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下来的几天，我横穿荷兰旅行，访问多个档案馆以及利恩青少年时期居住的其他地方。在战争、大屠杀和种族灭绝研究所（NIOD），勤勉好学的科研人员和博士生在庭院花园的昏暗灯光下低语，我手里攥着一张索引卡，上面记录着我祖父在菲赫特的监禁。他是在利恩记忆里的那次突袭后被送到那里的。这是一张无害的黄纸，顶部歪歪扭扭地印着祖父的名字（祖父的名字和生日都与我的父亲相同）。

菲赫特是党卫队在荷兰建立的唯一一座集中营，1943年，依靠菲赫特的囚犯的强制劳动建造而成。壕沟和带刺铁丝网围栏后竖立着囚犯架，用于任意处决犯人，至少500人在这里丧生。其他囚犯在他们的牢房里挤得严严实实的，最后单纯因窒息而死。还有狗对囚犯进行持续不断的攻击，以及内嵌长钉子的木鞋割破了囚犯们的脚。集中营也用来转移1000多名犹太孩子。我的手指间夹着黄色的索引卡，不禁思索，祖父是否看到了他们，他是否想起了利恩。

战争、大屠杀和种族灭绝研究所的其他文件也与利恩的故事有关，比如1941年一个多德雷赫特医生寄出的一封印刷书信。在信中，卡恩医生（Dr Cahen）向他的病人们解释，他在近30年前艰难取得的医学文凭现在无效了，他不得不让这些病人投靠另一个非犹太人的执业医生。他推荐的人选是扬·赫洛马，即图克的丈夫，卡恩医生称赫洛马拥有“金色之心”。他解释道，如果他们去找赫洛马看病，那么扬·赫洛马就会把一切收入交回卡恩医生手上，这样就可以帮助后者度过这段艰难的时光。这封信告诉我们，病人们可能已经知道赫洛马医生了，他拥有一颗金色之心。一年前，德国人首次前来多德雷赫特，在保卫多德雷赫特之战中，赫洛马因照料战火中的伤员而成了英雄，声名大噪。

最后，档案馆中还有利恩父母命运的确认书，利恩当然已经知道了。一份简短的警察报告记录道，1942年10月9日晚上10点，他们遭到逮捕。他们的抓捕由简洁的速记写下来，这与一起轻微的自行车相撞事故相比相形见绌。自行车事故在同一页面上占据了大半篇幅。令人吃惊的是，采访治安消息的记者不辞辛劳地前往医院，检查骑自行车受伤的人的状况，他还记录了不怎么受到关注的一对犹太人夫妇被抓捕和驱逐的事情。

离开了他们的登记地址后，查尔斯和凯瑟琳前去莱顿（Leiden）藏身，他们在那里似乎遭到了背叛。我想象着他们——查尔斯35岁，凯瑟琳只有28岁——手牵着手，面对着逮捕者，领头人是一个荷兰警察，名叫乌尔里克·科恩拉德·霍夫曼（Ulrich Koenrad Hoffman），他的年龄和查尔斯相同。

科恩拉德·霍夫曼在某些方面与多德雷赫特警察哈里·埃弗斯截然不同。霍夫曼是一个忠诚的国家社会主义运动成员，在1949年面对审讯时，他没有做出任何否认。从对他起诉的归档文件可知，他是一个体弱多病、紧张不安的法西斯分子，总是忙着做一些琐碎小事，比如向上级报告发表反德言论的学校老师。霍夫曼把寄给他的匿名信收集起来，转寄给警察局局长，要求后者采取行动，信上写着“臭霍夫曼，盖世太保”。他的信件上方总是标着剑和纳粹万字符的标志，还签着荷兰法西斯的致敬语“HOUSEE”。由于容易产生焦虑，他对一些无效的措施过分关心，比如在牢房里安装窃听设施。但他在履行自己的职责时非常严谨细心，其中包括“清空”住着150个男孩和女孩的犹太孤儿院。在战后审判下了判决之后，他抱怨自己的5年零3个月的刑期“非常苛刻”。他告诉法官，作为一个被赋予了权力的官员，他在“法律意义上没有”罪过。霍夫曼在法庭上表示，回顾过去，他对于自己的行为确实有一些道德上的顾虑，但那些都是“非常次要的”。

利恩的母亲凯瑟琳是在被霍夫曼逮捕整一个月后，在奥斯维辛被杀害的。她死去时身边的人是自己的母亲，这对于利恩来说也算是一定程度的安慰。查尔斯在几个月后被杀害，即1943年2月6日。

2015年1月7日，在图书馆和档案馆调查了几天之后，我踏上了前往艾瑟尔蒙德的道路，这里就是利恩与米内克及其家庭藏身约8个月的地方。我去往那里，是希望能够找到她停留的那个房子，也希望重新追寻她和乔·克莱恩在突袭之后离开那里，前往抵抗分子藏身处的路线。

艾瑟尔蒙德与鹿特丹之间的路途曾经十分遥远，但现在它与鹿特丹及其巨大的港口之间由一些高速公路和火车线路连接起来，这些道路一直延伸至马斯河直至入海口处。自战争以来，难以想象的发展规模已经吞没了这个小村子。到1962年，位于其西部的欧罗波特港（Europort）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港口，这一地位一直持续到2004年。迄今为止，这里依然是欧洲最大的港口，是第二大港口规模的两倍多，每年为欧盟的每个成员国运送约1吨物料。

过去的几天我和姨妈姨父住在一起，我向他们借了一辆标致108小型汽车。到了下午3点左右，我开车来到了威尔哈文（Waalhaven），为道路左边延伸的宽阔码头、储藏库和加工厂而震惊。一连串的集装箱和油箱排列的长度长达20英里。我经过了一连串炼油厂，每个都有一条金属管道，可以瞥见彼此之间船上晦暗的铁壁。这里的集装箱连绵不断地陈列于我周围的卡车上，鹿特丹的港口就像某种巨口一般喂养着欧洲大陆。

对于不熟悉这条路的人来说，通往艾瑟尔蒙德的路途需要注意力高度集中，因为这条高速公路想把你引领向前，或者前往码头，或者通向卡车可以分配其负载的遥远城市。我被许多火车包围着，艰难地驶向正确的出口，它引领我穿过螺旋形环岛，前往旧村庄。这个小村庄现在位于混凝土立交桥的阴影之下，立交桥上有12条车道，连接着一座双拱桥。不过，令人感到惊奇的是，这座小村庄本身并未受到太多影响，它依旧宁静。村庄里有许多漂亮的山形墙房屋，一些房屋上写着年份，如“1889”“1905”“1929”等。下午3点半，我把标致小汽车停在旧中心地带郊外的停车场里，那时太阳已经快要落下地平线，西边的桥梁和立交桥占据了地平线以上的主要位置。

利恩几乎不记得她藏身的艾瑟尔蒙德的那个房子的外观了。虽然她在那里住了半年多，但她只见过房子的外面一次，即她来到的那一天。她确切知道的是那个房子位于村庄的郊外，很像农场，建在堤坝对面。

从停车场走出，我顺着桥梁爬到了新马斯河上方，那里的贸易往来十分频繁。大型平板驳船在河中穿梭，上面载着煤炭和铁矿石。300码外河流的对岸有4座和谐的办公大楼，每座都是表面光滑的三角形玻璃大楼，仿佛蛋糕的一角。

为了寻找可能符合利恩描述的那座房子，我沿着堤坝顶部前往立交桥，很快，嗡嗡作响的混凝土立交桥就高高地悬在我的头顶上方，就像教堂里的天花板一样。四面延伸的粗壮支柱每天承载25万辆汽车。如果是在其他国家，这样的地方很可能看起来颇具威胁，但这里的一切都十分干净，维护得很好。这里有一组资源回收桶，在远方的立交桥下，我还能看到一个遛狗的人。接着一个骑自行车的女孩经过了我的身边，身穿一件亮蓝色戈尔特斯（Gore-tex）透气防水夹克，查看着手机。工业化扩张几乎没有波及这里的乡村生活。

在约两个小时的时间里，我扫视着周边环境，穿过的大多是毗邻老房子、战后发展起来的房屋，不过有时还能找到小块的乡下土地。面朝夕阳，我正是在这些房屋中找到了一座符合利恩记忆的房子：一座白色的单层房屋，矗立于东部边界以外一点的地方。房子的一端有一个谷仓门，上面嵌有四个小方窗，内部现在被改成了阁楼。荆棘和灌木组成的树篱在路边遮住了房子，而且它正建于堤坝对面。

这与我设想中的农舍完全符合，而且，随着夜幕在我身边逐渐降临，我可以想象利恩和乔爬上了我现在站立的这个陡坡。透过灌木丛，我窥见了黑色的窗户，还拍了一些照片。接着我再次向上朝河流方向移动，从上方俯视房屋的瓦片。我可以看到利恩和乔从这里转向中间，沿着河边的堤坝边缘移动，接着再次返回，朝内陆跑去。我越来越确定，于是在心中开始勾勒一条可能的路径。

不过20分钟后，在村子的南边，我看到了一座靠着另一个低矮堤坝的房子，它可能同样符合利恩记忆中那个房子的特点。这座房子也是单层的，四周也环绕着篱笆。我又拍了一组照片，这次的近景中街灯散发着微弱的灯光，我想象中的信念开始消退。

我是在与谁的记忆联系？利恩的还是我的？

一年后，如果我向利恩展示我对于她从艾瑟尔蒙德逃跑的记述，她可能会感到很困扰，不是因为我的记叙是虚假的，而是因为这其中有许多她无法填充的空白——与她童年经历中的早先部分不同。她记得乔在黑暗中背着她；她记得堤坝；她记得在诸多房屋中穿梭；还有抵抗分子藏身处，那里非常肮脏，让她想起了小酒馆。楼上有许多铺位，她和其他人躺在其中。那里散发着恶臭。但是，那里有多大，他们走了多久到达那里，他们跑了吗？这些问题都不得而知。对于她来说，这些事情在我的描述中似乎过于生动了。而她只是一个几乎不记得发生了什么的旁观者。

“你就像事情本来发生的那样写了下来。”利恩告诉我。“我可以接受的。”她最后说道。

现在天已经完全黑下来了，我的手机也没电了，无法再拍照片。我有些沮丧，走回车里，车现在停在一片空地上。当我坐在驾驶席里计划旅程时，仪表盘上散发的红白色暖光给人一种奇异的舒心感。过了一会儿，加热器清除了窗户上凝结的水珠，汽车内部开始变得温暖。没有了手机的卫星导航，我有些担心是否能找到去姨妈姨父家的路，他们家位于荷兰中部的本讷科姆（Bennekom）。尽管如此，我还是沿斜坡往上开，并入高速公路，慢慢驶进卡车车流之中，然后朝大桥开去。交通几乎堵塞了。在抵达任意一个需要下决定的交叉口之前还有很长时间，所以我今天头一次打开了荷兰广播。

两个男人正在交谈，一个是节目主持人，另一个是嘉宾。我花了一些时间来弄清谈话的主题——法国讽刺漫画的文化。他们提到了一份总部似乎位于巴黎的杂志，叫作《沙尔利周刊》（Charlie Hebdo）。

“这是一次编辑的会议……通常漫画家们在家里工作。”

“你知道那些漫画家吗？”

“没有私人交情，不过我很了解他们的作品。”

一些重要的事情发生了。他们谈到了对于先知穆罕默德的描述以及言论自由可能导致的后果。

7点，广播里播放了新闻摘要。《沙尔利周刊》办公室里的11个人被枪杀，这家杂志有嘲弄宗教的传统，包括对伊斯兰教。一辆汽车被劫持，一个警察在街上被开枪打死（他本人就是穆斯林）。挥舞着手枪，说他们已经报仇了的行凶者依然在逃。他们身后留下了一张身份证，证明他们是与“基地”组织也门分支有关的恐怖主义分子。大批群众在欧洲各地的公共场所聚集起来。成千上万的人在沉默中站立，携带自己制作的标语牌，上面写着同样的口号：我是沙尔利。

当我开着车在红色尾灯之中缓慢向前移动时，新闻主播们讨论着局势。他们详细讨论着专家的意见，还与现场的记者们保持通话。当天晚上，更多的细节浮现出来，因此谈话变得越来越具有历史观点。到了8点半，广播中播放了对阿姆斯特丹前市长乔布·科恩（Job Cohen）的采访。他叙述了自己对于十多年前荷兰电影制作人特奥·梵高（Theo van Gogh，著名画家家庭的后代[荷兰印象画派画家文森特·梵高的弟弟特奥·梵高是一位艺术品商人，也是这位电影导演的曾祖父。]）被谋杀一事的反应。

特奥·梵高是一部获奖电影的导演，也是支持言论自由的活动家，他重视突破一切可能的界限。他用图画式的玩笑来描述二战期间对犹太人的大屠杀，比如，他称耶稣是“拿撒勒的烂鱼”。后来，在2004年，他拍摄了一部名为《服从》（Submission）的电影。电影中展示了遭受家庭暴力虐待的穆斯林妇女的尸体。该电影由VPRO广播公司（成立时为一家基督教新教广播公司）在国家电视台上播放，三个月后，梵高在早上9点骑车前往办公室的时候，他在街上身中8枪，后被割喉。袭击者是一个极端主义分子，还误伤了2个旁观者，他在梵高的胸膛上用刀扎上了一则报复的信息，收信人是电影的创作者阿亚安·希尔西·阿里（Ayaan Hirsi Ali）。

广播中播放了那天晚上乔布·科恩作为市长向大众发言的一部分，这与现在的巴黎以及其他地方的言论很相似。在演讲中，他提到“该死的，我们自由的象征”，提到了“通过讨论，通过写作，还有——作为最后的手段——通过法庭，而不是通过我们的私刑”来取得进展。他的言语宽容隐忍，受到了大众的欢迎。

不过，即便是在2004年11月，他们也是理想主义的。当时还没有对科恩呼吁的有关表达自由的标准达成广泛共识。

在曾经的荷兰，即使在没有保镖的情况下，首相在早晨也能安全地骑车上班。不过到了2002年5月6日，皮姆·富图恩（Pim Fortuyn）遭到暗杀。他和梵高一样，也是某种极端主义者：荷兰左翼和极右翼的特殊结合体。富图恩是公开的同性恋者，他反对政治正确，反对移民，最重要的是反对伊斯兰教。作为地方主义运动的参选人，他在鹿特丹得到了37.4%的支持率。在此之后，他成立了自己的政党皮姆·富图恩党（Pim Fortuyn List），在民意调查中遥遥领先。大选日前夕，当富图恩离开希尔弗瑟姆（Hilversum）的国家媒体中心时，他脑后中了5枪。此次事件的实施者并非圣战分子，而是一个反对农业工厂化的狂热分子，他认为富图恩对于伊斯兰教和移民等问题的观点对社会规范造成了威胁。但这个细节（就像巴黎的那个被射杀的穆斯林警察）轻易地就被遗忘了。

渐渐地，道路变得畅通起来，我跟着指示牌来到了乌得勒支。对阿姆斯特丹前市长的采访结束了，广播接下来转向了小组讨论。明天在巴黎事情将会有许多新的发展：一场对犹太超市的围攻导致更多的伤亡，这次直接针对的就是犹太人。当我在黑暗中加速行驶时，我再次为新旧时代之间的明显重叠震惊：荒谬的阴谋论、经济衰退，以及失去了信仰的温和派政治家，在许多人看来，他们似乎无关紧要且贪污腐败。我的小车超越了将货物运往欧洲各地的集装箱卡车，卡车上装载着冰箱、电视机、家具和塑胶鞋。看着这些道路的样子，我意识到旧欧洲的一切都已烟消云散，但它的鬼魂却飘荡不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