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牙中央火车站的天花板就像埃舍尔[即莫里茨·科内利斯·埃舍尔（Maurits Cornelis Escher），荷兰板画家，因绘画中的数学性而闻名。]画中的方块套方块。我站在那里仰视了一会儿，然后继续扫视人群。我来这里是为了在国家档案馆进行调查，档案馆就在火车站的对面。国家档案馆中存放了战时多德雷赫特警察部门积极地寻找隐藏的犹太人的相关文件。堂弟史蒂文（Steven）将来接我，10分钟之后我认出了他，他将给我提供住所。他的精瘦身形和好看的颧骨十分显眼，以荷兰人的标准来看他也算是个子很高。他身穿一件棒球外套和黑牛仔裤，踩着黑色的滑板运动鞋，戴着一顶鸭舌帽。他的胸前别着一枚小小的徽章，上面还有褪色的绶带。当他弯下腰拥抱我的时候，我感觉到了他的徽章。

我们至少有一年没见过了，不过当我给他发电子邮件的时候，他很快就给我回复，告诉我可以待在他那里，离火车站很近。他建议我晚一些到达那里比较好。他将会接我，带我去他的工作地点转一圈，然后我们可以在凌晨时回家。史蒂文有许多职业：视觉艺术家、节日庆典主持人和当地的政治家，他还管理着一家自己创办的艺术中心兼夜店。我们现在正驱车前往夜店。

在看到夜店之前，我先听到了它的动静：一阵沉闷规律的砰砰声。走了20分钟后，我们来到了一个轻工业区，里面有仓库，还有在黑暗之中若隐若现的20世纪30年代的办公大楼，它屹立在高大的钢铁门后。这是一个被废弃的地区，夜店所在的建筑是试图复兴的工程之一，吸引了许多小企业，但还有大量空房。这座巨大建筑的轮廓在夜空中格外突出，让我想起了一艘沉重的油轮，运转引擎试着加速。

我们一进去，半空的夜店里的人们便围住了我们。史蒂文在入口处与一个结实的保镖相互挥拳示意，还给桌旁的女孩一个熊抱。除此之外，夜店里还有干冰和音乐，以及一系列宽敞的房间，年轻人站在房间里的转盘旁，每个房间里亮着五颜六色的跃动灯光。这个地方有一种讽刺的风格。1号房间的主题是20世纪70年代的沙滩俱乐部，挂着一个复古的闪光球灯，墙面上投射着一座孤岛的浅粉色幻灯片。有人告诉我，晚上的这个时候，大多数赌博者会通过网络电台收听音乐，查看脸书（Facebook）和照片墙（Instagram），从而决定是否前来。

凌晨2点传来了好消息：夜店里已经人山人海。大批伙伴绕过保镖，走进舞池，寻找熟悉的脸庞，点酒喝。他们互相称赞对方的服饰并且查看手机。很快，一幅生动的日本画伴随着音乐出现了，我看到一只大鸟从白墙的各色斑点之中浮现出来。史蒂文骄傲地告诉我，天花板上的钢铁水槽里有2000升啤酒，它们是用管道输入酒吧里的。夜店里有各色人种的人，主要是年轻人，他们伴随着欢乐的氛围摇动并举起手来。一个大约六旬的男人——头发剃光，胡茬发灰，一身黑衣——站在我身边袖手旁观，跟着音乐有节奏地点头。后来，我们在庭院里进行了简短的交谈，周围是吸烟者。他是一个专利方面的律师，只要有时间就环游欧洲，参加像这样的活动。他告诉我，柏林尤其伟大。

柏林。这个词的意义已经发生了完全的改变。今日它意味着一个周末休假或一场会议。还有东京，许多转盘旁的年轻人都来自那里，现在那里则充斥着霓虹灯广告、Hello Kitty等媚俗玩意儿和极简设计。过去的轴心国首都已经被朝气蓬勃的全球化彩虹旗征服，它们在夜店里包围着我。这个清晨我在多德雷赫特看到了移民的另一面：这里的年轻人因音乐和一些诙谐讽刺的网络模因（Internet memes）团结在一起，而不是被边缘化和种族化。但它也在20世纪30年代以另一种形式存在于这里。利恩父亲的那些照片让我想到，他可能很轻易地就能融入这个快乐的世界性群体。然而，这种团结被大萧条抹去了，至少在柏林是这样。大萧条这场灾难并不完全区别于破坏了工业区的危机，而这个工业区就在黑暗之中处于我们身边，被锁在大门之后。

当我们到达史蒂文的公寓时，已经接近早晨了。他的公寓和夜店一样，位于一座荒废的建筑物之中。虽然这座建筑被标记为拆除，但在此期间还可以用于短期租赁。里面的大房间有20多米长，天花板颇高，一排排的窗户没有挂窗帘，从窗户往外望出去，天际线上是多条亮着灯的寂静道路。这里原本是荷兰交易标准机构的实验室，玻璃门上还贴着原来的标签，上面写着“破坏性实验”、“放射科”和“耐力重复”。它像一个电影布景，尤其是因为史蒂文和他的室友们把各种各样的艺术品放在满是灯光的地板上。入口处有一艘迎接来访人的大帆船，它是用胶合板制成的；它的对面，房间的另一端有一个安在底座上的破碎的枝形吊灯。它们之间是一个厨房，配有正面是玻璃的冰箱和一个灶台。

史蒂文直接走向灶台，把热水壶放在上面，然后削一片姜来沏茶。

在我问厕所怎么走的时候，他提醒我：“厕所里没有灯，你要用自己的手机来照明。”

很快我们就开始谈论身后延伸发展的城市。我听过史蒂文的各种项目：海牙地方政治、日本的艺术见习、夜店，以及他女朋友在阿姆斯特丹一家城市再开发公司的工作。他询问了我家里的情况：我妻子在医院的新工作，还有我的大女儿乔茜（Josie），她与史蒂文有特殊的联系。史蒂文的年龄介于我和乔茜之间。乔茜近来度过了一些艰难的岁月，但后来遇到转机，史蒂文非常热切地听着她搬到伦敦并在那里工作的事情。在大量消息之中，我对于利恩生活的调查几乎没有引起他的关注，部分原因是我对此羞于启齿，在讲述大学工作的其他方面时一带而过。事实是，利恩的故事并不会令范埃斯一家感到愉快：询问有关它的问题将可能揭开旧伤口。

半个小时过后，我在一间音乐室的床垫上昏昏欲睡，周围堆着大量唱片、一台电子琴和一套架子鼓。夜空已经慢慢变成灰色。

第二天早上，我坐在国家档案馆里阅览室的桌边，这里装潢时髦，灯光明亮。我的面前有3个素色卡纸盒。其他的则存放在桌子后面，等待着我浏览。图书馆员办公室后方的玻璃门的另一侧，档案保管员们推着手推车搬运材料，看起来他们似乎从属于一个太平间。身着制服的工作人员四处巡视，寻找隐藏的摄像机，提醒读者不要倚靠在文件上，这让人同时感受到此地的严肃和冷静。

1945年到1950年，荷兰当局对230名警官在大屠杀中扮演的角色进行了调查，这一过程催生了大量的文献资料，它们摆在架子上总长达2.5英里。大多数起诉与阿姆斯特丹有关。但是在多德雷赫特，其300名犹太居民几乎全部被谋杀，它在这个架子上也保有着自己的一席之地。

战时荷兰的犹太人死亡率高达80%，是其他欧洲国家的两倍之多，远高于法国、比利时、意大利，甚至德国和奥地利的犹太人死亡率也没有荷兰高。我是在荷兰抵抗的神话之中模糊地成长起来的，因此这让我备感震惊。

有各种各样的原因可以解释如此之低的存活率：荷兰人口集中在城市，迫害从很早就开始了，逃出国界几乎是不可能的，登记过程（得到了犹太人委员会的盲目配合）效率非常高。但是，荷兰市民的积极参与也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们告发邻居，以及逮捕、拘禁和运输犹太人。在比利时，党卫队是追捕犹太人的猎手；在法国，则面临着维希政府和直接的军事占领的复杂局面。与此不同，在荷兰，是当地的行政机构将犹太人置于死地。

与其他地方不同，荷兰已经形成了提供赏金的制度。每抓捕一个犹太人，就能获得7荷兰盾50分的奖赏。这是警察、告密者或市民协助者能够直接得到的现金。最重要的是，当局建立了一种竞争体制，两个独立的机构被赋予了逮捕的权力。一个是普通的警察机构，警方设立了多种特殊组织，将其命名为“中央控制”、“犹太人事务局”或“政治警察”等。另一个是半商业性质的公司（Hausraterfassung），招募的是荷兰人员工，他们的技术性工作就是没收犹太人的财产，但后来其业务拓展至抓人。尽管只有50名特工，这家公司还是追捕了约9000名犹太人。通过这种手段，荷兰当局抓捕的犹太人数量很快就超过了其德国主子所设定的目标，最终，它运送了107000名“完全犹太人”至东部的死亡营。

多德雷赫特的常规警力中的3个警察做了大多数工作，他们是阿里·登布瑞珍（Arie den Breejen）、特奥·卢卡森（Theo Lukassen）和哈里·埃弗斯（Harry Evers）。从利恩在1942年8月来到这座城市那一刻开始，这些人可能就在搜寻她的踪迹了。

我坐在电脑面前犹豫了一会儿，然后打开了第一个盒子。

当我如此做的时候，我觉得自己仿佛走进了《达摩克利斯的暗室》（The Darkroom of Damocles）里的世界。这部经典的战后荷兰小说是由威廉·弗雷德里克·赫尔曼斯（Willem Frederik Hermans）写就的。此书的最后一部分设定在解放之后，调查员们试图弄清楚在战争期间的荷兰，谁是好人，谁是恶人。小说主人公亨利·奥斯沃特（Henri Osewoudt）等待着他们的裁决，但多年过去，证据似乎只是堆积在桌子上，其中包括成堆的令人费解的照片和互相矛盾的证人陈述。在描述这一状况时，赫尔曼斯使用照片和镜子这样的象征性物体玩了一个文字游戏，如此一来，到了全书结尾，读者再也分不清谁是英雄，谁是恶棍了。

哈里·埃弗斯档案的第一个盒子给予了我同样的印象。盒子里有神秘的照片，其中几张展示了一个橱柜里面隐藏着的电路。其他的则显示了缩微胶卷的多个部分，上面有几行密码。随机混杂在其中的还有手写信件，印有证人陈述和官方表格。一些描述了埃弗斯的暴行：当他搜寻收音机和手枪等非法物件时，他就会脚踹大门，进行恶毒的审讯。但之后，就像赫尔曼斯小说里的奥斯沃特一样，埃弗斯自己愤怒地写了下来。他声称，他自己实际上是一个抵抗斗士，只是在得到了上级的指示后才加入了政治警察行列。抵抗运动成员们的记录支持了这一故事。他们报告称，埃弗斯经常会把即将突袭的秘密情报告诉他们；他帮忙修整了武器；而且他还在战争的最后阶段协助枪杀了一个通敌者。接着，盒子底部呈现了一份调查委员会的报告，日期是1945年8月10日，其宣称埃弗斯无罪，甚至说他是一个战争英雄。接下来的一张媒体剪报讲述了埃弗斯这个卧底的冒险故事。

然而，夹杂在这些之中还有许多抗议的信件。一些抵抗人士控诉判决完全扭曲了事实。甚至还有将埃弗斯描述成叛国者的传单复印件。这些传单被贴在大街小巷。

事情的真相似乎难以弄清。

不过，在档案馆度过的许多天中，我打开了更多的盒子。一些幸存者从奥斯维辛回到了多德雷赫特，另一些人则从藏身之处现身。随着证言越来越多，首先是数十份，后来是数百份，疑虑逐渐消失了。

第一批发声的人之中就有伊西多·范辉登（Isidor van Huiden），他是一个犹太人，住在杜贝尔达姆街上距赫洛马一家只有几户之隔的地方。他告诉委员会，1942年11月9日傍晚，在鹿特丹4名警察的支援下，埃弗斯和卢卡森冲入了他家，他们大喊着，咒骂着，然后开始四处翻找。仅10分钟后，他的一家人（偷偷地爬进了一个藏身之处）就全部被找到了，并在看守下排成一行。之后，当警察们搜寻文件和他们的其他财产时，范辉登一家听到了隔壁房间里发出的钢琴声。那是埃弗斯在完成工作后演奏的炫耀曲调。

范辉登一家被运到阿姆斯特丹荷兰剧院（Hollandsche Schouwburg）的囹圄之中，他们在那里见到了多德雷赫特的许多邻居，邻居们讲述了暴力刑讯中埃弗斯所扮演的领头角色。

他们将再也见不到自己的邻居了。

伊西多很幸运，因为他作为犹太人委员会的一员仍保有部分权利。他向自己以及荷兰剧院外的家人们许诺，他将会搬去首都，待在一个登记过的地址。他们一被释放，就找到了一个全新的、更好的地方藏身。

在调查继续进行的几个月中，类似的故事渐渐出现。而且，当我通过这些盒子来进行研究的时候，哈里·埃弗斯生活的全景展现在我的眼前。

他从多种多样的描述之中栩栩如生地浮现出来。一个强壮短粗的金发男人，脸上有些肿胀。从年龄和社会背景来看，他是典型的犹太人猎手：毫不起眼，受过一定教育，嗜酒。埃弗斯是一个天主教母亲的私生子，由住在蒂尔堡（Tilburg）的外公抚养长大。他后来辗转从事了多种职业，包括造船和汽车维修，然后在战争爆发前夕加入了荷兰军队。他的体力以及使人服从的能力助他升到军士职位，但无法再升迁至军官级别。

埃弗斯虽然一度是国家主义党的成员，但他并非特别热衷于政治。他主要的兴趣在于大众音乐、色情作品和追求女孩。德国入侵期间，他的举止端正；1940年5月战败后，他和一些前军官确实就某种抵抗展开高谈阔论。不过，这个简单的计划没有任何成果。

1940年8月，埃弗斯加入了警方。很显然，军队不再是一个理想的选择。一些荷兰人确实加入了党卫队或德国国防军，但埃弗斯并不是真的支持德国人。即便如此，他还是像大多数人一样接受了新的事态。他在一个监管黑市、控制价格的组织中得到了一份专业工作，事实很快表明，他在追踪方面极具天赋。

是什么促使埃弗斯在近两年后的1942年7月转为政治警察？他后来声称，他这样做是受到了一个军事抵抗组织的朋友的指示，但这并不可信。此时的多德雷赫特基本上还没有军事抵抗组织这类的东西，也肯定不是他在受审时吹嘘的传说中的“K部”（Section K）。埃弗斯确实和他的一个老朋友保持着联系，后者最终成了抵抗运动中的一员。他一向擅长保持警惕和高度注意力。但形势在向有利于德国人的方向发展。抵抗是荒谬的。他才刚刚结婚，需要搬出自己的寄宿公寓。追捕犹太人行动即将开始，这意味着可以从政治警察那里轻松地弄到钱。一个在黑社会和黑市里有丰富经验的人恰好是政治警察所需的。所以埃弗斯加入了法西斯联盟（Fascist Union），他非常清楚一旦形势变坏，还有荷兰民族主义者这条退路可走。

而且，他加入政治警察后，很快就发现这里比自己想象的还要好。他认识一些了解情况的人，还有一股自然流露出的气势，因此很容易就能获知真相。这里有一整夜的会议，以及可以直接获取的大把珠宝和钞票。他习得了一些显示他性格的小技巧，比如在说话时玩弄手枪，或者在突袭结束后弹钢琴。他甚至从一个原犹太人房屋中获得了一架钢琴。

把事情做得恰到好处是需要天分的。他会检查混凝土地板是否有裂缝，裂缝意味着有隐藏的通道，他还会测量天花板到地面的高度。控制女人是他一个特别的乐趣。他的办公室旁边有一个房间，他用来强奸碰巧看上眼的犹太女孩。他喜欢称自己的妻子为他的“花椰菜”，那些犹太女孩则是他的“豆芽”。

当我阅读这些文件时，我想起了藏身的利恩。

埃弗斯也抓小孩。有一次，他看见了一个骑自行车的小女孩，他随后提醒登布瑞珍说她看起来“像一个犹太人”，所以他们尾随她回家，发现了火炉里正在燃烧的文件，这证明他的猜测是正确的。

这是米皮·维斯库珀（Miepie Viskooper）的事例，她是一个来自阿姆斯特丹的7岁女孩，离利恩最近。她是证人陈述146到148的对象。

证人146是约翰娜·维格曼（Johanna Wigman），一个20多岁的酒吧女招待，她照顾着这个小女孩。1943年11月15日晚上，米皮睡在约翰娜旁边的一个床垫上。之后，11点半，约翰娜听到了楼下有人闯入的声音。在埃弗斯和登布瑞珍破门而入之前，她恰好把孩子藏在了毯子下面。警察们质询她的名字是否为约翰娜·维格曼，之后就开始搜寻。米皮很快就被找到了。证人陈述显示，登布瑞珍说道：“我们找到了孩子！”但是，当警察们继续寻找其他证据时，小女孩逃跑了。

埃弗斯和登布瑞珍大发雷霆，因约翰娜·维格曼的保护之举而将她送到了菲赫特（Vught）的集中营。

证人147是隔壁咖啡馆的主人科内利斯·范托伦（Cornelis van Tooren）。他自己有一个名叫小扬内（Jannetje）的女儿，年龄和米皮相当。他报告称，埃弗斯和登布瑞珍在转移至隔壁的公寓前，首先搜寻了他的咖啡馆。他们离开以后，他并没有放松警惕，之后在大概午夜的时候，米皮跑进了酒吧。埃弗斯跟着她跑来，他举着左轮手枪冲女孩大喊：“你的死期到了！”

她回答：“我来到这里只是想和小扬内说再见。”

最糟糕的是证人148，即米皮的父亲，一个大城市里的小型糖果厂厂商，与利恩的父亲一样。米皮也是像利恩一样的独生女，而且和利恩父母一样，维斯库珀夫妇认为如果米皮和非犹太人藏在一起就会安全，所以他们把米皮送走了。他们自己也去避难了，但被抓住了。在被逮捕这一最糟糕的时刻，他们还在想着，这对于他们的女儿而言至少是正确的选择。

但后来，这对夫妇被拘禁在韦斯特博克（Westerbork），即通往奥斯维辛的荷兰人中转营，米皮则在看押下与她的母亲重聚。

当我读到这里，我想起了自己的妻儿，想象着这次不尽如人意的重聚。我能看到孩子认出母亲时脸上的笑容。

维斯库珀一家一起辗转到波兰。接着，刚一到达，米海尔·维斯库珀（Michel Viskooper）就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妻子和女儿被带离他的身边，被一辆卡车运走了。

米皮的父亲米海尔是死亡营中幸存下来的仅5200名荷兰犹太人中的一员，却最终独自回到了荷兰。

我在阅览室里一动不动地坐着，长达几分钟。之后我在电脑上一字不落地抄写了米皮的案例，尽可能快地打出来。

哈里·埃弗斯的战时事业与档案馆中文件记录的许多通敌者相匹配。一旦权力的天平开始倾斜，他们就开始思考改变立场。1943年夏天，就在运送荷兰犹太人的任务即将完成时，德国国防军进军苏联的行动受到阻遏。早在春天，从事非必要职业的前军人们就受召前往德国的强制劳动营，到了7月，25万名工人被送到了那里。起初是上千人，后来则有几十万人四处躲藏，以逃避这一命运。随着当局开始搜寻失踪的人们，人们反对占领者的情绪愈发强烈了。年初完全不存在的武装反抗在1943年的最后两个月发展迅速。与此同时，天空中遍布盟军的轰炸机，埃弗斯和其他人一样开始担忧自己的所作所为。

因此，从第二年伊始，他就开始积极地帮助抵抗运动，并且抓住一切机会告诉他们自己的勇敢，他身为一个双重特工，在己方的指示下为德国人工作。随着时间的推移，他提供了越来越多的帮助。最后，随着加拿大坦克轰隆隆地驶过田地，他前往旧友家中或咖啡馆拜访老朋友，用刀威胁他们发誓忠于自己。战争一结束，他甚至把自己偷走的钢琴还给了犹太人，虽然它已经被严重损毁。

战争结束近一年内，他依旧保持着自由，不过在1946年2月13日，在蒂尔堡他童年时期住宅旁的税务办公室里，埃弗斯被逮捕了。他当时携带着上膛的手枪和一些手榴弹。不过，他安静地离开了。

最终，他被判处8年有期徒刑，上诉后减为3年6个月。这并非不合情理。毕竟，韦斯特博克著名的“大笑指挥官”阿尔贝特·格梅克（Albert Gemmeker）服刑了不到6年，他曾为庆祝第40000名受害者运到奥斯维辛而举办了一场盛大的聚会。后来，埃弗斯重回社会，享受了第二段婚姻，虽然这次也很快以离婚收场。当在20世纪90年代初去世，他时年73岁，在多德雷赫特还有人称赞他为英雄，以及不公平裁决的受害者。

最后，我重新把资料成捆扎起来。第二天，一早起床的史蒂文将我送上火车。当我们走向车站，即利恩来到多德雷赫特时到达的车站，他才指向了自己胸前别着的那个有绶带的小徽章。他告诉我，他的祖父因在抵抗运动中表现英勇而被授予了这个徽章。祖父去世后，没有人愿意佩戴它，因此史蒂文就戴上了。

火车车门关闭，发出嘶嘶的响声，火车开始启动。史蒂文留在站台上，朝我微笑并挥手。当我走向上层车厢寻找座位的时候，我开始问我自己，我正在做什么。利恩询问我的目的。有许多人的故事和利恩的类似，赤裸裸的真相已经被记录在犹太人大屠杀基金会（Shoah Foundation）的档案馆中。这座档案馆是史蒂文·斯皮尔伯格（Steven Spielberg）在拍摄完《辛德勒的名单》后不久于1994年设立的。我可以为它增添些什么吗？

在我周围，早晨通勤的人们敲打着笔记本键盘，海牙的郊区则迅速消失在火车身后。沉重的车厢在完美无瑕的轨道上奔驰，几乎不发出任何声音。就像我早前行驶在平坦笔直的高速公路，开车进入海牙一样，火车那平稳流畅的行进令我感觉远离了窗外的世界。荷兰的铁路旅行与大多数其他国家的感觉有所不同，因为战前的基础设施几乎没有遗留下来。这使得荷兰的过去比英国的更加不可感知，英国的一切都嘎吱作响，看起来十分陈旧。这也是利恩在70多年前离开父母时的旅途：我们途经的是同一片土地。我的视线从窗外转移到车厢里的现代化装潢，我问我自己，是否可以写出追溯荷兰的过去和现在之间无形联系的东西。我也非常好奇我的家庭，以及他们与利恩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