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搭乘火车前往多德雷赫特，这是利恩在1942年夏末被带去的城市。火车进站之前，我从铁路桥上看到大教堂矗立在美丽的山形墙房屋之中，房屋的另一边是港口和重工业区。这座城市的人口约为12万，以今天的标准来看或许很少，但它曾是荷兰最大的城市。多德雷赫特建在多条河流交汇的一座小岛上，在15世纪达到全盛期，当时成了处理农业货物的自然中心。它一度是一座商业之城。然而，泥沙淤积的河流不适合对海洋贸易来说不可或缺的大型船只通行，这就意味着久而久之，多特被其西边更大的近邻鹿特丹超越了。

正是在这里，而不是海牙，荷兰的独立才真正开始。1572年，第一次自由议会会议在多特举行，奥兰治亲王拿骚的威廉（William of Nassau）公开宣布反叛西班牙国王。也是在这里，在多特会议上，新建立的荷兰共和国取得了胜利，决定了自己的国教。从1618年到1619年，欧洲的新教教派聚集起来，共同讨论重大的神学问题。其中一方是雅各布斯·阿民念（Jacobus Arminius，又译阿米纽斯）的追随者，他们认为在某种程度上能够与天主教达成和解：也许人类的行动，比如赎罪或行善事，真的可以促成“恩典”（宽恕人类原罪的善举）？反对他们的是加尔文主义者，后者坚持其所谓的人类的“全然败坏”。根据加尔文主义者的说法，有一小部分人预先被上帝拣选出来，他们将在天谴中得到救赎，不论其他人可能多么热诚地想要加入“拣选”名单。多特会议以加尔文派的胜利落幕，在大会讨论得出结论仅4天后，阿民念主义者的主要庇护人约翰·范奥尔登巴内费尔特（Johan van Oldenbarnevelt）就在街区被处决。“全然败坏”因此确定下来。

离开车站功能性的内部空间之后，我回过头看到了它古典式的正面，然后顺着主街进入城镇内。我的计划是先游览小型战争博物馆。去那里的路程很近，首先通过一个现代化办公室的街区，接着穿过一系列漂亮的中世纪街道，街上满是骑自行车的人和购物者。上午的这一时刻，街上大多数是已经退休的夫妇，他们穿着实用性很强的衣物，比如慢跑裤和拉链式的防水外套，它们都色彩鲜艳，多为紫色、青柠色和粉色。

博物馆位于老港口对面的一处乡镇宅邸中，和其他数百座博物馆相似：内饰有些褪色，狭窄，灯光过于明亮，以至于所有东西看起来都不太真实。门廊处放了一辆军用吉普车，它位于门厅正中央的一个玻璃展台之上，是这座博物馆的骄傲所在。几个僵硬的人体模型坐在车里。他们干净的头盔扣紧紧地扣住下巴，双眼看向前方，微笑着，就像乐高人仔。后面有展示德军登陆和盟军解放路线的地图。标有数字和日期的黑体箭头则指明了军队行进的路线。其他地方还有照片，以及装满武器、文件和徽章的展示柜。

德国人入侵之时，多德雷赫特是见识了真正战斗的城镇之一。1940年5月10日破晓，伞兵从空中降落，夺取了桥梁。这座城市有一支1500人的驻军，但200多年来不曾真正作战过的荷兰陆军准备非常不足。几乎没有人接受过完整的战斗训练，大部分弹药被锁在一个中央仓库里妥善保管，所以他们只有非常少量的弹药供应。在最初的几个小时里，许多守兵只是单纯地看向天空，畏惧翱翔的容克轰炸机。其他人则在浪费他们的子弹供应，妄图击落飞机。

尽管如此，对降落的震惊有所缓和后，激战就爆发了。第一天，德国进攻部队中的几十人被杀或受伤，大约80人被俘，随后被运往英格兰。之后在5月13日，20辆装甲车开进城内，荷兰方面以24人的生命代价换来了其中15辆的瘫痪。然而，仅仅战斗4天之后，多德雷赫特就和荷兰的其他城市一样投降了，荷兰军队利用他们的最后一丝力量摧毁了自己的装备，以防其落入敌人之手。

作为博物馆中唯一的游客，我觉得自己仿佛突然闯入之人。我周围的工作人员在检查存货单，清理展示柜中的物件，以及重新整理小图书馆中有关战争的书籍。

当我站在那里浏览破旧的书脊时，我转向了一个身穿蓝色衬衫、白发苍苍、正在桌旁分类成堆书籍的男人。他抬起头，我对历史的兴趣，以及我向他讲述的利恩的故事和利恩从海牙到这里的旅行都让他兴致盎然。当我提到把利恩带到多德雷赫特的赫洛马夫人时，他的脸上闪过一丝相识的神情。他询问我有什么消息。

我从行李箱中拿出了笔记本电脑，里面有一张一份文件的照片：一张黄色的A4横格纸，上面草草地写着内容，其中一些被划掉了。标题写着“在构建新法律时，什么应该扮演重要角色？”的文件在赫洛马夫人手中，我在阿姆斯特丹的时候拍了这张照片。赫洛马夫人去世后，这份文件来到利恩手里。记下这些简短的笔记时，也就是战争过去很久之后，迪克·赫洛马-迈林克（Dieuke Heroma-Meilink，朋友们叫她“图克”）是工党的政治家，起初在议会从政，后来在联合国工作。纸上的注解很实用，作为加入一个更大家庭的唯一孩子的例子被利恩简短地引用了。一个细节赋予了当时的状况人之常情：当利恩的母亲关上普莱特街家里的门时，赫洛马夫人听到她开始啜泣。

博物馆的这个男人让其他人去他那里，很快一小群人就越过我的肩膀查看电脑屏幕上的文件。当我滚动电脑里的图片时——诗集、信件和照片——一种利益与共的强烈感觉充满了这个房间。有人告诉我，真正知道这些情况的是一个名叫赫特·范恩赫伦（Gert van Engelen）的当地记者，他也为这座博物馆工作。

20世纪30年代，赫洛马夫妇住在阿姆斯特丹，扬·赫洛马（Jan Heroma）首先在这里的医学院学习，取得了心理学学位。两人在政治上是进步主义的，他们决定同居而不是结婚，与未来的社会党卫生部部长伊雷妮·福林克（Irene Vorrink，她在1976年因使娱乐性毒品合法而出名）同住一间公寓。图克接受了社工培训，受雇于一个为工人阶级女性提供政治教育的工会。夜晚在公寓里，她坐在一个放着打字机的小桌旁，将犹太人写的德语学术著作翻译成荷兰语。这项工作十分重要，因为如果没有这些翻译著作，在国内受到纳粹迫害的德国犹太学者将很难在荷兰找到工作。对于赫洛马夫妇来说，自由、政治中立的荷兰似乎是一个自然的避难之地。

德军入侵时，扬·赫洛马在多德雷赫特位于杜贝尔达姆街（Dubbeldamseweg）14号的一个联排房屋行医。这个房子另外安装了一扇门，病人们可以通过这扇门进入一层的等候室，然后来到医生的书房。夫妇二人则住在公寓楼上。

刚开始，德国侵略者们几乎没有干扰荷兰的正常生活。他们执掌了权力，但政府机构、公共服务系统（如警察、学校、商店、教堂和商业）的运行基本保持不变。

反犹太人措施几乎不可察觉地升级了：从防空避难所中将犹太人驱逐出去；发布针对行政部门员工的“雅利安人宣言”；所有犹太人都要登记注册。然后，从1941年2月开始，大规模逮捕开始了，刚开始时行动缓慢。那些被赫洛马夫妇带到他们的国家、处境安全的人现在又面临着威胁，而且翻译著作和大学里曾经提供的新岗位也不再有用了。

从1941年11月起，常规广告刊登在当地报纸上分类广告中的左下角处。旁边是牙医、精品店和音乐厅的通知，比如以下这则：

重要之处在于，人们知道这些信息意味着什么。

随着德军对荷兰的占领愈发深入，抵抗纳粹的网络建立起来：微妙的信任之线将像多德雷赫特的赫洛马夫妇一样的人，与素未谋面、远在他方的其他人连接在一起。这些网络通常依附于战前社会的联系，比如医学协会、学生联谊会、教堂和政治组织。扬·赫洛马是一名医生、社会民主工人党的一员，也是学术界中许多犹太人的朋友。这些使得杜贝尔达姆街14号成了一个交汇点。赫洛马夫妇拥有小车，方便他们展开异常活跃的行动，病房之间的旅程有时甚至会深入遥远的乡村之中，就像在追溯脆弱的、看不见的线索。

当扬·赫洛马及其妻子用渡船运送人们穿过国家，把他们藏在自己的地下室里时，其他人也开始在其他城镇里的网络中行动起来。例如，约斯克·德内韦（Jooske de Neve）是一个叫“无名实体”（The Unnamed Entity）的抵抗组织中的一员，她和大批犹太孩子一起搭乘从阿姆斯特丹出发的火车，因恐惧而浑身发抖。很久之后，她回忆说在其他乘客认出这群安静的犹太男孩、女孩的时候，她通常可以察觉到。她只是希望这些乘客不会说出来。有一次，一群火车守卫开始在车厢中前行，检查身份证件和车票。一股惊慌之感压倒了她，她随即跑到厕所，将一包假身份证件（除了犹太孩子之外，她还运送这些假证件）倒到下面的铁轨上。这些假证件被发现之后，她的良心依旧深感不安。

在乌得勒支（Utrecht），一个叫赫蒂·武特（Hetty Voûte）的生物学学生加入了自称“儿童委员会”（The Children’s Committee）的组织。为了寻找与父母分离的小孩的藏身之处，她骑车环绕乡间，随机向农民求助。

当她站在一个农舍的门前时，主人告诉她：“如果那些孩子被带走是上帝的意愿，那么那就是上帝的意愿。”

赫蒂直勾勾地看着他，回复道：“如果你的农场今晚着火了，那么这也是上帝的意愿。”

她回到了自己的房间，书架上有一册皮面装订本，书脊上印着书名《约翰·高尔斯华绥作品集》（The Assembled Tales of John Galsworthy）。书里夹着一系列索引卡，上面记载着她救下的171个犹太孩子的名字和地址。

大概在同一时刻，在荷兰南端的林堡（Limburg），自从收留了一个被留在自家门前的3岁女孩后，另一个农民也为孩子们提供了避难所。回顾过去，对于这个名叫哈尔门·博克马（Harmen Bockma）的男人来说，勉强度日都是很艰难的。他每天早上都要去送奶，还在当地的矿场轮岗工作，以此平衡收支。为了隐藏孩子们，他需要在农舍中开辟特殊的空间，而这将花费金钱和时间。为了从矿场获得完成这项工作所需的带薪休假，哈尔门·博克马从自己的手上切下了半截手指。

从博物馆和多德雷赫特的市图书馆里还能找到许多类似的故事。在一个天花板很高的咖啡馆里，我与赫特·范恩赫伦进行了交谈，他在我的笔记本上写下了电子邮件地址和电话号码，介绍了一些战时的重要地方，告诉我可以在城镇内外访问这些地方。

最后两个故事在我的心中挥之不去。一个是叫赫尔·肯佩（Ger Kempe）的学生的故事，他在1942年末为隐藏孩子的抵抗组织寻找资金支持而四处奔波。他敲了一户素不相识的人家的门，一个应门的老妇人试探性地邀请他进入屋内。这个年轻人坐在客厅的沙发上做了一番演讲，得到的回应是尴尬的沉默。这个老妇人沉默了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回复，最后告诉他几天之后再来。当他几天后并未带着太大期待再次前来时，这个老妇人给了他1600荷兰盾：这是一笔拯救了许多生命的财富。

第二个故事有关许多女学生。到1942年末，荷兰剩余的犹太人已经完全绝望了，以至于犹太妈妈们将婴儿和幼儿留在大门台阶上，希望有人能够收留他们。德国当局清楚这种趋势，因此发布了官方通知：即刻开始，所有弃儿都将被认定为犹太人，即便是那些早先被雅利安人家庭收留和收养的孩子，也将被警方追捕。这群年轻的学生只能找到一种解决方案。她们把这些犹太孩子登记为自己的孩子，德国士兵则担当他们的父亲。这会带来一定程度上的安全，但也无疑会给这些女人招致巨大的耻辱。多年之后，安·德沃德（An de Waard）复述了她在登记办公室中的经历，在那里她被迫在公众面前等候了很长时间。最终，在办公室职员轻蔑的注视之下，她终于能够给自己的孩子登记为“威廉”（William），一个皇室的名字，这对于她来说带有一点反抗的姿态。和其他5个通过这种方式被救下来的孩子一样，威廉从战争中活了下来。

与此同时，在多德雷赫特，赫洛马夫妇继续运送、照顾和掩藏各个年龄层的犹太人，虽然他们逐渐担心自己的活动正在被追踪。有一次，扬·赫洛马出外照顾一个正在躲藏的、生病的犹太女人，虽然已竭尽全力，但那个女人还是在几个小时后死于自然原因。因为没有找到不被察觉搬运她遗体的办法，在夜色的掩盖下，赫洛马夫妇在后花园里为她挖掘了一座秘密墓地。另一次，扬和图克匆匆赶往被盟军轰炸的一座房屋，他们知道有一对犹太夫妇藏身其中。他们领着这对夫妇回到杜贝尔达姆街，并把后者藏在了地下室里。之后，扬开着他的小汽车，出外寻找这对夫妇因轰炸而无家可归的女儿，她被带去了一个远处的农舍里。一开始，这个早已绝望的女孩没有认出自己的母亲。接着，当她突然认出时，她的喜悦尖叫带来了她们会被发现的惊恐。

几个月以来一切都非常顺利，但一天晚上，突然有人敲门，警察们在门外等候着。在夜深人静之时，这个房子的地下室中依然藏匿了许多犹太人，扬·赫洛马被带去了监狱，命运未卜。

我来到多德雷赫特的时候拜访了许多地方，但直到行程最后一天的黄昏时分，就在乘坐火车返回海牙之前，我才前往了兔管街，想去看看利恩初次来到这座城镇时的住所。那里离车站有10分钟的步行路程，所以我拖着行李箱缓慢地走向那里，首先穿过了微弱阳光下的公园，然后沿着郊区干道的宽阔人行道前行，通勤交通工具来来往往。

兔管街现在很狭窄，还相当阴暗。最初50码的地方，街道上树立着高大的灰色围墙，有些褪色，用涂鸦记号进行标记。再往前走，街道左侧通向市区运动场，运动场内充满了边缘光滑的自行车场地和滑板坡道，它们是用高质量的抛光金属制成的，看起来就像抽象的艺术品。沥青围着的灰色土壤小岛上长着几棵树，但没有草丛。六七个北非人长相的少年坐在他们自行车的车座上闲聊。道路对面有一个街角商店，宣传廉价的国际拨号业务和清真肉。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荷兰成了移民国家。人口之中五分之一的人或出生在国境之外，或是这些人的后代。尤其是在没有西方血缘的200万人之中，一体化整体来说只取得了一定的成功，而在这条街上孤立感格外明显。

我开始扫视各家门口，想要找到10号，行李箱在人行道路面上发出沉闷的响声。道路尽头是一片新的联排房屋，与其周围低矮的砖房有所不同。一些房子中有人居住，另一些房子的窗户上则钉上了铁质栅栏，看起来好像已存在许久了。新建造的房屋编号系统有些混乱，因此我在同一条人行道上来来回回走了好几次。虽然骑自行车的男孩们没有任何威胁，但他们对我的兴趣不断增加，看我仿佛看一个怪人。

当我认定10号现在已经变成了运动场时，太阳投射下长长的阴影，穿过街道。我拿起手机拍了几张照片，首先是滑板混凝土坡道，周围有几棵细长的树，接着是我对面的一片联排房屋。整片联排房屋是一个单一平顶的集合体。这就好像一些工厂的长长的前墙被卷起来，之后用一台巨大的机器把门窗打出来。

我把手机放回口袋里时，一扇门打开了，一个身穿卡米兹（Kameez）的中年男人向我走来，怀疑地问我在干什么，他说话带着浓重的口音。与此同时，骑自行车的男孩们开始在四周徘徊。面对他的问题，我顿时有些闪烁其词，含糊地解释说我在做一些有关二战的调查。

我为什么不告诉这个男人有关利恩的事情，就像我在普莱特街做的那样？我在多德雷赫特的各个地方就是这么做的，过去几天里我坐在人们的客厅里与他们相谈甚欢。为什么我会在这里感到负罪感？

这是因为我感到了我们之间的距离。这是因为我认为这个地方不欢迎犹太人的历史。

“你不应该暗中窥探人们。”这个男人告诉我。当他说这句话的时候，我突然看见了站在外面的自己，拖着轮式行李箱，拿着手机，脚穿磨损而昂贵的棕色皮鞋。如果我把完整的故事告诉他，我们之间可能会形成某种联系。然而，我们各退一步，同样紧张，而我再次走上了通勤车辆川流不息的主路，现在汽车都已打开了车灯。

我朝着车站方向往回走，想起了一个显而易见的现实：就针对他们的恨意而言，穆斯林群体可能在20世纪比其他人更接近犹太人的处境。尽管没有什么相似之处，但20世纪30年代有一种基尔特·威尔德斯[基尔特·威尔德斯，荷兰商人和政治家。他在2006年创立自由党，此后担任该党领导人，以反对伊斯兰教而闻名。（本书脚注均为译者注，后文不再特别说明。）]（Geert Wilders，他的自由党在国家选举中得票率达到15%）式言论氛围。据威尔德斯所说，应该出台一部对《古兰经》和建造清真寺的禁令。他曾谈及“伊斯兰入侵”的威胁性，并且不希望任何穆斯林进入本国。他甚至要求废除荷兰宪法中的第一条，即基于宗教的歧视是违法的。考虑到这一背景，兔管街的居民感到可疑也毫不出乎意料。不过最糟糕的是，我拖着一个行李箱来到这里，拿起手机拍照，只是看看却不说出实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