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我这年纪，回望来时路，苍苍茫茫的，仿佛比朝前看更远。

年过半百，我觉得不可能再活五十年了。即使科技突发灵感让人寿命变长了，后来的日子也不会像过往那么活蹦乱跳活灵活现。

对了，我先说明一下，此时我写字是在使用电脑语音提示的方式打字。我先听到自己要打出的话，电脑语音软件里的女声姑且称她为女声，把我的意思复述一遍，我觉得无误，按下确认键，然后就变成我永远看不见的汉字了。是的，跟我的前半生一样地荒诞、不可思议，这就是我这样的盲人的生活。

1970年12月15日，我出生在沈阳铁西区第八医院。2016年，我因喝大酒突发中风，也是被送进这个医院的。不知道最终会不会死在那里。这样就符合我们中学写作记叙文的要求了，首尾照应。

但愿别那么无趣，我想死得远远的，月球或者火星，实在不行，南极也好。

我记事起的家门口，有个大下水道，总是汪着一摊脏水，冬天就冻成一大块五颜六色的脏冰。下水道对面是另一家的墙角，就是说，从我家门画个对角线，经过下水道，过个十字路口，到对面房子的尖角。后来我才悟到这风水是极差的，想想我从小就得了青光眼，是不是跟这有关系呢？这个房子原本是我老舅住，因为我姥爷在里面过世了，我老舅一个人住害怕，就跟我爸妈换了，我们从此搬到这儿来住。我老舅现在还活得挺硬朗的，没心没肺啥也不想的那种，虽然没啥富贵命，但是身体健康。所以这风水，你还真不能完全不相信。

我最早的照片，是出生六个月时拍的，那时眼睛还挺好看的，一点没发现有异常。神奇的是，我似乎还记得，六个月大拍照时的场景，一个叔叔拿来一个球逗弄我笑，好抓个好表情拍照。这像是梦里的，又像是记忆中的。

1975年，我去北京同仁医院看眼病。

在颐和园，要坐那艘石头船，就是昆明湖边那艘石舫，我妈不让，我坐地上耍赖，哇哇哭，就是不走。

还有个记忆，在北京坐地铁，那时只有一条到苹果园的线路，我坐上去就不下来了，还是坐在地上耍赖。想想我妈年轻时带我出门真不容易。妈，就是这样的人，你对她多好，都赶不上她对你的十分之一好。

还有个印象，在同仁医院，有个女医生夸我是个天才，我平生第一次听到这个词，在我老家沈阳，没人这么夸小孩的。可能是我背了一段毛主席诗词，或者我唱了首啥歌，记不清怎样得到的这谬赞。可是那时候，就觉得这是个好词儿，不能随便用在别的小孩身上。

在北京我还平生第一次坐了小轿车，小轿车启动慢慢地拐弯，那个优美的弧度，现在还记得。

一个人能记住啥、忘掉啥，真是很神秘。有可能就是现在决定过去，想象如果我后来没失明，那也许记得的是另一些人和事情。或者我在某个年龄段、某个城市，会复苏某段童年记忆，到了另一个时空，又会想起另一段记忆。就好像小时候听电台广播，举着收音机，满屋子转悠，有时候一个电波对准了，那个女广播员的声音就会飘到耳畔，若隐若现，这里是澳洲广播电台，等你不小心打个喷嚏，声音倏忽没了。

我七岁的时候，看见了大海，从大连去上海看眼病，坐轮船两天一夜。开船的时候是夜里，等到早晨，我跑上甲板，天呀！大海真把我震撼住了。那种蓝，涌动着无边无际。

我就那么一整天地不错眼地看，海上会有什么，结果一直是无边的蓝，一艘船都没看到，我本来想能看见一条大鱼的。

现在想起来，如果眼睛好好的，那只能待在沈阳看烟囱铁道，还有那个南站广场上的苏军纪念碑，上面昂首挺立着那个不可一世的坦克。

命运说：你要看不见了，那我就破例带你多看看这个世界，要找个理由，天南海北看风景的理由，就是看眼病，北京去完，去上海，去义乌、杭州、天津、大连，见过海、大象、外滩国际大厦、漂亮的上海女护士、南京路的霓虹灯、浙江乡村雕刻着花纹的小石桥、河床上捡的打火石、夜里河边的萤火虫、苏堤上听妈妈读西湖民间故事——那是我儿时最爱的书。命运待我不薄，她拿走了必须拿走的东西，但提前做了些补偿。

我马上进入天命之年了，还是不懂得命运是什么。你要常常走起来，才能有机会面对命运，静止的生活也会有命运，是不是都静下来，命运就隐身了。如果大海平静如天，那你能分清哪儿是海哪儿是天吗？它们都是蓝的。年少时曾大言不惭，我和命运是朋友如何如何，真是胆子大啥都敢唠。人家命运拿你当朋友吗？偶尔给你点好脸色，就忘了自己是谁了，女友突然翻脸走了，病来如山倒了，命运不再是维纳斯，马上变脸成美杜莎了。看她一眼，你就变成石头人了。那是被吓的。

刚当盲人那一阵子，就听说在旧社会，盲人只能有三条路，算命、卖艺和要饭。我不争气，还是走上第二条路，这是后话，暂且撂下。

开始的时候，我还真有机会学算命。我在盲校的小学同学，他爸爸就是算命的。他们家住在铁西区的盲人大院，一个福利工厂的家属宿舍，由于福利工厂有很多盲人职工，很多就搭伴过日子结婚了，他们住在一起生儿育女，有的儿女因为遗传，也成了盲人，这种家属宿舍叫盲人大院。我同学就是这情况。

他爸爸是个算命高手，经常拄着盲杖，大街小巷地替人占卜。收入比上班强。某天，他爸爸高兴，说想传授我两手，至少可以谋生。他给我讲，算命的圣经是一本叫《渊海子平》的古书，我们这行当的祖师有唐代的袁天罡、宋代的邵康节、明代的刘伯温等。当然我还知道诸葛亮和徐茂公，在评书里听来的。听起来挺神奇的，学起来却很枯燥，有点像学数学。先要背天干地支，还要学五行跟这些符号的搭配，又加上四方五色，农历年月日的天干地支五行属性是计算人的生辰八字的基础。这么多符号、概念、颜色走马灯似的转起来，你掐指一算，果断地叫停，然后你看到的静止的排列组合就是问卜者的命运。我最怕数学了，所以开始就很怵头，就觉得老天爷没打算赏这碗饭给我。还有一种叫梅花易数的，是邵康节创立的，据说不靠复杂的计算，靠起卦当时的直觉，或者突然鸟鸣，或者谁无意说了个数字，都可入卦。这有点像吉卜赛人占卜，观察咖啡残渣推算，或者观察飞鸟的轨迹。但梅花易数会的人很少，估计这种人也不出来赚钱。

我的那个小学同学后来子承父业走上第一条道路，而我走第二条路了——卖艺。我爸本来给我买了把二胡，盲人不都拉二胡嘛。可我觉得二胡这个乐器太苦了，学了它，一辈子都苦巴巴的，找了个媳妇，还给地主恶霸抢走了。那时候，电影《瞎子阿炳》里面就是这样的。

1984年，妈妈给我买了把百灵牌的六弦琴，二手的二十元，是我当时一个月的伙食费。那一瞬间，我看到命运她老人家会心地笑了一下。

再倒一下磁带，失明前我还画过一张素描，大概是1978年，我的右眼视力只剩下0.4了，左眼失明。我在家旁边的一所街道小学上一年级，没有校园，路边的一间房子就算教室，那时这类小学叫抗大小学。一年级有图画课，现在想起来就是临摹，老师发一张小画，我们照着描一遍。刚开始画拖拉机红彤彤的，画没画过毛主席，我忘了，估计不敢乱画。一天我在家里，好像是下午，有个小黑板，有粉笔，我开始瞄一幅画，是挂历上的还是某本画册上的，我想不起来了。记得有山，山背后有云，半山腰蜿蜒着一条路，还有亭子，反正挺复杂的。我一下午就坐在黑板前，画呀画，画错了，就擦掉，重新来，最后终于画好了。我用了好几种颜色的粉笔，画得可像了，我自己都觉得很惊讶，主要是专注地做了一下午，完成了一样东西，前所未有的感觉，时间突然变快了。天马上黑下来，爸妈要下班回家了，后来那幅画怎样了，估计被我擦掉了。那时候不知道这是我有生之年第一幅也是最后一幅画，没有太重视。

磁带快进一下。这些年，我去过纽约大都会、MOMA、伦敦的国家美术馆、马德里的普拉多博物馆、巴塞罗那的加泰罗尼亚国家艺术博物馆……站在凡·高、莫奈、达利画前，深深地感到失明真是一个人生的大缺憾。有时候会暗暗地怀恨带我去这些美术馆的同伴，常常赌气坐在走廊的凳子上，说我不走了，你自己看，看后回来找我。坐在那儿，我就想，别人也经常陪我去唱片店，一架子一架子地挑选唱片，通常陪伴者对唱片并没有那么大兴趣。上大学时还有很多明眼同学给我读书，大多是女生。那读的都是啥书啊，《存在与虚无》《悲剧的诞生》，还有《红楼梦》里不小心蹦出来的生殖器，人家当时不定多烦呢。那现在自己陪别人逛美术馆，就生气了？再想，站在那些名画前，咫尺天涯，就是不让你看见，不也是一种当头棒喝吗？人是有界限的，或者说你要直面自己的不可能，经常看看鸿沟深渊，可以提醒自己生命原本如此，无须大惊小怪。

还有一回，我去江苏江阴，朋友带我去当地的一个古庙游览，古庙前的广场上，有一些摆摊算命的，都是明眼人，大家正热火朝天地招揽生意呢，我一出现，一个拄着盲杖、戴着大墨镜、留着长发的盲人，身旁好几个人搀扶跟随，这声势一下子把在场的都镇住了，现场立刻安静下来，有个摆摊的咳嗽了一声，跟我搭讪，大师，您好多年没来了，这是刚下山吗？他把我错当成来踢场子的了，弄得我很不好意思，连忙解释，我不会算，我是卖艺的，大家别客气，继续发财。

我十四岁时，写了一本日记，用盲文写的。记述的是初恋的小心情，竟然还写了一首诗：

脸红了，看我的起点多么低，当然现在也没高到哪儿去。那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中学里流传的是席慕蓉，高级一点的是朦胧诗。我那时候需要的是励志，就是要“扼住命运的咽喉”。如果那时候就颓了，那我早完了，励志虽然让我在生活中挣扎着攀上一个个阶梯，为将来能过上有尊严的日子打下了基础，可也阻碍了自己的审美进程，不是有一种观点嘛，“救亡运动”终止了“五四新文化运动”，这对于个人也适用。

盲人不能太颓，不然会被生活碾扎粉碎，尸骨无存。阿炳就挺颓的，抽大烟逛妓院，所以他的结局并不很好。不知道荷马、弥尔顿生活得怎么样？找到老婆了吗？是否衣食无忧？博尔赫斯过得挺好的，应该向他学习。博尔赫斯是后天失明，他应该不用为生计发愁，不用总顾念尊严问题。他能坦然地静观失明，将其化成生命崭新的维度。他有一篇文章是论失明的，说失明并非人们通常想象的黑，其实是灰，云雾一样地包裹着你，黑也需要视觉去感受的。我也觉得是这样，我就此联想到，如果生是“有”，死并非是跟“有”相对的“无”，当丧失了主观感受的时候，“无”也不存在。

帕慕克在小说《我的名字叫红》里讲道，失明是一种极致的寂静，那些画细密画的大师，为了追求最后的寂静，常把自己的眼睛刺瞎。

可我并没觉得很宁静，相反，经常躁动难耐，生活充满了不安全感。比方我现在还常常做同样的梦，小时候的家，夜里，门上的插销坏了，总插不严，门外好像有什么东西要进来，我就死死地顶住门。还有很多夜里，做个长长的梦，醒来，因为看不见周围，会短暂地忘了自己睡在哪儿，躺在床上一动不敢动，拼命回想我在哪儿。心里恐慌，害怕自己滑脱坚实的现实，被冲到未知的无何有之乡。

尤其在巡演的路上，两天换一个地儿，宾馆、酒店、客栈，换得真是今夕不知何夕。

有一次，午夜梦回，我想确认自己睡在哪座城市，我摸到床前茶几上的电话，问前台，这里的地址是什么？我不能直接问我在啥城市，那人非把我当老年痴呆对待不可。前台很礼貌地回答我，这里是鼓楼宾馆。然后我就更晕了，南京、开封、宁波、北京、西安，好几个城市都有鼓楼，我具体在哪儿还是搞不清。

只有失明者才有这样的遭遇，失明至少强行地把我从人群中剥离出来，其间况味不足为外人道。

为了这双绝望的眼睛，我吃了不少苦。小时候，吃各种药，药太苦，我妈就先准备好一羹匙白糖，药咽下去，糖马上到嘴里。中药喝得要呕吐，热乎乎、苦森森一大碗，一口气喝不下去，就停下来干呕再捏着鼻子喝。有的偏方我都觉得太过分了。有一次，有个缺德的江湖大夫，说药汤里要加入药引子，他的独家秘方是生吃猪拱嘴。我问他啥道理呢？他解释说，你眼睛里长了白内障，这个猪拱嘴可以把白内障拱掉。这一点我对我爸妈还是有意见的，为了给我治病，盲目相信，啥偏方都敢招呼，我被迫生吃了不少个猪拱嘴。那时候就想，自己的身体还是要自己说得算才好，快点长大吧，离家出走，有多远走多远。

球后注射，就是向眼睛里注射药物，眼瞅着大针头奔你眼睛来了，“砰”的一声，半个脑壳，被猛锤了一下，事后眼睛大半天都睁不开。这种酷刑，要有好几个人按住我，伴随着哇哇大哭。

我还做过左眼球摘除手术，要全麻，口鼻上盖一块味道刺鼻的纱布，过一会儿，脑子就一片混沌了，但跟睡觉不一样，你偶尔还能听到手术器皿碰撞的叮当声，等到醒来，左眼永远没了。眼眶塌陷，戴上一个大眼罩。摘除后，我的右眼视力迅速下降，不久，彻底失明了。医生说，好像左眼不摘除也可以。有这么害人的吗？那时爸妈还不懂得医院也有医疗事故，根本就没追究。从此，结束了我治眼病的苦难历程。

在此我要立下遗嘱：在我生命垂危之际，不允许过度治疗，例如全身插满管子，苦挨着等死，请爱我的人，别让我多遭罪。你们真想我，就听我的音乐读我的书好了，那时候我早不在这个臭皮囊里了。

体面地死，是人生最后一桩大事情。

在暗无天日的人生里，纯粹个人的体验，只有性与死，这是上天给你的独家快乐和绝望。有性与死，哪怕你置身于千百万人中，仍就是独一无二的个人。

卡夫卡在小说《审判》里讲了一个故事：一个农民，在法的门口，等着想进门，一道道门，每道门都有个高大的门卫，就是不让他进。他都快死了，门卫说，我们也要关门了，这门是为你设立的，你死了，门也就没必要存在了。

性与死就是为每个人设立的门。幸好，我也有这样的门，让我感到我并非人生的局外人。

五六岁的时候，我爸带我去澡堂子洗澡。大家要先在大池子里泡着，浑身打上肥皂，泡好了，再去淋浴喷头下冲洗。我泡着的时候，调皮地扑腾水玩儿，没站稳趴水里了，咕咚咕咚连灌了好几口，意识开始模糊起来，感觉要死了，幸好我爸一把将我拽起来，那水味道真不怎么样。

多年之后，我有个朋友叫李云，醉酒后在上海的一个洗浴中心不幸溺亡。至今想起，仍令人扼腕叹息。估计不是我小时候那种大澡堂子，不然旁边会有人拉他一把的。我这朋友水性很好的，当年号称鱼都淹死了，他也淹不死。喝酒后，一个人泡澡危险啊。爱尔兰小红莓主唱也这么香消玉殒的。所以，一辈子要找个能共浴的人，这是性命攸关的大事情。一时找不到，就先别洗澡。等着找到了，一起洗。

我还得过一回急性胃炎。好几天发烧呕吐，不能进食。以至于昏迷不醒。我那时，躺在炕上反反复复嘟囔着，抓心挠肝啊，抓心挠肝。我记得当时自己已经产生幻觉了，比方总看到一个点了很多蓝灯泡的大饭店，很多人在那儿吃满汉全席。估计是饿的。偶尔苏醒过来，我问我爸，人去哪儿了？我爸也是连轴转没合眼，啥人？就我一人。我说，大饭店里那么多人都去哪儿了？估计我爸以为我见鬼了，大喝一声，都给我滚蛋！

人在病中，会有一些不同于梦境的幻觉。我爷爷病重的时候，常常指着墙说，上面有很多小人，在搬大白菜。我表哥弥留之际，说有好多人挨挨擦擦的，问他死不死：快点，死不死？旁边看护的姐姐也是大吼，咱不死，等姐拿大棒子㧡他们。

假如人死后还有灵魂，那我死后或许就能看见了。那死还真是一个节日。如果那天到来，我死了，好害怕啊！哇！喜从天降，看见了！这不是西施、貂蝉等四大美人嘛！赶紧求合影，发朋友圈。手机呢？哎呀，手呢？对于这一代人来说，死仅仅意味着永远不能上网而已。除了上网，我们真实地活过吗？

作为死的最好的背景音乐，我希望是巴赫的管风琴音乐，平静、舒缓，朝向过往未来无限地延伸，原谅的同时被原谅，黎明前最深的黑暗降临，无须起身打点行囊，欣然迎接此生最远、最省钱的旅行。不许播放肯尼·基的《回家》，那样我会感到一辈子活成了一家百货大楼，现在关门打烊了。

性呢？那是生而为人的大喜悦。

本来是造物主对繁衍后代者的奖赏，就像我小时候，妈妈给我吃药后，会喂我一勺白糖。然而，我们就想吃白糖，不想吃药。所以，人类发明了安全套等避孕措施，这是可与中国的四大发明并列的人类进步。

我就坐着等待人类的更厉害的发明——人工智能女朋友出现。她要能给我读书，包括《金瓶梅》，能带我走路，不用再麻烦导盲犬熊熊了，当然还有床笫之欢，如果会造精酿啤酒，会烧点小菜，就更好了。她的语音模式，我要台湾女生式的。我很喜欢听台湾女生说不会，从字面上讲，你说谢谢，对方应该说不用或者没关系啥的，可台湾女生爱说不会。虽然从语法上觉得不对劲，但就是好听。一声“不会”，妩媚爽利，勾魂摄魄。我未来的智能女朋友，要天天用台湾腔对我说一百遍“不会”。这个不算啥科技难题吧。让我有好感的女子，首先要说话好听。不是偏得娇滴滴、狐狸精那种。音色并不重要，说话的节奏以及话语间的静默空白，才是魅力所在。其实，唱歌也如此，左小祖咒声音多糙啊，可他的有腔无调混不吝的唱法就是让人着迷。话说回来了，你要敢给我个左小版的智能女友，那我就出家。

由于我是个盲人，等到二十五岁，才第一次尝到床笫之欢。有点晚吧。我在上大学的时候，不会唱歌，吉他弹的是古典的路子，追了好几个女生，都铩羽而归。人家忧愁地答复我，难以承受这样的重负。我当然很受伤，没有信心了。后来我被逼迫“嗷”的一嗓子可以开口唱歌了。但，毕业了。直等到在北京海淀图书城卖唱，有个听歌的北漂姑娘，跟我回了圆明园，我的暮春才到来。谢谢那位好姑娘，跟我过了一段苦日子。多苦？有一回，我传呼留言给她，啥啥你今天来吧，今天我赚钱了，晚上吃肉。她欢笑着敲着饭盆，一路跑来。1995年冬天，我们在寒冷的圆明园，不是伊甸园，隆重地吃了个冻苹果。好吃吗？不知道，饿得太久了。第二天早晨，她甜蜜地问我，那你什么时候娶我？这话真好听。到现在我还觉得小火盆似的暖和。

不要总是辜负天意。上天赋予你双眼，那就好好地看这个世界的美丽。上天拿走了双眼，留下了耳朵，那就多听好的音乐、海水澎湃、山峰浩荡，甚至可以听寂静，就像静观死亡。

还有那些黑暗里的器官，掖着藏着，不用干吗？留着发霉腐烂吗？我去世界各地，不只是爱逛唱片店、博物馆，也喜欢逛成人用品店。纽约第五大道二十几街，有一家性博物馆；伦敦牛津街上，有个三层楼的性用品商店；京都佛光寺附近，有个性玩具大超市。如果人生没有性欢乐，那我觉得比双目失明更恐怖。

盲人这个群体男女比例失调，可能是因为遗传原因，先天失明的男孩比女孩多。我在沈阳盲童学校上小学的时候，班里十个男生、两个女生，其他班级比例也差不多。所以，很小的时候，盲童学校的男生，就知道将来老婆不好找。像我全盲的，能找个同样全盲的已经很难了，想找个有点视力的半盲的女孩，那简直难上加难，要找个明眼女孩，那就是天方夜谭。

其他身障群体也如此。坐轮椅的、高位截瘫的、智力障碍的，他们的性苦闷怎么解决？很多人就说了，能让你们吃饱饭就可以了，说什么性苦闷？这就不是人话，猪也有交配的需要。台湾有一些专门为身障人做性安慰的爱心志愿者，当然有一套合法的操作程序。北欧一些国家，政府出钱，给重度身体障碍者购买性服务。我觉得这才是拿身障人当人看。

最终结论：天行健，君子当自强不息。靠谁都不如靠自给。在性方面，这些话也管用。

1988年，我开始了正式的初恋。我跟她一个班，我是跳级上来的，就是说我学习太好了，从初二直接升入高一。她是从一所重点中学转过来的，因为视力下降，普通中学看板书吃力。她说话声音好听，怯怯的，细若游丝，但很坚定。我们是同桌，临床按摩又凑巧被分在一个小组。解释一下，我们高中学的是推拿，推拿手法要互相练习，通常男女生混搭，将来临床工作，男女顾客都会有。所以，先让男女生提前实习一下。我们是抽签决定谁跟谁一组。我就想跟她一起，天遂人愿，结果也是这样。某次，她参加一个唱歌比赛，她唱的是台湾电视剧主题曲《星星知我心》，没比过大嗓门唱《黄土高坡》的。她很难过，我就妙语连珠地劝慰，竟然把她逗笑了。然后，我们开始相爱了。

她属于半盲，能阅读汉字。她为我读了弥尔顿的《失乐园》，由于视力不好，常常是两个大厚眼镜片都快贴在书页上了。想起来，让人心疼。有一次，我们晚上去学校旁的小河沿公园约会，她晚上几乎看不清啥，我们被学校的门房老头跟踪了。我们也就是在黑黢黢的树林里，拥抱了半小时，怀里基本上是对方的羽绒服，身体的轮廓要靠联想了。

第二天，老头把我们的事情上报教导处。可了不得了，班主任、教导处主任轮流找我们谈话。我态度很顽固，后来他们找来了她的父母。她家境很好，爸爸是教授，妈妈是医生。她父母严肃地警告我，必须中断跟她的联系。

后来我们还坚持在一起了一段时间，顶着学校和家庭的压力，学校旁的公园不敢去，就去遥远的北陵。沈阳的冬天，北陵荒凉得全是松柏，还有坟。气温大概在零下二十摄氏度，我们一圈圈地走，真不觉得冷。隔着棉大衣羽绒服拥抱，彼此仿佛抱着两床被子。她过生日的时候，我花了十五元给她买了一条项链，上面挂了一只捧着金牌的熊猫。花光了我平生第一笔稿费，是在《辽宁青年》上发表的一首诗，诗的题目叫《命运和我》。记得她撕开塑料袋，把那条细细的链子抽出来放在我手里，把着我的手给她戴上。到如今都三十多年了，每每回老家，我去北陵，想到的都是陆游那首《钗头凤》：

2019年3月写于大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