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开葡萄牙犹太会堂之后，我和利恩穿过了一条繁忙的马路，前往犹太历史博物馆。像往常我们一同穿越马路一样，她的手搭在我的胳膊肘上，不是因为82岁的她需要我的搀扶，而是因为她对我能否带她安全过马路持怀疑态度。在犹太会堂的时候，因为安保措施非常严格，我们花费了一点工夫才进入其中。一个白色的警察岗亭矗立在外面的支柱上，上面的窗户密不透光。进入博物馆之前，我们排队等候着接受机场标准的安检。在我们身边等候的人们主要是头戴耳机、携带行李的美国青少年，这是他们集体旅行的一站。他们啜饮着瓶子里的水，涂抹唇膏，一边闲聊着诸如酒店早餐质量的话题，一边查看手机。不过，在这之中还有有关历史的严肃讨论。大多数人去过或将要去安妮之家[安妮之家是纪念《安妮日记》的作者安妮·弗兰克的博物馆，也是纳粹统治时期安妮一家的藏身处，位于阿姆斯特丹王子运河旁。]，两个操一口纽约校园口音的女孩倚靠在我们后面的墙上，她们正讨论着20世纪40年代这里的生活细节，尤其是佩戴犹太人大黄星的生活。我猜想身旁的利恩是否在倾听。如果她确实在听，那么她一定会觉得自己像个活生生的证据。她的丈夫阿尔贝特曾是安妮·弗兰克的同学，有一次在操场上，安妮主动告诉了他自己生活的真相。

这座博物馆位于古老的大犹太会堂（聚集在这个地区的四座古老犹太会堂之一）里，被分为两个展示区域：第一个区域涵盖了19世纪末以前的荷兰犹太教，主要是其宗教活动；第二个区域则带我们穿梭于20世纪，直到现在。

利恩迅速穿过第一个展厅，注意力都集中在一个10岁孩子的身上。当我落在后面，仔细注视着保护玻璃后台面上的古老的律法书（摩西五经）经卷时，利恩回头说道：“我们无须就此担忧。”我指向了一幅历史画，但20世纪前的艺术并不特别吸引她。“我觉得我没有欣赏这幅画的文化背景。”她说道，接着拾级而上，走向更高处的画廊，显然不打算此时再掌握那些背景。利恩继承了我祖父母对现代主义的热情，这一点将在一年之后得到证实，彼时她将到访我的办公室，发现它是由暴露着的混凝土和平板玻璃墙组成的（与她对牛津大学的期望正好相反）。

展览了更多荷兰近来犹太人历史的空间也是这座古老的犹太会堂的一部分，不过它给人一种当代的感觉，因为其光亮的展示柜如水族馆里的一般，还有散发着淡蓝色灯光的巨大屏幕。一些细分主题，比如“阿姆斯特丹的犹太人区”“金刚石产业”“省里的生活”等描绘了原本贫困的犹太人在加入了工会和社会主义政党后日益得到了解放，许多人在国家层面上声名鹊起。在这之后，一个名为“精英人士”的部分展示了犹太社会中的一小部分人如何在诸如女王店（De Bijenkorf）和梅森百货公司（Maison de Bonneterie）这样的大企业中迅速发展起来。还有犹太人给文化方面带来的影响：戏剧、音乐和文学。当我站着观看一场著名歌舞杂耍演出和爵士乐手的展览时，利恩兴高采烈地喊我。

“看！”她说道，“这正是我记忆中母亲在餐桌旁裁剪的东西！”

就在那里——就像英国艺术家达明·赫斯特（Damien Hirst）在他的甲醛罐子里悬吊的动物一样——一条黄色的宽布，上面的星星印着“犹太人”“犹太人”“犹太人”“犹太人”。

这很恐怖，不过也给人一种熟悉感。利恩站在旁边，略带微笑，她的脸庞在反射光的照射下有些发黄。就在她身后的另一个水族馆般的展示柜里，绣着一颗星星的小女孩的裙子放在其中，还有一块写着“犹太人禁止入内”的木制标识牌。

一个小时后，我们坐在博物馆咖啡店的一张塑料桌旁。利恩想让我尝些这家咖啡店提供的犹太食物，她特别推荐了冷冻咸鱼饼（gefilte fisj）和刚出炉的甜辣味的姜味甜甜圈（bolus）。在装修简洁的白色咖啡店里，利恩为我讲述了20世纪60年代的备餐，当时她和阿尔贝特住在艾恩德霍芬，阿尔贝特在飞利浦电子公司工作。每到星期四晚上，一包犹太洁食肉就会从阿姆斯特丹寄来，由于他们没有冰箱，因此就必须在第二天点燃安息日蜡烛之前加工并烹饪这些肉。阿尔贝特的母亲高大壮硕，总是在周末与丈夫一起来到他们家里，就如何遵守饮食戒律给出严格的指导。许多炖锅中炖着各式各样的菜肴，重中之重则是即将到来的晚上，还有铺着白桌布的餐桌、蜡烛和祈祷。

利恩从未经历过这种仪式：她在海牙的家里保留了一些犹太人的习俗，但没有如此正式。她也确实发现这套机制非常麻烦。阿尔贝特坚称，如果他的父母能够到访，那么这一切都是必要的。对于他来说，遵守犹太律法是社会需求的一部分，而不是绝对的宗教信仰。与此同时，遵循古老的传统能够让他满足，对于利恩来说同样如此，尽管过程非常繁杂，但正统的生活给了她一种她属于某个集体的安心感。她认为，她是一个对自我身份没有太强烈意识的人，因此很容易就追随他人的脚步。

我和利恩讨论了这些传统。一方面，这些传统是限制，对我来说是完全不合理的，但它们也有魔力，特别是通过它们所带来的归属感。基督教之中则没有类似的传统，在我无神论的家庭中也肯定没有，就连我的父母也是非信徒的后代，在就餐时间完全没有特殊的仪式。不过，我仍然可以看见它们的精神力量。你可以理解阿尔贝特所说的“幸福是很容易实现的”。

十年以来，古老的犹太人生活模式在使利恩过得幸福方面发挥了一定作用。她身边有一个社区，其中有婚礼和宗教戒律，还有成为其中一员的安心感。阿尔贝特既温柔又聪明。他在工作上表现突出，他们的孩子在学校成绩优异。利恩呢？她是个忙碌的母亲和妻子。

我们离开咖啡店，走回阳光之下。我们购买的葡萄牙犹太会堂的门票也包含了博物馆——荷兰剧院。此外，剧院是犹太文化区的标准旅行路线中的一站，门票免费，所以我和利恩开始了这段半英里长的路途。她从未去过那里。

二战之前，荷兰剧院是一个颇受欢迎的剧院。比如，1900年，《愿你安好》（Op Hoop van Zegen）在此首次公演，这是一个关于北海渔民艰苦生活的戏剧，由犹太剧作家赫尔曼·海厄曼斯（Herman Heijermans）创作，至今仍吸引着大量观众。纳粹则暂时把它当作犹太人的剧院。1942年8月，剧院成了某种形式上的监狱：成千上万的犹太人在此被聚集起来，他们首先被集中关押在阿姆斯特丹，后来被送到荷兰北部韦斯特博克的中转营，最后再被送到东方的死亡营。一年里，这里满是担惊受怕、极度饥渴的男男女女，他们经常被紧紧地挤在一起，呼吸艰难。这座剧院的任务完成之后，1944年被转卖，变成了一个聚会、跳舞和举办婚礼的场地，即使在战争结束之后也继续成功地举办活动。

在我和利恩到达之前很久，我们就已经看到了剧院，因为另一座白色的警察岗亭立在入口前道路上的支柱上，在明亮的阳光照射下，它的窗户同样漆黑一片。从1962年起，剧院就成了一座纪念碑。剧院的正面如神庙一般，是原建筑物仅存的遗迹；此外还有摆放着长椅的庭院和一根深色的石柱，石柱矗立在大卫星形状的基座上。左边的墙上，6700多个家族的名字俯视着一团永恒之火。它们代表了死去的104000名荷兰犹太人。

我们刚才还漫步在温暖明媚的街上，颇为快乐地聊着天，这与剧院内部形成了强烈的对比。一些身穿厚大衣的人独自沉默地站着。两个人一边扫视着名单，一边窃窃私语着。这个地方现在成了纪念之地而非聚会场所确实令人欣慰，但这堵墙（透过漆黑的玻璃，名字后面透出了绿光）有些不近人情。死者名单——先长后短，再长——排成了一列又一列，仿佛病人的心电图：

我们从一个塑料槽中取来了一个像移动电话的设备，用它指向了我们所选的名字，但姓氏为德容的人太多，所以我们必须滚动筛选曾住在普莱特街31号（这个地址突然从右边方框里的一个小“动态地图”中弹了出来）的德容。

触屏上的存储条给我们提供了各种各样的选项，比如“打印此家庭信息”、“添加家庭成员”、“常见问题”和“捐赠”。

“我要回家了。”利恩说道。

我和她在出口处拥抱告别，约定了下次在她公寓里吃饭的时间，我走上楼梯，那里还有一些脏乱的房间，与原本的建筑物的正面相连。我弓着腰，浏览着包含了一些极其感人的物件的老旧展示柜（比如一捆告别信和一只婴儿的木鞋），长达一个小时。之后我离开了老剧院，穿过马路，走进小巷，右边是市动物园的大门。

两分钟之后，我来到了抵抗博物馆的门前。和荷兰剧院一样，这座建筑曾经是犹太文化的中心，为一个合唱团而建，面朝街道的山形墙屋顶上依然有大卫星的标志。博物馆内的收藏品由一条固定的观览路线串联起来，仿佛一条铺着石膏板墙壁的隧道，将你从入侵带到解放，其间有一系列展示了如官方征兵文件和伪造身份证等窗口。顺着这条路线，你可以看到随着纳粹的残暴报复行动变得愈发常见，民族情绪也逐渐从不情愿接受转向了大规模反对。有时，这条隧道也会通向一个实物布景，比如印制非法新闻小报的场景。

在荷兰的抵抗运动中，秘密印刷发挥了非常重大的作用。它不仅为直接反抗德国人的荷兰人提供了信息，还帮助构建了一种新的民族认同感，这在战争结束后变得极其重要。即便是今日的国家媒体［包括《忠诚报》、《誓言报》和《自由荷兰》（Vrij Nederland）等报纸，以及忙碌蜜蜂（De Bezige Bij）出版社］，其中一个关键部分也起源于地下新闻界。

与之相对的是政府宣传。在一个仿造的城镇广场布景中，我仰视着墙上的公告板和街上的临时围墙。海报上印着一个荷兰法西斯领导人的头像，宣称“缪塞特说道”，此人在1942年12月成了荷兰有名无实的领导人。安东·缪塞特（Anton Mussert）是已成小丑的墨索里尼的小丑翻版，从未得到多少拥护，但我看到的周围图像则毫无疑问说明他拥有一定影响力。许多漫画中的人物形象是美丽而脆弱的女人，她们倒在废墟和鲜血里。她们高呼着“布尔什维主义是凶手”和“这是第二前线”，尽管努力掩饰，但她们朴素的裙子还是向上提起，露出了线条优美的大腿。这些女性的海报旁边还展示着身材结实、一头金发的男人的其他海报，面对阵阵寒风，他们的下颌坚毅地挺立着。海报上高呼“武装党卫队的硬汉们”，“勇敢些，猛烈些”，以及“新欧洲，新荷兰，与国家社会主义运动一起加入战斗”。海报上还有一个长着胡须和鹰钩鼻的恶棍，他紧握着一把匕首，炫耀着六角星（即大卫星）。

我是最后一个离开博物馆的。取回我的行李箱后，我穿过阿姆斯特丹市中心来到了利恩的公寓，走过了几座微微拱起的小桥，浏览商店和咖啡店，一路躲过了不少自行车。当我到达时，利恩正在厨房里忙碌着。她把几碟小吃和一杯啤酒拿到了座位区域，让我也来到这里。这是我飞回英国之前，我们两人最后一次共进晚饭了。

晚餐过后，利恩拿来了一封信。这是一封很长的信，是妈妈寄给她的，就在她结婚后不久。利恩曾向妈妈表达了她对婚后进入的那个富裕且正统的宗教世界，与多德雷赫特家中基本价值观之间的距离越来越远的担忧，这封信正是对此事的回应：

妈妈回想了战争及其带来的恐惧和困苦，还有她在金钱方面的担忧。之后她说道：

这是一份满怀温柔和爱意的信，其中充满了真切且可靠的智慧。妈妈理解利恩，尽管她们身后有重重困难，但很难明白将这些女人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纽带为何会破裂。我的祖母有时会难以相处、吹毛求疵，但她同样是个责任心很重的人，尤其是对待自己的子女。事态是如何从这样一封信发展到永远断绝关系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