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有一张本·斯皮罗（即本尼）的照片，是在1959年利恩婚礼上拍摄的，他是利恩的表弟。这是在普莱特街拍摄的那些婴儿照之后，我得到的他的第一张照片。在普莱特街的照片中，他的大拇指含在嘴里，长着一张圆嘟嘟的脸，和身旁的利恩一起坐在妈妈的膝盖上，利恩则身穿格子花纹的裙子，头上别着白色的蝴蝶结。在婚礼的这张照片上，25岁上下的他坐在桌边，刚刚吃完晚宴。我的祖父就他身后入镜，看起来正和一群其他客人兴奋地聊天。本的脸颊让我震惊。一条丑陋的深疤从他脸颊的一角延伸到另一角，离我们较远的一只眼睛则以一个奇怪的角度茫然地凝视着，已经失明，眼皮也耷拉着。他是在战争终结数年后的一次摩托车事故中毁容的，但他骑车的方式与被遗弃的感觉有关，利恩也深有此感。同利恩一样，他也被父母转交给了抵抗组织。同利恩一样，他也在战争中遭受了恐惧的折磨。拍摄这张照片后不久，本·斯皮罗就上吊自尽了。

利恩的状况在几天之内十分危急，是否能活过来还悬而未决。阿尔贝特迅速把她送往医院，利恩住院了一个星期。之后，为了庆祝她出院，阿尔贝特举办了一个小型聚会。“不幸已经过去。”他在分发给朋友们的卡片上如此写道。这些卡片是他以真心实意写的，这个事实也只是显示了他们之间的距离，以及他没能完全理解她，或者她也没有解释清楚。

“那就像作为贵宾出席我自己的葬礼。”利恩说道。

妈妈的反应与阿尔贝特的完全相反。她暴怒如雷。在她看来，服用安眠药，抛弃自己的丈夫和孩子是奇耻大辱。人们已经为她做了如此多的牺牲，她又怎么能这样自私？什么样的人才能做出这种事来？

什么样的人？是的，这是个关键问题。当你把她从周边世界隔离开来，当你把她从科学家丈夫、犹太会堂以及富裕生活所带来的安心中分离出来，她是什么样的人？她真的属于范埃斯家，或者属于犹太人仪式的世界，又或是属于某些她有待发现、截然不同的东西吗？

她明白，她自杀的尝试是一个糟糕的错误，而且她向较年长的两个孩子（一个8岁，一个12岁）保证，她不会再做这种事情了。但她也不会回到早上喝咖啡、做犹太食物，以及留着问题不去解决的生活中了。

接下来的几年，利恩着重解决自己的问题。她接受过各式各样没什么效果的治疗，比如在一次分析治疗中，当她躺在精神科医生的沙发上时，医生坐在了她身后的椅子上。无法看着医生，这让她非常恐惧。

“这个亲吻你的男人，”他问道，“就是救了你性命的人，我这么想对吗？”

精神科医生的几次治疗没有发挥作用，被放弃了，不过还有其他的方法起到了作用。利恩在冥想、佛教教义、人文主义，以及与新朋友的讨论中找到了慰藉。她问自己，她从生活中真正想得到的是什么东西？她的信仰是什么？历史是否有一个模式可供我们借鉴？

利恩想成为一个更加坚强的人，于是她决定回归职场。但说服阿尔贝特着实不易。他不明白为什么一切都要发生变化，而且因为如此，家中的生活开始出现了冲突和琐碎的争吵。这对孩子们来说也很难，因为处于这些情况中的他们总是倾向于责备自己。

1979年春天，电话铃声响了。爸爸患了肺癌。多年来和石棉打交道，再加上是个老烟枪，他的时间已经不多了。到了秋天，他在医院里奄奄一息，当利恩前去看望他并坐在他身旁时，他已经卧床起不来了。他身边一片纯白，癌症正在吞噬着他，他的脸颊也比以前更加瘦削了。

她坐在那里，两个人沉默不语。自从利恩第一次来到范埃斯家以后，这么多年来他们二人几乎没有单独在一起过。

利恩递给他一杯水，他接了过来，然后水在他长着斑点的手中洒了出来。

她没有说“谢谢”或“我爱你”，抑或“在我20岁的时候，当你在弗雷德里克街的家中试图亲吻我的时候，某些事情确实发生了，而那永远改变了我”。范埃斯一家向来不说这种事情。但是，又有什么家庭会说呢？

“我下周会再来看你的。”利恩告诉他。

“好，你来吧。”他说道，几乎没了气息。

三天后，妈妈打电话告诉利恩，爸爸去世了。

不出所料，一周之后，一个边缘有灰色水滴的白色信封寄来了。这本应是写着葬礼安排事宜的卡片，但当她打开信封时，上面的文字如同一把匕首一样插在她的心口：

他们列出了爸爸的所有儿女及其伴侣，但她的名字没有出现在卡片上。这非常出人意料，她几乎不敢相信。她的手指失去了力气。

但这绝非一个错误。指示非常明确：正式的灵车将接送妈妈和孩子们，而利恩必须和叔伯姑婶及其他家庭成员跟在后面。爸爸在这件事上非常坚定：利恩对外的身份并非他的孩子。

阿尔贝特不理解对这些安排小题大做的意义。毕竟，她只是他的养女，与其他孩子不同，而且你坐在哪辆车，或者你有没有被列在某些卡片上，有那么重要吗？如果有必要的话，可以在之后再讨论这个话题，但现在不是合适的时候。在招待会上，阿尔贝特相当愉快地与其他送葬者闲谈，比预想时间待得更久，而利恩则不自然地在三明治桌间转来转去，心里想着何时才能离开。

对于利恩来说，很显然，现在他们的婚姻已经走到尽头了：她已经变了，而他并没有。在彼此保留着更多空间的大房子里，他们避免接触，有不同的行动路线。她曾想探索重大的问题，遇见不同种类的人，但他不为所动，固执己见。在阿尔贝特看来，他不能明白为什么她要把事情弄得如此难办，为什么一切都不能保持最初的模样。1980年，他离开了家，找了一间附近的公寓；利恩则与小儿子继续住在家中，她和阿尔贝特计划出售他们美丽的别墅，它坐落在两条街道交汇的一个尖锐的V形路口处。

于是，47岁的利恩，一个离异的女人，正在重新出发。利恩在她结婚之日就已经取得了社工的资格，但直到现在，即20世纪80年代初期，她才开始全职工作。她在艾恩德霍芬社会福利部门找了一份工作，别墅售出之后，她就在这座城市一个更富有活力的地方买了一套中等大小的房子。房子位于一片名为“白村”的计划地产中，是威廉·杜多克（Willem Dudok）在20世纪30年代设计的，装饰着艺术曲线的露台之间，孩子们挤满了熙熙攘攘的游乐场。在几排完全相同的正门前，这里的邻居们把“核能？不，谢谢”的标签贴在门上的古怪窗户上。这是她和阿尔贝特共同享有过的混搭风格，以及她记忆中在多特的童年时代所感受的混乱的公共温暖。她在这里的生活并非一帆风顺（她与许多家庭之间的工作非常困难；她的孩子们也在成长过程中遇到了问题），但这种方式是她所选择的，而且，她十多年以来第一次感受到了归属感。

几年之后，她开始了一段新的关系。利恩刚搬到艾恩德霍芬的时候，她和她的家庭就已经认识他了——一个名叫贝尔纳德（Bernard）的鳏夫，大家都叫他贝尔。虽然他比利恩年长三十岁左右，但外表上看不出来。他的外貌依旧很年轻，一头银发往后梳，衬衫扣子系在最上端，不打领带。贝尔是个业余演员和导演，对艺术、书籍、歌剧，以及人生中的重大问题满怀热情。她最爱的还是他孩童般的热情，比如他可以就一场戏剧中的角色谈上数个小时。当他在某个现代主义德国剧院的舞台上徘徊时，他似乎青春永驻。

1987年夏天，她和贝尔已经结婚四年。后来，在他排练最新作品［埃利亚斯·卡内蒂（Elias Canetti）的《婚礼》］的途中，他突然头晕目眩，头疼不已：他得了脑瘤。他只剩下几个月的时间了。考虑他们年龄上的差距，她本来很有可能比他活得更久，但这个变化发展得远比她想象的更加迅速。在医生们认定手术治疗已不可行时，他被转移到了一家疗养院，刚开始时还在家里与利恩过了几个周末。到了初秋，当他目光空洞地躺在病床上时，他已经记不住她，还需要口对口的喂食。许多朋友前来看望他。

一个8月的早晨，利恩开车前往多德雷赫特拜访妈妈，她脑子中还是贝尔。妈妈租住的房子位于多德雷赫特南部一片新开发的大地产中，这是爸爸帮忙建立的诸多建筑项目中的一个。阿尔戈林（Algolring）15号是一套四居的黄砖顶层房子，住房协会维持得很好，每周还有一个男人来打理花园。70岁出头的妈妈身体非常健康，在政治方面的兴趣、对儿孙的喜爱，以及保持房子干净整洁的坚定决心让她活力焕发。

利恩不请自来，想要喝杯咖啡。当她打电话安排这样的来访时，她从未感觉自己很受欢迎，虽然妈妈对利恩的孩子以及阿尔贝特十分热情——妈妈现在还和阿尔贝特保持着联系。妈妈对于利恩的离婚感到非常失望，也从未原谅，但她们之间谨慎保持的距离可以追溯到更早的时候。利恩有时会想，在她离家后的一年中，爸爸对发生在弗雷德里克街的那件事是怎么说的。这与利恩被排除在卡片上的名单和爸爸的葬礼仪式之外有关系吗？

当利恩开着她的沃尔沃走到尽头，然后不断前后挪动，想要在狭小的停车点泊车时，妈妈就站在家里巨大的厚玻璃窗前。最终，利恩打开了车门，一手抓着自己的背包，一手捧着一束白色郁金香。她走向前廊时，微笑着挥舞着手中的花束。妈妈也冲她挥手，然后在她进门时拥抱了她。妈妈身为主人，迎接人们进入她的家中，在这种时候感觉最好。当她称赞利恩所挑选的郁金香，以及她接过利恩的大衣，把它挂在墙上的一个挂钩上时，她们都非常轻松愉快。房子里飘散着咖啡和薰衣草的芳香。利恩脱掉鞋子后，她感到自己的脚趾踩在一尘不染的蓝色地毯上。

“我刚煮上咖啡。”妈妈说道，然后走进厨房，咖啡壶正发出微弱的声响。

“这里还有从面包店买的奶油蛋糕——他们做得非常好吃。”她接着说道，解开了郁金香的包装，用操作台上的剪刀把郁金香的茎剪了下来，之后把花插入了瓶子中。

妈妈站在那里摆弄时，呼吸有点沉重。

“要我帮你做点什么吗？”

“你可以把那些放在餐桌上。”妈妈一边回答，一边走向冰箱。

于是利恩就抱着花瓶，首先走到了门厅，接着进入了一个长长的房间里，房间两端的巨大窗户透出明亮的灯光。利恩转过身来，她看见妈妈穿过了与厨房相连的上菜处。妈妈正搅动着燃气灶上平底锅中的牛奶。

“我马上就来。”妈妈喊道，并没有回头看她。

利恩漫步到坐处。这里有两个相当新的深棕色沙发、一张玻璃桌，还有一个扶手椅，以及与沙发相匹配的可延伸脚踏。墙壁对面是一组嵌入式架子和用深色木材及玻璃制成的橱柜。像往常一样，利恩走了过去，仔细观看着点亮灯光的玻璃后的动物展览，里面有刺猬、天鹅、兔子、猫头鹰和贵宾犬，它们在零星的灯光下闪烁着多彩光芒。

妈妈走了进来，手里拿着一个托盘，上面的两个碟子中放着两块三角形蛋糕。一圈光滑的蛋黄色杏子被围在奶油之中。杯子上印着快乐的家庭场景，脸颊红润的妈妈正端着盛放了咖啡和蛋糕的托盘。这就像正值黄金年华的妈妈的缩影。

妈妈从咖啡渗滤壶里倒出了咖啡，再把从平底锅一端舀出来的奶泡倒了进去。在她自己的咖啡里，妈妈放了两块黄糖。她们二人吃了几口味道浓郁的蛋糕之后，开始谈论多德雷赫特和家里的事情：公交车时刻表的变化，海尔特·扬工作室的重建，妈妈朋友们的健康状况，利恩的孩子们现在的情况。这一切都非常和谐，但主导谈话的人是妈妈，也没有提到贝尔。

“你的生日有什么计划吗？”沉默了一会儿之后，妈妈问道。

通常来说，利恩都会举办午宴或小型酒会来庆祝自己的生日，尽管妈妈经常不来（她现在很少前往多德雷赫特之外的地方了）。

“我今年什么也不做。54岁没什么特别的，而且贝尔还在疗养院里，举办生日聚会不太合适。”利恩说道。

她们又讨论了即将到来的其他人的生日聚会的事情，到时她们将会见面。接着，在喝完了第二杯咖啡之后，很显然，拜访要结束了。

两人互相拥抱，三次吻别，之后妈妈再次站在大窗户前，看着利恩前前后后地挪动汽车，想要开出停车位。利恩移出去之后，她向妈妈最后一次挥了挥手。接着她倒车开出狭窄的街道，引擎发出巨大的轰鸣声。

那年9月，天气宜人，阳光明媚，气温保持在25摄氏度左右。在工作之前和之后，利恩都会去疗养院看望贝尔，他躺在一张升高的手术床上，看起来突然就衰老了许多。他们已经无法再交流，于是利恩坐在床边，握着贝尔的手，看向外面的花园，迎接前来探望的客人。

每天，贝尔的女儿米普（Miep）都会从以色列打来电话，询问她父亲的身体状况。随着贝尔的健康情况日益恶化，米普集中了一周的时间飞来荷兰看望他，这应该是最后一次见他了。利恩和米普相处得相当不错，但两个人坐在一起长达数个小时也没有什么意义，除此之外，米普也想和她父亲有些单独相处的时间。因此，利恩在一个周末里终于有了一些自由的时光。

当这个周末到来时，一切都非常理想。天气依然十分舒适，因此利恩向一个朋友提议，在海边订一个旅馆，然后在那里住上几天，一起走走。在疗养院待了好几个月以后，这正是她所需的。

因此，9月7日，利恩穿过了沙丘之中，眺望着自1833年以来就竖立在埃赫蒙德沙滩上的范斯佩克灯塔（Van Speijk Lighthouse），风拍在她的脸上。灯塔的铜塔楼在阳光下闪闪发光，当她们逐渐走近时，她们认出了灯塔风向标上的金色美人鱼。她们返回旅馆的小门厅时，两个人虽然十分疲惫，但很快乐。接着，正当她们准备走回各自的房间时，两个老朋友向她们发出欢迎的欢呼声。秘密筹划的生日聚会给了利恩一个巨大的惊喜。

其中一个朋友是埃丝特·范普拉克（Esther van Praag），她是利恩养父的姐姐，如果利恩的爸爸和妈妈遭遇不测，养父及其妻子就会代之照顾利恩。埃丝特一直以来都把利恩当作自己的侄女一般对待。

冲上来拥抱利恩的另一个女人是图克。

图克·赫洛马的丈夫已经去世多年，她现在满头白发，年近八旬，但还是和以前一样神采奕奕。她抱住利恩时有些惊讶，就像她拥抱小时候的利恩一般。她身上有伟人的气息——前国会议员、联合国前代表、工党委员会前成员——但当她将两手搭在利恩的肩上，询问贝尔的状况时，她也让人觉得触手可及。

她们已经在一家餐馆里订了位置，沿着街道走五分钟就到，酒吧的餐桌上已经摆好了红酒杯。利恩喜不自禁：她们谈论的都是她喜欢的话题；食物非常美味；她们一直开怀大笑，直到喘不上气来。

那年11月，贝尔去世了。他的人生在一场盛大且美丽的葬礼中得到了赞美，而利恩全程参与了这次葬礼。葬礼上有悲伤，但也有一种完结的感觉——一生完满，恪尽职守。

之后，新一年年初迎来了另一位范埃斯家庭成员的生日：这场准备了红酒、切块蛋糕等的生日聚会在多德雷赫特的房子中举行，孩子们纷纷前往。利恩抵达后，将花束递给了女主人，然后加入了亲朋好友之中。

妈妈也在这里，她正坐在扶手椅上。但情况有些奇怪，因为当利恩走近妈妈时，后者阴郁地盯着她，然后将头扭向一边。过了一会儿，利恩鼓起勇气走向妈妈，坐在了沙发的一端。

妈妈的嗓音平时都很强劲有力，此时却很柔和。

“我不想和你说话。”她说道，转头看向空中。她们二人如此靠近，几乎要贴在一起了，但她们坐在那里，一言不发，彼此之间相隔甚远，和周围的嘈杂也隔绝开来。

“发生了什么事？”利恩问道，她非常恐惧。

可以看出，妈妈难以启齿。

“我只是觉得那非常不诚实。”她最终还是咬紧牙关地说了出来。她的话让人摸不着头脑。之后她继续说道：“我从图克那里听到了全部事情。”利恩过了几秒明白了，是关于她生日聚会的事情，她已经告诉妈妈不会再办了，但埃丝特和图克还是为她举办了一场聚会。

解释毫无意义。她没能在生日聚会后提及此事，这似乎足以构成背叛，而且妈妈将这整件事看作合谋，不相信利恩所说的任何话。当利恩坐在那里，保持不动时，妈妈努力地站了起来，告诉另一个孩子，她想要回家了。

那天晚上，利恩写了一封信。那是一封“糟糕的信”，妈妈只读了一次后就立刻把它撕成了碎片。对于利恩来说，那是一封解释的信，关于她的生日聚会，妈妈对她来说多么重要，她多么爱妈妈，还有她对爸爸的复杂感情。在弗雷德里克街的家中，当爸爸试图亲吻她时，她什么都没有说，但她确实说过自己对妈妈的爱总是多于对爸爸的爱。利恩认为这会解决问题，但这样的信件非常危险。此类信件的本意常常会被曲解。收信人会从信中找出最不协调的，其余的则悄无声息地从他们的手中溜走。

如果我从我祖母的角度观察这件事情，我认为自己可以明白她愤怒的根源，虽然这并不意味着她的行为就是正确的。她没有关于精神创伤的认知。对于她来说，从本讷科姆回来的利恩只是一个变了模样、相当阴沉的小孩。后来，利恩的自杀未遂和离婚都与妈妈的信仰背道相驰。她认为利恩是在自我放纵。此外，妈妈还为现代世界的状态感到悲哀。之后，利恩去外面散心，还和图克等人私下开心地举办生日聚会，以及在解释的信件中对爸爸的态度不够尊重，这些都激起了妈妈心中长期以来积聚的怒火。

我认为，妈妈并没有考虑到利恩被排除在葬礼安排之外的事情，也没有想到多年以来她对利恩所说的那么多刺耳之语。

一天之后，一个浅紫色的信封放入了艾恩德霍芬伯格街（Burghstraat）利恩家的信箱中。地址处潦草地写着“致利恩·德容女士”，邮戳以扭曲的角度盖在上面，其中一个戳还上下颠倒了。

利恩刚开始并不愿意让我看这封信。当她递给我的时候，她的眼睛瞥向另一边。

多特，1988年7月4日

这是利恩从我祖母那里收到的最后的话了。七年之后，祖母去世，她们之间的矛盾没有得到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