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那段时间，就连付家里的账单也成了问题。我收到一些邮件，他们说，在某个日期之前，如果没有缴清欠费，他们会切断水电和煤气。我坚持说，我已经付过了。我花几个小时时间，在家里找付账的收据，浪费很长时间进行抗议，吵架，写信。最后我自取其辱，因为事情很明显：我没有缴费。

电话也是一样。不仅仅是马里奥向我指出的问题，电话线一直干扰很大，而且忽然间，我根本就打不了电话：有个声音告诉我，我无权使用此项功能，诸如此类的话。

手机被我摔坏了，我只能去找了公用电话，给电话公司打电话，让他们解决问题。他们向我保证，他们很快就会介入。但过了好几天，电话还是一声不响。我再打电话给他们，变得怒气冲天，声音气得发抖。我用咄咄逼人的语气说了我的情况，电话那头的职员沉默了很长时间，在电脑上进行查询，他通知我说：电话已经欠费停机了。

我非常气愤，我用我的孩子的性命担保，说我已经缴费了。我咒天骂地，骂他们所有人，从最可怜的职员到他们的总经理。我说到了地中海懒病（我就是这样说的），强调这个国家工作效率长期低下、意大利大大小小的腐败。我叫喊着说：“你们让我恶心。”我挂上电话，在付款收据里找缴款证明，很显然，事情真是这样：我的确没有缴费。

第二天我就缴费了，但情况并没有好起来。电话线还是干扰很大，就好像话筒里在刮大风，要下暴雨了，信号很弱。我又跑到楼下的铺子里去打电话，他们告诉我，或许我应该换部电话机。或许。我看了一下时间，距离办公室关门还有一点时间，我匆忙从家里出去，简直忍无可忍。

我开着车子，经过八月空荡荡的街道，天气热到让人窒息。我停车的时候，刮到了好几辆停在那里的车的挡泥板。我下车，步行走在穆齐街上，走向那栋正面是五颜六色的大理石拼接的建筑，电话公司就在那里。我看了一眼那栋楼，三步并作两步上了台阶。在岗亭那里，我看到一个客气的男人，他不想吵架。我对他说，我马上想去接待室，我想投诉，因为一个持续了几个月的故障，因为糟糕的服务。

“至少有十年时间，我们没有对外的办公室。”他回答我说。

“如果我想要投诉呢？”

“您可以通过电话投诉。”

“如果我想啐在某个人的脸上呢？”

他不动声色，建议我去孔菲耶恩扎街的办公室看看，距离那里只有一百多米。我气喘吁吁地跑到了孔菲耶恩扎街，就好像那是事关生死的大事，上一次我这样跑，还是像詹尼现在这么大的时候。但到了那里，我也没法发泄内心的不满。我找到了一扇玻璃门，门紧紧关着。我使劲儿摇晃了一下，虽然上面写着：“警报门”。警报，是的，多么可笑的表达方式，那就让警报响起吧，让全世界、整个城市都警觉起来。有个人从我右手墙壁上的一个窗口探出头来，他明显不想多废话，三言两语就把我撂在那里，消失了。他说，这里没有办公室，也不对外；所有一切都成了电脑的声音、屏幕、电子邮件、银行操作；假如有人——他冷冰冰地对我说——要发泄怒火，很遗憾，这里没有任何人可以接待。

我气得胃疼，来到了街上，感觉好像正在停止呼吸，要瘫倒在地上。我眼睛看到了街道对面一栋楼上，一块石碑上的文字，就像是个抓手——让人不要跌倒的词语。在这栋房子里，像梦中的影子一样，一位诗人来到这个世界上，他从忧伤的虚无中——为什么虚无是悲伤的，虚无中有什么悲伤的呢——通过圭多·戈扎诺 ㊟ 【圭多·戈扎诺(Guido Gozzano)，意大利诗人和作家。】 这个名字，靠近上帝。为艺术写出的语言，用艺术连接在一起的语言。我低着头离开了，很担心自己在那里自言自语。有个男人在盯着我看，我加快了脚步。我不记得把车子停在哪里了，也不想记起来。

我漫无目的地走着，走到了阿尔菲耶里 ㊟ 【因维托里奥·阿尔菲耶里伯爵命名，他是意大利剧作家和诗人，被誉为“意大利悲剧的奠基人”。】 剧院那里，最后走到了彼得罗·米卡路。我很迷惘地看了看四周，车子当然没有停在那里。这时候在一个橱窗前，在一家金首饰店门口，我看到了马里奥和他的新女人。

我不知道我是不是马上就认出她来，我只觉得那就像一拳打在了我的胸口上。也许，我首先发现的是她很年轻，那么年轻，马里奥站在她身边显得像个老男人。或者，我先看到了她身上的衣服，那是一条轻薄的蓝裙子。那是一件过时的衣服，像在二手品牌店里买的衣服，和她的青春格格不入。但那条裙子布料很柔软，贴着她柔和的曲线、长长的脖子、胸脯、腰部、脚踝。要么是绑在脑后的金色马尾首先吸引了我，她的头发很蓬松，由一把梳子固定着，仿佛有一种催眠的作用。

我真的不记得了。

当然了，我当然首先看到的是这个二十岁女孩子柔软的身体特征，然后才看到那张青涩的脸。那是卡尔拉轮廓分明、略显天真的脸，那是多年前引发我们夫妻危机的少女。当然了，只有当我认出她来，看到她的耳环——那是马里奥奶奶的耳环，我的耳环，我就像被雷击了一样。

那对耳环挂在她的耳朵上，彰显了她优雅的脖子，点亮了她的笑容，让那张面孔更加明媚。这时候，我丈夫在橱窗面前用一只胳膊搂着她的腰，带着占有的愉快，而她的一只赤裸的手臂搭在他肩膀上。

时间无限拉长了。我大步流星走过街道，没有任何想哭、叫喊或者寻求解释的意图，我只想毁掉这一切。

现在我知道，他骗了我整整五年。

在这五年的时间里，他偷偷摸摸享受那具身体。他培养那份激情，把它变成了爱情。他耐心地和我睡觉，内心却想着她，等着她成年。她成年之后，他就想告诉我，他要彻底把她据为己有，要离开我。懦弱无耻的男人，他都没有勇气告诉我发生了什么。他在家里假装，假装夫妻生活，假装家庭生活，就是为了给自己争取时间。这个懦夫，就是为了控制她，渐渐找到离开我的力量。

我从背后赶上他们，像山羊一样用尽全力用头撞在他身上。我把他推倒在一面玻璃橱窗上，用他的脸撞着橱窗。卡尔拉也许在叫喊，我只能看到她张着的嘴，看到一圈很整齐的牙齿中间的黑洞。这时候，我抓住了正用惊异的眼神向后看的马里奥，他的鼻子正在流血，用惊恐而错愕的眼神看着我。注意逗号，注意句号。从含情脉脉、安宁幸福的散步到变得凌乱，和世界断开联系，这并不是件很容易的事。可怜的男人，可怜的男人。我抓住了他的衬衣，我那么用力，他的衬衫右肩膀撕开了，一片衣服留在了我手上。他光着背，没有穿背心，现在他不害怕感冒、肺炎了。跟我在一起时，他总是会担心各种病症。他的身体很明显变强壮了，他晒得肤色黝黑，也变瘦了。只是现在看起来有些可笑：他的一只胳膊袖子是完整的，烫得很平整，肩膀上的布还在，领子也在，但歪歪扭扭的。他的胸赤裸着，裤子上耷拉着一些碎布片，鼻血滴落在胸毛上面。

我一直都没有停手，还在拼命打他，他倒在了人行横道上。我开始用脚踢他，一次两次三次——我不知道为什么——他没有反抗。他的动作很不协调，他没有护着肋骨，而是用手臂护着脸，可能他很羞耻，真的很难说。

我觉得差不多了，就转向了卡尔拉，她还张着嘴在叫喊。她向后退去，我向前走。我想抓住她，但她逃开了。我没有想打她的意思，她是个外人，我在她面前几乎是平静的。我只是生马里奥的气，因为他把耳环给了她。我在空中挥舞着手，想要抓住那副耳环。我想把耳环从她耳朵上扯下来，把她的肉撕裂。那是我丈夫的祖辈流传下来的，不能让她成为继承人。这个臭婊子和那副一脉相承的耳环有什么关系？她带着我的东西，在这里显摆。在我之后，这副耳环应该属于我女儿。她打开双腿，把那根屌浸湿，就觉得自己给它洗礼了：我用我洞里的圣水给你洗礼，我把你的屌放在我湿漉漉的肉里，我就能给它重新命名。我说，这是我的，我会给它新生。这个臭婊子，她以为这样就可以取代我的位子，扮演我的角色，有权享有一切，真是个贱货。把那副耳环给我，把那副耳环给我。我想把耳环和她的整个耳朵都扯下来。我想把她那张漂亮的脸皮撕下来，连同眼睛鼻子嘴唇，连着她长着金发的头皮。我想把这些都扯下来，就像用一个鱼钩，勾住她的人皮、乳房、包裹住内脏的肚子，撕开她肮脏的屁眼，上面长着金毛、深深的阴部。我会让她显出原形：一个沾着血的骷髅头，刚扒了皮的骨架。为什么要有脸，肉上要有皮肤，最终来说那只是外表，一层外饰，是我们可怕的、让人难以忍受的自然本性的一层装点。他落入了陷阱，被蒙骗了。就因为那张脸、那柔软的皮囊，让他闯入了我家里，偷走了我的耳环，就是因为他爱那张人皮，那张狂欢节面具。我想把这一切都撕下来，和耳环一起撕下来。我对着马里奥叫喊：

“你看，我让你看看，她到底是什么货色！”

但他拦住了我。路上没有任何人介入，他们都很迟疑——我觉得——只有几个人很好奇，停下来看热闹。我记得，我当时就是给那些好奇的人解说，那是一些支离破碎的话。我希望他们能明白我在做什么，我那么生气的原因是什么。我感觉他们在听着，他们想看看，我是不是能做出我嘴上说的可怕的事。一个女人在街上，真的可以轻易杀人，在人群中，她比一个男人更容易做出这种事情。她的暴力就像是一场游戏、一场仿戏，是用一种可笑的、很不得体的方式展示出一种男性的、想要伤人的决心。我没能从卡尔拉的耳垂上扯下那副耳环，因为马里奥按住了我的肩膀。

他抓住我，把我推开了，就好像我是物品一样。他从来都没有那样带着仇恨对待我。他威胁了我，他浑身都是血迹，非常不安。但他现在的样子，在我看来就像是一个在橱窗里的电视上说话的人。他说的话越是危险，我越是觉得苍白。他在那里，不知道隔着多远的距离，可能是真实和虚假之间的距离，用一根食指凶恶地指着我，是那条完好无损的袖子的末端。我听不见他在说什么，但我觉得很可笑，他的语气装腔作势，特别强硬。我的笑声让我失去了任何攻击他的欲望，我泄气了。我让他把那个女人带走了，那副耳环还挂在她的耳朵上。我还能做什么呢？我已经失去了所有一切，我所有的一切，一切，无法挽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