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1月。与利恩在12月的一天见面之后，我又回到荷兰几周继续采访。我们也认为访问她曾经居住的地方将有利于我的采访。这是为了用照片激活她的记忆，我也能以此了解这些地方。所以我踏上了去往海牙的路途。

从历史上说，海牙总被认为是一个村庄而非一座城市。“荷兰的首都是哪里？”这一知识竞赛题很难回答，因为荷兰人通常会说“最大城市”而不是“首都”，而荷兰最大的城市毫无争议是阿姆斯特丹。海牙不过是政府所在地。虽然海牙在16世纪末被选为尼德兰联省共和国议会的会议举办地，但它未被授予一所大学乃至一座城墙的尊严。七个省的新教徒代表脱离了西班牙帝国的统治，恰好在海牙相会，因为这里是中立且没有威胁的。他们在一座被护城河环绕的堡垒聚会，直至今日那里依旧是荷兰议会的所在地。海牙并没有优良港口或贸易传统，但它作为低地国家诞生地的地位是合适的。这座城市坐落于沙丘和多沼泽的海岸线遗迹之上，海岸线地带则在9世纪首次被仅能维持生活的农民排干了水。与荷兰的大多数地方一样，海牙是由来自北海的人类劳动发展起来的。

前往海牙的途中，我沿着高速公路驾车，穿过古老的海床，它仿佛一块由许多相同的正方形组成的单色地毯。与我自青少年时期起居住的英格兰相比，荷兰乡下的平坦和井井有条的一致性给人一种完美无瑕的现代感。每过几分钟，我就会经过一座深红棕色的砖房，干净整洁，房顶坡度极大。这些农舍的院子里有整洁干净的拖拉机和谷物仓，北海的另一边却没有这些农业器具。甚至牲畜看起来都是标准化的：躯体呈矩形的奶牛身上都“印着”相同的黑白色块的不同组合。笔直的银色沟渠将大地平分，延伸进晨雾之中。

当我抵达城市边缘的时候，诸多农场被一连串时髦的钢铁及玻璃建筑物取代了：汽车展示厅、物流中心、隔音墙，以及环境温室，其中二氧化碳浓度和光照强度受到控制。这些建筑和农场一样，让人感觉很不真实。从汽车窗户向外看，荷兰似乎缺乏任何种类的历史。

驶出高速公路之后，我很快就发现自己来到了一片令人生厌的红砖联排房屋。我在利恩曾经住过的普莱特街停下车。20世纪初，当这些房屋被建起来的时候，这个城市正在蓬勃发展。带有新艺术派插画的海报宣传了海牙作为定居避难所的优势，不仅有来自过于拥挤的乡村的农民，还有从殖民地和近东来的移民。突然之间，海牙不仅是一座城市了，而且成了世界之城。1900年，未来的国际法庭（Court of International Justice）选址于海牙，其所在地位于新建起的富丽堂皇的和平宫（Peace Palace）。由于它的起源，海牙再次成为世界强国的中立聚会地。普莱特街建成于1912年，在这座希望之城里占有一席之地。

这条街直至今日依然有许多居民居住，有一家街角商店，还有一些出售二手车的独立车厂。普莱特街31号一层现在是一个小型体疗室，磨砂玻璃上用黄字随意地写着其标志语“物理治疗”。我按下了门铃，一个身穿运动服的高大年轻男子打开了门。他是一个健身教练。在他身后的大厅里有两个年纪更大、身穿训练服的男人，他们穿着紧身短裤、褪色的棉质无袖套衫和颜色鲜艳的运动鞋，袜子有些过于长了。

我被独自留在小小的玄关处，课程则继续进行，就在曾经是安德里森夫人的房间的地方。我能听见运动课上课的声音，教练说着鼓舞人心的话语。

右边有一个橱柜，那是利恩发现圣·尼古拉斯并不是真正的圣诞老人之后藏身的地方。我的前方是她以前的卧室，现在则是墙上钉着医疗资格证的办公室。从窗户中射入了些许1月的惨白日光。

看完这间三居室公寓没花太长时间。一切都十分得体、平凡，尺寸也恰到好处。办公室后面曾是利恩父母的卧室，现在则放了一张按摩桌，以及头戴一顶红色毛线帽的解剖骨架。与这个房间相连的是一个备餐室，操作台上有一个热水壶和一些健身传单。树木茂密的后院成了堆放杂物的仓库：一个金属箱子、一把雪铲、一辆自行车、一些煤渣块、一堆盘子和一些破损的椅子。环视栅栏，我试图弄清查尔斯·德容的小作坊曾位于哪里。

我在这个公寓里待了不到十分钟就出来了，礼貌地向健身教练和那两个年纪稍大的男人挥手告别。

我回到街上，接下来并没有明确的事情要做，我突然问自己我的目的是什么。我虽然是一名研究人员，但在荷兰历史或纳粹迫害方面并非专业人士。访问利恩的故事所发生的场所，就能让我真正进行研究吗？这个问题萦绕在我的脑海之中，我有些不安，开始沿着这条街走。

一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这个地区的犹太人越来越多。1920年，当这些房屋刚建起来时，普莱特街只有7户犹太人家。到1940年，这一数字增长到39户。几乎就在利恩家的正对面，一个犹太人孤儿院在1929年搬到了这个特别许可的场所，很快就开始接纳德国难民。纳粹掌权之后，3.5万人搬进了荷兰。

古老的塞法迪犹太人家庭在15世纪末从葡萄牙逃到了尼德兰，但在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搬来荷兰联排房屋居住的并非他们。新到来的是德国人和波兰人，但他们也遵循着已经形成的路线。自18世纪起，许多来自东方的德裔犹太人移民来到荷兰，他们的母语不是希伯来语，而是意第绪语。海牙第一座德国犹太会堂建于18世纪20年代。许多年来，成千上万的犹太人穿过欧洲大陆来到此地。这里没有大屠杀，可以加入行会，成为城市中的自由民，并将自由民的身份传给家族后代。虽然城中的一些地区中犹太人的数量更多，但各种族之间没有界限。一代又一代，移民们接纳了同胞们的品味和习惯，直接成了荷兰人。因此，当拿破仑在1811年直接控制了尼德兰，并下令登记公民名字时，许多犹太人乘机归化。例如，一个长期居住在此的公民约瑟夫·伊扎克（Joseph Izak），选择了简单且像本地人名字的“约瑟夫·德容”（Joseph de Jong）。

作为第一批移民者，葡萄牙人保持着与新来的工人阶级的不同之处。葡萄牙人是一类与政治权力和商品交易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贵族。1179年，拉特兰会议禁止犹太人从基督徒手中获取利益，此后塞法迪犹太人成了放债者，他们逃过了南部的迫害，17世纪时在欧洲北部海岸的优良港口发展壮大。虽然人口占比不过0.01%，但塞法迪荷兰犹太人拥有苏里南四分之一的糖料作物种植园，他们对于新共和国的经济结构至关重要。例如，当奥兰治的威廉三世在1688年企图取得英国王位时，葡萄牙犹太人银行家伊萨克·洛佩斯·苏索（Isaac Lopez Suasso）预付了所需的200万荷兰盾，安排聘用了6000名瑞典雇佣兵。

如果说有什么不同的话，那就是海牙的塞法迪犹太人社区比在阿姆斯特丹的接受度更高。1677年，持怀疑论的犹太人哲学家巴鲁赫·斯宾诺莎（Baruch Spinoza）在海牙光彩辉煌的新教新教堂（Protestant New Church）下葬。这是表示接受的惊人之举，即便他的墓地很快就因不缴纳费用而被教会权威破除。

乡村的地位，再加上其作为皇家居住地的功能，使得海牙成为进行特别辩护的好地方。因此，1690年，当犹太法典（《塔木德》）在当地难以通过的时候，不难找到解决之策。问题涉及在安息日当众搬运物品，而这是被明令禁止的。不过，问题在于什么算“当众”。在阿姆斯特丹，作为一个被城墙围住的构造，整座城市都可被合理地定义为“一个家”。不幸的是，海牙并没有城墙。但是，富有学问的拉比决定，如果横跨运河的两座石桥被可开闭的吊桥取代的话，从逻辑上说海牙也可以成为“一个家”。因此，一个犹太人代表团接近了掌权的地方行政长官。他们会出资改造这两座石桥吗？两年之后，本着真正的政治调解精神，它们被拆除和替换了。

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住在普莱特街的德国和波兰移民即使有足够的智慧来解释上帝的训诫，也很难承担这样的损失。尽管并不富裕，河区的生活也相当愉悦。和现在一样，这是一个多元化的地方，不同种族和信仰不同宗教的人们比邻而居。在非犹太人之中确实有一些针对移民的怨言，作为回应，政府对其中的许多人加以限制。根据其搬进的圈子，犹太人可能被视作社会主义者、资本家、复国主义者、贫穷且技能水平低下的人，或者富裕、资历过高且从事最好的职业的人。在20世纪30年代，犹太人想要预订餐厅是很难的。不过，即使在1937年，也只有4%的人为荷兰法西斯政党——荷兰国家社会主义运动（NSB）投票。

离开身后的孤儿院，我拐弯出了普莱特街，走进一条小巷，想要找到一间咖啡馆。我经过了一所小学，门上整齐的新艺术派刻字标明了它竣工的时间：1923年。在那之后，门上还有一幅画：一只长颈鹿探头看向彩绘窗户的外面，一个微笑着的小女孩坐在它的背上。地面上还有孩子们砌墙的其他图像，一个有机玻璃标志告诉我，这是一所新教徒学校。继续沿这条街走，我看到了购物区，所以我顺着这个方向前行，想喝一杯咖啡。

当我到了那里之后，我发现这个购物区和我预期的不太一样。从远处看它很干净整洁，店面的灯光引人注目，但透过一排排的窗户，只能看见女人们坐在酒吧高脚凳上，穿着贴身内衣，后面是点着微弱的深红色灯光的小房间。一些窗户里窗帘紧闭；另一些则展示着如“情趣按摩”、“两个女人”或“刺激性爱”等信息。与我一街之隔的地方有一个钢制尿壶，两个男人在探寻情况的途中在那里小便。

当我仿佛一个入侵者般穿行其中时，很难不与那些女人发生眼神接触。我的目光很快从一个窗户移到另一个，我意识到自己不仅是在浪费时间，还成了在其中行走的男性中的一员。在玻璃窗后的暖光下，这些妆容厚重的女人看起来近乎青春永驻，就像在商店前徘徊的推销员，无聊又绝望。一个年轻的金发女人看向我，微笑着，我走过并离开以后，她又继续查看手机了。

我花了三四分钟的时间穿过了购物区，重返通向车站的主路。从这里出发，我可以绕回普莱特街，回到车上。

我再一次被这个熟悉的国家的陌生感震撼了，40年前，我在3岁时离开这里，之后只有每年夏天才会回到这里度假。现在的我可能更像一个英国人，这也是整洁的妓院区对我来说如此陌生的原因。荷兰人在这些问题上相当务实：在公开、诚实和规范的情况下做爱、吸毒或实行安乐死都是符合逻辑的；如果这些发生在离小学不到100码的地方，那也没什么好办法。

我觉得，最后这一个小时让我有了沉浸低地国家的感觉：完美的高速公路、一所新教徒小学、一个红灯区，以及现已变成物理治疗健身房的曾经的犹太人之家。这是一个包容的国家，它让人们放手一搏，只要与自己无关，就绝不干预别人的事情。这促进了荷兰的进步。但这也能解释为何德国人被纵容且为所欲为吗？20世纪30年代的荷兰仍然被称作“支柱”社会：不同派别的人——如新教徒、天主教徒和自由主义者——相遇时互碰双肩，礼貌地问候对方，但也仅限于此。人们遵守法律，做事一丝不苟。其他的事都是别人的事，没有必要去干预。

1940年在海牙的18000名犹太人中，只有2000人幸存下来。400名葡萄牙犹太人深深地扎根于这个国家和这座城市的框架之中，只有8人回去了。1943年3月13日，我现在所处街道对面屹立着的犹太人孤儿院被整个清洗了，没有人活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