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感觉鼻子忽然一阵刺痛，我想可能是鼻子又出血了。我很快明白，是家里传出一阵恶臭，我把嗅觉和鼻子的伤口搞混了。我想，詹尼真的病得很重，我站了起来，走到他的房间里。虽然妹妹很勤快，不断更换着他额头上的硬币，但他还是睡着。我慢慢来到了走廊里，小心翼翼来到了马里奥的书房，门虚掩着，我走了进去。

臭味是从那里散布出来的，简直让人无法呼吸。奥托侧躺在那里，在它主人的写字台下面。我走近时，它浑身打了一个颤，嘴里不停地流口水，但眼神还是好狼狗的眼神。虽然我觉得它的眼睛有些发白，有点像用漂白剂漂白了。它身侧是一摊发绿的液体，里面还有血迹。

刚开始，我想向后退，从房间里出去，关上门。我迟疑了很长时间，我意识到，家里的疾病在四处蔓延，正在发生什么事。最后我决定留下来，狗一声不吭地躺在那里，已经不再抽搐了，它的眼皮放下来了。它一动不动，好像在积攒力量，在上好最后一根弦，就像之前的那种老玩具，只要用手指按下一个小杠杆，它就会忽然动起来。

我慢慢适应了房间里的恶臭，接受了那个味道。在短短几秒钟，那摊绿色液体的味道中间，夹杂着另一种味道，那更让我受不了。那是马里奥留下的味道，在他的书房，他的味道封闭在那里。我有多长时间都没进那个房间了？我应该尽早让他把东西都拿走。我愤怒地想，我要把他留在每个角落的痕迹都刮掉。他不能决定离开我，却把他的毛孔散发的气息，还有身体的污渍留在家里。他留下的味道那么强烈，连奥托拉肚子发出的恶臭都掩盖不了。除此之外——我意识到——正是因为那种味道，奥托才用尽最后的力气，用爪子打开了门把手。它也对我很不满，它艰难地走到了这个书桌下，这里它主人的味道比别的地方强烈，对它来说是一种安慰。

我受到了羞辱，比这几个月来我受到的羞辱更强烈。没有良心的狗，我一直在照顾它，没有遗弃它，而是和它在一起，带它出去，让它撒尿拉屎。而它呢，现在要变成一摊烂泥了，还在我丈夫留下的味道中寻求安慰。那个不可靠的男人，叛徒和逃兵。我想，没良心的狗，你就在这儿待着吧，真是活该。我不知道它怎么了，也不关心。它也是我醒来之后的闹心事，倒霉的一天的晦气事。我带着怒火退到了门口，听见伊拉丽亚在身后问我：

“什么东西这么臭？”

她隐约看到奥托躺在书桌下面，就问：

“它也生病了吗？它吃毒药了吗？”

“什么毒药？”我关上门问。

“就是放了毒药的肉丸子，爸爸总是说，遛狗要小心。那是楼下的先生放在公园里的，他讨厌狗。”

她很担心奥托，想打开门看看，但我制止了她。

“它很好，”我说，“只是有些肚子疼。”

她仔细看了我一眼，我想她一定是在猜测我说的是不是真话。她却问我：

“我能不能像你那样化妆啊？”

“不能。你得看着你哥哥。”

“你看着他吧。”她有些不耐烦地说，后退着走向洗手间。

“伊拉丽亚，不要碰我的化妆品。”

她没有回答，我随她去了，我用眼睛的余光扫了她一眼，并没有转身。我拖着步子走到詹尼的房间里。我精疲力竭，觉得我的声音不是真实的，而像是从脑子里发出来的。我把伊拉丽亚放在他额头上的硬币取了下来，用手摸了摸他干巴巴的皮肤，还很烫手。

“詹尼。”我叫他，但他还在继续睡觉，或者在假装睡觉。他的嘴半闭着，嘴唇很红，就像一道火红的伤口，里面是亮晶晶的牙齿。我不知道是不是应该再抚摸一下他，还是亲吻他的额头，或者轻轻摇醒他。我也在避免思考他生病的缘由：中毒、热感冒、喝了冰冷的东西、脑膜炎。一切都有可能，或者不可能，我很难推断，很难建立次序，尤其是我很难提高警惕。我的想法让我很害怕，我现在不想有想法，我感觉那些想法也带着病毒。我看到奥托的状况，担心自己是所有疾病的源头，最好要避免接触伊拉丽亚，我不应该再碰她。最好的办法是打电话给我们的家庭医生，那是一位年老的儿科医生，还有兽医。我已经打电话了吗？我是想着去打电话，但实际上忘记了？马上打电话给他们！这是规则，只需要遵守就行了。尽管马里奥对疾病的反应一直都让我很烦。他太害怕生病了，有点疑神疑鬼，为一点儿小问题都会打电话给医生。爸爸知道——两个孩子提醒我——住在我们楼下的先生，会把有毒的肉丸放在公园里；爸爸知道发高烧、头疼、中毒的症状出现该怎么办；他知道需要个医生，需要找个兽医。如果他在这里——我忍不住想——他一定会先为我叫医生。但很快我就不那么想了，我心目中那个勤快、马上会解决问题的男人，已经不能为我做什么了。我是个被遗弃的女人，带着废弃的身体。我的疾病，只是我作为女人的生命废弃了，不再有用了。我带着决心走向了电话，给兽医打电话，给医生打电话。我拿起了听筒。

我马上愤怒地放下电话。

我的脑子在哪里？

重新振作，重新抓住自己。

听筒里是通常的呼啸声和各种杂音，没有信号。我知道的，但我假装不知道。或者说我不知道，我已经没有可靠的记忆，已经失去了理解、学习的能力，但我依然假装自己有这些能力。我假装，我逃避对两个孩子、对狗承担责任，带着哑剧般的冷静。

我拿起听筒，拨了儿科医生的电话，没有任何用，电话里还是呼啸的声音。我跪在那里，在桌子下面找插销，我把电话插销拔下来，又重新插上。我又试着打了一次，还是一片杂音。我开始对着话筒吹气，非常用力，就好像我能吹散干扰电话线的呼啸声，但依然没有结果。我放下了电话，很不情愿地来到了走廊上。也许我没明白，我应该尽量集中注意力，应该意识到：詹尼生病了，奥托也生病了。我应该找到一种方法，让自己变得警觉，意识到状况很危急，知道这件事的意义。我用手指数了数，努力地思考着。首先，客厅里的电话坏了，打不通；其次，有个孩子在发高烧，在房间里呕吐；第三，狗的状况也很糟糕，它在马里奥的书房里。但奥尔加你不要激动，不要慌张。你要注意，一激动你可能会忘记手臂、声音、心思。要么，你让地板断开，让客厅和两个孩子的房间永远断开。我问詹尼，也许过于用力地摇晃着他：

“你感觉怎么样？”

孩子睁开了眼睛说：

“打电话给爸爸。”

别再提你们没用的父亲。

“我在这里，不要担心。”

“是的，但你要打电话给爸爸。”

爸爸不在，爸爸知道该怎么办。他离开了，我们只能自己来应对。现在电话坏了，沟通的渠道没有了。也许，我也要走了，我脑子清醒了一会儿。我不知道自己要走上哪条路，迷失的路，而不是出口。孩子明白了，因此他担心的不是他的头疼，不是高烧，而是担心我，担心我。

这让我很难过，我要找到弥补的办法，要保持冷静，不能发疯。我看见桌子上有个金属夹子，用来夹零散的纸张。我把它拿过来，夹在了右胳膊的内侧，也许它会有用，至少有个东西抓着我。

“我马上回来。”我对詹尼说。他坐起来一点，为了看清楚我。

“你的鼻子怎么了？”他问我，“塞了那么多药棉，取下来吧。你为什么在手臂上夹了那个东西？你待在我身边吧。”

他仔细看了看我。他看到了什么？药棉、夹子。他对我的妆容一句话都没有说，他没有觉得我很美。那些大大小小的男人，都不懂真正的美，他们永远在考虑自己的需求。可以肯定的是，他接下来会渴望他父亲的情人，极有可能是这样。我从房间里出去，去了马里奥的书房，我又把手臂上那个金属夹子调整了一下。有没有可能奥托真的中毒了，是卡拉诺投的毒？

狼狗还在那里躺着，在主人的书桌下面。它又拉肚子了，臭味真的让人难以忍受。但现在，不仅只有它在房间里，在书桌后面，在我丈夫的转椅上，在蓝灰色的光线中，坐着一个女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