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必须在上面这些充满预感的问题的意义上宣告，苏格拉底的影响如何直至此刻，甚至在整个未来，都像一个在傍晚阳光中越变越大的阴影，蔓延到后代身上；这种影响对于艺术——而且是更宽更深的形而上意义上的艺术——的创新始终是必要的，而且靠着这种影响的无限，也确保了创新的无限。

在这一点得到承认以前，在令人信服地阐明任何艺术都最内在地从属于希腊人，从属于从荷马到苏格拉底的希腊人以前，我们同这些希腊人的关系就像雅典人同苏格拉底的关系一样。几乎任何时代、任何文化阶段，都曾经十分不快地试图摆脱希腊人，因为面对希腊人，一切自我成就的、显得有充分独创性的、真正真诚地得到赞赏的东西似乎全都突然色彩全无、生气全无，缩水成为不成功的复制品，甚至成为讽刺。于是，对于那个竟敢把所有时代一切非本土的东西视为“野蛮”的狂妄小民族，打心底里就爆发出怨恨：人们自问，那些人是谁？他们尽管只具有昙花一现的历史光彩、只具有狭隘地局限到了可笑地步的公共机构、只具有可疑的道德美誉，甚至以丑行恶德为其特征，却在各民族中要求得到应归于众生之天才的尊严和特殊地位。可惜人们并没有如此幸运地找到用以干掉这样一种存在物的毒药杯：因为一切在自身中产生出嫉妒、诽谤、怨恨的毒药不足以摧毁那种自我满足的崇高。于是人们在希腊人面前感到羞愧和恐惧；除非一个人尊重高于一切的真理，并敢于承认这一条真理：希腊人作为御者掌握着我们的文化、任何的文化；而车马几乎总是材质太差，无法和它们御者的荣耀相匹配，这时候这些御者会认为，把这样的搭档赶到深渊里去倒是很好玩的。他们自己则以阿喀琉斯的一跃，越过深渊。

为了证明苏格拉底也有这样一种御者地位的尊严，只要在他身上认出一种在他之前闻所未闻的生存形式的类型，即理论之人的类型，就足够了；认识理论之人的意义和目的是我们的下一个任务。理论之人也像艺术家一样，无限满足于现存的东西，并且像艺术家一样，受到这种满足心态的保护，免受悲观主义的实用伦理学的侵害，免受悲观主义只在昏暗中发光的山猫利眼的注视。因为每次揭示真理时，艺术家总是只用出神入化的目光盯着现在真理被去蔽以后依然是遮蔽物的东西，而理论之人则享受着、满足于遮蔽物被弃之如敝屣，其最高快乐的目的就在于始终快乐的、通过特有力量实现的去蔽过程。如果知识只是为了那一个赤身裸体的女神，而没有别的什么事好做，那就不会有知识。因为这时候，知识信徒们心里的感受一定和那些想要挖一个洞一直穿透大地的人想的一样：他们当中每个人都认识到，即使尽毕生最大的努力，他也只能挖出巨大深度中极小的一部分，就这一小块地方会在他眼前被邻人所干的活儿重新覆盖起来，乃至于在第三个人看来，显然还是靠自己的力量选择一个新的地方来进行他打洞的尝试为好。如果现在一个人令人信服地证明，通过这条直的路线不可能达到另一端的目标，那么谁还会愿意在旧洞里继续工作，除非他这期间是在不知满足地寻找宝石或发现自然规律。因此，最诚实的理论之人莱辛敢于直言不讳地说，在他看来，寻求真理比真理本身更重要，由此，知识的基本秘密被揭开了，这是让知识人士惊讶甚至恼火的事情。然而，现在在这种个别认识的边上，作为一种过分的诚实（如果不是过分狂妄的话），却站立着一种深刻的妄想，这种妄想首先体现为苏格拉底，他坚定不移地相信，思想在因果律的引导下，可以抵达存在的最深处；思想不仅能认识存在，而且甚至能纠正存在。这种崇高的形而上妄想是作为知识本能而附加在知识边上的，把知识一而再，再而三地引向它的极限，到达这个极限，知识必然转化为艺术：这个必然过程的目的原本就在于艺术。

让我们现在举着这种观念的火把来看一看苏格拉底：在我们看来，他似乎是不仅能靠知识本能之手活着，而且能——更有甚者——死于知识本能之手的第一人。因此，赴死的苏格拉底作为借知其所以然而免除死亡恐惧之人的形象，是知识的大门之上提醒每一个人不忘其使命的盾徽，这使命就是使存在变得可以理解，因而也显得完全合理。当然，在理由不足的情况下，神话最终必然会有助于达到这个目的，我甚至把神话视为知识的必然结果，乃至于目的。

谁一旦搞清楚，在苏格拉底这位把人引入知识这一秘教的引导者之后，一个又一个哲学学派如何后浪推前浪，知识如何以教化世界中最广阔领域内求知贪欲的一种从未被预感到的普遍程度，并作为任何能力更胜一筹者的真正使命，驶入它从此以后再也不可能被完全赶走的大海，一张共同的思想之网如何通过这种普遍程度，甚至带着对整个太阳系法则的展望，被首先覆盖在整个地球上；谁在眼前看到这一切，再加上现在高得令人吃惊的知识金字塔，谁就不可能不在苏格拉底身上看到所谓世界史的那一个转折点和旋涡。想象一下这整个无法计算的力的总量吧！它被用于那种世界趋势，不是用来为认识服务，而是用于个人和各民族的实际的，也就是说，利己主义的目标，于是也许在普遍的毁灭性斗争中和持续的民族大迁徙中，本能的生活乐趣被如此削弱，以至于在自杀的习惯中，个人也许不得不感觉到最后一点责任感，就像斐济岛上的居民那样，身为儿子，把自己的父母掐死，身为朋友，把自己的朋友掐死：一种实用的悲观主义，它甚至可以出于同情形成一种恐怖的种族屠杀伦理——顺便说一下，在世界上任何地方，只要艺术没有以某种形式，尤其是作为宗教和知识出现，充当治疗和防止这种悲观主义瘟疫的手段，那么，这种悲观主义就都存在过，而且仍然存在着。

面对这种实用的悲观主义，苏格拉底是理论乐观主义者的原型，他如我们所描述过的那样相信万物本性的可探究性，他在这种信念中给予知识和认知以一种万灵药的效力，在谬误中包含了自在之恶。在苏格拉底式的人物看来，深究那些缘由，去除谬误，是最高贵的甚至唯一的真正人类的职业。所以从苏格拉底开始，概念、判断、结论的必然程序被推崇为高于一切其他能力的最高级活动和最值得赞美的天赋。甚至最崇高的道德行为、同情行为、自我牺牲行为、英雄主义行为，以及日神倾向的希腊人称之为涵养的那种难以达到的内心宁静，都被苏格拉底和直至今天他所有那些志趣相投的追随者，从知识的辩证法里推导出来，因而视为可以教授的。亲身体验了苏格拉底式认识之乐趣，并感觉这种乐趣如何以越来越扩大的范围试图包括整个现象界的人，将从此感觉没有任何促进生存的刺激会比完成那种征服、把网牢不可破地织好的渴望更强烈。对于一个如此心境的人来说，柏拉图的苏格拉底这时候似乎就是一种全新形式的“希腊之欢乐”和生存之福的教师，这种新形式寻求在行动中宣泄，并为了最终产生天才的目的，尤其将在对高贵青年的启发式问答教学和其他教育的影响中实现这种宣泄。

可是，现在知识受到其强大妄想的刺激，马不停蹄地直奔其极限而去，在这极限上，藏在逻辑本质中的乐观主义破灭了。因为知识之圈的圆周上有无数的点，尽管完全预见不了这个圆圈如何才能得到充分的度量，但是，高贵才子还在其生存的中点之前，就不可避免地碰上了圆周上这样的边界点，他在那里注视着眼前的一团漆黑。当他在这里惊恐地看到，逻辑在这边界上如何绕着自己蜷曲起来，最终咬住自己的尾巴时——新形式的认识，即悲剧认识，脱颖而出，它只是为了被忍受，需要艺术作为庇护和治疗手段。

如果我们用强化的、靠着希腊人而振奋的目光看一看围绕我们流动的那个世界的最高境界，我们就会发现，在苏格拉底身上显现的那种对不知满足的乐观主义知识的贪欲转变为悲剧式的认命和艺术需求。尽管这同样的贪欲处于其低级阶段时必然表现出对于艺术的敌对态度，尤其内在地厌恶酒神悲剧艺术，就像我已经用埃斯库罗斯悲剧和苏格拉底主义的冲突举例说明的情况那样。

现在我们在这里正情绪激动地叩响现代和未来的大门：那种“转变”将导致天才的、而且恰恰是从事音乐的苏格拉底的始终崭新的造型吗？覆盖在生存之上的艺术之网，无论是以宗教的名义还是以知识的名义，将被编织得越来越结实、越来越精致，还是它注定要在被称之为“现代”的躁动不安的野蛮活动和旋涡中被撕成碎片？——我们忧心忡忡地、然而不是毫无安慰地在一旁站上一小会儿吧，作为被允许充当那种非凡斗争和转折之见证人的沉思者。啊！这是这些斗争的魔力之所在：观看这些斗争的人，也不得不进行这些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