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公爵在Б餐厅度过那个令我难忘的夜晚之后，我一连几天经常在为娜达莎担心。“该死的公爵的威胁意味着什么呢，他究竟想怎样报复她？”我时刻自问，不断猜测而惶惶不安。我终于得出结论，他的威胁不是空话，不是虚张声势，只要她还和阿辽沙同居，公爵确实会找她的麻烦。我想，他心地褊狭，报复心重，为人狠毒而工于心计。要他忘记所受的侮辱而不利用机会报复，是很难的。无论如何，在这件事上，他已经向我指出了一点，关于这一点他讲得相当明确：他坚决要求阿辽沙和娜达莎断绝关系，希望我使她做好在近期分手的思想准备，并且不要有“闹剧、田园牧歌和席勒气质”。自然，他最关心的是要阿辽沙对他感到满意，继续认为他是一个慈爱的父亲，这对于他以后轻而易举地占有卡佳的财产是很重要的。可见我面临的工作，就是要使娜达莎准备好在近期分手。不过我发觉娜达莎有了很大的变化：她过去对我的坦率，连影子也没有了；不仅如此，她似乎不再信任我了。我对她的安慰只是对她的折磨；我问长问短越来越使她厌烦，甚至生气。我往往只能坐在那里，呆望着她！她把两只手交叉在胸前，在屋子里从一个角落踱到另一个角落，仿佛想得出神了，甚至忘了还有我在她身边。当她偶然看我一眼的时候（她甚至回避我的目光），脸上会突然流露出不耐烦的怒气，并且迅速地扭过头去。我明白，她也许正在考虑她自己如何应对近在眼前的分手，她在考虑这个问题时怎能不烦恼、不伤心呢？我深信，她已经决心分手了。不过她的忧郁和绝望还是叫我痛心和害怕。何况我有时又不敢和她讲话，不敢去安慰她。所以只能怀着恐惧的心情等着看，这件事将如何结局。

至于她对我的那种严厉而不容亲近的态度，虽然使我不安，使我痛苦，然而我对我的娜达莎的感情是抱有信心的：我看到，她心情十分沉重，而且心灰意懒。任何外来的干扰都会引起她的气恼和烦躁。在这种情况下，深知我们隐私的亲密朋友的干扰尤其叫我们恼火。可是我也很清楚，娜达莎终究又会来到我身边，在我的感情中寻求安慰。

我和公爵的谈话，我自然不提，告诉她只会使她更加焦急，更加伤心。我只是顺便对她说，我在公爵夫人家里见到过公爵，确信他是个可怕的恶棍。可是她并没有多问，这使我很高兴；不过在我讲到我和卡佳见面的情况时，她听得十分仔细。听了以后，她对卡佳也一字不提，只是她那苍白的脸上泛起了红晕，而且这一天她几乎整天都很激动。谈起卡佳，我什么也不隐瞒，我坦率地承认，卡佳甚至给我也留下了非常美好的印象。又何必隐瞒呢？即使隐瞒，娜达莎也猜想得到，还会因为我隐瞒她而生我的气。所以我故意讲得尽可能详细一些，竭力谈一些她可能关心的问题，特别是因为她所处的地位使她很难向我发问：的确，要她装出满不在乎的样子，打听自己情敌的美好品质，容易吗？

我想，她还不知道，公爵一定会安排阿辽沙在星期一陪伯爵夫人和卡佳到乡下去，我很为难，不知怎样对她说才能减轻这个打击。可是我是多么惊讶啊，我一开口讲，她就制止我，说不必安慰她，她五天前就已经知道了。

“我的天哪！”我叫道，“这是谁对你说的？”

“是阿辽沙。”

“什么？他已经说了？”

“是的，我已经决定该怎么办了，瓦尼亚，”她说，她的态度显然在不耐烦地告诉我，不要再谈下去了。

阿辽沙常到娜达莎这儿来，但总是只待一会儿；只有一次在这里一连待了好几个小时；不过我不在。他进来时往往面带愁容，腼腆而温柔地望着她；但娜达莎那么温柔，那么温存地迎接他，使他马上就把一切都忘到了九霄云外，快活起来。他也常去我那里，几乎天天都去。不错，他很痛苦，可他一分钟也不能独坐愁城，于是经常往我那儿跑，想得到一点安慰。

我能对他说什么呢？他抱怨我冷淡，说我冷漠无情，甚至抱怨我对他怀有恶意；唠叨着，哭着，离开我到卡佳那里去了，在那里终于得到了安慰。

就在娜达莎告诉我已经知道他们要走的那一天（这大约是在我和公爵谈过话的一周之后），他绝望地跑来见我，他拥抱我，扑在我的胸前，孩子似的号啕大哭。我沉默着，等着，看他要说些什么。

“我下流，我卑鄙，瓦尼亚，”他开口了，“你挽救我吧。我不是因为自己卑鄙下流才哭，而是因为娜达莎要因我而不幸了。要知道，我就要离开她了，让她独受凄凉……瓦尼亚，我的朋友，告诉我，替我决断一下，我更爱的是谁，是卡佳还是娜达莎？”

“这是我无法决断的，阿辽沙，”我回答说，“你应该比我更清楚……”

“不，瓦尼亚，我不是这个意思；我不会蠢到提出这样的问题；但问题在于，我自己也不知道。我问自己，却回答不出。而你是旁观者，也许比我看得更清楚……好吧，就算你也不知道，那么你告诉我，你觉得呢？”

“我觉得你更爱卡佳。”

“你觉得是这样！不，不，绝对不是！你根本没有猜对。娜达莎是我的至爱。无论如何我决不会离开她；我对卡佳也说过，卡佳完全赞同我的态度。你为什么不说话？嘿，我看到刚才你在笑。唉，瓦尼亚，你从来不安慰我，即使我十分难受，像现在这样……再见！”

他奔出了屋子，给惊讶的涅莉留下了非常强烈的印象，涅莉一直在默默听着我们的谈话。那时她还在病中，躺在床上服药。阿辽沙从来不主动和她说话，来的时候对她几乎丝毫不加理会。

两个小时以后他又来了，他那满面春风的样子使我非常吃惊。他又扑上来搂着我的脖子，拥抱我。

“问题解决了！”他叫道，“所有的误解都澄清了。我离开这里就到娜达莎那里去了：我很伤心，我不能没有她。我一进去就跪在她面前，吻她的脚：我需要这样，我想这样；不这样我就会苦闷而死。她默默地拥抱我，哭了起来。这时我坦率地告诉她，我爱卡佳胜过爱她……”

“她怎么说？”

“她什么也没说，只是温情脉脉地安慰我——对她说了这种话的我！她很会安慰人呢，伊万·彼得罗维奇！啊，我在她面前哭诉了我所有的痛苦，把心里话全都对她说了。我坦率地告诉她，我很爱卡佳，但是不管我多么爱她，也不管我爱上谁，我还是不能没有娜达莎，没有她我会死的。是的，瓦尼亚，没有她我一天也活不下去，我的感觉是这样，是的！所以我们决定马上结婚；不过在下乡之前办不成了，因为现在是大斋期，教堂是不举行婚礼的，只好等到我回来以后，也就是要等到六月一日。父亲一定会同意，这是毫无疑问的。至于卡佳，那有什么办法！我的生活不能没有娜达莎啊……结了婚我和她也去看卡佳……”

可怜的娜达莎！她哄着这个长不大的孩子，坐在他身边倾听他的爱情的表白，并且为了使他安静下来，向这个天真的利己主义者杜撰不久结婚的美丽神话，此时她是怎样的心情啊。阿辽沙的确安静了几天。他往娜达莎那里跑，本来就是因为他的那颗脆弱的心无力独自承受他的悲哀。可是当分别渐渐临近的时候，他又惊慌不安，眼泪汪汪，又跑到我这里哭诉自己的痛苦。最近他对娜达莎依依不舍，一天也离不开她，更别说离开一个半月了。不过他到最后一刻还相信，他只离开她一个半月，等他回来就举行婚礼。至于娜达莎，她完全明白，她的整个命运就要发生变化，阿辽沙永远不会再回到她的身边了，这是必然的。

他们分别的日子到了。娜达莎病了，——她面色苍白，两眼红肿，嘴唇焦黑，时而自言自语，时而迅速而锋利地瞥我一眼，她不哭，不回答我的问题，而当阿辽沙进来，响起他的清脆的声音的时候，她浑身颤抖，像风中的一片树叶。她兴奋得满脸通红，匆匆迎上去，痉挛地拥抱他，吻他，笑着……阿辽沙凝视着她，有时不安地问她身体怎样，安慰她说，他很快就回来了，然后他们就结婚。娜达莎显然在努力克制自己，强忍着泪水。她没有在他面前流泪。

有一次他谈起，要留一笔钱给她在他离开期间使用，并且叫她放心，因为父亲答应给他很多钱，供他路上花费。娜达莎皱起了眉头。等到只有我们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候，我告诉她，我有一百五十卢布是给她的，以备不时之需。她没有问这些钱是哪里来的。这是在阿辽沙离开的两天之前，是娜达莎和卡佳见面的头一天，那是她们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见面。卡佳让阿辽沙带来了一张便条，请娜达莎允许她在第二天前来拜访；同时也邀请我，希望在她们见面时有我在场。

我决定不管有什么阻力，十二点（这是卡佳约定的时间）我一定要在娜达莎那里；而烦心的事和阻力真不少。不说涅莉了，伊赫缅涅夫老两口就有不少麻烦事叫我操心。

这些麻烦事开始于一周之前。安娜·安德烈耶夫娜派人来找我，要我抛开一切，立刻赶到她那里去，有要紧的事，一点也不能耽搁。我去了，只有她一个人在家。她在屋子里走来走去，又激动又害怕，焦急地等着尼古拉·谢尔盖伊奇回来。像平常一样，我好久也搞不清楚，她有什么事，为什么那样害怕，而每一分钟看来都十分宝贵。她抱怨我：“为什么你老是不来，在我们非常痛苦的时候，把我们像孤儿一样抛在一边”，结果“天知道，没有你会发生什么事情”，在发了一通激烈而于事无补的牢骚之后，她总算告诉我，三天来尼古拉·谢尔盖伊奇那么坐立不安，“简直无法形容。”

“简直不像是他了，”她说，“他坐立不安，夜里偷偷地躲开我，跪在圣像前祷告，睡梦中说胡话，醒来就像疯了一样：昨天要喝汤的时候，他连手边的汤匙也找不到，你问他什么，他的回答总是牛头不对马嘴。他时不时往外跑。‘有事，’他说，‘我要去找律师；’还有，今天早上他把自己反锁在屋子里，说：‘我要写一张要紧的状子。’嘿，我想，你连盘子旁边的汤匙也找不到，还能写什么状子呢？不过我从锁孔里偷偷地看了一下，他坐在那里写，哭得像个泪人儿似的。我想，什么状子是这样写的呢？说不定他是在心疼我们的小村子伊赫缅涅夫卡吧，看来我们的伊赫缅涅夫卡是要不回来了！我正在这样想呢，他突然从桌子旁跳起来，猛地把笔扔在桌子上，满面通红，目光灼灼，抓起帽子出来对我说：‘安娜·安德烈耶夫娜，我很快就回来。’他走了，我马上到了他的书桌跟前；那里放着他的大量诉讼文件，他碰也不准我碰。我求过他多少次：‘让我把文件挪一挪吧，我擦擦桌上的灰尘。’就是不行，又是叫喊，又是挥舞胳膊，到了彼得堡这里他变得非常烦躁，就爱嚷嚷。我在书桌上找了起来，他刚才写的是哪张纸呢？我确实知道他没有带走，他站起来时把它塞在别的文件下面了。瞧，伊万·彼得罗维奇，这是我找到的，你看看吧。”

于是她递给我一张信纸，有一半写满了字，不过涂改得很厉害，有些地方很难辨认。

可怜的老人！一看最初的几行就知道，他写的是什么，是写给谁的。这是给娜达莎，给他的爱女娜达莎的信。信的开端写得热情而亲切，他表示原谅她了，叫她回家。要把信的内容全都弄清楚是很困难的，信写得又没有条理，又很冲动，还经过无数次的涂改。有一点是看得出的，对女儿的挚爱促使他提起笔来，写了感人肺腑的最初几行，在写了这几行之后，他的感情很快就变了：老人开始斥责女儿，夸张地数落她忘恩负义，愤怒地提醒她是何等固执，责备她麻木不仁，也许一次也不曾想过，她的行为对父母造成了怎样的伤害。他威胁要惩罚、诅咒她的桀骜不驯，最后，他要求她立即乖乖地回家，这样，也只有这样，“在家庭中”过一段温顺规矩的新生活之后，我们也许会决定宽恕你，这是他信里的话。显然，在写了几行之后，他把自己最初的宽容看作是软弱，并引以为羞，最后，他由于自尊心受到伤害而深感痛苦，因而以愤怒和威胁结束了这封信。老太太站在我面前，双手交叉在胸前，担心地等待着，看我读完信会说些什么。

我把我的看法都直言不讳地告诉了她。就是：老头子没有娜达莎再也没法活了，可以肯定地说，必须很快地让他们和解，不过，一切都取决于事态的发展。这时我向她说明了我的猜想。首先，诉讼的不幸结果大概使他非常伤心和震惊，至于公爵胜诉使他的自尊心受了多大的伤害，这样结案多么强烈地激起了他的愤怒，那就更不用说了。在这样的时候，一个人不可能不寻求同情，于是更强烈地想念起他爱如掌上明珠的人。也许还有一点，他一定听说了（因为他一直在密切注意，对娜达莎的情况十分了解），阿辽沙很快就会抛弃她。他能够理解，她现在多么伤心，多么需要亲人的安慰。不过他还是不能释怀，认为自己受到了女儿的侮辱和伤害。他大概有一个想法，认为她终究不会首先来迁就他，也许还认为她根本不会想到他们，没有和解的愿望。在我看来，这就是他的想法，因此他才没有把信写完，也许因此而更强烈地感到受了屈辱，谁知道呢，和解也许还要经过漫长的等待……

老太太一边听我说，一边流泪。最后我告诉她，我必须马上到娜达莎那里去，已经太迟了，这时她猛地想起，对我说，她把主要的事情忘记了。她把信从文件下面抽出来的时候，无意中打翻了墨水瓶。的确，信的一角有很大一块沾满了墨水，老太太非常担心，老头子看到墨水渍就会知道，他不在的时候有人翻了文件，安娜·安德烈耶夫娜一定看过了他给娜达莎的信。她的担心是很有道理的。要是他知道我们了解他的秘密，光是这一点就会使他感到羞惭懊丧而愤恨不已，并且出于自尊而固执地不肯宽恕女儿。

不过我仔细地想了想，劝老太太不必惊慌。他放下信站起来的时候十分激动，可能记不得那些细节了，现在也许会以为他自己把信弄脏了，却忘记了这回事。我这样平息了安娜·安德烈耶夫娜的担忧，接着我们就细心地把信放回原处。我临行前忽然想起要和她认真地商量一下涅莉的事。我觉得，这个无依无靠的可怜的孤女，她的母亲也是受到自己父亲的诅咒的，她讲起自己过去的遭遇以及母亲之死的悲惨故事，一定会感动老人，激发他宽大为怀，不咎既往的感情。他心里已经有了这样的想法，已经酝酿成熟；对女儿的思念开始战胜他的骄傲和受伤的自尊心。只要推动一下，只要有个合适的机会就行了，而涅莉恰恰可以提供这样的一个机会。老太太非常注意地听了我的话，她的脸上焕发着希望和喜悦的神采。她马上就抱怨我为什么不早说？她开始迫不及待地询问涅莉的情况，最后郑重地表示，她要亲自请求老头子收养涅莉。她已经由衷地喜爱涅莉了，怜惜她有病，问长问短，硬要我给她带一罐果酱，还亲自跑到贮藏室去拿了来；她要给我五个卢布，怕我没有钱支付医药费，我谢绝了，只是在知道涅莉需要衣裳和内衣，因而她还可以在这方面帮助她之后，她才勉强安心了，感到安慰，于是翻箱倒柜，把自己所有的衣裳都翻了出来，从中挑选一些可以送给“孤女”的。

我去了娜达莎那里。我登上最后一级楼梯的时候，——我说过，那楼梯是螺旋形的，——我看见她的门口有一个人，他已经想敲门了，可是听到我的脚步声就停了下来。最后，他大概犹豫了一下，突然改变主意，往楼下去了。我在楼梯口碰到了他，我是多么吃惊哪，我认出了那是伊赫缅涅夫。楼梯上白天也很暗。他紧贴着墙壁让我过去，我还记得他那紧盯着我的古怪的目光。我觉得他好像满面通红；至少他非常窘，甚至惊慌失措。

“哎哟，瓦尼亚，是你呀！”他断断续续地说，“我到这里来要找一个人……要找文书……就为了案子的事……不久前他搬家了……就在这一带……不过，好像不是住在这里。我走错了。再见。”

他沿着楼梯迅速地走了。

我决定暂时不把我们这次相遇的事告诉娜达莎，但是等阿辽沙走后，只剩下她独自留下时，一定马上就告诉她。目前她那么悲伤，即使能充分明了、理解这一事实的震撼力量，也不可能有真正的感悟和切肤之痛，这要等到以后，在她陷入最后的压倒一切的伤感和绝望的时候。现在还为时尚早。

这一天我本来可以到伊赫缅涅夫的家里去，我也很想去一趟，但是我没有去。我觉得老头子看到我会很难堪，甚至会以为，我是由于这次相遇而特意跑去的。我第三天才去。老人很忧郁，不过对我的态度相当自然，一个劲儿谈他的官司。

“我说，你那天是去找谁呀，记得吧，我们在那么高的楼上碰到了，——那是什么时候？大概是前天吧，”他突然很随便地问道，不过还是从我身上移开视线，望着别处。

“有一个朋友住在那里，”我回答说，也望着别处。

“噢！我是去找我的文书阿斯塔菲耶夫；人家指了指那幢楼……可我找错了地方……关于这场官司我不是对你讲过吗，最高法院已经作出了裁决……”等等，等等。

他讲起官司的时候，脸都红了。

那一天我对安娜·安德烈耶夫娜全都说了，想使老太太高兴一下，不过求她不要带着特别的神气去看他，不要伤感，不要有什么暗示，总之，不能以任何形式流露出，她已经知道他的这个古怪的举动。老太太又惊讶又高兴，开头简直不肯相信。她也告诉我，关于孤女的事他已经暗示过尼古拉·谢尔盖伊奇了，可是他默不作声，而从前他老是求我收留小姑娘。我们决定，明天她要直截了当地求他，不兜圈子，不用暗示。可是第二天我们两个人都受到了极大的惊吓，惶惶不安。

情况是这样，伊赫缅涅夫上午和一个处理他的案子的官员见了面。官员声称，他见到了公爵，公爵虽然保留小村子伊赫缅涅夫卡，但“由于某些家庭情况”，决定给予老人补偿，给他一万卢布。老人离开官员以后就直接跑来找我。他的心情坏极了，闪着狂怒的目光。不知为什么，他把我从家里叫到楼梯上，坚决要求我立刻去见公爵，向他转达决斗的要求。我吓坏了，好久也弄不明白是怎么回事。我开始劝阻他。可是老人怒发如狂，差点儿昏了过去。我连忙进屋拿了一杯水来，可是我回来时，伊赫缅涅夫已经不在楼梯上了。

第二天我去找他，可他已经不在家里了。从此他整整失踪了三天。

第三天我们了解到了详细情况。他从我家里出来，就直接跑去找公爵，他不在家，于是给他留了一张便条。他在便条中写道，他知道了他对那位官员所说的话，认为这些话是对自己的极端的侮辱，而公爵是个卑鄙的家伙，因此他要与公爵决斗，同时警告公爵不要拒绝决斗，否则他将当众受辱。

安娜·安德烈耶夫娜告诉我，他回家时十分激动，心力交瘁，甚至病倒了。他对她很温柔，但对她的问题却很少回答，看得出他正在非常焦急地等待着什么。第二天上午收到了一封邮寄的信；看了信，他大叫一声抱住了自己的头。安娜·安德烈耶夫娜吓呆了。但他立即抓起帽子、手杖，跑了出去。

信是公爵写来的。这封信冷漠、简短而有礼貌地通知伊赫缅涅夫，关于他对官员所说的话，他没有义务对任何人作出任何解释。虽然他很同情伊赫缅涅夫输掉了官司，然而尽管同情，却并不认为，败诉者为了报复而要求对手决斗是正当的。至于以“当众受辱”作为要挟，公爵请伊赫缅涅夫尽可放心，任何当众受辱的情况都不会发生，也不可能发生；他的信将立即送往有关部门，接到报警后，警方一定能采取应有的措施，以维持秩序和治安。

伊赫缅涅夫手里拿着信立刻跑去找公爵。公爵又不在家。不过仆人告诉他，公爵现在大概在N伯爵家里。他不假思索地就向伯爵家里跑去。伯爵家的看门人在他已经踏上楼梯时阻止了他。愤怒至极的老人用手杖打了他。他立刻被抓住，拖到台阶上交给了警察，他被带到了警察局。伯爵得到了报告。偶然在座的公爵向这个老色鬼说明，这伊赫缅涅夫就是那个纳塔利娅·尼古拉耶夫娜的父亲（公爵曾不止一次在这种事情上为伯爵效力），于是显赫的小老头只是笑了起来，他的愤怒一变而为宽大为怀：命令释放伊赫缅涅夫。不过直到第三天才放了他，而且向老人宣布，是公爵亲自向伯爵求情，饶恕了他。

老人回到家里，像疯了一样倒在床上，整整一个钟头躺在那里动也不动；最后，使安娜·安德烈耶夫娜大为吃惊的是，他欠起身来郑重宣布，他要一辈子诅咒自己的女儿，使她永远得不到父母的祝福。

安娜·安德烈耶夫娜吓坏了，不过老人需要护理，尽管她自己也精神恍惚，整天而且几乎整宿都在服侍他，不断用醋湿敷他的头部，还敷上冰块。他发烧，说胡话。我离开他们的时候已经是深夜两点多钟。不过第二天早晨伊赫缅涅夫就起来了，他当天就来找我，决定收养涅莉。不过当时他和涅莉的那次争吵，我在前面已经讲过了；这次争吵使他彻底崩溃了。回到家里就卧床不起。这一切发生在复活节后的第一个星期五，那也是卡佳和娜达莎约会的日子，是阿辽沙和卡佳离开彼得堡的前一天。她们见面时我也在场，那是在早晨，还是在老头子来找我，涅莉第一次逃走之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