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了一会儿，我坐在了另一个客厅里，那个男人则在寻找一本书。打开着的巨大电视的音量很低，空气中弥漫着烤箱中炸薯条的浓浓香味。地板上满是孩子们的玩具。“不好意思，我的孙子们一早上都在这里。”这个名叫沃特·德邦德（Wout de Bond）的男人说道。到现在为止，他几乎没有做出什么解释，不过说了一件出乎意料的事情。在战争期间，利恩在这栋房子里待过一段时间。

这个新消息让我感到十分迷惑。利恩本人并没有关于邻居的回忆。此时此刻，沃特十分忙碌，无法提供进一步的解释；他背对着我，仔细翻找一大堆抽屉。有时，他抽出了装在一个鼓鼓囊囊的文件夹里的文件和照片。我有些尴尬地坐着，脑子里满是问题。利恩是什么时候来到这里的？她为什么不记得了？另外，这个男人为何因为她才能诞生于世？

最终，沃特找到了那本书，然后递给了我，但他还有其他想要展示给我的东西，因此他走向厨房，向妻子询问了红色文件夹的事情，他认为文件夹应该在抽屉里。

我被独自留在沙发上。他交给我的那本书叫《本讷科姆：犹太人避难地》，书被翻到了第142页。我在这一页上看到了一幅眼熟的照片，是17岁的利恩。照片旁边配着一小段文字：

除此之外再无其他。

我向前翻了一页，看到前一页的条目上写的是阿尔格梅尔31号，即我现在所在的这栋房子。这一页有两张图片，配着更多的文字说明。一张图片上是一个名叫马尔特的13岁小女孩，头上别着格子花纹的蝴蝶结。另一张图片上是一个二十多岁的女人，名字是赫斯特·吕本斯（Hester Rubens）。这两个人都是犹太人，都在战争期间住在这里。“越来越多的人藏身在31号，”这本书中写道，“但他们的身份不为人知。”

先前有消息说利恩和邻居们待在一起，这个信息则令人十分震惊。在利恩曾经居住的阿尔格梅尔，原来还有其他犹太人藏身于此。如果利恩确实在这栋房子里居住过，与马尔特或者赫斯特·吕本斯相识，那么她或许并不知道她们的真实身份。本讷科姆是一个犹太人避难地——这个事实对我来说是一个巨大的冲击。我一生都在拜访这个村庄，甚至到了现在，虽然我和母亲及其家庭谈论过我正在从事的工作，却没有人向我提过这里的过去。

我一边等待着沃特回来，一边浏览第140页，这一页展示的是街道对面的一座房子。我从此得知，那里也有藏身的犹太人。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并非一对）藏在阁楼里生活，只有通过一层卧室假墙后的一个梯子才能爬上去。

再往前翻了翻，我来到了开头处的条目，看到了一个叫贝尔塔·吕德斯（Bertha Ruurds）的当地人，她在战时经常到访阿尔格梅尔，还在这条街上生活过一段时间。贝尔塔用一些小纪念品来表达她对抵抗运动的支持。她在自家花园里种了一些橘色的金盏花，贩卖画着皇室家族的画像和小瓷砖，还负责分发新教的地下报纸《忠诚报》（Trouw）。通过这种方式，她成了一个接触点和消息传播人，她总是迅速地提供帮助。在战争结束、相关文件被发现之后，贝尔塔真实的身份——告密者——才为人所知，她曾受雇于政治警察。因为她泄露的消息，1943年9月4日，警察们突袭了阿尔格梅尔32号，与范拉尔一家只有一街之隔。32号的主人被关进监狱，藏身于阁楼之中的所罗门·米歇尔斯（Solomon Micheels）和威廉明娜·拉布夫斯基（Wilhelmina Labzowski）则被找到，被当作“惩罚代表”直接送进了奥斯维辛集中营，两个人都在9月底前被杀害。

两个躲藏的地点与利恩曾经居住的地方只有几米的距离。相邻的街道上还有另外六个藏身处。我曾经以为我对荷兰的这个村庄非常了解，但现在，这种感觉突然变了。

事实证明，并不只有阿尔格梅尔和相邻街道怀揣着秘密。至少有166个犹太人曾躲藏在本讷科姆这个只有5000人左右的村庄里，而80%以上的犹太人都活了下来。这与整个国家的情况截然相反。所以，在1940年，这个地方为什么表面上没有犹太人呢？

真实原因有两个。这既是伟大之人的成就，也是历史、联系和土地的产物。本讷科姆是一个多山地、森林和简朴农场的地方，就其地形而言，它与荷兰的其他地方截然不同。20世纪30年代，此地以度假地闻名，其他城市的犹太游客纷纷前来。因此，战争来临之后，这里自然而然就成了避难地。这里有许多隐身之处，救助者可通过村子里的租赁别墅、露营地、旅馆和休闲俱乐部等接触点被找到。

当然，救助本身并不能依靠土地，而是取决于人。例如，皮特（Piet）和安娜·斯库（Anna Schoorl）这对夫妇就曾十分喜爱运动和骑摩托车，他们在村庄中心拥有一个食物测试实验室。1942年7月，皮特接到了一个老相识的电话，后者是个来自鹿特丹的商人，名叫莱奥·范莱文（Leo van Leeuwen）。几年之前，即战争开始前，莱奥和他的家人来到这个村庄里度假，他还与皮特一起在当地的乡村俱乐部打网球。他们并不十分亲近，但莱奥眼下十分绝望。莱奥和他的家人刚刚收到了转移至波兰的指令，由于没有其他可能的选择，因此莱奥询问皮特和安娜是否愿意帮助他们，挽救自己女儿的性命。

他们需要立即做出决定。皮特当时正在大城市里跑业务，因此甚至无法咨询妻子的意见。她后来描述道，一个陌生人突然来到她家门前，领着“一个漂亮的金发小女孩，脸颊上还挂着泪珠”。安娜对形势一无所知，实际上也从未故意结识过犹太人，但她可以想象到发生了什么事情。因此，年仅三岁的小埃利纳（Eline）就与斯库家四岁的小女儿挤在一张床上，躲藏起来。

一旦此种联系建立起来，人们之间的关系就加深了。埃利纳的哥哥卡雷尔（Karel）也来到了斯库家，过了一阵子，他们的父母——莱奥及其妻子保利娜（Pauline）也藏到斯库家了。之后，除他们一家人之外，莱奥的堂兄弟及其家人也过来躲藏。对于皮特和安娜来说，这一压力几乎让他们无法承受，尽管如此，他们还是决定做更多的事情。因此，他们将村庄里的实验室改为藏身处，而且通过皮特在做生意时的人际关系，他们号召寻找更多的避难所。此时，许多家庭和失去父母的孩子们都前来本讷科姆，通常只是在实验室地下待一阵子，之后，村里的医生维姆·卡恩（Wim Kan）就会带着他们前往永久定居地。通过此种方式，50多人在斯库家的帮助下幸存下来。

后来，一场搜捕行动来临。通过审讯，大城市的警察得知了斯库家的所作所为，因此突袭了他们的房子。令人惊奇的是，藏身处发挥了其效用，没有人被找到。然而，皮特很快就被逮捕，并被党卫队拘留了7个月。到了此时，一整套网络十分活跃：遍布全村庄的食物供应商、情报员和各处构成的网络确保了藏身处的安全。皮特保守着秘密，当他于1944年5月被释放时，他重返自己的工作岗位。

最终，当盟军登陆失败，党卫队巡查街道、征用住宅时，斯库夫妇用自行车把十几个犹太孩子（因藏身数月而脸色苍白）安全送到了凯琴贝格路（Keijenbergseweg）一个护林人的小屋里。一天之后，那些孩子又从那里被接走，藏身于一个遮盖着大捆稻草的马车里。这些孩子幸存下来，就像得益于斯库家救助的其他孩子一样。

有人可能会认为，皮特和安娜应该会以街道名或雕塑的形式被纪念，但此事并非如此。战后，皮特的业务因在现代食物产业竞争中设备落后而失败了。他在农业学院找到了一份工作，这对于他来说是一个人生的低谷。在这些落魄的日子里，他还受到了抑郁症的困扰。当他于1980年去世时，安娜申请了战争抚恤金，但她的要求被拒绝了。

当我读到安娜的失望时，我因此事与维姆·亨内克（Wim Henneicke）遗孀的故事间的巨大差异而感到震惊。维姆·亨内克是犹太移民中央办公室搜寻部的领导人，这个猎捕犹太人的行动将约9000名犹太人送上死路。在战争的最后阶段，亨内克被抵抗运动力量枪毙；后来，他的遗孀获得了每月200荷兰盾的补偿金。

沃特走了回来，他找到了红色的文件夹，当我们浏览时，他告诉了我他的父母，以及他们在战争期间所做的工作。他解释说，就在我坐着的这个沙发正下方有一块木板，与地板上的凹槽齐平，因此很难发现。为了挪开这块木板，需要移走家具，然后抬起地毯。打开木板之后，这扇地板门就会通向房子下面的一个地洞。地洞看起来空旷且毫无危险。在搜查的警察看来，这就像一个用来防潮的通风处。不过，如果在黑暗之中匍匐前进，这个浅浅的通道就会通向一堵沙墙，墙后面有一个房间，里面配有家具和电灯，战争期间有一家犹太人藏身于此。

对于我来说，坐在沃特家的沙发上，客厅里的电视还开着，这个世界却突然似乎不一样了：这种秘密生活曾经存在，几乎无人知晓，就在利恩的脚下。我再次翻看了那本书，看到阿尔格梅尔33号利恩的条目旁提到了另一个名叫贝茨·恩格尔斯（Bets Engers）的女人，她也藏在范拉尔家里。贝茨·恩格尔斯是谁？利恩没有关于这个人的记忆。这是发生在利恩到来前的事情吗？如果是的话，她在那里待了多久？我再次查看了手机里范拉尔一家的照片，现在想起来照片中还有另外一个与范拉尔一家站在一起的人。那是个年轻的卷发女子，就站在利恩身后。这是贝茨吗？沃特不知道。人们的记忆是选择性的，而且通常无法完全信赖。许多事实已经无可挽回地遗失了。

我和沃特谈论了一会儿他父母的事情，我们一边聊天，一边翻看老照片。他写下了一系列电子邮箱地址，列出了当地历史学会的一些人，他们可能对我的调查有所裨益。之后，随着外面的日光渐渐减弱，我询问他所说的因为利恩才能诞生是什么意思。这部分故事还不清楚。

“噢，”他笑道，“你最好问问我的姐姐，她现在就住在埃德。”

我们一起看了一张照片：一个穿着彼得潘领的十几岁小女孩，手里抱着一个身着洗礼袍、长得像娃娃一样的孩子。照片四周带有花边，看起来华丽而正式。不过，这个女孩的笑容是真实的。

“那就是战争结束后不久的科里和我。”沃特告诉我。

沃特用整洁的印刷体写下了女孩的全名、电话号码和地址，还附上了自己的名片，上面画着阿尔萨斯熊的头像。

“保持联系。”他说道。

我骑上自行车，沿着大卡车道（战时还是一条林中小路）穿过森林，回到了姨妈和姨父的房子。就在这条路的某处，斯库家将一群犹太孩子藏在了护林人的小屋里。

这天早上，我慢跑穿过了盟军空军登陆的地方，之后径直向前，经过了可追溯至4000多年前的古坟。这些森林不再只是孩子们的游乐场。即便是那些树也与我想象中的有所不同。

战争期间，只有一棵很小的松树离这里很近，就在村庄的边缘地带，卡尔滕伍德旅馆的院子里。它看起来与其他树木并无二致，只不过它定期被旅馆主人连根拔起，之后换上新的树木。在地面之下，这棵树与木质的盒式建筑融为一体，建筑本身则是一个秘密房间的入口。

直到1995年，年过七旬的莱奥·德拉克（Leo Durlacher）才在著作中叙述了此事。他和他的家人藏身在旅馆后面的一个小屋里。一个由缝纫机马达驱动的警报系统会在警察到来前预先通知他们。如果警报响起，他们四人就会跑向实际是一个秘密入口的那棵树，然后就躲在地下的黑暗之处。他们通过一个与地表相连的手动泵来呼吸空气，还可以在寂静之中听到头上传来的沉重的靴子踩踏声。

我走回家中，给沃特的姐姐科里打了电话。她说自己很愿意和我谈论此事，还半开玩笑地告诉我，我最好快点来，毕竟她已经年过八旬了。

这些见面都让人感觉匆忙急促：在33号与玛丽安娜，在31号与沃特，现在则是和沃特的姐姐。科里的家就在我姨父工作的办公室的正后面。

我提议第二天上午10点见面。

科里答道：“那还真是够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