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开始，我打算研究俘获在精神痛苦和日常经验中发挥了什么作用。但很快我就发现，自己已被吸引进了一个我最初未曾料到的领域。本书接下来的章节，将探讨某些极端的行为和心理状态。它们看起来与人们的日常生活格格不入，难以解释，更不用说让人共情了。

大卫·福斯特·华莱士最终的行为指向了自身。但愤怒和绝望的感受反过来指向外界时，俘获导致的就不是伤害或杀死自己，而是伤害或杀死其他人。这是怎么回事？

还有一类是恐怖行为，恐怖行为是由被某种观念“绑架”的人犯下的。在某一时期，大多数恐怖分子开始被某种信念所迷惑，相信他们在为某种比他们自己还重大的事业奋斗，这是一种超越了自我的真理。这样的意识形态，无论在本质上关乎政治还是宗教，都是一种包括万象的信仰体系和强大叙事，它们把一个令人沮丧和错综复杂的世界变得迷人且简单。

我承认，这一章的内容会令人不安，会把人们带入相当陌生而令人不快的氛围，但这些内容很重要，因为能借此确认俘获对人类经验的外在影响的极限。俘获的外在迹象，与俘获人们的刺激一样多变，暴力就是其中比较极端的一种。在荒唐残忍的暴力行为或意识形态的暴力中，人们所看到的现象并不陌生：某个对象逐渐攫取了人们的注意，左右了人们对整个世界的看法。让人连续不断地暴露于某个凸显刺激的作用下，就会强化俘获的控制。

认为所有的攻击行为都源于某个单一的内在机制，这种想法很愚蠢。然而，俘获通常都扮演了一定的角色，否则就无法解释这些行为。

大学航空炸弹客

特德·卡钦斯基（Ted Kaczynski）曾是个聪明的数学家，一个天才少年。他的父母把他推向成功，而他一开始也令他们引以为豪。卡钦斯基在哈佛大学取得了本科学位，又在密歇根大学数学系取得博士学位，还写了一篇广受赞誉的精彩论文。最后，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他获得了助理教授的职位。然而，卡钦斯基在现代社会中从来就没获得过归属感。他渴望获得某种宁静，但城市生活无法给予他这些。于是，他开始避免跟其他人接触。最终，他因为内心不断增长的烦恼和尴尬而离开了大学，放弃了都市生活，像一个生存主义者那样生活在蒙大拿州的荒野里。

从20世纪70年代初期起，卡钦斯基在自己搭建的小木屋中生活了20年，也正是从这个远离尘世的家中，他把炸弹邮寄给不同的机构和个人。在最初几年的自我隔离后，卡钦斯基搬回了伊利诺伊州，开始在芝加哥的一家工厂做事，他弟弟在这家工厂当主管。卡钦斯基于1978年被雇用，但也于同一年被解雇，因为他跟一位女同事的友情破裂了。为了报复她，卡钦斯基写了一首下流的打油诗，还把它贴在工厂里。结果，卡钦斯基被解雇了。面对失败，他不得不回到自己在蒙大拿州的避风港。对卡钦斯基来说，这一次还算运气好。

回到小木屋之后，卡钦斯基开始与内心的冲动做斗争，他想反抗现代生活对他的冒犯。就在同一年，也就是1978年，他制造了自己的第一个炸弹。

这一年的7月24日，卡钦斯基在日记中写道：“昨天相当好，我只听到了8次飞机声。今天早晨也还好，但接近中午时，飞机的噪声几乎就没中断过，大概持续了一个小时。接着，又有一声震耳欲聋的音爆。这是最后一根稻草，它让我在无力的愤怒中泪流满面。但我有一个报复计划……”

卡钦斯基对特定的声音非常敏感，飞机经过时，他会留意飞机引擎偶尔发出的微弱的多普勒频移，他无法逃离那种噬咬他的噪声。有的声音对于其他人来说可能只是提醒他们忘了带什么东西，但对卡钦斯基来说是无法忍受的。他被迫害的感觉和那种自命不凡的感受不断增强。在伊利诺伊州，飞机引擎的噪声是现代糟糕环境的小小体现，都市里充斥着各种刺耳的声音。一架飞机的噪声肯定会被汽车鸣笛声和火车的隆隆轰鸣声淹没。但在森林里，一架飞机的噪声就能“刺穿”卡钦斯基的耳膜，打破他亲手打造的寂静与孤独。

“我说的‘寂静’不是要消除所有声音，只有人造的声音需要消除，大多数自然的声音都是舒缓的，只有少数例外，比如雷声和乌鸦的鸣叫，但这些声音是壮美的，我喜欢它们。然而，飞机噪声是一种侮辱，就像一巴掌抽在脸上。这是邪恶的现代社会的一种症状……今天我们在何处才能找到寂静？哪里都不行，即便是在大山里。”

头顶上喷气式飞机的噪声，证明人们无处可逃，不得不面对现代社会的冒犯和侮辱。技术能触及一切，即便是荒野也不能例外。卡钦斯基只在短暂的时间里能控制自己的心理反应。那一年晚些时候，在一次深入荒野的野营中，他成功压抑了自己的愤怒，不再因为某些声音而痛苦，而是让自己融入周围的森林中。然而，还是有噪声跟着他。经过一次音爆和头顶上一个小时持续不断的飞机轰鸣声之后，卡钦斯基的狂怒再次爆发了：“对我来说，现在事情糟透了……我要推进我的报复计划。我在这里是那么开心，我曾期待在这片树林里待上更长时间。到底还有哪些地方能让一个人自己待着，拥有和平与安静？”

如果不考虑卡钦斯基的恳求最终激发的暴力的话，这个恳求还是合理的。然而，卡钦斯基不再写诗或写文章以表示抗议，而是制造炸弹，邮寄给无辜的受害者。在他眼里，这些人都是使自然界被技术侵蚀的帮凶。

根据卡钦斯基的说法，他在哈佛大学读大二时就有了幻灭感。然而，直到搬到蒙大拿州并阅读了雅克·埃吕尔（Jacques Ellul）的《技术社会》（The Technological Society）之后，他的目的才在脑中成形。他觉得，埃吕尔写出了自己曾思考和感受过的一切。卡钦斯基说：“最诚实的真相就是我没有什么政治诉求。我真的就想生活在树林里。如果没有谁在那儿铺设道路，把树砍倒，让直升机和雪地车嗡嗡乱响，震耳欲聋，那么我会一直住在那里，而世界上其他地方的人可以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卡钦斯基的报复计划始于一场恶作剧，但后来迅速升级为暴力。他写过自己曾想把糖倒进雪地车的储气罐里以搞坏它们，但不久，他的计划就变得更阴险了。他将自己幻想成一名狙击手，隐藏在密林中，准备射杀在路上骑自行车的人。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卡钦斯基认识到，自己对陌生人的随意攻击不会有什么效果。慢慢地，他制订了一个将会引发关注的计划，也会沉重打击那些技术“瘟疫”的代理人。“技术文明是一个可怕的章鱼怪，小汽车和吉普车司机以及其他闯入森林的不速之客，都只是章鱼怪众多触手的一小部分。”卡钦斯基想做的，就是猛击这头章鱼怪的心脏。

卡钦斯基的狂怒并不是突然产生的。在高中和大学期间，他有时就会怒不可遏，而无法公开表达自己的想法更是强化了这种倾向：“不过，我从来没有尝试过要把幻想变为现实，因为我受强烈的条件作用影响，不敢蔑视任何权威。更确切地说，我不可能犯下报复罪，即便是很轻的罪行，因为我害怕被抓，怕被惩罚，这种恐惧远远超过了实际被捕的可能。”

内心经过一段时间强烈的混乱之后，卡钦斯基才接纳了自己的愤怒。在研究生院，他模糊的性取向遇到了戏剧性的关键挑战。在几周强烈的兴奋之后，他开始幻想自己是个女人，甚至考虑变性。他预约了医生打算咨询，但在候诊时又失去了勇气。在接受咨询时，卡钦斯基说自己对于可能会被强征入伍感到沮丧，以此来掩饰自己。离开医院时，他对提供咨询的精神科医生感到暴怒。他在这种愤怒中意识到，可以通过暴力为自己找到新的使命，由此他能够重获新生。

那时，我的生命中出现了一个重大转折。我像凤凰一样，从自己绝望的灰烬中燃烧出一种光荣的新希望。我想杀死那个精神科医生，因为对我而言，未来彻底陷入了空虚。我不在乎自己是否会死。因此，我对自己说，为什么不杀掉那个精神科医生以及我怨恨的那些人呢？重要的不是在我脑中出现的话语，而是我对这些话语的感受。我的确感觉自己可以杀掉某些人，这是一种全新的感觉。我自己的绝望恰恰解放了我，因为我不再担心死亡。我不再担心结果。我对自己说，我的确可以打破常规，做些大胆的、不负责任的，甚至违法的事。

确认自己有一种伤人冲动的几年后，在1980年6月3日，卡钦斯基把一枚炸弹邮寄给了美国联合航空公司的总裁珀西·伍德（Percy Wood）。“我感觉很好，”他写道，“我还是很生气，但我现在能反击了。虽然我还不能像自己希望的那样对什么都能发起反击，但我不再感觉彻底无助。不过，愤怒还是像以前一样噬咬我的心。”在被逮捕之前，卡钦斯基邮寄了12枚炸弹，炸死3人，伤22人。

犯罪学家的书中列举了许多俘获的特征：首先有一个注意线索，接着是被俘获者对该注意线索的关注，最终产生一种（通常是极端的）情绪改变，导致某种强烈的愤怒、冒犯或不公正感。美国国家心理健康研究所情感认知神经科学首席科学家詹姆斯·布莱尔（James Blair）和其他研究者在许多暴力罪犯身上都观察到一种常见的神经模式，在这种模式下，对特定线索的高度警觉或过度反应引发了强烈的羞耻感、屈辱感和愤怒感，这些压倒一切的感受又强化了个体对这些线索的敏感性和反应性。

如果一个人的威胁回路反应过度，他就会变得高度紧张。整个神经回路就会变得格外敏感，因此觉察到这些威胁时就会产生更大的反应。

布莱尔解释说，当人被某种情绪刺激俘获时，大脑的杏仁核就会被激活。因为杏仁核与如前额叶等大脑中涉及决策制定等执行功能的区域相连，杏仁核的战逃冲动（fight-or-flight impulse）就会窄化人的注意以觉察威胁，这样就会干扰人解释环境中真正威胁的能力。最终，这一过程会削弱人做出理性决策的能力，大脑因而变成了只应对某种单一目标的哨兵。

布莱尔说：“如果一个人对威胁反应过度，那么他会变得很暴躁。但如果他的决策机制相对健全，他应该仍然能做出相对有效的适当反应。相比之下，如果在预估后果时屏蔽了情绪机制，那么他就可能冲出去给人一拳。”

我并不打算通过探讨俘获在暴力中的作用来为伤害或犯罪行为找借口。强烈的被伤害感、恐惧感、愤怒感或耻辱感并不会妨碍大多数人调整自己的行为。许多人都有各种对付消极情绪的方式，或至少能抑制它们，直到暴力冲动过去。人们咬牙忍耐、放手、击打沙袋或徒步远行。人们可以暂时把消极情绪表现出来，但依然有能力在过头之前阻止自己。换句话说，大多数人都能在自己内心失去平衡之后调整、恢复。然而，某些被“俘获”的人无法再次恢复这种平衡。“俘获”使大脑短路，使它无法把诸多复杂的情绪与行为和结果联系起来。

考虑俘获在暴力行为中扮演的角色时，一个最难回答的问题就是：为什么暴露于相同刺激下的人们会以迥然不同的方式面对？为什么有些人会以暴力应对，有些人则会以善意应对？一个人遭受了歧视，但他可能不仅克制了报复的冲动，还把这种愤怒转变为一种有意义的追求；而另一个人则可能沉浸在自己的痛苦中，直到再也无法抵制报复的念头。过去受到相似刺激的作用，在塑造这种反应的过程中起了一定作用。被冤枉、被取笑、被其他人评判等经历会增加一个人觉察这些怠慢和不公的敏感性，这种敏感性反过来会使这个人产生注意偏差，产生无法抗拒的感受，并在某些情况下产生极端的暴力冲动。以前暴露在某些线索中的经历，以及人们对这些线索的过往反应，诱发了注意窄化和强迫性思维，而某些侵犯和暴力行为的背后就是它们在起作用。

人们对凸显刺激的反应，也受到俘获人们的经验和观念的影响，包括一些伦理和道德的价值观。虽然有的人的道德信念可能阻止他犯下暴力行为，但也会有人相信，暴力行为是合理之举。

刺杀肯尼迪

1968年5月，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播出了一部纪录片，名为《罗伯特·肯尼迪的故事》（The Story of Robert Kennedy）。刺杀肯尼迪的杀手西尔汉·西尔汉（Sirhan Sirhan）后来作证说，这部纪录片推翻了他对肯尼迪过往的一切信任。在审判时，西尔汉称他过去一直以为肯尼迪是为底层、为弱势群体、为社会“渣滓”服务的人，他想要帮助最贫穷的人和最弱小的人。然而，肯尼迪在节目中的照片戳痛了他的神经，“简直让我恶心，让我怒不可遏，在此之前我一直喜爱罗伯特·肯尼迪”。受这些照片的刺激，西尔汉找到了一种新的目的感，充满了狂热。他说：“我看到电视节目的那一刻，我就想大战一场。”

1944年，西尔汉出生于耶路撒冷，因为1947—1948年爆发了一次中东（阿以）战争，他被迫离开自己在耶路撒冷旧城的童年家园。不久以后，他就目睹了自己兄弟被一辆因躲避狙击手开火而转弯的卡车轧死。每天不停的轰炸让他害怕。西尔汉惊慌失措，畏畏缩缩，他发展了一套僵化的道德准则，借以评判自己和他人的行为。

在12岁时，西尔汉跟着家人移民到了美国，决心把战争留下的创伤抛在身后。与很多新移民一样，他努力想要在这个收留他的国家里取得成功。但他的很多努力都失败了，无论是在学校里（他最终被帕萨迪纳城市学院［Pasadena City College］开除）还是在找工作的过程中。他变得孤立、刻薄、易怒，他相信自己比其他人优秀，由此形成了一种日益复杂的幻觉，与自己的日常现实大相径庭。他开始把自己当作歧视的受害者，对少数人群和穷人产生了强烈的认同感。

随着肯尼迪一步步成为民主党总统候选人，西尔汉变得越来越愤怒。他在1968年5月18日9点45分写的一则日记就像是一句咒语：“我消灭肯尼迪的决心变得越来越强烈，越来越成为一种不可动摇的执念……肯尼迪必须死。肯尼迪必须被干掉……罗伯特·肯尼迪必须在1968年6月5日前被暗杀。”

5月26日，西尔汉读到了帕萨迪纳的《独立星报》（Independent Star-News）上的一篇由社论作家大卫·劳伦斯（David Lawrence）创作的联合专栏文章。这篇文章批评了肯尼迪的对外政策，劳伦斯写道：“总统候选人要外出拉票，但他们中有些人确实没意识到自己的言行前后不一致。”第二天，这份报纸刊出了一幅罗伯特·肯尼迪在波特兰发表演说的照片。附带的文章指出，肯尼迪承诺向国外提供战斗机。

1968年6月1日，在参观贝弗利山庄的以赛亚神庙时，肯尼迪重复了他的承诺。在电台里听到了肯尼迪的演说后，西尔汉狂怒不已，迷失了方向1，开始陷入疯狂：“他把我逼到了这种地步，我盯着镜子，看到的不是自己的脸，而是罗伯特·肯尼迪的脸。”

第二天，就在加州初选的前两天，洛杉矶的大使酒店举办了一场欢迎肯尼迪的集会，西尔汉参加了。看到肯尼迪微笑的面孔时，西尔汉的决心动摇了，他感到“肯尼迪对我来说就像个圣人”，但是遭到背叛的感觉压倒了一切，杀心很快就重新恢复了。

西尔汉声称，在狂怒中，他误以为6月5日晚上会有游行。他打算出发去看看，把一把枪放在了汽车后座上，这天早上他还用它练习刺杀目标。西尔汉把车停在了当地的一个竞选办公室前面，他听说大使酒店有一个盛大聚会，于是决定跟着某些参会人一同去那儿。走向酒店时，他的枪还放在车里。

6月5日0点15分，罗伯特·肯尼迪在加州的初选中获胜。他刚发表完感言，就被护送离开讲台，要去与记者见面。肯尼迪被引导着穿过酒店的后厨，而西尔汉早就在那儿等着他了。

西尔汉举起一把22毫米口径的左轮手枪，射向肯尼迪和他周围的人群。差不多26小时后，肯尼迪死亡。另外5个人被子弹打伤，无甚大碍。

当警方搜查西尔汉的住处时，发现了他在笔记本上对肯尼迪的狂乱谴责：“肯尼迪必须倒下。肯尼迪必须倒下……我们认为，罗伯特·肯尼迪必须为可怜的被剥削者的事业而牺牲……罗伯特·肯尼迪很快就会死。”

科伦拜校园枪击事件

传统上，心理病态被定义为缺乏良知。这一定义包括自我中心，不会焦虑、内疚，情感淡漠，共情能力低下。但这种定义仅仅聚焦于心理病态者的心中缺少了什么。很多人可能会问，一个心理病态者心中存在什么呢？

1999年4月，迪伦·克莱伯德（Dylan Klebold）和埃里克·哈里斯（Eric Harris）在科伦拜中学杀害了13人。哈里斯有意留下了一系列日记、文章、视频和网络浏览记录，以便研究者对他进行调查。他的作品提供了一扇窗，让人走进一个极端自我的杀手的心中，也走进了一颗被施暴冲动所绑架的心灵之中。哈里斯决定报复一个让他感觉不公平的世界，这个世界总是让他感到自卑。同时，他做这件事时也在自我观察，他“发表声明”说明自己的动机和想法。

在枪击案一年前，哈里斯就开始写日记，一直持续到了案发的几周前。日记内容一开始相当单调，就是一段无法言说的愤怒，一段漫长而持续的尖叫。然而，细看就会发现，哈里斯回应这个世界的语气存在变化。此外，日记中还体现出一种强烈的自我意识，就好像他在照镜子，监控他自己正在扮演的角色。哈里斯也有真情流露甚至脆弱的时刻。而即将发生的恐怖枪击就是他站上舞台、争取认同，并取得自己想象中最大成就的时刻。显然，哈里斯写这些东西不只是为自己，也为任何可能在他死后发现他的日记、为他作传的人而写。这样，他既释放了自己的愤怒，也扮作了一个怪物，向后辈炫耀，由此他在这个世上的印记就能变得更为重要，难以磨灭。哈里斯被一种施暴的冲动俘获，把施暴作为一种施展力量的方式，也作为一种建立优越感的方式，由此他就能比任何迫害他的人更优秀。

17岁的哈里斯在1998年12月12日写道：“我想知道是否有人会给我写一本书，书中肯定有大量的象征主义、双重意义，写各种主题、外观，与龌龊的现实形成强烈的对比。如果写得好，那就更好了。”听起来就像是哈里斯在为自己英语课上读的东西加了一点措辞粗糙的润色，这也暗示他正在玩弄读者的心智，操纵他所展现的东西，以塑造一个大家会尊重和记住的人物。读者很快就会发现，哈里斯承认自己是一个强迫性的说谎者，这与他想要成名的自我意识有关。日记中对德国的描写强调了他对纳粹德国的同情，这其实就是在拥抱白人至上主义，但也是他戴着的一个面具，用以激发读者的愤怒、厌恶和恐惧。最重要的，这会使他看起来更可怕，这才是哈里斯的目的。在他的日记中，最为突出的特点就是每句话中都含有极端情绪，每一个音节都让人热血沸腾。

在整本日记里，哈里斯表现得像是这样一个人：他怨恨自己的同伴群体，怨恨排挤他的高中文化，认为它不公平。然而，通过一种超越复仇的姿态，他扩大了自己复仇的意义，把复仇变成了一种对虚伪的人类社会的抗议。他从自己的痛苦中提炼出一套哲学观，以证明谋杀有理。这正是“俘获”的一个特点，它支配了这些杀手空洞的心情——个人的痛苦导致对一切事物产生了情感排斥。就像卡钦斯基将现代技术社会视为邪恶存在，哈里斯对个人创伤的愤怒变成了一种对人类存在的控诉，反映出深层不安全感的自大是一种有力的妄想。

在哈里斯长达一年的记录中，他的厌恶痉挛式地反复发作。从1998年4月开始，他就谴责每一个人、每一件事，以支持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方式反对同情：任何不能自食其力的人都该死。这是一种宽泛的谴责，还没有具体到某一个人。伴随这一谴责而来的是一种拥有无限力量的感觉，他觉得自己想做什么就能做什么：“我知道你们在想什么，也知道做点什么能让你们滚蛋，让你们感觉糟糕透顶……我觉得自己像神，我希望我正在让每个人都变得比我低等。我知道，我在这个世界上，比几乎每个人都要高级。”哈里斯坚持自己至高无上的地位，但还没有想过杀害自己的同学。他的愤怒逐渐增强，因为他总是关注使他产生被排斥感的、由周围大受欢迎的学生留下的线索。

哈里斯将受人欢迎贬损为一种混入平庸之众的方式。他再次在日记中絮絮叨叨，说这个世界充满了模仿者和畏畏缩缩的服从者，只有他有能力认清这个社会的真面目。因此，把他和众人区分开的是他的品德，而非他的失败。“看到大家之后，我就确信……人类不值得我为他们奋斗，他们只配被杀死……虚无意味着什么东西都不是……我不想像你或像任何人，但这在今天几乎不可能实现，所有的小可怜虫都尝试着要成为‘原创的模仿者’。我期待像你这样的小可怜虫批评不属于你的社交圈的任何人，不管是‘正常人’还是‘文明人’……”

两个月之后，哈里斯开始具体地描述杀戮。他仍然不只将杀戮描述为报复，而是把自己想象成一个孤独的尼采式人物战胜了世界。哈里斯在日记中吹嘘，称他的罪行将定义他这个人：“我知道哪怕只杀一个人，我也会被警察枪杀，但是……我选择杀死那个家伙，我就要这样做！这是我的错！不是我父母的错，不是我兄弟的错，不是我朋友的错，不是我最喜欢的乐队的错，不是电脑游戏的错，也不是媒体的错。这是我的错！”

哈里斯试图在他越来越邪恶的幻想中抑制各种厌恶感。他决心不要被“我的任何同情、仁慈或类似的感受困扰。我会强迫自己相信，每个人都是来自末日的怪物。因此，有我无他们，有他们无我。我必须关闭我的感受”。在执行他的可怕计划之前，哈里斯曾向他母亲道歉：“我对此真的很抱歉，但战争就是战争。”他还以一种不协调的、饱含感情的语调补充道：“我的母亲，她是如此体贴。她在很多方面都给人帮助。”他也意识到，要让自己远离父母。“我不想再花时间陪他们……我希望他们搬出城去，这样我就不必非得去看他们，也不会和他们联系得很密切。”

11月，哈里斯的日记中出现了大多数人都能看出的情感痛苦。这是他最脆弱的自白，阐述了他的狂怒最初是如何在高中时期产生的：“每个人都因为我的长相取笑我，我弱爆了，我要让你们为这一切付出代价。终极报复就在这儿，你们这些人应该表现出更多尊重，对我好一点儿……像对待荣誉公民一样对待我，或许那样我就不会准备把你们该死的脑袋拧下来了。这就是我的仇恨发源地。事实上，我几乎就没有什么自尊，特别是在跟女孩和长相等有关的方面……”

这直接指向了1999年4月的枪击案。

哈里斯在杀戮发生前几天的日记令人心碎，因为他看起来就像是一个被人排挤的孩子，一个公认的失败者，没有受人欢迎的特质：“我讨厌你们这些人，从我身上夺走了那么多有趣的东西。不，不，不，不要让那个叫埃里克的奇怪小孩过来，天哪，别这样！”

埃里克·哈里斯从一个避世少年变成了一个狂热杀手。他无力承受折磨，最终酿成的悲剧使他家喻户晓。

奥罗拉枪击事件

詹姆斯·霍姆斯（James Holmes）认为自己有一个“破脑袋”2。当他还是一个乳臭未干的少年时，就第一次使用了这个说法，许多年后，他在一个笔记本上潦草地写下了同样的话（他于2012年6月开始记笔记）。这么多年来，霍姆斯都努力要修理这个破脑袋，查找神经科学方面的理论，求助于精神病学护理，还把自己的分析思考写成文章。

但是，没有一个方法有用。“这就是我的脑袋，”霍姆斯写道，“它坏了。我试着修复它，这成了我唯一的信念。但我用坏了的脑袋修复它自身，结果证明这不过是徒劳无功。”到了最后，霍姆斯只看到了一条出路：“生活为所有问题准备了一个备选方案——死亡。”

2012年7月19日，24岁的霍姆斯把他的笔记寄给了精神治疗师琳内·芬顿（Lynne Fenton）医生。这本笔记是一本大杂烩，其中有前后不一的闲扯，有清晰明了的评论，也有冷静客观的逻辑。几个小时后，就在电影《蝙蝠侠：黑暗骑士崛起》于午夜首映时，霍姆斯向观众席扔了一颗催泪弹，然后开枪扫射。在这场于凌晨发生的袭击中，有12人死亡，另有70人受伤。霍姆斯把受伤称为“附带损害”。对他来说，死了才算数。

在大概三年后举行的审判中，四位法院指定的精神医生一致认为，詹姆斯·霍姆斯患有某种精神分裂症。但是当霍姆斯还是加利福尼亚州卡斯特罗维尔（Castroville）的一个小男孩时，没有人会认为他脑子坏了。以前的邻居说他可爱、聪明、成熟，相处起来很有趣。霍姆斯11岁时，他家搬到了圣迭戈，情况发生了变化：他脑中产生了自杀的念头。读中学时，霍姆斯进行了称之为“准自杀”的尝试：用硬纸板割手腕，把皮都划破了。他告诉父母那是纸划破的，因为他认为，如果表现出任何软弱的迹象，自己就会被惩罚。在随后的几年里，霍姆斯在社交上变得越来越孤立和退缩，他宁愿待在家里睡觉、玩电子游戏，也不与人交往。虽然加入了一个田径队，但教练说他几乎不怎么出现，他们不得不严厉地告知霍姆斯，他是集体的一员。

然而，霍姆斯很聪明，以平均4.0的绩点完成了高中学业。而且，他的社交焦虑并没有延伸到家庭生活中，他能与父母和妹妹轻松地交谈，彼此拥抱，维持一种友爱的融洽关系。

表面上，霍姆斯的大学经历看起来相当不起眼。他考入了加州大学河滨分校（Universrty of California，Riverside），住在一间校舍里。同学们记得他很羞涩，从来不会主动找人搭讪，但他们喊他出去玩时，他也愿意。本科时，他在神经生物学这门课上的绩点是3.9。

在这些年的大多数时间里，霍姆斯保留着诸多秘密。移居圣迭戈之后，他与一位持证的临床社工一起参加了一项短期家庭治疗。他写道：“我没有透露任何东西，因为不想在家人面前表现得脆弱。”霍姆斯相信他的脑袋与同龄人的不同，14岁时，他就表现出了对神经科学的兴趣，想要了解大脑是如何运作的，以及他的破脑袋能否被修复。在高中，暴力念头不时出现，开始像幽灵一样纠缠他，他会想象别人掉了脑袋的场景。

2011年，霍姆斯被科罗拉多大学提供的6个令人垂涎的研究生项目之一录取，他比70位申请者中的大多数都闪亮耀眼。就本科成绩单、测验得分、推荐信、研究经验而言，霍姆斯看起来格外出色。在研究生讨论会上，他从来不主动回答问题，但被问到时通常都知道说什么。他及时完成作业，并在期中考试中得了A。然而，他依然孤僻，即使身处群体之中，也徘徊在群体之外。“当我跟他人在一起时，我就会紧张，”他说，“我知道他们希望我说点什么。”被迫交谈时，霍姆斯经常怔住，似乎无法把话说出口。一个教授回忆称，霍姆斯的沟通能力很差，他不善与人交往，而这对实验室工作而言是一个障碍。其他几个教授则感到他没有强烈的目标感。

2011年的圣诞节似乎标志着霍姆斯人生螺旋式下降的开端。“我的思维变得七零八落。”霍姆斯回忆道。无论是对父母还是妹妹，他都没透露自己的心理状态在不断恶化。“我不想让家人知道我有病。”他说。从青春期开始，他就相信这种坦白很糟糕，这意味着自己是一个负担。他与一位名叫加尔吉·达塔（Gargi Datta）的女性朋友维持过几个月的亲密关系。2012年情人节那天，霍姆斯为达塔做了一份洋葱鸡肉，又买了冰激凌当甜点。他们点了蜡烛，观看了《周六夜现场》和音乐录像带。但不久以后他们就分手了，这让霍姆斯本已郁闷和悲观的心情变得更糟糕。他每况愈下，缺乏做事的动力。

霍姆斯不断产生自杀和杀人的念头，这些念头开始聚焦到具体的某一点。被他称为“最后的逃生出口”的大屠杀，变得越发凸显了。霍姆斯想通了，他的受害者生命的价值将以某种方式累加在他身上。他的理论认为，每个人都有价值。“如果你认为杀人有价值，那么当你杀了人，你就会变得更有价值。”他解释道。

霍姆斯的症状似乎已从强迫观念变为妄想，从“过度的、不合理的且由此导致压力的侵扰性念头、表象和冲动”转向了“基于对外界现实的错误推断而导致的错误信念”，即使其他人都不这么认为，这些信念也依然顽固地存在。

霍姆斯第一次寻求心理援助，于2012年3月21日来到了琳内·芬顿的办公室。首次会面时，根据芬顿的记录，霍姆斯说他的强迫症表现已恶化，他认为杀人是缓解痛苦的唯一方式。他还说：“但你无法杀死每一个人，因此这不是一种有效的方式。”芬顿由此认为他不可能去实现他的幻想。她给霍姆斯开了氯硝安定，这是一种用于治疗强迫症的药；还开了舍曲林，这是一种选择性的血清素再摄取抑制剂，用于治疗抑郁、社交焦虑和强迫症。

霍姆斯同意一周后再见面。同时，他与达塔分享了一些暴力思想，写了一封邮件，说他想要做一些邪恶的事。被问及是什么事时，他回答：“当然是杀人。”

达塔说这样会很麻烦，不值得。“大多数人不值得你去攻击并因此付出代价。”

“正是因此，你要杀死很多人。”霍姆斯宣称。

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霍姆斯定期与芬顿会面，告诉她，自己在一天里有三四次会产生杀人的念头。尽管芬顿相信他患有分裂型人格障碍和偏执妄想，但她没有意识到霍姆斯的思维随时间推移发生了改变，而且她也不认为霍姆斯的情况越发危险，部分原因是霍姆斯从来没有描述过一个具体的计划。她调整了药方，增加了舍曲林的剂量，还请了另一位精神科医生补充意见。6月初，霍姆斯最后一次见芬顿，告诉她自己的口试没通过，而且正要从研究生院退学。不久，芬顿就联系了大学的威胁评估小组，要求对霍姆斯进行背景调查。评估小组报告说，霍姆斯不在军队里任职，没有隐蔽武器许可证。芬顿的最终诊断记录是“霍姆斯健康状况良好”。

同时，霍姆斯不断充实自己的武器库。他第一次从亚马逊上买了东西，包括一把折叠刀和一支很像手机的电枪。接着，他在奥罗拉（Aurora）的商店买了一支格洛克22式手枪和一支猎枪。一次购买行为引发了更多的购买行为。“从强迫行为到更多强迫行为。”他说。不久，霍姆斯又为自己的武器库里增加了一支格洛克23式手枪、一支突击步枪、激光瞄准具、炸药、催泪弹、防毒面具、手铐，以及数千发子弹。在研究枪支法律和精神疾病后，霍姆斯曾以为自己的精神状况可能会妨碍购买武器，但他没遇到什么障碍。他买了一整套防弹衣，穿着它拍了照，身边还摆着枪。他开始在靶场练习射击。

“情况在不断升级。”霍姆斯说。他买第一支手枪时想的是自卫，但是马上就变成了其他具有攻击性的目的。

霍姆斯说他将自杀念头转变成了杀人念头，因为他明确了自己的目标，界定了自己的使命：“去电影院，杀尽可能多的人。”他不再不切实际地思考人类的毁灭，这种想法会因一种不适感蔓延，而他周围的人总是让他有这种不适感。他的使命不再是用核武器或毁灭心灵的生物制剂消灭这个世界。相反，他的使命变成了杀死一群人的现实想法。

最后，霍姆斯被他所谓的“人力资本理论”所驱使。这套理论认为，夺取其他人的生命值将增加他自己的生命值。“这种想法抓住了我的心，”他解释说，“我也不知道它怎么主宰了我，但情况就是这样。”尽管对人类怀有仇恨，霍姆斯的行为并不是由盲目的激情驱动的。“对我来说，仇恨有点像是讨厌西兰花或别的什么东西，它不是那种火热的、带有愤怒激情的仇恨。”相反，他行动是因为相信自己别无选择，只能执行他肩负的那个无与伦比的使命：“我仿佛就是紧张症患者。除了这个使命，我没有心思做其他任何事……我有一个要完成的目标。”

芬顿给霍姆斯开的精神药物似乎强化了他的反应。就在开始服药后不久，他报告说：“躁狂第一次出现了，焦虑和恐惧消失了。我不再害怕，不再担心失败……不害怕后果……对人极为厌恶，但原因不明……爱不见了，动机指向了仇恨和偏执……没有后果，没有恐惧，我独自一人，没有别的事可分心，没有寻求自我实现的理由。我拥抱仇恨，黑暗骑士崛起了。”

人们现在仍然不清楚，霍姆斯是否真的想要根据他的妄念而行动。他的故事总有两个版本。其中一个版本是，这个年轻人渴望好转，他已寻求心理健康服务的帮助，每一次会面他都会来，后来他告诉一位由法院指定的精神医生，说他想要做点事阻止自己的枪杀行为：“我想解决问题，想做个正常人。”

霍姆斯给他笔记中的一页写下了标题——“对一个破脑袋的自我诊断”，并列出了包含13种疾病的清单，包括焦虑型躁狂、广泛性焦虑症、阿斯伯格综合征或孤独症、精神分裂症、强迫型人格障碍、精神病，以及慢性失眠等。在另外五页中，他详细描述了这些诊断涉及的许多症状，从紧张、过度疲劳、自我孤立、拽头发，以及无法沟通，到“自认为无敌”“担心生殖器……受过度刺激”“痴迷于杀人的念头”。

霍姆斯也搜索了谋杀的其他替代物，甚至这种可能性在他的思考中占据了更为重要的位置。他考虑了诸多选项，以及它们的结果：“忽略这个问题。如果这个问题不存在，那么有没有解决方案就无所谓。这不起作用……拖延这个问题。活在当下，不考虑回答眼下的问题。这也不起作用……去问别人。如果一个人无法解答自己的问题，那就找别人帮着解答。还是不起作用。”

霍姆斯故事的另一个版本，说的是这个男人精心策划了一场屠杀。这个人给他人带来了悲伤和痛苦。他知道自己的行为是非法的，也知道这样做是错的。

当霍姆斯收集武器时，他仔细盘算了最合适的方法和地点。炸弹没用，他的记录里写，因为“监管太严”且“招人怀疑”，他给这一想法打了一个叉。连环谋杀也被排除了，因为“太个人化，容易留下证据，容易被抓，杀的人少”。他在这一项上又打了一个叉。最后，在“大屠杀／狂欢”下面画了一个复选标记，并指出这种方式尽管“在做法上比较原始”，但优点是“杀伤程度最大，很容易用武器实施”。

霍姆斯简单地选了一个机场，作为射杀地点，但又排除了这个想法，部分原因是航站楼的安检太严格，与这一场所有关的恐怖行为导致相关部门采取了种种反制措施。“恐怖行为不是启示。启示就是，没有启示。”霍姆斯写道。

因此，霍姆斯选定了科罗拉多州奥罗拉的一家电影院，该影院有16张幕布，选它是因为“场所孤立、离得较近、地方够大”。哪里还会有比一个不显眼的娱乐场所更好的作案地点呢？不久，他就在6月下旬把自己的头发染成了扎眼的橙红色。霍姆斯开始研究这家电影院。他在7月7日到7月17日之间，买了三次电影票。他在笔记中用四页纸勾勒了影院中各个影厅的草图，还记录了每个影厅布局的利弊。比如，其中一个影厅若能锁上双开门，就能增加死伤，但同时也有一个缺点，那就是观众又多了一条逃生路线。他同时也在一个深夜交友网站上建了账户，还在7月18日更新了自己的主页标题：“你愿意到监狱看我吗？”

经过几个月的筹划，电影院选定了，装备也到位了，霍姆斯准备就绪。他在自己的公寓里装了燃烧弹，还在电脑里设了午夜开启的定时器，最大声地播放电子乐，他希望借此引人注意，分散执法部门的精力。霍姆斯驾车到了电影院之后，去了9号影厅，当时蝙蝠侠出现在了屏幕上，但他很快退了出来，装着要用手机给人回电话。他从最近的出口离开，返回车里，穿上防弹衣，带上武器。再次进入剧场之前，他打了最后一个电话给科罗拉多大学的心理健康热线，但他没有对任何人说话就挂了电话。“那是我最后一次回头的机会，”他解释道，“那么做可能是因为我还有所疑虑。”

霍姆斯没有针对之后的情况做计划。“我会进监狱，或者被打死。事情有自己的发展轨迹。还有第三种可能，那就是逃跑，但我没有考虑那个选项。”他仍然穿着自己的防弹衣，站在自己的车旁，直到警察到来。“我想，自己的使命结束了。”他说。

2015年7月16日，由12人组成的陪审团判定詹姆斯·霍姆斯犯了165项谋杀罪和谋杀未遂罪，驳回了辩护方称他精神错乱的抗辩。三个星期后，陪审员未能就是否判处霍姆斯死刑达成一致。9人投了赞成票，2人不确定，还有1人坚决反对。霍姆斯因而被送进监狱，终身服刑，没有任何被假释的可能。

我正打算去旅行

2008年12月，美国陆军的精神科医生尼达尔·哈桑（Nidal Hasan）少校，开始了与基地组织成员奥拉基的邮件联系，大多数时候是单向的。在6个月的时间里，哈桑问他宗教典籍的教义，以及穆斯林在美国军队中的精神责任。

在一封邮件中，哈桑谈论了穆斯林士兵，他们“似乎有内在冲突，甚至杀害了或要杀害其他美国士兵”。他提到了哈桑·阿克巴（Hasan Akbar）的行动，这位美军中士向帐篷里投掷了一枚手榴弹，炸死了两名军官。如果这样的人死于圣战，哈桑问：“你会认为他们是沙赫德（烈士）吗？”

奥拉基简单地回了电子邮件，但从未回答哈桑关于伊斯兰教义的问题。他确实答应“帮着留意合适的女性”，因为哈桑提到正在寻找一个愿意与自己一起侍奉真主的妻子。

虽然他们只是短暂相遇，但哈桑非常敬重这位精神领袖，他向奥拉基保证，没有什么东西能阻挡他的奉献。

2009年6月，邮件交流静默了。但5个月之后，奥拉基公开谈到了这位追随者。“他是一个有良知的人，无法忍受作为一个穆斯林、却又在一个与他自己的人民为敌的军队中服役带来的冲突，”奥拉基在自己的网站上写道，“他做了正确的事。”“正确的事”说的就是2009年11月5日，哈桑少校在胡德堡（Ford Hood）发起的暴乱。这场暴乱开始于他的大喊大叫，结束于10分钟后，13人死亡，30人受伤。大约4年后，23名高级军官投票，一致同意判处哈桑死刑。

出生于1970年的哈桑，父母来自巴勒斯坦，当时已从西海岸移民到了弗吉尼亚。哈桑在17岁时加入了美国陆军，成了一名步兵。从那时起，他就完全生活在军队的世界里。在此期间，他获得了医学学位，并在沃尔特·里德（Walter Reed）陆军医疗中心完成了他的精神病学驻院实习。

尽管哈桑的童年在很大程度上是世俗的，甚至包括圣诞节庆祝，但2001年母亲死后，哈桑变得越来越信仰宗教。作为一个在马里兰州银泉穆斯林社区任职的伊玛目，哈桑基本每天穿着军装虔诚地祷告。同时，哈桑对军方越来越不满，抱怨说自己因为宗教信仰受到骚扰。一个士兵用钥匙刮花了他的车，另一个在他车里留下了一块尿布。哈桑萌生了退役的想法，但因为军队已为他的教育买单，这种想法很难实现。

即便哈桑的思想变得日益极端，它们还没引起关注。尽管联邦调查局的联合反恐工作组拦截了哈桑写给奥拉基的邮件，调查者断定这些交流毫无不妥之处。家人也没有意识到已经发生的转变，他们认为哈桑是一个温柔、敏感的男人，认为他依然在哀悼死去的母亲。但是日益偏执的迹象很多。哈桑被自己的信仰与军事效忠之间的不相容所吞噬着：他要成为一个穆斯林战士，与其他穆斯林进行战斗。2007年6月，他在沃尔特·里德陆军医疗中心做了一场大型讲演，谈论宗教典籍的世界观及其与美军穆斯林战士的关系。他采用了一种学术的语调，以第三人称的方式谈及为什么穆斯林会因在伊拉克和阿富汗服役而感到冲突。他的话听起来很温和，但所引用的文献信息并不是很“温和”。

哈桑还详细描述了一系列涉及美军穆斯林士兵的“不良事件”。一个士兵伪装自己被绑架了，以便能逃离美国军队；一名中士因为自己的宗教信仰，拒绝被派遣到伊拉克；哈桑·阿克巴则向同伴投掷手榴弹。尼达尔·哈桑给同事提建议，说对两类人要格外谨慎：一类人的名字一看就是穆斯林；另一类则是虔诚阅读经文的人，因为这些士兵可能更容易引发冲突。

哈桑慢慢坠入了宗教激进主义，这在他住院医生实习期满后的两年里变得日益明显。2007年8月，他做了一场极富煽动性的演讲，因此被提前结束。此处，他还为自杀式爆炸辩护，告诉人们宗教信仰优于对美国宪法的忠诚。同时，哈桑一直在网上研究圣战。军队里至少有两个同事把他叫作“滴答作响的定时炸弹”。

然而，哈桑在军队里的职务也不断晋升：他于2009年5月晋升为少校，即便他这时正在与奥拉基通信。11月下旬，哈桑确认要被派遣到阿富汗，而随着日期的临近，他对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的愤怒与日俱增。作为军队里的精神病医生，他负责为回国的士兵做心理评估。哈桑每天都会听到战争中发生的令人痛苦的故事，包括一名平民被杀死，另一个是有人有意将燃料倒进伊拉克的水库。他请求上司指导如何报告这样的暴行，并在电子邮件的最后写着“所有的赞美和感谢献给安拉、全世界的守护者和维护者”。

哈桑在11月5日上午没收到回复，他那时正在胡德堡的清真寺里做祷告。那天，他告诉一名信徒：“我正打算去旅行。”他已放弃了自己的大多数财产。几个小时后，他在美军基地开了火。

知识延伸

1. 社会心理学家阿尔伯特·班杜拉（Albert Bandura）认为，大多数人施加的“自我惩罚”导致了某些特定行为，包括谋杀。由于学习和社会规范的影响，某些行为引发了消极的情绪反应，例如，恐惧、焦虑或者与行为相关的思想或行动产生的消极情绪。克服这种“自我惩罚”的一种方式是重构杀戮的道德价值观，即为了某些更伟大的事业，杀戮被认为是可以辩解的，进而使得这种行为免于自责约束。

2. 我观察了对詹姆斯·霍姆斯的大部分庭审。除此之外，许多引文来自《丹佛邮报》（The Denver Post）详细的博客文章，这些文章大多由乔丹·斯特芬（Jordan Steffen）或拉里·里克曼（Larry Ryckman）所写，且是由埃里克·柳伯斯（Eric Lubbers）编辑的。基于对长达九周的庭审的实时报道，该博客综合了辩方和检方律师的所有证词和陈述。

完整的庭审录像带也提供了重要信息。詹姆斯·霍姆斯写的东西都在他的笔记本里，并在审判期间作为第341号检方证物。

科罗拉多大学的精神科医生林恩·芬顿的观察结果主要是她的庭审证词，丹佛电视台在其创建的新闻博客中也对此做了总结。强迫与妄想的区别在名为《强迫症跟精神分裂症中妄想的区别诊断》（Differential Diagnosis of Obsessive-Compulsive Symtoms from Delusions in Schizophrenia）中描述得很清楚。詹姆斯·霍姆斯和他女友加尔吉·达塔于2012年3月25日互发的电子邮件，作为第649号检方证物而成为法庭证据。作为庭审证据的其他文件包括陪审团意见、发出的电子邮件、证物以及电影院室内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