俘获让人们专注、感动、用行动来追求目标。但这一机制本身并不会为生活带来意义，相反，它会让人们寻找并体验意义。

除了造成严重的精神痛苦外，俘获还能促进成长和复原。的确，许多人都有过清晰的时刻，也有认知改变的时刻。人们能达到一种状态，即不再关心过去曾经的凸显刺激。理解了俘获的过程，能让人过上更安定的生活。至少，这种理解能让人们辨别俘获自己的东西，甚至可能影响它们。话虽如此，我一直在思考一个根本的问题：形成另一种更积极的俘获模式1，是逃离不健康的俘获模式的唯一出路吗？

我们探索过俘获如何塑造人们的体验，控制人们的生活。还有一方面同样重要，我们需要深入探讨另一些人的故事：他们意识到自己走在毁灭性的道路上，但改变了这一过程。然而，在讲这些故事之前，我想后退一步，从不同的角度谈谈俘获。

在本书中，我们看到了发生在个体身上的戏剧化的俘获结果，描述了俘获影响心智的发展过程，仔细观察了连续的精神痛苦和强迫观念的发展过程，它们始于内心的折磨，终于毁灭性的自杀。当人们格外需要平息一场精神痛苦的风暴时，俘获能导致对自我有害的行为，甚至能摧毁自我。

当俘获的目标指向外界时，它的进程会变得同样危险（倘若不是更严重的话）。当一个人长期被狂怒俘获时，这种重负将不再由他一个人承受，这种精神痛苦会危及整个社会。针对他人的暴力是俘获的一种极端结果，我们应给予同样的关注。

当凸显对象是意识形态时，俘获就变得更重要了。对于被剥夺权利的人来说，意识形态具有强大的诱惑力：个体开始投身于一项伟大的事业，这项事业赋予他的生活意义，让他与某种比自我更伟大的东西联系起来。当然，转变或致力于更伟大的事业，也能导致恐怖主义的反面，那就是对他人的生活产生积极影响。

俘获最鼓舞人心的就是这种可能性：通过逃离引发深切痛苦的反馈环路而从痛苦中解脱。通过用一种俘获取代另一种，人获得稳定性和自我意识。接下来的故事表明，俘获也可以是一种积极的体验，为我们描绘了一条摆脱精神痛苦的道路。

马丁·路德与信仰

在维滕贝格（Wittenberg）修道院简陋的小房间里祈祷时，一股恐惧感会涌上马丁·路德的心头。他与这股内在的激流已斗争了10年之久。年复一年，他祈求获得解脱，但似乎很少有用，因此他学会了忍耐。这些憎恶的时刻打倒了他，让他的头脑因为绝望而无法运转。这位年轻的修道士拼命地寻求保证，想确信他是一个真正优秀的基督徒，值得上帝的宠爱，但是他只认识到了自己的罪孽。

那些认识路德的人，会因路德对他自己的想法而大惑不解。这位修道士30岁出头，他的外在表现一点儿也不能解释他为何会有一种强烈的无力感。他是一位聪明的学生，在学习神学和哲学方面反应很快，人缘也很好，甚至颇有魅力。他也是一个谦卑、恭顺的信徒，知道做任何被要求做的事，虔诚地遵守教规教义。他来到维滕贝格是要取得博士学位，他想证明自己是个有悟性的人，他能掌握任何学科。当我访问维滕贝格，与一位路德学者西尔维奥·赖歇尔特（Silvio Reichelt）谈话时，对方告诉我，路德在维滕贝格获得了“搭便车”的机会，不花钱就能读博士。“他来到这里是要白手起家”。

修道院的生活很清苦。像其他修道士一样，路德过得很贫苦；他只有一个小房间，冬天的夜晚寒冷冻人，夏天则炎热难耐。他每天祈祷7次，从第一天早上第一次祷告到第二天早上第一次教会服务之间，路德只有5小时的睡眠时间。这是一种艰辛而平静的生活，强调阅读、学习和沉思。到达修道院时，他只能借用两张毯子和两套衣服。床仅仅是一块狭窄的石板上边铺着薄薄一层秸秆编织的床垫。他那时可能有一张桌子，一把椅子，墙上可能有一幅圣母玛利亚或某位圣徒的肖像。但路德仅有的个人财产就是一个十字架和一只乞讨用的碗。

路德的父亲本想让儿子当律师。当路德选择了修道院的生活时，老路德表示怀疑：“老天保佑，希望那里不全是欺骗和妄想。”这种反应在路德的心中扎了根，成了一种执念的开始。如他所说，这种执念驱使他逐渐获得了改变世界的领悟。然而近十年来，他依然生活在黑暗里。

在修道院，随着一年年过去，路德越来越关注一个看起来枯燥而抽象的神学问题。对他来说，这是一个比生死还重要的事情：他为自己灵魂的命运承受着煎熬和痛苦。路德试图理解，作为一个“堕落”之人，怎样才能通过行善来拯救自己？他所承担的任何事情怎样才能有效果？因为根据定义，这是一颗因为罪孽而被上帝抛弃的灵魂做出的行为。而且，倘若他不能做任何事情来获得救赎，他怎么才能知道自己得救了？

很多年来，路德私下里都以一种悲壮的方式对抗这种根本的不确定性，学习和祈祷并不能让他平复下来。做弥撒时，焦虑灼烧着他，他甚至感觉耶稣基督在他面前赫然变成了一个怒气冲冲的法官，而不是什么救世主。路德害怕自己无法做到他相信上帝要他去做的事，也就是过一种完全正义的完美生活。他变得非常紧张，在一次布道中，路德摔倒在地，嘴里不停地哭喊：“我不配！我不配！”后来他告诉自己的导师：“上帝正在强迫我，正在驱赶我，而不是引领我。我无法掌控自己，我想要冷静，但我还是被驱使……”

为什么，路德不知疲倦地专注学习，遵守所有的仪式，而这种憎恶始终未能减轻？无论做了什么，路德感觉自己永远都不会得到上帝的宽恕和慈爱。他这样一个人，不仅被可怕的自我怀疑俘获，还被迫做出极端行为：

我经常整整一周甚至两周或三周，都在做安排好的祷告。然后，我会在星期六休息，或把自己关起来长达三天，不吃饭也不喝水，直到念完规定的祷告。这让我头痛欲裂，而且导致我五个晚上都不能闭眼，病倒在床上，几乎要死，感知也出了问题。虽然很快恢复过来，但我尝试再次读书时，脑袋还是晕沉沉的。

尽管经历了这种内心的动荡，令人惊讶的是，路德依然聪明、魅力非凡、风趣迷人。路德第一次到达位于维滕贝格以南的爱尔福特（Erfurt）的修道院时，他的天才和努力就引起了导师约翰·冯·斯托皮茨（Johnn von Staupitz）的青睐，斯托皮茨被任命为一名改革者，任务是引导修道院的生活，让修道士们更了解奥古斯丁神学的核心。他把路德当成了一个潜在的朋友，但这位年轻人的诚实和清白，也让他产生了强烈的尊重之情，想要与其交往。

这是一次导师与学徒偶然的会面。斯托皮茨变成了路德精神上的父亲，成了少数能给这位年轻人带来他所渴望的慰藉的人之一。路德深深地依赖斯托皮茨的鼓励和接纳，他曾花了6个小时，不间断地向这位老人承认自己的罪过。在其中一次会谈时，路德的自我怀疑令斯托皮茨感到揪心，斯托皮茨建议路德放弃道德判断的抽象问题，而是仅思考耶稣在十字架上做出的牺牲。指引路德深入研究神学，或许是作为一种让这个年轻修道士分心的方法，但也作为一种为职业生涯做准备的手段，斯托皮茨可能在心中已为自己的学生筹划好了。

这帮助路德放弃了耶稣是一个愤怒的强迫者的感受，让他形成了这样一种观点：耶稣是一个受难的人，其生与死带来的是宽恕，而非正义。然而，憎恶的时刻对路德而言依然存在，迫使他担心自己的精神危机。路德栩栩如生地刻画了这地狱般的沉沦：

我知道一个人，他声称自己经常遭受这些惩罚……这种惩罚是如此严厉，酷似地狱，以至于语言都无法充分地表达，没有笔墨可以描述它们。除非一个人真正经历了这些事，他才能相信它们的存在。在这样的时刻，上帝看起来对自己的创造物极为愤怒。在这样的时刻没有飞翔的感觉，没有安慰，无论是在体内还是在体外，你能感到的只有指责……在这样的时刻，奇怪的是，心灵无法相信它可以被救赎……

这不是一位争辩罪孽与恩典问题的学者或神学家的体验。路德的体验是一种有关存在的折磨，是一种吞噬一切的堕落，而他怎么也无法想象有被拯救的可能。为了解决这位学生的痛苦，斯托皮茨建议路德阅读德国的神秘主义者的作品，比如埃克哈特大师（Meister Eckhart）强调了可怕的空虚出现在灵性的洞察之前，而另一位神秘主义者圣十字若望（St. John of the Cross）称这种空虚为灵魂的暗夜。这并没有很快起作用，毕竟路德不是神秘主义者。然而，斯托皮茨提供了这样的想法：路德的被遗弃感和迷失感可以被认为是一种迹象，说明他比自己怀疑的更接近上帝。斯托皮茨暗示，路德觉察到自己与上帝之间存在巨大的鸿沟，这可能在本质上就是一种进步。这是一种长久以来终于获得的对于罪孽现实的觉醒，对路德来说，这是最后的步骤之一，接着他就能认识到上帝之爱的现实。斯托皮茨为路德提供了一种方式，以看待这些强迫性的自我怀疑，把它们视作真诚的、不自觉的忏悔，这是宽恕和理解的前奏。作为回应，路德开始把他的痛苦视作一种实践，当作一条学习如何接近上帝的道路。但这种认为他的憎恶有其必要性的重新解读，并没有让它们更易忍受，而路德也依然渴望对上帝有不同的理解。

斯托皮茨暗示他，把忏悔当作走向上帝的第一步，这是把顺序弄错了。首先是爱，然后才是忏悔。听到斯托皮茨的话，路德的思路打开了。突然，情况变得明朗。先是对上帝的爱，然后是忏悔，而不是反过来。忏悔，他对自身罪过的痛苦意识，就是他爱上帝的印证，而这也是上帝需要的。他的痛苦得以被排遣。就是这么简单！路德写道：

你的话击中了我，就像某种猛烈而强悍的捶打……然后，一场丰收开始了。这些话从各个方向走到我的面前，彼此靠近，一致行动。在这之前，在整本《圣经》中几乎没有什么字眼比忏悔更苦涩了……而现在，对我而言，没有什么听起来比它更甜蜜、更亲切。

1516年，路德再次读了《圣经》，希望能再次从新角度发现其中包含的真理。而他确实看到了。他对信仰有了新的理解，那是第一步，在某种意义上也是最后一步：信仰，而非善行，将正义带入一个人的生命中。有了这种领悟，他的个人怀疑和绝望就消失了。他的目光落在了《罗马书》上：“在福音中，神的公义显露出来，公义是因持续的信仰而产生的，正如它所写的那样，‘义人将通过信仰活着’。”根据这些话，一切将各安其位。路德后来写道：

如果上帝致力于……谴责所有未能达到道德完美的人，那么每一次弥撒都要重演的基督教的核心行为，也就是基督死于十字架上，将变得毫无意义。我开始明白上帝的公义：正义的生活来自上帝的恩赐，它的名字叫信仰。正义依靠信仰而存在。这种直截了当让我感觉好像重生一样，好像我已经穿过了通向天堂的大门。

路德不仅成功摆脱了俘获带给他的痛苦，现在，他也能把同样的专注和热忱带入有意义的行动中。善行的有效性，这个困扰他长达十多年的问题，变成了他拒绝天主教及其各种实践和仪式的基础，在路德看来，这些做法就是权力的腐败或滥用。通过十多年的努力奋斗所实现的成果，不仅驱逐了他的憎恶，也促使他努力工作以改变世界，着手发动宗教改革，使新教与天主教分离开来。

从绝望中挣扎而出

在回忆录《看得见的黑暗》（Darkness Visible）一书中，威廉·斯蒂伦（William Styron）写下了他决定自杀的那一刻：“我感觉自己的心狂跳起来，就像一个人面对着执行死刑的射击队，而我明白自己已做了一个无法挽回的决定。”

斯蒂伦清醒地为自己的死亡做准备，他处理自己的日记，拜访他的律师以拟订遗嘱，并尝试写那封最终未能完成的绝笔信（“那只是一种精疲力竭的、絮叨的道歉，以及一种自私的辩解”），做这些准备时斯蒂伦就在一种无法逾越的距离外观察自己的行为。

在《看得见的黑暗》中，斯蒂伦没有尝试解释他的抑郁症。“我第一次被这种病袭击时是60岁，是一种‘单向’的抑郁，它只导致我心情低落，”他写道，“我永远都不会知道是什么‘引发’了我的抑郁，就像没有人知道什么导致了他们的抑郁一样。”不过，他提出了很多可能的原因：他最近开始戒酒，他的睡眠不够安稳，感觉他好像被判了失眠的无期徒刑，他为自己刚变成一个60岁的老人感到害怕——“这是一座笨重的死亡里程碑”。而且，他的写作也经历了前所未有的困难。

“正如他所写的，他戒酒是因为他感觉酒精已不再是他的朋友。然后，他开始变得退缩，这很自然，但他没有走出来，”罗丝·斯蒂伦（Rose Styron）这么回忆丈夫这段时间的表现，“我很清楚，他曾在写作方面有很大的兴趣，也很有能力，每天都在写。他写作时从不喝酒，但他会在夜晚喝上几个小时，这让他放松自己，思考第二天要做什么。突然之间，他不能这么做了。”

斯蒂伦对自己和周围的世界有敏锐的觉察能力，毕竟，这正是他精心创作小说背后的推动力。“自我厌恶是他抑郁的一部分，无论是在1985年还是在2000年。”罗丝解释道（斯蒂伦因肺炎死于2006年，享年81岁，其时他已与第二次抑郁发作抗争过了）。“他对风和月亮的每一点变化都极为敏感，对一般性的变化和个人的改变也是。他对任何被认为是批评或怠慢的东西也极为敏感……每一位大作家都既会得到好评，也会得到差评。他假装自己从来没有看到过差评，但这不是事实。他内化了它们，并对此感到焦躁。”

在回忆录中，斯蒂伦也谈到了这些情绪：“在这种病的诸多生理和心理上的可怕表现中，自我憎恨的感受是最普遍的一种症状，不那么直截了当地说的话，就是一种自尊的失败。而随着病情的发展，我越来越体验到一种无价值感。”

2000年时，罗丝说丈夫“绝对不沮丧了”，但在斯蒂伦再次陷入抑郁后，这种感受还是回来了，就像一个已经破碎的球，在15年后突然崩溃。“他谈到了最有趣也是最糟糕的事，那就是没有作品，碌碌无为，”斯蒂伦的女儿苏珊娜去医院看他时这样说道，“他在20年里都没有写小说，没有做他应该做的事。我意识到这对他来说有多痛苦、对他的伤害有多大。他写了三本名作，这比大多数人都做得好。我试着这么说，这可能也算是慰藉吧。”苏珊娜说，父亲曾告诉她妹妹波利，除了伟大的小说之外，他还想写很多小文章，但它们就像小野兽一样，他望着它们，它们却掉头就跑，逃得无影无踪。

就像华莱士和海明威一样，这些想法是基于一生经验和触发事件的积累。“抑郁，当它最终来到我这里时，事实上已不是陌生人，甚至不是一个不速之客，”斯蒂伦在《看得见的黑暗》中写道，“几十年来，它一直都在轻敲我的门。”

斯蒂伦一直与父亲保持着密切联系，他的文学也在一生中饱受抑郁症的困扰，甚至在一次情绪崩溃后住进了医院。斯蒂伦成年后开始意识到，这跟自己很像。然而，正如斯蒂伦本人叙述的，最具戏剧性影响的事件是他13岁时，母亲因癌症去世，这件事持续影响了他的余生。

不久，斯蒂伦就意识到，他正在急速冲向自己的死亡，而他依然还在为此做各种安排。在一个寒冷的冬夜，斯蒂伦到处晃荡，穿得很多，无法休息。当时罗丝在床上睡着了，他决定睡在客厅里的壁炉旁边，观看电影《波士顿人》（The Bostonians）的录像带。剧中有一个年轻的女演员，她在斯蒂伦与人合作的一部戏剧中扮演了一个小角色。

在电影的某个节点上，人物沿着音乐厅的走廊走下来。“就在剧场外，在一群看不见的音乐家演奏的乐曲声中响起了女低音，”斯蒂伦写道，“这是从勃拉姆斯的《女中音狂想曲》（Alto Rhapsody）中唱出的一段。”一个响亮的女声在歌唱勃拉姆斯根据歌德的诗歌创作的内容：一个孤独的流浪者因痛苦而悲伤，祈祷他能再次活在这个世界上。那歌声就像一支箭，穿透了包围斯蒂伦好几个月的层层浓雾。“在快速闪现的记忆中，”他回忆道，“我想到了这座房子见证的所有欢乐：穿过房间的孩子们、节日、爱与工作、真正安稳的睡眠、人的声音和灵巧的振动、猫狗和鸟的永恒部落。”

然而，某些别的东西比这些记忆更快地到来，甚至在斯蒂伦能够意识到之前，回忆的过程就发生了。

“勃拉姆斯的《女中音狂想曲》，是比尔（斯蒂伦的昵称）的妈妈过去经常唱的，”罗丝解释道，“他与母亲有一种非常和谐而复杂的关系。因为在他出生后，母亲就病倒了……我意识到，与他一起生活了这么久，53年，他总有种预感，觉得母亲会死，他对我们所有人都抱有这种担忧——他的妻子和孩子，也会遭遇痛苦而死亡。这肯定是他对那些他所爱的人持有的永恒的悲观主义的一部分。倘若我回家晚了半个小时，他就吓得不得了。他会想象最坏的情况，因为他总认为母亲就要死了。而在他13岁那年，母亲死了。因此，他有了这种近乎窒息的紧张情绪，而他最深刻的幸福回忆就是听他母亲唱歌和弹钢琴……当他再次听到《女中音狂想曲》时，我觉察到，观察着《波士顿人》中这个年轻的女演员，突然散发出一种不同的情感，因为他活了下来，我们都活了下来。或许他认为，倘若他自杀，这种痛苦对他所爱、所珍惜的我们所有人来说都无法承担……因此，他不能对我们这么做。母亲离开了他，因此父亲成了鳏夫。但这不是她的错，可是如果他自杀的话，这就是他的错，而他觉得不能这么做。”

就在那一刻，对斯蒂伦而言，勃拉姆斯的《女中音狂想曲》与有关他母亲的回忆之间的联系是如此强烈，如此深深地嵌入他的内心，从而有了一种扭转他体内野蛮情绪之流的力量。“我借着理智的最后几缕微光，察觉到自己陷入的致命困境有多么吓人，”斯蒂伦说道，“我叫醒了妻子，很快就打了电话。第二天，我就被送进了医院。”

摆脱对酒精的依赖

在研究成瘾时，我一直对匿名戒酒会感兴趣。对许多人来说，匿名戒酒会是一个强大而有效的项目，它的12步戒酒法挽救了很多人的生活。但匿名戒酒会到底是如何起作用的呢？

匿名戒酒会成立于1935年。当时，比尔·威尔逊（Bill Wilson）联系当地的牧师，同时想为了俄亥俄州阿克伦（Akron）的一桩生意而喝酒应酬。长期以来，威尔逊都在与酒瘾抗争，也知道为了保持清醒，他需要同一个难友谈话，这个人要知道这些抗争的内情。他被指派给了亨丽埃塔·塞伯林（Henrietta Seiberling），她是一个名叫牛津社的宗教团体的成员，该团体倡导“靠上帝的力量改变生活”。塞伯林又把威尔逊介绍给了鲍勃·史密斯（Bob Smith）医生，此人曾求助于牛津社，帮他戒掉酒瘾。见面时，两人聊了6个小时，史密斯成了第一个在威尔逊的帮助下成功戒酒的人。不久，他们就合作创立了匿名戒酒会，这是一个受到牛津社强烈影响的社团。

不过，在遇到塞伯林和史密斯之前，威尔逊已听说过牛津社了。他的朋友埃比·撒切尔（Ebby Thacher）在加入一个宗教组织后成功戒酒，他告诉威尔逊自己对这个社团很欣赏。威尔逊回忆道，撒切尔告诉他说，这群人“强调彼此坦诚相待，检查彼此的缺陷，承认他们没有上帝的帮助就会软弱无力”。这就是最终把撒切尔从他所说的“可怕的强迫性酗酒”中解救出来的东西。

那时，撒切尔的感受在威尔逊那里听起来像老生常谈，但撒切尔戒酒的故事给威尔逊留下了深刻印象。威尔逊觉得，他可以遵循撒切尔描述的大多数原则，除了最后一条：他不信仰上帝。“有一条是承认你无可救药，这不是很难，”威尔逊在接受采访，反思他当时的态度时说道，“有一条是诚实对待自己以及另一个人，大家都能做到。有一条是赔偿对他人的损害，努力工作，可以肯定有人会这么做。跟他人一起工作而不要求金钱或赞美，好吧，这听起来太精彩了。但当谈到信仰上帝这一条时，我记得自己很抵触。”

然而，随着威尔逊的抑郁和酗酒不断加重，他最后一次被送进了医院。“我此前因为有一种比我还强大的力量压着我而喘不过气来，但最终，就在那一刻，我最后一丝顽固的骄傲被碾碎了。”威尔逊后来说。

突然之间，我发现自己哭了出来，说：“如果有上帝的话，让他自己现身吧！我准备好了做任何事，任何事！”忽然，屋子里闪现一道巨大的白光。我被卷入了一阵狂喜，没有任何语言能形容。仿佛在我的眼中，我站在一座山上，不是风在吹，而是精神的气流在吹。接着，它让我一瞬间意识到自己是一个自由人。慢慢地，狂喜消退。我躺在床上，但这一段时间，我身在另一个世界，一个意识的新世界。所有关于我的、穿过我的是一种美好的存在感，我在心里对自己说：“嗯，这就是传道的上帝吧！”一种伟大的平静逐渐控制了我，而我想：“无论事情看起来如何错得离谱，它们依然是正确的。”

对威尔逊的精神体验，人们有很多解释，有人认为这是他在医院里接受了颠茄剂注射导致了幻觉。无论其来源是什么，这次经历引发了威尔逊的精神觉醒，燃起了他帮助其他酗酒者的福音派传道的热情。

许多年后，在一次采访中，威尔逊提出了深刻的见解，谈到了他为什么认为匿名戒酒会如此强大。“其秘密就在于深度缩退（deflation），使用科学赋予我们的工具，迫使酗酒者面对严峻的问题，强制加上过敏，”他解释道，“接着，当一个酗酒者把这个启示传给下一个人时，他会去接触这位自己住所附近的新人，甚至是不知不觉地去接触。接着就会导致缩退，如果可能，他会唤起一个新人对导师、对社团的依赖，以及最后对上帝的依赖。”换句话说，匿名戒酒会提供了一种俘获的替代形式，把对酒精的依赖转变为对社区和信仰的依赖。匿名戒酒会的实际作用依然未知，因为我们没有系统调查过。但毫无疑问的是，它让从前绝望的人们再次找回自己的生活。某些参与者体验到了他们所说的“清醒时分”，在这样的时刻，心灵远离了思想，自己甚至能看到思维模式——这一刻本身就是自由2。而困难在于维持这种自由。

工作是最快速的解毒剂

我就想一觉睡去，永远不再醒来。

这句话占据了图片的中心位置，而图片覆盖在一本纤薄的精装书内封上。这本书就是克里斯·韦尔（Chris Ware）的漫画小说《老屋记》（Building Stories）。图片本身就是一张流程图，代表了作者循环不已的痛苦反思，一个隐喻式的永动机。它的齿轮包括手枪、套索和药丸在内的小图标。

这本书其实是14个物品之一，这些物品包括折叠的纸条、小册子、广告牌和展板等，它们结合起来，像是构成精心制作的棋盘游戏的材料。盒装的作品突破了小说、图画或其他形式的界限，但其核心仍是讲故事。小说的主角是一个不知名的年轻女人，她有一条假腿。她的生活看上去被无尽的孤独和黯淡的视野所笼罩。这个故事没有设置切入点，而是从整体的各个方面展开，由平凡的细节和多重的记忆累积而成，创造了生活世界的诸多微妙维度。一幅流程图描述了这些日常生活，包括一个人坐在电视机前，或紧挨着一个同伴坐在电视机前。

这个女人想象中的尸体，一次又一次地出现在另一个场景，上面满是苍蝇，猫在轻咬尸体的脚趾。

一个人是否可以仇恨自己到死？倘若能的话，我就在尝试……

与我聊天时，韦尔描述了他的抑郁，包括身体上的体验，也包括情感体验：“在某种意义上，抑郁可以说深入骨髓。你会有沉重感，四肢和关节像是灌了铅。那几乎就是一种绝望的感觉，从你的脚趾往上爬。你也可以反过来想，那种感觉从头顶上压下来。这听起来真的很尴尬，但是‘悲伤之墙’这种说法进入了我的脑海。我不明白为什么。可以说，我像是以一定速度撞到了一堵墙。它压倒了我，使我完全动弹不得。”

抑郁能持续很久。韦尔说，一次可以长达一天，甚至一星期。但这种对时长有限的理解，一种凭经验知道抑郁体验是有限的认知，无法进入内心深处。你的目光无法越过这堵悲伤之墙。“被绝望的泡沫包围时，你只是觉得‘哦，天哪，就是它。我怎么才能找到自己的出路？我从来都不能。我将永远待在这里’。而当你脱离抑郁状态时，你会这么说：‘太糟糕了。好吧，希望这事不会再发生。’”但这是一个他永远都无法彻底学会的教训，他并不知道原因。韦尔开玩笑说，他应该准备一张卡片，上面刻上：“准备好，抑郁还会回来，而你会忘记它有多可怕。”

韦尔承认，他的工作既是导致抑郁发作的触发器，也是最快速的解毒剂。他决心继续创作艺术品，这种内在力量会让他远离了过去的抑郁发作。无论是让自己投身于出于职业需要的例行公事，还是挖掘脑海中最令人不安的素材记忆，韦尔都展现了自己的韧性，而这证明了他虚张声势的自我怀疑是多么不合理。韦尔指出，虽然有医生建议，但他从来不会因为抑郁而住院或吃药，还说他的病情从来没有像他观察到的其他人那样衰弱不堪。

“唯我论的荒谬，部分在于，我花费了大半生时间尝试在自己的艺术中做出东西来。当然，这同时也带来了抑郁。但我想了很多关于我的童年、我的成长，以及我的经历。”韦尔讲述了自己的早年生活中的不确定性：他在有记忆之前就被父亲抛弃，由此引起他的自责问题；“父亲”一词对他来说形同虚设；在青春期的关键时刻，韦尔被迫离开童年家园；除此之外，还有反复无常的朋友在不经意间开的残忍玩笑。韦尔的情感混乱通常产生于关系破裂之后，他这样描述：“早上醒来，在一两秒的时间里，你并不记得昨晚发生了什么，接着突然想到——我的天哪，那个女人跟我分手了。然后，转瞬之间，你的胸口好像出现了塌陷的洞，一切都陷入其中。”

对许多艺术家和文学家来说，他们都很熟悉扼杀创造性工作的那种自我判断上的动摇。“你会坐在桌旁，开始工作，”韦尔说，“其实本质上就是思考，另一种形式的思考……有时候只要一个小时，你就会下结论说，你是一个毫无价值的人，无法绝对准确地理解现实和自己，你应该把这一切都了结。但是这些最糟糕的时刻过去之后，唯一要做的就是继续努力，不断工作。我年轻时脾气很坏，很暴躁，很多东西被我扔出窗外。但我现在不那么干了。”

是什么让这种认知转变成为可能？韦尔称他早年就有一种职业意识。在十一二岁时，他就对照教科书学习卡通艺术，几年后他便开始向出版商提交作品，虽然没得到回应。他描述了自己的童年：韦尔躲在阁楼里画画，母亲和祖母热情地鼓励他。他提到，自己尝试着重新构建阁楼的环境，当作自己的工作室。当韦尔在大学校舍里学习时，也体会到了一种类似的“萌芽期的个人效能感”。工作的过程提供了自身的一种乐趣——一种专注而忘我的感觉，同时也创造了一种意义感和确信感。他有一种强烈的使命感，这种使命感让他需要召唤勇气以面对一张白纸，也需要召唤痛苦记忆将其变形，来填充这张白纸。

从某种程度上讲，韦尔已经实现了自己的追求，他的艺术创作是抑郁的解毒剂。倘若难以驾驭的情绪和思想能被塑造成一种令人愉快的形式，倘若艺术家的手能通过创作作品来创造更大的意义感，那么人们就能在其中发现艺术家所要表达的含义。

2005年，韦尔的女儿克拉拉出生了。在他看来，女儿的诞生以及父亲身份给自己带来了始料未及的改变，像一种宗教经验：“说实话，发生在任何人身上，这都是最神奇的事，这也确实是发生在每个人身上的事。女人的诞生简直能把整个宇宙翻过来。你想想这件事就会很震惊，它几乎让时间变得毫无意义。”自从女儿出生的那一天起，韦尔说，有一个面纱被揭开了。他说：“一切悬在我头顶的东西，浮现在我身边的批评看起来也消散了。它们刚好消失了。”

“这可能在化学上能解释得通，”韦尔大笑起来，“我想，几乎所有的新手父母都经历了。”好像要证明什么一样，韦尔画了一个与新生女婴的实际大小一样的素描，把它放在了《老屋记》的一张宽幅图的中心。在他的故事中，女主角变成了一位母亲，她的经历就像韦尔的一样，是一段始料未及的过程。

韦尔承认，成为父亲以来，自杀的想法偶尔还会浮现，但已不再是一个会实行的选项。考虑到作为父母，无论对自己还是对孩子的心理健康都负有责任，自我毁灭的渴望变成了空有一个外壳。他的一些朋友也在童年时经受某位父母自杀后坚持了下来。“我不想伤害自己，这根本不值得。”现在，他的“首要原则”就是学会当父母，以某种方式避免困扰他生活的那种功能失调再次发生。

“突然，你不再是主角了。电影里出现了一个新演员。突然，你成了一个配角。你突然意识到，一直以来都是这样，这也是每个人都该做的，你也该这样生活。”有了新的优先事项，韦尔现在明白，至少对他来说，早年的社交焦虑和过度敏感其实只是一种格外自我放纵的忧郁和自恋，它是某种你只需要自己承担的东西。

对韦尔来说，成为父亲揭示了一个简单的事实：抑郁是一种折磨，它让人完全专注于自我。要长久地解决，需要把注意转向别处。

创造生活的意义与秩序

从小在艾奥瓦州的农场长大的玛格丽特知道，她的家庭生活有点儿混乱。她的父母都清楚地表示，他们疼爱玛格丽特和她弟弟，但她的直觉告诉自己，父母都不是负责任的正常人。就职业而言，他父亲是个做零活的打工者，也是一名卡车司机，还挨家挨户推销马铃薯，但他更经常做的是靠骗人赚钱。父亲没受过多少教育，却英俊潇洒，富有魅力，他在咖啡店里对柜台旁的一个男人花言巧语，骗对方收下一张假支票或买一件偷来的农场器材。通常，他会把用这些伎俩骗来的钱拿去赌博，结果输得精光。他经常不回家，要么是在维护农场设备，要么就是在喝酒，跟女人打情骂俏。玛格丽特的母亲是一个几乎没有自我的人。虽然母亲很聪明，曾经梦想进入医学院，但后来屈服于家庭的期望，搬回了童年的农村小镇，最终发现自己被困在了一个不忠诚的丈夫手中。玛格丽特的母亲经常抑郁，很少离开家，有时候会躺在床上好几天。作为一个年轻女孩，玛格丽特不满于这样的家庭环境，她不想过这样的生活。

与很多聪明孩子一样，玛格丽特凭自律来应对这种不稳定性。从小学到高中，她都坚持为学习和各种活动制订严格的计划。“下午三点钟左右下课，”现年近50岁，已成为大学教授的玛格丽特这样回忆，“我会跳进汽车，换上我的舞蹈服，跟我妈一起驱车32公里，到达下一个市镇，那里有一位舞蹈老师。我去上舞蹈课，一上就是两三个小时，接着我坐车回家。40分钟后我回到家，然后开始做家庭作业。周六，我会从早到晚一直跳舞。我表演舞蹈，高中时参加过演讲比赛、戏剧和音乐会，等等。”无论是她还是她弟弟都知道，在学校取得成就是离开粗鄙家乡的一个办法。在他们那里，老师经常直接照着课本讲课。假如你不想当农夫或嫁人，而想做其他事情，大多数人都会斜着眼睛看你，投以不屑的目光。

在家人搬到了一座现代化的错层式房子后，玛格丽特开始在学校的跑道上跑步，她立刻爱上了这项运动。她从7岁刚开始跳舞时就知道，个人运动对她而言是个有效的出路，但跑步比跳舞还能解放人，它需要极度的专注。“跑步是一件自由、平静而独立的事，我很喜欢。”她说，即便只是谈论跑步，她也能获得慰藉，现在也一样。她不是一个有爆发力的短跑能手，因此教练训练她练习中长跑，而且，即便没有赢得自己参加的第一场竞赛，她依然从这次经历中感到了幸福。“无论那种感受是什么，它真的很棒。我喜欢。”她说。从那以后，她就不断地跑——跟朋友一起跑，单独跑，在暴风雪中跑，或在美国中西部闷热的天气里跑。她在小镇的每一条柏油路上跑，在农田旁的石子路上跑。跑着跑着，她感觉不再被家庭生活束缚，跑步在某种程度上耗尽了她的精力，她已没有心思去担心什么。“我可以让自己进入一种模式——我能掌握某些东西，那是我愿意思考的东西，而不是谁要去付租金，或我爸是不是要回家。”

跑步对玛格丽特来说，变成了格外强大的慰藉，她已坚持跑步超过35年。她跑马拉松，参加探险活动，不断参加铁人三项比赛。但随着关节的老化，她不得不削减每周跑步的里程。现在，她平均每周跑步8～11公里，周末增加到13～16公里，她还骑自行车或游泳当作补充。“在我看来，无论我正在担心什么，一旦跑了起来，我就不再跟它有什么关系。有时候，我的确会对自己说‘我要以跑步时的状态去工作’。”她也会进入一种“心流”状态，在那段时间里她说，她觉得注意是分散的而非集中。在跑步结束时，玛格丽特说，她感觉身心畅快，还能在漫长的一天里，带着能量、热情和活力与学生和学校管理人员打交道。

跑步为玛格丽特的生活带来了很多东西，我问她，假如她不能再跑了会发生什么？她会有怎样的感受？她马上笑了起来。“会非常、非常焦虑。我的焦虑水平将在几天内迅速飙升。而我也不会感觉……像我自己。”她说。对她的自我认同来说，跑步不可或缺。玛格丽特坚持跑步，从不间断，甚至在几年前脚动了手术后也一样。“我不能跑完全程马拉松，但我可以跑完半程马拉松。我认为，当你不能像过去那样努力做事时，激动的心情也会随之远去。”

“在过去这些年里，你是否感觉需要再上一层楼？还有你能控制这件事吗？”我问道。

“我一直幻想停止我的工作，这样我就能全职训练，但这不健康，”她停了一下说，“我不会孤注一掷。参数不能改变太多，否则我就不能感觉自己实现了目标。我很喜欢设定目标，接着努力工作以实现它们而吸引。”这显然是玛格丽特又爱又恨的东西：她有能力忽视怀疑，承受追求为目标带来的不适。“我认为，在艺术家、企业家、犯罪分子和骗子身上有某些相似的东西，那就是他们的确不得不相信某些东西，他们也不得不说服别人它是真的。”她相信，这是一种她继承自父亲的天赋，那个男人在她12岁时叫她“撒谎的婊子”，因为她告诉母亲父亲去找另一个女人。这个男人本来答应邮给她支票，给她交大一的住宿费，却把这些钱揣进了自己的兜里。“我只是不想成为一个无法驾驭自己冲动的人，我想，”她停了一会儿，可能是在整理思路，“在你的生活中，你会找到办法，创造意义和秩序，而这种运动习惯给了你所有这些好处，还有心灵的运气。这是一种生存技能。它可不像是‘我感觉良好’，而是关乎生存的大事。”

音乐让你身在正途

“这不是庇护或滋养，我感觉更像是一种需要。”杰罗姆对我说。

杰罗姆在一年中，现场观看了300多场音乐会。他现年30岁，尚未结婚，为一家非营利组织工作。他知识渊博，对健身和政治有浓厚的兴趣。虽然音乐不是他的职业，但他的房间里塞了超过4000张唱片。

杰罗姆说，他与特雷·阿纳斯塔西奥（Trey Anastasio）的对话完美地总结了他酷爱音乐会的原因，阿纳斯塔西奥是一名吉他手，也是飞士乐队（Phish）的主唱。

“我记得向特雷解释，我第一次听到文字在某个语境下流动，是在飞士乐队一首名为《蜥蜴》（The Lizards）的歌中。后来，我在治疗中了解到这个词在那种语境下是什么意思。我告诉他，我去看飞士乐队演出的原因就是要感受这种体验。当我在看乐队表演时，没什么东西更重要。他说这就是他们为什么演奏，就是要感受专注的状态。”

杰罗姆描述了音乐对他的影响：在他面前的东西就是他唯一思考的东西。他不喝酒，也不嗑药。

简单地说，就是“在这个特定时刻，这就是最重要的”。杰罗姆去听音乐会，就是为了发现和参与。“良好的现场音乐体验，给人带来能量和积极的感受，倘若我度过了漫长或忙碌的一天，这种音乐体验就能让人远离那些消极感受。看完音乐会，返回工作中时，经常有人问我是否获得了‘乐趣’。对于这个问题我总思索很多。乐趣？当然有。但它不重要。我登上飞机或开车数小时赶往现场，我几乎没有任何选择。那就是我应该去的地方。”

杰罗姆四岁时，就有了一台棕色的磁带播放器。他过去经常播放B-52乐队的专辑《宇宙事》（Cosmic Thing），同时在屋里走来走去。几年后，他第一次听说了珍珠酱乐队（Pearl Jam），这成了他最喜欢的乐队。到现在，他看了70场珍珠酱乐队的现场演出。“他们依然是我的最爱。”他说。

杰罗姆的父母鼓励他的这种行为。特别是母亲，她培养了他对音乐的兴趣，杰罗姆说：“当我年龄还小，还不可以坐在汽车前座时，‘测试’就开始了。她会打开当地的老歌电台，测试我对不同的摩城唱片的感受。了解是什么令《四季》（Four Seasons）这张专辑表现糟糕，是什么使四顶尖合唱团（The Four Tops）优秀，这种测试与任何生活训练一样重要。当我完全理解时，我不知道自己有多大，但我现在知道了——她在教我什么是真实。”

对杰罗姆来说，音乐中最重要的是诚实和真挚。“即便是一首悲伤的歌或令人极为痛苦的歌，如果你是粉丝，你也会听出其中的美妙，它们也可以是一种积极的体验。你不必在音乐会上听了一首悲歌，走出剧场一小时后还感到悲伤。也许吧，但你也可能理解到，你成了某些伟大之物的一部分，你见证了某些特别的东西。”有时候，音乐的确可以让杰罗姆陷入悲伤。发表于2014年的《天使奥尔森》（Angel Olson）是他酷爱的专辑，风格忧伤，靠着艺术家的表达激发了一种共情的感受。维克·切斯特纳特（Vic Chestnut）的《以我的全部人生跟你调情》（Flirted With You All My Life）会让人感到痛苦。

“因为我有抑郁症，寻找积极的体验对我来说很难。”杰罗姆解释道。去音乐会并不总是很容易，因此他开始设定时间表，提前买票。有好几次，他买了票，结果在演出那晚只能把它们扔进垃圾桶。

某个这样的时刻依然困扰着杰罗姆。圣文森特（St. Vincent）首次在华盛顿特区举行盛大演出。当杰罗姆把票揉成一团时，后悔的感觉油然而生，但这种阻止他去听音乐会的消极惯性甚至更强了。

从童年开始，杰罗姆就跟音乐形成了紧密的关系。在他抑郁的那些年，他也挑战自我，即便很艰难也照样去参加音乐会。杰罗姆的努力被证明是值得的。他说：“想死的人不做计划。”

“我耗费了自己大半生的精力，想要的不过是身居一室，听着自己喜爱的音乐，”杰罗姆解释道，“我努力工作，以确保没有什么东西能够把它再次夺走。”

为什么要逼着自己去音乐会呢？“因为其中存在某种归属感，不是你属于某个社团的归属感，而是你身在正途的归属感。”

最吸引杰罗姆的就是寻找新音乐，能有所发现：“我被吸引着寻找更多的好东西。我不在乎别人不喜欢什么，我好奇的是大家喜欢什么。”

“我有这样一个想法，我能从一些好东西中获得乐趣。我还想寻找更多的东西。我不喜欢自己对有些东西一无所知。”

这种发现带来的激动会如何帮助缓解精神疾病带来的痛苦呢？这条放松之路并不独特。创造激励以寻找积极的体验，其实非常重要，甚至能救人一命。就人们自身而言，每个人都有能力打破反思和自我毁灭想法的不断循环。

让黑狗分神

1911年，温斯顿·丘吉尔在担任内政部长期间写了一封信，寄给妻子克莱芒蒂娜·丘吉尔（Clementine Churchill），谈到了他的那条“黑狗”。自此以后，这个说法成了政治领袖讲演中最著名的字眼之一。丘吉尔的信中满是乐观的精神，他刚刚得知，某个曾因抑郁症而接受治疗的熟人康复了。“爱丽丝让我很感兴趣，因为她谈到了自己的德国医生，对方治好了她的抑郁症。我认为，这个人可能对我有用——如果我的黑狗又来了的话。”

自此，学者和历史学家开始琢磨，丘吉尔的狗影子到底是什么？成千上万人的生死都决定于丘吉尔一人。作为英国内政部的领导，他监督执行了数十起死刑案件。在他的下一个角色中，作为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英国海军大臣，他承担了战争伤亡的责任。同样，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以同样的角色做了同样的事，而在成为首相之后，他送男人们去战场，还在德国每天的狂轰滥炸下担任一国的“啦啦队队长”。他的一生，放在任何一个人身上，几乎都会带来某种程度的抑郁。

不过，丘吉尔从未透露过他的负面情绪有多沉重。这些年来，他出版了30多本书，还于1953年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他从未失去自己惊人的能量和精神活力。要运作一个庞大的帝国，这样是不够的，他认为需要出版能凑够一个小型图书馆的历史书籍、传记和小说。他生活的重负似乎激发了他的多产。

虽然丘吉尔的信诉说了他渴望治愈的心声，但没有证据表明，丘吉尔曾因抑郁而丧失能力，无所事事。确有证据表明，在他主持内政部期间，对其他人命运担负的责任给他带来了极大的痛苦。然而，他的表现非常优秀，很快就晋升到海军部。即便在他的“黑狗”显得极具威胁时，丘吉尔也能设法逃离对方的魔爪。

丘吉尔承认，在他的自我治疗中，绘画扮演了核心角色，不过，以酒鬼示人的形象也表明他以酒精作为辅助措施。从来没有人看见过丘吉尔醉酒，但他经常在整个上午不断啜饮加了水的低度尊尼获加酒，更像是把它当作漱口水而不是饮料。丘吉尔1915年第一次把画笔刷向画布时，是他等待着被派遣到法国去参战的时候。在达达尼尔海峡遭遇了一次重大失败后，他从海军部辞职，冒着生命危险加入了部队，以职位相对较低的上校军衔服役。当时他爱上了绘画，觉得这能给他带来解脱，让自己从充满压力的周遭环境中解脱，也让自己从持续不断起伏的心境中解脱。这是他的爱好、他的娱乐，但更是他的逃脱方式，他要从生活的重负下分心。

在《作为消遣的绘画》（Painting as a Pastime）一书中，丘吉尔揭示了他如何以艺术为武器跟“黑狗”战斗。带着政治家的清醒、自我意识以及感激之情，他向我们描述了这一爱好给他带来的内心的平静。绘画似乎不仅抚慰了他的心灵，还教会了他冥想的价值。“心灵中疲倦的部分可以休息和调整，”他写道，“不只是通过休息，还通过使用其他部分。仅仅是关闭照亮主要的日常兴趣领域的灯光还不够，必须点灯照亮……一个新领域。”

在绘画时，没有什么是不可撤销的。如果没画好，颜料可以被刮得干干净净。正如他所描述的那样：“如果你喜欢，可以在一层上再添一层。你可以不断试验。你可以改变自己的计划，以满足时间或天气的要求。还要永远记得把所有东西都刮掉。”

在这本书的前半部分，丘吉尔写道：“唯一的解决办法只能是悄悄渗入某种新的东西，来分散注意力。”这是一句很有说服力的话。他的阴郁带着某种狂躁的势头和偏执，这呼应了威廉·斯蒂伦的说法，斯蒂伦把自己的抑郁称为头脑风暴。一旦开始这种风暴，他的心灵就几乎不可能减速。经过漫长的一天，绘画能让丘吉尔扼杀这无情的风暴，把精力放在“无害”的画布上，在这里，没有谁需要冒生命危险：

绘画完全就是一种分心方式。我不知道还有什么能在不让人精疲力竭的情况下完全吸引我的心灵。无论是当下的担忧还是未来的威胁，一旦图画开始流动，在心灵的屏幕上就没有它们的空间，它们隐没到了阴影和黑暗中。一个人全部的精神灯光，开始聚焦于这个任务。时间恭敬地站在一边，只有在多次犹豫之后，在午饭时才开始猛烈地敲门。

告别一切

以生动的场景回放和侵入性记忆为特征的创伤后应激障碍，似乎也是俘获的一个鲜明的案例。诗人兼小说家罗伯特·格雷夫斯（Robert Graves），曾作为一名士兵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对他自己战时创伤和复原的故事有着准确的自我觉察。在回忆录《向一切告别》（Good-Bye to All That）一书中，无论是关于记忆带来的痛苦折磨，还是潜在的治愈力量，格雷夫斯都有很多话可说。在战争结束十多年后，他花了四个多月写完了这本书。

在书中，格雷夫斯记载了在西部战线的战壕里幸存下来的可能性。在三个月之内，招募的士兵中有1/5的人会死掉，1/5严重受伤，另外3/5的人受轻伤，而这种状况会让他们在几周内再次被送往前线。毫不奇怪，这第一场现代战争也见证了某些疾病的第一次出现，比如创伤后应激障碍（当时则被叫作炮弹休克或神经衰弱），同样还见证了这一疾病第一次被医生和精神病学家研究。

在这本回忆录中，格雷夫斯描述了一段格外艰难的战争岁月。与此同时，一个亲密战友的死把他推向了崩溃边缘：“我的崩溃点就快到了，除非发生什么事能让我避开它。我并不害怕。我从来都没有惊慌失措，也没有在战斗中仓皇而逃，我也知道自己永远不会。这种崩溃也不会像发疯一样，我不是会发疯的人。那将是一种一般的精神崩溃，泪流满面，不断抽搐，裤子也会被弄脏。我见过那样的情形。”在讲了100页其他的战时故事之后，格雷夫斯才更充分地谈及他的感受。在他们庆祝和平之后，他写道：“在心理和精神上，我依然处于战争时的状态。午夜时分，过去的炸弹在我床上爆炸，但跟我睡在一张床上的南茜不会感觉到；白天，我遇到的陌生人长着死去战友的面孔。”哪怕战争结束了十多年，这种场景回放依然困扰着他。

起初，格雷夫斯并没有为此寻求帮助。然而，他的确想方设法地帮助了他的挚友和诗人同侪西格弗里德·萨松（Siegfried Sassoon），萨松因崩溃而开始公开抗议战争并逃离了军队。于是，格雷夫斯让萨松到爱丁堡的克雷格洛克哈特战时医院，这家医院的精神病学家W. H. R.里弗斯（W. H. R. Rivers）正探索用精神分析的方法治疗士兵的神经症。里弗斯对医院中的诗人战士很有兴趣，无论是对的萨松还是对当时也投身于战争的英国诗人威尔弗雷德·欧文（Wilfred Owen）。通过跟萨松的通信和聊天，格雷夫斯接触了里弗斯的观点，而他在调整自身的康复时做出的许多决策都受此影响。

到了1917年下半年，里弗斯也开始跟这些诗人战士接触，他向英国皇家医学会提交了一篇论文，名为《战争体验造就的压抑》（The Repression of War Experience）。在论文中，他指出，记忆在平衡遗忘方面有建设性作用，接着提出了一个新概念。当时公认的治疗体系要求患者有意识地压抑创伤性记忆，包括避免在谈话中提到任何有关战争的字眼。里弗斯留意到，这样一种严格的方案无法避免噩梦、焦虑和身心疾病的出现，但这些症状在个体从压抑记忆中放松时会消退。里弗斯指出，只有通过谈论这些创伤性记忆，老兵才能实现真正的解脱。

格雷夫斯努力写一本小说，他希望借此摆脱战争的记忆，但不得不放弃，因为羞于以某个情节扭曲我的材料，同时又没有充分的信心，不加任何掩饰地写下真实的历史。直到1929年写回忆录时，格雷夫斯才找到了真实的声音。格雷夫斯的精神复原，以及对痛苦记忆的整合，都是一个无法急于求成的过程。

在日常生活中，格雷夫斯找到了某些慰藉。他结了婚，有了孩子，这带来了远超时代而始料未及的优势：他的妻子是一位热情的女性主义者，于是他在生活中经常要持家和照顾孩子，这很适合他。格雷夫斯跟妻子都是活跃的社会主义者，这让他进一步远离英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盛行严格的阶级藩篱和帝国势力。在他回忆录中出现的大多数黑色幽默，都揭示了军队仪式的可笑，这种仪式不仅被用于强化纪律、激发忠诚，也被用于保持官兵之间刻板的阶层分裂，这种分裂在文明世界已盛行多年。无论是社会主义还是女性主义，任何知识工具，但凡能让他自己跟军队的思维模式之间保持距离，都是有用的。

格雷夫斯也让自己向战争告别3，他搬到开罗，当了一名老师。最后，在33岁那年，刚一完成《向一切告别》，他就搬到了马略卡岛（Majorca），在那里度过了自己的余生。6年后，经过长期努力的格雷夫斯终于可以轻松自如地写作了，他最后写道：

把谈话当作治疗

虽然南非种族隔离的不公正围绕着坦狄·舍兹（Thandi Shezi），但她一直是位充满活力的年轻女性。这位快乐的母亲有两个孩子，儿子叫阿彦达（Ayanda），女儿叫穆巴利泽图（Mbalizethu）。她生在一个由多代人组成的友爱大家庭中，周围都是姑舅叔姨，还有祖父母。

然而，在舍兹所在的索韦托（Soweto）小镇，她几乎没有上学的机会，因此在20世纪70年代，父亲把她带到了祖鲁的首都乌伦迪（Ulundi），这样她就能接受教育了。还是学生时，舍兹很爱说话，嗓门又大，但叛逆并没有根植于她的性格中——她不吸烟，也不喝酒，认真完成学校作业。舍兹喜欢与同学交往，而且大家都知道，在别人有需要时，她总会伸出援手。正是这种慷慨的精神，以及她外向的性格，让她被选为因卡塔自由党（Inkatha Freedom Party）的一名学生代表，该党是站在前线反对种族隔离的几个政党之一。

伴随着跨入行动主义的第一步，舍兹的生活开始转变。她的主要职责是作为因卡塔自由党的一员参加会议，并把该党活动的信息和议程带给学校里的同伴。一直到毕业，她都在做这件事。随后，她回了家。这时，她对政治的兴趣加深了。不久，舍兹加入了索韦托青年大会，它隶属于南非青年代表大会（South African Youth Congress，SAYCO），一个主要的反种族隔离的青年组织。随着在一个名为“民族之矛”（Umkhonto we Sizwe）的地下组织中日益活跃，舍兹开始秘密运输炸药，它们可被用来摧毁各个政府大楼。

一个告密者把舍兹的名字泄露给了当局。1988年9月，南非警察在她家里逮捕了她，但他们先打了她一顿。这群人残酷地殴打舍兹，被迫在一旁看着的母亲大哭道：“不要在我面前杀死她。你们打完了再把尸体给我看吧。”

舍兹活了下来，与其他被捕者一起被塞进了一辆面包车。他们的目的地就是约翰内斯堡的中央警察局，那里以惨无人道著称。当局把她称作恐怖分子，要求她供出反种族隔离运动的领袖，以及他们存放武器的地点。舍兹说她不知道。她再次被殴打，警察还把混合着盐酸的液体倒在一个袋子里，放在她头上方。当液体滴落在脸上，她能感觉到皮肤被灼烧。这种酸的腐蚀性很强，导致舍兹的一只眼睛永久性失明。

事情还没完。舍兹被转移到一间阴冷黑暗的房间里，戴着镣铐，几乎赤裸。四名白人警察进来后，他们开始轮奸她。在这些恐怖的时刻，舍兹说，她能想到的唯一生存之路就是让她与自己所经历的现实分离。“我心里有个微弱的声音对我说：要活下去，你必须让你的灵魂离开你的身体，”她在十多年后解释说，“我控制着我的灵魂。我决定让我的灵魂离开身体。就好像有一股超自然的力量控制着我。当时，我决定不让任何人控制我的灵魂。当他们在我身上喘气呻吟时，我安静地让我的灵魂离开身体。就好像我的灵魂在俯视着身体遭人虐待。”

在未来的几个月里，在监狱里其他政治犯的陪伴下，舍兹获得了些许安慰。他们中许多人也被折磨过，他们的共同经历，以及他们对结束种族隔离的共同愿望4，鼓励着她走下去。“在午餐时间，我们会被带到外面，走到太阳底下，这样大家就能在空地上见面，相互交谈。可以说，在我身陷囹圄时，那么多人都在帮助我脱离那种处境。”

在家人得知舍兹被关在哪里之后，他们请了一名律师为其辩护，把舍兹从牢里解救了出来。舍兹乘坐的出租车在离家很近的地方停下，但她虚弱得几乎不能走路，她痛苦地用了一个小时，走完了本来5分钟就能结束的路程，沿着马路挪到了她家的前门。“那是我不得不面对的现实，我被人强奸，我遭受折磨。那是痛苦开始的地方。”

在回家后几乎一年的时间里，舍兹很少外出，把自己锁在一个黑暗的房间里，一直抽泣。她被梦魇萦绕，被愤怒和恐惧困扰，她不久就发现，自己把怒气撒向了阿彦达和穆巴利泽图，因为她的被捕，他们的生活被撕碎了。“我不再是一个慈爱的母亲，”她说，“我发现自己大喊、尖叫、爆粗口，无论什么时候都狂暴不已。任何能让我想到自己被强奸的东西都会让我发脾气。我会把孩子的头撞在墙上，事后才感觉糟糕。”连她女儿想要一片面包，都会让她受刺激，随手给女儿一巴掌。

舍兹家庭不和无疑令事态变得更糟，某些亲戚拒绝跟被他们称为恐怖分子的人来往。在家里，舍兹是唯一一个在政治上活跃的人，没有人明白她经历了什么，或她仍然在经历着什么。以前在她的生活中从未出现过狂怒和暴力的情绪反应，这些看起来正在消耗她。“我很生气，对自己生气，对制度生气。我告诉我自己：‘你是自讨苦吃。你为什么要卷入政治？’”

舍兹与丈夫离婚后，发现自己不再有能力爱，也不再有能力被人爱。如果有个男人靠近她，向她问好，她就会害怕对方图谋不轨。她跟自己的父母打架，继续殴打她的孩子，这把她女儿也变成了一个创伤受害者。舍兹似乎失去了正常生活的任何机会。“一切都停滞了，”她回忆说，“我感觉自己的某些部分被带走了。”

这种情况持续了很多年。舍兹说，她最爱的书籍和音乐让她有了喘息空间，但在种族隔离的藩篱被拆除很久以后，她还是被激怒了，因为抓捕她的人自由了，可她还在因他们曾经的作为而承受苦难。复仇的想法萦绕在她心头。“在我的脑海里，我在想，如果我能找到其中一个人，我一定会杀了他。我很想复仇，毕竟我经历了那么多痛苦。”

同时，舍兹承受着内疚的重负，她经常责备自己，好像她负有某些责任。她感到很屈辱，没有把监狱里的细节告诉任何一个人。“我只是把它们藏在心里，”她说，“我以为它们将是我的秘密。我以为我做了一些事，因此我遭到这样的对待是理所当然的……一直以来，我都以为我会把这件事只保留给自己，直到我死为止。”但这种沉默的威胁要消耗掉她。“我花了十年时间才意识到，我心里有这么沉重的一个包袱，它正在把我吞噬掉。”她承认道。

慢慢地，舍兹开始接触其他人，她在库鲁马尼支援小组（Khulumani Support Group）当了一名咨询员，该小组是为支持种族隔离受害者而建立的一个基层社团。虽然舍兹鼓励大家跟别人分享他们的故事，但一开始，她很少谈论自己的遭遇。她的同事和客户知道，她曾被监禁和折磨，但她很久以来都保守着自己被轮奸的秘密，直到最后，她在一次单独的咨询中讲述了自己的故事。

两年过后，舍兹打算把这件事告诉世界。1997年7月，她走向了南非真相与和解委员会（Truth and Reconciliation Commission）的侵犯人权委员会（Human Rights Violation Committee）的证人席，该组织由南非联合政府设立，目的是揭露种族隔离的暴行并促进和解。就在那里，舍兹描述了自己遭受的令人发指的折磨。这是她母亲第一次听到整个故事。

舍兹说，她以为提供那些人对她犯下的罪行的证词有助于自己持续地治愈，但效果相反。“你撕开封闭的伤口，留着它敞开。”她回忆说。真相与和解委员会的角色只是收集信息，而且它也没有提供任何措施，确保受害者作证后能获得充分的情感支持。没有什么和解，委员会也没有提供补偿以帮助她重建生活，真相也很少。虐待她的官员安然无事，从未被起诉。

在20世纪90年代末，舍兹参演了一部名为《我要讲述的故事》（The Story I Am About to Tell）的剧院作品，向来自南非和欧洲的观众陈述她在真相与和解委员会面前的证词。这是她漫长、缓慢的治愈之路上的一次真正的突破。在舞台上，舍兹跟杜马·库马洛（Duma Kumalo）、凯瑟琳·穆兰格尼（Catherine Mlangeni）合作，库马洛在参加了沙佩维尔（Sharpeville）的暴力抗议游行后曾被判处死刑，穆兰格尼的儿子被一名政府行刑队的警察头目杀害了。“站在舞台上，谈论发生了什么，用戏剧把它表演出来，这让我对自己哑然失笑，”舍兹说，“在演出结束时我哭了，我很崩溃。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不断讲述自己的故事，不停地讲啊讲啊，这让我有能力面对我自己，爱我自己，也让我有能力不再哭着讲自己的故事。”

舍兹说，谈话就是治疗。“如果你不说，不跟其他人分享你的痛苦，你永远不会解脱。”

如今的舍兹已经50岁出头了，说起话来笑声连连。她说，她的烦躁和愤怒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接受和宽恕。“你必须原谅肇事者，这样你才能继续往前走，也能原谅你自己。你必须说：‘好吧，事情发生了。我必须接受自己，继续生活下去。’”

这种宽恕不应该被理解为对肇事者的同情，而应该是一种善待自己的需要。舍兹认识到，紧握愤怒和恐惧不放，伤害的只能是自己，她不想每天以受害者的身份活着。她说，宽恕也可能会对其他人有用。“你必须为自己经历的创伤性事件寻找分心物，这样你才能在生活中继续往前走。倘若一直守着过去和痛苦不放，你就不能向前走，为某些需要你的人提供帮助。”

舍兹永远不会忘记发生了什么。但她也能够直面过去，拒绝让它支配自己的生活。为了摆脱别人的邪恶掌控，她需要在内心解决个人的创伤经历。“这样才能与你的内在自我和解，”她说，“接受发生的事，因为我不能再改变它。所以你必须接受它，跟它一起生活，还要学会如何应对它。”

利用正念与冥想

佛教于2500年多前起源于印度。当时，创始人悉达多·乔达摩把自己获得启蒙的方法教给别人。佛教作为一个宗教，摒弃了“全能创造者”这样的概念，发展出了多样化的传统，并传遍亚洲。最近，佛教引起了许多科学家、治疗师和医生的极大兴趣，这些人研究注意和情绪的机制，而它们与各种各样的精神状况有关。

佛教提供了一个基本前提：从各种精神痛苦中（无论是由世俗的欲望、自我的陷阱造成的，还是由仇恨和敌意所致的）解放既是精神开悟的目标，也是一种现实的可能。要想从被俘获的思维中获得自由，这似乎是一个有用的模式。但这真有可能让导致注意偏向凸显刺激的神经回路平静下来吗？

我把这个问题抛给了埃文·汤普森（Evan Thompson），他是一名哲学家，主要研究认知科学、心灵哲学以及亚洲哲学。“佛教教义肯定会说，你可以消除注意偏差。”汤普森说。这个目标可以，通过包括沉思和其他形式的冥想等心理训练，以及道德训练来说法，他继续说道：“佛教会告诉你如何活在这个世界上，如何行事。”

汤普森继续描述佛教如何策略性地以一种俘获取代另一种：“在藏传佛教和印度佛教中，普遍会有‘使用解毒剂’这样的说法。比如，愤怒的解毒剂可能就是产生慈爱、同情或希望某人好的一种心理状态。你把某种偏差从负面的转为正面的，因此你依然能在一种偏差或偏向下运转。”还有冥想训练，无论是在瑜伽传统中还是在佛教中都很常见。这种训练把注意从外部的感官刺激上转移，向内聚焦，到呼吸、重复的声音或精神意象上。“它们都是让注意与外部波动的感官刺激脱离，而锚定在某些内部的东西上，从而获得心理稳定性。你训练得越多，稳定性就越好。”你越是能通过这样的内在聚焦稳定注意，心灵就越会变得安静、专注，以及平和。

汤普森还描述了一种不同类型的修行：一种正念冥想，培养开放、非反应性的觉知。其目标是获得一种平衡、镇定的心，准备以一种积极的方式去行动，但不受凸显的感觉或情绪影响。在这种类型的冥想中，尽管你的眼睛是睁着的，但你其实并不专注于某个对象，相反，你的心态保持稳定，以及一种清醒的警觉。当你分心时，不管是干扰感官的外部刺激还是内部思考造成的分心，你都会承认并放开它。你不让它抓住自己的注意，或把你的思想带向别处。汤普森称这种练习为“开放式监测”，它旨在改善情绪平衡，在佛教中它称为平静（equanimity）。若能不偏不倚地处理刺激，在理论上，就能在顺风或逆风的情境下保持船身平稳。

正式的冥想训练会导致这种开放、非判断性的觉知；传统上，佛教僧侣在寺庙环境里多年如一日地修行，可以达到这种状态。但经证实，少量的正念训练就能带来很好的效果。人们已对正念技巧进行了调整，使其通俗化，脱离了佛教的情境，将其用于临床实践、自助研习会、企业培训课程，甚至军事训练。有人担心，把这些技巧从其传统的伦理环境中脱离出来，是否会导致不可预见的结果，但目前的证据强力表明，这些技巧对心理健康大有裨益。

我与乔恩·卡巴金（Jon Kabat-Zinn）通了话。他是马萨诸塞大学医学院的荣誉教授，是在治疗慢性疼痛、抑郁和应激相关障碍中使用正念冥想疗法的先驱。我就像在后文问汤普森那样问卡巴金，是否真有人能打破俘获机制。他说：“简单的回答是，我认为有这种可能。这是我与同事合作多年后获得的成果精髓。应对俘获，你需要的就是我们称之为‘意识的正交旋转’的东西——你会突然从不同的角度看待事情。虽然一切仍然相同，无论内外，包括你的成瘾冲动，但你可以利用自己本性的另一个维度，允许自己做出从未做过的决定，你甚至从未想过你能这么做。而这就是自由：真实看待成瘾冲动的自由，以及锻炼一块有足够力量的‘肌肉’，让你能转向一个不同而又更为健康的角度。”

一个人如何实现这种自由？一个典型的模型是卡巴金基于正念的减压训练，以及相关的项目，它们能极大降低抑郁症患者旧病复发的可能性。这是一个为期八周的疗程，把每周的小组课程与每日的个人训练结合在一起。在这种时间框架下，一个人真能学会逃离俘获吗，抑或它只是一种替代过程？

“它比这些要复杂得多。”卡巴金回答说。他解释称，正念训练依赖于元认知，而不只是思维模式的替代；对抑郁治疗的研究也早已走得很远，超越了熟悉的认知疗法的替代策略。“它的确是一种不同的范式，你能借此觉察自己的思想。不是用某个更积极的念头取代某个更消极的念头，而是研究思想的直接本质，意识到你的想法事实上是心灵的‘分泌物’，来去迅速。而且，只有在我们笃信那些想法是真相（无法将它们的内容与事实区分开）时，它们才能支配我们。”

那么，你怎么才能放弃那些专注于自我的念头呢？它们左右你，不断地编造你是一个失败者或是个骗子的故事。答案的关键在于，不要争论事实。尝试从抑郁的沉思中思考出答案，只能强化其神经通路，而沉思的“车轮”已旋转了太久。相反，你应如卡巴金建议的那样，允许这些想法存在，但远离它们，并认识到“自我贬低的模式仅仅是一种有害的思维习惯，它与事实没有任何关系”。渐渐地，你就会召唤一种扎实的本能意识，把念头只当作念头，而不是事实。这种意识的转变，这种“意识的正交旋转”，通过神经成像技术将会呈现在大脑中。“如果你培养与当下时刻有关而非与你的念头有关的其他思维方式，你会在大脑皮质中看到不一样的神经网络被点亮，这种网络与叙事性的自我参照点亮的网络无关。”

很明显，在从俘获中习得自由时，俘获机制在其中起到建设性的甚至矛盾的作用。卡巴金解释道：“我们谈论的是一种可以训练的技能，将思维转向其他方面，改变我们跟俘获我们注意的东西之间的关系。”这不是说让你的注意避免被凸显刺激俘获，而是你不会忽视发生了什么。“你知道自己被俘获了，而你可以至少在某种意义上尝试不再落入通常的无意识、习惯化的自动模式中。你一遍又一遍地锻炼那种‘肌肉’，接着就能改变其默认模式，认识到‘哦，旧模式正在出现，但我有意识地捕捉到了它，我不必陷入其中’。”在这样的时刻，你就自由了，可以做不同的决定。

许多人问，正念训练所提供的解脱方式是否要我们放弃自己丰富的情感？毕竟，如果伟大的艺术和文学，以及许多其他精神和宗教传统的本质是俘获，我们怎能承受“松绑”的损失呢？如果我们学会减少自己的反应和反思判断，我们不也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自己情感反应的范围，从而阻碍了自己的创造性潜能并失去了完整的人生阅历吗？

我也问了汤普森是否有人能打破俘获机制，他回答道：“俘获意味着不能灵活应变，也不能在情况需要时摆脱俘获并适当地重新定位。你可以说，一个艺术家被某种美丽的景象俘获，或一个神秘主义者被神圣的显现带来的狂喜俘获。如果这位艺术家或神秘主义者无法灵活应变，不能适当地与他人交往，而是一门心思或疯狂地追求自身的愿景，那么这的确叫俘获。强大的艺术或神秘愿景如果缺少了灵活性，就变成了俘获。”在这个意义上，俘获并不必然是一种消极体验，但它缺少“灵活性、对他人的感知，以及做出合乎道德的行为的能力……因为一旦你被俘获，就会被紧紧束缚住，你的活动空间会变得很小，你可以思考和行动的可能性也少了”。

在回答同一个问题时，卡巴金首先提醒我留意，正念并不是一种哲学探究方式，而是一种必须经历过才能完全理解的实践训练。他通过自己长期实践的经历，提供了这样的洞见：“通过一遍又一遍地回到包含着思想或情感的意识中，或包含通常处于无意识水平的相互关联模式的经验中，这些意识或体验对我们而言会变得更加真实。凸显的东西变得更细微、更丰富，而不是更少。然后，你会有更大的可能选择来进行回应，而不是做出反应。”如果我们能觉察到更微妙的细节，我们思想和情绪的内容就会变得同样生动或富有质感，那些俘获我们的东西只是丧失了掌控我们的力量而已。

重获自由

丹妮尔·勒斯克（Danielle Roeske）是一名心理咨询师，同时有哲学的专业背景。在治疗患者时，勒斯克会使用一套整合的方法，而不局限于任何一个具体的治疗流派。她热切地相信人们改变自己的能力，但她认为“自由”这个词太强了，不能用来描述从俘获中松绑的状态。

“免于俘获的‘自由’表明有永久性，这让我不安，因为我认为不是这样的，”勒斯克解释道，“我认为人不是这样的。无论发生了多少改变，我们都永远不会抛弃定义自己的那些部分。对我来说，自由则意味着那些部分消失了。但那不会发生。我认为‘释放’5是一个更好的说法——曾经俘获人的东西，无论是一个对象还是一种概念，不再是一种主导性的力量。这就是我理解的发生于转变中的事情。”

当我就自由或释放这个问题进一步提问时，勒斯克解释说，她不认为这是一件坏事。

“我认为，关于个体如何成长、如何发展，这是一种更容易接受的意义，”勒斯克解释道，“我还认为，当一个人跟情感体验之间的关系改变时，当一个人经历自我体验的转变时，他会认为自己的人生被改写了，这不是什么稀罕事。对于过去那些被认为是创伤或恐怖的事情，我们可以清理一番以形成新的理解，这样那些经历就不那么吓人了。它们不再是禁忌，可能事实上还会被视作成长经历。因为当我们把某些东西埋藏在心中时，而是并没有消失，而是会换个方式困扰我们。”

最难的可能是开始释放，或者按勒斯克喜欢的说法，就是确定什么东西导致了内心的挣扎。这似乎看起来简单，但其实并不容易。勒斯克指出，当俘获的力量掌控一个人的内心时，这一做法可能是唯一的解决之道。这能够解释为什么人们如此抗拒改变。

通常，直到被俘获的痛苦吞噬后人们才会做出改变。鼓起做出改变的勇气可能是转变中非常困难的事物，因为这需要人有意地走向未知。勒斯克说：“有人说这样做需要信心，这似乎颠倒了顺序。因为信心是形成新体验之后所产生的东西，而在新体验之前出现的是希望。”

然而，冒这样的风险很重要，因为这是我们向一些有意义的事情敞开心扉的方式，而这些事情足够重要，可以改变我们长久以来的观念。

“形成新模式和重塑需要时间，”勒斯克承认，“虽然有少数人可能突然获得了深刻且即时的启示，但对大多数人来说，转变是缓慢的，事后才能发现这种变化。但毫不夸张地说，对那些从俘获中解脱的人们来说，他们的世界改变了。虽然每一次的改变可能很小，但在足够的积累之下，一场观念的质变就会发生。”

然而，即便发生了如此剧烈的转变，依然有故态复萌的可能性。也就是说，即使有了新模式，长期以来形成的神经模式仍留在原位。

“或许这里的重点在于，一个人永远不会变得无懈可击，”勒斯克说，“当人们通过某种方式进入康复状态时，比如加入匿名戒酒会，他们不再喝酒，他们生活在一起，他们昂首挺胸，心智正常，生活如意——最重要的是，他们继续执行康复计划。这不是因为他们的转变有某些不真实之处，而是因为成瘾的本质就是瘾总在那里。如果新的方式不能持续得到强化，就会有一种力量把你慢慢拉回最初通过毒品和酒精来逃避的方法，因为经验证明那些方法是有效的。”

勒斯克还认为，匿名戒酒会在社群层面可能有助于打破俘获的魔咒：“跟一些宗教传统和东方习俗类似，匿名戒酒会起作用的方式，在心理咨询中是受到限制的。匿名戒酒会中有一种重要的团结感，能让一个人感到自己是某个团体的一部分。我认为，这对于‘投降’过程来说很重要。一种俘获感存在时，通常会腐蚀任何团结感。如果心灵被俘获了，它只会做它在俘获状态下做的事情，直到有其他力量出现，无论它是一个神，一个人，或一种暗示。”

我问勒斯克，是否在那个时刻，会有另一种情感体验发生，允许人做出改变。

“你说的对，但它有两面性，”勒斯克回应道，“比如，如果酒精是解决方案，那么当有情绪不适（这并不少见）或极端的快乐等任何强烈的情感出现时，就会有一种真正的需要，要通过酒精以外的方式忍受这些感受。这意味着创造一种空间，让这些情感能以新的方式被体验，这令人痛苦，但也是是一种释放。我们对自己的感受只是基于自己的经验——我们不能假装成某个人，相信某种更完整的东西将会由此出现。如果一个人不相信自己能成为他所渴望成为的那种人，那么这样的‘假装’就会适得其反。”

我问勒斯克，当看到患者发生这种转变时，维持转变有多难？

“没有人不会被触动，即便他们真的在自己生活中拥有一种平和感，”勒斯克说，“必须有一种对于存在的真实渴望，而不是反射性地参与或落入过度发达的神经模式。事实上，我们有选择不同事物的空间，或存在让情感经验传递的空间，而不会影响过去的行为或信念。”

勒斯克前面使用的“投降”一词引起了我的注意。我问她，在俘获的语境下，这个词在她脑海中怎么和“释放”区别出来。

“我认为投降发生于这种场景下：当允许其他事发生的意愿非常小时，即不再与这种感受做斗争，而是让自己感受这种冲动但不屈服。这是个有趣的现象，因为它看起来起作用了，但事实上这是停止控制事物的一个机会，停止尝试控制自己的情感或体验，并允许自己去感受。而释放指的是这之后的体验的实质。”

知识延伸

1. 哈珀出版社的汉娜·罗宾逊（Hannah Robinson）为我找到了来自19世纪作家埃尔伯特·哈伯德（Elbert Hubbard）的一句话，充分阐释了这一问题：“狂热是心灵的疾病，就像酗酒是身体的疾病一样，而合理治疗两者的方法都是减少剂量。也就是说，你要做些危害较小的事情来取代它。”

2. 酗酒者如何恢复？在酗酒者眼中，“恢复”意味着什么？我就这一问题向精神病学教授阿诺德·路德维希（Arnold Ludwig）博士咨询，他花了几十年的时间研究酗酒者的精神世界。

他告诉我：“我想，正如你看到的那些获得了宗教启示或某种洞察、如同获得重生的人，你所看到的那些冲破藩篱的酗酒者、瘾君子和吸烟者和他们是一样的。”

路德维希转述了自己戒掉烟瘾的经验，首先他描述了试图克服持续吸烟的条件反射的失败尝试：“我发誓要戒烟，但在第二天早上，我还是继续抽烟。这持续了很多年，而我尝试了各种戒烟方法，比如我会把所有的空烟盒摆在身边，提醒自己我吸了多少烟，这很可笑，但还是不起作用。”

“然后有一天，我可以说得更具体一点，那是1980年2月20日，出现了这样一个决定性时刻。我感冒了，喉咙痛，当我想要吸烟时，因为太痛了我吸不了，因此我好几天没有抽烟，感冒慢慢缓解，我的喉咙也舒服多了。我再次去拿自己的烟管，再往里面塞上烟草把它点燃，这一刻令我突然觉得这太滑稽了。从那时开始，我就再也没有了吸烟的渴望。就好像心中的那扇门关闭了，而我对吸烟和与之相关的所有事情的态度彻底发生了改变。”

我进一步追问他这种态度的突然转变，以及这种可以被称为意识觉醒的时刻对于人们克服成瘾行为有何帮助。他说：“我不确定他们是否完全理解，但除非那种事情发生，否则戒瘾将是一场恶战，一次又一次的挣扎，像我妻子戒烟那样。”

我提到了自己关于戒烟的想法：“我们没有改变尼古丁的强化特点，也没有改变香烟的构成，我们所做的只是改变了社会规范。在如何看待香烟方面，我们的看法发生了重大的转变。数十年来，香烟与魅力、性感或其他积极属性相关，而我们改变了这种认知。以前的想法是‘它是我想要的东西’，而现在则是‘我不想要它，它是致命、恶心、让人上瘾的东西’。”

路德维希博士和我都同意，除了意想不到的变化之外，与吸烟有关的情感效价也发生了改变。从公共卫生的角度来看，这一转变至关重要。

3. 布兰科·卢斯蒂希（Branko Lustig）写道：“我不太记得了，当我读到一些描述了场景的书时，我就会想，是的，这种事情曾发生在我身上。但我不想回忆。我永远都不想回忆，我认为这就是我从来不做噩梦的原因。”

卢斯蒂希在奥斯威辛集中营和贝尔森集中营度过了两年时间。他活了下来，成了一名电影制片人，其作品包括获得奥斯卡金像奖的《辛德勒的名单》，而他因为努力维系人们对大屠杀的记忆而受到赞誉。2011年，卢斯蒂希回到奥斯威辛，补过他在囚禁期间错过的成年礼，《纽约时报》专门为此拍了纪录片，卢斯蒂希在其中谈到忘却创伤性记忆如何帮他走出来，不过他并没有详细地告诉我们他如何在遗忘和铭记之间实现良性平衡。我们也只能猜测，这可能依赖于他小时候的性格与所处环境。

4. 特罗特·佐·索尔兹（Trott zu Solz）对德国的热爱，就像大多数父母爱孩子一样。作为一名律师和一名外交官，特罗特在反纳粹运动以及暗杀希特勒的计划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在他的生活中，以及在他死后数十年，特罗特通常被误解为是纳粹的帮凶。事实上，他一心一意地投身于从纳粹政权和其他目的不纯的国家手中将德国拯救出来。为了实现这个目标，特罗特不惜牺牲自己的人际关系和人身安全。

1944年，就在执行暗杀计划的前几天，特罗特从瑞典回到德国，给妻子克拉利塔写了一封信，表达了他执行这一计划的坚定决心。特罗特解释道，如果特罗特的同伙暗杀成功，那么这意味着他的祖国将从纳粹政权下的自我毁灭中拯救出来。

从飞机窗口向外望去，特罗特描述了底下的村庄，屋顶苍白的赭石，白色的灰泥墙壁，孤零零的尖顶教堂耸立在每个村庄里，以及成排的树木和篱笆，围绕着黄绿相间的田野。他俯视着的不仅是自己的家乡，更是德国的文化、历史、艺术、音乐和哲学，这是他身份的来源。他和国家是如此紧密地连在一起，因此希特勒的上台让他知道，自己的灵魂将会枯萎。

特罗特感觉，他与其他密谋者的合作带有内在的自私自利，毕竟他让自己和家人陷入险境。然而，在加入了这个组织后，他的身份看起来融入了某种比他更伟大、也更重要的事业里，他完全认同自己的使命。无论结果如何，使命完成时，就好像他的生命、他真正的生命将会结束。一个瑞典朋友弗鲁·奥尔姆斯特伦（Fru Almstrom）给特罗特的妻子写信，谈及就在这次飞行前几天她丈夫的最后一次拜访：“我记得是一个晚上，当时他身心俱疲，我让他回酒店睡一觉，他看着我说道：‘我有这么多事要做，为什么要睡觉？况且，老人不需要那么多睡眠。’而我回答说：‘但你只有35岁啊。’特罗特答道：‘不，我早已不再年轻，我至少有60岁了。我想我已做了我这一生该做的事，无论是什么事，反正我准备好死了。’”他的整个生命似乎正在自行完成这一使命。

现在，特罗特在执行刺杀计划前几天飞回家，飞机的引擎声将他带回过去，回到他的青春时期，他拿着罗德奖学金在英国留学，他对政治哲学的迷恋，他后来的旅行，他尝试秘密撮合英国和美国以挫伤希特勒，以及最终的失败。他想到了自己的父亲，作为普鲁士王国的文化部部长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在自己的岗位上忙碌。在那些年里，母亲会把孩子们带到另一个庄园去消夏。年幼的特罗特被这所房子的美丽吸引住了；他记得问过父亲这都是他们的吗，回答是：“它已委托给我们。”而特罗特现在也正认真承担着这种委托，为德国的命运负起责任。回想起这段时光，看着熟悉的风景：树林、池塘、起伏的田野、草地的清香、夏日雨水，他发现自己如此深爱这一切。

特罗特曾写道：“我们只有在自己身上和自身之外发展道德生活，我们才能让它存在……在一个混沌不堪的世界上，一个人内心的秩序这是最好的防线。”每当他对自己将要投身的暴力行动感到些许恐惧时，这种信念就会让他平静下来。杀戮是错误的，但在这种情况下，它有望使他周围的外部世界恢复他在自己内心中发现的秩序和意义。特罗特后来想起他进入德国领空的那一刻：“我的内心再一次被一种深切的爱和快乐填满了，而在这样一个艰难时期，我被推入了我所在的地方，与其他人一起为我们的国家奋斗。我不认为自己与其他人的任何关系能比这更重要，它能证明我服务于这样一个事业是我的首要职责。意识到自己的独特使命会激励一个人，并给予他坚定的信念，这允许他在众多以及相互冲突的价值和原则中做出明智的选择。”

这种激情把特罗特的整个生命简化为一个单一的目标，其他所有考虑都消失了。一年前，他遇到了克劳斯·冯·施陶芬贝格（Claus Von Stauffenberg），两个人很快变成了亲密的朋友。特罗特不知疲倦地与同谋者一起策划密谋，施陶芬贝格被任命为刺客。特罗特的妻子后来写道：“对于特罗特来说，这种友谊就是他一生都在追求某些目标的结果，他和那么多朋友都是通过感情、尊重以及共同的任务和责任而团结在一起的。”1944年7月15日，特罗特从瑞典回到德国。不久，施陶芬贝格试着在希特勒附近引爆了一枚炸弹，但失败了。第二天，特罗特和同谋的其他成员与施陶芬贝格在公寓里碰面，他们聚在一起讨论剩下的选择。或许就是这次会议决定了特罗特的命运，让纳粹知道他参与了这场密谋。四天后，他越发消沉，见到他的人都说他看起来面色苍白、绝望无助，好似被彻底击败。

的确，特罗特的内心崩溃了。他似乎已放弃了生命，已准备好赴死。他在自己的使命中发现了强烈的存在感，但密谋失败后，他迷失了自己。尽管并不清楚为什么盖世太保会那么快在刺杀未遂后就追查到秘密团体的成员，但特罗特似乎知道了他的命运。纳粹来抓捕他时，他没有尝试逃跑。就在被处决前几天，他在监狱里给妻子写了最后一封信，为他失去了最后的机会而悲伤：“最让我心痛的是，我不能再为我们的国家服务了。”

5. 玛丽·卡尔是大卫·福斯特·华莱士曾经的爱人，并与他一起戒酒。20年后，她描述了自己的经历：“我们可以做这样的假设，当你戒酒时，就好像向那些讨厌的女学究投降。但对我来说，戒酒的过程是自由的，这是一种远离焦虑的自由，也是大脑的自由。让我戒酒的不是循规蹈矩的女学究，也不是内心对规则的严格遵守。当更多的爱出现时，我开始意识到大家都是真实的，是本身的自我，我明白了我们到底是谁。威廉·布莱克说：‘我们在地球上留了一点空间／以便彼此能学会承受爱的光束。’而我认为，所谓的‘承受爱的光束’实际上就是真正自由的所在之处。每个醉酒者和艺术家都像亡命之徒，而戒酒对我而言，也关乎自由。我这样做是为了摆脱过去，不被过去困扰。那个学究对应我内心而言，也就是我为自己做的严苛规划，它让我保持清醒，是让我真正远离酒精的力量。让你清醒的是爱，以及与超越你本身的东西的联结。当我戒酒的时候，我认为放弃就是向所有的乐趣和所有的火花说再见，但结果恰恰相反。那变成了我真正开始闪光的时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