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转过身去，两个孩子已打开房间的门，但不敢迈出门槛。我的样子一定不是很让他们放心。他们站在那里，满脸惊恐地看着我。

他们的目光让我感觉到，他们好像看到了那些鬼怪故事里的人物，会让人浮想联翩，比实际看到的更多。也许我身边有个像墓地的雕像一样的人：我儿时记忆里那个被遗弃的女人，那个弃妇正直挺挺地站在那里。她从那不勒斯来到了都灵，拉住我的裙子，不让我从六楼跳下去。她知道我想抱住丈夫的腿哭泣，流着冷汗和血泪，恳求他留下来吧。那个弃妇让我想起来，她就那么做过。一天晚上，她服毒了。我母亲低声对两个和她一起干活的女人——她们一个是黑发，一个是金发——说：“那个可怜的女人，以为丈夫会后悔，会在她临终之前跑来求她原谅。”但实际上他很谨慎，远远待着，和新欢在一起。我母亲苦笑了一声，这个故事，和她知道的其他故事一样苦涩，都大同小异：没有爱的女人，她们眼里的光会熄灭；没有爱的女人，她们虽然活着，但心已经死了。六十年代晚期，一些客户还会找她量身定制衣服。她一边缝衣裳，一边说着这些话。一连几个小时，她都在那里裁剪、缝制，一边说着这些闲话，一边做衣服。我在偷偷听着，我想写故事的愿望，就是那时候在母亲的工作台下玩耍时滋生的。那个不忠的男人跑到了佩斯卡拉，他妻子特意处于生死之间，不得不叫救护车，送去医院急救，他也没有回来看看。那些话一直都留在了我脑子里。“特意处于生死之间”，就像走钢丝的人。我听到我母亲的话，不知道为什么，我想象那个弃妇出于对丈夫的爱，躺在一把剑的刀口上，利刃切开了她的衣服、皮肤。我看到她从医院回来，比之前更可怜了，我觉得她衣服下面有一道深红色的伤疤。那些邻居都躲着她，不仅仅是因为他们不知道怎么跟她说话，对她说什么。

我猛然回到现实，内心充满怨恨，我想整个人扑向马里奥，用全身的力气殴打他。我决定从第二天开始，重新打电话给那些老朋友，和他们重新建立联系。但电话坏了，在这一点上，马里奥没有说谎。一拿起听筒，我就听到难以忍受的嘶鸣，还有遥远的人声。

我来到了手机跟前，特意用了一种柔和的声音，和我认识的那些人交谈。我想让他们觉得，我现在已经平静下来了，正在学会接受新的现实。对于那些愿意和我交谈的人，我会小心翼翼地问起马里奥，还有他的新欢。我假装自己已经知道了一切，现在只不过是想聊聊，发泄一下情绪。大部分人都是用单音节“是”和“不”来回答我，他们已经猜到我在暗中进行调查。有几个人忍不住向我透露了一些小细节：我丈夫的情人开着一辆金属灰的德国大众，总是穿着很庸俗的红色靴子，一头金发，但颜色有些发白，看不出来年龄。莱雅·法拉可是最乐意聊的，说实在的，她不是说闲话，她只是告诉我她知道的事。她从来都没有见过他们在一起。关于那个女人的情况，她没有什么可说的，但她知道他们生活在一起。她不知道他们的住址，有人说，他们住在布雷西亚广场那边，就在布雷西亚广场。他们躲得挺远的，那个地方说实在的不怎么样，因为马里奥不想见任何人，也不想被任何人看到，尤其是他在都灵理工大学的那些老朋友。

我正想让她多聊几句，但我的手机不知道有多长时间没充电了，这时忽然关机了。我手忙脚乱地在家里找充电器也没有找到。前一天，因为马里奥要回来，我把家里的每个角落都整理了一遍，当然把充电器也收起来了。我翻箱倒柜，想不起来我到底把它放在哪里了。奥托这时在吠叫，真让人受不了，我忽然火冒三丈，为了避免把手机丢向狼狗，我把它向一面墙壁扔了过去。

手机摔成了两段，零件落在地上，发出很清脆的声音。狗一边吠叫，一边冲过去撕咬，好像那些零件是活物。等我平静下来，我来到了家里的固定电话前面，拿起了听筒，我听到的依然是那种长时间的嗡嗡声，还有遥远的人声。但我没把电话挂上，我几乎不假思索，熟练地拨出了莱雅的号码。这时电话里的嗡嗡声忽然中断了，显示正在拨通，真的很神秘。

我给莱雅的第二通电话，真是无济于事。刚才的通话已经过去一段时间了，当我的朋友接了电话，我觉得她特别寡言，让人着急。可能是她丈夫批评她了，或者是她自己后悔了，众所周知，事情已经那么复杂了，她不应该火上浇油。她有些不自在，用关切的语气说，她就知道那么多。她已经有很长时间没见到马里奥了，关于那个女人，她真的什么都不知道，她不知道那女人是老是少，是不是有工作。至于他们住的地方——布雷西亚广场，只是一个大概的方向：可能会是巴勒莫街、塔拉诺街，或是洛迪街。那个区域的街道都是以城市名命名，很难说是哪条。无论如何，马里奥跑去那个地方住，她觉得有些奇怪。她建议我不要管那些，时间会让一切水落石出。

但她的话没能阻止我当晚就出去了，等两个孩子都睡着了，我开着车子出去，在外面晃荡到夜里一两点。我在布雷西亚广场附近、布雷西亚街、巴勒莫街转悠。我慢慢向前开，在那个城区，我感觉城市被撕裂了，有一道很长的裂痕，那是电车亮闪闪的轨道。天空黑漆漆的，压迫着那些低矮的建筑，天空好像只由一台优雅而高大的起重器支撑着，路灯病恹恹的光线，就像一个运动着的活塞平稳的底部。在抛物面天线灰色的圆盘之间，露台上撑开来的白色或天蓝色的遮阳布，在微风的吹动下，发出噼噼啪啪的响声。我会停下车子，满怀怨恨地在那些街道上走动。我为自己祈祷，希望遇到马里奥和他的情人。我想，我可能会碰到他们从一辆大众汽车里出来，可能是他们看完电影，或在外面吃完饭回来，会像我们过去在孩子出生之前一样愉快。但我什么都没有遇到，我看到一辆辆空车、关了门的店铺、睡在角落里的醉汉。在刚刚修复好的楼房旁边，是一些歪歪斜斜的建筑，里面传来外国人的声音。在一栋瓦片屋顶的低矮建筑上，我看到几个黄色的字：“自由的希尔瓦诺”。他自由，我们自由，大家都自由。我讨厌折磨人心的束缚，沉重生活的限制。我无力地靠在亚历山大街道的一面墙壁上，那是一栋刷成天蓝色的建筑，上面有几个刻在石头上的字：“那不勒斯王子避难所”。这就是我所在之处，南方语言的调子在我脑子里叫喊，两个遥远的城市就像一把钳子，蓝色的海平面和阿尔卑斯山的白色夹击着我。三十年前，生活在马志尼广场上的那个可怜女人，那个弃妇，她像我一样，因为绝望喘不过气来。她会靠在房子的外墙上，或是一面围墙上。我没办法像她那样，通过抗议和报复缓解一下。这时，即使马里奥和他的新女人真的回到了那些房子中的一栋——在对着大院子的那栋高大建筑里，入口处写着“铝”的房子，密密麻麻的阳台都带着遮阳布——他们一定会回避人的耳目，躲在防雨棚的下面。他们在一起很幸福，我拿他们一点儿办法都没有。我用所有的痛苦、愤怒，撕裂遮挡着他们的屏障，忽然出现在他们面前，用我的不幸，使他们变得不幸，真的一点用处也没有。

我长时间走在那些黑漆漆的路上，天色紫黑。我毫无根据地确信（这种确信没有任何根据，我们会称之为直觉，是我们的愿望勾起的想象），他们就在那里，在某扇大门后面，在一个角落里，在一扇窗子后面，可能会看到我。他们就像那些得逞的罪犯一样，为他们的罪行感到幸福。

但我一无所获，凌晨两点我回到家里，因为失望而精疲力竭。我把车子停在小区的路边，向小广场走去，看到卡拉诺的身影在走向大门，乐器盒子从他佝偻的肩头探了出来。

我当时特别想叫住他，我再也无法忍受寂寞，需要和某个人谈谈，我想叫喊、吵架。我加快了脚步，想要赶上他，但他已经消失在大门里。如果我跑起来的话（我没有那样的勇气，我担心沥青路、公园、每一根树干，还有河流黑色的水面都会撕裂），在他进入电梯之前，我也追不上他。我正想赶上他，这时我看到地上有个东西，就在双头路灯的灯杆下面。

我弯下腰，那是一张驾照的塑料套子。我打开来，看到照片上那个乐手的脸比现在年轻很多。阿尔多·卡拉诺：出生在一个南方小镇。按出生年月算起来，他已经快五十三岁了，八月份过生日。现在，我有充分的理由去敲他的门。

我把驾照放在了口袋里，进了电梯，摁下五楼的按钮。

电梯比往常更慢，寂静中，电梯的嗡嗡声让我的心跳加快了。电梯到了五楼，我却感觉到一阵恐惧，毫不犹豫地摁了六楼。

回家，马上回家。如果两个孩子醒了，在屋里找我怎么办？我明天会把驾照还给卡拉诺。为什么要在夜里两点钟敲一个陌生男人的门呢？

各种感觉都涌上心头，怨恨、屈辱、雪耻的渴望。我需要验证自己身体的力量，这一切都在摧毁我残余的理性。

是的，回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