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一测　关于俘获的知识，你了解多少？

5. 《系统的笤帚》深受哪位哲学家的影响？【单选】

A. 卢梭

B. 维特根斯坦

C. 罗素

D. 黑格尔

6. 以下哪个说法是错误的？【单选】

A. 俘获能够塑造人们的体验，控制人们的生活

B. 俘获能导致对自我有害的行为，甚至能摧毁自我

C. 一旦被俘获，人们就无法摆脱精神痛苦

D. 俘获使人过于偏执，专注于特定目标

在研究俘获的过程中，我一次又一次地回到一个根本的悖论上：尽管俘获通常给人带来巨大痛苦，但它也是很多崇高体验的基础。阅读了前文描述的悲剧，大家或许会问，我们怎么才能避免俘获所带来的危险，甚至将它逆转？

摆脱俘获的转变可能突然发生：人们可能毫无征兆地被一种精神领悟抓住了。但人们也能有意识地让自己对这种体验的态度变得更开放，更容易接受它。在这里，威廉·詹姆斯对自由意志力量的信仰重新引导了人们的注意。倘若追求俘获的积极意义，人们也许能引导自己摆脱痛苦。

对此，宗教经验为人们提供了一个机会。但人与人是不同的，每个人对神圣的感受都是独特的。

灵性体验被描述为一种完全依赖的感受，被一种终极关怀所掌控的感受，其中可能包括从日常感知中解脱出来的感受。而其催化剂可能是精神上的，或是审美上的东西——一首诗、一道风景，或沉思的时刻。

德国神学家鲁道夫·奥托（Rudolf Otto）1曾写道：“有时，它给人的感觉像潮水般涌来，让心灵中弥漫着深深的敬拜之情，它或许会转变为一种更固定、更持久的心灵状态……它或许会从心灵的深处突然爆发，伴随着痉挛与抽搐，或引发奇特的兴奋、中毒似的疯癫，以及忘形的狂喜。”

这种无与伦比的“它”到底是什么？日内瓦大学的历史学和宗教学教授菲利普·博尔若（Philippe Borgeaud），向我这么解释说：“神是最好的价值，也是最坏的，但他不是一个寓言。神不是表示另一件东西的东西。阿佛洛狄忒是美，是爱，是欲，是性。她就是那些，而非代表那些……人通过情感来认识神，而情感也就是神。”

大卫·福斯特·华莱士理解这种人神关系的基本事实。华莱士相信，“不存在不崇拜任何人或物的人，每个人都会崇拜”。人们唯一的选择，就是崇拜什么。“这个解释可能令人信服：人之所以选择某种神祇或富有灵性的东西去崇拜，是因为其他任何让你心生崇拜的东西都会将你吞没。”

突如其来的启示

美国神学家霍华德·瑟曼（Howard Thurman）在为期四个月的印度访问结束后，开始感到焦虑。在访问期间，这位在哈佛大学任教的院长讲授了无数次关于非裔美国人的宗教文化；看到太阳从开伯尔山口（Khyber Pass）的干城章嘉峰（Kinchinjunga）上升起，又从印度国际大学（Shantiniketan University）传奇的菩提树落下，但他还是没有见到圣雄甘地。

几个月前，一位圣雄的信徒，名叫米里娅姆·斯莱德（Miriam Slade）的年轻女性在瑟曼的要求下来到他的办公室，为他讲解非暴力主义这一主题。瑟曼想要了解更多，因此斯莱德同意，如果瑟曼前往印度的话，她会安排瑟曼与甘地会面。当瑟曼于1935年10月抵达锡兰（Ceylon）时，一封来自甘地的电报正等着他。“若今年年底前你们能过来，我将很高兴认识你和你的三个朋友。”甘地写道。

然而，已是1936年2月了，会面还没有成功。在孟买大学讲完整整两天课之后，瑟曼去找妻子苏·贝利·瑟曼（Sue Bailey Thurman），她是一位讲师兼作家，来自基督教女青年会，也是他的旅行秘书。瑟曼告诉妻子，他不能再等了，他下午会给甘地发消息。但就在去邮局的路上，瑟曼遇到了一个戴白色甘地帽的年轻人。二人停了下来，彼此打量了一番后，年轻人交给瑟曼一个便条。这是来自甘地的邀请，请他在附近的巴多利（Bardow）会面。

第二天，瑟曼、苏以及另外一名来自基督教女青年会的代表，坐在甘地的帐篷里，回答圣雄对美国黑人方方面面的提问。轮到客人们提问时，瑟曼问，为什么甘地的非暴力反抗运动没能把英国人赶出印度？甘地告诉这位访客，他的同胞的奉献对这场运动的成功无比重要，但他们缺乏活力，难以长期支撑这样一个崇高的理想。甘地解释说，他们缺乏活力的第一个原因是饥饿。当时的印度正遭受大萧条所带来的苦难，部分是因为英国当局征收高额税费，还不允许印度公民出口货物。第二个原因是他们缺乏自尊，这不是因为英国人的统治，而是因为他们自己的不道德行为。

“我们已丧失了自尊，”甘地告诉他们，“因为印度教中存在贱民身份。如果某个贱民的影子落到了印度教的寺院里，这座寺庙，在某些情况下还包括这座寺庙所在的街道，就会被认为受了污染。”

瑟曼感觉话里有话，于是问道：“你怎么能以这样的方式批判这件事呢？”

甘地回答：“作为一个拥有种姓的印度教徒，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在自己家中接纳一个外人，让这个人成为家庭中的一员，不仅从法律上接纳，从其他层面上也接纳他。这就是向其他印度人宣告：‘这就是我要说的意思。’我把这个外人的名字改为‘哈里真’（Harijan），意思是‘神的孩子’。”

听到这儿，瑟曼想起了他在佛罗里达州代托纳（Daytona）的童年。在他7岁时，父亲死了，因此瑟曼和两个妹妹由母亲和外祖母抚养，外祖母是一个老练的助产士。在外祖母的一生中，前22年的身份都是奴隶。她不会阅读，经常要外孙从《圣经》中读东西给她听，但她不让瑟曼读保罗的章节，因为保罗为奴隶制辩护。外祖母告诉他，一年里会有几次，她的奴隶主会允许一个黑人传教士为奴隶们讲道。这位传教士的做派颇为夸张，说起话来添油加醋。讲道达到高潮时，传教士满脸都是汗，他会把目光从人群里的一张面孔移到另一张上。

“你不是黑鬼！”他会怒吼，“你不是奴隶！你是上帝之子！”

在瑟曼读大学期间，以及后来在神学院里，他都在思考这个概念。他是一个奴隶的外孙，一个在种族歧视的南方长大的非裔美国人。他怎么会被这样一个启示完全吸引？这样的信念又将如何影响他？他是神的孩子，这是他对上帝的信仰，也是他的信念，这激励他在学校表现优秀，也提供了一面盾牌，让他能从种族歧视的南方制度和日常的残忍生活中逃离。当一个白人贬低他，把他叫作“男孩”时，瑟曼的决心和自尊就受到了以下认知的支撑：在上帝的眼里，人人平等。在罗马人占领巴勒斯坦期间，耶稣就是受迫害的少数犹太人中的一员，但他胜利了，因为他知道，认为自己比罗马人低下就是允许怨恨潜入他的内心，而怨恨肯定会毁掉他。

即便在访问印度之前，许多印度教徒都会问瑟曼，黑人怎么会崇尚他们的征服者的信仰？其实，他自己也一直在挣扎，一边是被他称为“耶稣的宗教”的信仰，一边是保罗的宗教。在前者中，每一个灵魂都被爱，而正义、慈善和俭朴都得到了重视；而后者如他所见，已被用来为帝国主义、奴隶制以及几个世纪以来的暴力做辩护了，它已促成了一个日益不公平的体系，其中大多数人过着“没有出路”的生活。长期以来，后者就被利用为对付他们的武器，这些不幸的人如何能在基督教中寻找安慰？1935年，在动身去印度之前，瑟曼就这个主题写了一篇文章，名为《弱势群体的好消息》（Good News for the Underprivileged），发表于《人间宗教》（Religion in Life）这本期刊上。瑟曼认为，保罗的精神是对真正基督教的歪曲。真正的基督教，存在于穷苦犹太人对占据他们土地的罗马人的反抗中，此处的“反抗”是神学意义上的，而非字面意义上的。耶稣为这些被占领家园的犹太人提供了什么道路呢？他们应该尝试被同化，还是应该反击？他们应该孤立自己吗？他们应该允许内心的怨恨生根发芽、茁壮成长吗？不，耶稣说：他们应该保持谦卑和柔顺，同时一直记住上帝的王国里有他们。他们要解决问题，不需要看罗马人，也不需要仇恨罗马人。他们只需要看自己就行。

在印度旅行时，瑟曼看到了种姓分化，在某种程度上比他每天在家乡的所见所闻更严重，也更残忍。基督教对印度人而言没什么吸引力，他们大多数人都是印度教徒或穆斯林，转变信仰对他们来说就类似于加入英国统治阶级，成为其中一员，不是从肤色上，而是从名义上。作为一个观察者，瑟曼看到了黑人和白人之间的相互影响（无论在国内还是在国外），他问自己，宗教是否能打破肤色的镣铐。在结束了与甘地谈话的13年后，瑟曼就这个主题写了一本小书，名为《耶稣和被遗弃的人》（Jesus and the Disinherited）。在这书里，瑟曼回想起甘地的断言，人需要有一种坚不可摧的自尊，在此基础上才能致力于实现自己的个人转变，甚至社会转变。“很有可能，一个人没有像这样的个人自卑感，”瑟曼写道，“但同时他被一种社会自卑感所困扰。意识到自己是神圣的有助于稳定自我，产生新的勇气和力量。”一个人知道他是神圣的，就不会害怕抓捕他的人，也不会害怕死亡。他的心中没有对压迫者的仇恨，因为他对于创造他的人负有更深刻的“道德义务”。他不会被社会的限制打垮。

在印度，坐在几乎没有家具的帐篷里，瑟曼看到了对神灵的信仰、自尊，以及将自身奉献于推动社会变革的能力如何自然而然地联系起来。当这些“柱子”中的一根倒下时，其他“柱子”也会跟着倒下。瑟曼很幸运：他一直认为，在上帝眼中他是个特别的人。但对他的大多数同侪而言，情况不是这样。他们在成长的过程中一直认为自己不是完全的公民，他们也无法实现想要追求的平等。瑟曼怎样才能保证他们知道（他同样及时地采取了行动）自己是神圣的，而且拥有克服障碍的力量？

在拜访甘地的这些访客搭乘火车回孟买之前，“印度的小棕人”（全世界人都知道甘地的这一昵称）最后一次和他们交谈。“好吧，”甘地说，“也许正是通过黑人，非暴力的全部信息才能传递给全世界。”这些分别时的亲切话语，出自一个被认为最像圣人的人。数十年后，瑟曼想要传递的信息已变得广为人知，还影响了好几个民权活动家。事实上，一个名为马丁·路德·金的年轻人曾阅读《耶稣和被遗弃的人》，准备发起一场抗议游行。在这本书的最后一行，瑟曼写道：“当人们看着耶稣的面孔，他们就看到了自己可能的荣耀，而他们的心将会低语：‘感谢你，感谢上帝！’”

被自然启示

精神俘获不一定依赖于对神圣的信仰。在人们的心灵生活中，其他奇迹也发挥着类似的作用。

在很长一段时间之后，华兹华斯回到了瓦伊河（River Wye）岸边，他满心欢喜地发现，某处景观对过往岁月的流逝无动于衷。对诗人来说，过去的5年中充满了剧烈的改变，既包括政治上的也包括个人的改变，围绕着丁登寺（Tinter Abbey）的熟悉景象却不受时间的侵蚀。从陡峭高危的悬崖到成片的农舍，以及茂密的果树林，这些令人安心的景象依然保持着原样。

在过去的多年中，华兹华斯找到了可以弥补他已逝的青春活力的慰藉。修道院不变的自然美景成了一种精神慰藉的来源，让他逃离对日常生活的失望，逃离孤独的房间和城镇的喧嚣。随着诗人的注意范围慢慢扩大到整个大自然时，他被提升到（即便只是一时）脱离现世的领域，从自我的藩篱中释放，与周围的世界融为一体：

读到华兹华斯的《丁登寺》时，柯勒律治正挣扎着控制他的狂喜。他在日记中兴奋地写道：“我们领会了万事万物的生命，借由深入的感受，我们的观念变得晦暗——这就是我们生活的意蕴，我们自己的意蕴……（让我）思考我自己——思想的存在，无论那是什么，观念变得晦暗，我不知道它是什么，但那感受是深刻而稳定的，我把它称为‘我’——识别感受与感受者。”2

惊叹于海洋的浩瀚，或从一个诗人的视角看待它，这种强烈的审美体验让主体与客体、感受者与感受物融为一体。对许多诗人、音乐家和艺术家以及他们的读者和听众来说，这种忘我的瞬间体验给内心带来了慰藉，能让人直面生活中的挫折。特别是对华兹华斯而言，灵性体验不依赖于制度化的宗教，甚至不取决于上帝的存在。审美体验，也能暂时让时间停止流逝，让孤独的自我与周围世界的边界变模糊。

古希腊哲学家朗吉努斯（Longinus）把这种审美体验称为崇高。朗吉努斯观察到，精心打造修辞和诗歌的技巧，通常会激发某种特定的敬畏，而这不仅仅是一种对内容所蕴含的力量的反应。事实上，崇高解释了语言本身的权威中具有的说服力。

对华兹华斯而言，崇高有一种内在的治愈作用，一种“改造的美德”，它让“我们的心灵／受到滋养，被悄然修正”。在《序曲》（The Prelude）中，诗人对青春期的冷漠记忆逐渐被神圣的光环笼罩：当滑冰者“把他们的身体交给了风”时，“所有的冰鞋／我们在光亮的冰面上游戏时的嘶嘶声／融合在了一起”。

此时，通常属于不同领域的空间和时间，融入了运动这一单一的事实中：旋转的悬崖，甚至卷起的地面，都与旋转的滑冰者难以区分。即便只是一瞬间，在这闪闪发光的冰雪场景中，年轻的华兹华斯也忘记了自我。

这种“结晶”的感知模式，看起来让时间停止了，为浪漫主义思潮提供了诗歌的精髓。“如果感知之门被净化了，”诗人威廉·布莱克（William Blake）坚信，“任何东西都会呈现出它自身的样子，那就是无限。”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感到“一沙一世界，一花一天堂”。

朗吉努斯死后的两千年里，哲学家和艺术家尝试理解崇高的意义。为何美能重塑人与周遭世界的关系？又是如何重塑的？在18世纪，康德、约瑟夫·艾迪生（Joseph Addison）和埃德蒙·伯克（Edmund Burke）等众多欧洲哲学家都回到了崇高这个主题上，认为崇高不等同于简单的美丽：它依赖于恐惧的体验，取决于痛苦和危险的观念，尽管这是一种特殊的感觉。用艾迪生的话来说，崇高是“一种令人欢喜的恐惧”，通常由深入人心的艺术和音乐作品或自然的宏伟壮丽引发：巍峨的高山、汹涌的风暴、无边的海洋。这样的经历唤起了人们内心的恐惧，同时也诱发了内心与宇宙融为一体的感受。

当然，这种体验中存在一种内在的紧张。就其本质而言，崇高融合甚至消解了看似矛盾的两面：自我和世界，变化和永恒，危险和狂喜。它立刻带来了升华和威胁，或暂时或长久；它以一种不可抗拒的力量吸引着人们，甚至打算消灭这个世界。

知识延伸

1. 1911年，正是在摩洛哥的一座犹太教堂里，鲁道夫·奥托第一次体验了精神超越。如今，该国只有一个这样的犹太教堂存在。

奥托在日记里记录了这次经历。“在安息日，一个很小的昏暗房间，房间不到10米长，不足5米宽。天花板飘浮着柔和的光线，墙上装有棕色的壁板，被30盏悬挂的油灯的烟气笼罩着。”

奥托的向导带领他穿过了“贫民窟里迷宫般的街道和两级狭隘而阴暗的阶梯”，才来到这座隐蔽的教堂。奥托说：“那是一个在黑暗中仍能感知到这是一个脏得不可思议的前厅，我们听到众人的祈祷和诵经的声音，以及那些犹太教堂赠给基督教堂和清真寺的半唱半哼的圣歌。”

这位路德派神学家不久就被那吟诵的旋律征服，他开始区分某些常规的转调与节奏。起初，奥托徒劳地尝试区分和理解这些字眼，但很快他就放弃了尝试。接着，那些混乱的声音突然都自行舒展开来……任凭他的四肢被一种肃穆的恐惧感支配。

对奥托来说，这些字眼的力量，也就是神的力量（Kadusha），跨越了时空的限制。“我听见了红衣主教在圣彼得大教堂里唱出的神圣（sanctus），听到了克里姆林宫大教堂里回荡的宇宙（swiat），也听到了耶路撒冷的族长吟唱的圣灵（hagios），”他写道，“无论用什么语言表达这些字眼，这都是人类说过的最崇高的话语，它们总能捕捉到一个人的灵魂最深处，震撼并唤醒沉睡已久的超凡脱俗的神秘。”

在奥托写这些话的100年前，18世纪的德国哲学家和社会学家施莱尔马赫（Schleiermacher）就认为，宗教经验的本质是反智的，它产生于一种完全依赖性的体验，丧失了可认知的自我。理性的自我试图通过观察和分析来进行扩充，将理性自身投射到这个世界，但精神的自我则将信仰视为狂喜的毁灭。施莱尔马赫的论点对奥托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就像其对接下来的世纪中研究宗教和人类心理学的许多学者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施莱尔马赫并没有关注某个既定宗教传统的有效性，而是认为所有宗教传统的本质是相似的。比教义或仪式更重要的是信仰的感觉体验：“它是一种意识，即我们所有的自发活动都来自自身之外的力量的认知。”施莱尔马赫关于宗教的激进观点与他的成长经历是吻合的。1749年，他那以非正统神学观点而闻名的祖父被控施行巫术。施莱尔马赫的父亲是一位启蒙运动的牧师，长期浸淫在康德、斯宾诺莎和柏拉图的作品。

施莱尔马赫认为，所有人类都有产生宗教信仰的能力。“人对追寻无限的渴望越热烈、动力越持久，头脑本身就越会被这股渴望牢牢抓住。”他写道。在他的早期作品中，施莱尔马赫写道：“所有这些观点都源于人类的原始直觉……而原始直觉决定了宗教经验的特征。”换句话说，激发宗教信仰的“直觉”或最初的冲动塑造了人随后的精神体验。

所有这些经验的决定性特征就是对某一他者的绝对依赖。对施莱尔马赫而言，“在认知分裂为思想和行动之前的那一刻”就是“秘密时刻”，标志着人类心灵开始在那一刻感知到神性。这是心灵迫使感知进入思考模式之前的时刻，它因为纯粹的感官体验而心醉神迷：“发生于每一次的感官体验中，直觉和感受分离之前，首先发生的神秘时刻，那时感受与感受的对象可以说彼此交融，化为一体。”

这样的时刻本就是转瞬即逝的：“我知道它是多么难以形容，而且它那么快就消失不见……我无法准确描绘它，甚至不能在不亵渎它意义的前提下描绘它！它像清晨的露水轻轻地抚摸着睡醒的花朵，像少女的吻一样温柔细腻，像婚礼上两个新人的拥抱那样圣洁而丰盈，事实上，它不是像这些，而是本身就是这些。”当心灵处于这种纯粹接受性的状态中，将自我和感知对象分开的界限就溶解了：“一种表现，一个事件迅速而神奇地发展成为宇宙的形象。即便热爱和追寻的形式本身一直在改变，我的灵魂也朝着它跑去。我拥抱它，不是作为它的影子，而是作为圣洁本身。”这位信徒躺在无限世界的怀抱中，成了它的灵魂，将所有的权力和无限的生命当作自己的。

因此，对施莱尔马赫来说，对神既敬畏又向往的情感交织不只是一种日常感受。相反，它代表着一种特殊心理甚至是审美倾向。认知神经科学家可能把施莱尔马赫的“诞生时刻”描述为“预反思意识”，这是一种在心灵把自我与周围世界隔绝开之前的自我体验：“你很少意识到这种感觉，但它会在其他情况下变得强烈，以至于你会因为它忘记了外物和自己；你的整个神经系统变得如此弥散，以至于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这种感觉都主宰并抵抗其他感知带来的影响。”

但对施莱尔马赫而言，宗教并非培养认知超越自我的力量的唯一工具。向一群将帮助解放被法军占领的普鲁士的学生士兵发表讲话时，施莱尔马赫赞美了政治斗争的卓越潜能。学生们的武器堆放在附近或靠在教堂的墙壁上，施莱尔马赫走上了讲台，在这个圣洁的地方，在这个庄严的时刻，站着的是一个看似渺小无名的男人，他的高贵面孔充满了智慧的光芒，而他的清晰、洪亮的嗓音响彻整座教堂……最后，他满怀热情地向准备战斗的崇高青年致敬，接着转向各位在场的母亲，他总结道：“感谢上帝为了那生育这些儿子的子宫！感谢上帝为那养育了这些婴儿的乳房！”所有集会者随即被一股深厚的情感击中，哭泣声此起彼伏，施莱尔马赫以阿门宣布结束。

2. 当“我”退却时，主体和客体、知觉者与被知觉者融合在华兹华斯所说的某个“时间点”中，一个停止了时间流动的结晶时刻吞没了我们的整个过去与将来。数百年后，维特根斯坦写下这样的话：“从永恒的方面理解世界就是把它理解为一个整体、一个有限的整体。”事实上，这种有限的整体就是华兹华斯对尘世生活失望的自我安慰。无论是华兹华斯还是维特根斯坦，他们都清楚地知道，精神不需要依赖制度化的宗教，甚至不需要依赖上帝。审美经验也能暂时地让时间停止流动，模糊自我与周围世界的界限。事实上，维特根斯坦描述过艺术品是“被认为永恒存在的客体”：艺术既代表了世界，同时改造它，使其超越时间和空间的局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