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们几乎毫无察觉的时候，下午就已经过去了，而当我们谈到艾瑟尔蒙德的藏身处的时候，已经是晚上6点半了。虽然这些事情本身会给人带来创伤，但重新组织这些事的过程则有积极的一面。长期以来，利恩一直和一个心理咨询师解决她的过去经历，当我坐在那里聆听时，我发现自己对实际操作很感兴趣，因此情感退到了次要的位置。只有当我回想起来，我才会对发生过的事情感到困扰。

利恩本人则几乎欣喜若狂。“我不敢相信自己可以就这件事谈这么久。”她说着，站起来开始收拾桌子上的茶具。直到现在，她才提到了自己可能有一封来自乔的信。我告诉她我非常乐意看这封信，几分钟之后，利恩从隔壁的房间里走回来，手上拿着一张单薄的A4横格纸，那张纸被叠成了原来的六分之一大小。随信附上的照片则已经遗失，利恩曾经保留了很长时间。

回牛津过圣诞节的时候，我拿来了一个数字式录音机，在采访时配合我的笔记使用。这个录音机正在运转，所以当我写下笔记的时候，它录下了我们对话里的每一个词，之后我可以重放录音。

利恩打开了那封信，首先指向顶部她的笔迹。写下这些干净、整洁的印刷体单词时利恩12岁：

当她大声读出来的时候，利恩因给后代的这个坚决的指示而大笑不已。她继续读着，偶尔因为试图弄清乔的措辞和拼写错误而停下来。这封信的日期是1946年3月4日，来自新加坡：

当利恩第二次念到米内克的名字时，她停了下来。

“我不知道米内克是谁。或许是艾瑟尔蒙德的那个女人？我觉得应该是艾瑟尔蒙德的那个女人，但我不确定。”

事情正渐渐地变得明确。利恩接着朗读：

“他在底部写下了自己的地址。”利恩的嗓音里满是欣喜的怀旧感。

我问道：“你还记得自己回信了吗，信里写了什么？”

一瞬之间，谈话的氛围就变了。利恩的回复经过了深思熟虑，但没有任何深切的后悔。

“我从来没有……我从来没有做任何事，”她说道，“我从没有写过，我从没有……我从没有询问任何事。我从没有保持联系。没有。”

她叹了一口气。

“嗯……”

她停了一下。

“至于其他的事情，你从未听说过他的消息？”

“没有，没有。自那之后就没有了，不是吗？”

“是的。”

“你知道的……那时我的人生阶段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我们的联系断了。”

我们沉默了许久。后来录音机录下了我拍摄乔寄来的信的相机咔嚓声。

“他用下划线强调的词句非常美好。”我说道，此时我开始第一次自己阅读这封信。

“乔·克莱恩，”她微笑着说道，还沉浸在回忆中，“我确实有一封我妈妈朋友写的信，不过那……我不知道你是否想看？”

“我想了解所有事。我的意思是，如果方便的话……”

此时利恩笑得开怀了。“你想了解所有事！”她大笑起来。

找了一会儿之后，她拿来了埃莉姨妈在1942年9月，即利恩的生日时给她寄来的一封信。

“埃莉姨妈——我没有她的照片。我能大声地读出来吗？”

利恩为我朗读了这封之前被我们忽略的信——内容有关埃莉姨妈想要前来拜访，以及利恩那时和一群新的姨妈姨父的生活过得如何——之后，她陷入沉思，艾瑟尔蒙德的抵抗分子藏身处的更多细节逐渐浮现出来。不过利恩还是不记得从那里离开以后的旅途。

“我相信是和图克在一起，”她说道，“但我不知道。”她的重点放在了“相信”这个词上，表明这是信仰之言而非来自记忆。因此，从海牙到多德雷赫特的旅途依旧历历在目，而近一年半之后的这趟旅程却几乎是一片空白。

我再次想起了当我们第一次谈起利恩在战时的回忆时她所说的话。没有家庭，就没有故事。身处黑暗之中长达数月，即使和其他人共处一地，利恩也没有真正地看过他们，因为他们之间并无交集。独自一人久了，利恩也就不再观看这个世界了。

“存在就是存在，”她告诉我，“在哪里，如何，还有和谁，这些都不确定。不挂念过去或未来，这带来了一个新的视角。‘牵绊’（利恩用的是英语）……牵绊的热度很低，如果那对你来说有意义的话。我相信，当我说这种话的时候，我是对的。你理解吗？”

“热度很低”这一隐喻深深地触动了我，我将会在描述利恩这一阶段的生活时多次用到这个词。当我听她描述自己在艾瑟尔蒙德以及后来的感触时，我开始更好地理解她了。我从未有过如此强烈的感受：一个人如何由其生活塑造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