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感觉我需要听到他们的声音，但他们没有回应我。我来到洗手间门前，试着打开门，但我没能打开。我记得钥匙应该转向右边，就像关门一样，而不是向左。我叹了一口气，想起来那个动作，我转对了方向，来到了走廊里。

我在洗手间门口看到了奥托，它侧躺在那里，头靠在地板上。它看到我动都没动一下，耳朵没有支棱起来，也没有摇尾巴。我很熟悉它的这个姿态，它为什么事难过、想得到爱抚时，就会摆出这个姿势，表示忧伤和痛苦，它想寻求理解。愚蠢的狗，它也想告诉我：我让人不安，我的毛孔会向家里散布痛苦？可能吗？从什么时候开始？四年或者是五年前？因此马里奥才去找小卡尔拉了？我伸出赤裸的脚，放在狗肚子上，感觉一股热气涌上来，一直传到腹沟。我发现它的嘴边有一圈口水。

“詹尼睡着了，”伊拉丽亚在走廊的尽头小声对我说，“来吧。”

我跨过狗的身体，来到了两个孩子的房间。

“你真漂亮啊。”伊拉丽亚带着真诚的欣赏，感叹说。她把我推到了詹尼跟前，向我展示他睡着了。他额头上放着三枚硬币，睡得很沉，呼吸很深。

“那些硬币很凉快，”伊拉丽亚解释说，“会减轻他的头疼和高烧。”

她时不时取下一枚硬币，放在一杯水里，然后把它捞出来擦干，放在哥哥的额头上。

“他醒来之后，要吃扑热息痛片。”我说。

我把装药的盒子放在了床头柜上，回到了走廊里，想要找些事做，任何事情都可以。我要做早餐。是的。但詹尼不应该吃东西。我应该去看看洗衣机，或者只是抚摸奥托也好。但这时我发现，奥托已经不在洗手间门口了，它决定不再让我看到它满是口水的忧伤。这样最好不过了。假如我的痛苦不会传染，无论是人还是动物，那就是别人的痛苦渗透到了我身上，让我生病。因此——我想，就像是最后的举措——我需要找个医生，我应该打电话。

我强迫自己记住这个想法。我带着这个想法——就像那是一条风中的带子——迈着小心翼翼的步伐，在客厅里走着。凌乱的书桌吸引了我的注意力：抽屉打开着，书放得到处都是。我为新小说做笔记的本子也打开着，我翻了最后几页，看到了我细小的字体。那里抄写着波伏瓦《破碎的女人》，还有《安娜·卡列尼娜》里的内容，我不记得自己曾经抄写过。当然了，从书里摘抄一些片段，那是我的老习惯了，但我不会抄在那个本子上，我有个专门的本子。有没有可能我的记忆正在解体？我不记得我用红笔画出了安娜问自己的问题。当时火车已经快要撞上她、碾碎她：“我在哪里？我在做什么？为什么？”这些话并不让我惊异，因为我很熟悉，不知道我把它们抄在本子上做什么。另外我那么熟悉这些话，一定是因为最近我才抄写下来的，是昨天，还是前天？但为什么我不记得我抄写过呢？为什么它们出现在这个本子上，而不是另一个本子上？

我坐在书桌前，想起自己要铭记一件事情，但我不记得是什么事了。一切都溜走了，我什么都抓不住。我看着我的笔记本，在安娜·卡列尼娜的问题下面，用红笔画出来的横线，像是船抛下来的锚。我看了一遍又一遍，眼睛一遍遍经过那些文字，但我并不明白那是什么意思。我的感觉器官出了问题，就像接触不良，感觉断断续续，我的情感也断断续续。有时我听之任之，有时我会害怕。比如说，我找不到答案来回答那些问题。每一种可能的答复，我都觉得很荒谬。我迷失在我所处的地方，在我做的事情里。我在“为什么”旁边沉默不语。我在一夜之间变成了这个样子。也许我不知道是什么时候，经过几个月的挣扎、对抗，我在那些书里看到了自己，我脑子很凌乱，最后彻底坏掉了。一个坏掉的钟表，因为金属芯还在转动，它会破坏所有东西的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