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讷科姆是利恩与范拉尔一家共同居住的隐藏之地，也是我母亲的老家。这是我对荷兰了解得最清楚的地方，自从数周的调查以来，本讷科姆也是我大部分时间与姨父姨妈待在一起的地方。利恩在这个我如此熟悉的地方度过多年，这纯粹是个巧合，因为她是与我父亲，而非母亲的家族有联系的。

利恩停下了讲话，不过，像上次一样，桌子上的录音机还在工作。此时是星期日下午1点，我又来到了她在阿姆斯特丹的公寓。这是我们一周多以来的第一次采访。

利恩将贴着范拉尔一家照片的相册拿到桌下，然后摆好午饭用的餐具。我们一边吃着，一边聊着。

表面之下燃烧着的火焰的暗喻，就像当利恩藏身在艾瑟尔蒙德的农场时更早的“热度很低”形象一样，对利恩来说具有重要意义。当我们讨论她的感觉时，她回到了这个话题。愤恨已经在她心中积攒了几个月，一旦它公然爆发，就不可能抑制了。利恩和范拉尔一家之间可能会有激烈的争吵，竭尽全力的大喊大叫，利恩本人可能会说一些糟糕的话。

“我觉得我对他们太不近人情了，”利恩轻柔地说道，“他们对我也是一样。”

她观察到，在家庭之中，只有当所有人的行为已经被预先确定好，一个模式通常才能建立起来。你知道某个人会做什么，以及在某件事确实发生很早之前，其他人会说什么。对于利恩和范拉尔一家来说，这成了不近人情的模式。没有尊重，没有确定，他们不向对方说任何好话。

“但是，”利恩缓缓地补充道，“我也认为他们十分正派，道德非常高尚，对于我的不良行为——我确实有过——他们没有放弃我。”

“放弃我”：这意味着几层含义。

我问利恩她是否感到生气。

在回答之前，她停顿了一下。

“我觉得自己主要的感觉是，我失去了所有可以紧紧抓住的东西。没有界限……没有围栏……我最强烈的感觉，最重要的感觉是，我正在自由坠落，没有人可以拉住我。你需要某个人为你画一条不能跨越的界线，但我没有。”

利恩后来解释说，在她作为社工工作的职业生涯里，多亏有了这段经历，她可以非常理解那些在权威方面遇到问题的孩子们。他们也对不能跨越的界限没有概念，正因如此，没有什么可以阻止他们迈向犯罪的世界。利恩认为，考虑到进入她内心的野蛮和被遗弃的感觉，她本有可能走上那条道路。

继续采访之前，我和利恩在冯德尔公园（Vondelpark）里散了一会儿步，这个公园离她公寓前门只有几分钟的路程。虽然利恩年事已高，但她的步伐依然矫健，当我们过马路的时候，她还催促我加快脚步。

飞驰而过的骑自行车者和其他步行者挤满了公园里的小路。在冬日暖阳的照耀下，人们坐在公园餐厅和茶馆的外面，喝着咖啡，或者啜饮着细长玻璃杯中的啤酒。走在我们前面的三个男孩身上飘来了一股浓重的大麻味，这让我想起了20世纪70年代，这个公园作为“魅力中心”闻名于世，数千名嬉皮士在树下和湖边唱歌，夜晚睡在放在公园的睡袋里，为和平与爱而庆祝。很明显，只有10%的嬉皮士真正来自阿姆斯特丹，其他大多数人来自荷兰的其他地方，以及法国、德国和美国。至于现在，这座城市是一个包容的避难港，吸引了那些想要前来尝试的人，即使他们只是在此短暂地休息一会儿。更加让人难以忘怀的是，在二战期间，这座城市成了德国的军事营，四周围起了铁丝网，混凝土地堡深深地扎于地下。

回到公寓后，我们泡上了茶。在外面逛了一会儿后，再次投身于工作之中有些困难，我的问题暂时变得有些模糊和勉强。我试着描绘一幅有关那个秋天利恩生活的图景，却发现难以给它赋予颜色。尽管利恩与范拉尔家之间爆发了争吵，关系变得紧张，但生活还向往常一样继续进行着。她依旧要打扫，与范拉尔一家尴尬地吃饭，还要继续在学校大放异彩。她一直在晚上大声朗读《圣经》，这对于这个犹太女孩来说似乎是个负担，但利恩还把它当作一种乐趣。

“我一直都很喜欢讲故事，这就是教堂令我很高兴的原因。学习圣歌，聆听布道，谈论课程——这给我一种凝聚的感觉。这就好像当我还在普莱特街的时候，他们会说，在讲故事的时候，‘她就那么坐在那里，眼神直直的’。我完全沉浸在那个世界里了。”

我告诉利恩，她曾经逗弄过我的姑妈，即范埃斯家的小玛丽安娜。此时，她的眼睛亮了起来。

“是的，那没错。”她说道，接着，谈话的重心立刻变了，僵硬的气氛消失，利恩开始告诉我1944年9月17日星期日那天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