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大学的时候，学校里悄悄流传过一盒磁带，叫《黑色的星期天》[《黑色的星期天》，又叫《忧郁的星期天》，传说是匈牙利自学成才的作曲家鲁兰斯·查理斯谱写于1933年的一支歌曲。据说，在欧洲有上百人听过这首歌后自杀身亡，这首歌因此遭到各国电台的封禁。]。议论的人多，真正听的人少，因为据说听了这首歌的人，都会自杀。

我听了，没自杀（后来知道听的并非完整版）。至今，我都能想起在宿舍里，戴着耳机按下播放键的那一刻。那天晚上，宿舍里的哥们儿轮流看着我，不让我出门，不让我走近窗户，上厕所都得跟着。说实话，我当时很害怕，一宿没睡着。

这个传说现在网上还在讨论，还有人专门搜集了类似的魔曲，录了研究视频，研究这些音乐的心理成因。

两周前，我在太爷爷留下的笔记里，发现了他26岁时遇到的一件事，竟然和这种音乐有关。事情发生在上海杨树浦工业区（今杨浦区）。笔记里记录的一些地方，现在还存在，我到上海待了两天，把这个故事记了下来。

这几年做夜行者，查过几百件大大小小的案子，除了记录下来，我并不愿和人聊起。直到前几天，戴戴突然问我：你见过最可怕的凶手什么样？她在写侦探小说，说想写一种“看起来很普通，实际上很可怕”的凶手。

小宝给她讲了安定门外的吃婴案件，说这个凶手最可怕，看起来很温和，但却敢撬开小孩的脑壳吃脑髓。戴戴不满意，说有点恶心，但不够可怕。小宝又讲了好几个案子，戴戴听得入迷，但每回都摇摇头。

我进卧室找出以前的笔记，翻到了民国五年（1916年）的记录，说：“几年前有个案子，小宝也没听过。这个凶手，我现在还在琢磨。”我泡上茶，拆了包烟，给他俩讲了这个我称作“鬼曲”的案子。

那是民国五年（1916年）8月，我还在上海。半年前，我从报社（指《申报》）辞职，开始单干，但做得并不好。我住在虹口的一间日式旅馆里，没有助手，没有枪，也没几个朋友。而且，大烟抽得还很凶。为了安心抽烟和查案方便，我在黄浦江北岸的码头还有一间棚屋。那个地方是个巨大的贫民窟，住的都是“棚户人”。

每隔十天半月，我都会在码头棚屋里待一阵，过过瘾，一点也不想戒掉。非要问我为什么，大概是当时黄先生的事[指金木在报业的老师黄远生1915年底被刺杀。]，我还接受不了。

8月12号中午，我在棚屋区过完瘾，外面有人敲门，是住在隔壁的女孩陈姗姗。这姑娘是安徽巢湖人，那年23岁，在棉纱厂工作，总是上夜班。姗姗是棚屋区唯一认识我的人，经常给我拿些水果糕点，问我在看什么书。偶尔，她也会很小心地劝我少抽点烟。

那天，她才剪过头发，梳了个学生头，脸圆圆的，肿着眼睛，穿了件蓝色短衣。她站在门口，犹豫了一会儿，问我：“金先生，你是个读书人，你说世界上真有鬼魂吗？”

我刚抽完烟，脑袋里飘飘忽忽的，就敷衍了几句，说世上根本没有鬼，都是人编出来的。她没吭声，我又说了一句：“也可能有，报上不是有很多人都在说灵魂科学吗？”她盯着看了我一会儿，说了句“谢谢金先生”，就走了。

我当然不信鬼神，但懒得解释太多。那两年，不少人在研究一种西方的科学项目——灵魂学说，号称灵魂不死，可以感知，甚至和活人一样有善恶之分，能做坏事。就在前一天，《申报》刚刚登了一篇广告：《伍廷芳演讲通神社事预志》，预告里说，江苏教育会邀请伍廷芳[伍廷芳（1842-1922），中国近代第一个法学博士，洋务运动时期是李鸿章的法律顾问，曾任清朝美国、西班牙、秘鲁公使和民国外交总长。1875年加入纽约的神智学会，开始笃信鬼神，是国内传播灵学较早的人，曾著有《灵学日记》《鬼友夜谈录》等书。金木看到的那篇《申报》广告中说：“……近世研究通神社事，惟伍廷芳先生最久最深，早为西人称许，吾国学界向无涉猎此者……”]在上海做灵魂学演讲，演讲就在8月17号进行。

第二天，是农历的鬼节。早上9点多，我出门时又遇到了姗姗。她刚下夜班，有点迷迷糊糊。平时下夜班，她都会换上自己的衣服，工厂里的女孩都这样，不想让人知道自己是工人，出了厂就会穿得干干净净，特别喜欢打扮得像个女学生。这天早上，姗姗却穿着沾满了线头的灰色油服（工作服的俗称），胸口有一大片血迹。我叫住她，问出了什么事。

她说，鬼魂又作孽了，一个姐妹夜里自杀了。

“不知道什么时候跳的，早上下班的时候，在水塔下面发现了尸体，头全摔烂了。”姗姗说着弯腰呕吐起来。

我扶她进屋躺下，倒了水，告诉她我是记者，有什么不对的事情，可以帮忙查查。她躺了半天才缓过劲，开口却说：“金先生，鬼魂是有的，因为它们有声音。”

我问她听见过鬼魂的声音吗，她摇摇头，又发呆。我找了把椅子，坐着抽烟，慢慢和她聊。

姗姗上班的棉纱厂，是个中日合办的工厂，叫恒和棉纱公司，车间设在杨树浦西边，靠近闸北，归中国人管辖，附近有火柴厂、卷烟厂，还有上海自来水厂和发电厂。从一个月前起，已经有七个女孩接连自杀，都是从高处跳下，有的在厂里，有的在外面。昨晚是第八个，死掉的女孩是姗姗的好朋友，泰州人，比姗姗大两岁。

“她是我们姐妹会[姐妹会指民国上海的棉纱厂女工之间的一种小团体互助组织。外地女工在棉纱厂工作，常会受到男工和地痞流氓的欺负，尤其是来自苏北和安徽的女工，会受到上海人的歧视。来自同一区域的女工就会烧香拜姐妹会，一般五人到十人，有时也会有同乡的男工加入，成为姐妹会的保护人。—— 引自[美]艾米莉《姐妹们与陌生人：上海棉纱厂女工》]里的二姐，跟我关系最好。二姐总跟我说，只要好好干活，就能在上海熬出来。”

二姐死前一段时间，连环自杀的事情已在厂里传得人心惶惶，报上也有各种说法，其中议论最多的是，说每个跳楼的女孩，死前几天都听见过奇怪的声音。

“有人说是女人小声说话的声音，有人说是唱歌，还有人说是鬼魂在叫熟人的名字，叫到谁，谁就会自杀。”

流言是怎么传开的，谁也说不清楚，就连报纸上登的，也没人分得出先后。

那天下午，我在工厂区的一座茶楼见到了老赵，他是《大时报》的记者。以前做记者的时候，我经常和他聊天。

见我打听恒和厂的事情，老赵很兴奋，从包里掏出他马上就要登出的一篇稿子，标题叫《灵魂作曲杀人：恒和棉纱厂跳楼女工遗书曝光》。稿子里说，有人发现第一个女孩的遗书，遗书中写着：“灵魂永不消散，凡听见我的，必将和我一样。”

我问他，遗书在哪儿？谁发现的？

老赵说，是个读者的投稿[晚晴民国初期，报刊竞争极其激烈，堪比现在的新闻媒体。报社为争抢读者，除了少数专职记者跑腿写稿外，会广泛采用社会投稿，以提供比记者更广博的信息，尤其是社会类新闻，会采纳读者的匿名（笔名）投稿，或者以读者来信的形式报道新闻。除了邮件投稿，有些报纸还会在商店等地设置固定投稿点。]，说自己是第一个死者生前的朋友。连环自杀发生后，《大时报》收到不少读者投稿，都是说自己听到的鬼曲传说。

我说：“人人都是听说，你们总得查查。”

老赵没说话，从包里掏出一摞最近的报纸放在桌上，一张一张翻给我看。每份报纸都有恒和厂传说的新闻。老赵给我点了根烟，继续说：“你不是没干过这行，每天那么多新闻，真等查清楚再写，早晚了。”

说完，他又从包里翻出个信封，给我看邮戳：“我不是没调查，毕竟人命关天。说自己是死者朋友的这个人，一直在投稿，每多一个人自杀，他就投一篇新的，评论鬼曲的事。可能他真的知道点什么。”老赵说，正在和邮政的朋友打听，想法查查这个人。

我点点头，说查到消息第一时间告诉我，就没再问新闻的事，让他细说一下之前的自杀案。

第一起自杀，发生在7月15号，一个恒和厂的女工从工厂水塔上跳下，当场摔死。从那之后，每隔三五天，杨树浦一带就会有女孩从高处跳下自杀。算上昨天的第八个女孩，死者全是恒和厂的工人，其中七个是苏北人，年纪最小的才16岁。

我问老赵，真相信鬼曲这种事吗？

老赵摇头大笑：“怎么可能？往报纸上写的，哪能真信？”

他话音未落，一个影子从我们俩面前的栏杆外闪过。走过去一看，一个女孩摔在地上，是从茶楼后面的烟囱上跳下来的，那是杨树浦发电厂的烟囱，差不多100米高。

尸体很快被人群包围，有人喊道：“又是恒和厂的姑娘！”

那女孩的尸体十分瘦小，看起来只有十四五岁，身体摔成了畸形，趴在地上，很快淌了巨大一摊血。天气闷热，瞬间招来一群苍蝇，围观的人指指点点，捂住口鼻。

老赵掏出相机，探出身子拍了几张，又飞奔下楼，冲进人群拍了几张。亲眼遇上女工自杀，他很兴奋，要马上回去写稿。

我跟着跑下楼，看了一会儿，弯腰干呕了一阵，从旁边店铺里找来一块破布，盖在女孩尸体上。我和老赵招呼了一声，叫辆黄包车回了码头住处。

晚上，我让姗姗带我去了恒和厂。夜班6点开工，我和姗姗到恒和厂门口的时候，已经5点半，门口卖小吃的小贩已经支起了摊子吆喝。来上夜班的女工三三两两聚集在厂门口，有裹小脚的，有穿布鞋的，还有穿高跟鞋的，年轻女孩烫着卷发，留学生头，年纪大点的盘着头。她们都在议论下午从电厂烟囱跳下的女孩。

一辆坐着四五个女孩的手推车在门口停下，跳下一个梳辫子的女孩，跑到我俩跟前，她穿着和姗姗一样的蓝衣服。辫子女孩拉着姗姗小声说了几句话，姗姗登时脸色苍白，哗哗掉眼泪，辫子女孩也跟着抽泣。

下午死掉那女孩也是她们姐妹会的，是包工头从山东雇来的童工，住在包工[包工：民国初年，上海工厂的一种招工制度，包工头为工厂集体招募工人，根据工人每月的产出，向工厂领取工资，扣除工人食宿成本和自己的提成后，再将工资分发给工人，有点像现在的公司劳务派遣。20世纪20年代，上海青帮渗透进各大工厂，将包工制发展成更恶劣的包身制：从乡下买来童工送进工厂，工厂将每月工资全部给工头，工头只提供极差的食宿，但不给工人发工钱。——引自[美]艾米莉《姐妹们与陌生人：上海棉纱厂女工》]宿舍里，在上海一个亲戚也没有。

我问她们俩：“她这几天听见过那奇怪的声音吗？”

姗姗摇摇头，说：“没听她提过。上次二姐出事时，我们都被吓得不轻，姐妹们说好不再讲鬼曲的事情了。”

夜班上工的钟声敲了几下，两人哭了一会儿，进了恒和厂。我在工厂门口找了家摊子吃云吞面，问老板知不知道恒和厂出了什么事。老板指了指厂里的钟楼，让我仔细听。恒和厂里的广播正在放音乐，断断续续传来，像是大提琴。

“听见没？以前午饭和下午放工，都只放半小时音乐，现在放一个小时，就怕工人心情不好。”

我问为什么，面摊老板压低了嗓子说：“这厂里不干净，不定什么时候就响鬼曲，厂主想了很多法子，恨不得天天放交响乐，压一压。”

面摊老板说，那鬼曲每夜都会响，大部分人都听不见，但只要听到的人，过不多久就会自杀。

第二天早上6点，我在恒和厂门口等姗姗下班。她干的是接头工，每天下午6点到第二天早上6点，除了向拿摩温申领个休息签去上厕所，其他时间都站在纱架前，盯着木管上的纱锭，找出断掉的线头，打上死结接上，一分钟接6个。

趁着白班交接的空隙，姗姗帮我找到了她车间的拿摩温——一个30岁的无锡女人，烫着波浪卷，说话很干脆。在工厂里，她是姗姗的上级；出了工厂，她是姗姗的“干娘”。姗姗说：“我的理想就是努力工作，当上拿摩温，虽然我不是无锡人，也不是上海人。”

拿摩温帮我找到了唯一目睹过自杀的那个女工。这是个山东女孩，19岁，和第四个自杀的女工月娥很熟。上周的一天，她突然找到拿摩温，说月娥自杀前，自己就和她在一起。山东女孩和月娥是同一班次的夜班女工，都在摇纱间工作，两人下班后经常一起逛街，喜欢去小沙渡路（今西康路）的明月茶馆，花几毛钱听苏北戏。一个月前的一天，月娥突然说想去看教堂。

“我俩都不信教，但月娥姐说自己很累，想看看教堂里的画，会轻松点。”

7月15号中午，她们去了八埭头（当时杨树浦的一个主要商业区）一座废弃的教堂。

“我们坐在椅子上聊天，天太热，我就睡着了，醒来发现月娥姐不见了，里里外外找了几遍，不见人。我就喊她，越喊越害怕，教堂里有回音。”

她壮着胆子往礼拜堂后面走，在一个环形楼梯上看见了月娥。当时，她并不知道那是通向教堂钟楼的楼梯。

“我叫月娥姐，叫了好几声，她不理我，就一直慢慢上楼，也不回头看。（她）走到楼梯拐弯的地方，慢慢转身，我看见她的脸，吓得大喊一声，就跑了。”

我问她为什么害怕。

“月娥姐的脸色又黑又红，她是长头发，披散着，像在看我，又没看我……而且，她拐弯的时候，先转过身子，再慢慢扭过头。”

月娥上楼的样子，就像有什么东西拉着她走。

这件事在厂里传了半个月，变得越来越邪乎。有人说，月娥是在教堂被什么东西吸了魂，有人说她听过鬼曲，还有人说她得了结核病[据美国学者艾米莉在《姐妹们与陌生人：上海棉纱厂女工》的研究，民国时的棉纱厂夜班女工，有不少人因长期熬夜和工作压力患上结核病。]，一直心情不好，上班的时候也会闹情绪。

我问山东女孩，为什么月娥刚死的时候，没有说这些。

“月娥姐死了，我怕人说跟我有关……后来死的人越来越多，我就憋不住了，想起月娥姐的样子，不说出来我会更害怕。”

我问：“月娥死前有跟你说过鬼曲吗？或是听到什么东西？”

“没有，死了几个人之后，我才听说的。”她低头想了一会儿，又说：“但是，看月娥姐的样子，说不定也是听见过那鬼曲。”

我让拿摩温在恒和厂门口随便叫了几个女工，打听鬼曲的事。几乎人人都相信有鬼曲，但到底是什么样的曲子，没人说得清。有的女孩不等问完，就吓得转身跑掉。

下午，我让姗姗回去休息，跟拿摩温去了苏州河南岸的船民区，这里住着一个刚从恒和厂辞职的女工，江西人小梅。

小梅21岁，有个刚满一岁的儿子，丈夫在自来水厂工作，她背着儿子在恒和厂做工，每天来回要走几个小时。四天前，她和同车间的姐妹说，晚上10点多，在车间外给儿子喂奶的时候，听到了鬼曲。因为有儿子，她不想死，当天领了工钱就辞职了。

我们到苏州河时已经下午5点多，小梅的丈夫正站在船头，手里抱着小孩，小梅呆坐在船舱里掉眼泪。

一打听，小梅竟然差点儿死掉。

她辞职后，每天在家带孩子，中午给丈夫送饭。那天上午，还没到午饭时间，她忽然抱着孩子去水厂找丈夫，却偷偷上了水塔，被检修水厂的工人及时救下。

“我在家待着，心里不踏实，一会儿想没钱了怎么办，一会儿又想起那鬼曲的事……就去水厂找他（丈夫），没找见人，心里更慌，看见那水塔，我就想上去……其实也不是我想，可人家都说，听见过那鬼曲……就会自杀。”

我问她，那鬼曲听起来什么样。小梅想了半天才开口，说那鬼曲突然就冒出来，开始很小，越来越响，后来像很多声音在一起响。

“听不出从哪个方向传来的，一开始我以为是厂里的广播，但那是做工的时间，不会有广播。这么一想，我才害怕，马上想起是不是鬼曲，可听着听着就呆住了，越听越害怕，就跑了。”

“听的时候，你在想什么？”

小梅发了一会儿呆，说：“送葬，我在想我死了，他（丈夫）抱着孩子给我送葬。”

“一下就想到死了？”

“也不是，脑子很空，忽然就觉得没意思——天天站车间里干一样的活，没什么指望。”

我又仔细问了问，小梅都说得很肯定，但鬼曲的说法，我始终不信。走之前，我把身上的两块钱给了小梅的丈夫，让他停工几天，好好看着小梅。后来，我混进了恒和厂，去小梅说的地方看了看，除了几道灰墙，什么也没有。

在日本留学时，我修过一点心理学。那天晚上，我回了一趟虹口的住处，查了查从日本带回的医书[民国初年，心理学最早在一些教会学校出现，并未成为学校的普及科目。“五四”前后，大批欧美留学生回国，心理学教育才逐渐普及。据《民国时期总书目》收录，1912年到1922年，国内出版心理学图书有54种。]。小梅讲的情况，有点像幻听。

第二天一早，我找到老赵，借了他的工作证，打算进恒和厂调查。走到工厂门口，被看门的人拦下，我掏出证件，说是记者，想采访一下厂主，那人进去问话，很快出来，说厂主不在。

做不成采访，我就打算做一回新闻骗子。我上街买了几份报纸，仔细看了四五篇猜测鬼曲事件的文章，写什么的都有，甚至有灵魂学家，分析冤魂传染的原因，预测下一个自杀事件发生的时间。我花了半小时，参考报上的文章胡乱拼凑抄成了一篇文章：《鬼曲害人恒和厂连环自杀，冤魂不散棉纱女纷纷辞工》[民国期间，有些小报记者，专盯着出了坏事的工厂公司，事先写好负面报道，去找当事者，声称稿子已经要刊登，特来求证一下真伪。当事者不想闹大，就会商量能不能撤下，记者顺水推舟，说撤稿可以，但需要额外的制版费等。大部分人都不想惹麻烦，只好掏钱贿赂，息事宁人。]。

到了工厂门口，我把文章和证件递给看门人，又给他两毛钱，说：“我是《大时报》记者，这篇文章马上要刊登，有几个地方要跟你们厂主确认一下。”

5分钟后，看门的急匆匆跑来，带我去了厂主办公室。

厂主是个胖胖的小个子，戴着一副圆眼镜。他正拿着那篇稿子看，嘴里骂骂咧咧。他上下打量了我一番，眼睛瞪得圆圆的。

我递上证件，指指他手里的稿子，说我是《大时报》的记者。他接过证件，眉头一松，呵呵笑了一下：“是赵记者啊，我叫Tango，先坐下喝杯咖啡。”

我愣了一下，才反应过来他说的是英文名。一问，果然是上海人，中文名叫唐刚。

我说：“唐老板看了？有人给报社投了这个稿子，我想核实一下，里头有没有差错。”

我又补了一句：“编辑已经在排印了，我是留个神，怕有哪儿写错了。”

唐刚扫了几眼，嘿嘿一笑：“赵记者的意思我了解，这文章里的事情都是胡扯，就是几个苏北猪猡（旧时上海人对苏北人歧视的称呼）自己闹情绪死了。厂里都安排妥善了，家家有赔偿。”

我坐进沙发里，喝了几口咖啡，说：“我就知道里头有错，但这临时更换，报社确实得耗些费用，我得回去商量商量。”

唐刚坐下，拍我的肩膀，眼一眯：“制版的钱，赵记者不用操心，还有什么要求尽管说。”

“这稿子撤了，需要补一篇。我想写写恒和厂实业救国。”说完，我掏出烟抽，也给唐刚递了一根，“唐老板需要这样的新闻，免得那些小报还瞎写。”

唐刚一口答应，马上找人，安排吃午饭，说：“赵记者有眼界，不听信那些装神弄鬼的。”

我成了恒和厂的特约采访记者，15号到16号早上的夜班时间，可以在厂里随意参观。夜班车间灯火通明，机器轰鸣持续不停，唯一能听清的是拿摩温发号施令吹的哨声。几百个女工从头到脚都是灰白色的棉絮，眼睛鼻子都看不清楚。她们一声不吭地工作，站在机器前做着一模一样的动作。我找了半个小时，才看出哪个是姗姗。我让她带我在厂里转转，她不肯，说会被扣分[棉纱厂每个车间都张贴有惩罚条例，工人除了干活，不能交谈和乱动，上厕所的时候也有限制，若被发现在厕所梳头或趁机休息，都会被扣分。按条例惩罚工人，就是拿摩温做事的准则。]，只要被扣了一次分，以后就不会再有晋升的可能。

我在车间里只待了一个小时，就逃了出来，眼花缭乱的机械流程和轰鸣的噪音，让我觉得头晕恶心，浑身上下难受。当时，我就一个想法：马上抽几口大烟，否则不如死了。

凌晨2点多，我在恒和厂四处瞎走，把传闻说死过人和响起过鬼曲的地方都去了一遍。2点50，我困得不行，坐在水塔边抽烟。在车间低沉的轰鸣里，我听到了奇怪的声音，隐隐约约，飘忽不定。我猛然一下精神了：肯定是那个声音！

我站起身寻找声音的来源，辨别不了。声音渐渐大起来，是多种乐器的混合，旋律起伏跌宕，又循环往复，虽然怪腔怪调，但确实是某种旋律。

我扔了烟卷，沿楼梯上了水塔，用手拢住耳朵仔细听。有一瞬间，我听见了几句唱词，像南方的傩戏中的唱腔，但立即淹没在曲声里，再也分辨不出。我琢磨着那几句词，一步步走上水塔，声音从水塔下面飘上来，越来越小，但依然在耳朵边回旋。

不知不觉走到了水塔顶上，空气变得凉爽，身上抖了几下，再听，那声音已经没有了。我站在塔顶往下看，恒和厂的车间汇成一大片灯光，风从下面吹上来，夹杂着隐隐的轰鸣声。当时，我突然觉得浑身难受，想抽上一口大烟，或者往前走一步，跳下去，那感觉一定和抽口大烟一样舒坦。

恒和厂的夜钟救了我——每到凌晨3点，恒和厂就会敲一轮钟，工人可以休息十分钟，吃点儿东西提提神。

钟声一响，我吓出一身冷汗，转身跑下楼梯。这时，一个男人贴着水塔下的墙根闪过，我本能地喊了一声。那人却一眨眼转过墙角不见了。恍惚的瞬间，我看见他手里好像拎着一个四方的小箱子。

我走下水塔，身上发抖，胃里一阵阵发虚，浑身被汗水湿透。坐在地上抽了几根烟，脑子才清醒了点儿。我掏出笔记，记下了从那鬼曲里听到的几句唱词：

血中有虎，罕中有我。情起升腾，亡魂难收。

熬到6点夜班下工，我在厂门口吃了几口东西，便去找唐刚打听夜里见到的那个男人。还没到厂主办公室，却见唐刚带着个穿西装的瘦子急匆匆地走过来。

这瘦子竟是唐刚请来做法事的，我拉他到一边问：“唐老板，不是不信装神弄鬼吗？”

“赵记者，你也看到了，这事议论得太厉害，压不住。实业救国的文章你好好写，钱不是问题。但灵学也能救厂救国，我也得做。”

说完，他指着那瘦子介绍：“这位是悟善社[民国初年，由于革命失败的幻灭，灵学救国的口号流行过一段时间，很多知识分子都由向往西方思想转回了传统宗教。悟善社是民国初年的秘密结社，又称“世界六圣宗教大同会”。创办者为四川人唐焕章，后来在上海、南京等地开了分社，到1920年代，北京分社刊发《灵学要志》等宣传资料。]的罗社长，专做灵魂沟通的。”

这罗社长留着分头，嘴上两撇胡子，戴着一副圆眼镜，身上的旧西装穿着有点晃荡，衬衣的领口皱巴巴的，满是黄渍。唐刚说，他是伍廷芳博士亲自介绍的，特意从悟善社南京分社赶来做法。我打了个招呼，他点点头，没说话。

我问唐刚在哪里做法，他说，在钟楼前的大广场，全厂所有人都参加，“必须让人人都看见，才能让工人都心安”。

我没再追问夜里那男工的事情，跟着俩人去了广场。广场上已经搭起了台子，台子用红布覆盖，摆着香案、沙盘，一副扶乩请神的架势。不同的是，沙盘对面，架着一台德国照相机。我听说过这种把戏，叫“灵魂照相术”，据说相机能拍到鬼影。

工人们都知道做法是为了什么，很快在广场上集合起来。不少刚下夜班的人，走路摇摇晃晃，面无表情地站着。

仪式开始，先是飨鬼，烧了一顿香火，锣鼓钹铙敲打一阵。待“鬼魂”吃足了香火，罗社长捋起西装袖子，开始做法扶乩，沙盘里的竹枝动起来。整个过程，罗社长都一言不发，头上渐渐冒出汗珠。旁边的助手时不时和他嘀咕几下，去捣鼓沙盘前的照相机，镁光灯一闪，照相机咔嚓拍了一张。

唐刚小声说，他们要请的是最初跳楼的冤魂，怨气最强，才会不停地找替身。只有超度了它，连环自杀才能结束。

过了一会儿，那助手跳下台子，跑到我和唐刚跟前，说留声机坏了，能不能找一台。

唐刚马上叫来一个工人，说让广播室的阿成搬台留声机来。那工人很快跑回来，后面跟着个小伙子，戴着副很厚的眼镜，怀里抱着一台留声机。他把留声机递给助手，问：“相机拍鬼魂我听过，留声机是做什么的？”

助手看了一眼台上的罗社长，说：“社长说过，跳楼死的，活着时都是下等人，魄力不足，死了以后就面目不清，俗话说的恶鬼，就是他们。祭祀做法，就是叫这些鬼魂吸点人气，魄力足了，就能跟人对话了。录下声音，就能了解死因，安慰往生者。”

正说得起劲，罗社长在台上招了招手，助手赶紧抱了留声机上去。助手准备好留声机，罗社长刚刚站到沙盘前，台下忽然有人大喊一声：“看楼上，那是谁！”

我抬头一看，钟楼顶上站着一个小小的身影，左右慢慢移动。广场上一片骚乱，女工们大声尖叫，罗社长和助手站在台上，一脸惊诧。

唐刚“啪”地拍了自己脑门一巴掌，骂了一声“册那娘，碰着赤佬了……（上海话：他妈的，见鬼了）”。

楼上的人纵身跳下。

这时，台下飞出一只拖鞋，砸倒了台上的相机，有人大喊了一声“骗子，打死他”，人群轰然骚动，往台上涌过来。

罗社长这才反应过来，大喊一声，冲着助手吆喝了一通，跳下台往门口跑。他这一喊，我打了个激灵——他四川口音的官话里隐约透着一种腔调，和鬼曲里那几句人声很像。

我冲到台前，一把拽下他，抢着冲出人群，拉着他跑进旁边一条有铁门的小巷弄，把工人关在铁门外面。

又接着跑了五六分钟，我看他脸色发白快要晕倒，就停了下来。罗社长弯腰猛咳一阵，一屁股坐在地上。我过去揪起他问：“你是哪儿人？”他没弄明白，说是四川人。我掏出笔记递到他眼前：“听过这句歌吗？什么意思？”

他瞪着笔记看了一会儿，嘴里念叨了几下，脸更白了，瞪起眼问我：“你是从哪听到的？”

“这就是厂里传的鬼曲。”我挨着他坐下，点上根烟，把昨天夜里听见鬼曲的事情讲了一遍。

罗社长听得脸色变了几变，缓了半天才说：“这是川藏交界地带的一种巫师送葬歌里的词，只有死得不明不白的人，才会请巫师唱。要真在这儿听见了，可真是闹鬼了。”

“这几个字，你写的不对。”他跟我要了笔，在笔记本上写了四句词：

墓上苍柏，路中石虎；

亡象亡象，望而却走。

穴中有狐，函中有鹅；

青气升腾，亡魂难收。

我问：“听了这个曲子就会死？”

罗社长摇头：“并没这种说法，但这曲子，除了送葬，没人愿意听。听多了会伤到七情，便会致郁，严重了会伤害志意，魂魄受损，易生邪气。[按照传统中医的说法，人的“情志”分为七情（喜怒忧思悲恐惊）和五志（喜怒忧思恐），七情是外在情绪，五志是内在志意。《黄帝内经》说：“志意者，所以御精神，收魂魄，适寒温，和喜怒者也……志意和则精神专直，魂魄不散，悔怒不起，五脏不受邪矣。”]”

我说不太懂，让他讲清楚。罗社长说：“简单说，就是经常听这曲子，会心里难受，觉得什么都不好。”他想了想，又说：“你是文化人，知道我们这些仪式多半是做样子，但你看那些女孩，一个个没睡醒的样子，心里肯定不舒坦。样子做足了，她们才会信。相信冤魂平息了，就不怕了，对不对？”

他也不等我回答，又继续说：“民国以来，世风不古，无鬼无神之说荼毒大众，这才造成小人肆无忌惮，长此以往，就是亡国灭种的大祸……”

我没说话，默默抽完烟，找条小路离开了恒和厂。

晚上，我和老赵见了面，告诉他我的推测：恒和厂里有人谋划了连环自杀。女工听见鬼曲引发自杀，是极有可能的。不是我信鬼神，而是这曲子确实存在，并且有人播放。我讲了那天夜里在恒和厂里遇到灰衣男人的事，“曲子是留声机播放的，那人应该就潜伏在工厂里。”

老赵不明白，为何听了个曲子就会自杀。

我说我也不太确定，但理论上是可能的：“你在杨树浦做记者这么久，不会不了解工厂里的情况，这些女孩状况都很糟，尤其是外地来的，她们的情绪很容易被感染。”

我把悟善社做法时有人跳楼的事讲完，老赵也吃了一惊，说：“这事就是那唐刚傻了，搞这个就是承认自杀真是鬼魂作怪，工人肯定更信了。”

我干笑了一声，骂他一句：“你们这些报社，还不如灵学社。起码他们相信自己的理论。”

老赵脸一耷拉，没说话，从包里翻出一摞照片递给我。我接过一看，是七八张偷拍的照片，拍的都是马路边一个邮筒，有人在往邮筒里投信。

“还记得上回我说那个连续投稿的读者吗？这人应该就是其中一个投信的。”老赵买通了负责杨树浦一带的邮差，查到那人之前的投稿都是从这个邮筒发出的，“我知道他会继续投稿，就每天偷拍寄信的人，让邮差开邮包提前看有没有投稿。”

昨天傍晚，老赵在邮包里发现了几封分别投给几家报社的稿子，就是之前那读者投的。他很得意，吐着烟圈，说：“找到这个人，就能搞个大新闻。”

老赵吹牛的时候，我把几张照片上的人仔细辨认了几遍，拿出一张跟他说：“我的新闻比你更大。”

我找出的那张照片上，投信的人是个戴眼镜的年轻人——做法那天从广播室搬留声机的年轻人阿成。我对老赵说：“为什么听了那个曲子就会自杀？是因为听的次数太多，早就被感染了绝望的情绪。整个恒和厂，能做这件事的，只有广播室。”

“那你半夜遇到提黑箱子的，也是他？”

我抽了几口烟，说：“不能确定，但很有可能。”

第二天上午，我找到唐刚，向他打听阿成的事。他很惊讶，说这人很老实，又识字，恒和厂的宣传工作都是他做。半年前，恒和厂招工，阿成应征做了机修工，因为识字，在车间干了一个月就被安排做了宣传工作。

“不但识字，还懂广播技术，我就让他直接管理广播室了。”唐刚不太相信我的推测，说阿成是地道的上海人，不可能懂南方那些送葬的东西，“就一点很奇怪，他说自己没大名，就叫阿成。”

17号早上，我和唐刚一起去找阿成。恒和厂的广播室在钟楼边上一座三层楼房的阁楼上，阁楼顶上装了三个大喇叭，是恒和厂的广播，除了向工人通知各种事情，每天早中晚交班和吃饭时间都会播放节目和音乐。

到了广播室，阿成正在看书，脸几乎要贴在书桌上。见我和唐刚进来，他从书里抬起头，往我们身后看了看，起身给唐刚鞠躬，叫了声“唐老板”。

我拿出阿成给《大时报》的一堆投稿，说自己是《大时报》的记者，想当面采访他，问问鬼曲的事情。阿成突然咧嘴朝我笑了笑，说：“都是我写的。我们见过面的，那鬼曲也是我放的。”说完，指了指广播室角落的留声机。

唐刚“啊”了一声，张大嘴没说出话。

阿成打开抽屉，拿出个笔记本，从本子里抽出一张照片，给我和唐刚看了看，说：“唐老板，我叫周宗成，是周清迪的儿子。”

照片上是一家人的合影，一对穿西式套装的中年男女，中间站着一个十七八岁的女孩和一个戴眼镜的男孩，男孩应该就是阿成。

唐刚不太明白阿成的意思，抹了抹额头的汗，又看了看我。

阿成把照片塞进衬衣口袋，对唐刚说：“唐老板可能早就不记得了，我就讲讲。”他在椅子上坐下，看了我一眼，“赵记者正好听一听，也好写一写。”

唐刚盯着阿成看了一会儿，一拍脑门：“想起来了，你是周家的小儿子。你怎么做起工人来，周老板呢？”

“他也早就不是老板了，两年前他就上吊死了。”

两年前，唐刚和日本人合资，在杨树浦开办恒和棉纱厂后，周边城乡的棉纱作坊纷纷破产倒闭[清末民国时期，是中国传统自然经济解体和转向近代经济的过程，从19世纪70年代起，在洋纱洋布的冲击下，中国的城乡手工棉纺织业逐渐没落和解体。一些本来能够自给自足和盈利的家庭式手工作坊，在外资机器工厂的冲击下，倒闭或被吞并，使得大量手工业者破产，劳动力流向工业化的生产车间。—— 参考《民国经济史》]。周家祖上原是四川山里人，清末移民上海，学着做起了棉纱作坊，一路顺风顺水，日子过得不错，姐弟俩都念了新学。恒和厂起来后，唐刚想收购周家作坊，周清迪不愿意，唐刚就设法招走了周家作坊的工人。

“没了工人，家里的作坊很快垮掉了，父亲一时气不过，半夜上了吊，母亲也发疯不知道去了哪儿。”阿成一字一句地说，非常冷静。

唐刚紧皱着眉头，使劲擦汗，他没想到，自己的“实业救国”毁了另一个家庭。

我问阿成：“你父亲的死就算是恒和厂造成的，你应该找唐老板，不该装神弄鬼害死这么多人。”

阿成扶了扶眼镜，呵呵笑了两声：“我可没杀人，这些女孩听听音乐就自杀，还是得问唐老板。”他走出广播室，指了指下面的一排排车间，说：“这些人吃不好，睡不好，每天就站在那儿，活得跟陀螺一样，换我我也想死。我就是做个实验，没想到真的有效。”

我问他怎么给工人听鬼曲，他走回广播室，接上几根线，打开留声机，三个大喇叭响起刺耳的轰鸣声，响了一会儿，开始播放交响乐。

“我只是把鬼曲插在平时放的广播音乐里，每次播上一小段。”

半年来，他每天播放鬼曲的一个小片段，这些旋律早就印在了工人的脑子里。当他制造了听见鬼曲杀人的传言后，就专找偏僻处播放鬼曲[大脑长期接触的信息片段（听觉、视觉），会潜移默化地形成“内隐记忆”（Implicit Memory），在特定场景或刺激下，这种记忆会被无意识地唤起，对当前任务自动产生影响。最早提出此概念的是笛卡尔。]。这样的杀人试验，简直就是赌博。

唐刚说：“你觉得我害了你家，怎么不直接找我？杀这么多人算什么？”

阿成又呵呵笑：“我说过了，我没杀人。就算是杀人，也是我们一起杀的，还有你们这些报社。”他边说边指了指我，“所以，我要让人人都知道，工厂是杀人的地方，报应很快就会到来。”

我见他的神志已经有些恍惚，悄悄对唐刚说，下去叫巡警。

唐刚走出广播室，正要下楼，阿成一把搂住他，往顶楼边缘的栏杆推。唐刚尖叫一声，紧紧拽住栏杆，把身子往下坠，阿成撞在栏杆上，想拖着唐刚往外翻。两人撕扯着，僵持在那里。

我让阿成冷静，他哈哈大笑，对着唐刚的耳朵说了句什么。头顶上播放交响乐的喇叭声音巨大，我没听见他在说什么。

我看了看不远处的钟楼，马上就到中午12点，散工的钟声就要响了，下面的车间整整齐齐，整个恒和厂里没有一个人走动。

唐刚大叫着挣扎，脚却渐渐离了地面，要被阿成从栏杆上掀过去。我慢慢走到他俩跟前，一只手拽住唐刚的胳膊，猛地伸手打掉了阿成脸上的眼镜，他惊叫一声，抓唐刚的手一松。我往后一撤，把唐刚拽了过来。阿成在空中胡乱抓了几下，摸不清方向，从栏杆上翻了下去。

我和唐刚坐在地上，呆了半晌。我问他，阿成刚才对他说了什么。

“他说，就算鬼曲没有了，阴魂一样不会散去。”

案子讲到这里，我停住了，走到院子里抽烟。

戴戴问：“还是没明白，这凶手到底怎么杀人的？”

我给她和小宝解释了什么是心理学上的催眠暗示，阿成很可能是想利用鬼曲杀人的强烈暗示来让工人进入催眠状态。

小宝说：“所以，他给报纸投稿也是想让传说越闹越真？”

我点点头，说：“其实这也是我在琢磨的问题。有时候我会觉得，这案子没有杀人凶手；有时候，我又觉得很多人都是凶手。说不定，阿成说的报应真的会来。”

戴戴拿起我的烟，也抽起来——本来，她自从开始写小说，已经戒了烟。

她问我：“后来，那个叫姗姗的女孩怎么样了？”

我伸手把她手里的烟拿过来掐灭，说：“姗姗死了，做法那天，从钟楼上跳下来的就是她。”

戴戴沉默了一会儿，说：“那工厂后来怎么样？”

我收起笔记本，没有告诉戴戴，鬼曲的事情结束后一个月，恒和厂又有工人自杀。

后来，我曾登上过那座钟楼，才发现那地方非常高，不但能看见整个杨树浦，连苏州河都能看得见。站在那里，能听见整个城市都在轰鸣，跟那鬼曲一样。

这件案子发生时，金木刚刚26岁。他说自己琢磨了几年，没明白凶手到底该算在谁头上。这种感觉我也有过，25岁那年，我查过一件学生自杀的案子，所有的证据都说明不是他杀，但那学生的家人死活不接受警方的结论，他们认为，自杀也是有凶手的。

女工连环自杀这件事，我首先想到的是自杀研究里说的“维特效应”，认为自杀是可以传染的。比如，今年某地连发多人集体在地铁内服农药自杀；再比如一件有点诡异的事情：2001年9月，浙江永嘉县有个青年妇女因吵架服毒自杀，她14岁的侄女和一名同学参加了送葬，在出殡当晚，两个女孩喝老鼠药自杀。

我觉得，这种事情也是有凶手的。几乎人人都有这样的经验：站在高处会感到眩晕，会萌生纵身一跳的冲动，这种冲动叫作“坠落欲望”。

2013年的统计数据显示，中国有自杀行为的人里，60%无精神障碍，均是冲动型自杀；37%自杀未遂者自杀前考虑时间不超过5分钟；60%考虑时间不超过两小时。

这5分钟到两小时，就是杀人“鬼曲”存在的空间——一首多人联袂演奏的交响乐。

贾樟柯的《天注定》，讲的就是这5分钟到两小时的冲动，有人选择纵身一跳，有人选择抡起猎枪。

到底会怎样，人人心里有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