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十七年，甲申年正月初一，北京起了大风霾。

大风霾遮天蔽日，像是一个铜墙铁壁，死死地罩住了北京的四野。所有人都紧闭了门户，而门窗仍是在大风霾当中乒乓作响；有些人家的门窗，竟然被大风霾吹得散碎开来，直冲云霄。大风霾卷起了地上所有的残留之物，街坊胡同里劈啪作响，给北京城带来的声音，丝毫不亚于前一天夜里，除夕的时候，每家每户放的鞭炮的热闹声响。

大风霾对于北京来说是司空见惯的事物。来自于蒙古的风和沙子一路南下，从宣化入关，越过西山，被倾倒在北京城平坦的地面上。在大风霾的天气里，没有人能走到户外去；不仅要防止自己身上的贵重物品被大风卷到天上，防止那些粗重的沙砾落到自己的口鼻和眼睛里去，更要防止被在天上飘飞的、那些被大风卷起来的千奇百怪的物品击中。北京城的居民们应对大风霾早已有了经验，无非就是呆在屋内、避免外出；实在要外出的话，便拿布条掩住口鼻，并沿着墙根行走。大风霾事实上已经成为了北京城的生活的一部分，若是哪一年的春天没有大风霾，人们多少会觉得缺少了些什么。

然而这次大风霾不同——

今天是正月初一。

中国人对于正月初一的迷信由来已久。正月初一是新的一年的头一天，是一切的肇始。中国人相信，在这一天所发生的所有事情，都会是接下来一年的运势的预兆。若是这一天发生了好事，接下来一年都会行好运；若是这一天发生了不好的事情，那么接下来的一年便会倒霉。因此，所有人都追求好彩头，讲吉利话儿，吃有好寓意的食物，为的就是一年都能够交好运；而在这一天，一切可能含有不佳寓意的事物都不能碰。所有人也都避免在这一天做什么不好的、不吉利的事情，以免沾上了一整年的晦气。

然而别的不吉利的事情或许都能够避免，却无法避免大风霾。

大风霾是天象，是天的旨意。

在古代中国，「天」是最重要的一个意象。「天」，意味着极高极大，意味着万事万物合法性的来源——包括皇权。中国人称皇帝为「天子」，因为皇帝是由天所派下凡来领导芸芸众生的，是天帝之子，是要听天的指令的。因此天要你做什么你便要做什么；而天不要你做什么，你便不要做什么。天是唯一的指令，也是中国皇帝自古以来唯一的上级领袖。

所以，大风霾是天帝带给在位皇帝朱由检的一个预兆——在正月初一，天帝为朱由检这一整年的生活已经定下了基调：

兵戈。

风霾主兵戈，这是亘古未变的预兆。

这一天，朱由检醒来便看见了窗外遮天蔽日的风霾，便就问了钦天监。占曰：

「风从乾起，主暴兵至，城破。」

朱由检叹了一口气，没有说什么；占卜并没有指出破城的具体日期，也没有说这暴兵是来自于哪里。如果朱由检晚生三百年，在现代气象科学普及的年代里，他便会知道，风霾不过是由于空气迅速由冷处流向暖处、空气的流经之地又恰好有大沙漠而已，说风霾主兵戈，并没有什么必然的道理。如果朱由检晚生了三百年，他便会知道，许多问题事实上都是经济问题；只要钱能解决的问题，便都不是问题。他将会知道自己原来身处在一个险恶的小冰期的时代，所有的洪涝和干旱，还有地震与风霾，不过是大自然与生活在欧亚大陆最东端的这个古老国度里的人所开的一个小小的玩笑。如果朱由检晚生三百年，他或许会学到权力的分立与平衡之术，了解到一个领袖人物真正的美德——自信而谦和、果断而信任，他也将会知道一个果决而富有个人魅力的领袖带领下的稳定的政治领导核心，远比一个由被早已被架空而不自知的优柔寡断的皇帝所指手画脚而频繁更替的内阁更加高效。

然而此时的朱由检却生活在 1644 年——一个甲申年。在这个没有电、没有蒸汽机的年代，他只能听从天命，并不断地一意孤行。

甲申年的天命所注定的兵戈，便是辽东的满清军和西北的农民军。女真人在万历末年便已经在东北起兵，并在天启年间和崇祯初年迅速发展壮大，已然成为了辽东的一大祸患。在崇祯十五年冬天到崇祯十六年夏天这短短的七个月中，已经更名为「满洲」的八旗军队在多尔衮和阿巴泰的带领下长驱直入，越过山海关，在击溃了明军象征性的防线之后，在整个中国东部洋洋得意地展开了一场又一场屠杀，致使整个山东和河北几近十室九空，哀鸿遍野；在甲申年的元旦，满清军队虽已经退回关外，却仍对孤悬在华北平原上的京城虎视眈眈。

而由李自成所统帅的农民军在过去的几年里已经扫荡了大半个北方，所过之处也是尸首遍地，连福王朱常洵也被李自成开膛破肚，煮成了一锅香气四溢的肉汤；农民军的势力仍然不断壮大，并已经逼近直隶，官军几无招架之力。朱由检实在是无法明白，自己自十七年前登基以来，一扫前朝阉党积弊，每一日躬亲勤政、兢兢业业，克勤克俭、旰食宵衣，为何却被满清军队和农民军围在了荒颓的北京城里，日夜与瘟疫、贫穷与恐慌作伴呢？

朱由检想不明白，在乾清宫里来回踱步：他不明白为什么自己的国家慢慢地成了现在这个样子。女真人起兵并非一天两天的事，而在女真人之前还有蒙古人侵扰边疆；那些起兵作乱的土寇流匪，也是每朝都有的，李自成、张献忠与前人相比，也无甚特别之处。在前朝的时候，内忧外患并非像今日这般紧迫，调了官军去压，也就压下去了。然而到了朱由检手上，内忧外患却怎么也压不住了。朱由检派出了一个又一个的将领，让他们带着军队去和满清军队还有农民军作战，却收效甚微——前去陕西剿匪的孙传庭，早已在前一年的十月，也就是周延儒被召回京师软禁在关帝庙的同时，与他残破的部队一道，筋疲力竭地战死在陕西了；镇守辽东的吴三桂，这一年来在防御辽东的过程中也没有任何建树。而崇祯十六年的那场疙瘩瘟，也夺走了京师的二十万军队。到了崇祯十七年的正月初一，当朱由检想要再调兵的时候，发现自己的手上只剩下了人数寥寥的京师戍军，以及各怀心事的各地官军了。

甲申年正月初一，当朱由检踏着司礼监鸣响的朝钟声一大早来到皇极殿视朝的时候，他发现殿外广场上竟然只站着大金吾骆养性一个人。朱由检喊骆养性到跟前来，问他其他文武百官究竟何在。骆金吾答道：

「群臣不闻钟鼓声，谓圣驾未出，来者益迟。宜再鸣钟，启东西门，远近闻之，自皆疾驰。」

朱由检觉得有些道理，便又叫司礼监鸣了一遍钟鼓，又打开了东西华门，好让朝钟的声音传得更加远些。京师的文官皆住在西城，朝班的时候站列在皇极殿前的东侧；而京师的武官皆住在东城，在查办的时候则站列在皇极殿前的西侧。朱由检刚刚登基的时候，这些文武百官每日早早地便由东西华门入宫，在午门前列队，只待太监们打开这扇巨大的宫门，便在锦衣卫的带领下鱼贯进入皇极殿前的广场朝见朱由检。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文武百官来得越来越迟，以至于到了甲申年元旦的时候，原定的上朝时间已经过去很久，竟仍无一个人来到。朝钟声在紫禁城内孤零零地回荡，而飘出宫墙以外的那些钟声，也淡淡地消失在了遮天蔽日的沙尘和风霾里。

朱由检叹了口气，决定自己一个人去拜谒太庙。每一年的元旦，在见过朝拜贺喜的文武百官之后，所有大明国皇帝都要在百官的簇拥下去紫禁城东南角的太庙拜谒；虽然今年没有百官的围簇，但是拜谒太庙这一个环节是必不可少的。或许在拜谒回来之后，文武百官便就到了——不过还没等朱由检迈开步子往太庙走过去，便有个小厮跑着报告，说文武百官到了，都驱马等在长安门前呢。

朱由检心中一喜，叫司礼监赶紧开了门，让文武百官不必下马，径直从端门、午门进到皇极殿前来。一时间，紫禁城里满是踢踏的马蹄声和受到惊吓的马的嘶鸣声，文武百官各式各样的马匹在紫禁城内横冲直撞。从东面来的武官不敢在皇帝面前横穿广场前往西面，从西面来的文官也不敢在皇帝面前横穿广场前往东面，于是只好文官站在武官的位置上，而武官则站在文官的位置上。众人散乱地向着他们这位消瘦而面带些神经质的皇帝恭贺了新禧。原本有些失望的朱由检的脸上终于有了笑容。尽管嘴上说着无所谓，他内心究竟还是害怕在元旦这个象征着一整年走势的日子里文武百官失朝的。因此，即便这些文武百官懒懒散散、心不在焉，朱由检仍然向他们认真地回礼，并且与他们一道拜谒了太庙。

就在朱由检和百官拜谒太庙的同时，在京师以东数百里以外的奉天，六岁的爱新觉罗·福临定国号为「大清」，将甲申年定为顺治元年。因为福临尚幼，便由他的叔父、先主皇太极的兄弟和硕亲王多尔衮担任摄政。

而在京师以西数百里的西安，李自成称王，立国号为「大顺」，将甲申年定为永昌元年。李自成设立了丞相和六部，在六部任职的人大多是明朝的降臣。李自成遣人送信进京，信上写着：

「三月十日到京。」

干戈从此起，休想太平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