给另一位朋友的信中，他写道：“我认识到的事实是，一个人可能会变得非常不快乐。一次又一次，我发现自己沉迷于这些低劣的思想，是的，迷恋这些最低劣的思想。”

当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维特根斯坦尝试摆脱他无尽的自我怀疑，于是志愿作为一名火枪手加入了奥匈帝国的军队。倘若他幻想自己的战友会比哲学家更平易近人，那他不久就会发现这么想是错的。虽然他因为战斗中的英勇表现获得表彰，但维特根斯坦的日记里充满了自杀和自我厌恶的念头，以及对战友们的恶毒鄙视。

同时，日记也揭示了维特根斯坦精神生活中发生的一场戏剧性转折。在波兰休假时，他拿起了托尔斯泰的《福音书》（The Gospels in Brief）。托尔斯泰的拒绝宗教组织而强调个体的精神自由观念启发了这位哲学家，转变了他的想法。他写道：“我走在伟大发现的路上，但我会达到目标吗？”托尔斯泰的话开始在他的心房回荡：“人在肉体上无力，但在精神上自由。”维特根斯坦感觉突然被点破，开始向一种无名的力量恳求恩典：“希望这种精神出现在我身上！”此后，无论走到哪里，他都随身带着这本《福音书》，“就像是护身符”，确信这本书会赐予他“难以描述”的祝福。

这位哲学家的最终目标是“对外在生活的困难漠不关心”。当他感觉自己接近于这样一种状态时，他记下了自己对逻辑的进一步反思。但这样的灵光闪现的时候远不如绝望的诅咒多：“这就是‘罪孽’，是不合理的生活，是一种对生活的错误观念。时不时地，我变成了一只动物。接着，我除了吃、喝和睡，就再也不会想别的……然后我也像只动物那样受苦，内心不可能获得救赎。于是，我彻底受自己胃口和厌恶的左右。”

维特根斯坦的参战经历或许并没有消除他多年的痛苦，但它们对他不断发展的人生观留下了深深的烙印。远离了学院的琐碎争吵，也远离了他童年时期令人窒息的家庭氛围，他重新把自己的生活想象成一场充满了精神意义的浪漫追寻。

维特根斯坦的思想转变看似戏剧化甚至莫名其妙，但其实这在西方哲学史上有过重要的先例。维特根斯坦还是个孩子时就读过叔本华的作品，叔本华栩栩如生地描述了感知的主体与被感知的客体变得难以区分时，完全沉浸在这个世界的经验。对于这位浪漫主义时期的诗人和哲学家来说，这种沉浸是审美体验的先验条件：崇高。叔本华的“世界以及所有客观存在的支撑者”变成了维特根斯坦的一句神学启示的精辟论述：“我就是我的世界。”

为了拥有这种彻底沉浸的体验，维特根斯坦写道，感知的对象“需要对个体具有重要性”。为了阐明这一点，他描述了看着一台普通炉子的经历。作为万物中的一物，这个炉子和任何一个对象一样微不足道。然而，当它变成一个独立的世界时，它就有了无法言喻的意义。如果我允许这台炉子暂时变成我的整个世界，那么“和它相比，其他一切都会被漂白为无色”，然后我会完全被这个对象吸引，我不再能辨认出我是个独立的存在。分离主体和客体的边界将变得模糊不清。事实上，我们“同样可能把现实中裸露的图像视为毫无价值的瞬间图景”，而且把它看作“阴影中的真实世界”。维特根斯坦花了他一生中的大部分时间，尝试阐明这个微妙的真相。

这不仅是一种学术训练。维特根斯坦认为，当全部意识被某个单一物体吸引时，我们就会意识到自身的完全偶然性甚至是不稳定性。这就是维特根斯坦想要表达的感受，而他日益个性化的信仰也围绕着它发展。维特根斯坦不久就意识到，就像精神狂喜一样，审美沉思能够在个体身上激发出他自身的这种偶然性感受。的确，“艺术品是永恒之物”，就像“美好生活就是永恒之物的世界”。维特根斯坦写道：“这个就是艺术和伦理之间的联系。”

虽然维特根斯坦在公开场合有力地讨论了哲学的极限，但在私下里，他的内疚之情伴随了一生。他的日记记录了一种“折磨我和让我无法工作”的良知。阅读克尔凯郭尔（Soren Kierkegaard）对痛苦和信仰的论述使维特根斯坦的痛苦进一步加剧。

我不想受苦，这令我不安。我不想放弃任何便利或快乐，比如，我不会禁食，甚至也不会节食。但我也不想反对任何人介入，或者把自己卷入不和。至少不要把事情摆在我的眼前。但即便如此，我怕我还是会躲开它。此外，我还非常不谦虚。尽管我很可怜，但我总是把自己比作最重要的人。就好像只有承认自己的可怜，我才能得到慰藉。

这种自我谴责变得越来越带有强迫性，越来越针对自我。维特根斯坦劝告自己要经常在演讲中通过“某种戏剧性的转折”吸引听众，“以取悦他们，这样他们就愿意听我说话了”。在谈话中，他依赖别人的观点：“某个人的一句好话、朋友的一个微笑会持续影响我，它们令人愉快、激动人心，让我坚定。不过也可能令人不快，也就是说，负面反馈也有同样持久的影响，让人沮丧。”他做的任何事，“包括这些日记中的条目”都是“虚荣心在作祟”。他悲伤地写道：“我能做得最好的事就是把虚荣心分离出去，虽然它总是在看着我，但我还是要做正确的事，我不能把它赶走。”但是，想要摆脱虚荣心的欲望本身就成了一种病态、一种罪恶的标记：“当我说我想要丢弃虚荣心时，这是有问题的，也许我想要这么做就是另一种形式的虚荣。”

当维特根斯坦想不出来什么时，这位哲学家感到自己快要发疯了：“暴风雨就要来了，我无法集中思想。”他的哲学著作“缺乏严肃性和对真理的热爱”。“我在演讲时经常在观众面前佯装自己已经理解了某些东西，而实际上我希望能再更清楚地理解它。”然而，即便维特根斯坦发现他的努力方向有些错误，他依然能认识到他对某个东西的指责事实上没什么根据：“但是如果我现在思考自己的罪孽，思考我做的这些研究不过是为了验证一个假设，那么倘若对它们的任何怀疑都是不可能的，我为什么要为此感到后悔？”维特根斯坦没有放弃，他把自己托付给无尽阴郁的生活，希望苦难将以某种方式洗刷他的错误，但无法说服自己，他的苦难终会结束。

为了使自己的心平静下来，维特根斯坦转向把克尔凯郭尔的约翰尼斯作为一个精神榜样。“我必须怎么做才能让生活变得可以忍受？”克尔凯郭尔将“心灵的纯洁”界定为有能力“只做一件事”，然而这件事对维特根斯坦而言非常难。为了传达真正纯洁的人所需要的真诚的奉献精神，克尔凯郭尔以运动为例描述了有意的行动：“他变得孤独，然后他承担了这一运动。”这种慢动作、完美提炼的意图模型要求一个人“把他生命的全部意义和实际意义浓缩为某种单一的欲望”。只有这样，一个人才能真正清楚地思考：“在下一个地方，这位骑士才有能力聚焦于他所有的思考结论，把它们转变为一种有意识的行动。”

致力于投入这种完美的自我觉察的状态后不久，维特根斯坦就发现自己陷入了与理性能力无休止的对话中，被形而上学的茫然怀疑所困扰，他宣称：“任何斗争都只能是对我自己的斗争，我越来越感到艰难。但这时我必须交出自己的心，而不只是我的手。”他把自己置于救赎的圆圈之外，为自己的命运而惋惜：“假如我是一个信徒，那么我就会勇敢地去做我内心要求做的事，而这种痛苦也会结束。”

在20世纪30年代，维特根斯坦开始摆脱他早期对哲学的理解，转向挖掘更深入的真实；语言结构不再由现实决定。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维特根斯坦相信哲学命题与世界存在逻辑关系。他声称，命题也就是以逻辑语言表达的思想，它能够为人们准确地描述世界，就像建筑师的模型可以准确地代表一座房子一样。换句话说，语言和对象之间唯一的可能关系就是它的描述是一种所指。倘若语言既有意义又准确无误，那么像“狗”和“花”这样的单词必然是一种记忆图像，或是狗和花的表征。

渐渐地，维特根斯坦的兴趣转向了俘获人们的图像，转向了引诱人们的力量，以及事物呈现给人们的方式。试图理解维特根斯坦后期哲学的学者很少能意识到，他正在通过自己的著作为他的痛苦赋予意义。在一次关于道德哲学的演讲中，这位伟大的哲学家努力想说明这一任务是不可能完成的。这位逻辑学家放弃了逻辑的确定性：“我们的话语只会表达事实，就像茶杯只能盛满一茶杯的水，即便我再倒一加仑也没用。”

被一种不完美的语言俘虏，人们只能以一种方式看世界。然而，解决方案很简单：接受事情本来的样子。换句话说，如果我把道理说完了，我就被逼到了墙角，亮出我的底牌。在这样的时刻，挑战不仅限于此。“这时的困难在于停下来。”时空之中的人生之谜的解答在于时空之外。在没有任何科学解决方案的前提下，人们只能寄希望于问题的消失，当这个问题不再与自己有关时，人们就能继续生活。

晚年的维特根斯坦把所有的精神痛苦看作类似于一个苦行僧痛苦地站在一个上升的重球上。我们只能告诉他放弃才能重获自由。

那么，为什么维特根斯坦没有早点从球上跳下来呢？因为他让自己适应了某个错误的体系，以为会得到慰藉，而实际上导致了痛苦。其实，解决所有哲学问题和存在的问题的方案都可以比作童话中的礼物：在魔法城堡中，它显得法力无边，但白天的时候再看它，其实就是个普通的铁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