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种永恒现象：贪婪的意志总是找到一种手段，通过笼罩在万物上的幻觉，让它的创造物活在世上，并迫使其继续活下去。一个人被苏格拉底的求知乐趣和一种妄想所束缚，这种妄想认为通过求知便能治愈永久的生存之伤痕；另一个人被眼前飘拂的艺术之诱人美丽面纱所诱惑；第三个人得到了形而上的慰藉，感觉在现象的旋涡之下，永恒的生命坚不可摧地不断奔流，我们且不说意志随时都为人准备好的更庸俗、几乎更挥之不去的幻觉。上述三种不同程度的幻觉一般只适合于高贵气质的人，这些人带着更深的反感，感觉到生存的负担和沉重，需要用精心挑选的刺激手段，才能使他们忘却这种反感。一切我们称为文化的东西，就是由这些刺激手段构成的：根据合成物的不同比例，我们主要拥有一种苏格拉底文化，或艺术文化，或悲剧文化，如果允许用历史的例子说明的话，那就有一种亚历山大文化，或者希腊文化，或者佛教文化[这里的德文原文是eine buddhaistische Cultur，而在其他一些尼采著作版本中，Cultur（文化）前面的形容词不是buddhaistische，而是indische （brahmanische），因此就成了“印度（婆罗门）文化”。]。

我们的整个现代世界都困于亚历山大文化之网中，它把具有最高认识能力、服务于知识的理论之人认作理想，其典范和祖先就是苏格拉底。我们所有的教育手段原本都盯着这个理想，除此之外，任何其他人都姑且作为被允许的存在，而不是有预期目的的存在而努力向上。近乎惊人的是，有教养的人在很长时间里被发现只是以学者的形式出现；甚至我们的诗歌艺术也不得不从博学的模仿中演化出来；我们在韵律的主要效果中，认识到我们的诗歌形式起源于对一种不熟悉的、真正有学问的语言之人为实验。对于真正的希腊人来说，本身很明白的现代文化人浮士德必然显得多么不好理解啊！这位不知满足地闯入所有学科领域，出于求知欲望而屈从于魔法和魔鬼的浮士德，我们只是为了比较，将他置于苏格拉底旁边，以便认识到，现代人开始预感到那种苏格拉底认识乐趣的界限，渴望离开茫茫无际、荒无人烟的知识海洋，登上海岸。如果说歌德有一次对爱克曼谈到拿破仑时这么说：“对了，好朋友，还有一种行为上的创造力”[尼采引自爱克曼辑录《歌德谈话录》，1828年3月11日歌德与爱克曼德谈话。]，那么他是用一种十分素朴的方式提醒我们。没有理论的人对于现代人来说是某种不值得相信而又令人吃惊的东西，所以还是需要某一位歌德的智慧，以便发现这样一种令人惊异的存在形式是可以理解的，甚至可以原谅的。

现在我们不应该向自己隐瞒隐藏在这种苏格拉底文化母腹中的东西了！想入非非的乐观主义！现在，即使这种乐观主义的果实成熟了，即使经由这一种文化的彻底发酵作用而全面发酵起来的社会渐渐在热烈沸腾和慷慨激昂中颤抖，即使相信所有人都有尘世幸福的信念、相信这样一种普遍的知识文化有可能存在的信念渐渐转变为对一种这样的亚历山大式尘世幸福的紧迫要求，转变为对欧里庇得斯的解围之神的召唤，我们也不必感到惊讶！我们应该注意到，亚历山大文化需要一种奴隶阶级，以便能长久存在：可是它在对于生存的乐观主义观察中，否认这样一个阶级的必要性，因此一旦“人的尊严”、“工作的尊严”之类有蛊惑力和镇静作用的美好言辞的作用被耗尽，它就会渐渐走向可怕的灭亡。没有什么比一个野蛮的奴隶阶级更可怕的了，它学着将其存在看作一种不公正，准备不仅为自己，而且也为世世代代复仇。面对这样一种迫近的风暴，谁敢以确信的气概诉诸我们苍白无力的宗教，这些宗教本身已经从根本上蜕化为学者宗教了，以至于神话，即任何宗教的必要前提，已经到处都瘫痪了，甚至在这个领域里，那种乐观主义精神占了统治地位，我们刚才已经把它称为我们社会毁灭的起点了。

潜藏在理论文化母腹中的灾祸渐渐开始让现代人感到害怕，现代人不安地从他的经验宝库中搜寻避开危险的手段，而他自己也并不真正相信这些手段；他因此而预感到自己的结局。这时候，着眼于普遍性的伟人以一种令人难以置信的谦虚谨慎，善于利用知识工具本身，来一般性地说明认识的界限和局限，从而决定性地否认知识有资格声称具有普遍有效性和普遍目的：有了这样的依据，那种妄想第一次被认识到是这样一种妄想，这种妄想自以为借助于因果律便能探究万物最内在的本质了。康德和叔本华的巨大勇气和智慧取得了最难取得的胜利，即对隐藏在逻辑本质中的乐观主义的胜利，这种乐观主义是我们文化的基础。如果说乐观主义依靠它深信不疑的永恒真理（aeternae veritates），相信一切世界之谜的可认识性和可探究性，并将空间、时间、因果律看作具有最普遍有效性的完全绝对的法则，那么康德则揭示出，这些法则原本只服务于把单纯的现象，即摩耶的作品，提升为唯一的最高现实，使它取代万物最内在的真正本质，因而使对这种本质的真正认识成为不可能，根据叔本华的说法，也就是，使做梦的人睡得更酣些。（《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第一卷，第498页）[参见石冲白所译叔本华《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第573页。]一种文化以这种认识开始，我斗胆称之为悲剧文化，它的最重要标志是，智慧被移到知识的位置上，成为最高目标，它不受知识诱惑误导的欺骗，目光一动不动地盯着世界的总体形象，试图在这总体形象中，以爱的同情感把永恒的痛苦理解为自己的痛苦。让我们想象一下有着这种无畏目光的未来一代，他们英勇地推进，向往着惊天动地；让我们想象一下这些屠龙者的果敢步伐，他们以高傲的鲁莽，对于所有乐观主义的懦弱教条不屑一顾，以便完全彻底“坚定地生活”。这样一种文化的悲剧人物，在他培养认真和畏惧的自我教育中，难道没有必要把一种新的艺术，即形而上慰藉的艺术——悲剧，作为属于他的海伦来渴望，并同浮士德一起喊出：

可是，苏格拉底文化受到两方面的震撼，只能用颤抖的双手抓住它灵验的权杖。这一方面是出于它渐渐开始预感到的对自己结论的恐惧，其次也因为它自己不再带着以前那种天真的信赖，相信自己基础的永恒有效性了。所以看到它的思之舞如何总是渴望着倒向新的人影，以拥抱她们，然后又突然像靡非斯特甩开诱人的拉弥爱们[拉弥爱原为希腊神话中的怪物，歌德的《浮士德》第二部中有一段关于拉弥爱们引诱靡非斯特的插曲。]那样，感到毛骨悚然而让她们闪开去，这是一个悲哀的景象。这甚至就是每个人通常作为谈论现代文化的原始痛苦而谈论的那种“决裂”的标志：理论之人害怕、不满自己的结论，不再敢于信赖可怕的生存之冰川，忧心忡忡地在岸上跑来跑去。他不再想要完全拥有任何事物，万物总带着天然残酷。乐观主义的观点把他娇惯到了如此地步。此外他感觉到，一种建立在知识原则上的文化，当它开始变得不合逻辑，也就是说，开始逃避自己结论的时候，便不得不走向灭亡。我们的艺术揭示出这种普遍的困境：人们徒然地模仿所有具有创造性的伟大时代和人物；人们为了安慰现代人而徒然地在他周围聚集起全部的“世界文学”[“世界文学”是歌德在同爱克曼的谈话中首先提出来的概念。]，并把他置于所有时代的艺术风格和艺术家中间，以便他像亚当给动物起名一样，给他们起个名字。他仍然是永恒的饥饿者，没有乐趣的、无力的“批评家”，亚历山大风格之人，实际上的图书馆管理员和校对员，凄惨地被书上的灰尘和印刷错误弄瞎了眼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