阳光透过阿姆斯特丹的葡萄牙犹太会堂的窗户倾泻进来，我感受到脚下铺在地板上的沙粒，它们是用来减弱声音的。头上的金色吊灯在深色木材的拱形天花板上飘荡着，我身边还矗立着高大的乳白色石墙和柱子。一切都非常朴素克制。1675年竣工之时，这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犹太会堂，除了在20世纪40年代暂时关闭过，它依旧是仍在使用的最古老的犹太会堂。即使到了现在，这里也没有电或暖气。在盛大的仪式上，近一千根蜡烛将被点燃，既有简朴木长椅上的支架中发出的亮光，也有从高高的三层吊灯上闪烁的光芒。

当利恩站在我身边时，她笑得非常骄傲。我们绕着阿姆斯特丹古老的拉丁区漫步，之后将会前往犹太历史博物馆。当我们在庭院里闲逛，偷窥古朴的小房间和办公室时，她告诉了我她婚礼的事情，那发生在1959年12月20日。

那个时候，她和范埃斯家的联系重新建立起来。她远离家里长达一年，相当凄惨地住在各种机构宿舍中，但后来爸爸前来看望她。他们在阿纳姆一个旅馆的酒吧里见面，差不多位于双方住处的中间，离利恩工作的地方不太远。他告诉利恩，什么事都没有发生，她应该回家。

这并不是利恩的看法，但她非常想念妈妈和兄弟姐妹，所以她接受了提议，继续像往常一样周末回家。那件事和利恩这一年的消失都从未被提起。

然而，利恩与其养父母之间还是产生了一种新的距离感，也许这部分导致了她开始在阿姆斯特丹为取得社会工作的另一个资格而学习时，选择加入了犹太学生协会（Jewish Student Society）而不是社会主义联盟（Socialist Union）。正是在阿姆斯特丹，她遇到了自己未来的丈夫——阿尔贝特·戈梅斯·德梅斯基塔（Albert Gomes de Mesquita），一个正在取得博士学位的科学家。他有些体弱，说话细声细气的，但对自己颇有信心。

“他很了不起，”利恩曾说道，“我记得他告诉我，幸福是很容易实现的。他知道如何生活。”

对于阿尔贝特来说，幸福源自犹太教的教义和节奏，其古老的模式带给他平和的感觉。他自己就是建造了这座宏伟的犹太会堂之人的后代。他的外祖父是一个富裕的银行家，曾经是葡萄牙犹太委员会的主席，其曾祖父是著名的阿什肯纳兹犹太人[阿什肯纳兹犹太人指在公元11世纪前并入神圣罗马帝国的一个犹太人分支的犹太人后裔，亦称德裔犹太人。]祈祷书的作者。不过，对比之下，他的父系氏族就只是贫穷的金刚石切割工，也是严格遵守教规的信徒，安息日、纪念节日和饮食戒律塑造了他们的生活。

当然，阿尔贝特也有自己的幸存故事。1942年8月，12岁的他与父母和妹妹一起藏在了一套专门建造的庇护室里。他们躲在阿姆斯特丹一栋房子的地下，有大量的粮食储备，一条秘密逃跑路线，一群给他们提供物资补给的可靠朋友，还有例行的锻炼和脑力活动，以此保持精神振奋。他们玩大富翁游戏和惠斯特纸牌游戏，下象棋，打桥牌。阿尔贝特每周都会完成杂志上的逻辑谜题，外面的帮助者不仅会给他带来杂志，还会拿来新鲜的食物。每到安息日，他们都会举行例行的仪式，唱祷歌。

然而，尽管他们做了万全的准备，就在战争结束的前一年，他们还是被发现了。一天凌晨，有人在猛敲不透光的窗户，之后，一个高大魁梧的人通过他们的逃生通道潜入，命令他们走到后面的房间里。他一个接一个地审问了家庭成员，包括阿尔贝特和他的妹妹，他们全家人都以为外面肯定有一辆等待着的警车，会把他们带到集中营。然而，奇怪的是，询问了一上午之后，他们被留在房子里，没有看守，可以自行离开。事实是那个突袭者是个盗贼，并不是警察。全家人失去了他们的财产和藏身处，虽然他们在12月末阿姆斯特丹的街上无依无靠，但还是活了下来。

经历了这次九死一生后，他们在荷兰各地辗转十几个不同的藏身地，在阁楼嵌板后蹲伏，躲避了几次突袭。他们有时饥肠辘辘，被跳蚤侵扰，失去希望，但不管怎样，他们还是以集体的方式紧密团结。他们有可以分享的故事，到了1945年4月，他们全家——母亲、父亲和两个孩子都活了下来，并为此庆祝。因此，对于阿尔贝特来说，最伤心的时刻是在解放之后，即他发现包括祖辈和父辈在内的大家庭中只有三个人幸存。

战争结束后，阿尔贝特的家庭继续按照原来的方式生活，即使是在被占领期间，他们也努力保持不变。他们重新加入了社区，遵守犹太律法，谨遵安息日规矩，庆祝节日。5月9日，即德国全面投降的那天，葡萄牙犹太会堂里举行了感恩节的宗教仪式。然而，包括阿尔贝特一家在内，整个荷兰国内只剩下800名塞法迪犹太人。

利恩在犹太会堂里举办婚礼的照片给人一种十分幸福的感觉。她和阿尔贝特手挽手站在门口，利恩有些羞涩，头微微向下低着，仪态颇像戴安娜王妃。在另一张照片里，他们坐在一辆闪闪发光的汽车后座，利恩看起来完美得如20世纪50年代的电影明星一般，在白裙和头纱的映衬下露齿微笑。

还有一些接待的照片：我祖父穿着细条纹西服，扣眼里别着一枝鲜花。祖母则戴着帽子，他们二人并排站在光彩夺目的利恩身边，接受亲朋好友的美好祝愿，照片就是在他们聊天时拍下的。我父亲微笑着坐在桌边，身旁是哥哥姐姐们。他当时14岁，记忆犹新：扬·赫洛马（图克的丈夫）发表了极其幽默的讲话；拉比讲话时，舞台坍塌了；还有他憋急了的小弟弟不得不在街上的一堵墙边撒尿。所有人都兴高采烈，汇聚于此。就连利恩的表弟本尼（在普莱特街拍摄的照片中，坐在利恩身边的那个小孩）也出席了婚礼。他也在战争期间藏身并活了下来，利恩最近才通过“儿童援助”组织保存的战争孤儿记录找到了他。

对于利恩及我的父亲来说，当天深夜扬·赫洛马的演讲是个高潮。赫洛马形容利恩的词语是她向我重复了不止一次的故事中的唯一元素。他简短且风趣地描述了利恩的性格，然后煞有其事地问道：“那么，这个骨瘦如柴、姜黄色头发的绅士真的配得上我们的利恩吗？”配得上我们的利恩——这对她来说非常出乎意料：她应该被视作特别的人，她也应该被看作他们中的一员。她突然感到非常幸福。她觉得自己与前来送他们启程的家人朋友紧密联系在一起。她觉得自己和范埃斯一家是一体的，现在也是犹太社区的一部分。

如果你想在这个被隔绝的女孩的故事中寻求一个单纯的圆满结局，那么就应该到此为止了。阿尔贝特以她为豪，呵护她，关怀她，而且见多识广。利恩的妈妈也很喜欢他：他非常有趣，工作努力，待人有礼。早上，这对享受蜜月的新人坐在闪闪发亮的黑色婚车的后座前往机场，利恩将第一次乘坐飞机，远方若隐若现的达科他正等待着他们。随着荷兰那平坦整齐的土地渐渐消失在身后，银色机翼上的好利恩正飞向阳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