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小不点儿

巴黎有个小孩，而森林有只小鸟；小鸟叫麻雀，而小孩叫流浪儿。

这两个概念，一个包含整个大火炉，一个包含全部曙光，这两个概念结合起来，巴黎和童年这两点火星儿相撞，就会迸射出一个小家伙。若按普劳图斯[普劳图斯(约前254—前184)，拉丁喜剧诗人。]的说法，就是小人儿。

这小家伙笑呵呵的。他不一定每天都能吃得上饭，可是只要他愿意，每天晚上就能去看演出。他身上没穿衬衫，脚下没穿鞋子，头上没有屋顶，这些东西一样也没有，就好似空中的飞虫。小家伙的年龄，在七岁至十三岁之间，过着群体生活，终日在街上游荡，露宿街头，穿着自己父亲的一条旧裤，裤角拖在脚后跟，头戴另一个父亲的一顶破帽，一直扣到耳朵上，只挎着一条黄边背带，总是跑来跑去，东瞧瞧，西望望，到处耗时间，烟斗抽得挂满烟炱，满嘴脏话，搅扰酒馆，结识盗贼，亲近窑姐儿，会讲黑话，哼唱淫荡小曲，而心地却没有一点邪恶。这是因为他心灵里有一颗珍珠，天真无邪，珍珠不会融化在污泥里。人只要处于童年，就天真无邪，这是天意。

假如有人问这大都市：“那是什么？”就能得到这样的回答：“那是我的孩子。”

二　他的一些特征

巴黎的流浪儿，就是女巨人生的小豆子。

无须夸张，这个在水沟边长大的小鬼，有时也穿衬衫，但只有一件；有时他也穿鞋，但是没有鞋底；有时他也有住处，而且挺喜爱那地方，因为到那里能找见母亲；但是他更喜欢街头，因为在街头能找到自由。他有自己的一套把戏，有自己的一套诡计，而那套诡计是基于对有产者的仇恨的：他也有自己的一套隐喻，人死不说死了，而叫作“吃蒲公英的根”；同样，他有自己的一套行业，替人叫马车，给人放下车踏板，在瓢泼大雨中收取过街费，他称其作“艺术桥赏”，大声宣扬当局对法兰西人民有利的讲话，给铺路石块剔缝；他也有自己的一套货币，是从街上抬来的各种各样的小铜片。那种奇特的钱叫作“破布片”，在这群流浪儿中始终流通，有固定的面值。

最后，他还有自己的一系列动物，而且他在各个角落细心观察它们：圣体虫、骷髅头蚜虫、盲蛛、“鬼虫”——扭动双尾吓人的黑虫子。他有属于自己传说中的怪物，这怪物腹下有鳞片却不是蜥蜴，背上长癞却不是蟾蜍，住在旧石灰窑洞或干涸的污水坑里，黑不溜秋，毛烘烘黏糊糊的，爬得时慢时快，不会叫，但是能瞪着眼瞧你，样子十分可怕，谁也没有见过，他管那怪物叫“聋子”。到石头缝里找聋子，是一件非常吓人的开心事儿。另外一件开心事儿，就是猛地掀起一块石头，瞧瞧躲在下面叫鼠妇的甲虫。巴黎的每个区都有点名堂，都能发现有趣的玩意儿。玉树林工场有钻耳虫，先贤祠有千足虫，演武场水沟里有蝌蚪。

至于辞令，这孩子比得上塔列朗[塔列朗(1754—1838)，法国政治家，给拿破仑和路易十八当过外交部长。]。比较起来，他同样厚颜无耻，但是更为诚实。不知怎么，他天生就有一种出人意料的快活劲头，他突发一阵狂笑，弄得店铺老板目瞪口呆。他开的玩笑非常精彩，从高级喜剧到闹剧，能表现各种不同的风格。

看见出殡的队列经过，送葬的人中有一名医生，一个流浪儿就嚷道：“嘿!打什么时候起，医生还要把自己的活计护送回去!”

另一个流浪儿混在队伍里。一个戴眼镜、身上挂着小饰物的严肃男人，突然回过身来，恼火地说：“流氓，你摸了我女人的腰!”

“说我，先生!搜我的身好啦。”

三　他有趣

这“小人儿”[原文为拉丁文。]总有法儿弄到几个铜板，晚上便去看戏。一跨进那道神奇的门，他就变了一副模样，从流浪儿一变而为“弟弟”[俗语，指巴黎街头的顽童。]。戏院犹如底舱翻到上面的船，弟弟就挤在底舱里。弟弟之于流浪儿，恰如飞蛾之于幼虫，同是飞翔的生物。只要他在场，有他那洋洋的喜气，有他那热烈欢快的劲头，有他那鼓翅般的鼓掌，这个狭窄、恶臭、昏暗、肮脏不堪、污秽丑陋、令人作呕的底舱，就能称得上天堂了。

你把无用的东西给一个人，再从他那儿取走必需的东西，你就有了一个流浪儿。

流浪儿对于文学并非一点感受能力也没有。不过，我们相当遗憾地指出，他对古典主义毫无兴趣，天生与学院派没有什么渊源。举个例子来说吧，在这群能闹翻天的孩子中间，马尔斯小姐[马尔斯小姐(1779—1847)，法国喜剧院著名演员。]名气特别大，简直具有讽刺意味。野孩子都叫她“妙煞”小姐。

小家伙总是吵闹、嘲笑、戏弄、打架，形容花哨像个孩童，衣衫褴褛又像个哲人，在污水沟里捕鱼，在垃圾场里打猎，从肮脏污秽的东西中寻乐子，在街头巷尾找激情，冷嘲热讽，又吹哨又唱歌，又是喝彩又是叫骂，用淫调浪曲来冲淡天主颂歌，而且从“深渊底”到“狗上床”，什么节律音调都能唱，无论什么，他不找寻就能找见，不了解也会知道，顽强到了不择手段，疯狂到了冷静明智，多情到了追腥逐臭，上能蹲在奥林匹斯神山顶，下能滚在粪堆里，而出来时却满身星辰。巴黎的野孩子，就是小时候的拉伯雷。

他不满意自己的裤子，除非裤子上有个表袋。

他不轻易大惊小怪，更不会惊慌失措，他用歌谣讽刺迷信的东西，用舌剑戳破妄言诳语，嘲笑神秘怪异，对着鬼魂伸舌头，剥掉空架子上的华彩，画一画浮夸虚饰的丑相。这并不是说他缺乏诗意，远非如此，而是他以滑稽的怪诞代替庄严的幻象。假如巨人阿达马托尔出现在面前，流浪儿也要说：“哼!吓唬小孩子的妖怪!”

四　 他可能有用

巴黎以闲汉始，以流浪儿终，这两类人是任何别的城市所难具备的：前者是满足于观望的被动接受，后者表现出无穷无尽的主动性；一个是普吕多姆[普吕多姆，法国作家亨利·莫尼埃(1799—1877)所创作的喜剧中的人物，一种关注时事而又自以为是的市民典型。]，一个是伏义乌[伏义乌，法国文学中流浪儿的形象。]。唯独巴黎在其自然发展史中，拥有这两种人物。整个君主制体现在闲汉身上，整个无政府主义则体现在流浪儿身上。

巴黎城郊的这个孩子脸色灰白，在苦难中生活并成长，开花结果并“长个儿”，面对社会现实和人间事物，他看在眼里，并若有所思。他自以为无忧无虑，其实不然。不管你是谁，不管你叫成见也好，叫流弊也罢，叫厚颜无耻也好，叫压迫、不公道、专制也罢，叫不义、狂热也好，叫暴政也罢，你可得当心愣头愣脑的流浪儿。

小家伙要长大的。

他是什么材料做成的呢？随便一点污泥。一把泥土，吹一口气，就有了亚当。只需哪位神仙经过一下。而流浪儿身上总有神仙经过的痕迹。命运在塑造这个小家伙。我们这里所说的命运，有点偶然侥幸的意思。这个用普通泥土捏出来的小人儿，既无知又不识字，既傻里傻气，又粗俗低下，将来他能成为英才还是蠢物呢？等着瞧吧，“制陶轮子旋转”[原文为拉丁文。]，巴黎的精神，这个恶魔凭偶然造孩童，凭命运制造成人，它与拉丁陶土不同，能把粗瓦罐变成精陶瓮。

五　他的疆界

流浪儿爱城市，也爱荒野，他身上有贤哲的影子。像伏斯库斯那样，“是城市的情人”；也像弗拉库斯那样，“是乡野的情人”[原文为拉丁文。语出拉丁诗人贺拉斯的《书简集》。伏斯库斯、弗拉库斯即贺拉斯。]。

大凡哲人，总好边走边想，即信步游荡，这是消磨时间的好办法；尤其在某些大城市，特别是巴黎周围的郊野，由两种景物合成，类似杂种，既丑陋又怪异。观赏城郊，如同观赏两栖动物。树木终止即屋顶的开始，荒草终止即铺石路的开端，垄沟终止即店铺的起始，辙沟终止即欲望的前奏，天籁终止即尘嚣的先声，因此特别引人注目。

也正因为如此，思考者漫无目的，爱到这种缺乏魅力、又被过路人冠以“凄凉”的永久别号的地方散步。

写下这一行行文字的人，就曾在巴黎城郊久久徘徊，至今这里还是他深切回忆的源泉。那浅草地，那石子小径，那白垩土，那泥灰石，那白灰墙，那单调刺眼的荒地和休耕地，突然瞧见的洼地中栽种的时鲜蔬菜，还有那野趣和市民气的混杂景物，那大片荒僻的角落，军营战鼓咚咚以打仗为儿戏的地方，那白天的旷野而夜晚打劫的凶险之地，那笨拙旋转的磨坊风车、采石场上的轮盘、墓地角上的酒馆，还有那黝黯的高墙切断大片阳光灿烂、蝴蝶纷飞的空场所具有的神奇魅力，那一切无不吸引着他。

世上几乎没人了解这些奇特的地方：冰窖村、排水沟城关、格雷奈勒街区那弹痕累累而难看的墙壁、帕纳斯山、豺狼坑街区、马尔纳河畔的欧比埃镇、蒙苏里村、伊索瓦坟、夏蒂荣石台——那里有个旧采石场，废弃不用，改种蘑菇了，齐地面的井口盖了一道朽了的活板门。罗马周围的乡村是一种景象，巴黎的郊区是另一种景象：举目眺望，如果只见田野、房舍和树木，那就是停留在表象；须知事物的各种面貌都体现了上帝的思想。原野和城郭结合的地方，总有一种令人销魂的莫名的惆怅。在那种地方，大自然和人类同时对你说话。那里也就显现出了地方特色。

我们四周的郊野，可以称为巴黎的边缘。谁同我们一样在那里游荡过，就会在最偏僻的地方，最意想不到的时候，撞见一群面黄肌瘦、头发蓬乱、衣衫褴褛、满身灰尘的孩子，聚在一起吵吵嚷嚷，一个个头戴矢车菊花冠，躲在一道稀疏的树篱后面，或在一个阴森的墙角进行赌博游戏。他们是从穷苦人家跑出来的孩子，城外大道是他们的自由天地，郊野是他们的地盘。

那是他们永久逃学的地方。

他们在那里天真地唱着成套的下流歌曲。

他们待在那里，更确切地说，他们在那里生存，远离别人的视线，沐浴着五六月明媚的阳光，跪在地上，围着小坑弹球，要赌几文钱的输赢，大家什么也不放在心上，无拘无束，快活极了；可是，他们一瞧见你，就又想起自己的行当，想起得挣钱糊口，于是向你兜售一只爬满金龟子的旧毛袜，或者一把丁香花。碰见这些怪孩子，是游巴黎郊区的一件特别有趣又令人痛心的事。

在男孩堆里，也时有女孩，那是不是他们的姐妹呢？她们几乎是大姑娘了，瘦瘦的，显得急躁不安，两手黝黑，脸上有雀斑，头上插着黑麦穗和虞美人，光着脚，又快活又粗野。还有的在麦田里吃樱桃。夜晚，能听见他们的笑声。那一伙伙孩子，或在中午的太阳下晒得暖烘烘的，或在暮色中隐约可见，那景象在沉思的漫步者心头久久萦绕，同他的遐想交织起来。

巴黎，市中心，城郊，周遭，那就是那些孩子的整个世界。他们从不贸然出界。鱼儿离不开水，同样，他们也离不开巴黎的空气。对他们来说，城关以外两法里就什么也没有了。伊弗里、让蒂伊、阿尔克伊、美丽城、欧贝维利埃、梅尼蒙唐、苏瓦西王、比扬库尔、默东、鸽城、罗曼城、夏图、阿尼埃尔、布吉瓦勒、南地、昂菲安、努瓦西旱地、诺让、古尔奈、德朗西、戈奈斯[全是巴黎城郊地名。]，那就是天尽头。

六　一点历史

本书故事发生的时期，几乎是现代了，但还不像今天这样，巴黎每个街口都有个警察(这是善政，但还不是讨论的时候)，那时，到处都是流浪儿。据统计，警察巡逻队在没有围墙的空场上、建造中的房屋里和桥拱下面，平均每年要收容二百六十名孩子。他们的巢穴有一处名声远扬，养育了“阿尔科勒桥的燕子”。当然，那是社会最严重的病兆。人类的全部罪恶，都是从儿童的流浪生活开始的。

不过，巴黎自当别论。尽管我们提起那种往事，但是在一定程度上，将巴黎列为例外还是对的。可以说在任何一个大城市里，一个流浪儿就是一个被毁掉的成人，儿童放任自流，就要不可避免地染上社会的种种恶习，丧失天生的诚实和良心，几乎无处不是如此。然而，我们还要强调指出，巴黎的流浪儿，表面上看再怎么粗野，再怎么学坏，可是内心却几乎完好无损。这种现象确实神奇，在我们历次民众革命所显示的光明磊落中大放异彩。巴黎空气的氛围，就像海水中的盐一样，能产生拒腐蚀性。呼吸巴黎的空气，能保持心灵的纯洁。

我们这样讲，绝不表明当我们遇见那样一个孩子时不会感到揪心，在他们周围，似乎飘浮着离散家庭的游丝。现代文明还远非完善，一些家庭抛弃亲骨肉，将子女丢进黑暗，丢在大马路上，不知所终，这种事情也绝非极不正常。这样它们便命运难卜。这种可悲的事还形成了一种固定的说法，叫作“扔在巴黎石头马路上”。

附带说一句，旧朝君主制绝不禁止丢儿弃女的现象。城郊下层人的行为有点像埃及和吉卜赛，倒合乎城里上层人的口味，给那些有权有势的人解决问题。仇视平民百姓孩子的教育，原就是一种信条。何必培养“半瓶子醋”呢？这就是当年的口号。因此，无知儿童必然成为流浪儿。

况且，君主制有时需要儿童，于是就在大街上搜罗。

不必追溯得太远，就说路易十四在位的时候，国王要建一支舰队，自有其道理。主意不错，再看看办法如何。帆船是风的玩物，必要时还得牵引，如果仅有帆船，而没有以桨或蒸汽为动力，随意航行的战船，就谈不上舰队。当年海军的桨帆船，就相当于今天的蒸汽舰。因此，必须造桨帆船，而桨帆船航行要靠桨手，也就需要当桨手的苦役犯了。柯尔柏授意各省总督和高等法院尽量多地制造苦役犯。司法官员都积极配合。一个人在宗教仪式行列走过时不脱帽，就表明是新教徒，就要送去当桨手。儿童只要到十五岁还流离失所，在街上撞见就送去当桨手。盛朝圣世啊!

在路易十五统治时期，巴黎街头的孩子消失了，被警察劫走，秘而不宣，不知弄去干什么了。老百姓惊恐万分，窃窃私议，推测国王洗红水浴那种骇人听闻的事。巴尔比埃[巴尔比埃(1805—1882)，法国诗人。见他的《日记》(1847—1856年发表)。]也直书其事。有时，孩子供不应求，军警就抓那些有父亲的孩子。父亲悲恸欲绝，跑去向军警讨还。于是法院出面干涉，判处绞刑。绞死谁呢？绞死军警吗？不是，要绞死父亲。

七　在印度等级中，也许有流浪儿的地位

巴黎流浪儿差不多构成一个阶层。也可以说，哪个阶层也不要。

流浪儿(gamin)这个词，直到1834年才初次印成文字，从大众语言进入文学语言。那是出现在一本题名为《无赖汉克罗德》的大书里[其实，这个词早就见于印刷文字。《无赖汉克罗德》是雨果的小说，1834年刊载在《巴黎杂志》上。]，当即引起轰动。这个词也就得到认可了。

流浪儿之间赢得敬重的因素是多种多样的。在我们认识并与之交往的流浪儿中，有的特别受到尊敬和钦佩。其中一个是因为见过有人从圣母院的钟楼顶摔下来，另一个是因为钻进残废军人院的后院，从暂时存放在那儿的大圆顶的塑像身上“抠”了一块铅，第三个是因为见过一辆驿车翻车，还有一个是因为“认识”一个险些打瞎一位绅士眼睛的士兵。

这就是为什么巴黎流浪儿动不动就嚷一句：“上帝的上帝!我真倒霉!都没见过有人从六楼摔下来!”(“我真”被说成“我整”，“六楼”被说成“流楼”)这种含义深刻的感叹，那些俗物听不懂，只能笑一笑。

当然，乡下人也能出语惊人：“我说老爹，您老婆害病死了，您干吗不去请医生呢？”“有什么办法呢，先生，我们这些穷人，自己死自己的就是了。”如果说这句话完全表明了乡下人那种揶揄的消极态度，那么下面这句话则完全包含郊区孩子自由思想的无政府状态。一名死刑犯在囚车里听忏悔师说教，巴黎的孩子就嚷道：“他还跟狗教士说话!哼!这个胆小鬼!”

在宗教事务上胆大妄为，能提高流浪儿的声望。保持极强的个性非常重要。

去看处决犯人是一种天职。他们指着断头台，又说又笑，给那些死囚起了各种各样的绰号：喝光的菜汤、咕哝鬼、蓝天(升天)妈妈、最后一口等等。那种热闹场面，他们怎么也不愿漏掉，都纷纷爬上墙头，上阳台，上树，钩住铁栅栏，搂住烟囱。流浪儿天生是水手，也天生是盖瓦匠。在他们看来，上房顶并不比爬桅杆可怕。什么节日也不如河滩广场热闹。桑松和蒙泰斯神甫的名字的确妇孺皆知。对于要处决的犯人，他们用嘘声为其鼓劲儿，有时也发出赞美声。拉斯奈尔[拉斯奈尔(1800—1835)，法国诗人，是窃贼和凶手。1815年3月28日处决都屯时，他正是流浪儿。]当年就是流浪儿，他在目睹悍匪都屯勇敢就刑时，说过这样一句预示未来的话：“看着真叫我眼红。”流浪儿不知伏尔泰为何人，却都了解巴巴乌瓦[巴巴乌瓦(1794—1825)，杀害两名儿童的凶手。]。他们把“政客”和杀人犯混为一谈。所有死刑犯临刑时的装束，大家都口耳相传。他们知道托勒龙头戴一顶炉工帽，阿夫里尔头戴水獭鸭舌帽，卢威尔头戴圆帽，老德拉波特是个秃头，没戴帽子，卡斯坦皮肤鲜红，非常好看，博里斯留着浪漫派的山羊小胡，若望-马尔丹还穿着有吊带的裤子，勒库弗勒还同母亲吵嘴。“别再相互埋怨啦!”有个流浪儿冲他们嚷了一句。另外一个人要看德巴克经过，因为挤在人群中个子太矮，瞧见河沿的路灯杆，便要爬上去。旁边一名站岗的警察皱起眉头。“让我上去吧，警察先生!”那孩子说，为了打动那执法官，他又赶紧补充一句，“我不会摔下来的。”“我管你摔不摔下来呢，”那警察回答。

在流浪儿中间，一桩令人难忘的意外极受重视。一个人割了一道深口子，如果“伤到骨头”，那么受人尊敬的程度就会达到顶峰。

拳头也是令人敬畏的一种不可忽视的因素。流浪儿常挂在口头上的一句话：“哼，我这可够有劲儿的!”左撇子特别受人羡慕。对眼也会得到高度的评价。

八　末代国王的妙语

到了夏天，流浪儿就变成青蛙；在黄昏时分，夜幕降临的时候，流浪儿不顾任何廉耻和治安条例，在奥斯特利茨桥和耶拿桥的前边，脑袋朝下，从煤炭船队和洗衣女工船的上方扎进塞纳河。然而，城区警察总在监视，有时就会发生极富戏剧色彩的情况，例如，有一次就引起了一种令人难忘的呼喊声，约莫发生在1830年，那声情同手足的呼喊十分出名，是流浪儿向流浪儿发出的战略性的警告，那节奏跟荷马的诗句一样铿锵有力，那韵味几乎跟雅典娜节日上的埃莱夫西斯人的朗诵一样难以描摹，颇有祭酒神欢呼的古调。

那声呼喊是这样的：“噢唉，弟弟，噢唉!恶鬼来啦!警棍来啦!小心点儿，快溜啊，溜进阴沟里去!”

流浪儿自称小鬼，这小鬼有时还识字，还会写字，总能胡乱写出些什么。不知道通过什么互教互学的秘法，他们掌握了各种各样的有利于公益事业的本领：从1815年到1830年，他们都模仿火鸡叫；从1830年到1848年，他们又往墙壁上画梨。在某个夏夜，路易-菲力浦步行回宫，瞧见一个小不点儿，正踮着脚往讷伊铁栅门的一根柱子上画一个巨型的梨，累得满头大汗，国王继续了亨利四世的和善性情，帮孩子把梨画完，又给了他一枚路易金币，说了一句：“这上边也有一个梨[火鸡和梨，都有“蠢物”的意思，讽刺当时的国王路易十八、查理十世。国王的脸型像个梨，故讽刺国王画梨成风。]。”流浪儿爱起哄，爱采取激烈的态度。他们痛恨“神甫”。一天在大学街，就有那样一个淘气鬼对着69号大门，右手拇指顶着鼻尖并摇动其余四指[表示鄙视的动作。]。一个过路人问道：“你干吗对着这道门这样做？”孩子回答：“里面住一个本堂神甫。”那里确实住着教廷的使臣。然而，不管信奉什么伏尔泰主义，如果有机会当唱诗童子，流浪儿也可能接受，而且会规规矩矩地做弥撒。有两件事儿，对他们来说总是可望而不可即——推翻政府和补好自己的裤子。

流浪儿熟知所有治安警察，碰到一张面孔就能叫上名字。他们能掐着指头一一点出来，还研究他们的脾气，对他们各有评价。他们就像翻看书一样，了解警察的内心，能一口气流畅地告诉你：“某某阴险，某某非常凶狠，某某伟大，某某可笑……”(阴险、凶狠、伟大、可笑，所有这些词，在他们嘴里都有特殊意义。)“这家伙自以为新桥是他的，不许人家到栏杆外边的桥沿上散步；那家伙有个怪癖，‘爱揪别人的耳朵’；等等，等等。”

九　高卢古风

菜市场的儿子波克兰[波克兰，法国著名戏剧作家莫里哀的姓氏。]的作品中有这种孩子，博马舍的戏剧中有这种孩子。这种调皮相是高卢精神的余韵。调皮掺入良知，有时能给良知增添力量，如同葡萄酒掺了酒精一样。有时，这种调皮是缺点。荷马总是翻来覆去，不错；伏尔泰，则可以说是调皮。加米尔·德穆兰[加米尔·德穆兰(1760—1794)，法国政治家，1789年参加法国革命，持温和态度，被革命法庭逮捕并处以绞刑。]是郊区人。尚皮奥奈[尚皮奥奈(1762—1800)，法国革命时期的将军。]出身巴黎街头，对神迹毫不客气，他在很小的时候，就随人潮到博维的圣约翰和山上圣艾蒂安两座教堂，“淹没那里的回廊”；他对圣日内维埃芙[圣日内维埃芙，巴黎城的保护神。]的圣体盒相当不敬，还向圣让维埃的圣血瓶发号施令。[圣让维埃，那不勒斯城的保护神，他殉教时留下的圣血装在瓶里，据说每年三次沸腾显圣。尚皮奥奈率法军到达时，听说不再显圣，他怕此事激起人民反对法军，就威胁神职人员，不显圣就轰炸城市，结果他的威胁收到效果。]

巴黎流浪儿既恭敬，又好嘲弄，又特别放肆。他们的牙齿难看，因为营养不良，肠胃有病；他们的眼睛美丽，因为他们有智慧。他们当着耶和华的面，能单脚跳上天堂的台阶。他们的拳脚很棒，无论什么情况都能发育成长。他们在水沟里嬉戏，一遇到骚乱就挺身而出，面对枪林弹雨也狂放不羁，既是顽童，又是英雄，就像庇比斯城的孩子，敢于揪住狮子的皮毛摇晃。军鼓手巴拉[约瑟夫·巴拉(1779—1793)，参加共和军，中埋伏被俘，十四岁英勇就义。]，当初就是巴黎流浪儿，他高呼：“前进!”正如《圣经》中的马叫一声：“哗!”一眨眼的工夫，他就由猴崽子变成了巨人。

污泥中的孩子也是理想中的孩子。衡量一下从莫里哀到巴拉所包容的范围吧。

总之，一言以蔽之，流浪儿是因为受苦，才成为寻开心的人。

十　瞧这巴黎，瞧这人[原文为拉丁文。]

再简而言之，今天巴黎的流浪儿，就是昔日罗马的希腊小瘪三，即额头有古国皱纹的平民孩子。

流浪儿是民族的一颗美痣，同时也是一种病症。是病就得医治。如何医治呢？通过光明。

光明能消灾除病。

光明能发智启蒙。

社会上一切善行义举，都是科学、文学、艺术和教育放射的光芒。培养人，培养人。开启他们的心智，好让他们给你温暖。全民教育这一光辉问题，迟早要以绝对真理的不可抗拒的威力提出来。到了那时，在法兰西思想监督下统治国家的人，就必须做出选择：是要法兰西的儿女还是要巴黎的流浪儿；是要光明中的火焰还是要黑暗中的鬼火。

流浪儿表现巴黎，而巴黎表现世界。

因为巴黎是个总和，巴黎是人类的顶棚。这座奇异的城市，是已消失和现存的各种习俗的缩影。谁见到巴黎，就会以为见到了全部历史的内幕以及幕上缝隙间的天空和星辰。巴黎有座卡皮托利山，就是市政厅；有座巴特农神庙，就是圣母院；有座阿文蒂诺山，就是圣安托万城郊；有个阿西纳驴路，就是索尔邦[阿西纳驴路，雨果杜撰的词。罗马有一条驴路，而索尔邦神学院是巴黎大学前身。]；有座潘提翁神殿，就是先贤祠；有一条神圣大路，就是意大利大街；有座风塔，就是舆论。巴黎还以丑化取代了罪犯曝尸示众场[罗马卡皮托利山坡的曝尸台阶。]。巴黎的马若叫法罗[马若是西班牙语，法罗是法语，均有爱打扮且自命不凡的男人之意。]，它的河对岸的人[指隔着台伯河与罗马城相望的地区的人。]叫郊区人，它的哈马尔[哈马尔，阿拉伯国家的搬运工。]叫菜市场的壮工，它的拉杂罗尼[拉杂罗尼，那不勒斯的乞丐。]叫盗贼，它的柯克内[柯克内，伦敦市中心的时髦青年。]叫花花公子。别处有的，巴黎无不具备。杜马尔塞的卖鱼妇可以反驳欧里庇得斯[欧里庇得斯(前480—前406)，与埃斯库罗斯和索福克勒斯并称为希腊三大悲剧大师。他一生共创作了九十多部作品，保留至今的有十八部，代表作为《美狄亚》。]的卖草妇，踩绳人弗雅努斯转世为绳技演员弗里奥索[弗雅努斯，拉丁诗人贺拉斯书信中提到的斗士。弗里奥索是巴黎的著名杂技演员。]，士兵特拉朋戈努斯挽着羽林军士瓦德朋克尔的胳膊[士兵特拉朋戈努斯，拉丁喜剧诗人普劳图斯(前254—前184)的剧中人物。瓦德朋克尔，18世纪勇敢士兵的化身。]，古董收藏家达马西普斯[达马西普斯，贺拉斯在讽喻诗中的对话者。]肯定喜欢逛巴黎的旧货店，万森[万森，巴黎东部万森树林，有万森城堡。]会抓住苏格拉底，正如阿戈拉[阿戈拉不是监狱，而是广场。]能囚禁狄德罗，格里莫·德·拉雷尼埃尔发现羊脂牛排，正如库尔提卢斯发明了烤刺猬[库尔提卢斯发明的不是烤刺猬，而是烤小熊。]，我们看见星门的气球下面又出现了普劳图斯剧中的高空杂技，阿普列乌斯在坡西勒遇见的吞剑人[阿普列乌斯(约125—170)，拉丁作家，他的著名小说《金驴》的开头，就写到吞剑人。]，就是新桥上的吞刀人，拉摩的侄儿和寄生虫库尔库利翁[拉摩的侄儿，狄德罗的同名小说。库尔库利翁，普劳图斯一部小说中的主人公。]是孪生兄弟，埃尔加西勒斯由埃格尔费伊介绍，会到康巴塞雷斯家做客；[埃尔加西勒斯也是寄生虫；康巴塞雷斯十分好客。]罗马四大公子：阿勒塞西马库斯、佛德罗穆斯、狄亚博卢斯和阿尔格里普[这四人全是普劳图斯作品中的人物。]，乘坐拉巴士的邮车，从库尔蒂勒[库尔蒂勒，巴黎东部的一个旧区名，封斋前的星期二狂欢节，戴假面具的人，就从美丽城经过库尔蒂勒进城。]驶过来；欧吕-惹勒在孔格里奥面前停留的时间，并不比查理·诺蒂埃在波利希奈勒面前停留的时间长[孔格里奥，普劳图斯作品中的厨师，欧吕-惹勒在《雅典之夜》中谈过。诺蒂埃，19世纪初的法国作家。波利希奈勒，文学作品中的滑稽人物。]；马尔通不是母老虎，但帕尔达利斯卡[普劳图斯作品《卡西纳》中的奴隶。]也绝非一条龙；庞托拉布斯那个滑稽家伙，在英国咖啡馆嘲弄享乐的家伙诺门塔努斯[两个人都是贺拉斯在《讽喻诗》中嘲笑的人物。]，赫尔摩热努斯[贺拉斯在《讽喻诗》中提到的歌手。]是香榭丽舍的男高音歌唱家，而且，在他周围，乞丐特拉西乌斯装扮成博贝什行乞[博贝什，巴黎神庙大街的小丑，在帝国时期和王朝复辟时期很出名。至于特拉西乌斯，雨果可能记混：在奥维德著作中，有一个叫这个名字的预言者，但不是乞丐。]；你走在土伊勒里公园，被一个讨厌鬼揪住衣扣，不得不停下脚步，又重复起两千年前台斯普里翁的惊呼：“我正有急事儿，是谁拉住我的衣襟？[原文为拉丁文。见普劳图斯《埃皮狄克》的第一句。]”苏雷纳酒滑稽地模仿阿尔伯酒，德索吉埃的红滚边正配巴拉特龙的大礼服[巴拉特龙，是说大话的通用名字，见贺拉斯的《讽喻诗》。德索吉埃(1772—1827)，滑稽歌舞剧作家。]，拉雪兹神甫公墓在夜雨中发出埃斯琪利公墓那种磷光，购置期限为五年的穷人墓穴，比得上奴隶租用的棺材。

找一找巴黎没有的东西吧。凡是特罗弗尼乌斯的桶里有的，无一不在梅斯迈的小木桶里[特罗弗尼乌斯，古希腊被俄提亚人信奉的神，住在地下，预言人间事。梅斯迈(1734—1815)，德国医生，他自称发现动物磁性，从而找到包治百病的药方。]。埃尔伽菲拉斯在加格利奥斯特罗身上还魂，婆罗门僧人梵隆方塔转世为圣日耳曼伯爵，圣梅达尔公墓[圣梅达尔公墓，影射18世纪冉森派新教徒。]同大马士革乌姆密埃清真寺一样显灵。

巴黎也有个伊索，名叫马耶[马耶，漫画家特拉维埃创造的人物，同伊索一样是驼子。]，也有个卡妮狄，名叫勒诺尔芒小姐[勒诺尔芒小姐(1772—1843)，著名的算卦先生，连大人物都向她问卦。]。巴黎同德尔菲[德尔菲，希腊古城市名。]一样，在幻视的耀眼现实前惊慌失措；它转动桌子，正像多多纳转动三脚架一样[多多纳，希腊伊庇鲁斯著名宙斯神殿，但以鸟儿、橡树和神泉显灵，而不像德尔菲那样以三脚架显灵。]。它让轻佻的年轻女工坐上宝座，如同罗马让妓女坐上宝座；总而言之，如果说路易十五比克劳狄还差劲，那么杜巴丽夫人却比梅萨琳要好些[克劳狄(前10—54)，罗马皇帝。梅萨琳(死于公元48年)，克劳狄的皇后，生活淫荡，甚至充当妓女。]。巴黎将希腊的裸体、希伯来的脓疮和加斯科涅的嘲笑合起来，造出一个前所未闻的家伙，一个确曾存在并同我们擦肩而过的人。巴黎将第欧根尼[第欧根尼，希腊作家，公元3世纪初的人。]、约伯和帕雅斯[帕雅斯，闹剧中的丑角，愚蠢而可笑。]糅杂一起，用《立宪报》的旧报纸做衣裳，给一个幽灵穿上，装扮出肖德吕克·杜克洛[肖德吕克·杜克洛，王朝复辟时期的一个怪人，穿着奇装异服在王宫花园露面。]。

尽管普卢塔克说过：“暴君不易老。”但是罗马在苏拉统治下，正如在多米蒂安统治下一样，最能忍气吞声，情愿往酒中掺水。台伯河是一条迷津，假如我们相信瓦鲁斯·维毕斯库的那句有点空泛的赞扬：“我们有台伯河对付格拉克库斯。喝了台伯河水，就会忘记反叛。”[原文为拉丁文。格拉克库斯指罗马一个平民家族，这里泛指平民百姓。]巴黎每天要喝一百万公升水，尽管如此，时机一到，它总要吹号紧急集合，敲钟进入警备状态。

除开这一点，巴黎是个好孩子，豁达大度，什么都能容下，在维纳斯的问题上也从不挑拣，把霍屯都[霍屯都，非洲西部的部族。]女郎奉为美神；巴黎只要情绪好，就能宽谅一切，见了丑陋就高兴，见了畸形就发笑，见了恶行就开心；你的行为怪诞，就可以成为一个怪人；即使见了虚伪这种极端的无耻，巴黎也不会反感；它酷爱文学，见到巴西尔[巴西尔，博马舍剧本《塞维利亚的理发师》中的伪君子。]不会捂上鼻子，见到达尔丢夫[达尔丢夫，莫里哀剧本《伪君子》中的主人公。]的祈祷，也不会比贺拉斯听见普里阿普斯的“嗝逆”[引自贺拉斯的《讽喻诗》。]更为憎恶。全世界面貌的线条，巴黎的身上一根也不少。马比勒舞会跳的不是雅尼古卢姆山上的波吕许尼亚舞[马比勒舞会是香榭丽舍公共跳舞的场所。雅尼古卢姆山是罗马周围的七山丘之一。吕许尼亚，希腊神话中主管颂歌的缪斯。]，不过，卖化妆品的女贩，眼睛盯着漂亮而轻佻的女人，恰似媒婆斯塔菲拉拿眼瞟着处子普拉内修姆[斯塔菲拉、普拉内修姆都是普劳图斯作品中的人物。]。搏斗城关不比罗马斗技场，但是这里的人十分凶狠，就好像恺撒在观赏。叙利亚老板娘比萨盖大妈[萨盖大妈，在巴黎蒙巴纳斯开饭馆。]风流多了，然而，如果说维吉尔光顾罗马酒馆，那么大卫·德·昂热、巴尔扎克和夏尔莱则泡巴黎小酒馆。巴黎君临天下。

在巴黎，天才俊杰大放异彩，红尾小丑兴旺发达。阿多纳伊[阿多纳伊，希伯来语“天父”，上帝的另一称呼。]乘坐十二轮雷鸣闪电车经过巴黎；西勒诺斯[西勒诺斯，酒神狄俄尼索斯的抚养者和伙伴。]骑着母驴进城。西勒诺斯，就是指朗波诺。[朗波诺，巴黎著名酒馆老板。]

巴黎是宇宙的同义词。巴黎是雅典、罗马、锡巴里斯、耶路撒冷、庞丹[锡巴里斯，意大利古地名。庞丹，巴黎街区名。]。这里有所有文明的缩影，也有所有野蛮的缩影。巴黎若是没有断头台，就会太遗憾了。

来一点河滩广场就好。如果没有这种调料，这一桌永不散的筵席会成什么样子呢？我们的法律高明而齐备；多亏了法律，这断头大斧就能在狂欢节上滴血了。

十一　嘲笑，统治

巴黎的边界，根本不存在。任何城市也不像巴黎这样，不但统治，还往往要嘲弄为自己所控制的人。“要赢得你们的欢心，雅典人啊!”亚历山大叹道。巴黎不只制定法律，还制造风尚，也不只制造风尚，还制造常规。巴黎若是愿意，可以成为傻瓜；有时，它就这样任性奢侈一下；于是普天下都跟着它傻了；继而，巴黎清醒过来，揉揉眼睛，说道：“我可真愚蠢!”并且冲人类的面孔哈哈大笑。这样一座城市实在绝妙。事情怪就怪在，雄伟壮丽和荒唐可笑并行不悖，而这种滑稽的模仿毫不妨害其崇高的尊严，同一张嘴，今天能吹响末日审判的号角，明天又能吹奏葱笛!巴黎有一种君主帝王式的快活。它的欢欣如同霹雳，它的戏谑持着权杖，它的风暴有时起于一个鬼脸怪相。巴黎的发作、纪念日、杰作、奇迹、丰功，一直波及天涯海角，它的胡言乱语也传到天涯海角。巴黎的笑就是火山口，熔浆飞溅全球。它的插科打诨就是火花，它的讽刺夸张和理想，都同样强加给别国人民。人类文明的最高丰碑，都接受它的嘲讽，任由它戏弄自己的永世盛名。巴黎的确出色：它有一个能解放全球的神奇的7月14日；它促使所有民族都进行网球厅那样的宣誓[1789年6月20日，第三等级代表在巴黎网球厅宣誓，不完成宪法不解散。]：它在8月4日夜晚仅用三小时就废除了一千年的封建制；它将自己的逻辑变成万众一心的力量；它分身化为各种各样的崇高形象；它的光辉普照华盛顿、柯斯丘什科、玻利瓦尔、博察里斯、里格、贝姆、马宁、洛佩斯、约翰·布朗、加里波第[以上均为为独立而战的革命英雄。]；凡是点亮未来的地方都有它的身影，1779年在波士顿，1820年在莱翁岛，1848年在佩斯，1860年在巴勒莫；它对着聚在哈佩渡口渡船上的美国废奴运动者的耳朵，对着聚在海边戈兹客栈门前阿尔齐暗地里的安科纳爱国者的耳朵，轻声传播这有威力的口号：自由。它创造出卡纳里斯，创造出基罗加，创造出比萨卡纳。它的伟大光辉照射到全球。正是因为受它灵气的吹拂，拜伦在迈索隆吉翁献出生命，马泽在巴塞罗那献出生命[英国诗人拜伦(1788—1824)前往希腊，投入希腊人民反抗土耳其统治的独立战争，1824年死于迈索隆吉翁。法国医生马泽(1793—1821)， 1821年前往西班牙巴塞罗那研究鼠疫，染病而死。]；它在米拉博脚下是讲坛，在罗伯斯庇尔脚下是火山口；它的书籍、戏剧、艺术、科学、文学、哲学，都是人类的教科书；它有帕斯卡尔、雷尼埃、高乃依、笛卡儿、卢梭、伏尔泰，这些都是须臾不可少的人物，而莫里哀则是世代不可少的人物；巴黎让全世界都讲它的语言，并让这种语言成为圣言；它让每人的头脑都树立起进步的思想；它铸造的解放信条，是世代人的床头剑，而1789年以来各国人民的所有英雄，都是由它的思想家和诗人的灵魂陶冶出来的；尽管如此，它还照样顽皮；人称巴黎的这个巨大天才，在用它的光明改变世界的同时，还去忒修斯神庙，涂黑墙上布吉尼埃的鼻子，还在金字塔上涂写“盗贼克雷德维尔”。

巴黎总露出牙齿：它不是吼叫，就是咧嘴笑。

巴黎就是如此。它房顶的炊烟是整个世界的思想。若说这是一堆烂泥和石头也未尝不可，但是，最主要的是它有一种精神。它不仅伟大，而且无边无际。为什么呢？就因为它敢作敢为。

敢作敢为，这就是进步的代价。

任何卓越的成就功绩，都多少取决于胆识。要革命，单凭孟德斯鸠[孟德斯鸠(1689—1755)，是法国启蒙时期思想家、律师，他的《论法的精神》一书是西方国家学说和法学理论的基石。]的预感，狄德罗的宣扬，博马舍的宣布，孔多塞[孔多塞(1743—1794)，法国数学家、哲学家、经济学家、政治家。法国革命中持温和态度，国民公会议员。]的测算，阿鲁埃[阿鲁埃是伏尔泰的本名。]的筹备，卢梭的策划，这是不够的，还必须有丹东[丹东(1759—1794)，法国政治家、法国大革命领袖。18世纪法国大革命时期著名活动家，雅各宾派的主要领导人之一。]的敢作敢为。

“要有胆量!”这一声喊叫就是一句“要有光”。人类要前进，就必须高瞻远瞩，不断进行关于勇气的自豪教育。大无畏行为彪炳千古，是人类的一束强光。

晨曦升起时，就敢于冲破黑暗。尝试，闯荡，坚忍不拔，锲而不舍，矢志不移，同命运肉搏，处变不惊反令灾难惊怪，时而抗拒多行不义的势力，时而羞辱欣喜若狂的胜利，站得稳，顶得住，这就是人民所需要的榜样，这就是激励他们的闪光。正是这神奇的闪电，从普罗米修斯的火炬传到康伯伦[康伯伦在滑铁卢战场上，面对英军宁死不降，见本书第二部第一卷。]的烟斗。

十二　人民潜在的未来

至于巴黎民众，虽已成年，却始终是个顽童；描绘这个孩子，就等于描绘出这座城市；正因为如此，我们才通过这只无拘无束的麻雀来研究这只雄鹰。

应当着重指出，巴黎人种尤其出现在城郊，出现在那里的才是纯种，才是真正的相貌；巴黎人在那里劳作和受苦，而苦难和劳作则是人的两副面孔。那里众生芸芸，默默无闻，麇集着形形色色的奇人怪客，从拉培的卸货工到鹰山的屠夫。“城市的渣滓。”[原文为拉丁文。]西塞罗叫嚷。“贱民。”柏尔克咬牙切齿地补充。群氓，乌合之众，贱民，这些字眼随口就能说出来。就算如此，又有何妨？他们赤脚走路又怎么样呢？他们不识字，那也只好认倒霉。难道因此就要丢弃他们吗？难道还要诅咒他们受了苦难吗？难道光明就不能透进这密集的人群吗？我们要再次高呼：“光明!我们坚持追求光明!光明!光明!”谁敢说有朝一日，这重重黑暗不会变得通明透亮呢？革命不就是改观吗？干吧，哲学家们，要教导，要启发，要点燃，要把想法讲出来，要高声讲话，要欢欣鼓舞地奔向伟大的太阳，去熟悉广场，宣布好消息，不惜苦口婆心，要宣扬人权，高唱《马赛曲》，要散播热情，折下橡树的青枝条。要把思想变成旋风。这样民众就可以升华。我们要善于利用原则和美德的烈火，到了一定时候，这烈火就噼啪作响，抖动跳跃，势成燎原。这些赤足，这些赤臂，这些破衣烂衫，这种种愚昧无知，这种种卑贱下流，这重重黑暗，都可以用来实现理想。你深入民众里观察，就会发现真理。任人践踏的毫无价值的沙子，如果投进炉里熔化沸腾，就会变成光彩夺目的水晶，而伽利略和牛顿正是借助这种水晶，才发现了那些星球。

十三　小伽弗洛什

在这个故事第二部分叙述的事件发生后的八九年，在神庙大街和水塔一带，常能看见一个十一二岁的男孩，嘴角挂着他那年龄所常有的笑容，正是前面勾画的流浪儿典型的化身，相当准确，只是他的心灵完全凄苦而空虚。那孩子确也穿着一条成人长裤，但不是他父亲的；他确也穿着一件女人上衣，但不是他母亲的。一些普通人出于行善的目的，给他穿上了破衣烂衫。然而，他却有父有母。不过，父亲想不到他，母亲根本不爱他。有父母而又成为孤儿，他这种孩子真值得可怜。

他一向觉得，待在街上最自在。铺路的石块也不如他母亲的心肠硬。

他父母早就一脚将他踢进人生。他干脆独自飞走了。

这孩子脸色发青，爱吵闹，也爱嘲笑人，他又敏捷又机警，一副病态而又快活的样子。他来来往往，哼唱歌曲，玩赌铜板，掏水沟，有时还偷点东西，但是就跟馋猫和鸟雀一样，只为好玩，听人叫他淘气鬼，他就嘻嘻笑，听人叫他流氓，他就恼火。他没有住处，没有面包，没有爱，但是他很快活，因为他自由自在。

这些可怜的孩子一旦长大成人，几乎总要滚进社会秩序的磨盘，被磨碎：不过，只要他们还是孩子，因为个子小，就能逃脱。一个小小的洞就能救他们。

这个孩子，尽管完全被抛弃，但每隔两三个月，他还是会说一句：“咦，我得去瞧瞧妈妈!”于是，他离开大街，离开马戏场、圣马尔丹门，来到河滨马路，过了桥，往郊区走去，走过硝石库，到达什么地方呢？恰恰是读者所熟悉的戈尔博老屋50-52那个双号。

当时，50-52号老屋常年空着，总挂着“房屋出租”的牌子。有时里边也住了几个人，但这种情况是罕见的；那些人彼此之间毫无关系，也不来往，这在巴黎也是常事。他们全属于穷困潦倒的阶层，原本是生活艰难的小市民，在社会底层越混越悲惨，最终沦为清淤泥的阴沟工和收破烂的小贩，这两类人最后接收人类文明的所有物质的残渣。

冉阿让居住时的那个“二房东”已经死了，接替的人也一模一样。不知哪位哲学家说过：“什么时候也不缺老太婆。”

新来的老太婆叫布尔贡太太，她一生中没有任何值得一提的事，唯有三只鹦鹉的王朝，曾相继统治她的心灵。

老屋住户中最穷困的是一个四口之家：父母领着两个已经长大的女儿，四人挤在一间破屋里，那种单间屋我们已经介绍过了。

第一眼望去，这家人除了一贫如洗，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租房时，户主自称容德雷特。他搬家的情景，出奇地像二房东讲的一句令人难忘的话，借用来就是：“什么也没搬进来。”二房东可以当他的长辈，既看门，又打扫楼道。容德雷特住下后不久，就对老太婆说：“我说大妈，万一有人来找一个波兰人，或者意大利人，再或者西班牙人，那就是找我的。”

这就是那个赤脚的快活小孩的家。他到了家里，看到的是穷困、愁苦，更可悲的是见不到一丝笑容；炉膛是冷的，亲人的心也是冷的。他一进门，家里人就问他：“你从哪儿来？”他回答：“从大街上来。”他要走时，家里人又问他：“你到哪儿去？”他回答：“到大街上去。”母亲还对他说：“你到这儿干什么来啦？”

这孩子就生活在这种缺乏亲情的环境里，就像地窖里长出的苍白的小草。他并不因此感到难过，也不怨恨任何人。他还弄不清楚父母应该是什么样子。

况且，他母亲爱他姐姐。

我们忘记说了，在神庙大街上，大家管这孩子叫小伽弗洛什。为什么叫伽弗洛什呢？大概是因为他父亲叫容德雷特吧。

割断骨肉关系，这似乎是一些穷苦家庭的本能。

容德雷特住的那间屋，位于戈尔博破房走廊的最里端。隔壁的单间里住着一个很穷的小伙子，名叫马吕斯。

下面谈谈马吕斯先生是何许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