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车在边界线上逗留。才停了没多久的春雨，又开始在车窗外飘起来，不一会儿，窗户就蒙上了一片晶亮亮的细线。两个身穿黑色制服的克罗地亚铁路边检警察，敲了敲我所在的车厢门。进来后，其中的一个女警请我拿出护照检查，我愣了一下，问她：“申根区[指《申根协定》的成员国。《申根协定》由德国、法国、荷兰、比利时和卢森堡五国1985年在卢森堡边境小镇申根（Schengen）签署，旨在取消各成员国之间边境检查，截至书稿完成时，共有成员国26个。]还需要检查？不是畅通无阻吗？”身形苗条的女警对我温和地笑笑：“没错，申根区不需要检查。不过克罗地亚还不是申根国家，我们只是入了欧盟。”

我慌忙掏出护照，并为自己记忆错误而道歉。习惯了半个月来在申根国家自由穿行，当我从斯洛文尼亚坐着舒适的欧铁来到它的邻居克罗地亚境内，我显然忘记了，这两个相邻的前南斯拉夫国家，其实身份并不相同。

男警察把检查完毕的护照还给我，微微点了点头。两人正要离开，腆着将军肚的男警察冷不丁又回头，看了看我，说：“等着吧，我的朋友，克罗地亚成为申根国家的那一天不会太远，我们属于欧洲[克罗地亚于2023年1月1日成为申根区第27个成员国。]。”

我把目光移向车窗外，雨丝正密密地斜着滑入窗台缝隙。透过微微变形的玻璃，我看见铁轨的一边在成排高大绿树的掩映下，每隔十几米，单薄的灰色长杆上就插着两面小旗，一面是克罗地亚的红白格子国旗，一面是欧盟的蓝天金星旗。火车慢慢重新启动，在加速中，旗帜渐渐连了起来，变成一道模糊的红蓝交错的波浪线。

火车开往萨格勒布。雨密得很。

1937年春天，萨格勒布雨水连绵。20世纪关于巴尔干半岛最杰出的游记《黑羊与灰鹰：巴尔干六百年，一次苦难与希望的探索之旅》（Black Lamb and Grey Falcon ）在萨格勒布老火车站的月台上拉开帷幕。彼时，法西斯铁蹄如同瘟疫，正在黑暗中一寸寸逼近欧洲大陆。

半个多世纪以后，20世纪80年代末的春天，充沛的雨水再度降临这个城市，《巴尔干两千年：穿越历史的幽灵》（Balkan Ghosts）的作者罗伯特·卡普兰（Robert Kaplan）怀揣着一本几欲翻烂的《黑羊与灰鹰》，深一脚浅一脚地踏上被雨水泡软的火车站出口的泥地，意欲从萨格勒布开始，追随前人脚步，忧心忡忡地等待某种他并不愿意见到的悲剧发生——南斯拉夫即将分崩离析。内部积聚的仇恨火焰已在喷发边缘，巨大的暴力正在前方恭候摇摇晃晃的巨人。

2019年春天，萨格勒布几乎整个四月都在下雨。我的书包里同时装着《黑羊与灰鹰》和《巴尔干两千年》两本厚厚的游记，坐火车来到这个城市。战争的硝烟已经散去，眼前是欧洲城市日常生活的安逸画面。打着雨伞、手提超市购物袋的人们扎堆在火车站广场前，热烈地交谈。海蓝色的有轨电车缓缓驶来，交错的轨道上，像鸽群一样聚拢的行人纷纷四散。几分钟后，电车拖着迟缓的身子向旧城方向驶去。广场再度变得空旷，一览无余，雄伟的巴洛克和新古典主义建筑群在车站中央大楼的中轴线两边排排坐，互相之间以喷泉和大草坪对称地隔开。萨格勒布的下城区，就像一个东南欧版本的紫禁城，方正高大，正襟危坐，唯恐初来乍到者看不到它的典雅，外来者不知道它属于欧洲。

我来到广场前方，雨依然很密，大团阴云在天上翻滚，时明时暗的天色给城市笼上一层暧昧诡谲的光影。萨格勒布是一座极具空间感的城市，布局是城市景观的关键要素。火车站、托米斯拉夫国王广场、新艺术宫、斯特罗斯梅尔古典大师美术馆、兹里尼斯基公园（Zrinski Park）、铁托广场、国家剧院，这些怀揣历史感的景观，或同处于一条笔直的延伸线，或干脆被安放在直角转弯处，间距开阔，绿树成荫，颜色几乎全是布尔乔亚式的-吐司黄、香槟金、蜂蜜黄、奶油白，这些颜色实在太柔和。虽然布局是东方的皇城式样，但萨格勒布的梦想，是成为另一个维也纳。它知道自己成不了，但是模仿模仿也很不错。

城市空间景观经过了典雅与柔和的双重润色，无不体现出萨格勒布对维也纳的倾慕，简直到了不可理喻的地步。如果说萨格勒布从前是一个斯拉夫的乡下女孩，那么维也纳则是一个冷酷无情却举止高雅的贵族公子。公子哥毫无怜悯之心地占有了少女的一切，随心所欲又玩世不恭地打扮起她来，参照的是所谓维也纳宫廷上流社会的标准。可怜的女孩，不仅不感到屈辱，还居然在这被迫害的扭曲中沉醉，学得飞快，幻想有一天自己也成为贵族，得到贵公子完整的爱。结局我们当然已经知道，上流社会从不是靠模仿得来的，而且和斯拉夫乡村质朴明净的强健比起来，上流社会那虚弱的华丽外表，也许并不值得爱恋。

萨格勒布学维也纳学得很到位。早在上世纪50年代，它就因为酷似维也纳的市貌而成为众多好莱坞和欧洲导演的选择。遍布巴洛克风格建筑群的下城区，成为《铁皮鼓》《苏菲的选择》等许多经典电影的取景地。艺术家们之所以选择这块地方，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它和“老欧洲”如此相像，取景成本却如此低廉。

萨格勒布缺少一种独特性，一种能够让这个城市独树一帜的激动人心的东西。萨格勒布没有高潮。正如《黑羊与灰鹰》的作者丽贝卡·韦斯特（Rebecca West）女士所说的那样：“萨格勒布正因为它缺乏个性特征的俊美，而被赋予了一种犹如舒伯特的乐曲一般的怡人情调。”[（英）丽贝卡·韦斯特，《黑羊与灰鹰》，向洪全、奉霞等译，三辉图书·中信出版社，2019年4月，49页。]

抒情曲毕竟是很讨人喜欢的。我即使刚刚来到此地，也能感受到萨格勒布的彬彬有礼。它那么小心翼翼地维护着自己赏心悦目的外表，希望得到外来者的一瞥。主路和小道两边，成排的高大百年梧桐被统一修剪成巴黎香榭丽舍大道树群的样式，黑色铸铁长椅随处可见，玉兰树开的花灿若云锦，粉紫、纯白、橙黄的郁金香花丛占据了下城区空地的每一处边角。在温顺的春雨中，萨格勒布以其明艳动人又毫无侵略性的空间色彩，把自己涂抹成了静物画。

这个城市没有湍急的河流，没有制高点，所谓的上城区也只不过是一座坡度缓和的小山，18世纪叫作“一片台地”。下城区绝大多数建筑都是18世纪至19世纪奥匈帝国时期的产物，属于遍及中欧的各种历史风格样式，然而，当这些元素组合后，最大限度地展现了“整体大于局部的总和”。到过此地的人，几乎都对下城区的城市“绿肺”难以忘怀。

这块“绿肺”叫作“蓝努斯马蹄”，是由七个正方形组成的公园系统，源源不断地向城市供给绿色养分。七个正方形是七个由广场和公园组成的建筑群落，从空中俯瞰，犹如一个U型马蹄，是萨格勒布的城市象征。“蓝努斯”这个名字，来自19世纪下半叶杰出的克罗地亚城市规划设计师米兰·蓝努斯（Milan Lenuci），正是这个规划萨格勒布及其公园的天才设计师的远见卓识，赋予了这座原本平淡无奇的城市一种舒朗优雅的气息。

萨格勒布人喜欢把这块“马蹄”叫作“绿色溪流”，我也更喜欢这个名字。克罗地亚人的基因里，天然携带着斯拉夫种族朴抽醇厚的品质。虽然具有丰沛的想象力，却经常把自己固定在某种僵硬的言行中，他们的灵魂时刻在等待一种流动的质素，盘活他们虔敬的信仰和摆脱日常生活固定性的渴望。这股“绿色溪流”从城市的火车站广场潺潺地向前流动，拐弯，再拐弯，把萨格勒布全然缠绕在花、树与草的绿色丝带之中。

我被告知，要想探寻克罗地亚的历史，“绿色溪流”可能是最好的出发地点。七大方块中有六个是以克罗地亚历史上的名人来命名的，而对我来说，视觉上让我感到震撼并立刻陷入困惑的，非托米斯拉夫国王广莫属。

你无法拒绝这个广场，无法回避这个地方，它如此放肆而直接地出现在每一个坐火车来萨格勒布的人的眼前——坐火车是到这儿的最主要方式。只要你出了站，那个骑在骏马上、手中挥舞着十字架的勇士的青铜塑像就进入了视线，充满勃勃进发的雄性气息，不容一丝商量的余地。他手中的十字架利剑直指云霄，气势恢宏，仿佛要告诉你，这个国家从来不是面目模糊的幽灵从一开始，克罗地亚的历史就是一部独立、昂扬的自尊史。

历史真的是一个被人随心所欲打扮的小姑娘吗？对于克罗地亚来说，历史与其说是一段维护自尊的过往，不如说是一种致幻剂——一种服用后可以在镜子里显现清晰面容的魔法药水。这个自诞生起就不曾真正挣脱附属地位的巴尔干国家，最需要的就是明晰。轮廓分明的历史，才能拯救它。

不幸的是，虽然它的空间是如此色彩饱满，疏落有致，它的时间却是灰色的。

来到萨格勒布的第二天，春雨依然下个没完。赛德和我相约见面。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克罗地亚人，赛德出生于1970年，1991年克罗地亚和塞尔维亚的战争开始前，他在军队服役，战争开始时，他很幸运地退伍了。现在，他是克罗地亚国内小有名气的出版人，曾把以色列作家阿摩司·奥兹和奥地利作家彼得·汉德克的作品引进到巴尔干地区。

我们相约在火车站主广场前的托米斯拉夫国王广场上碰头。晚上七点，下雨的天空非常黯淡，下城区的街道两边，新古典主义的时髦路灯尽职地亮了起来，暖黄的光线把细密的雨幕照个通明。我站在托米斯拉夫的塑像下张望。一个打着黑伞的男人朝我走来，匀称的中等身材，浅棕短发，金丝边眼镜，白衬衫外罩着一件绒皮夹克，西裤的裤线烫得很是齐整。他伸出手来欢迎我到他的城市。他英语口音纯正，笑容温和，礼貌周到，走路时和我保持恰到好处的距离，过马路时会微微侧身，走在我稍前的位置，用一种不易察觉的姿态保护一位女上远离可能突然冲出来的车辆，但表情自然，不会特别热情，也不会特别疏离，就如一个典型的欧洲知识分子应该表现出的绅士模样。他受过优良的教育，熟读克罗地亚以及整个巴尔干的历史，并且作为一个在前南斯拉夫时代度过青春岁月的人，他对这片颇具神秘主义气息的半岛，无疑有着自己的记忆。

眼前的赛德，令我迅速想起《黑羊与灰鹰》里的克罗地亚人瓦勒塔，那个陪伴作家韦斯特女士游览萨格勒布的大学数学老师，性格恬静，举止优雅，高贵友善，就是那种“不会在餐馆里大喊大叫，也不会在满嘴食物时说话”[丽贝卡·韦斯特，《黑羊与灰鹰》，90页。]的克罗地亚斯拉夫人，和经常被西欧世界认为是“原始野蛮”的塞尔维亚斯拉夫人完全不同。

克罗地亚一直为萨格勒布这座城市能够给人提供完整的受教育机会而深感自豪。这里有1669年就成立的萨格勒布大学，克罗地亚艺术和科学学院，自然历史博物馆，国家图书馆，还有品质优良的各种预科学校。到21世纪初，14岁以上的克罗地亚人的识字率接近99%。和曾经的“老大哥”贝尔格莱德相比，“小弟”萨格勒布一直以来都十分珍视自己“西方文明世界”的气息。

雨更大了，居然还刮起了北风。“这再正常不过了。你应该记得《黑羊与灰鹰》的故事也开始于这样的萨格勒布四月天。下雨，总是下雨，萨格勒布是个暧昧的城市。”赛德说。他决定把我带到一个暖和些的地方去喝咖啡。在街上踩着水洼兜了几圈后，我们推开了宫殿酒店的沉重水晶门。

毫无疑问，这又是U型“马蹄”中一座典型的奥匈时期建筑。四层高的外墙被漆成我们熟悉的巴洛克风格的奶黄色，墙面凹凸起伏，棱角和曲线让整栋楼的立体感尤为强烈，立面用山花断开，从二楼往上紧凑排列着众多雕花阳台窗户，窗户上部的中央照例是人形雕刻。有些装饰过度，甚至矫揉造作，但远远望去，却有富丽奢华的皇家情调——维也纳的效果。

这是奥匈帝国统治时期留存下来的酒店。一楼是咖啡厅，金灿灿的大厅让人乍一看有些晕眩一带金框的大镜子，散开的白色丝绒窗帘，酒红色的地毯，铺着玫瑰红天鹅绒垫、带金边的沙发椅，精细得能抚摸到纹理的桃木桌，金黄色的灯罩，穿戴像皇家侍卫的服务生，所有这些让人产生一种在19世纪的维也纳宫廷喝下午茶的错觉。当然，我不可能有过那种经历，可这里铺天盖地的华丽气息仿佛能和电影里刻画的维也纳宫廷无缝对接。

赛德似乎看出我的不自在，安抚性地为我拉开一把椅子，示意我坐下。即使是现在的萨格勒布，会来这里喝咖啡的克罗地亚人也依然不多，“毕竟，皇室的时代已经远去了”。

一个收起雨伞的胖子推开了大厅的门，带进一股潮湿清香的雨水味，夹杂着几缕晚风。胖子梨形身材，强壮活泼，嗓门洪亮，用我听不懂的克罗地亚语远远地和等在那里的朋友打招呼。接着，他一路小跑冲了过去，和在场的两位女士紧紧拥抱，还不忘行贴面礼，发出“吧唧吧唧”的响声。过程持续了数分钟，热情程度有点让人尴尬，尤其在这样一个因紧绷的优雅而让人更觉寂静的皇家风格咖啡厅里。服务生表情僵硬，抿紧嘴唇，沉默地站在一边。

“你看，这就是我们克罗地亚人。开心的时候，还是会忘记了场合，毕竟是斯拉夫人。你没必要感到拘束，我们斯拉夫人血液里的东西是一致的，并不会被环境所束缚。”赛德摘下眼镜，一边轻轻擦拭着镜片上的雾气，一边说。

我看了一眼服务生端来的瓷白色咖啡碟，一杯卡布奇诺旁边放有一块圆润的巧克力小饼干。萨格勒布和许多其他巴尔干城市一样咖啡馆遍布，不同的是，在这里你喝咖啡时不可能吃到甜腻的土耳其软糖——他们会用奥地利式的精致巧克力代替。毕竟，在奥斯曼土耳其人占领巴尔干近五百年的时间里，位于半岛西部的克罗地亚几乎没有受到过真正的奴役。克罗地亚人是优秀的战士，把自己当作捍卫西方文明的忠诚的天主教徒，委身于哈布斯堡王朝的军队，心甘情愿被当作奥地利人的“军事边界”，抵抗土耳其人从东面和南面袭来的侵扰。

历史的痕迹造就今日的面貌，克罗地亚人想方设法拒绝敌人的东西。如果你去贝尔格莱德、萨拉热窝或者斯科普里（Skopje，北马其顿首都），去任何一个巴尔干的中东部城市，你总会轻易地嗅到土耳其的味道——土耳其咖啡（虽然名称会略有不同）、土耳其软糖、土耳其毡帽——那些城市没有萨格勒布这么“幸运”，由于地理位置更靠近东方的亚洲，他们的世界被残忍地从欧洲“切割”出去。

但克罗地亚的首都萨格勒布是否真的可以说是“幸运”，我心里没底。无论是臣服于东方的拜占庭或奥斯曼帝国，还是归属于西方的匈牙利人和奥地利人的王朝，都不是真正的“独立”，也都不是一种真正具有民族自决意识的存在。

来这个国家之前，我已经阅读了不少关于克罗地亚的历史。我所获得的知识让我对这个国家产生了一种犹如在迷雾中穿行的困惑——克罗地亚人拥有狮子般的雄心，但为何在这个国家一千四百多年的历史谱系中，独立是如此短暂，而附庸是如此漫长？甚至会让人产生一种错觉——如果没有了那些压迫者，被压迫者本身的面貌就是模糊不清的。压迫者的更替算得上频繁——匈牙利人，威尼斯人，奥地利人，法国人，德国人——无论统治者如何更替，克罗地亚人总会把自己的脊梁压低。

这是古怪的历史，一千四百多年的历史对一个国家来说不算悠久，也不算短暂，然而，这个民族拥有属于自己独立王国的时间，只占其中的两百多年。形成对比的是，克族人骁勇善战，而且，克罗地亚才是现代意义上“南斯拉夫理想”的发源地。

“你所说的困惑，可能从源头上就是不存在的。”赛德意味深长地连叹几口气。我对着窗外漆黑的雨幕努了努嘴，不远处的托米斯拉夫国王广场上，立着一尊器宇轩昂的塑像。“这位国王是我到这个城市后第一眼看到的英雄，相信对很多人都是这样。据说他是克罗地亚的第一位国王。你不觉得这是人们的某种心理作用吗？正因为克罗地亚的独立史如此之短，人们才这么强调它。”我说。

“关于这位克罗地亚人的国王，其实根本没有切实证据表明他是真实存在的。这可能只是某种神话，而不是具体的人物。”赛德缓缓地说。

历史的源头，也许一直都是神话和现实的混血儿。克罗地亚人原来是斯拉夫族的一个主要部落，随着西罗马帝国的衰败，各斯拉夫部落从原来的领地喀尔巴阡山北部向南迁徙。在公元7世纪左右，这个勇猛善战的斯拉夫族受到拜占庭帝国皇帝希拉克略邀请，前来巴尔干半岛，赶走了阿瓦尔人。

打跑了阿瓦尔人后，巴尔干半岛上的潘诺尼亚平原和达尔马提亚海岸线已经空旷如荒野，于是皇帝又邀请他们作为帝国的子民在此定居。克罗地亚人蜂拥而至，那个时候他们还是异教徒。随着向西南方向的亚得里亚海迁徙，他们甚至还会攻击那些已经被罗马化的伊利里亚人。谁可曾想到几百年后，克罗地亚人自己是罗马天主教最虔诚的信徒。

这群南部的斯拉夫人，不是什么野蛮民族，他们受到拜占庭瑰丽文明的影响，自己也传承了一系列拜占庭的复杂典仪。8世纪时他们已经形成了两个强大的部落，各自由一位大公领导，克罗地亚公国由此形成。在内陆，法兰克王国政权一直松散地控制着克罗地亚人，稍后，毗邻的匈牙利马扎尔人也会来插上一脚；在海岸，公元800年，日耳曼人的查理大帝把征服的烙印带到了亚得里亚海，日耳曼人为异教徒克罗地亚人强行施洗，强迫他们全部改信基督教。与此同时，从拜占庭脱离的意大利人也正在海边崛起，一个迅速扩张的威尼斯沿岸帝国觊觎着达尔马提亚。克罗地亚人选的定居点，真不是个能安居乐业的地方。

古老的拜占庭即将倒下，但巨人是不会甘心的。君士坦丁堡恨罗马教廷，恨一直以来总让他头痛的日耳曼人，这些蛮族从未有过忠诚，他也恨从手掌心里逃走的狡猾的威尼斯商人。可是帝国在衰落，运势一如夕阳将要入海，无可挽回。

就连被赠予安息之所的克罗地亚人，也起身反抗拜占庭，而且他们选择请罗马教廷来撑腰——当时，罗马教廷已经非正式地成为基督教会的西方中心。基督教即将一分为二，世界即将在东方和西方之间，裂开一个可能永远无法弥合的大口子。

得到教皇支持的克罗地亚人，从此在心理天平上向罗马天主教倾斜，永远地把自己认作西方世界的忠诚子民。这是一个不知有意还是无意的历史“安排”，如果没有宗教原因，克罗地亚和塞尔维亚，也许就不会彼此心存芥蒂甚至心怀仇恨了那么多年——英国语言学家、巴尔干问题专家内维尔·福布斯（Nevill Forbes）曾在一项关于巴尔干的研究中写道：“就种族与语言而言，塞尔维亚人和克罗地亚人原本是一个民族，这两个名字仅仅具有地理上的指称意义。”

克罗地亚人摆脱拜占庭后，终于建立了第一个克罗地亚王朝。公元925年，托米斯拉夫登基，宣布自己为国王，并将领上扩大至匈牙利境内，统一了潘诺尼亚和达尔马提亚。他的王国几乎包括了现代克罗地亚的全部地区，甚至还有波斯尼亚和黑山的一部分领土。

这位克罗地亚人的第一个国王，虽然只统治了四年，却象征着克罗地亚人独立与自决的努力。在他死后，无能的继任者把他的国家拱手让人。1102年，匈牙利人做了他们的国君，克罗地亚开始了在匈牙利王国内独立但不平等的存在。更糟糕的是，总是胳膊肘往外拐的克罗地亚贵族，马上就跑去支持那不勒斯的拉迪斯劳（Ladislao ）。

这个从不把克罗地亚放在心上的外族人皇帝，不知道是因为缺钱，还是纯粹想偏袒他的意大利同胞，他用10万达克特[意大利威尼斯铸造的金币，近似足金（经检验含金量为0.997），重3.56克。1284年至1840年发行，由于其便于铸造、携带、整理，价值又高，在中世纪欧洲受到很大欢迎。]的价格，把达尔马提亚卖给了威尼斯共和国。这就意味着，内陆的克罗地亚人，从此和他们的达尔马提亚兄弟分开了——内陆还是匈牙利人的，沿海从此属于威尼斯人。之后的漫长岁月里，无论是面对气势汹汹进犯、最终悻悻打道回府的土耳其人，还是迎接留着黑亮小胡子的直挺挺的奥地利人，克罗地亚这个美丽的国度，内陆和沿海再也没有全境统一。

我隐约可以理解，为什么托米斯拉夫国王的塑像对克罗地亚人如此重要——那是在晦暗不明的历史隧道中，克罗地亚真正独立的时期。这件作品创作于1927年至1934年间，基座在“二战”前完成，整座塑像于1947年盘立起来，两边的浮雕是后面加上去的。

仔细看塑像，一种由于过分阳刚而表露的不协调感出现了。马的左前蹄上扬，但马头却低了下去，马背上的国王身上的铠甲和披风显得太过现代，仿佛是美国动漫里的超人，亮着八块腹肌，手里的十字架利剑又尖锐得骇人。看不出这位国王是在意气风发地前进，反而更像是在欺负自己的坐骑——马儿马儿，你为什么低头？为什么不奔跑？

罗伯特·卡普兰在20世纪90年代看到这座塑像时，把它比喻成“一件锋利而没有内脏的、状似克罗地亚平原的武器”。他这样揣测雕塑作者的心理：“一个西方的天主教的民族，若要在巴尔干这样一个先由东正教的基督徒后由穆斯林主宰的半岛上存活下来，它就必须使自己的内心足够坚硬，从而使自己的盔甲之内不留下任何柔软的地方。”[（美）罗伯特·卡普兰，《巴尔干两千年》，赵秀福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9月，38页。]

我对赛德说，我不喜欢这座塑像，克罗地亚人理解他们的独立史的方式，让我觉得诡异。赛德挺欣赏我的直觉，但又说，个中缘由太复杂了：“10世纪时，克罗地亚也许真的存在一个巴尔干国王，但是真的有托米斯拉夫这样的人吗？谁也不知道。你已经知道，这座塑像在南斯拉夫王国时期才开始创作。事实上，托米斯拉夫不是中世纪克罗地亚的遗产，而是20世纪初巴尔干民族解放运动的产物。”

现实需要英雄，历史需要故事。20世纪20年代，共产主义运动在巴尔干半岛越发活跃，与西方列强的边界争端迟迟没有解决，“塞尔维亚人—克罗地亚人—斯洛文尼亚人王国”这个“南部斯拉夫人”的联合王国刚刚建立。王国摇摇欲坠，塞族的狂热、波斯尼亚穆斯林的焦虑、克族和斯洛文尼亚族始终存在的分歧，从一开始就在破坏王国的松散根基。

“南斯拉夫王国，一直想要维护一个‘王国’的君主政体统治，亚历山大国王厌恶俄国的布尔什维克，试图宣布共产主义运动是非法的。与此同时，也存在反对‘南斯拉夫’的声音，其中最主要的一方同样来自克罗地亚，当时的克罗地亚农民党创始人斯捷潘·拉迪奇（Stjepan Radić）反对统一，另外还有更极端的克罗地亚民族主义者，也嚷嚷要一个独立的克罗地亚。于是，在1925年，王国成立七年后，关于这种‘民族自决’的英雄叙事，就在克罗地亚被‘制造’了出来。其实每个巴尔干的民族国家，都需要一个‘曾经我们也是独立王国’的传奇，用以支持民族独立的合理性。塞尔维亚需要，波斯尼亚也需要，而在克罗地亚，神话就是——我们有托米斯拉夫，我们也有国王。国家需要英雄，就创造了英雄。”赛德脸上扬起不易察觉的笑容，像是淡淡的自嘲。

“但许多思想家和学者都提醒我们，所谓现代意义上的巴尔干民族主义，是以西欧为源头输入的，并不是巴尔干本身的产物。”我对赛德讲述了我敬重的学者叶礼庭和巴尔干历史专家马克·马佐尔（Mark Mazower）的观点。赛德推了一下眼镜，说：“他们是对的，但问题是，潘多拉的魔盒一旦打开，就再也关不上了。”

我再度望向窗外的雨幕，雨中的托米斯拉夫国王塑像，在灯光的烘托下，更加神气。但赛德告诉我，如果在冬天，在基督降临节的日子里，国王广场不过就是一个属于孩子的童话乐园。那时候的公园，花木缤纷，五彩灯光闪耀得仿佛可以从树上掉下来。

萨格勒布实在暧昧得很，赛德说的一点都没错。让我觉得诡异的，不只是那位“第一眼英雄”托米斯拉夫国王。

“蓝努斯马蹄”中最漂亮的林捷瓦卡公园，也让我觉得不对劲。林捷瓦卡公园，又叫兹里尼斯基广场，以一位克罗地亚贵族的名字命名，这位贵族同时是克罗地亚和匈牙利的民族英雄——他在1664年至1670年的克罗地亚—匈牙利叛乱中，密谋建立了一个反抗哈布斯堡王朝的组织，后来密谋失败，许多克罗地亚和匈牙利的贵族被砍头。

在1670年那场反抗奥地利人的谋划败露后，主谋佩塔尔·兹里尼斯基（Petar Zrinski）被处决，对他的判决如下：“……他犯下了比其他人更大的罪恶——希望获得与国王陛下相同的地位，即成为一名独立的克罗地亚统治者，因此，确实不应该用皇冠，而应该用血淋淋的利剑来为他加冕。”

成为一名独立的克罗地亚统治者，让克罗地亚自治，这个要求也是1848年的耶拉契奇（Josip Jelačić）及其人民的希望。我从兹里尼斯基广场步行，走到热闹非凡的耶拉契奇总督广场，对着中央那座骑像（又是一座骑像），注视良久，慢慢明白过来，为什么自己会那么困惑。

耶拉契奇总督广场，最显眼的当然是总督骑像。他在马背上挥舞手中的剑，方向直指布达佩斯。1848年9月，这位19世纪的克罗地亚政治家，被哈布斯堡王朝委派为总督，带领强悍的克罗地亚军队，与匈牙利人作战，为的是推翻匈牙利的凶残压迫。战役获胜了，然而战斗失败了——作为“回报”，哈布斯堡王朝“非但没有给予克罗地亚人所要求的自治权，如今还彻彻底底使之附属于中央政府……为安抚匈牙利，奥匈帝国建立起来二元君主制，克罗地亚人被当作其奴隶，归属于匈牙利人[丽贝卡·韦斯特，《黑羊与灰鹰》，56页。]。

兹里尼斯基和耶拉契奇都失败了，而两场斗争中敌对的双方，却在1867年联手组成奥匈帝国，把克罗地亚人的脊梁彻底压弯。

我始终没有理解，克罗地亚人想到轮番压迫他们的匈牙利和奥地利，究竟是什么心情。首都最繁华的两个广场，用了反抗奥地利和匈牙利的本族英雄来命名，四周却环绕着奥匈风格的建筑一反抗奥匈的两个克罗地亚灵魂，一百年里，都在奥匈的广场上游荡。

我知道历史没有泾渭分明的定论，从萨格勒布两个广场的设计来感知克罗地亚暧昧的过去，期待得到某种启示，是徒劳的做法。今天的我，站在耶拉契奇广场那座四面都有显示屏的大时钟下面。这座水绿色盘面、乳白色外壳的现代时钟，是萨格勒布人约会的地标，先到的人会看着精准的刻度表等待，迟到者要请喝咖啡，这是萨格勒布人心照不宣的习俗。我看见广场周围有形形色色的政府机构、银行和商业办公中心，这些色调并不和谐的新古典主义和巴洛克风格大楼局促相邻，犹如一盒制作失败的花色奶油蛋糕，先是橙红色的一小块，接着是奶黄色的一小块，再是米白色、巧克力色，最后是雕花的咖啡色一正在修缮的大楼的半个身躯被遮蔽在相似颜色的塑料布之下。远远看过去，蛋糕裱花糊成一团。我从不觉得这个广场因为“浓浓的欧洲风情”而有多好看。

顺着耶拉契奇广场的电车轨道，转个弯就又回到了兹里尼斯基广场。公园里绿树成荫，亭亭如华盖，由奥地利建筑师赫尔曼·博莱（Herman Bollé）设计的“蘑菇喷泉”不知疲倦地喷洒着晶莹的水柱，公园的中心矗立着一个19世纪的八角形音乐凉亭，顶部和八根支柱由黑色铸铁制成，每个侧面都有精心设计的圆弧顶，呈现扇形拱门的模样，就像童话里的公主等待心上人时停留的凉亭，又像一座空心的旋转木马，徒留凝固的转盘。

正逢克罗地亚天主教的复活节前夕，公园里布置了许多明艳的装饰品，巨型塑料兔子坐在地上，竖起金黄色的大耳朵，等着孩子们抚摸。许多尼龙编织篮子堆在小道两边，篮子里的彩蛋太多，滚到了地上。孩子们在兔子和彩蛋之间疯跑，家长们满怀爱意地拍摄下他们的笑貌，提醒他们不要跑远。

凉亭四周，停着四辆滑稽的手推车，四个老头在四个角上分别售卖爆米花、冰激凌、卡通气球以及旅游纪念品。画面温柔——想想看，复活节前夕，童话似的凉亭周围，圣诞老人模样的胖老头笑眯眯地诱惑着小孩。他们递来巧克力甜筒和唐老鸭气球。幼童发出喜悦的咯咯笑，父母在温柔地呼唤他们的名字。我突然觉得，是否理解这个广场沉重的历史寓意，也许一点也不重要。

整整一星期，我的眼睛才适应了这座城市自相矛盾的外表。我提醒自己，这并不是冲突，只是不同历史时段留给萨格勒布的地质岩层。事实上，这是游客的幸运。

在春雨后的周六，我从已经看习惯了的托米斯拉夫国王广场那座气势吓人的雕像下出发，走向城市的心脏。我穿过具有达盖尔银版法摄影风格的国家艺术宫，这座建筑通体浸染着令人愉悦的鹅黄色，是1897年建成的新古典主义风格的展览馆，在下城区普遍暗色调的建筑群中就像一位脱颖而出的娇俏女士。我喜欢她散发出的活泼的生命气息。

这座艺术宫原本是一座欧洲古典城堡。1896年，匈牙利布达佩斯举办世界博览会，当时的克罗地亚展览馆是一座钢架结构城堡，克罗地亚人为自己能贡献一座美丽的迷你城堡而倍感自豪。他们是这样喜爱自己的艺术，尊重用自己的头脑和双手创造出来的每一件艺术品，世博会结束后，他们根本不同意在异国他乡拆毁它。参会者一拍大腿，做出了惊人的决定——不惜工本，不论距离，不管交通，必须把这座城堡迁回萨格勒布。他们做到了。韦斯特女士曾善意地揶揄塞尔维亚人对待艺术品的态度：“他们农民般节俭的本性告诉他们，知名大师用昂贵材料精心雕刻的雕像被扔掉的话是缺德的浪费。[丽贝卡·韦斯特，《黑羊与灰鹰》，467页。]”这令人忍俊不禁的评价，同样适用于克罗地亚人，从源头上说，他们根本没有区别。

和艺术宫明艳的外表相比，宫内经常更替主题的艺术展览，反而让我觉得无趣。2019年4月，馆里正在展出20世纪萨格勒布重要的雕塑家杜尚·扎莫尼亚（Dušan Džamonja）在20世纪50年代颇具颠覆性的雕塑作品。这位长寿的斯拉夫现代艺术家，一生不断变化创作风格。受到20世纪现代主义的影响，他的作品里繁复精细的元素越来越让位于一种动态的简约，并且更多地使用钢铁、玻璃、金属丝和黑色混凝土作为原材料，但主题又倾向于现实主义，这些作品阳刚、充满隐喻，但也不知所云。1957年以后，这位脑洞很大的艺术家又突然决定抛弃原有风格，开始天马行空地创造一种具有“几何学式的纯净”的雕塑，他称之为“钢铁织锦”。在这些同样令人费解的作品里，艺术家再次使用各色原材料进行拼接，以此表达“精神性的冲突”。

我云里雾里地在艺术宫走了一圈，对自己的欣赏无能倒没觉得有多遗憾。克罗地亚人是出色的艺术家，天性里隐藏了斯拉夫式的审美天赋，我毫不怀疑，在永不枯竭的激情与西方文明熏陶的双重作用下，这里有世界一流的雕塑家——比如伊万·梅什特罗维奇（Ivan Meštrović），一个典型的斯拉夫艺术天才。

我喜欢在萨格勒布街头姿态各异的塑像前驻足观赏，不落窠臼又壮志满怀的克罗地亚艺术家们从未停止对艺术的崭新探索，又因为这个国家不甚清晰的历史轮廓，这些雕塑作品呈现出彼此冲撞的精神状态。而伟大的伊万·梅什特罗维奇，也许只有在他的作品里，才流动着真正属于斯拉夫人的神秘血液。尽管他早早去了美国，没有体验过社会主义南斯拉夫。

几乎是直觉性地，我爱上了这位天才雕塑家的作品。它们粗犷慵懒，却流畅得让人惊奇。漫不经心，又因为把想表达的全都表达了，显出一种巨兽心满意足躺下休息的姿态。这位狮子座的雕塑家，1883年出生在克罗地亚，1947年离开新建立的南斯拉夫，去美国生活，直至去世。

他是克罗地亚最杰出的雕塑家，他的横空出世被罗丹称作“雕塑界中最伟大的现象”。梅什特罗维奇13岁就已经是一名大理石切割师，三年后，他受到奥地利一名富裕矿主的资助，前往维也纳学院学习。22岁时，这个天才就在维也纳举办了分离主义风格的雕塑展览，从此越发受到欢迎。“一战”前他在巴黎，创作的五十多件作品为他赢得了世界声誉。南斯拉夫王国成立后，他回萨格勒布定居，担任萨格勒布艺术学院院长，并成为物理学天才尼古拉·特斯拉的密友。“二战”期间，他被萨格勒布的法西斯组织乌斯塔沙投进监狱，后来在梵蒂冈的影响下才获释。梅什特罗维奇被逮捕的原因是，当局担心他会移民。

但他还是逃走了，以一种并不太光彩的方式一他的瑞士签证是拜托“克罗地亚独立国”的外交官来获得的。铁托的南斯拉夫政府邀请他回国，但他拒绝了。1962年去世之前，梅什特罗维奇最后一次返回南斯拉夫，目的是访问被当时共产党政府监禁的红衣主教阿洛伊齐耶·斯坦皮纳茨（Aloysius Stepinac）以及铁托本人，但他表示自己不会停留，他不能和铁托的南斯拉夫共存，因为那个政权不符合他心中“南斯拉夫多元文化的图景”。

这个有诸多争议的天才，早年长相酷似列宁，后来因为留着长胡子而越来越像托尔斯泰。他一生被体内无法控制的激情和冲突所驱使，如同毛姆《月亮和六便士》中的疯子画家斯特里克兰，天赋之鞭抽动着他的肉体，他必须创造。

梅什特罗维奇留下了好几百件作品，散布在世界各地，但最能体现他艺术理念的作品几乎全献给了巴尔干：贝尔格莱德的卡莱梅格丹城堡要塞上著名的赤裸美男“胜利者”，斯普利特（Split）的戴克里先（拉丁语：*Gaius Aurelius Valerius Diocletianus*）宫殿门口捍卫克罗地亚语使用权的巨人大主教格雷戈里，萨格勒布大学教学楼门口的那座怀抱中世纪斯拉夫语字母表（格拉哥里字母表）石板的克罗地亚女性，杜布罗夫尼克（Dubrovnik）古城大门上塞尔维亚彼得国王的雕像，黑山的洛夫琴山上诗人统治者涅戈什的陵墓……

梅什特罗维奇将这些洋溢着民族热情的大胆的切割物，献给他追随的“南斯拉夫”文化理想。这些高大又强壮的斯拉夫人的身体，无论是青铜还是石膏材质，都从内向外散发出一种肉感而结实的光泽，而他们的脸部塑造却是极度简约的，创作者似乎认为，斯拉夫人的表情无须雕刻。梅什特罗维奇曾深刻地受到米开朗琪罗的影响。

许多研究南斯拉夫历史的文化学者都认为，梅什特罗维奇才是真正体现“南部斯拉夫文化”理想的完美代表。他是一个克罗地亚人，一个热心的南部斯拉夫多元文化的倡导者，一个伟大的欧洲人，而不是一个肤浅的“国际主义者”。他曾这样写过自己：“我知道我的职责所在，我只是尽力在祖国的荒土上多播撒一些种子。”

在萨格勒布上城区有一个梅什特罗维奇艺廊，展示了他创作生涯前四十年的一百多件艺术品。我站在口张望，却没有走进去。室内展厅有方方正正的天井和铺着光滑大理石的地面，里面拥挤地陈列着艺术家创作的青铜像、石音像和木刻像，而我认为这并不是展示梅什特罗维奇的最佳方式。

想要理解这个天才，必须给他的雕塑让出足够开阔的空间，好让这些斯拉夫灵魂自由地舒展，自然地展现因准备献身给某种理念而流露出的甘愿受苦的神情。比如，在克罗地亚国家剧院门口，一片郁金香花海之中的那口“生命之井”。

我喜欢这个“长”在地上的青铜雕塑。它位于一个有台阶的圆形空地中央，微微下沉于地表，很容易被粗心的路人忽略，但如果你注意到了它，长久地凝视它，你会得到意外的精神享受：一种由于领悟了斯拉夫人价值观而产生的狂喜。这是一个青铜奇迹——被称为生命源泉的古井，四周环绕着人形铸成的井栏，那些人形用肉身守护心中的泉眼免于尘世的污染。

这是梅什特罗维奇创作于1905年的职业生涯早期作品，首次展示于维也纳的分离主义展览。1912年，克罗地亚人原封不动把它移到了国内，并永久性地展示在国家剧院门口。

简单地说，这个雕塑代表了生命的循环，雕塑家用娴熟的雕刻技巧，给饱满的斯拉夫灵魂以具体的形态——中央的古井被连续的人体轮廓包围，共有十个裸体人像，从幼童到耄慕老人，他们跪坐在地上，大多数成双成对，以拥抱或其他方式缠绕彼此的肉体，连成一个圆环。唯一突出的个体，是凝视着自己在古井水面倒影的长者。

这个圆环揭示了某种关于生命的秘密：一个自然老化的过程。活着有什么奇迹和烦恼，痴缠的赤裸之人正在对你倾吐，而你无法区分哪里是生命的起点，哪里又是终点，这和年龄无关一每个角度都可以是起点，任何一个身体部位上光滑发亮的弯曲，都能让视线光滑地扫视整个圆环。你从一个点出发，但会看到全部。

梅什特罗维奇再一次显示了天赋，他做到了真正通过雕塑来表达人类的心灵属性和热情，他甚至可以达到这样一种程度一作为观众，我们不需要注意雕塑的表情，仅仅凝视那粗犷切割的身体形态，就可以理解作品的情绪。在这口“生命之井”边，我看到一种非常健康的斯拉夫人的人生观一生命无谓始终，只要守护那股源泉，让它流动，保持纯净，活水能涤荡你在尘世遭受的一切灰败与疲倦。斯拉夫人总是疲倦又亢奋，几乎人人都是一张基督受难者的脸，而眼睛却犹如黑夜山头燃烧的火把。

真是受不了，也许2019年复活节前的雨水太过频繁，导致我在萨格勒布住了一个星期后，决定再也不来了。四月的雨夹着不知从哪个方位刮来的寒潮大风，刮起来没有轻重缓急，街头的行人阴沉着脸，棉大衣和羽绒服挑衅似的赖在身上。他们不耐烦地收了雨伞，匆匆拐进街角的咖啡馆，没了踪迹。城市中心广场上露天的桌椅被随意地摞起来，像塌了一半的积木胡乱扭在一起，就如同没有亲妈的孩子，在广场上淋着雨。克罗地亚内陆的春天真要命。

我来到旅行手册里煞有其事介绍的露天集市“多拉茨市场”，它位于作为上城区和下城区分界线的阶梯广场。在雨天里连成一片、压得很低的红白格子布伞下，市场里的气氛低落。海鱼摊位、猪肉铺子、健康食品摊、面包店、奶酪柜、鲜花摊、蔬菜瓜果摊，受到雨水的浸染，全都耷拉着脑袋。

我站在集市入口处，暗自丈量着克罗地亚大婶模样的青铜塑像（又一座塑像）。大婶挺彪悍，穿着克罗地亚民族传统服装，身材壮实，头顶一个满满当当的菜篮子，却依然能保持平衡，双手叉腰，很是骄傲地站着。

这位大婶名叫“库米查”（Kumica），也就是“老祖母”的意思。她是强壮勤劳的克罗地亚农村女性的化身。在交通极不发达的时代，这些乡村女性经常头顶沉重的菜篮子，长途跋涉来到城里，售卖自家的奶酪和蔬果。因为吃苦耐劳的性格，这些女性被人们亲切地称作“库米查”。据说，萨格勒布的男人经常会在这位老妈妈叉着腰的停弯里放一把新鲜的丁香花，或者在她的脖子上挂一串紫罗兰。

这种表达敬意的方式让人莞尔。从本质上说，斯拉夫民族是母性的民族，女人们勤劳、谦卑、沉默，总是在超负荷地干活，而男人们乐得把自己的饮食起居交给女人全权代理，快活地一边喝着烈酒，看着女人劳作，一边讨论国家、战争乃至抽象的宇宙问题。是的，女人的地位并不高，可在那个年代，又有哪个民族的女性是被平等对待的呢？斯拉夫民族的特色在于，一边让自己的女人累个半死，一边笨拙而真诚地爱着她们，而且从不吝啬表达。

不过在这个见鬼的雨天，大婶的臂弯和脖颈上都空荡荡的，没有人献花。

顺着阶梯广场，一路往上，在尽头处向右拐弯，就是上城区，这是萨格勒布历史开始的地方。发源地有两座低矮的小山，它们分别形成了定居点卡普托尔（Kaptol）和格拉达茨（Gradac），1850年两处定居点合并，萨格勒布由此诞生。其实早在中世纪时，这两个定居点被一条水流湍急的河谷分开，两地百姓各自安居乐业。卡普托尔是精神中心（也称为大主教管区），现今萨格勒布大教堂所在地，牧师们被赐予土地，居住于此。

格拉达茨的居民呢，在匈牙利王国的统治下倒也很太平，国王贝拉四世为了表彰居民的顺从，赐给他们金玺诏书，这表示格拉达茨居民从此拥有可以不受地方长官管辖、只需要履行军队职责的特权。

格拉达茨百姓其实不太在意这种“皇恩”，和隔水相邻的卡普托尔邻居相比，他们世俗得多，满脑子都是怎么做买卖的问题。自然，他们人丁兴旺，来往商贩众多，市集热闹繁华。而隔壁的大主教管区因为专注宗教生活，人口稀少，也不屑于商业，所以连个像样的集市都没有。于是，每年四月份，格拉达茨就会举办为期两周的贸易节，吸引隔壁居民过来采购农副产品。

好日子没持续多久，更精明的威尼斯人来了，他们从达尔马提亚海岸开始，一步步向内陆渗透，像条贪婪的毒蛇，逐渐掌握了克罗地亚的贸易资源，与此同时，不死心的奥斯曼土耳其人，也一直对这块地区虎视眈眈，像一只绕着铁笼子转圈的花猫，明知道够不着笼子里的金丝雀，可总是心痒痒，时不常就来骚扰一下。格拉达茨经济大不如前，出于自我保护的本能，他们不再允许卡普托尔居民过河来这儿买卖交易。当时，双方因为争夺河谷的水资源，已经剑拔弩张，加上这个雪上加霜的规定，两边说打就打，大规模冲突所造成的伤亡，把河谷和街道都染成了血红色。

被污染的河谷只得被迫改道，两个地区也被政府索性合并。如今，在被填充的河谷之上，是一条叫作特卡尔契奇的步行街。这条街因上文所说的居民喋血斗殴史而落了个“血街”的外号。“血街”年轻时代名声不佳，在1899年到1941年间，街上几乎每栋房屋都是妓院，光顾的多是奥匈帝国的官员。由于它的中心地理位置，奥匈帝国下令，所有窗户都要装上不透明的玻璃和红色灯笼。

这让我想起了1903年塞尔维亚那场血腥的皇家谋杀事件，奥布雷诺维奇家族最后一个皇帝亚历山大和大他10岁的情妇德拉加皇后，被一群无法无天的叛乱军官刺杀于宫殿内，手段之凶残令人发指。两具尸体被剥光衣服，嗜血者用剑划破他们的脸，剖开他们的肚子，将赤裸的尸体扔到王宫的阳台外。根据《黑羊与灰鹰》的描述，当时，和王宫一街之隔的俄国使馆里，俄国公使整晚都透过百叶窗的缝隙观看这场悲剧，他有机会制止，可是他什么也没有做。不过：

一位绅士总有他的底线。俄国公使走进花园，走向那些正站在那里的军官，指向尸体。“看在上帝的分上，”他说，“把他们抬进宫殿。不要把他们留在雨中让公众看到。”被记录下来的这句话，足以象征列强在巴尔干地区施加教化影响的本质和程度。[丽贝卡·韦斯特，《黑羊与灰鹰》，554页。]

遮盖在历史温情面纱下的脸往往不会太好看，可而今，用“风景如画”来形容这条街也不为过。我打着伞，站在街上发抖（因为太冷），但仍然觉得这是一条美丽的街，灰败的雨雾一点也没有挫伤它的生命力。特卡尔契奇街延续了萨格勒布工匠和商人的百年传统，手工作坊林立，但最多的还是咖啡馆和餐馆。虽然它们也和耶拉契奇广场上的建筑类似，紧挨彼此，犹如花色奶油蛋糕，但我猜，住在这条街上的肯定是一群热爱甜食和美酒的老百姓，他们给自己的房子漆上梦幻般的颜色，青草绿、玫瑰红、奶油白……在雨中，色调柔和的房子轻纱笼面，楼层都不是很高，有某种小生产者群体的默契——炫耀式或占领式气质的建筑在这里没有生存的空间。只有明亮的生活，可以在这年轻的城镇得以延续。

在“血街”上，你能看见一个用罗马字母标识时间的古老日晷被固定在一面墙上，这面墙属于一座普通的三角尖顶小石屋，墙体破旧发黄，凹凸不平的墙身被嵌入了四扇木窗，墙角的黄漆剥落，露出珊瑚红色的石砖。这座小房子是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咖啡馆，主人似乎没觉得那个古老日晷有什么保护的必要。

日晷前方，站着萨格勒布著名女记者玛丽亚·尤里奇·扎戈尔卡（Marija Jurić Zagorka）的立身塑像。长发盘头，长裙及地，戴着长手套，手扶一把撑地的尖柄雨伞。这位丰满的女士身形挺拔，神情严肃，大大的圆眼严厉地瞪着前方，嘴角抿紧，不怒而威，即使裙摆褶皱如鸢尾花般散开，也让人无法把“温柔”“甜美”这种字眼和她联系在一起。

这位扎戈尔卡女士，看上去比克罗地亚的男人还要阳刚。她长得胖乎乎，体内好像有个小马达，扬着肉鼓鼓的下巴，瞪着圆圆的双眼，敢于反抗一切加之于身的歧视和不公。作为克罗地亚和南斯拉夫王国历史上最重要的一位女权主义者，东南欧地区的第一位女记者，扎戈尔卡是她性别的叛逆者。在一个父权制占绝对统治地位的社会里，她像一个不管不顾的女牛仔那般冒出来，左奔右突。

1873年，她出生在一个富裕的克罗地亚家庭。这个历史时期，在依附于奥匈帝国的克罗地亚境内，女性不能像男子那样获得同等的受教育机会。尽管如此，扎戈尔卡还是因为家庭的上层地位而接受了良好的私立教育。她的梦想是成为一个演员，但父母粗暴地把女儿嫁给了一个她从来没有见过的匈牙利人。在经历了和这个大沙文主义的匈牙利男人如同道德监禁的三年婚姻后，扎戈尔卡一个人逃到了萨格勒布，开始了她开拓性的事业。

20世纪初，巴尔干民族解放运动的火山正在积累热能，百姓在沉默地等待，女人们又在同时经历另一种社会歧视的挤压。在克罗地亚，匈牙利、奥地利的长期统治造成了至今也难以根除的影响。匈牙利的民族主义者们，除了自己的马扎尔文化之外，对其他民族的民族情感都表现出一种奇怪的憎恶。奥地利人很有耐心，从教自到修路，从建筑到饮食，他们有计划地在克罗地亚逐步推进对日耳曼文化的认同感。在同化进程中，克罗地亚男人被集体噤声，更不要说从来就不存在的女人。但这挡不住女牛仔扎戈尔卡，她就是要说话。她成了克罗地亚第一个政治记者，新闻作品在最受尊敬的克罗地亚日报《奥布佐尔》（Obzor）发表，虽然不被允许用真名。

《奥布佐尔》的总编辑不喜欢这个滔滔不绝的女人，称呼她为“无名的巫婆，感染了社会主义和女权主义的观念毒气”。当时，因为担心女性员工的存在会让报社的访客感到羞耻，扎戈尔卡被迫在一间用窗帘隔开的独立小房间里工作，不许见外人。

扎戈尔卡的前半生，与马扎尔文化、日耳曼文化这两种席卷克罗地亚的风浪做斗争，并为此进了监狱。1903年她在萨格勒布领导了第一次女性抗议游行，动员劳工阶级女性参与政治活动，1918年她写出了克罗地亚第一部科幻小说《红海》(Crveni Ocean)，1925年她开办克罗地亚第一本女性杂志《女人的报纸》（Ženski list）。“二战”期间，她的作品因为反对法西斯傀儡政权“克罗地亚独立国”的统治，被禁止出版。战争结束后，男同事们觉得她那套女性主义宣言已经无人问津，都嘲笑她，而她则继续组织言行大胆的女权运动，直至1957年去世。

同时代的男人觉得她太过吵闹，几乎没有男人喜欢她。一个男人曾经刻薄地咒骂她：“你胆敢这么早就来到这个世界上！”她写了许多小说，《格里奇的女巫》（Grička vještica）是最受欢迎的，于是萨格勒布的男人也用“女巫”来称呼她，她对此欣然接受。在那些情节扑朔迷离的故事中，狡黠的女主角们穿上父权社会强行勒紧她们的紧箍胸衣和沉重的裙装帽饰，与各种道德压力拔河，几个回合后，她们获得了自由。

今天，在萨格勒布上城区，多拉茨集市不远处，有一座以她的名字命名的图书馆，人们可以自由地进出。有一天，我路过图书馆，看见一位拄拐杖的老人在门口探头张望。我问他为什么不进去，老人可能和我开了一个温和的玩笑：“我小时候见过扎戈尔卡女士。坦白说，萨格勒布男人至今还有点害怕她，这个女人真的让人吃不消。”

时间快到中午十二点，特卡尔契奇街上的人潮开始向某个方向集中涌动。我顺着人潮走，前方就是萨格勒布大教堂。灰蒙蒙的广场上，有人在派发橄榄枝叶，人们排队等待领取，领到的人就走进教堂，等待弥撒。

据《新约》记载，耶稣骑着驴子进入圣城耶路撒冷，百姓认为他是救世主，于是夹道欢迎，把他们的衣服和棕榈树叶、橄榄枝叶一起铺在他经过的路面上。但也是这群百姓，后来集体要求把耶稣作为叛徒钉上上字架。今日的萨格勒布，复活节临近，人们拿着枯瘦的橄榄枝叶走进大教堂，在弥撒迷幻般的祷告声中，等待复活的耶稣。

克罗地亚是天主教国家，梵蒂冈是他们心中的庇佑之所。尽管如此，它依然是罗马教廷用来划分基督教东西方的边界，是信奉天主教的哈布斯堡王朝用来对抗土耳其人的军事边界。它离东方太近，离西方却不够近。它就在伊斯兰的波斯尼亚旁边，也在东正教的塞尔维亚隔壁。越是地处边缘，就越对中心有强烈渴望，身在中心的人反而对归属感比较淡漠。对大多数克罗地亚人而言，他们世俗生活的中心是维也纳，而精神生活的中心，则是梵蒂冈。

同托米斯拉夫国王雕像一样，萨格勒布大教堂也是一个无法绕开的存在物。它拥有克罗地亚最高的建筑物——两个108米高的尖顶，无论走到萨格勒布的哪里，都像在绕着这两个尖顶走路。它们带着不容置疑的神气直冲云霄，无限接近天空。其中一个尖塔正在修缮，被包裹上一层土黄色塑料布，气势就因此减了一半，英雄突然气短，跌落成人间建筑。当地人告诉我，尖塔似乎永远都在维修，从没有人见过两个尖塔同时完整的模样。

萨格勒布大教堂曾被称为圣斯特凡大教堂，是巴尔干最大的罗马天主教建筑，整体采用哥特式风格，始建于1093年，1242年被鞑靼人破坏，并燃起一场大火，15世纪末入侵的土耳其人在大教堂附近修建了许多防御工事，1880年教堂在一场大地震中被严重破坏，教堂中殿垮塌，塔楼基本全毁，无法修复，主政者决定对教堂重建，整修后的大教堂采用新哥特风格，并增添两个尖塔，就成了今日的庞然大物。

我战战兢兢走进去，心中并无对耶稣的强烈情感。作为一个来自东亚的游客，面对这样一座打上深刻宗教烙印的建筑物，脑海中的反应是轻微的恐惧，也许是因为联想到了天主教在克罗地亚近代史上施加的那些毁誉参半的影响，我并不虔敬。

被参天石柱支撑的大教堂，内部光线昏暗，宏伟也是朦朦胧胧的感觉罢了，透过天窗和电灯而四散的光变得稀薄，形成一张有形尘网，光线的颗粒在滞重的空气中流动，缓缓上升，消失在教堂顶端，顶端是被涂成海蓝色的天花板，缀以金色的星星，一切如坠梦中，直升天堂。

1937年复活节，丽贝卡·韦斯特参观了萨格勒布大教堂。在这里，她感到信仰的纯度被提升了：

当时，人们因为强烈的信仰而修建起这座建筑，这座建筑也承载了强烈的信仰。这是复活节的前夜，巨大的十字架被从圣坛上取下来，斜撑着放在台阶前。受难的基督，面色青灰，在脚边烛光的映照下黯淡不清。[丽贝卡·韦斯特，《黑羊与灰鹰》，60页。]

然而，教堂中殿的巨大枝形吊灯，显示出一种与阴沉的内部景观完全不协调的明亮。据说这些吊灯来自美国的拉斯维加斯赌场。把赌场的大灯拿来照明教堂，这是多么古怪的选择啊，我直犯嘀咕。

我继续往前走，来到主祭台，绕开了躺在水晶棺木里的红衣主教的遗体蜡像，走到祭台左侧，去看那座石头浮雕，浮雕背后是一座坟墓，里面的灵魂就是水晶棺木里的克罗地亚大主教阿洛伊齐耶·斯坦皮纳茨。这是一座谦卑的浮雕，刻画了大主教正在下跪接受耶稣祝福的场景，洁白的大理石黯淡无光，人物体态全无锋利线条，显得圆浑而朴实。这同样是雕塑家伊万·梅什特罗维奇的手笔，在他被乌斯塔沙关进监狱的日子里，是大主教斯坦皮纳茨救了他。他发自内心地尊敬这位大主教，在铁托即将成立社会主义南斯拉夫之前，他奉劝大主教逃离克罗地亚（正如他自己做的那样），大主教拒绝了他，他说愿意为了天主教的事业将自己献祭。

在克罗地亚，大主教斯坦皮纳茨是一个敏感符号。他是克罗地亚最有争议的人，因与乌斯塔沙的合作而被铁托的南斯拉夫政府判决犯有叛国罪，但同时又受到克罗地亚民众的爱戴。这是一个暧昧不清的灵魂，如同萨格勒布模糊不清的城市轮廓。他是一个虔诚到极致的天主教徒，一个热心的克罗地亚民族主义者，一个捍卫信仰乃至甘愿牺牲自己的人，一个极度恐惧共产主义的人，一个在政治上极度幼稚的人，但同时，又是一个不接受苟延残喘的人，一个冒生命危险来营救老弱妇孺的人。在他生命的终点，谁也无法揣测他的内心。

虽然斯坦皮纳茨并不喜欢纳粹，认为法西斯是“异教”，但对共产主义的恐惧蒙蔽了他的感知。他和乌斯塔沙的纳粹头子安特·帕韦利奇会面，欢迎这个政权来主导天主教克罗地亚的未来，他丝毫没有发觉，这个政权不过是纳粹德国和法西斯意大利扶持的傀儡。为了不惜一切代价阻止共产主义，他任凭自己的心灵麻痹，对乌斯塔沙屠杀塞族人、犹太人和吉卜赛人的暴行视而不见。一直到大屠杀的残忍让他无法再装聋作哑时，他开始在私底下对乌斯塔沙激烈抗议，把犹太人藏在大教堂里，帮助其躲过搜查，他还成功解救过上千名塞族儿童和共产党游击队员。但同时，他从来没有和乌斯塔沙公开决裂过，还继续参加他们的公开集会。

有人说，斯坦皮纳茨这么做，是因为他知道一旦决裂，就不能再保护那些“异教徒”。也有人说，他对乌斯塔沙反人类罪行的妥协，足以证明他是一个刽子手。在1946年一场走过场的审判过后，斯坦皮纳茨被铁托软禁起来，直至1960年去世。

他曾说，死亡只是一场别离。我们不会再有答案，他却留下了糟心的遗产。生前，他拒绝了铁托的要求——让克罗地亚教会独立于梵蒂冈，让南斯拉夫政府对天主教学校和报刊进行限制。许多克罗地亚人假定他无罪，许多塞尔维亚人确信他有罪。于是，正如《南斯拉夫史》（Yugoslavia as History）的作者约翰·R. 兰普（John R. Lampe）所说：“天主教的宗教权利问题转变成一种易被利用的民族争端。”

在克罗地亚，乃至在巴尔干，宗教问题实在太重要。因为宗教从来不仅仅是宗教，它和民族认同、民族情感、民族冲突搅在一起，是一种让人心痛而无能为力的工具，大主教斯坦皮纳茨的遗产也就是这样一种工具。用罗伯特·卡普兰的话来说：“斯坦皮纳茨的魂灵成为塞尔维亚—克罗地亚之争的重要的符号，而这个巴尔干地区最大的、最关键的、已分崩离析民族的其他所有民族仇恨都围绕塞尔维亚—克罗地亚之争展开。”[罗伯特·卡普兰，《巴尔干两千年》，28页。]

此刻弥撒已结束，教堂里的人群缓缓向外移动，我盯着那些跪下亲吻石头浮雕的人发呆。1994年，正值克罗地亚和塞尔维亚的内战不可开交之时，天主教梵蒂冈的教皇保禄二世来到萨格勒布，为斯坦皮纳茨举行追思弥撒，赞美这位大主教。教皇赢得了长久的热烈掌声。

我感到喘不上气，从阴沉的大教堂跑出来，虽然雨还没有停，但起码空气是清新的。我再次站到教堂门口的广场，仰望圣母玛利亚纪念柱，四位表情柔和的天使环绕着顶部的圣母。阴雨中，圣母的头发金光闪耀。雨水把广场地面冲洗得几乎透明，倒映出大教堂的剪影。把这座巨型物倒过来看，凌厉的外观被磨得毛毛糙糙的，像油画家的一幅早期习作。

顺着鹅卵石斜坡，我小心翼翼地下山。路面湿滑，鹅卵石地晶莹剔透，如同镶钻的表盘。我时常因道路两边多彩多姿的小店铺而分心，尤其受到那些花花绿绿的领带店的强烈吸引。

克罗地亚旅行手册的封面上，几乎都有一个外形很酷的克罗地亚墨镜硬汉，身穿白衬衫，打着克罗地亚领带，英挺地靠墙而立。这是阳刚气十足而又西欧绅士做派的典型画面，但领带才是主角。

领带被认为是克罗地亚人的“土特产”，但最初的历史可能有误。它的历史可以追溯到罗马帝国时期，在古罗马的战场，杀敌的战士胸前要系上一条领巾，在杀人后用它来擦拭战刀上的鲜血，这也是现代领带大多采用条纹型花式的起源。来自哈布斯堡王朝军事边界的克罗地亚轻骑兵，在法国路易十三（Louis ⅩⅢ）统治期间（1610年至1643年）被征募进入法国军团，当时就在脖子上系一条传统围巾作为身份的识别标志。

1688年，“太阳王”路易十四（Louis ⅩⅣ）在巴黎检阅克罗地亚雇佣军时，发现这些衣领上的布带子十分时髦，追求时尚的法国人就开始采用这种时尚的配饰，并用“cravat”（克罗地亚语：kravata）这个词来指称领带，也表示“像克罗地亚人一样系领带”。这个词的起源，是法语里表示“克罗地亚人”的“Croate”的错误发音，当时，人们就称呼克罗地亚人为“戴领带的人”，“领带”就成为克罗地亚的代名词。

这是嗜血的优雅。如今风靡全球的克罗地亚领带的经典式样，是取材于国旗元素红白方格盾牌的花纹款，可是塞尔维亚人和犹太人恐怕不会太喜欢它们。1991年克罗地亚从南斯拉夫独立出去，当他们使用的新国旗上恢复了红白方格盾牌图案时，塞族人心中暗叫不妙。它的确是克罗地亚人纯正的传统徽章，却也是“二战”期间的乌斯塔沙政权使用的旗帜图案。而这个政权到底处死了多少塞族人和犹太人，至今数字仍有争议。

颇受欢迎的克罗地亚女作家斯拉文卡·德拉库里奇（Slavenka Drakulić）在20世纪90年代第一次去以色列，她从来没有想到，等待她的是一群犹太人不依不饶的诘问：你感到内疚吗？

“二战”期间，“克罗地亚独立国”在臭名昭著的亚塞诺瓦茨集中营杀害了大量的塞族人、吉卜赛人和犹太人，虽然具体数字一直不确定，但肯定有超过一万七千名犹太人被处决。在特拉维夫，在斯拉文卡准备做文学讲座的礼堂里，她惊异地发现，在座的数百张面孔几乎都在酝酿一种骇人的情绪。她收到接二连三的读者提问：“关于克罗地亚人在‘二战’期间对犹太人的所作所为，你道歉吗？”“你是否对犹太人有什么话想说？”“如今克罗地亚国内，是否有关于贵国“二战”罪行的任何公共讨论？”……斯拉文卡陷入失语。她出生于1949年，乌斯塔沙犯下暴行时，她还没有出生。她不明白，一个人是否必须永远为他的先人所犯罪行而内疚？一个克罗地亚人面对犹太人时，是否必须永远是忏悔的姿态？[详见斯拉文卡·德拉库里奇的东欧文化随笔著作《欧洲咖啡馆：寻找自我的东欧世界》（Café Europa: Life After Communism）中的A Croat Among Jews一章。]

但事实远比这些问题还要复杂。斯拉文卡意识到，就她所知道的历史而言，她愿意以个人名义向犹太人道歉，但是如果想借此解释如今克罗地亚国内如何面对这段历史，却太困难了。在独立后的克罗地亚，关于那些并不光彩的历史，公众保持了沉默。不知是在等待历史遗忘他们，还是在等待他们遗忘历史。

但我想，历史不会放过想要遗忘的人，历史会审判这些人，让他们一直活在历史中。这是吊诡的地方——你拼命想记住的某个东西，即将从你的生命中淡去；你拼命假装不存在的东西，已经扎根在你的体内。对于克罗地亚人（包括塞尔维亚人）来说，拼命想记住的足中世纪的荣光，是曾经的独立王国版图和英雄神话，拼命想抹去的东西，是自己犯下的罪行。

我在萨格勒布意外结识了一位克罗地亚老太太，名叫菲卡。就在我从大教堂逃出来的那个阴郁午后，当我流连在一排可爱的小店里，想舒缓一下心情时，遇见了这个手工首饰品店的店员。说她是老阿姨可能有点失礼，已经58岁的她时髦，热情，戴一顶卓别林款的高礼帽，有一头瀑布般的卷曲金发，穿破洞牛仔裤，像一个现代的吉卜赛女郎。

她热情地招呼我，发现我盯着一对陈旧发亮的钱币耳环，过来向我问好。这对耳环是1909年破损钱币的加工品，面值两个第纳尔，上面的图案是代表斯拉夫文化的双头鹰图腾。我说我喜欢这对耳环，即使它已经完全氧化发乌。这位女店员对我很有兴趣，她判断我是“又一个对南斯拉夫历史有浓厚兴趣的东方人”，她提出想和我做个朋友，请我去喝咖啡，对我诉说“克罗地亚的故事”。

我欣然会意，也求之不得。当晚，菲卡就把我带到了耶拉契奇广场一个震耳欲聋的酒吧里“喝咖啡”。这家装修前卫的咖啡馆，放送欧美流行的混音舞曲，服务生和DJ的花臂文身十分扎眼。室内摆着米白色高脚凳和咖啡色软沙发，墙面是波普风格。我像是置身在伦敦或纽约的某个现代时髦酒吧。为什么一个萨格勒布人带我来这么个地方，我很不解。菲卡说，她要让我感受一下“现代文明”。

但是她并没有给我感受的时间。服务生刚把咖啡端上来，她就开门见山问我：“来吧，中国姑娘，关于克罗地亚，你好奇什么？有什么问题我可以为你解答？”我觉得挺别扭，这并不是新闻发布会。我扭捏起来，顾左右而言他。菲卡见我吞吞吐吐，爆发出夸张的大笑：“原谅我，自从1991年那场战争后，每个到巴尔干来的外国人，差不多都是来提问的。我遇见过太多这样的外国人，你们都觉得和我们聊聊天就能找到某种答案，但没有外国人能真的了解巴尔干。”

我给她列举了丽贝卡·韦斯特的《黑羊与灰鹰》、罗伯特·卡普兰的《巴尔干两千年》、休伯特·巴特勒（Hubert Butler）的《巴尔干随笔》（Balkan Essays）等诸多众口交誉的巴尔干主题作品。她点上一支烟，口气很是不以为然：“是的是的，你说的也许都是好书。但我告诉你，没有几个克罗地亚人或者塞尔维亚人会在乎。这些博学的外国人，他们没有和我们生活过，他们永远不会了解，在巴尔干，喜剧就是悲剧，悲剧的形式也像喜剧。外来者意外得到了冰山一角，却永远不会知晓事情的全貌。他们的巴尔干，不是我们的巴尔干。”

“但你还是需要允许外部的解读啊。有时候旁观者会更清醒，因为亲历者都太沉溺于自己承受的伤害中了，是看不见敌人所受的伤害的。”我坚持我的看法。

“所以你可以告诉我你的问题了吧？”她似笑非笑。

我说，发问之前，请让我先捋一捋自己究竟有多少东西没有消化——在萨格勒布不少博物馆的纪念品店，都有现代克罗地亚共和国首任总统弗拉尼奥·图季曼的银币纪念徽章和人物纪念册售卖。这位“国父”在1991年的巴尔干战争中，和塞尔维亚的总统米洛舍维奇一样，是狂热的民族主义者。他领导的联合犯罪集团，屠杀了克罗地亚境内许多塞族人。不仅如此，这位年轻时与乌斯塔沙作战的游击队员，把“二战”中死于亚塞诺瓦茨集中营的犹太遇难者的人数最小化。

这位“国父”，从未亲自去过亚塞诺瓦茨，从未像当年的联邦德国总理维利·勃兰特（Willy Brandt）那样，在波兰华沙犹太隔离区起义纪念碑前下跪。面对克罗地亚这段黑暗的法西斯暴行历史，图季曼和他的民族狂热分子追随者们从来没道过歉。而这些民族狂热分子中，有些是当年乌斯塔沙政权的成员，他们之中居然还有一个人在独立后的克罗地亚议会当选为议员。

克罗地亚，还有更多怪事让我无法理解。比如，如今的克罗地亚军队中有某个旅以乌斯塔沙来命名；每年4月10日（乌斯塔沙建立的法西斯政权“克罗地亚独立国”的诞生日）还有民间的纪念活动；国内有以乌斯塔沙政权的文化部部长米莱·布达克（Mile Budak）的名字命名的街道（这位部长签署了反犹太种族的法令）；在克罗地亚第二大城市斯普利特，街上“让犹太人去死”的涂鸦长期存在；文化界出现了讲述安特·帕韦利奇“英雄事迹”的大量历史新书；现在流通的货币“库纳”正是乌斯塔沙时期的货币名称……这些咄咄怪事，难道不会让一个外来者感觉到不安吗？了解这个国家的历史后，把它和当下所见对照，让人疑窦丛生。

七十多年前，“二战”的前夜，韦斯特身处阴冷的萨格勒布，克罗地亚知识分子瓦勒塔告诉她：

在这地方，没什么是轮廓分明的。……没任何东西在这地方有任何的形态。那些我在巴黎或伦敦时看来似乎很明显的运动，到了萨格勒布这地方，就变得让人完完全全看不明白了。[丽贝卡·韦斯特，《黑羊与灰鹰》，104页。]

由此，韦斯特迷失在了这座城市中：

萨格勒布是否是一个没有实在性的城市，一如飘落的雪花般没有根底，从黑暗的虚空中坠落，跌入街灯的光影之中。[丽贝卡·韦斯特，《黑羊与灰鹰》，105页。]

今天我所感受到的萨格勒布，其轮廓之暧昧，与七十多年前韦斯特所感受到的居然是差不多的，可是“二战”都过去那么久了。坦白说，我最想问菲卡的问题，和犹太人想问作家斯拉文卡的问题非常相似：克罗地亚为自己的历史感到内疚吗？你们为什么不道歉？

在我迟疑着吐露了这个听上去咄咄逼人的问题后，菲卡要了杯李子白兰地，喝一大口定定神，然后说：“我来告诉你为什么克罗地亚人不需要为乌斯塔沙的行为道歉。你首先必须了解，我们克罗地亚人也是乌斯塔沙的受害者。“二战”期间，德国入侵南斯拉夫，长驱直入萨格勒布。纳粹看出了当时克罗地亚的心思——想要急切摆脱塞族人说了算的南斯拉夫王国。于是他们就利用了克罗地亚，他们蛊惑我们：‘嘿，你们想独立吗？你们想离开亚历山大国王吗？来吧，我们让你们独立。’于是，安特·帕韦利奇这样的疯子才能得势，才有了所谓‘克罗地亚独立国’。克罗地亚人都很清楚，这不是我们想独立的本意，我们是傀儡。”

这里需要一点背景知识。1929年，亚历山大国王宣布取消宪法和议会，原来的“塞尔维亚人—克罗地亚人—斯洛文尼亚人王国”被命名为“南斯拉夫王国”，从此开启了一个以塞族人利益为中心的独裁主义王国的灾难性时代。克罗地亚人发现，萨格勒布的钱正在源源不断涌向贝尔格莱德，“中央”正在“偷”克罗地亚的钱。

“克罗地亚人是如此绝望，如此急切渴望从南斯拉夫那个是非之地抽身。这时纳粹德国来了：‘来来来，我给你们独立的身份，给你们崭新的名字。’孤注一掷的克罗地亚人相信了魔鬼。后来我们知道，自己上当了，可一切已经无法挽回。但是，就因为这样，全世界就要称克罗地亚是法西斯国家？拜托！乌斯塔沙从来没有领导过克罗地亚，他们只是一群暴徒，他们不是克罗地亚人民，我们为什么要为了这些人而道歉？”菲卡非常激动。

“我再告诉你一个例子，足以说明克罗地亚人是怎么对待纳粹的。‘克罗地亚独立国’成立后，有一次乌斯塔沙要求萨格勒布所有18岁以上的年轻人到体育场集合。年轻人去了，在现场，乌斯塔沙头子在广播里喊：‘所有的犹太人，出列！’大家面面相觑，不一会儿，你猜发生了什么？年轻人们手牵手，集体出列！法西斯头子慌了神，他们总不能把所有的年轻人都杀了吧？最后大家平安无事地解散了。这就是萨格勒布对待乌斯塔沙政权的态度。”

“所以你觉得，克罗地亚人和纳粹势不两立，对吗？那么你又怎么看待杀了那么多犹太人和塞族人的乌斯塔沙集中营？把守的大部分都是克族士兵。”我不依不饶。

“没有错，克罗地亚的确有狂热的民族主义疯子，他们之中真的有人杀了自己的塞族邻居，我感到抱歉。也确实有集中营的存在，但那不是克罗地亚人要建的，一切全是法西斯的授意，完全是纳粹的产物。你不能因为纳粹的邪恶，而把同样也是受害方的克罗地亚归为‘纳粹国家’……不能让受害者也下跪。”菲卡犹豫着说出最后一句，好像也不是那么确信。

但她的回答依然不能让我满意。“当政府在淡化甚至美化乌斯塔沙的历史时，大家是沉默的，你又怎么说呢？”

菲卡陷入了沉思，良久，传来她低沉的声音：“我只能说，这一切都是德国人的错，都是纳粹的错。”

看来，克罗地亚人对于接受自己的过去，可能有心理障碍。根据官方的阐述，对于克罗地亚来说，乌斯塔沙的“独立”性质比它的法西斯性质更重要，好像我们真的可以把这二者分开来评估似的。公共知识分子、政治家叶礼庭曾在20世纪90年代初深入巴尔干地区，当他亲历了那场汹涌失控的巴尔干狂热民族战争后（1991年克罗地亚战争），他无奈地承认：

要让克罗地亚民族主义者否认一个曾是法西斯的民族国家是不可能的。相反，克罗地亚人集体逃避这个问题，要么将乌斯塔沙的暴行视为塞尔维亚的宣传，要么玩弄统计手法减少在这里死去的人的数量，将暴行淡化成一般罪行。[叶礼庭，《血缘与归属》，42页。]

直接说菲卡可能也是一个克罗地亚民族主义者，这是不恰当的，她痛恨暴力，反对任何侮辱和歧视。作为一个克罗地亚人，她在私底下和许多来自贝尔格莱德的塞尔维亚人长期保持着深厚的友谊，她喜欢萨拉热窝的穆斯林女人，也喜欢马其顿的农民。在她的身上，我看见一种巴尔干世界主义的雏形。遗憾的是，在感知历史的时候，她变得麻木而固执，把一切罪责都推到外来者身上。

南斯拉夫分崩离析时，德国第一个跑出来承认克罗地亚独立。克罗地亚人和德国人又成了好朋友，新的政府对战争期间犯下的罪行并不忏悔，相反，席卷欧洲的狂热民族主义恶浪，在图季曼过后的克罗地亚势头不减。在萨格勒布，你会频繁听到人们抱怨政客的愚蠢，抱怨电视媒体不负责任，抱怨政府煽动民众，可是你很少听到有亲历者会说，是的，我们也有罪，我们的恐惧让我们顺从。

“我们必定是欧洲唯一积极复兴法西斯的合作者的国家。”南斯拉夫副总统、东欧第一个共产党的异议者米洛万·吉拉斯（Milovan Đilas）曾这样对叶礼庭说过。他是“二战”后南斯拉夫的重要缔造者，也因为指责铁托独裁而被下狱九年。他指的是克罗地亚的乌斯塔沙，但也包括塞尔维亚同样性质的切特尼克。吉拉斯曾经为之奋斗的所有理想，都不复存在。

在克罗地亚东部城市武科瓦尔（Vukovar），90年代巴尔干战争的大屠杀之地，叶礼庭站在一片废墟上，发现民族主义成了自我免责的道德言辞：一切都由对方负责。“民族主义战争中的每一个人都说着命运、被迫放弃道德的词语。”当我试图用迂回的提问让菲卡讲述克罗地亚在暴行中的责任时，她把一切罪责推给了德国人。当我试图把问题从“二战”时乌斯塔沙的罪行延伸至1991年的巴尔干战争时，她更是表现出了激烈的抗拒。

我同意叶礼庭的判断：关于过去的谎言最终摧毁了南斯拉夫。这个谎言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是铁托领导的游击队反抗德国占领的民族起义。事实上，它是南斯拉夫人之间的内战。战后的南斯拉夫从来没有足够的时间治愈战争的创伤。[叶礼庭，《血缘与归属》，43页。]”而在这个南部斯拉夫人的政治共同体里，关于克罗地亚的部分，罗伯特·卡普兰的判断更直接：“南斯拉夫的战争，推迟了对于克罗地亚在人屠杀中的历史的自我审视。”

谈及1991年至1995年那场惨烈而混乱的战争，克罗地亚人和塞尔维亚人对其性质的看法截然相反。塞尔维亚人认为那是内战，是内部的克罗地亚因为想脱离南斯拉夫联邦而发生的战争。克罗地亚人认为那根本不是什么内战，而是一场十足的侵略战争。菲卡说：“没有一颗炸弹在塞尔维亚本土爆炸，只有以塞族为主体的南斯拉夫军队把炸弹投向了邻国克罗地亚，所以这是一场争夺领土的战争。克罗地亚想要摆脱南斯拉夫的控制，南斯拉夫说，不，你不可以。这就像是一场离婚事故——个美丽的女人嫁给了一个强有力的男人，有一天女人说，我要和你离婚。男人说，不，你不可以。要么你属于我，要么你就死。”

在这样的故事版本里，克罗地亚是无辜的小姑娘。从历史上看，她不断向控制她的“主人”寻求庇护。匈牙利人是主子A，奥地利人是主子B，德国纳粹是主子C，她有一点小聪明，时而联合A去反抗B，时而跟着B去反抗A，结果被联起手的A和B压在五指山下，直到壮大的 C成了新主人，她又迫不及待去找C的帮助，最后发现又被骗了。对此，菲卡尤为气愤：“克罗地亚太小了，每一次我们都被严重地愚弄。我们的悲剧，就是女人没有选对丈夫的悲剧。”

一个似乎永远选不对丈夫的女人，生命中也有过高光时刻，当她爱上一个叫“南斯拉夫”的男人时，她曾两度委身于他。她应该有过骄傲，这是她自己的选择。她不能因为结局的黯然神伤，就否认从前真挚的信念和爱恋的过往。所谓“南斯拉夫”，其实是发端于克罗地亚的梦想。

无论是对菲卡，对赛德，还是对我某天偶遇的“城市一日游”向导亚历山大，我总是频繁提及对马蹄形“绿色溪流”中央那座斯特罗斯梅尔大主教雕塑的喜爱。我滑稽地重复着对雕塑的赞美，像真的熟悉克罗地亚的历史那样，背书似的述说着自己对那个雕塑人物的理解。

这三个克罗地亚人，分别出生在20世纪60年代、70年代和80年代，他们具有迥异的教育背景和人生经历，但对于我表现出喜爱斯特罗斯梅尔大主教的感情，他们都露出过欣慰的笑容。在萨格勒布，在这个各种历史版本里互相冲突的人物的雕塑林立街头的首都，只有斯特罗斯梅尔的雕塑是人见人爱的景观。大主教斯特罗斯梅尔，可能是那个时代里为数不多的真正爱着克罗地亚的人，也被克罗地亚无所保留地深爱。

这又是梅什特罗维奇的作品。这位克罗地亚的天才雕塑家，几乎把克罗地亚所有历史名人都拉入了永恒的序列。在艺术宫不远处，一片茂密的月桂树丛簇拥着这位大主教，他坐在高处，身体微微向一侧倾斜，一手支撑膝盖，另一手摆持陀螺，正欲旋转，宽大的法衣罩住了整个身躯。他身形颀长，梅什特罗维奇赋予他一种光泽圆融的俊美气质。在塑造大主教时，深受米开朗琪罗影响的雕塑家借用塑造摩西的手法，在大主教浓密的头发之间放置了许多小角，这是带来光明天启的某种象征，仿佛斯特罗斯梅尔不属于人间。

伟大的克罗地亚爱国者约瑟普·尤拉伊·斯特罗斯梅尔，萨格勒布大学的建立者，慈善家，语言学家，园艺学家，花了五十六年的时间为克罗地亚的解放而奔走。他一生热爱美酒和良驹，事实上，他本人就像一匹上好的骏马，在暴虐冷酷的政治暗夜中奔跑，黑暗的寒气从来无法侵蚀他，因为他就是韦斯特所说的“光明之子”。

作为一名克罗地亚天主教徒，他毫无偏见地认为，塞尔维亚东正教也同样是合法与平等的，他指责奥匈帝国在波斯尼亚的暴政将导致帝国的坍塌，他坚持克罗地亚人有使用斯拉夫语而不是拉丁语来祷告的权利，他坚持和排犹主义战斗，更坚定地和种族主义战斗，因此，奥匈帝国憎恶他，梵蒂冈痛恨他，他们侮辱他，放逐他，但他依靠着生命内核里不灭的光明火种，高高兴兴地活到了90岁。

一种南斯拉夫的梦想，在斯特罗斯梅尔的内心发芽。奥地利人和匈牙利人总在强调，他和他是多么不同，所以他们必须分开。塞尔维亚人和克罗地亚人是多么不同，必须让他们对立，让他们不能团结，让他们仇恨彼此。斯特罗斯梅尔却认为，必须让塞、克这两个民族联合起来，只有“南斯拉夫主义”才能驱散笼罩在巴尔干的乌云。

然而，斯特罗斯梅尔的理念依然带着理想主义的先天不足。他的“南斯拉夫主义”，本质上可以追溯到19世纪30年代主张恢复克罗地亚语言的“伊利里亚运动”[拿破仑一世时期，法国征服达尔马提亚，他们从罗马帝国当年在此设立伊利里亚省的做法中得到灵感，于1809年至1813年间在此复兴“伊利里亚”术语，希望把克罗地亚人和斯洛文尼亚人的领地塑造成一个单一的行政和文化单位。在19世纪30年代，这一主张在萨格勒布重新出现，成为一种脱离现实政治的克罗地亚的文化战略，旨在动员创造单一书面语“伊利里亚语”，相信一个单一国家最终能够建立于单一书面语言之上。]。1866年，他和另一个天主教神父拉弛基（Rački）在萨格勒布创立南斯拉夫科学和艺术学会，希望通过共同的学术成就和语言上的统一来追求南部斯拉夫人的文化融合。他寻求的是某种奥匈帝国框架内的南斯拉夫独立体，而非完全独立的克罗地亚。他想和塞尔维亚兄弟之间签订某种类似奥匈帝国的二元协议，他希望某种松散的、柔软的团结，不要谁统治谁，谁优于谁。

民族主义观念旋风强劲的19世纪后半期，并没有给包容和温柔留下多少空间。不出意料，斯特罗斯梅尔大主教和他的“南斯拉夫主义”不敌克罗地亚民族主义者、激进的反塞人士安特·斯塔尔切维奇（Ante Starčević）的设想。这是个性格复杂的怪人。他建立了权利党（Hrvatska Stranka Prava，简称HSP）来对抗维也纳，主张一个独立的克罗地亚。他忠贞而博学，却仇视塞尔维亚到了不可思议的地步，他第一次把反塞尔维亚人的印记放在克罗地亚的民族主张上，他激动地创造了贬义的术语“斯拉夫塞尔维亚人”（Slavoserb），这个术语被日后的乌斯塔沙复活，并在1991年克罗地亚战争中再次使用，用来指称一个劣等民族，“一个奴隶群体，最令人讨厌的畜牲”[（美）约翰·R，兰普，《南斯拉夫史》，刘大平译，东方出版中心，2016年3月，73页。]。从此，塞尔维亚人是劣等民族的危险思想，被灾难性地注入了克罗地亚政治血液之中。

斯塔尔切维奇的母亲是塞尔维亚人，他的反塞情绪令人费解，历史学家花了很大力气来揣摩他的动机，却从无定论。这位把拿破仑三世当成英雄的政治家，性格里互相排斥的浪漫因子究竟是怎样运转的，可能文学家会有更好的解释？

差点忘了说，终生为南部斯拉夫人的自由而反抗奥匈帝国暴政的斯特罗斯梅尔，是一个有奥地利血统的人。

今天，萨格勒布的“绿色溪流”中，斯塔尔切维奇广场和斯特罗斯梅尔广场，相隔只有百米距离，而在两个广场延伸线的交汇点，站着斯捷潘·拉迪奇的大肚子塑像。那是另一个支持南斯拉夫梦想的克罗地亚领袖，只不过他支持的是联邦制，对于当时倾向独裁的第一南斯拉夫政府来说，这是不可容忍的。他废话连篇，认为克罗地亚的未来属于农民，经常发表互相矛盾的演讲。他先天就有强烈的情绪感染力，克罗地亚农民真诚地拥戴他。1928年，他被塞尔维亚民族主义者暗杀。从此，第一南斯拉夫开始了漫长的苦难轮回。

为了消化街头寓意深沉的塑像群，我已经花了太多时间。当我把这些微妙的疲惫感觉告诉赛德和菲卡时，他们都劝我要悠着点。“萨格勒布有一个消化不良的胃，但是容量很大。”菲卡说。“当我们谈论巴尔干的真相时，永远是一团糟的局面，永远没有非黑即白的判断，所有的情绪都被搅在一起。”赛德说。

我想他们都是对的。这些克罗地亚历史名人，如果放在同一历史维度里，可能会大打出手，如今却相安无事地分散在萨格勒布的街头。也许克罗地亚消化不了他们，但可以让他们共存。

短暂放晴的午后，斯特罗斯梅尔塑像前的水泥地上，积水倒映出云朵的形状。有一对父子正在玩街头足球。父亲扬起脚，足球被高高地踢向五六岁的孩子。小男孩没有接住，球滚入了塑像旁湿漉漉的丁香花丛。男孩发出快乐的尖叫，跌跌撞撞跑入花丛捡球。再跑出来时，他把足球当作了篮球一胖乎乎的小手用力把球向上一抛，足球奔着大主教斯特罗斯梅尔的怀抱去了。

“你无法想象我有多么想念故乡科索沃，虽然还是个婴儿时我就离开了那里，而且（南斯拉夫）解体后再也没去过。”夜已深，我和菲卡还待在酒吧。在酒精作用下，她却变得抑郁，脸上的皱纹挤成一团，像是一只疲惫的母猫。

那一夜，我和菲卡有一场漫长的谈话。她把自己的人生像剥洋葱一样层层展开，在受伤感和戒备心包裹的“克罗地亚人”身份的自我强化背后，我隐约触摸到了其他东西，一些我会更亲近的东西。

在酒吧犹如战区的电子乐声中，我们用尽全力，互相吼叫，用十分朋克的方式交流对这块土地的感知。我们的谈话数次被菲卡频繁的手机来电打扰。她接了很多电话，她似乎有许多来自不同国家的朋友，她分别用克罗地亚语、意大利语、德语、英语和斯洛文尼亚语接电话。

我对她拥有如此出色的多国语言交流能力感到吃惊，在电子乐切换的安静间隙，她突然压低声音，口气变得神秘：“你肯定不知道我还会说一种‘混合语’！在我故乡的小村庄，那里的人混合了塞尔维亚语、土耳其语、马其顿方言的克罗地亚语，这些语言元素融合混搭，变成了一种世界上独一无二的语言，人们一开口，就像喜鹊在唱歌。”

菲卡出生在科索沃利普连（Lipljan）下辖的一个村镇亚涅沃（Janjevo），当地人就用“Janjevci”来指代这个小小的族群。据史书记载，Janjevci族群是来自达尔马提亚南岸的古老的拉古萨共和国[拉古萨共和国（1358一1808），以拉古萨（Ragusa）为中心所存在的国家。在15至16世纪时受奥斯曼帝国的保护，国力达到高峰，是当时亚得里亚海唯一能与威尼斯匹敌的城邦。1808年，因拿破仑的入侵而灭亡。拉古萨是拉丁语名字，它对应的克罗地亚语名字是杜布罗夫尼克。]（杜布罗夫尼克）的迁徙商人。14世纪初，中世纪塞尔维亚王国在属地科索沃发现了金矿和银矿，欣喜若狂，却茫然无措。

塞尔维亚一直是一个农民的国家，忠诚的子民除了打仗和种地，对其他营生都非常陌生，不知道怎么处理这笔巨大的财富。有智者想出一个办法：向当时独立而又精明的拉古萨共和国发出邀请，派遣优秀的商人和工匠去科索沃定居，帮助他们打造金币和银币，以此作为商业流通的货币——中世纪，当巴尔干诸国都还是农民的国度时，他们就都知道，拉古萨人是“现代世界的人”，富有商业头脑和手艺精神。

菲卡的祖辈，从拉古萨被派到了科索沃定居，他们向来清楚自己是克族人，他们建造了自己的天主教堂，不用西里尔字母，而是用拉丁文来书写，他们拒绝被科索沃的塞尔维亚族和后来大址涌入的阿尔巴尼亚穆斯林同化。当奥匈帝国代替奥斯曼帝国统治这块土地时，亚涅沃的小学会收到奥匈帝国文化教育部派发的识字课本和历史读物，亚涅沃和克罗地亚本土一直保持着紧密的联系。这个社群有八千多人，数字长期稳定。菲卡的父母是青梅竹马，生活在同一条街道上。在菲卡11个月大的时候，全家从科索沃重返克罗地亚，定居在克罗地亚的内陆城市利卡（Lika）。

如今，菲卡父亲的家族依然住在科索沃。南斯拉夫解体前，菲卡每隔两年就回一次亚涅沃，去姑姑家过暑假。1991年战争爆发后，她再也没回过家。“我想回去，可是回去又能看见什么？被遗弃的房屋，空空荡荡的废弃农田，被炸得焦黑的教堂，一个不到二百五十人的村落……我已经什么都没有了。”

20世纪70年代，菲卡还是个梳着一头金色小辫的斯拉夫小姑娘，她记得姑姑家的花园连着一大片绿地小土丘，钩花的帕格（Pag）刺绣桌布铺在户外超大的木桌上，食物似乎从来都不会匮乏。桌子上摆着自家酿的草药白兰地，圆形的粗制面包，冷羊肉，羊奶酪，柠檬汁，还有一个永远冒着香气的咖啡壶。表哥坐在桌子上弹冬不拉琴，家人在草地上跳科罗舞。“那就是我们克罗地亚人梦想的一切，友好的大自然，永不匮乏的美酒和美食，音乐和舞蹈，团聚和笑声，这也是我的巴尔干同胞们心底里的梦。”菲卡说。

我努力把菲卡从遥远的回忆拉回现实。我想问她，那么你是否怀念逝去的社会主义南斯拉夫呢？它真的那么糟糕吗？它难道不是你们的又一个梦想吗？我知道，对于那个消失的乌托邦，这里的人民有太多说不清的情感。那个乌托邦后来被证明是一场不可持续的梦想实验，是一个注定要分崩离析的无界之国，但它确实真实存在了四十五年。

“二战”后最初十年，对于南斯拉夫人来说，是充满恐惧的十年。铁托必须要为布莱堡屠杀（1945年乌斯塔沙部队的三万投降士兵被南斯拉夫游击队歼灭）和制造格利奥托克岛监狱[格利奥托克岛（Goliotok），又名裸岛，这座位于亚得里亚海上的小岛是一座监狱，1948年铁托与斯大林关系破裂后，一万五千名和共产党与工人党情报局有关联的人被送到岛上服刑。]负责，要为判决了那么多政治犯、为他践踏人权的行为负责。铁托政府在意识形态上控制得很厉害，审查制度严格，但他真的让人民过上了一种从未有过的富足舒适的生活（虽然这是靠向西方借钱、给国家留下巨额外债来实现的）。

在社会主义南斯拉夫的四十五年里，巴尔干的文化生活可以说是繁荣的，工业化、城市化和市民阶级的形成速度惊人，和苏联决裂后，铁托带领南斯拉夫摸索出一条独立自主的社会主义道路。工人自我管理，靠拢西方，发展文化和旅游产业。在冷战舞台上，铁托依靠精明的外交手腕，在西方强国和苏联集团之间成功地保持平衡，让南斯拉夫人民过上了一种和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等国的东欧人民截然不同的生活。

我曾问过经历了社会主义南斯拉夫的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波斯尼亚和塞尔维亚的朋友，他们如何定义那四十五年？由于个体经历的差异，我不会得到一致的答案，可有一点总是相似的：当他们谈起社会主义南斯拉夫，他们不会说，那是个自由的时代，但他们会说，那是个开放的时代。

“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是社会主义南斯拉夫的黄金时代，一切都在好转，南斯拉夫突然一夜之间变成了一个开放的国家，你可以在报纸上读到任何信息。在冷战的世界，南斯拉夫的护照可能是唯一从莫斯科到华盛顿都畅通无阻的护照。”菲卡进入了她的时光隧道，脸部肌肉放松了下来。

1968年，可口可乐进入南斯拉夫，这在东欧是超前的大事。贝尔格莱德、萨拉热窝和萨格勒布已经成为各自加盟共和国的现代文化中心，六个联邦之间紧密合作，在电影产业刮起了南斯拉夫“黑浪潮”这样的文化旋风。

而铁托，作为一个热爱美酒美食和旅游的领袖，和西方国家打得火热，电视上经常出现铁托和诸多西方名流（比如丘吉尔）共进晚餐的新闻。

南斯拉夫解体后，巴尔干出现了众多关于铁托的书，其中最流行的一本，叫作《铁托的食谱》，书中饶有趣味地记录了铁托和国际名流的“饭桌故事”，他的贵宾包括英国女王、肯尼迪家族成员，索菲亚·罗兰和伊丽莎白·泰勒等好莱坞女明星，甚至还有伊拉克前总统萨达姆·侯赛因。

但是这位热爱世俗生活的强人，依然为巴尔干各个民族间的对立感到头疼，他压制一切争端，试图让政府上层各民族代表大体均衡。作为一个共产主义者，他认为民族争端偏离了南斯拉夫的共同利益，他无法接受。

当我问菲卡，如何看待铁托的民族平衡政策时，她表现出了令人讶异的理解力：“我会说，铁托是一个充满智慧的独裁者，他的政府想让南斯拉夫以一种相对轻松的方式发展，他不想激化我们这些纠缠不清的民族之间的仇恨。铁托一定知道，社会发展就像物理反应，当对某一物体施加过多压力时，它早晚会爆炸，所以他说，不，不要压力。”

1980年5月，铁托逝世，留下一个动荡的南斯拉夫，后来发生的一切，表明了南斯拉夫对这位能力超凡的领袖是多么依赖，而这种依赖又是多么致命。没有铁托的南斯拉夫，变成一个巨大的政治真空地带，共产党人开始分裂，狂热的民族主义政客乘虚而入，在那一刻，南斯拉夫的理想已然坍塌。

无论是菲卡还是赛德，以及我在巴尔干遇见的其他人，当我问“怀念南斯拉夫时，你们在怀念什么”这个问题时，他们还会给出另外一个相似的答案：他们在怀念某部分的自己。

赛德告诉我，巴尔干有一种“社会主义乡愁”，“大部分是老人，可能是退休工人、老兵、农民、老游击队员，一切从旧日美好时光中获益但无法适应新变化的人。这是人的天性，忆旧是因为‘旧才是美’，那个时候他们更年轻，生命中有更多美好的事情发生”。

叶礼庭在《血缘与归属》一书中说：“许多人痛心地哀悼南斯拉夫的消逝，恰恰是因为这个国家曾经给予他们空间，令他们可以以非民族主义的方式界定自己。”这个说法菲卡非常认同，她说：“在社会主义南斯拉夫时期，如果别人问我的身份，我会说，首先，我是一个来自亚涅沃的克族人，其次，我是一个克罗地亚人，然后，我是南斯拉夫人，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我是一个普通人，人类的一分子。我没有单一的身份。如果我怀念南斯拉夫，是因为那时候我首先是个人。在南斯拉夫，个人身份大于民族身份。”

这真是一个漂亮的答案。巴尔干人可能都有过关于身份困惑的认知危机。在斯拉文卡·德拉库里奇的文章《被民族性征服》（Overcome by Nationhood）中，她悲哀地陈述自己在1991年克罗地亚战争后个体身份被剥夺的痛苦。从前，南斯拉夫人以教育、职业、性别、个性、家庭角色来界定自我，南斯拉夫消失后，“我”只能作为一个克罗地亚人而存在。狂热的民族主义取消了个人。

在另一篇文章《来自三个边界的人民》（People from the Three Borders）中，斯拉文卡描绘了一幅全新的图景。伊斯特拉半岛，这个位于克罗地亚最西、斯洛文尼亚最南、意大利最东北的部分，正处在这三个国家的边界上，曾经它也处于奥匈帝国和后来的南斯拉夫的边界上。这个半岛20世纪90年代生活着三十万“边界之民”，1991年克罗地亚宣布独立时，三十万人发现自己被迫要做一道选择题：证明他们的国籍归属，正如那些在动荡时期生活在任何国家的边界线上的人被迫要做的那样。

伊斯特拉半岛有超过十种斯拉夫方言和四种意大利语方言，人们可以在这些语言之间轻松转换，他们用一种更深刻的方式进入彼此的生活，不会因为对方和自己不同而给对方找麻烦，相反，他们热爱这种差异。

1990年底，克罗地亚开始对是否要建立一个独立的国家进行公投，有20%的人声称自己是伊斯特拉人，而非克罗地亚人。可是，伊斯特拉人在政治上是一个不存在的范畴，于是这20%的人只能被归于“其他”之下。

西方媒体感到困惑。对于那些记者来说，一个人同时是克罗地亚人、意大利人和斯洛文尼亚人，这是不可能的。在这些人的理解里，国籍代表身份，属于政治范畴，是一道单选题。然而，伊斯特拉的村民有他们自己的身份定义，国籍只是其中一方面，国籍和身份并不必然重合。按照斯拉文卡的阐述，伊斯特拉人，和狭隘的国籍概念相反，是身份的某种扩展概念，住在边界上的人比任何人都理解，每个人都是混血儿。

斯拉文卡提出一种文学上的“伊斯特拉主义”，一种对“身份”更为宽广深邃的理解，也是对于长期居住于边界之地的人类经验的反映。伊斯特拉模式表明，容忍是可能的，也是有效的。伊斯特拉主义，让狂热的种族主义消弭于无形。生活在边界上的人，用自己的生命经验证明，个体身份大于国籍。

我想，适用于边界领地的伊斯特拉主义，也可以扩展到一个混合领地的范围，比如萨拉热窝。狂热的民族主义令巴尔干的人民陷入了“纯粹”种族身份的幻觉，但是，萨拉热窝和伊斯特拉的例子都证明：这种幻觉是多么可笑，而单一身份既是不可能的，也是乏味的。

遗憾的是，克罗地亚的现状，并不是朝着“伊斯特拉主义”发展的。站在萨格勒布街头，我意识到，克罗地亚也许有另外一种“理想”，这种理想也可能是如今东南欧诸旧共同期盼的，只是克罗地亚是那个愿望更强烈的人：他孤注一掷地想攥住一根叫作“欧洲”的救命稻草。

离开萨格勒布前，我又沿着“绿色溪流”的“马蹄”边缘绕了个大圈，“马蹄”成为我记住这座城市的最佳形态。最后，我找了国家大剧院门口的一个露天咖啡馆歇脚。这个露天咖啡馆叫“海明威吧”。萨格勒布咖啡馆星罗棋布，和巴黎、维也纳比起来，这里的人民花在咖啡馆的时间要多得多。失业率高居不下的克罗地亚（以及塞尔维亚和波黑），人们有大把花不掉的光阴，他们可以每天都在街角咖啡馆，花一个下午，用一杯浓缩咖啡的时间抱怨生活。

“海明威吧”和其他街头咖啡馆相比，没什么特别的，唯一吸引我的只是它的名字。海明威，那个用猎枪打爆自己脑袋的作家，在巴黎写下《流动的盛宴》的美国人，名字用于萨格勒布的某家咖啡馆，以此表达店主一种奇怪的西方憧憬。

点完咖啡，我问店主，是不是因为喜欢海明威，才给咖啡馆起这个名字？店主漫不经心地擦拭着已经锃亮的杯子，用含糊不清的英语说：“我没看过海明威的书……但我知道他是美国作家，在巴黎很出名……我喜欢巴黎，也想去美国，‘海明威吧’，就是我的‘美国梦’和‘巴黎梦’的统一。”

“海明威吧”是某种对“现代西方”想象的产物——柔和的提拉米苏色墙面，黑白分明的窗棱线条，过度的整洁有序，体现一种理性的界限感，完全没有巴尔干传统乡村式咖啡馆凌乱昏暗却放松的氛围。坐在这里，还是有一种在“公共场所”的紧绷感，我知道如果去萨拉热窝或者斯科普里的街角咖啡馆，情况可能会不同。更“东方”的巴尔干咖啡馆，本来就是农民的聚会点，他们趿拉着露脚趾的软皮鞋，松松垮垮地跑到咖啡馆里，旁若无人地高谈阔论，就像在家里。

在萨格勒布，你可以过一种和在巴黎或维也纳相似的西欧人的生活，你可以像一个维也纳人一样吃喝、打盹、打扮和娱乐，那些叫作“伊莎贝拉”“海明威”“香榭丽舍”“巴黎玫瑰”的酒吧、餐馆和甜品店，会给你一种身在“西方”的错觉。给萨格勒布街头商店取个欧化的名字，是克罗地亚人或者更大范围的东欧人满足“欧洲”归属渴望的最短路径。

我这么描述，可能会有许多萨格勒布年轻人跳出来反对我：“维也纳有什么不好？巴黎有什么不好？”我记得几天前那位城市一日游向导、年轻的萨格勒布人亚历山大，曾在带我去上城区的罗特尔许查克塔（Lotrščak Tower）观摩加农炮开炮仪式后，沉溺在某种自言自语的低喃中：“上帝保佑土耳其人没有来，上帝保佑萨格勒布从没有离开过欧洲……”

罗特尔许查克塔，建于13世纪中叶，是用来保护萨格勒布南城门的防御工事。15世纪中叶，土耳其人对这座城市垂涎三尺，蠢蠢欲动。某天正午，萨格勒布突然用加农炮攻击驻扎在萨瓦河边的土耳其人，炮弹落下时正好击中一只公鸡，把它炸成了碎片。土耳其人认为这是某种不祥的预兆，他们灰心丧气，决定不再攻打这座城市了。为了纪念这个戏剧性事件，此后的一百多年里，每天正午十二点，塔上的加农炮都要象征性地开炮。

当然，这可能只是一种萨格勒布的记忆神话，因为另一种更真实也更无趣的说法是，开炮是为了让教堂里的人校对时钟。萨格勒布人显然更乐意接受前一种说法，因为这坚定了他们的某种命运感克罗地亚命中注定不属于土耳其式的东方，和东边的波斯尼亚、塞尔维亚的斯拉夫人不同，冥冥之中，上帝判决他们归属维也纳式的西方。

在巴尔干，最重要的核心问题一直是塞尔维亚—克罗地亚的关系，这是一切矛盾的根源，悲剧的火芯，火药桶的引线。我在塞尔维亚的朋友谈起克罗地亚人，会在瞬间变成一只受伤的小狗，有人愤怒咆哮，有人捶胸痛哭：“克罗地亚人……他们总觉得比我们高贵，比我们优越，总觉得自己属于欧洲，而我们活该被放逐给土耳其人！其实他们和我们是一样的，我们是斯拉夫兄弟，我们都属于巴尔干……”

然而，是不是斯拉夫人，是否说共同的语言，有共同的族群记忆，是不是属于巴尔干，克罗地亚人觉得这并不是什么重要的事。克罗地亚人属于信奉天主教的西方世界，塞尔维亚归属于信奉东正教的拜占庭传统，对于克罗地亚人来说，这才是更重要的边界。

千年来，克罗地亚如同一位头戴桶盔的骑士，骁勇善战，捍卫有限的自由。然而，因为性格里缺乏某种关键的一致性，他们无法像塞尔维亚兄弟那样，拥有建立独立王国的气质，他们自己不是王。那种气质是致命的，是韦斯特用“黑羊”的形象来浓缩的气质——它溶入塞尔维亚人的血液里，是一种以死求生的自我催眠，一种热爱军旅生活、天生与灾难为伍的自我献祭精神。

被古典文学家伊迪丝·汉密尔顿（Edith Hamilton）称为“第一个把握住生活中令人迷惑的“世界内心深处的矛盾”的古希腊悲剧作家埃斯库罗斯，作品中弥漫着神秘主义的启示：世界有一种力量，把人类和苦难紧紧捆绑，苦难的神秘之处是——生活的意义正在于生活充满了艰难险阻，面对灾难，人不应该有任何退却和被动接受，而应该以伟大的精神和伟大的方式来承受。

在这个意义上，塞尔维亚人是埃斯库罗斯的信徒。从尼曼雅王朝开始，苦难和荣耀就伴随他们，直到拥有科索沃的悲情神话，塞尔维亚人的生活被永远定格在中世纪拜占庭风格的壁画上，那些瘦削而颇具威胁性的男人，那些眼神平静而绝望的女人，他们共同组成了凝固的塞尔维亚民族群像。从此，悲剧感代代相传，塞尔维亚人也许从未从中世纪走出来。

克罗地亚没有这样的悲剧感，他们被维也纳的理性文明的光辉感染，想进入现代世界。悲剧让世界疯狂无序，但世界需要富足、宁静、发展，需要平庸。平庸是安全、和平、驯服，世界不需要悲剧。某种戏剧意义上的“世界内心深处的矛盾”，在塞尔维亚和克罗地亚这两个“亲密敌人”身上，显现了它最本质的影响。叶礼庭曾试图用弗洛伊德的“最小差异的自恋”理论来解释塞—克民族敌对的心理动机，然而，在度过数个萨格勒布的日夜后，我越来越怀疑这个说法——某些场景里，环境影响可能更致命，作为巴尔干问题核心的塞—克矛盾证明：我们的归宿，也许比我们的来源更重要。

韦斯特以一个女性的直觉，判断塞—克矛盾“简单得让人流泪”，它不过源于一个国家内部（南斯拉夫）包含了两种斯拉夫人：一种斯拉夫人继承了拜占庭传统，随后的科索沃战败和五百年奴役，让悲情的血液世世代代流淌；另一种斯拉夫人则被融进西方的资本主义体系，精神被罗马天主教控制，审美被文艺复兴冲击。他们只是感到不安，“这两群人的差异就像豹子和猞猁”，于是，塞尔维亚人总有一种遗世独立的气质，而克罗地亚人，他们一定要找归属，欧洲就是他们的归宿。

“欧洲”真的是克罗地亚人的归宿吗？我曾问出生于1983年的亚历山大，如何看待萨格勒布满城的奥匈帝国痕迹，亚历山大说：“奥地利人给我们留下了一笔很好的遗产。先进的铁路和公路，唯美的建筑，良好的公共设施，还有一流的大学……我们应该感谢奥匈帝国。”

克罗地亚独立时，亚历山大8岁，对社会主义南斯拉夫的记忆微弱得不值一提。他是“后冷战”时代的孩子，对待历史，只能有一种从书本上认知，而非亲身经历的脱节的理解方式，他生活在一种摆脱了苦涩政治空气的虚假甜蜜中，十分庆幸从他这一代人开始，克罗地亚人可以自由地呼吸西方的空气。他代替他的先辈，轻松地原谅了奥地利人和匈牙利人对克罗地亚犯下的罪行。年轻人认为，活在当下才是最重要的。而我们无法指责他们。

几天前，我把亚历山大的看法转述给菲卡，这个女人愤怒得像一头母狮，她用拳头频繁地敲打着桌子的边角：“这些克罗地亚年轻人！你在逗我吗？一笔很好的遗产？拜托！奥匈帝国为什么修建这些公共设施？是他们需要！他们需要发展萨格勒布的经济和贸易，用来供养维也纳的奢华。而且，是谁在修建？是克罗地亚人！不是维也纳派来的人！我们的女人给维也纳宫廷的公主和夫人缝制华丽的刺绣衣裙，我们的男人给维也纳当贩夫走卒。看看他们给我们带来什么？贫穷，被剥夺的自治，奴役，被当成军事边界线的棋子，被派到战争前线，变成炮灰。”

菲卡长久活在历史中，暧昧的历史撕裂着她。她只是千万个单纯地热爱自己祖国的人中的一员。她见不得自己的国家被奴役，被误解，被伤害，被欺骗，所以她既不能容忍关于乌斯塔沙的“谎言”，也不能容忍奥匈帝国的残忍，与现实更为相关的是，她还不能容忍“欧洲”的“骗局”。

2013年7月1日，布鲁塞尔欧盟总部大楼外，悬挂了一幅巨型的欢迎标语，上面用四种语言写道：欢迎克罗地亚！海报上克罗地亚的红白方格盾牌国旗，象征性地融入了欧盟的蓝天金星旗的一角。

经过十二年的努力，克罗地亚加入欧盟大家庭，成为第28个成员国。加入欧盟的前夜，萨格勒布的耶拉契奇广场人山人海，政府机构、商业场所都挂上了蓝天金星旗。人们在广场举行露天音乐会，化装游行，燃放烟花，提前庆祝即将到来的时刻——克罗地亚从“官方意义上”正式属于欧洲的时刻。与此同时，反对加入欧盟的克罗地亚民众也在广场上举行了游行示威。

根据民调显示，克罗地亚有40%的人反对加入欧盟。这令人玩味：克罗地亚的梦想不是已经成真了吗？他们在反对什么？无论从政治还是经济上，加入欧盟都是克罗地亚的“胜利”——它是第一个加入欧盟的西巴尔干国家，对致力于全面欧洲化的其他西巴尔干国家来说，是一个楷模。经济上，克罗地亚每贡献1欧元，欧盟将带来3欧元的回报，这将大大改善疲软的克罗地亚经济状况。

菲卡也是这40%中的一员，她说欧盟只是西方给克罗地亚的“又一个崭新的骗局”。我勉强能理解她的意思：克罗地亚加入欧盟时，正逢欧洲面临严峻的经济危机，欧盟内部需求对克罗地亚的经济拉动作用实在有限，无法从根本上改善克罗地亚失业率和债务高居不下的严酷现实。政治上，欧盟内部更是困难重重，移民、难民、恐怖主义、福利危机无不深刻困扰着这个脆弱的联盟。它如何“拯救”处于“欧洲边界线”上的克罗地亚？

“这不是‘怎么拯救’，而是‘会不会拯救’”，菲卡纠正过我。在“克罗地亚和欧洲的关系”这个问题上，她是一个顽固的悲观主义者。“欧盟内部成员国差异很大，太平盛世的时候，你好我好大家好，困难时期就心生嫌隙，甚至分裂。而且我告诉你，对于欧盟来说，克罗地亚不过是个可怜兮兮的穷鬼。‘欧洲’是那么傲慢，它把守着所谓‘文明的大门’，挑选那些达标的‘幸运儿’入场，它才不想真的去强调什么‘归属感’。归属感这玩意儿，完全是我们东欧人的发明。”

斯拉文卡曾在随笔集《欧洲咖啡馆》中指出，“欧洲”对于经历过冷战的东欧来说，是一种遥远而美好的想象：“是一种昂贵、优良的东西：精美的衣服和食物，优雅的人民，一场关于色彩、多样性、美丽、富足的盛宴，是应许之地。”而何谓“欧洲”？是“东欧”发明了“欧洲”的概念，“是我们这些生活在其边缘的人民的创造物。因为只有你身处边缘，才需要幻想出一个‘欧洲’，把你从复杂、恐惧和危险的境地中拯救出来。因为我们这些巴尔干的人民，最大的恐惧就是彼此分离”。

但是我们已经见识了欧洲的无能。发生在波斯尼亚的悲剧，长达四年的萨拉热窝围困，已经让巴尔干被迫承认了欧洲的软弱。波斯尼亚人花了很多年才意识到，所谓欧洲，只是一堆不同利益的国家集合体而已。

叶礼庭和罗伯特·卡普兰这两个来自北美的地缘政治专家，都希望欧洲在巴尔干问题上体现责任——可是，如果没有美国的最终出面，波斯尼亚战争的悲剧很可能延续。面对这样的尴尬，斯拉文卡尖锐地提出批评：“如果和平应该降临到巴尔干，那么首先就应该由欧洲来赋予这样的和平，而不是美国。因为欧洲更了解巴尔干。”

理想主义者叶礼庭认为，在后帝国时代的西方，欧洲的内疚感在影响着他们对巴尔干问题的判断：“我们是如此关注于避免充当帝国警察的角色，在20世纪80年代末的繁荣中我们是如此自私，听任每一个当地的后共产主义煽动家利用自决和民族权利的言辞实现自己的目的。”[叶礼庭，《血缘与归属》，67页。]

然而，睿智的历史学家托尼·朱特（Tony Judt）对于“欧洲责任”的认知更准确，也因而显得无情：

如果我们将欧盟视作一个包罗万象的解决方案，像高呼咒语一样高呼“欧洲”二字，在顽固的“民族主义”异教徒面前挥舞写着“欧洲”二字的旗帜，有一天我们会发现这样做不但不能解决欧洲的问题，“欧洲”这个神话反而会阻碍我们认清这些问题。我们会发现它变成了用来掩饰不同地方难题的一种政治正确的说法，好像只要提及统一的欧洲的承诺，便可以不用去解决目前的问题与危机……“欧洲”更多是地理上的概念，无法提供解决方案。[（美）托尼·朱特，《事实改变之后》，陶小路译，三辉图书·中信出版社，2018年1月，49页。]

今天，克罗地亚人菲卡对欧洲全无信任感，她和克罗地亚年轻一代的代沟恐怕会越来越深，这也是历史留给当下的断层遗产造成的悲剧。“看着吧，年轻人慢慢会明白，欧盟又把我们骗了。”菲卡的语气像个占卜的女巫。

我突然醒悟，今天的克罗地亚和欧盟的关系，与从前克罗地亚和南斯拉夫的关系，具有某种相似性。在南斯拉夫王国（第一南斯拉夫）时代，萨格勒布发现自己的钱被贝尔格莱德截流了，这些钱本该用来修建马其顿的学校，却被塞尔维亚的官员用于修建私人住房。关于事情的真相，在《黑羊与灰鹰》中，来自南斯拉夫政府的塞族官员康斯坦丁和克罗地亚知识分子瓦勒塔，有过一番令人窒息的唇枪舌剑，结局绝对是一个死结。

在社会主义南斯拉夫（第二南斯拉夫，1945年至1992年）时代，贝尔格莱德的集权情况越来越严重，它把斯洛文尼亚和克罗地亚这些比较富裕的国家的钱拿去分给科索沃省以及波黑的贫穷地带，这一现象在克罗地亚尤为突出，萨格勒布抱怨自己的钱居然都用于给一穷二白的波黑和马其顿付账了。这一抱怨最终升级成1971年的“克罗地亚之春”运动，铁托对克罗地亚的分离势头予以了强力镇压，这一切都为后来的战争和分裂埋下了伏笔。

赛德曾对我说，需要理性看待这种“经济失衡”：“从经济学上考虑，发达国家总是需要向贫穷地区出口物品，再用低廉价格从穷国进口物品。一旦这个体系平衡被打破，就会变成残疾。南斯拉夫解体时，斯洛文尼亚和克罗地亚在经济上变成了‘残疾’，因为我们失去了巨大的市场——塞尔维亚、马其顿和波黑。但我们的货品又没有足够精良到可以出口西欧，而斯洛文尼亚和克罗地亚本国的市场又极其有限。在这种情况下，许多生产出口商品的工厂都倒闭了，大量的人失去了工作。”

事情朝着讽刺的方向发展。赛德说过：“克罗地亚一直把自己当作南斯拉夫大家庭中更现代更文明的成员，为自己的钱总用来接济穷亲戚而跳脚。他们难道没有发现，这和欧盟的情况是那么类似-欧盟的西欧成员国不是总在抱怨自己的钱都拿给东欧用了吗？”加入欧盟之后，克罗地亚人发现自己的“家庭地位”发生了180度转变，他们也尝到了被嫌弃的滋味。

这是克罗地亚人又一个心结吗？那么它该怎样解决？我从隆隆的酒吧里走出来时，午夜的耶拉契奇广场，被夜雨浸湿的石板路如同湖面，云朵在天上静止了，落下点点银丝，暗蓝色的夜幕空寂高远。我和菲卡在酒吧门口拥抱告别，她温暖的嘴唇贴上我的额头。恍惚间，她变成了她的斯拉夫祖母，站在自家菜地门口，亲吻即将远行的孩子。

2016年12月，克罗地亚女总统科琳达前往杜布罗夫尼克访问，正值杜布罗夫尼克抵抗纪念日——1991年12月6日，以塞族为主体的南斯拉夫人民军炮轰这座城市，十九名居民死亡。在看望当地孩子时，女总统把巧克力当作礼物送给他们。看似正常的亲民礼仪，却引发轩然人波。·个家长在社交媒体上宣称，总统给的巧克力是塞尔维亚生产的，这是无法原谅的错误。总统进行了郑重的道歉：“我个人极度支持‘让我们买克罗地亚产品’的运动，（发生这种事）让我（对这家克罗地亚食品公司）非常失望……克罗地亚总统必须推广克罗地亚产品，这种事（发错巧克力）不会再发生。”

塞尔维亚对克罗地亚总统的反应感到震惊，许多塞族商人非常困惑，他们自己经常会赠送克罗地亚的商品给朋友。塞尔维亚贸易与旅游部部长利亚伊奇说：“克罗地亚总统的声明是非民主的，非欧洲的。”他质问对方：“如果一块塞尔维亚生产的巧克力在克罗地亚不受欢迎，如果单单一块巧克力就可以引发种族不宽容的怒火，那么塞—克两个民族之间的关系正常化究竟怎样才能开始？”

2019年1月，塞尔维亚“国民商标”、网球巨星“小德”（德约科维奇）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赞美了在2018年俄罗斯世界杯大放异彩的克罗地亚足球巨星卢卡·莫德里奇（Luka Modrić）：“我要给卢卡最高的评价。我尊重每一个人，尤其是那些像他一样为克罗地亚足球做出巨大牺牲的人。”此前，莫德里奇率先在媒体上表达了自己对小德的欣赏。

“我知道政治局势是什么，我知道战争创伤对许多人来说依然是新的，我只想为所有人祈祷，战争没有给任何人带来好处……我们是运动员，在竞技中互相尊重，我们认为体育精神高于一切。对于受到战争直接伤害的人，我想他们无法忘记伤心的事，但生活一定要继续。克罗地亚是我们的第一邻居——而且，克罗地亚、塞尔维亚、波斯尼亚和马其顿，我认为它们都是我的国家。”小德对媒体说，他希望成为一个为塞—克修复友谊而呐喊的人。政治越做越糟糕的事，一种体育的世界主义理想重新来过。

我又想起告别前，菲卡带着醉意反复述说的回忆：“20世纪70年代的科索沃，土耳其人打扮的斯拉夫农民去天主教堂参加弥撒。想象一下，星期天，科索沃宁静的乡村，牛羊都在田里，阳光温暖，野花芬芳，身穿斯拉夫式亚麻布衣、佩戴穆斯林头巾的女人，和头戴毡帽、身穿羊皮小坎肩的男人一起，涌向当地的小教堂，低头祈祷。我愿意付出任何代价，再一次置身于那个画面中——这是真正的自由。”

凌晨两点，萨格勒布细雨骤停，云团慢慢洇开，月亮露出皎洁的边缘，在耶拉契奇总督的雕像上洒了一层糖霜似的光辉，总督刚毅的侧脸被柔化成甜蜜的线条。也许我们都在等待那个画面。

萨格勒布大教堂是克罗地亚最高的建筑物——两个108米高的尖顶，无论走到萨格勒布的哪里，都像在绕着这两个尖顶走路。经历过1880年的大地震后，教堂再未恢复雄丽样貌，当地人告诉我，尖塔似乎永远都在维修，从没有人见过两个尖塔同时完整的模样。

萨格勒布著名女记者玛丽亚·尤里奇·扎戈尔卡的立身塑像。她站在“血街”上，盘髻，长裙及地，裙摆如花瓣绽放。但她是一个刚强激烈的女人，敢于和父权制公开叫板，是东南欧第一位女记者。

萨格勒布的耶拉契奇总督广场，各种新古典主义和巴洛克建筑拥挤地挨在一起，风格失去协调，但也居然共存了那么久，就像克罗地亚自我分裂的性格。

“生命之井”，欧洲伟大的雕塑艺术家、克罗地亚人伊万·梅什特罗维奇的杰作。它是“长”在地上的青铜雕塑，诉说着斯拉夫人内心关于生命的秘密——生命无所谓起点，更没有终点。