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把赤裸的脚放在奥托身上，脸色有点发绿，她是马志尼广场上那个被遗弃的女人。那个弃妇——这是我母亲叫她的方式，她仔细理顺头发，就像用手梳头一样。她调整了一下胸前褪色的衣服，太暴露了。她忽然出现，让我目瞪口呆，然后她就消失了。

这是很糟糕的征兆。我很害怕，我感觉白天的炎热正把我推向我绝对不想去的地方。我开始反思，假如那个女人真在房间里，按照推算，我只能是当年那个八岁的小女孩。或者更糟糕：如果那个女人出现了，那个八岁的女孩，对我来说已太陌生了，但她正在占上风。我现在三十八岁，她正在把自己的时间、世界强加给我。那个女孩在努力，从我脚下把我的地盘去掉，用她的地盘取而代之。那只是个开始：如果我跟着她来，如果我听之任之，那我会感觉到那天在那栋房子里有不同的时间，有很多场景、人和事，还有不同的自己会同时出现。真实的时间、梦境、噩梦，一直构成一个密集的迷宫，我就出不去了。

我不是个轻率的女人，我不应该允许这种情况出现。不能忘记的是：书桌后面出现的那个女人，虽然是个很糟糕的征兆，但毕竟是个征兆。奥尔加，你要清醒过来。三十年前那个有血有肉的女人，无法进入你小时候的头脑里；任何有血有肉的女人，都不可能完整地出现在这里。我在马里奥的写字台后看到的女人，那只是“女人”“马志尼广场上的女人”“弃妇”这几个词语产生的效果。你要紧紧抓住这几点：狗现在还活着；我已经不再是三十年前那个八岁的小姑娘了。为了记住这些，我咬住自己的手关节不松口，一直到感觉疼痛。我沉浸在狗发出的恶臭里，只想闻那种气味。

我跪在奥托的旁边。它无法控制自己的喘息，这条狼狗被痛苦控制了，已经变成了一个木偶。我眼睛看到了什么？它紧闭的嘴，溢出来的口水。它抽搐的四肢，让我的感觉找到了一个坚固的支撑点，比咬着关节、用夹子夹着手臂更有效。

我想我应该采取行动。伊拉丽亚说得对：奥托是吃了毒药，这是我的错，我没有看好它。

但这个想法并没有通过我的声音说出来，我感觉它卡在喉咙里，就好像在我身体里说话，是呼吸的震动，像孩子的咿咿呀呀，像大人的嗲声嗲气，那是我最痛恨的语气。卡尔拉说话就是那样，我记得很清楚：她十六岁的声音像六岁一样，也许她到现在还那样说话。有多少女人无法放弃儿童的声音，她们一直装出孩子的声音。我马上就放弃了孩子的语气，在十岁时我就开始用成人的语调说话。即使是恋爱时，我也没有装出孩子的语气，女人就是女人。

“你去找卡拉诺吧，”马志尼广场上的弃妇建议我，她这次浮现在窗户的角落里，“请他帮助你。”

我没法拒绝，我感觉自己像面临危险的小女孩一样，用细微的声音，抱怨受到的伤害，觉得自己很无辜：

“卡拉诺给奥托下毒了，他对马里奥是这么说的。那些最无辜的人，总是能做出最糟糕的事。”

“他们也会做一些好事。我的孩子，你去找他吧，楼里只有他在，他是唯一可以帮助你的人。”

真是太愚蠢了，我不应该和她说话，我们竟然还在对话，真不应该。我就好像在写书，脑子里全是人物和幽灵。但我没在写东西，也没在我母亲的桌子下面，在给自己讲述弃妇的故事。我在自言自语。事情总是这样开始的，我说出自己的话，好像是替别人说的。真是大错特错。我应该牢牢抓住具体的东西，相信它们的持久性，确认它们的完整性。这个女人只是存在于我儿时的记忆里，我不应该感到害怕，也不应该理会她。我们的脑子到死都会带着一些活着和死去的人。最主要的是要有个限度，比如说，永远都不要和他们说话。我沉下去，想要知道自己在哪里、我是谁。我两只手放在奥托的毛皮里，它的身体散发着一种让人受不了的热度。我轻轻碰到它，抚摸它，它的身体抖了一下，抬起头来，睁开有些发白的眼睛，张开喉咙对着我咆哮了几声，口水喷到我身上，我害怕地向后退去。狗不想让我分享它的痛苦，它拒绝了我，好像我不配减轻它临终的痛苦。

那个女人说：

“你没有多少时间了。奥托快要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