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早上，我搭着姨父的车来到了埃德，走向了一大片综合设施。这片综合设施由许多新建成的退休公寓组成，公寓有阳台并配备了可容纳轮椅的大型电梯。穿过停车场后，我来到了一个院子里，里面有铺着花纹地砖的人行道和巨大的花坛，花坛里的蝴蝶花在1月的阳光照射下闪闪发光。几拨穿着大衣、戴着帽子的居民正在外面的餐桌旁坐着聊天。指示牌向我指明了通往花园、医疗中心，还有一个名叫“大咖啡店”的时髦公共餐馆的道路。荷兰的老年人生活质量在全球名列前茅，而这个排名可谓荷兰幸福安康生活的一个缩影。

科里的公寓很温暖，各种各样的物件装饰其中。她的个子很高，像她的父亲一样，虽然她提醒我说要快点前来，但她的健康状况看起来很好。将她与沃特向我展示的那张照片里的年轻女性匹配起来并不困难，在那张近70年前的照片里，她手里正抱着自己的小弟弟。公寓里四处是儿孙辈的照片，就在她所坐之处的后面有一张她已过世丈夫的大相片。她的丈夫生前大多数时候都在一家水泥厂里工作。当她在我们的咖啡里倒入香甜的浓缩牛奶时，我突然意识到她让我想起了一个人——我的祖母扬斯·范埃斯。

我向科里展示了一张利恩现在的照片及其他照片。

她用一种非常自豪的语气说道：“她长成了一个美丽的女人。”

“利恩在这里的生活很苦，”她继续说道，“他们只让她打扫。那根本就不算生活。”

科里对范拉尔夫人的评判并不正面：“她只在乎外表，而且，如果别人可以做事的话，她就什么都不做。”

在她的记忆中，利恩十分纤细和热心，还经常被占便宜——总是在劳作，总是受批评，几乎不被允许外出。

“她真正渴望的是和我们一起居住。我记得当她来到我们家里，晚上和我睡在一起时，她经常这么说。我们家也这么想，不过我们必须和范拉尔一家保持良好的关系，所以这太危险了，无法这么做。”

科里告诉我，当范拉尔一家外出度假时，利恩在他们家借宿了一周多。

她笑着说道：“两个爱闲聊的女孩睡在同一个卧室里，你可以想象那样的生活。”

不过，利恩对此没有任何记忆。

在20世纪30年代的本讷科姆，科里是一个非常开心的少女，她拥有许多强壮的叔伯，可以把她扛到自己的肩膀上，还与她一同玩耍。

“对于他们来说，我就像一个球——被扔来扔去！”

我们查看了婴儿时期的科里与她父母的一张照片。三个人一同坐在菜园子里，他们身后的豆茎在紧密连接、干净整洁的藤架上高高地生长着。她父亲的一双长腿直接伸向了镜头前方。他身穿背带裤，以及一件有些破旧的开领衬衫。她的母亲穿着一条花裙子，握着女儿的手，在明媚的阳光下眯起了眼睛。

图恩·德邦德是一名油漆工。相比之下，他的妻子扬斯就有些体弱，年轻时患过结核病。他们的女儿出生之后，医生就告诉他们二人无法再生育了，因为扬斯的身体禁不住第二次怀孕。这对于夫妇来说是一个重大的损失，对科里来说同样如此，她成长的过程中一直梦想拥有一个弟弟或妹妹。

之后战争爆发了。1939年，图恩应召入伍，他的妻女则短暂地搬到了鹿特丹。科里还能回忆起在鹿特丹发生的空袭。她记得自己被塞进了大河中的一条驳船里，当他们逃离码头时，燃烧着的沥青掉进了她身边的河水里，发出嘶嘶的响声。

就在国家投降之后，科里和她的母亲返回了本讷科姆。几周之后的一个下午，图恩未打招呼就回到了家中的花园里，身上穿着制服，头发已被剃光。作为战俘被释放之后，他从德国走了回来。他们一家人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去镇子里为他买了一顶帽子。

过了两年多以后，第一个藏身处才在阿尔格梅尔出现。科里没有被告诉任何事情，不过她还记得房子里的人们。她认为他们站得离窗户太近了，有一次，她还看见他们从卧室里跑到楼下，然后穿过厨房跑到森林里。就在这次事件发生后不久，她的父亲开始在房子下面挖土并铺设电缆。

三岁的小女孩马尔特后来就生活在那里。他们听说，马尔特被一个大家庭的女仆趁乱救了下来，当时这家人的其他成员已经站成一排，遭到逮捕。从照片可以看到，马尔特长着一张圆润的小天使般的脸庞，脸旁是垂下的黑色卷发。格子花纹的蝴蝶结正好别在她头发的正上面，就像米妮一样；她的泡泡袖裙子也和米妮的很相似。马尔特的双眼黝黑而略带伤感。

德邦德夫妇看到她的第一眼就喜欢上了她。图恩将马尔特扛在自己的肩膀上，扬斯则为她唱歌，哄她入睡。这是身为姐姐的科里一直渴望的。德邦德一家在登记办公室为她登记为马尔特·德邦德，因此她在外面跑动也没有危险。

在撤离期间，全家人一起住在埃德的一个鸡笼里，饥寒交迫。不过，他们确保了马尔特有足够的食物。后来，在被解放之后，德邦德一家重新返回本讷科姆已被摧毁的家中，不过那并不重要。他们用了一个夏天的时间重建家园，嬉戏玩耍。

突然，一个女人来了。那是马尔特的母亲，她在战争中幸存下来。

当然，他们理应感到开心。当马尔特——真名是萨里·西蒙斯（Sari Simons）——离开时，他们送给了她一个银手镯。

德邦德夫妇想要在莱顿再见她一次。当时还没有运营的电车或者火车，所以这趟旅程耗费了相当长的时间。科里几乎认不出她了。马尔特的卷发被编成了辫子，科里觉得这些辫子在马尔特的头上编得太紧了。

之后，在马尔特生日那天，他们给她买了一辆自行车，即便当时仍然没有电车或火车，图恩还是一路将它带到了莱顿。

然而，当图恩到达那里时，马尔特和她的母亲已经不再住在那里了。邻居们说，她们已经去了以色列。

科里坐在公寓里的椅子上，看着我，努力控制着自己的声音。

“没说一句告别。我无法理解，你能吗？”她说道。

我无话可说。我环视了一下公寓，现在明白了为什么她让我想起了自己的祖母。这里有与我记忆中的多特相同的装饰物和实用家具的搭配，保持得非常干净整洁。她们两人甚至长相都有些相似：强健的母亲形象，声音洪亮，脸颊红润。她们的经历也十分相近：在农村长大，后来作为工人阶级的母亲加入大家庭之中。

我能理解吗？一个女人，她的丈夫和父母在毒气室里被杀害，回去寻找那个藏身在陌生的小村庄里的孩子，想要尽快离开荷兰，无影无踪？是的，我能。

不过，之后我聆听了很久有关利恩的故事。

马尔特突然离开之后，图恩和扬斯写了许多封信，到处询问并想办法弄清马尔特身上发生了什么事，然而没有得到任何答案。沃特在他阿尔格梅尔的家中向我展示的那个红色文件夹就是那些努力的记录，以及在那之后多年的沉寂。

最终，在扬斯去世很久之后，一封来自耶路撒冷、写于1983年12月18日的信在圣诞节的时候寄来了。

科里对这封信感到有些不舒服。虽然这封邀请信温暖诚挚，但让她的父亲此时出席仪式已经太晚了，而且科里本人在这封信中也几乎没有被提及。只有一个简短的问题提到了她的存在：

你们有了一个或更多女儿吗？

这个问题并没有恶意，但马尔特无法得知，这个问题多么难以回答，或者它触发了多大的伤心。

我们在沉默中坐了一会儿，之后我问科里，沃特所说的因为利恩他才能出生是什么意思。科里笑得有些无力。或许，原因更多在于马尔特而不是利恩，虽然她们已经离开，但她们在德邦德夫妇心中已经扎下了根。这些藏身之处带给他们的生活已经找不回来了。每个女孩都被想象成女儿或者姐妹，结果在没怎么道别的情况下就消失了。她们不可能知道，但这些被隔绝的女孩在他们心里留下了大洞。正因如此，虽然医生们告诉过他们危险性，但图恩和扬斯还是冒险尝试去生育另一个孩子。

我再次看回科里抱着她弟弟的那张相片。她看起来兴高采烈的。

“我母亲在床上度过了9个月，非常漫长，她当时非常虚弱，”科里告诉我，“不过之后我们迎来了沃特。”

离开科里家之后，我在姨父办公室短暂停留了一会儿，办公室位于科里家所处街道末端的拐角处，这是一个独栋的律师事务所。我计划在前往阿姆斯特丹拜访利恩之前与姨父吃个午饭。这座底层建筑曾经是一个小型的公共图书馆，建于20世纪70年代，镶嵌着长条玻璃和曲面玻璃。内部摆放着古董家具、一座落地钟和一张沉重的橡木桌子，与明亮朴素的墙壁形成了鲜明对比。办公室的面积并不大，但十分宽敞，当我和姨妈扬·威廉在里面来回走时，我被其布局的荷兰特色深深震撼了。自然光从肌理石膏板上斜射下来，勾勒出一张桌子、一幅画或一把椅子的形状。这让我想起了维米尔[即约翰内斯·维米尔（Johannes Vermeer），荷兰风俗画家，代表作有《绘画艺术》《戴珍珠耳环的少女》等。]。雕刻在玻璃上的文字是荷兰宪法的节选，告诉我“在荷兰，所有人都应在平等条件下受到平等待遇”，以及“不得因宗教、信仰、政治观点、种族、性别的不同或其他任何理由而受歧视”。从风格和本质来看，这个办公室代表了这个国家理想中的某种形象。

不过，那是一种选择性的幻觉。当我和扬·威廉坐在一起吃午饭时，我们讨论了荷兰这个国家令人不解的分裂性格。一方面，至少从19世纪初开始，当宪法起草的时候，荷兰就足以将自己塑造为一个理想型的社区：无阶级、平和、繁荣，以及国民都有担任公职的同等权利。1864年，浪漫主义诗人W.J.霍夫迪克（W.J.Hofdijk）吹嘘国家的任务是培养“地球上道德最高尚的民族”。另一方面，虽然平等主宰了荷兰国内，但在国外仍然维持着一股残酷的殖民力量，其半数以上的税收都是通过剥削印度尼西亚、荷属安的列斯和苏里南而来的。

在二战结束后的一段时间里，掌控这些殖民地财富的权利意识依然很强烈，当时荷兰政府的主要关注点不是国内事务，而是印度尼西亚，后者在二战期间被日军侵占。虽然荷兰国内已满目疮痍，但政府还是召集了一支军队，依靠从加拿大人那里买来的剩余军事装备，重新夺回了其油井、矿山和种植园。荷兰海军陆战队被派往印尼执行行动。乔·克莱恩，那个在艾瑟尔蒙德携利恩前往抵抗运动藏身处，后来还从新加坡给她写信的年轻人，正是这支部队中的一员。

曾经直面德国人的坦克现在开进了爪哇岛，荷兰近来历史的这种怪异景象进一步延伸——在西里伯斯岛，嫌疑人被带出牢房，在城镇广场中排成一行，被行刑队射杀。年轻的荷兰指挥官雷蒙德·韦斯特林（Raymond Westerling）提醒下属士兵们，他们的任务需要他们在“深至脚踝的鲜血中行进”。1947年2月1日，荷兰部队开始了所谓的村庄“清洗”，随后选择了约364名手无寸铁的村民，射杀他们，摘下他们的手表和首饰，然后把他们的尸体倒进了一个巨大的坟场中。接着，他们的村庄被付之一炬。

扬·威廉从记忆中援引了这些事实。然而，在二战后的荷兰，这些事实从未被提起，也从来没有任何一个士兵因此受审。为了从此种行动——导致至少4000名平民丧生——中恢复过来，就需要一种集体失忆的行为，这就留下了许多像乔·克莱恩未讲述的事情一样的故事。

一个多小时以后，我再次向扬·威廉借了汽车，返回阿姆斯特丹去拜访利恩。我告诉了她我在本讷科姆的发现，尤其是这个小村子的广泛抵抗网络，以及在她曾经居住的那条街道上，还有人藏在她家旁边和对面的房子里。令我惊讶的是，让利恩最兴奋的不是关于邻居们的出人意料的消息，而是她与范拉尔一家居住时自己的记忆得到了确认。

“她证实了我在那里生活得很苦，这一点的意义非常重大。我一直在担心问题出在我自己身上，或者我对他们存有偏见。”

当我们清空桌面时，我有些担忧我们合力完成的这本书。市面上已经有很多关于战争的书籍。利恩微笑着告诉我，重复并不是一件坏事。“还有许多关于爱的歌曲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