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一拿起笔，就想写段子。九十年代，爱写终极思考。八十年代，爱山呀海呀地抒情。总是被人牵着鼻子走，时代喜好什么口味，我就端上什么吃食。我这回不写段子了，写个笨拙的故事，要足够的笨，看得你昏昏欲睡。对，我要写，要摒除比喻，有啥说啥，不分析。大脑的很多细胞可以下班了，留下植物神经，我要用植物神经讲个故事。我还要躺在床上写，最好能把自己写睡着了。准备好了吗？我先躺下来，找个舒服的角度。

我曾经是个模范，残而不废，人们称呼我是张海迪第二，中国的保尔·柯察金。虽然我眼睛看不见，但是我能弹能唱，参加过“月光大道”，上过中央电视台的晚会。我还经常到处做报告，把我的事迹生动地讲出来，每次都能收获很多的眼泪，也改变了一些人的世界观。我上学时，就没想着赶快找个女同学，全盲半盲都不找，我有信心，将来找个正常人，我们叫作明眼人。后来我上镜率高了，果然接触到了一些明眼姑娘，都是被我的感人事迹召唤来的。

这里面最优秀的是个北大的女生，我们先是通信，后来经常深夜电话诉衷情。终于，有一天，我乘上火车来到北京。她来车站接我，趁着她扶我那一瞬间，我一下子就握住了她的手。她的手硬邦邦的，女子手硬表明有才，她是北大才女，果不其然。跟她同来的，还有个电视台的记者，听说了我们感人的爱情故事，特来拍摄的。他诚恳地说，见了你们俩，我又开始相信爱情了。

北京的生活充满了竞争和挑战，我联系了一些学校的学生会，想多做一些报告。我要让女友感到跟我在一起是光荣的、有希望的。我先从一些普通学校开始，在通县、房山、顺义等地，报告会效果很好，她陪在我身边，把我送上讲台，结束时在热烈的掌声中把我扶下台。报告会的最高潮处，就是介绍我的女友了，我们的爱情事迹感动了很多学生。不久，电视台播放了我们俩的专题片：一个盲人跟一个北大才女的传奇爱情。这一下，我成名人了，走在街上经常被人拦住，请求合影。最辉煌的还在后头呢。北大学生会找到我们，请我们在北大大礼堂做个报告会。天啊，有几个残疾人能登上北大的讲台，女友也很高兴，我们没白努力，终于等到这一天了。

报告会那天大礼堂座无虚席，我先讲了我悲惨的童年，再讲少年发奋读《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讲到我跟女友的爱情故事，全场掌声雷鸣。主持人把她请到台上，那掌声真是跟见了大明星似的。我女友流下了激动的眼泪，在场很多人都哭了。我们还手拉手合唱了一曲奥运会主题歌：《我和你》。大家起立为我们鼓掌祝福。这真是我最成功的报告会了。会后，我接受了很多记者的采访，有电视台的、电台的、报纸的，还有唱片公司想给我出专辑，出版社编辑想约我写个回忆录。然后呢，她毕业找了个好工作，我们分开了。

其实真实的生活是另一个故事。

我是很有名，但女友不是北大才女，是张家口师范学校毕业的一个女生，有感于我的奋斗事迹，她到我居住的城市来找我。一见面她就哭了，她说，我改变了她的人生，有一阵儿她失恋，沮丧得不能自拔，读到我的事迹才重新找到了人生的坐标。那天晚上，我灌了自己好多酒，我胆子小，清醒时不敢跟女生表白，况且她还是个明眼人。借着酒劲儿，我说，希望你能永远陪在我身边。我还为她献上一首歌：《最远的你是我最近的爱》。一曲歌罢，她靠在了我的怀里。

她毕业了，来到我居住的城市，在小学教书。我们结婚了，买了房子，开始过日子了。起初，我们的夫妻生活挺别扭的，在她心里，我太崇高了，做起那事来，就觉得有种罪恶感。从我这儿讲，一个明眼人甘愿跟我过日子，我心里充满了感恩，做那个事时，耳畔总回荡《感恩的心》的旋律，然后就做不下去了。

婚后，我依旧到处做报告，每次她都会陪我去。都听了几千遍了，每次她还会哭，有时比台下的人还激动。报告会结束时，她总鼓励我：你今天讲得太好了。过了两年，她当上了班主任，工作开始忙起来。她跟我商量，想请个保姆，帮她做做家务。我说，那要找个知根知底的，她说，她老家村里有个小表妹，想来城里找工作，都是亲戚，放心。我说，可以。

小保姆来了，说着一口农村普通话，声音甜甜的，挺好听。她叫她表姐，叫我叔叔。我也不在意。小保姆的到来，分担了不少我们的家务，白天做饭、打扫卫生，有时还能陪我去报告会，妻子当班主任后，没时间总陪我出门了。某次报告会下来，小保姆跟我说，叔，你真伟大，那么多大学生都爱听你讲，你比大学教授还厉害。

放暑假了，报告会暂停一段时间，我整天待在家里，听收音机解闷。一天，小保姆拖地板，把腰扭了，疼得站不起来。我说，叫车去医院吧。她怕贵不想去。她忽然想起来：叔，你讲报告时不是说自学过按摩推拿吗，你帮我按按？我一想也是，到医院也得这么治。那你躺沙发上吧，我试试。小保姆趴下来，我先用手掌在她腰部按揉，再点穴，然后让她侧卧，一手握住她的髂骨，一手扶在软肋处，轻轻一掰，“咔”的一声轻响，好了，站起来走走。她半信半疑地扭着身体试探地爬起来，站直身，走了两步，大叫一声，真的好了，冷不防扑到我身上，又蹦又跳地说，叔，你真牛。我有点手足无措，小姑娘高兴过头了，咱别往歪处想。

她的头发撩到我脸上，痒。

接下来几天，小姑娘一会儿腿抻了，一会儿脖子落枕了，总找借口让我给她按摩，当然是在妻子不在家的时候。我了解按摩会让人上瘾，没病没灾的，按上一顿，也很舒服。反正我闲着没事干，天天听收音机也够无聊了，就拿她练练手。有一天，还是按腰，我用拇指点压她的肾俞穴，一用力没留神，“喵”的一声，她放了个屁。我们憋了几秒钟，忍不住同时大笑起来，她笑得喘不上来气：叔，对不起。我说，哪个人不放屁，只是下次先预告一下，一面说一面拍了拍她的屁股。

小姑娘的筋肉是春天待耕的土地，有生命又有弹性，会笑会说话。

一天她说胃疼，我整个手掌贴在她胃部做摩擦法。手被磁石牵引着不自觉地向上移了一下，那是她小小的乳房，我在那部位停留了一秒钟，赶紧缩回手。沉默了一会儿，她说，叔，你想摸摸吗？我紧张得全身出汗，不敢回答。她抓住我的手，放回那个部位，心脏在我手心里像小兔子一样地蹦跳。我觉得自己要犯罪了，可停不下来，手爬进她的内衣。

世界塌缩，下面流淌着奶与蜜，滚烫滚烫的，黑暗，窒息，一会儿是沼泽，一会儿是陆地，沧海桑田在手指下变换，我摸到一箱蜜蜂，密密麻麻的蜂蛹蠕动；摸到一场战争，血腥嘶吼，皮开肉绽，马汗黏手。我们都哭了，不知道为什么，在战争之后。惩罚在未来，还隔着许多时日，但它已经站在那里了。

她不知道在哪儿搞到一本性爱指南，我们每天变换着姿势做。过去我以为做爱都是一种方式，现在觉醒了，可侧面做，后面做，女上男下头脚颠倒。我们像两个趁大人不在家玩游戏的孩子，妻子一出门，我们就拉上窗帘，床上、地板上、洗手间里甚至厨房里，还经常设计一些情节，有分工有角色的，白天太短了，一出戏还没排演完，感觉妻子快下班了，赶紧打扫战场。

妻子会觉察到吗？她最近也有点反常，忽冷忽热，说话经常莫名其妙得让人听不懂。我怕她怀疑，晚上就主动找她温存。一次忘形得要换个姿势，她很警惕地责问：你从哪儿学的这一套，跟你的光辉形象不符合。我支支吾吾地说收音机里听来的。

然而，终于有一天，小保姆消失了。

晚饭桌上，妻子冷不丁地告诉我，她把小表妹送回家了，说完就没了下话。我背上冒冷汗，东窗事发。过了几天，还是晚饭桌上，妻子撂下筷子，冷冰冰地说，我都知道了。我说，啥？你真让我失望，原来你是这样一个人，台上讲的都是假的。说完，她往我碗里夹了一筷子冷菜，你那天要换姿势，我就觉得不对。果然我没想错。我心一横，干脆死撑到底。我说，你瞎怀疑，我啥也没做。妻子一句话把我打入了地狱：你以为你瞎，别人也瞎吗？筷子摔在桌子上。这是出自无比崇拜我的那个师范女生的口吗？紧接着，她打开手机，播放了一段录音，是我跟小保姆在房间里讨论各种姿势的声音。哪天录的不知道。妻子说，这是证据，你还狡辩吗？

妻子要离婚，她说，不能跟伪君子过一辈子。我不想离，请她给我一个改过的机会。妻子说，破碎的心不能再复合。妻子拉我去法院，要求离婚，并且要这套房子。那我住哪儿？她说，反正你要人照顾，可回去跟你父母同住，我在学校没有宿舍，我需要房子。我还是不想离婚。法院考虑到我是个盲人，也想积极调停。

这事就拖下来了，我估计拖一阵，妻子消消火，事情会有转机。转机果然来了。一天，警察把我叫到派出所，问我，认识谁谁吗？说的正是小保姆。我脑子“轰隆隆”一声巨响。她爸妈来报案，说在你家当保姆期间，你多次猥亵强奸她。这回我不想再狡辩，这也好，一下子落地了。我在看守所蹲了几天，妻子没来看我，电视台倒是来了，一样的记者，镜头也是一样的。记者问：你是怎样堕落到今天这个地步的，党培养你国家教育你社会帮助你，你难道不知道感恩吗？恩将仇报！我在电视上做了忏悔，对不起社会对不起家人。

我被判五年，还算轻的，照顾残疾人。服刑期间，监狱管教对我还好，他说，看过我的报告会，很受感动，希望我能在监狱里给犯人们做几场，对改造犯人有好处。我很配合，把过去的讲演稿整理一下，跟在大学里讲的内容差不多，犯人们感动得都哭了。管教说我表现得好，可以减刑。

一天，管教说，有人来探视我，我以为是妻子来谈房子过户的事情，离婚手续已经办好了，只剩下房子过户给她，我们俩就算彻底分了。到了接待室有人怯生生地叫我叔，我坐在桌子后面，听她说，叔，你还好吧，那个事你别怪我，是爸妈逼我说出来的。她看我不说话，就接着讲：妈妈收到一段有关你我的录音，一听就气疯了，我被吓坏了就如实告诉了他们。这时我开口了，不怪你，当心胳膊腿别再扭着了，你要好好的。最后，小姑娘说她要去南方打工，我的事电视台一播，她没法在家里待了。探视时间结束，小姑娘说，该走了，明天的火车票。我站起身，低着头，问：你去哪个城市？我会好好表现，也许可以提前出狱。

两年后我出来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听我的小保姆在南方哪里。辗转问到，她现在在杭州帮人推销化妆品，没有找到联系方式，只知道最近住在文三路的某家小旅馆里。

车到杭州正是清晨，空气凉凉的。我找到文三路，先吃了碗馄饨，顺便一问，这条路上有上百家小旅馆，那就从路口开始吧。我先打听最近的旅馆是哪家，到了就问前台要找谁谁，有没有这个客人登记，服务员看我是个盲人，就很仔细地帮我查找，没有。我接着问，离这家最近的还有哪家旅馆？就这样一家家地找过去，大街边的胡同里的学校操场旁的招待所，犄角旮旯的家庭旅馆，洗浴中心的大通铺，一个都不漏掉。中午没空吃饭，喝了口水，喘口气，继续寻找。一直找到晚上，家家户户开始炒菜做饭，放学的小孩子在街边奔跑着踢足球，那是一个美好的江南的夜晚。

我又饿又疲劳，来到一个胡同里的家庭旅馆，机械地说出我的请求，吃着晚饭的老板，用杭州方言嘟嘟囔囔地说，好像有。真的，喜悦一下子充满我全身。他放下饭碗，翻了翻登记簿，肯定这姑娘住这儿，但是白天出去了，还没回来。老板给我倒了杯水，让我坐在一个明显的位置上，他说，她一回来，就应该能看见你，在这儿等着吧。

我端着纸杯小口小口地喝热水，手有点抖。在更黑更凉的夜的尽处，她出现了。叔，你怎么哭了？我说，我找了你一天。她说，那我先带你吃饭去。走在石板路上，她告诉我，现在不兴手拉手了，大街上男女要这样走：她抓起我的手放到她的腰上。她问我，你摸出来了吗？昨天我搬化妆品箱子，腰又扭伤了，老天就把你派来了。我说，是啊，老天是个好人。

初稿写于2015年

2017年2月17日完稿于大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