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她们二人在二战中的共同经历相比，这个围绕一次生日聚会的争论实在是微不足道。尽管如此，她们之间的纠纷很快就升级了。妈妈告诉她的其他儿女不要联系利恩，利恩在一封信中写了一些很糟糕的事情，以及她不会再见利恩了。有些人试图说服妈妈，让她三思，但都被妈妈的怒火劝退了。虽然利恩的一些兄弟姐妹时常还会联系她，但利恩与范埃斯家其他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就此破裂了。

1995年6月，利恩从我母亲口中听说了她妈妈去世的消息。她未受邀请就出席了葬礼，聆听了平淡苍白的仪式讲话，其中没有提到利恩的任何事情（实际上阐述了整场战争和妈妈在其中发挥的作用）。她觉得自己被彻底隔绝了。

但也许有所谓的创造性破坏？利恩在工作中与一位心理咨询师一起开始了重建的任务：经过了数小时的治疗，她慢慢地找到了一种自我平衡感。她拜访了犹太历史博物馆，询问了她父母的死亡日期，以及他们去世时的细节。我在多德雷赫特的旅馆房间里首次读到的文件——利恩的《这将是一个我与范埃斯家族关系的具体故事》——就是在此时完成的。

还有另外一个更早的突破。1992年，战争躲藏儿童大会（Conference for the Hidden War Child）将500多名藏身并幸存下来的孩子聚集在阿姆斯特丹，这是某种意义上的重聚。8月的3天里，那些在正好50年前藏身起来的孩子，通过研讨会、演讲、读诗，以及公告栏上的共享照片、电影、心理学讲座和无数的一对一谈话结识了彼此。许多人和利恩一样，被他们不属于这个世界的感受纠缠多年，这也让利恩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组织这次大会的机构——犹太社工协会（Society for Jewish Social Work）制作了一份日报以在这些与会者中传递，如此一来他们就可以记录自己的经历和对其他人经历的反应。作为在孤独中成长起来的孩子们，几乎所有人都觉得分享自己的故事是他们一直以来欠缺及渴望的。

阿姆斯特丹市长埃德·范泰恩（Ed van Thijn）在二战时也是一个躲藏起来的孩子，他以“未曾讲述的故事”为主题宣布大会开始。在开幕致辞上，他说自己虽然在公开讲话时游刃有余，包括有关大屠杀的公开讲话，但一想到要告诉公众一些私人的事情，他就会陷入恐慌之中。“即便到了昨天，”他对大厅里的500人说道，“我也不知道我应该，或者说，我能够说什么。”直到最后一刻他才想到，几乎从定义来说，称某个人是躲藏的孩子是不可能的：

我们应该对谁说？谁能真正聆听我们的故事？躲藏的故事定义了我们的整个存在，但我们——至少是我们中的绝大多数——都曾竭尽全力地摆脱那个故事。

利恩听到这些话时哭了出来，现场她周围的几乎所有人也都哭了。

回想起来，战争躲藏儿童大会是利恩搬去阿姆斯特丹的第一步，她此时终于觉得找到了自己的归属之地。她一直与犹太社工协会保持着联系，协会为约3万名依旧住在荷兰（大部分是在阿姆斯特丹）的犹太人寄送杂志，组织非宗教性旅行和小规模聚会。我对面的利恩坐在她和阿尔贝特数年前在时尚的阿姆斯特丹商店里买来的椅子上，看起来非常满足：“经历了多次心理咨询和数夜的哭泣后，终于结束了。我现在可以不带任何感情地谈论此事，虽然那可能听起来有些奇怪。佛教里有苦海的概念，人们深陷其中。你会看到，你无法掌控一切，而是在感受其更剧烈的波动时找到内心的平静。”

她捧着茶杯，因自己的高谈阔论而有些难为情。

“不管怎么说，”她继续说道，“一旦我可以把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情放在一个模式之中，事情就因我而改变了。我可以做出选择，比如住在阿姆斯特丹的这里的选择。”

今天早晨这座城市在我面前展现的魔力依旧挥之不去：塔尖、桥梁，以及在寒冷的1月的阳光照耀下，一排排山形墙房屋倒映在水面上，闪闪发光。即便是市中心也非常宁静，阿姆斯特丹确实像一个平和的地方。

利恩从她艾恩德霍芬漂亮的白墙房子首先搬到了德派普（De Pijp）的一个杂乱的工人小屋里，这是一个年轻的街区，以其街边市场、咖啡店及叛逆不羁和非主流文化闻名。她的朋友们有些担心她，但她非常开心。她买了一张歌剧的季卡，参观艺术画廊，参加佛教讲座，开始冥想和做瑜伽，以及结识许多新朋友。15年后，她听说一帮朋友打算退休后住在一起，其中大多数人是艺术家或社工。虽然搬家有些为时尚早，但机会难得，因此她询问自己是否可以加入他们。我们现在谈话的地点就是这个街区的公寓之一。

利恩把杯子放在桌子上，倒了一些薄荷茶。

“只有到了那时——我不太擅长记日期，但肯定是2003年左右——我才觉得自己做好了面对奥斯维辛的准备。在那之前，我一直非常害怕奥斯维辛。我想：我不能这么做。如果我和非犹太人一起去，我担心他们可能会说一些对我造成伤害的话。而如果是和犹太人去那里，那将成为集体精神创伤的痕迹，我同样不希望如此，所以我从不敢去。但我听说一个佛教老师带人们去奥斯维辛进行一周的守夜，那里可以说一些隐私，而且这感觉是一件正确之事。他们拍了一段录像，我们一起看看吗？”

因此，过了一会儿，我们再次坐回了她的桌前，看向她的电脑。我们在观看她为犹太人大屠杀基金会所做证言的录像带时也是如此。不过，这个录像中的利恩在年龄上更接近我身旁的利恩。和上次不同的是，利恩对在我们面前播放的画面感到很满意。

“我觉得这是个非常积极向上的经历。我得到了我所需的所有时间。人们在哭泣。我们受到了尊重。”她在影片开始时如此说道。

穿过敞开着的大门，利恩站在破碎的墙壁和一排排生锈的铁丝网之间，白皙的肤色因寒冷而有些发青。录像里播放了一段尖锐刺耳、令人不寒而栗的音乐，似乎是人类发出的，还有一个旁白告诉我们发生在这座死亡工厂里的事情。佛教组织的人员一起在这里度过了数天来守夜。他们待了一周，睡在某种旅舍中，在铁路线上、营房和毒气室里坐着和站着，长达数个小时。

DVD视频中的场景不断变化，通过摇镜头的方式展现了没有窗户的混凝土房间，里面只有几根蜡烛来照明。凭借这些蜡烛，人们俯身蹲下，凝视半空，或者眼睛紧闭，低声读祷告词。在这之中，摄像机聚焦在利恩身上，此时轮到她发表守夜致辞了。她站在一个有些昏暗的原女囚营房中，身边围着一大圈人，她说英语时中间还有一些长长的停顿，声音时断时续。以下是利恩讲话的原文，包含了语法上的微小错误：

在这之后，利恩那漫长的名单被一波又一波其他人的名字包围，随之而来的是沉默和轻微的哭声：

弗里达·辛格、莫迪西亚·辛格、戈尔达·辛格、摩西·辛格……

等等。

我们坐在那里，沉默了片刻。“你读他们名字的时候，”我最终说道，“非常美丽。”

利恩点点头。

“我很高兴自己在那里。”她说道。

那天晚上，我和朋友们待在莱顿。为了本书而对利恩进行的调查的第一阶段现已结束。早上，我在大学图书馆里查询了一些过去的参考书目，为年内的再度返回制订了计划。当我们在12月计划这次旅程时，利恩告诉我，我来访的最后一天她可能没有空。即便到了昨天早上，她也没有明确说明她将会做什么，也许是因为，描述她将在自己的公寓里举办佛教徒小组讨论会议这样亲密且紧张的活动让她觉得有些难为情。不过，昨天晚上她确实告诉了我这件事，以及这些会议现在对于她人生的重要性。利恩提议说我们可以提前一起吃午餐。佛教徒会议将在下午2点半开始。在小组成员陆续抵达之前，我可以转移到公寓里的前区，一组玻璃门将其与座位区域隔开。我可以在下午4点赶往机场之前在那里工作。

因此，午饭过后，伴随着射入窗户上的彩色玻璃的阳光，我们最后一次如朋友般坐在一起。小组成员将会陆续到来，因此利恩在房间里做了分隔。如此一来，一旦会议开始，我就可以从侧门悄悄离开，不会打扰到玻璃另一侧的人们。我和利恩向彼此告别。我拥抱了她。我们约定，我将会在复活节时再度回来，开展另一趟调查之旅，在此之前我会通过Skype网络电话尽快联系。

接着，利恩在房间里做准备，我则在她的桌旁坐了下来。复制我收集的所有采访记录、照片和文件似乎是个不错的主意。我将会把这些存储在她的笔记本电脑里，以防万一。于是我坐在那里，安静地浏览文档。过了一会儿，小组成员开始缓缓走过窗户，按响门铃，然后利恩迎接他们通过走廊，径直走向客厅。

复制完成后，我把一个存储卡放在了利恩的桌上，另一个放在自己的口袋里，还有一个在我的行李箱里。我收集到的这些回忆给我一种它们是我现在最珍贵的东西的感觉。我再次查看了机票，确认拿上了护照。到了该出发的时间了。出门之前，我迅速地移动到把公寓分为两半的玻璃门前，与利恩四目相对，向她轻轻地挥挥手。她正和其他人坐在一起，看见我的时候露出了微笑。接着，她当场站了起来，走上前把玻璃门打开。玻璃门折叠起来，她邀请我进去。

利恩对她身旁的人说道：“这是我的侄子巴尔特，他将要写一本关于我的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