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其他地方，利恩回忆起了雅室，但在埃德的那个房子里，即她从1944年10月起开始藏身的地方，她只记得一段楼梯。楼梯十分陡峭，铺着地毯，楼梯底端则是一扇玻璃门，将人从房子里的其他地方分隔开来。利恩可以站在那里，不被察觉地聆听和向外探望。有必要的话，她还可以向上跑进卧室里，脚下没有丝毫声音，让人注意不到自己的存在。

虽然这里的食物微乎其微，利恩终日被困在房子里，但这座房子里的气氛比在本讷科姆的那家好一些。这里几乎有一种假日的氛围。这家人有些像临时住宿于此，较少做家务，规矩也比较少。范拉尔先生的兄弟埃弗特（Evert）是这家的男主人，他进一步助长了这种感觉。即便境况非常艰难，他还是努力使所有人保持欢乐。听到他的笑话时，范拉尔夫人笑了起来，脸也涨红了。

“德国人和一桶屎之间有什么区别？”他大声地问道，泛红的脸上堆满笑容。

“我不知道，我也不想知道。”她回答道，不过还是听着答案。

“桶！唯一的区别就是那个桶！”他的回复震耳欲聋。

他无所忌惮。你可以在房间里感受到他的存在。当范拉尔先生和埃弗特在一起时，前者几乎就像一个小男孩。他们一起玩游戏，比如用茶杯玩传球游戏，或者用毛巾的一个湿角弹对方。亚普也加入了他们的比赛中，他在这里没有像在阿尔格梅尔时那样讨人厌了。当他被捆住，在地板上打滚时，他咯咯直笑。

“我们有的是办法让你开口！”埃弗特伯伯说道，还挠挠他的两肋。

利恩是埃弗特伯伯的最爱。壁炉仅在每天晚上燃烧一个小时，当他们所有人围坐在壁炉旁时，埃弗特伯伯把她抱到自己的膝盖上，称呼她为自己的小朋友。他们一起玩多米诺骨牌。如果埃弗特伯伯输了，他就会暴跳如雷，不过那只是开玩笑。

“你肯定是在自己的牌上涂了额外的点。”他告诉她，把可疑的一张牌拿到了鼻子前面。

他甚至开始舔多米诺骨牌，来看看上面的图案是否会脱落。他的这些行为都有些孩子气，不过还是非常有趣。

他总是热情待人。对于利恩，他通常会揉捏和抓她的胳肢窝。她被逗得开怀大笑，甚至笑得喘不上气来。

在晚上，大人们一般坐在一起聊天，孩子们则玩多米诺骨牌，但在大多数白天里，没有什么大事发生。利恩起床，换上白天穿的衣服（趁机在卧室里享受一会儿独处的时光），然后下楼吃早饭，早饭通常是两片干巴巴的面包。之后，她就只是在房子里逛来逛去。

楼上，距离床边几步之遥的地方是一个不错的阅读角，一个枕头塞在了墙和床之间。这里的书不多，却是她可以读上一遍又一遍、从不厌烦的心爱之书。书中的语言变成了韵律，利恩则完全进入了冒险的世界中，里面充满了陪伴和美丽。天色从破晓的灰色逐渐转向午后的黑暗。

当所有人都外出时，这个房子发出了自己的声音，除非认真聆听，否则难以察觉。洗面台上闹钟的滴答声，管道的杂音，还有利恩头上方的房顶瓦片上，小鸟的爪子轻轻抓动的声音。在一片寂静之中，利恩有时会听到自己身体里发出的声响，即使没人听到，她还是觉得有些难为情。

今天她不是独自在家了，因为埃弗特伯伯在厨房里挪动东西。厨房里传来了家具的刮擦声，金属间互相摩擦的声音，还有他走在地板上时发出的嘎吱声。一旦她沉浸在自己的书中，这些声音就完全消失了。只有当这些声音发生变化时，她才能再次听到。

楼梯尽头门上的玻璃窗格发出了微弱的咯吱声。门闩被拨回了卡槽之中。然后，每踏一步，地毯下的木板就会轻微作响。过了一会儿，已经半开着的卧室门被完全推开了，埃弗特伯伯的脸庞出现在眼前。

“还在看书吗，我的书虫小朋友？”他微笑着说道。

他走了进来，坐在床边，拍拍自己的膝盖。利恩立刻明白了他的意思，虽然并不十分常见，但她还是没有思考就来到了他身边。当她坐下来时，他的身体拱向了利恩。他说了一些她喜欢这样做，以及这样做如何使她成为一个淘气的女孩的话。

利恩有些慌张和困惑不解。

她没有对埃弗特伯伯的行为说什么，甚至不知道他在做什么。她的身体颤抖，冷汗直流。埃弗特伯伯在胳肢她，不过有些不一样了。他的双手没有停下来。她甚至不确定自己有没有拒绝他。她的身体十分僵硬，但他打开了利恩的双腿。然后他的手指伸进了内衣包裹着的利恩的身体里，利恩的身体一痛，鲜血流了出来。

之后，他说利恩是自愿的。

现在，每当房子空无一人时，她都会感到十分害怕。一旦最后一个人离开，她就必须和埃弗特伯伯一起去楼梯底端和门之间的那个空地。在那里，当他们身后的门关上以后，她就必须半裸着站在那里，裙子还在身上，他则解开自己的腰带。当他将自己的阴茎推入她身体里时，利恩感到非常疼痛。有时鲜血还流到了她的腿上。

“你是自愿的。”他一直这么告诉她，到了最后，她几乎相信了他的话。这些强奸是一个秘密，有害且激烈，她深藏于心。

埃弗特·范拉尔有一股看不见的力量。它是如何起作用的，这依旧是一个谜。房子里怎么总是空无一人？为何她现在的位置通常是在他膝盖上？他是个快活的恶霸，擅长让他人屈服于自己的意志。和家里的女人们在一起时，他总是与她们打情骂俏，满是无耻提议，然而与自己的侄子和兄弟在一起时，他则有另一种魅力，以甜言蜜语哄骗和威胁他们。他做出的重击是友好的，只不过有些太用力了。利恩恰好就在中间，在男人们和女人们之间，像公主一样被高高举起，之后像宠物一样坠入谷底。

日子阴郁，一周周、一月月过去，逐渐模糊在一起。利恩几乎看不见任何东西了，只对门和楼梯末端的那个空地愈发熟悉。与此同时，在奈梅亨20英里以外，一支50万人的军队正在此等待。当春天到来时，1000门重炮将昼夜不停地轰炸敌人的领土。此时，数千架轰炸机已经蜂拥而至，笼罩着下方的土地。在战争的最后几个月里，这些轰炸机将投下50吨左右的炸弹。

在此之中，夜晚里埃德的这座房子仍处在狂欢的边缘：埃弗特伯伯引领的无休无止的随意庆祝活动。他坚称他们都应该有松饼（即使已经没有了鸡蛋、牛奶或黄油），而且他们还以某种方式得到了粗劣纤薄的松饼。他坐在桌边，扬扬得意。作为他的小朋友，利恩也必须拥有一些，所以他切下了松饼的一个尖角，移到了利恩的盘子上。

饥寒交迫的日子还在继续，不过有一天，它突如其来地就结束了：4月17日。首先是炮火，然后是一片寂静，接着远方传来了欢呼雀跃的疯狂轰隆声，听起来像军乐队发出的声音。利恩从上层的窗户里（此前她从未从这里向外看过）俯视着从各自家门中走出的小群男男女女，这些人满面谨慎。就在她正下方，一个站在人行道上的女人开始大喊——歇斯底里，声调极高，不受束缚地放声尖叫。女人站在建筑物之间，大声喊叫，双手举着一幅橘黄色的旗帜。

此刻，每个人都冲了出去，利恩也加入了他们的行列，当她半年来第一次踏上外面的人行道时，周围的人群簇拥着她。再次感受到太阳和天空，让人感觉头晕目眩。在阴天的明亮中，一切都势不可当：店铺招牌上的字母、道路碎石上的斑点、树篱中的深色叶子。她的耳边回响着移动声、喊叫声、人们的哭泣声，她的嘴里则品尝到了新鲜的空气。

利恩和一群孩子奔跑着，跃过路上的碎石，在倒塌的墙边停了下来。在一条小巷中，他们遇到了一个德国士兵的尸体。他面部朝下，倒在圆石上，一条胳膊向前指，头盔则依旧靠一条皮带固定在头上。这些孩子盯着看了一会儿，满脸好奇——有些害怕，不确定这个士兵会不会突然动起来——不过之后一个女孩继续向前走去，轻轻地踢了一下士兵的头侧部。他们在恐惧之中尖叫着向后退，不过之后缓缓地移动了。此时，一个男孩，接着是其他人，鼓起勇气向尸体踢了一脚。当利恩尝试着这么做时，她非常吃惊，她踢的已经死去的士兵竟然如此沉重。

外面的大路上则近乎疯狂。男人们在温暖、阴暗的午后放声歌唱。之后一队队部队穿过其中。看起来他们似乎是来自加拿大的盟军士兵。利恩在拥挤的人群的胳膊之间断断续续地看见了这些士兵。她看到女孩们爬上了坦克，她们的裙子在空中飞扬。空气因烟雾和柴油而变得混浊。最后，当利恩从一条高高的街上走回时，她的视线锁定在一个站在人行道上的女人身上，那个女人的头发刚被剃光，头上露出了亮红色的斑点。

在这一切之中，虽然利恩是狂热的欢庆活动中的一部分，虽然她跑跑跳跳，加入其他人的行列，但她并不明白其中的意味。解放没有任何意义。这是一场庆祝，人们在欢呼雀跃，仅此而已。

1945年5月5日，加拿大上将查尔斯·福克斯（Charles Foulkes）与荷兰要塞司令约翰内斯·布拉斯科维茨（Johannes Blaskowitz）在荷兰达成德军停火协议。投降书在瓦赫宁恩（Wageningen）签署，距离本讷科姆只有3英里。4月底，阿道夫·希特勒自杀；5月8日，同盟国一方宣告胜利，欧洲战争正式结束。然而，在欢庆胜利一些天后，对于即将到来的重建工作，荷兰国内的情绪顶多是阴沉的顺从。9万平民在战争中丧命，8000名非犹太人在监狱营中死亡，另外还有2.5万人饿死。在过去一年的斗争中，人均卡路里消耗量减少了一半多；8%的土地因德军撤退而淹没并浸于水下；此外，系统性的劫掠意味着荷兰遭受的经济打击比其他西方被占领国家的更加严重。

这种国家层面上的荒废确实从某些方面解释了本国幸存下来的犹太人所遭受的悲惨待遇。1.6万名犹太人从藏身处现身，在东部，还有5000人在集中营中活了下来。其他国家——如法国和比利时——已经在1944年大部分获得解放，以更快的速度提供援助，帮助运送犹太人回家。荷兰的遣返部队只拥有2辆雇用的摩托车和4辆小型货车，几乎无能为力。大多数荷兰国民都需要靠自己的力量挣扎着回家。

近50万荷兰人被困在国境外（大部分是在德国的劳动营里），还有另外约33万人是国内的难民，从伦敦归来的流亡政府一直竭尽全力、满怀善意地为幸存下来的犹太人提供足够的帮助。

然而，并没有善意的象征。政府没有做出声明，更别提特殊安排了。当这个问题被提出来时，荷兰的大臣们坚称犹太人应该得到和其他人一样的待遇。他们订购了大量的赞美诗集、祈祷书、《圣经》甚至圣餐杯，希望能给难民们带来精神上的抚慰，却没有看到此点与犹太人所受的待遇之间的矛盾。

绝大多数返回荷兰的犹太幸存者发现他们的归国经历给自己带来了精神创伤。当他们抵达国境时，他们遭遇了一大群毫无组织，却配备武器、身着混搭制服的国防军，因为政府害怕外国人，尤其是共产主义者涌入国内，他们可能会破坏这个国家的稳定。

迪尔克·德卢斯（Dirk de Loos）后来叙述道，他和其他犹太人共同乘坐的大巴从达豪来到了国境线，虽然他们操着纯正的荷兰口音，但当局不为所动，还是因他们缺少材料而将他们逮捕了。他们被喷洒DDT粉末消毒，之后被送到了奈梅亨的拘留营，10天后，迪尔克设法逃离了那里。然而，当他抵达在莱顿的家时，他再次被荷兰警方逮捕并送回，荷兰警方如往常一样令行禁止。

迪尔克的经历并非特例。韦斯特博克的中转营里有10万多名从奥斯维辛被运送至此的人，在战争结束后，500多名注定要被灭绝的犹太人幸存下来，在这里被关押了数月之久。他们与1万多名刚被逮捕的荷兰法西斯分子一同待在此处，后者正是想把犹太人送上绝路的人。当这些犹太人最终被释放时，他们的境况基本没有改善。犹太人的财产已经被掠夺，他们原来的房子已经被新来者占据，在某些情况中，当局甚至还要求犹太人为他们多年来在集中营里产生的费用交税。

在一定程度上，这些经历可以归咎于战后初期的混乱局势，但在解放后的最初几个月里，也有迹象表明，荷兰民众中的反犹太主义发挥了重要作用。荷兰一度代表了包容的避风港。在荷兰生活的犹太历史学家优素福·卡普兰（Yosef Kaplan）在荷兰共和国的整个历史中（即1581年到1795年）都找不到迫害犹太人的重大事件。然而，到了19世纪，一个卑鄙无耻、口音浓重的犹太骗子的刻板印象确实出现在了国家文化中，从东方来的移民进一步加强了这种印象。部分得益于国际上犹太复国主义的兴起，犹太人并不完全是荷兰人的看法浮出水面。之后，随着纳粹势力掌控德国，3.5万名外国犹太人逃至荷兰，荷兰政府则以限制移民和抓捕进集中营作为回应。社会上广泛流传着有关犹太共产主义者、犹太商人，以及犹太人可能会摧毁一个美味餐馆或一家好俱乐部的言论。

虽然荷兰国内的法西斯政党得票率从未超过4%，但对于战时的纳粹宣传者来说，他们还有一些事需要费心，这一点在1945年十分明显。一些抵抗运动小报的民族主义丝毫没有包容之心。例如，《誓言报》（Het Parool）就警告犹太人不要在解放后把大众的注意力转移到自己身上，还对犹太人在面对德国威胁时离开自己职位的行为表示了批评。另一份小报《爱国者》（The Patriot）写道，犹太人需要心怀感激，因为荷兰的抵抗运动拯救了他们，而“更好的人可能为此牺牲”。大众杂志上还有关于犹太人的笑话。在许多份报纸的读者来信页面上，一些读者抱怨称，现在战争已经结束了，犹太人将东山再起。一个政府办公室甚至决定不返聘犹太工人，因为业务中针对他们的大众情绪非常消极，雇用犹太人的话其他人的工作效率可能不高。与此同时，司法大臣致信犹太宗教联盟（刚被排除在国家教会委员会之外，因为其成员数量大幅减少），询问他们是否可以接纳正被快速释放的12万多名荷兰通敌者。虽然犹太人大屠杀的事实在媒体口中得到了简单的承认，但它很快就被避而不谈，因为过于恐怖，最终难以对其进行深思。不出预料，战后10年里，离开荷兰的犹太移民的增长速度远远快于比利时和法国。

1945年4月，对于战争已经结束一事，身处埃德的利恩并没有强烈的感受。她只是等待着其他人的决定。不过，几天后，范拉尔一家动身前往本讷科姆，能够从埃弗特伯伯身边逃离还是一个巨大的安慰。老路上现在满是在他们前面行进的肮脏的绿色货车，上面搭载着用手指比“V”的士兵们。当他们抵达33号时，他们发现房屋毫发未伤。虽然他们隔壁的德邦德一家被洗劫一空，地板被拆毁，但地板下的腌黄瓜罐子还整齐地排列着，像以前一样摆在地下室的架子上。范拉尔夫人很快开始指挥清扫工作。利恩再次用毛巾和抹布进行打扫，她擦亮了雅室橱柜上的木头，生活重新步入正轨。

没有人提出或回答问题，无论是在家里，还是在教堂或学校。没有人提到她父母身上发生了什么事情，接下来的几个月也同样如此，但在某个地方，不知怎的，他们永远不在了的想法就扎根于利恩的意识中了。海牙的妈妈、爸爸、祖父母、姑妈姑父、兄弟姐妹、朋友们的整个世界已经消失，再也没有重现，甚至在她的脑海里也是如此。

利恩重新装饰了自己的小卧室，包括门上的玻璃窗格。星期日有祈祷和《圣经》学习；每天晚饭后，她再次高声朗读了使徒们的行为和《旧约全书》里国王们的苦难。她重返学校，老师们注意到她的功课落下了。利恩收到了额外的数学和历史课作业，她在下午较晚的时候坐在床上写完，身上半搭着被子。她听到了隔壁花园中马尔特的声音。利恩现在更常去德邦德家了，那里更加自由，她也拥有科里这个友善的伙伴。一个月过去了，街道上通往村庄的地方摆放着几块厚木板，男人们开始以此修复他们受损的房屋。他们的水泥搅拌车停放在那里准备就绪，搅拌车出料口沾了一圈脆性岩石。

在本讷科姆，生活像往常一样继续；当利恩听到街道上传来的摩托车声响时，已经是初夏了。她在自己的房间里忙碌着，甚至都没有留意此事。过了一会儿，当门铃响起，范拉尔夫人应门时，利恩才注意到。

“小利恩，”范拉尔夫人叫道，“是找你的。”她的嗓音不带感情，她已经准备回到厨房了，当利恩从自己的房间出来时，大门已经关上了。

利恩走到了下方的楼梯上，从来者的鞋子和裤子她才看出此人是谁。她的心脏停了下来，因为那是埃弗特·范拉尔。她即使敢发声，也没有可以寻求帮助的对象，她的整个身体似乎立刻凝固了，畏惧不前。埃弗特伯伯向前走来，抬头看着她，眨了眨眼，透过开着的门指了指路上的摩托车。

如果你闭上眼睛，那么可能就不会发生什么。她的手指紧紧地握着钢制的摩托车车把，感受到贴在她光裸的双腿上引擎释放的热量。他们来到森林后，地面起伏不平，热气向她袭来，他加速驶过时引擎发出了巨大的轰鸣声。她竭尽全力让自己保持麻木，但她在早先感受到的麻木却始终不来。

林下灌木丛深处停放着一辆老旧的吉普车，悬挂在树冠上，底部卡在灌木丛中。他直直地开向那辆车。她十分确定，他是早有预谋的。他把摩托车停靠在一大堆废弃轮胎旁。她依旧坐在摩托车上，紧闭双眼，嗅到了一股发动机机油的刺鼻气味，里面还掺杂着湿漉漉的菌类和树叶的味道。当她眨了一下眼睛后，她看见吉普车的挡风玻璃上泛着青苔的光泽。轮拱罩后面就有一级台阶，埃弗特伯伯缓缓地开口了。他对她说：“你是自愿的。”

再一次，没有人提出或回答问题，而且，在这次之后，他定期骑着摩托车前来拜访，就像去学校或教堂一样。用范拉尔夫妇的话来说，埃弗特伯伯和利恩拥有一份“特殊的友情”。他们似乎不会对埃弗特前来接利恩感到奇怪，或者说，如果觉得奇怪，也会将这种怪异感归到利恩身上。

夏去秋来，利恩12岁了。森林里没有了浓密的绿叶遮挡，显得更加明亮。脚下则寒冷潮湿。他们经常前往的那辆老旧吉普车开始像周围的树叶一样枯萎老朽。它的车前灯上蒙了一层雾气，灰暗且浑浊不清。随着日光逐渐消失，利恩的自我意识也在不断减弱。她变得更加沉默，胆战心惊，仿佛一只被深深伤害的小动物。

之后，在9月中旬，突然来了一个不同的访客。利恩站在楼梯顶端向下看，几乎难以置信。赫洛马夫人回来了！

图克·赫洛马一看到利恩，就不由自主地向前走去，她绕过范拉尔夫人进入房子里。她走到楼梯底处，伸手抓住了利恩的肩膀。

“小利恩，看到你太高兴了！”她说道。

一个小时后，两个人坐在阳光沐浴下的长椅上，看向荒野。她们打算谈论一些严肃的事情，利恩也应该说说她认为最好的事。

首先，赫洛马夫人询问了她的健康和学校功课状况。每当利恩回答时，赫洛马夫人就会停下来在本子上做记录。有时，她就静静地坐一会儿，思考着，手里握着笔。之后，当所有问题都问完后，赫洛马夫人将笔记本放到身旁，看着一排树木，然后转过头来，若有所思地看着利恩。

赫洛马夫人说，范拉尔一家已经照顾了利恩很长一段时间。范拉尔家并不是一个大家庭，但家里有一个空余的卧室，而且直到现在，亚普几乎就像利恩的弟弟了。当然，弟弟可能会招人烦，有时姐弟之间也会爆发争吵，但本讷科姆是一座不错的村庄，范拉尔夫妇也乐意让她留下来。她可以作为家中的女佣，通过为家里做家务来养活自己。她可以继续上学，她的学业似乎还不错。利恩对此怎么想？

利恩透过长椅上的板条，向下盯着地面。

利恩怎么想？

她对于这样的问题有些不习惯。利恩的眼睛紧盯着薄条状的土壤和黄色的草地。

“我不想待在这里。”她说道，几乎是自言自语。

“那么你想怎么样？”

只有到了此时，她才有了答案。

“我想去范埃斯家。”利恩坚定地回答道，然后抬起头来，眯着眼看下落的午后太阳。

既然话已经说出来了，利恩就可以看到它们：兔管街上的房子，朋友克斯、阿里、小玛丽安娜，还有姨妈的厨房。那是她可以想象自己唯一能够再次当一个孩子的地方。

当然，这些事情不能迅速整理完成。赫洛马夫人必须返回多德雷赫特，去看看如何安排相关事宜。利恩等待了长长的一周，其间兔管街在她的脑海中不断浮现。她想和安妮·穆克霍克一起游泳，就像以前那样，或者去拜访街道对面的邻居德布鲁因夫人。随着日子一天天过去，那个世界的存在变得越来越急迫。她非常害怕埃弗特伯伯的到来，她已经有很长一段时间没有这样害怕过了。

终于，星期六，赫洛马夫人来了。利恩无法咽下早饭，当门铃响起时，一股电流直抵她的心脏。赫洛马夫人站在门阶处，正在和范拉尔夫人相谈甚欢。她微笑着向利恩挥手，但没有同她说话。之后，赫洛马夫人来到了雅室，和大人们私下谈话，利恩则必须回到楼上。利恩在自己的卧室中焦躁不安地等待着，不过最终还是被叫了下来。“现在，我和小利恩要出去走走。”赫洛马夫人轻快地说道，牵着利恩的手走了出去。

之后，两人沿着街边散步，赫洛马夫人开始说话。利恩花了一会儿工夫才明白了赫洛马夫人的意思。范埃斯一家安然无恙，他们也向利恩送来了最温暖的祝福。此刻他们非常繁忙，因为姨妈怀孕了，全家刚刚搬到了一栋新房子里。亨克姨父现在有了一份不同的工作，他管理着全市的住房。这是一份非常重要的工作，许多人需要他的帮助。此外，他在战争期间与德国人战斗，后来被送进了监狱里，这导致他现在的身体状况依然不是很好。而且，多德雷赫特现在并不是一个非常理想的地方，因为轰炸给这座城市带来了巨大的损伤。城市里没有了桥梁，人们依旧饿着肚子，还经常没有供暖。电力系统也经常无法正常工作。这些都意味着此刻利恩无法前去与范埃斯一家居住。

这对她来说不可行，当利恩试着去理解这一点时，她的呼吸停滞了。图克·赫洛马伸出手来安慰她，不过这已经太晚了。利恩的心里裂开了一条大缝，她茫然地盯着虚空，惊恐不安，她的嘴有些扭曲了。她仿佛已经坠入了大地的中心。

图克·赫洛马非常害怕。

“小利恩，我会再问问的。”她说道，但利恩很长一段时间内都听不到任何声音，震惊与哀伤吞噬了她。

我回到利恩在阿姆斯特丹的公寓时，时间刚过7点。录音机里，利恩说到此时的事情时有些结结巴巴的，但她的犹豫与其说是出于感情，不如说是出于想把事情说清楚的意愿。

“他们不想要我的消息传来了……她回来告诉我，事情无法如愿进行……我听到后感到一阵眩晕。”

她沉默了很久。

“我无法相信。我曾经完全指望着这件事，把自己的全部希望压在了上面。我曾经把它当作唯一的出路。”

在静默之中，我问自己，是什么让我的祖父母给出了这样的回复。利恩离开后，祖父母一家又庇护了另外两个犹太孩子，后来他们都回到了自己的家里。也许我的祖父母认为这是应该为利恩做的事情？他们自己也处于巨大的压力之下，而且他们已经付出了许多。同样正确的是，相隔如此之远，我无法知道他们究竟被问了怎样的问题，或者他们给出了怎样确切的回答。当图克第二次询问时，他们给出了肯定的回答，并且是欣然答应。

尽管如此，第一次的回复还是毁坏了某些珍贵之物。它毁坏了某种确定无疑的归属感，而这也许是我祖父母给予利恩最宝贵的礼物。

过了不久，利恩最后一次站在了阿尔格梅尔33号的门阶处。门外的道路上停着一辆突突响的汽车，赫洛马夫妇坐在车里等着她。这是一场尴尬的告别。

当利恩安静地说了再见，准备离开时，范拉尔夫人递给了她一个未封口的白色信封，里面有四张照片。

范拉尔夫人说道：“留着照片，别忘了我们。”

汽车在路边等待，利恩则简单地浏览了这几张不平整的照片。

第一张是她自己。这是几个月前在摄影工作室拍摄的，照片展现了一个漂亮的小姑娘，她身后是一段美丽的螺旋式楼梯。利恩身穿白色的及膝袜和一件深色的水手服裙子，在照相机前看起来直挺挺的，唇边露出一丝微笑，头上还别着一个少女般的格子花纹蝴蝶结。然而，照片上的景象并不是真实的。如果你往下看地板，你就能看到摄影师布置的背景幕布的边缘。大理石和锻铁楼梯不过是幻象，拉动绳索就可以轻松换上其他布景。

第二张照片就是她和范拉尔一家站在房屋前的那张，是在约两年前拍摄的，当时她刚来到本讷科姆。她在那张照片里看起来比现在年幼很多。

之后是两张护照上的相片，一张是范拉尔先生，另一张是范拉尔夫人。他们都凝视着摄影师的左肩。范拉尔先生的头发用Brylcreem发蜡高高地固定起来，脸颊上还冒出了一些胡须茬，身着紧身正装的他看起来有些不太舒服。他的妻子则看起来朴实无华，牙齿轻抵在下唇上。

他们看起来不太高兴。

现在利恩就要离开了，这些人似乎有些可怜，他们按照指示移开视线，并竭尽全力地遵从指引。

对于利恩来说，她的生活即将从乡村转向城市，从旧式的宗教变成全新的社会主义理想。这是一段漫长的旅程，但开车的赫洛马医生将其变成了冒险之旅。每个误导性的路标或破损的渡船都是一次挑战。他向利恩展示了他们正在前行的路径，当道路突然受阻时，他还会让利恩一同讨论路线。雨水滴落在挡风玻璃上时，她和赫洛马夫妇躲在小小的汽车里，到了午饭时间就在路边临时停车处停下，享用腌牛肉三明治。饭后继续上路。当他们穿越这个国家时，路上几乎没有汽车，大部分都是挣扎前行的骑自行车的人。利恩透过雾气看到了外面桥梁的残骸，赫洛马医生告诉她，在战争的最后几个月，这些桥梁被德军切断，钢材被运送到了德国。

他们到达多德雷赫特的时候已经是黄昏了。她第一次瞥见范埃斯在弗雷德里克街（Frederikstraat）的新家时所留下的印象就永远留在了脑海里。许多人拥挤在大门周围。他们或者是想要寻求住房方面的帮助，或者是向亨克姨父询问看法的记者。赫洛马夫人以其一贯的镇定直接穿过了人群。然后，脸颊圆润且泛红的姨妈就站在玄关处，在暖光的照射下，她看起来很疲惫，不过还算安好。利恩跨过了前门，嗅到了令人安心的烹饪、洗衣、烟草和人们的味道。姨妈温柔地环抱住她。“小利恩，”她说道，“你回家了！”

接着，整个家里的人们都冲过来拥抱她。她受到了宠爱和赞扬。“利恩！”“小利恩！”“利恩在这里！”克斯站得比她高一个头，有些难为情地睁大了眼睛。玛丽安娜则暂时有点羞怯，缩在姐姐阿里的怀里，然后颇为大胆地转向姐姐问道：“你打算去哪里睡觉？”甚至姨父也向她走来，他瘦削且有些紧张，袖子挽起，领带松垮垮地系着。

“我们都非常开心你能回来。”他说道，眼睛注视着利恩。

这个房子虽然只比范拉尔家的房子大一点，却比兔管街的房屋面积大了一倍多。这座房子里有一个用厚重窗帘分隔开的日光室，有一个陡峭的盘旋楼梯，一层还有一个对着街道的阳台。姨妈回到厨房中继续忙碌，亨克姨父则立即走回高挑的客厅里，被男人们和记者们团团围住，继续与他们讨论。一切都与以往不同了，却依旧让人觉得熟悉。邻居们过来串门闲聊，各个年龄段的孩子们则四处乱跑。

晚饭时，阿里盛出了豌豆汤，姨妈则紧随其后，手里拿着一块摆放着切片香肠的砧板。她用自己的餐刀给每个碗里拨了一些。很明显，此时还没有许多食物来供应全家，不过，轮到利恩时，姨妈问利恩是否想要一些香肠，利恩点了点头，于是姨妈给了她别人两倍的分量。接着就是罕见物布丁，那是为利恩特别制作的。

吃完晚饭后，利恩走到漆黑的外面，空气凛冽，孩子们正在玩耍。她没有加入其中，而是只走了一会儿，房子始终在她的视线之内。兔管街，那条三年多以前她第一次到多德雷赫特时来的街道，就在步行不到十分钟距离的地方，却已经淡出了她的想象之外。她再也见不到自己的老朋友安妮·穆克霍克了。

明天，她将前往一所新学校，还会结识新邻居。这种感觉很奇怪，与多德雷赫特有所关联，半分熟悉，半分崭新。身处其中，她觉得有些头晕目眩，仿佛很疲倦似的。

她走回家，夜里的这座房子已经安静下来。电力系统已经停止运行了，这在此时的多德雷赫特时有发生，房屋里只有几点亮光。在油灯的光环下，姨父正俯身看着一叠文件。姨妈坐在他身边织衣服，对利恩说了一声古老的晚安语“trusten”，这个词曾经在利恩听来十分古怪，现在却让她感到心安。

阿里走在利恩前面上了楼梯，手里护着蜡烛，走进了现在她们共同使用的房间。卧室在黄色火焰的微弱光芒下显得温暖舒适。有两扇门通往阳台，三张床并排摆放在一起。

“那是你的，”阿里说道，她指向最远端的一张床，“不过如果你愿意的话，我们也可以换。”

但利恩相当开心。她的毯子上放着一堆两年多前她离开时留下的东西：一些书、钢笔和铅笔，还有一个毛绒玩偶。利恩早已忘了它们，它们现在则像是送给利恩的新礼物了。尽管如此，当利恩触碰每一个物件时，它们都会引发她的回忆，仿佛一闪而过的火光。之后她还看到了自己的诗集，在微弱的光亮下，“不要忘记我”的封面上显露出蓝灰色。利恩站在那里，静静地拿着诗集，过了一会儿，她把合上的诗集放在了自己床边的架子上。

2015年的阿姆斯特丹，数字式录音机已经持续不断地运行了近两个小时。

利恩问道：“我们要不要吃点东西？”

我点了点头，从座位上离开。现在已经相当晚了。

厨房里，当利恩开始忙碌时，在油烟机的光线下，蒸汽很快袅袅升起。20分钟后，我们重新回到了餐桌旁，这时桌上摆满了食物。桌子上有一个水罐，里面有柠檬片，表层还泛着银色的气泡。当我们坐在灯光之下时，我觉得自己仿佛与父母或姨妈姨父在一起。不过，这很奇怪，因为我们此刻谈论的话题并不是家庭关系，恰好与之相反，是20世纪80年代初期利恩与范埃斯一家的关系断绝。

吃完饭之后，利恩提议一起看看她在犹太人大屠杀基金会所做证言的录像。我们坐在她的桌边，用她的电脑观看。利恩点击图标，一秒之后，我们就看到了20年前的她。当时她坐在位于艾恩德霍芬（Eindhoven）家中的一把红色椅子上，这把椅子现在则放在她的客厅里。

虽然屏幕里的她更加年轻，但不如我现在认识的她富有活力。她肩负着重担，眼中显露出疲惫之色。她以一种平实、谨慎、就事论事的口吻开始在摄像机前陈述。首先是她自己的名字，然后是她父母的名字，之后她回答了采访者的问题。这场叙述就以这种方式持续了一个小时。但没有故事、没有家庭、没有生活。

坐在我身边的利恩对以前自己的看法有异议。她有时会对以前的说法做小调整，甚至在觉得自己过分正式时哈哈大笑。她就像个坐在教室后面品头论足的小孩。

DVD录像结束了，我们看到了采访最后一刻凝固的画面。此时已过了半夜，房间里和外面的城市一片寂静。

“我该走了，”我说道，“我想明天再去多德雷赫特一趟。”

几分钟后，我在黑暗中感受到自己的视野非常清晰。对于我来说，我此前从未如此深入地了解一个人，从其最早的记忆，直到内心活动细微且私密的细节。对我来说，12岁时回到弗雷德里克街我祖父母家中的利恩相当真实。我觉得自己对她的了解胜过了对我自身的了解。

不过之后，我也知道这只是一种幻觉，只有一个故事才能带来这种幻觉。作为一个在享有特权及和平稳定的世界中成长起来的人，我怎么能理解一个遭遇了二战的女孩的经历呢？我怎么能明白生活在完全孤立中、完全失去自我的孩子的感受呢？一个人的经历又该有多么深刻呢？

后来，当我驾驶着小汽车在夜色中驶向本讷科姆时，我突然被一个令人困惑且荒谬的认知震撼。它像一股震颤一般袭击了我，正是那种当我在拥挤人群中丢失了年幼儿子时所感到的冲击。当我看到12岁被深深伤害的利恩时，我从中看到了自己的继女乔茜（虽然我从未称她为继女）12岁时的样子——倔强、隔绝、执拗。

这并不合理，因为她们的情况截然不同，但一闪而过的过去（乔茜曾经自甘堕落、暴躁易怒、不顾一切，而且肆无忌惮）仿佛给了我的大脑一记重击。

当我沿着高速公路向前行驶时，我似乎看到了16岁时的乔茜，她站在私人车道的碎石上，似乎永远离开了家。接着，我想起了她曾经住过的许多糟糕的地方，还有肮脏的公用厨房和面对砖墙的窗户。

自我辩解在我的心中升起：她想要离开，她说自己痛恨家庭，无法控制。我当然不是不通情达理吧？我并没有恶意。每一次，每到一个新地方，我就会为她制作同样的架子，然后看着同样的一些照片（其中一张是她在剑桥的发小）从纸盒里出来。我们每个月都给她汇钱。我们在餐馆里见面。我偶尔会留下一些无人回复的电话留言或信息。

但事实是，我不想让她在家，我也不了解她。事实是，有的时候我想让她远离我的生活。

在那些糟糕的日子里，当我们的女儿似乎已经消失在我们的生活里时，我的妻子安妮·玛丽（Anne Marie）睡觉时总是时睡时醒，手机一直放在枕边。有时她会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出门。每天她都会给女儿打电话，即便没人接听。妻子说，乔茜知道自己是被爱着的这件事非常重要。我却很少给她打电话，经常数月都见不到她或收不到她的来信。

之后，我想到了我祖母给利恩寄去的那封断绝关系的信件，在此之后，两人再无见面。我会给乔茜寄去这样一封信吗？当我想到仅在数周之前，我和乔茜还在这条高速公路上一同驾车，我就觉得这似乎难以想象。那时我们非常亲密，全家人团聚在一起，伴随着路上的轰鸣声，感到平静。我还记得，在那趟旅程中，我试着告诉乔茜利恩的故事的起始，当时我喉头一紧，难以开口。我们有可能失去对方吗？我不得不承认，很有可能。

当我抵达本讷科姆时，那座房子非常安静。小狗们轻快地跑动着，舔了舔我伸出来的手。我在床上躺了几个小时，难以入睡，到了凌晨3点，我拿起了手机。我给乔茜发送了一条短信，只是说道“我爱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