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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被隔绝的女孩 作者:巴尔特·范埃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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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向来知道,在德国占领荷兰期间,我的祖父母在庇护犹太人。多年来我一直都打算对此事进行调查,但在2014年12月之前,我几乎不知道当时确实发生过的事情的细节。没有关于此事的家庭故事。对于我来说,我的脑海中只有苍白的面孔从地板向上看的模糊画面,像动画片中的情节,感觉不太真实。 我的祖父是在我7岁时逝世的。虽然祖母扬斯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但直到她去世,即我20岁出头的时候,我几乎没有和她谈过战争的事情。当我问起的时候,她就会说:“我们那时不勇敢,但如果有人在你家门前现身,你是没什么选择的。”我们之间的谈话就以此结束了,过去也就这样退到了幕后,似乎消逝了,因为没有谈话来让它保持活力。 之后,2014年11月,我的大伯克斯过世了。他是家中的长者,是我父亲尊敬爱戴的大哥。我最后一次和他接触还是通过他的孙子,所以从某些方面来看,对于我来说克斯已经是一个相当久远的人了。他的死亡激起了我心中的某些东西。一代人及其故事正在消失。如果我打算在这些人和他们的回忆永久消失之前做些事情,那就必须是现在。 没有一个明确的下决定时间,不过,当我在某个周日晚上洗碗时,我问了一个最终改变了我生活的问题。我的母亲过来吃晚饭,通常周日父亲不在时她都会过来。我把食物从盘子拨到保鲜盒里,喝着茶,然后问起了利恩的事情。 利恩。我从童年起就记得这个名字:一个犹太女孩,战争期间一直和我的祖父母住在一起。战争结束后,她继续与他们一同生活。但我不记得自己见过她,脑中只是隐隐约约地记得遥远的过去发生过一次争论,还有多年前我祖父母寄出的一封信,那封信永远斩断了联系。我的家人再也没有提起过她,不过据我所知,她还健在(与我祖母所想的正好相反),而且我的母亲还与她有联系。 “是的,利恩现在已经年过八旬了,她住在阿姆斯特丹,但我不知道她是否想见你。那不是一个美满的故事,最好还是让它那么过去吧。不管怎样,历史细节都已经被记录下来了,多年前就在史蒂文·斯皮尔伯格档案馆展现了。” 但我坚持不懈,所以我母亲就去询问了。过了一阵,我得到了一个电子邮箱地址。2014年12月7日,我发送了这封用荷兰语写的电子邮件: 亲爱的利恩: 我是亨克·范埃斯(Henk van Es)和迪厄夫克·范埃斯(Dieuwke van Es)的儿子。多年来我一直想和你取得联系。我刚刚从母亲那里拿到了你的电子邮箱地址,听说你愿意见我,对此我非常开心。如果我们见面的话,我将会在12月19日到22日待在荷兰。如果你在这几天方便的话,我将非常乐意前去见你。也许我们可以共进午餐,或者去外面走走逛逛,用餐或喝个咖啡?我很想认识一个家庭成员。此外,我也很想了解你在战争期间的经历,以及战争结束后与范埃斯家族的生活。我工作的一部分就是撰写学术著作,而且我非常愿意写一些你的故事(当然,我知道这个故事不是什么简单直白的童话故事)。或许我们可以就这个主意探讨一番?如果讨论真的能出结果,我也会在未来多次前往荷兰。 至少我希望可以很快与你交谈。为我拙劣的荷兰语向你道歉(不过我说得相当不错)。 非常感谢,希望能尽快见到你。 ---巴尔特·范埃斯 两个小时之后,我收到了回复。 12月21日星期日,上午11点,我把车停在了利恩在阿姆斯特丹的公寓门外,走向门口,按响了上面写着“德容”的门铃,这是我祖母的娘家姓。在此之前我在犹太人大屠杀基金会的网站上见过利恩,不过那只是一张拍摄于20世纪90年代的照片,还有她的一些基本情况,我对于这个我想要找到的人还是近乎一无所知。对讲机发出蜂鸣声,我被邀请进入,爬上楼梯来到二层,她正站在那里等待着,周围是盆栽植物和现代艺术的海报。 “让我看看你。”她站在后边说道。 我有些故作拘谨,被带着走过一条露天过道,从那里可以看到一个种着植物的庭院。 利恩告诉我:“你长得更像你的母亲。”我突然被一个想法吓住了:当她最后一次见到我父亲时,我父亲的年龄应该和我现在差不多。 我们那天的见面一直持续到夜幕降临以后。最后告别时还觉得有些怪异。从一个奇特的角度来看,我觉得自己比她年长,因为我们谈论的基本上都是她孩童时的生活。而我是从利恩9岁前她生活中大大小小的事情中了解她的。她的某些地方还让人觉得脆弱以及经验不足。我答应她将在新的一年尽快回来。 当我返回时,荷兰的高速公路看起来前所未有地现代化:灯火通明的汽车展示厅看起来就像漂浮在黑暗中的宇宙飞船;奥迪和宝马牌的汽车在玻璃后的大架子上摆了一层又一层,它们的前灯亮着,由隐藏着的电缆供电,用来展示高科技的设计。当我行驶在路上时,道路笔直得如同一道光束,利恩早年生活的黑白照片重新浮现在我的脑海中,就像1938年拍摄的那张照片,上面展示了两个女孩坐在一张老旧的学校长椅上,后面站着两个男孩,他们系着领带,穿着短裤。利恩的头发上别着一个蝴蝶结,她的朋友也是。 利恩的母亲打算告诉自己女儿那个“秘密”,这个画面比那些照片更经常在我的脑海中萦绕徘徊。她父母的行为是如此沉着冷静,他们考虑的是如何尽可能减少利恩生活中的打扰,助她在未来继续前行,挽救她的生命,即使他们无法顾及自己。我可以想象他们最后的那场家庭聚会,镇定自若,姑妈姑父最后一次抱着他们的侄女。而且,我被利恩母亲写给我祖父母的那封信深深触动了:她不仅放弃了她的女儿,更重要的是,她放弃了对女儿的爱,这是一种有节制的牺牲。 后来,我接上了我的3个孩子。大女儿乔茜就坐在我身边。我开始给她们讲述利恩的故事,但发现自己的声音断断续续,不得不停下来。 利恩的母亲给我的祖父母写信,说她希望这个8岁的女孩“将只把你们当作自己的父母,当她伤心难过时,你们将会抚慰她”。战后,我的父母与身为姐姐的她一起长大。那么,在我祖母的葬礼上,为何没有人提到利恩,她也并未现身?这样一种关系是如何破裂的?我的祖母怎么能给她寄去了那封信,切断了她们之间的往来,只是冰冷地署名“范埃斯夫人”? 两周之后,我再次来到了利恩的公寓,与她谈论我祖父母在兔管街的房子被突袭后的事情。她在许多家庭之间快速转移,在一个地方待的时间往往不超过几天。她说道:“与我所做的转移准确对应,每经历一次,我的哭泣就变得越来越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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