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早上，我在本讷科姆的一个空房子中醒来。我的姨妈和姨父——扬·威廉（Jan Willem）和萨布里纳（Sabrina）——肯定几个小时前就去上班了。就连他们的狗也不见了。留在厨房操作台上的便条上写道，邻居们将会在8点接它们，这就意味着它们肯定在一个多小时以前就已经走了。我坐下来边看报纸边吃早饭。在一间阳光普照的房间的远端，一扇大窗户遵循屋顶的山形坡度延伸至天花板处。窗户中呈现了草坪上一簇松木的轮廓。

这栋宽敞的低层建筑是我外祖父母在战争结束后不久建成的，它位于村庄外一座树木繁茂的小山之上，受到了美国建筑师弗兰克·劳埃德·赖特（Frank Lloyd Wright）的启发，体现了他们关于现代风格的理念：线条简洁。作为一个享受优待的小孩，我在20世纪70和80年代在这里度过了夏天，与兄弟姐妹们享受着巨大的花园和游泳池。在昨晚听过利恩的故事之后，这个地方现在似乎感觉有些不一样了。

我正在阅读的报纸是2015年1月14日的《新鹿特丹商报》（NRC）。报纸头版展现了巴黎的一长队人站在凯旋门前，排着队购买《沙尔利周刊》。这份发行量只有不到10万份的杂志，在恐怖袭击发生之后发行的第一版达到了500万份。报纸里还有美国帝国大厦和英国国家美术馆上亮起法国国旗颜色的灯光的照片，在标题《欧洲的恐怖袭击》之下，发生在巴黎的枪击事件被描述为“战争行为”。许多报道和评论文章都列出了对许多国家中犹太人性命的威胁，而诸多犹太会堂为防止被袭击也已经关闭。大规模移民的言论已然出现。报纸上的一篇报道指出，仅在去年，就有7000多名犹太人离开法国前往以色列，而这个数字还在上升。

利恩的过去和近来发生的恐怖袭击事件奇异地并列存在于我所处的这个熟悉的房子里：拼花地板、时髦的现代风格和古雅的家具，以及音响四件套里的巨大音箱。当我还小的时候，音响经常播放古典乐。门一边的墙上有一幅小小的铅笔画，大约有10厘米宽，画中的小鸭子在池塘里戏水，周围还有一些芦苇。几天前，我得知这幅画是我姨父的祖父母辈亲戚的犹太人邻居在即将转移至东部前留给他们的。就像被驱赶到韦斯特博克的中转营的107000名犹太人中的几乎所有人一样，这些邻居再也没能回来。这就是这幅小小的素描画现在留在我们家中的原因。

当我观察这幅画的时候，我想起了利恩关于其故事和家庭的初次记忆。这张铅笔绘成的方形画甚至都不是零散的信息——如果没有家庭的故事，如果没有人留下来讲述的话，它就会在旧杂货店里迎来自己的终结。我认为，对于我来说，本讷科姆从未有过真正的历史：它给人的感觉一直都是现代化的，只与欢快的青春年华有关。但现在，这种感觉变了。

在访问范拉尔一家在阿尔格梅尔的老房子之前，我决定先去跑步。很快，我就慢跑着穿过了林地，接着经过作物收割后冬天留在地里的残株，向横跨铁路线的平地跑去。我并没有打算来到此处，但当我扫视地平线，发现利恩记忆中自己被德国士兵用马车拉走时正是经过了这些地方时，我感到十分震惊。然后，我跑进了金克尔荒野，来到了1944年9月英军着陆的那片广阔无垠的土地，上面长满了黄草和紫色的帚石楠。

不知为何，这次邂逅似乎与历史精心地协调起来。当我环顾四周，看到熟悉的小山丘时，这种感觉愈发强烈。这里有许多菱形的小丘，这些史前时代的古墓如今在树木的遮掩下若隐若现，几乎与大地的起伏融为一体。棕色的旅游标志代表了不同的阶段：从新石器时代到青铜器时代，在莱茵河土地肥沃的沙滩上勉强为生的农民取代了打猎采集者。本讷科姆同海牙和多德雷赫特一样，可以被视为一处荷兰的发源地。这里是最早被清理土地、排水和付诸使用的地区之一，当罗马人来到这里时，这些土地位于罗马帝国的边缘，处于瞭望塔和堡垒的监视之下。到了1944年冬天，这里再次成了前线阵地。

十分钟之后，我来到了一小片荒地，地上有一棵被小时候的我们称作“爬树”的大树，我还在那里发现了两只眼熟的小狗。早上8点，邻居带着这两只狗出来散步。虽然他并不一直住在这里，但自小时候以来，他就断断续续地住在本讷科姆，所以我们对对方都有个大致的了解。我来到他身边停了下来。我们互相问了一些寻常的问题，过了一会儿，他问我是什么把我带回了荷兰。

即使到了现在，我也还是觉得这是个难以回答的问题。准确的回答太冗长、太私人、太严肃。而且，对于我真正在做的事情，我依然觉得惴惴不安，也不清楚自己是否有个明确的计划。不过，我还是回答了这个问题，当我这么做的时候，我发现这个故事开启了一段新的交流，就像在其他地方一样。这个邻居就像和他年龄相仿的几乎所有本地人一样记得登陆的时间。他叙述了9月17日后的几周里，他和其他男孩如何在森林周围收集使用过的弹药、制服的碎片和武器装备。他还记得自己和朋友们来到了森林里的此地，发现了一头牛的残骸，这头牛已经被英国士兵宰杀吃掉，只剩下毛皮和骨头。这是让我记忆深刻的细节之一。

下午2点，我骑着姨父的自行车，前去探访范拉尔一家的老房子，不到5分钟，我就到达了阿尔格梅尔，这是一条两边长满了树木的住宅街道，一直延伸到森林里。这些住宅规模庞大，大多是独栋的，远离树木林立的人行道，被修剪整齐的树篱包围着。再往村庄中心走，房屋的规模就小了一些。33号是一座半独立式大住宅，前面有一个漂亮的花园和整洁的砖砌车道。我把自行车停在路灯柱旁边，直直走向大门。

一个与我年龄相仿的女人应答了。我现在已经对自我介绍驾轻就熟，于是开始告诉她利恩的事情，以及利恩曾经住在这里的时光，但我还没来得及解释更多，她就打断了我，微笑着问我是不是指范拉尔夫人。

“是的，”我说道，“您和他们有私人联系吗？”

“没有直接联系，但当我们扩建地下室时，我们找到了她的一个小本子，还在某个地方保存着它。”

过了一会儿，我坐在了令人愉悦的开放式客厅兼厨房里，这里铺着木地板，窗帘拉开，墙上装饰着现代艺术作品。就连烧柴火的壁炉（这让我想起了利恩和她早上的工作）也是全新的。

这位名叫玛丽安娜（Marianne）的女士与我一同坐下来，她的十几岁的儿子则正在寻找那个小本子，他很快就找到了它，它被装在一个小小的有机玻璃盒里。他将其拿下楼来，那个盒子很可能之前装过一摞扑克牌之类的东西。

“之所以留着它，是因为我们觉得它很重要，”玛丽安娜解释道，“因为它与战争息息相关。”

这让人十分振奋。我宛如专家一般提起了盖子，想起了海牙的国家档案馆。我的全身一阵颤抖，因为这个本子的起始日期正好是利恩来到这里的那一天，而且它看起来十分陈旧，被老鼠啃过，上面还有霉斑。我检查了一下，这是一本家计簿，里面满是购物支出，比如花35分购买的腌黄瓜。这让我专家般的态势显得有些滑稽可笑。这个本子让我想起了简·奥斯汀的小说《诺桑觉寺》里的女主人公凯瑟琳·莫兰，她找到了一些陈旧的洗衣单子，从而在想象中构思了一个情节。范拉尔夫人的本子里确实列出了全家人的待洗物品——床单、背心和桌布——还记录了每次洗涤的准确日期。这个本子还有一种魔力，从中可以看出每日的主要食物（比如芥菜）和欢庆时刻（花高价买的蛋糕和柠檬水，但从来没有酒水）。

看完这个小本子后，我在房屋里转了一圈，包括地下室。原始的木楼梯和旧架子还在那里，架子上现在堆放着很少使用的厨房用品，比如一个电煎锅还放在包装盒里。我想象着利恩在这里偷糖块的样子。走到楼上，玛丽安娜指向了那个时期的遗迹，比如顶部嵌着磨砂玻璃的门。楼梯间平台的暖气片上，一双足球鞋正放在一张报纸上晾干。70年前，这是一座被占据的房屋，里面满是党卫队的士兵，这种感觉还真是奇异。

当我站在门口向玛丽安娜表示感谢时，她提到了自己的邻居。

“他就是在战争结束后不久出生的，你应该找他聊聊。”她建议道。

我有些不太情愿。未打招呼就前去拜访，这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我们之间甚至都没有直接的联系。虽说如此，因为玛丽安娜依然站在那里观望着，所以我就穿过了车道，来到了蓝色的大门前，大门上镶嵌着带有凸起花纹的窗户，上面的贴纸写着不欢迎陌生人拜访。我按下门铃，听到了里面传来的犬吠声。模糊的玻璃窗上显现出一个女人的脸庞。当我努力解释自己的身份时，两个阿尔萨斯人走向了我旁边的高大的铁制侧门，后面还有一个年近七旬的壮汉大步走来。

我不熟练的荷兰语听起来有些正式：“不好意思，你们的邻居，玛丽安娜，她建议我来访问你们。我正在调查我姑妈的生活，她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就藏在33号——”

就在我进一步解释之前，他打断了我的话。他脸上的表情彻底变了。

“小利恩！”他说道，“她正是我得以出生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